（1958—1976）

    初念

    走出大学校门，我跨上的第一个工作岗位，是在盘山县第一中学初中班担任语文教师。

    我讲授的第一课是老舍先生的《我热爱新北京》。中学教导主任是我的老校友，事先郑重其事地嘱咐说：上好第一课至关重要，要投入足够的精力做好准备。我说我有些紧张。他说：没关系，放开讲，以你的文学水平，肯定能够叫座。直到上课前，他还叮嘱我：稳住架，不要慌；切记按时结束，绝对不要“压堂”。说着，从腕上摘下了手表，放到我的粉笔盒里。

    走进教室，我扫视了一下全场，几十名学生坐得整整齐齐，静穆无声，最后一排坐着语文教研室的几位同事。简单地作了自我介绍，我便很快地进入正文。除了按照教案认真讲解课文之外，我还对作者的生平、北京的历史作了重点阐释。尽管其时我还没有到过首都北京，对老舍先生更是素昧平生，但我讲得还是绘声绘色，自认生动感人。

    特别是讲到龙须沟，因为我事先看了老舍先生的剧本，发挥得更是淋漓尽致。我还把剧中人程疯子的快板大段大段地背了出来：

    给诸位，道大喜，人民政府了不起。

    了不起，修臭沟，上手儿先给咱们穷人修。

    请诸位，想周全，东单、西四、鼓楼前，

    还有那，先农坛，五坛、八庙、颐和园。

    要讲修，都得修，为什么先管龙须沟？

    都只为，这儿脏，这儿臭，

    人民政府看着心里真难受。

    ……

    我说，老舍先生生在北京，长在北京，写了一辈子北京，他对北京的感情极为深挚。他在1936年写过一篇《想北平》的散文，说：“真愿成为诗人，把一切好听好看的字都浸在自己的心血里，像杜鹃似的啼出北平的俊伟。”十五年后，他又写了这篇《我热爱新北京》，将解放前后的北京加以对比，一个“新”字道尽了北京的沧桑巨变，也写出了作家对新中国的首都的炽烈的深情。

    我就这样，漫散着讲述了我的观感、体会，完全模糊了时间观念，更忘记了看上一眼粉笔盒里的手表，以致外面响起了下一节课的上课铃声，我还在那里滔滔不绝地讲啊，讲。结果，回去后被教导主任“训”了一顿。多亏教研室的几位同事在一旁大力为我解围，肯定我的课文讲解内容充实，生动感人。

    不久，“大跃进”的洪潮便在全县蓬勃涌起，中学师生大部分时间是下乡投入生产实践活动，兵分两路，有的投入挖渠引水，有的大炼钢铁，我则以“缺乏实践”之名，被下放到棠树林子乡秃尾沟村劳动锻炼。

    我背着一个简单的行李，衣物不多；真正占分量的是一些书——明知道没有时间看，也还是带着。其中有一本作家出版社出的竖排繁体的波列伏依的特写集：《斯大林时代的人》。这位苏联著名作家，在1950年代之初，以极大的热情描写了一组在伏尔加——顿运河等建设工地上忘我劳动的平凡而高尚的先进人物；情节生动，事迹感人。其中有的篇章如《保价邮包》、《见习生》等，曾被选入中学语文课本，所以印象特别深刻。

    这是我第一次以普通劳动者身份走到农民中去。列宁的话：“多接近生活”，从“生活本身发现最富有生命力的幼芽”，对我有直接的启迪；特别是受到亲身参与的轰轰烈烈的生产建设热潮所鼓动，加上波列伏依的特写提供了样板，一时激情迸射，创作欲望勃然升起。于是，利用两个晚上写出了短篇小说《搬家》，内容是：河湾村历年遭受辽河侵袭，为了保护农田修堤筑坝，社员赵老明需要搬家，这便产生了公私矛盾，经过一番家庭内部的纷争、激辩，最后是小局服从大局。后来参观县里的工厂，还写过一篇《沸腾的春夜》，通过工厂夜战中发生的矛盾冲突，刻画一个爱厂如家、刚直不阿的老工人形象。分别刊发在辽宁日报副刊和《营口文艺》上。小说生活气息浓厚，语言比较鲜活，但写实成分居多，缺乏形象刻画、细节描写，人物个性特征不突出，艺术水准不高。

    那时的干群关系、上下级关系，还是界限严明的；但到了乡下，由于强调领导干部要和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上下级关系有所淡化。这样，我这个普通中学教师，便有机会同县委宣传部一位副部长睡在一铺炕上。我们每天挑土筑坝，或者钻高粱棵子“放秋垅”，累得腰都直不起来。但是，由于两人都喜欢文学，躺在炕上，也经常南朝北国地闲唠，用今天时髦的话说是“平等对话”。

    一天早起时，他问我：“是不是就想这样趴在被窝里睡下去，再也不起来了？”我点头称是。

    他说，这叫“初念”。“初念”反映意念的原生态，是最真实的。一经觉醒过来，就掺杂进了理智的判断、理性的辨识，这时，“初念”就隐蔽起来了。一般地说，在行为取向上，“初念”考虑的往往是自身，充其量再加上妻儿子女；而理智与清醒，就能够顾念到社会、国家。

    我说，在沈阳师范学院读书期间，听冉欲达老师讲过这个问题。话题是从京剧《捉放曹》说起的：曹操错杀了吕伯奢及其全家，陈宫看清了他的奸雄本质，想在曹操熟睡时，一剑斩之；但后来经过仔细掂量，还是甩手走开。《三国演义》第五回有这样一段话：“却说陈宫临欲下手杀曹操，忽转念曰：‘我为国家跟他到此，杀之不义，不若弃而他往。’插剑上马，不等天明，自投东郡去了。”冉先生说，“转念”是一种理智取向，和它相对应的是“初念”。“初念”也就是第一个念头，属于情绪反映。因此，佛经上有“初念浅，转念深”的说法。

    在这段时间里，我们相处得比较融洽。话题很宽泛，除了避谈政治问题，有关诗文掌故、社会风情、日常伦理等议论得较多，有助于我开阔视野、增长见识。

    到了秋后，县委、县政府组织各乡镇一把手南下“取经”，实地学习经验，亲身感受“大跃进”的气氛与成果。我被抽调做随团秘书。因为在高校学习过摄影，这样，一路上，就担起了写稿和照相的双重任务。半个多月时间，先后到了河北、山东、安徽十几个地、县。在河北徐水，看到“万头猪场”，还参观了密植稻谷的超高产田图片展览，后来知道是县里领导弄虚作假，欺骗中央的，但是，当时我都深信不疑，还把这些绘声绘色地写在《南天取经集》里加以宣扬。

    这里还有个小插曲。我们到过的许多地方，特别是山东的寿张、阳谷一带，都介绍了地瓜“粗粮细做”的经验，并赠送了一些样品。我背了满满的一提包。一天午后，我在安徽淮北濉溪县一家照相馆里冲洗相片，回来晚了，没有赶上饭时，空着肚子躺在床上。夜间，饿得胃肠咕咕地叫，我便从带回的地瓜饼干中，选一些加工细致、口感良好的饱吃一顿。竟然忽略了这是回去后要在全县推广的样品。返回县城后，县里召开三级干部大会，由王县长传达、介绍南下取经收获，重点推广了“粗粮细做”的经验，这就提到了地瓜饼干样品。他说：“本来，还有几样标准很高的地瓜饼干，可惜路上被随团的王充闾给吃个净光，大家就看不到了。”这样，我的大名就在全县传扬开来，很多人都知道有个“专吃最好饼干的王充闾”。

    南下归来后，我就被调到盘山县报社。下乡采访总要背上一个带有方形皮套的照相机。这天，骑着自行车来到了一个偏僻的荒村，竟然被一个老太太当成了劁猪的，非得拉我到村委会去，不依不饶的。估计她是前几年从关内移民过来的，彼此说话都不太懂。这时，正好过来一个骑马的乡干部。我觉得来了“救兵”，便请他帮助疏通一下。原来，老人家的公猪前几天劁过之后，发病死掉了，她要索赔。那个“动刀的”也是个高个小伙子，也骑自行车、背着一个皮匣子。看来是认错人了。为了证明真实身份，我把记者证递给他看。他瞄了一眼，“噗哧”地笑了，说：“原来你是吃饼干的。”

    笑话过后也就淡忘了，可是，当时我竟没有深入去想：既然亩产十万斤的稻、麦高产田那么多，粮食堆得如山如阜，多少年也吃不完、用不完，那么，为什么还要在地瓜上大作文章？看来，当时的思维方式、思想观念确实存在着很大的盲区，在政治和文化的双重规约下，竟然丧失了独立思考的能力，没有多问几个“为什么”。

    “鸬鹚的苦境”

    县报社四个编制，都在县委宣传部：两名编辑、记者，一名会计兼出纳，一名正科级干部负总责，我们都叫他“总编辑”。每周出三期，每期报纸大样都要经宣传部领导审查。审样的领导，恰好就是我们“同睡一铺炕”的副部长。这样，每隔一天，我就要在晚上十点钟左右赶到他的家里。门已上锁，我便从卧室一个小窗户里，把报纸大样递进去，然后站在窗前等候，即便是酷寒的冬夜也是如此。

    平常见面，我们也只是点点头，再没有倾心交谈过。我的脑子里，也曾经形成一些想法，比如，领导干部参加劳动锻炼确有益处；人们的观念、意识取决于身份、地位，同环境也有直接关系；陈胜微时，穷哥们“苟富贵，毋相忘”的提示；……也曾经想要写点东西，但这只是“初念”，稍一“转念”就失去了动笔的勇气。后来庆幸，多亏当时手懒，否则，肯定会惹出“娄子”。

    那时候，年轻力壮，热情高涨，不觉得苦累。白天下去采访，回来立刻动笔写稿，还要下工厂安排版样，很难找出时间来读书、创作。

    1959年9月17日，这天是中秋节，我以县报记者身份来到荣兴农场的朝鲜族聚居地中央屯采访，写了一篇《秋千起舞月明中》散文，那时称作文艺通讯。

    九月中旬，天气渐渐短了。好在太阳刚刚落下，月亮便立刻出来接班。今天是农历中秋节，晴空一碧，亮晶晶的皓魄高悬在东天边上，宛如一面明镜，一块银盘。

    宽敞的打谷场上，已经聚满了人群。绝大多数都是朝鲜族的打扮——姑娘、媳妇穿着鲜艳的民族服装，老爷爷有的是一袭宽袍大袖，有的身上披着一个褂子，嘴里一无例外地都叼着烟袋。欢快的小男孩，像一头头野马驹，满场上跑着跳着。最整齐的是中青年男女，以民兵形式，分队坐在光滑的场地上，此刻，在带队的指挥下，一阵阵地拉着歌子。

    这里是朝鲜族聚居地荣兴农场中央屯。东面紧靠着辽河，西边傍着渤海，地势坦平，土质肥沃。村落比较整齐、集中，两条街上布满了一色一式的稻草苫顶的茅屋。

    二十几年前，九一八事变之后，在日本侵略军统一策划下，大批朝鲜移民迁往中国东北；为了开垦“南大荒”、种植水稻以应军饷之需，其中一个群体被安置在辽河西岸这块土地上。这些离乡别井的移民，劳动艰辛，生活凄苦，身心备受摧折，但他们不忘固有的民族根脉，举凡传统的风俗、习惯，以及舞蹈、音乐、民间游戏，包括盛行于端午节、中秋节的“荡秋千”活动，全部带了过来。只是，啼饥号寒中，提不起精神来，所以，活动很少开展。

    这些文艺项目，真正起到丰富精神生活的作用，是在广场上飘起了五星红旗之后。特别是今年的中秋佳节，恰值新中国建立十周年大庆前夕，自然要开展各种庆祝活动，“荡秋千”表演是必选项目。因此，下田的职工，居家的老小，在集体食堂里用过晚饭之后，便都早早地赶来聚会。

    此刻，全场目光的焦点，都聚集在场地中央的秋千架上。架子很高，横梁、立柱都由农家盖房用的檩木装成，就地取材，省钱、实用，而且牢固；两条秋千绳索是农用的缆绳，底部装有一个木制的踏板。

    伴随着一片杂沓的掌声、笑声、欢呼声，两名身着彩色长裙的青年女职工上场了。她们轻盈地踏上秋千板，凭着腰部、臂部的力量向前后摆荡，秋千越荡越高，直到绳索几乎要与大地平行，她们才反身向下，如紫燕凌空，逍遥自在；如仙女腾云，优美飘逸。一会腾空而起，一会俯冲而下，长长的裙子随风飘舞，显现飘飘欲仙之态。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前后四组表演过站在秋千踏板上悠荡之后，又改换成坐在踏板上荡悠，照样的精彩动人，照样的扣人心弦。记得幼年曾在童蒙读物《千家诗》上，读到过北宋诗僧惠洪的咏《秋千》诗：

    画架双裁翠络偏，佳人春戏小楼前。

    飘扬血色裙拖地，断送玉容人上天；

    花板润沾红杏雨，采绳斜挂绿杨烟。

    下来闲处从容立，疑是蟾宫谪降仙。

    看来，这项艺术表演活动，早在八九百年前，在中国内地，就已经很盛行了；只不过那时还只限于贵族庭院之中。你看：彩绘的秋千架，翠绿色的丝络，雕花的踏板，织彩的扶绳，一般的民户又怎能置办得起？由于这项艺术表演活动，不仅需要健壮的体魄、勇敢的精神，还需具有高超的技巧，显然，在古代都是经过专门训练，由专业人员来承担的。

    时代不同了，社会在进步，“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荡秋千”活动，早已普及于东北各地所有的朝鲜族自治乡村，而且，邻近的汉族及其他少数民族群众，也都广泛参与。面对此情此景，我们在欢乐之余，真的又平添几分自豪。

    不过，中央屯朝鲜族青年妇女的“荡秋千”活动，具有高、飘、悠、巧的特点，可谓秀出群伦，独树一帜。有幸在中秋之夜，一饱眼福，亦一种偏得也。

    文章见报后，许多人看了都称赞说，有文采，很感人。又经记者站推荐，被省报转载了，据说，新华社也发了通稿，但我并没有见到。第二天午后，总编辑找我谈话，我以为，这回总算为报纸增了光，便坦然地拉开架子等着听取表扬。没想到，竟然是一顿批评。进门后，他也没有叫我坐下，便冷冷地说，“下去写点东西是可以的，也应该写。但要注意不要突出自己，——有必要吗，署上个人名字？长城是谁修的？故宫是谁建的？咱们的双台河大桥是谁设计的？你晓得吗？劳动人民创造了世界，也没见哪个到处署名。写个屁股大的，不，巴掌大的一篇小稿，算得了什么！落上个“本报记者”就蛮好了。荣誉应该归于集体嘛！”

    这番话，对我来说，无异于满头热汗兜头浇了一瓢凉水，这一顿闷棍打得可不轻啊！不过，文章的传播终究还是给我带来了巨大的鼓舞力量，也增强了信心。我暗暗地下了狠心，要利用一切节假日和早晚时间学写散文。

    文章写出来了，发表欲也很强，却没有勇气公开往外投稿，只是悄悄地寄给《中国青年报》、《大公报》和《光明日报》，全部使用笔名，而且，再三叮嘱编辑部：“毋须退稿，如不刊用，置之纸簏可也。有事确需联系，请寄信某街某号。”——这是本城内我姨妈家的住址。但“智者千虑，终有一失”，稿件确实没有直接退还到本单位，但是，全国性的报纸发表作品，总需了解作者情况，即便是笔名也得察个究竟。那时，“阶级斗争”这根弦还是绷得很紧的。结果，一星期之内，单位连续接到两封中央报刊询问作者情况的信件。因为我毕竟没有什么政治问题，所以，单位也只好盖章“同意”，这样，两篇散文先后都见报了：《插在货郎担上的一束鲜花》，歌颂青沙乡模范货郎何大爷的先进事迹和敬业精神；《慈母心肠》则是描写城郊八一大队一位园田技术员精心培育、莳弄种苗的感人故事。

    但是，从此便惹下了麻烦，再无宁日。总编辑几次在会上不点名地批评，说有的人提出了入党申请，却不注意改造思想，整天“不务正业”，“名利思想冒尖”，“个人主义十分严重”。我们全班人马也只是四五个人，锋芒所指，大家都心知肚明。我实在想不通，为什么他在业余时间打扑克、下象棋，可以理直气壮；而我在业余时间搞创作，就叫不务正业？但是，不敢较真，不敢辩解，只能暗气暗憋，最后蒙着大被痛哭一场。

    不久，省报决定各地记者站充实一批年轻记者，点名调我。我们报社却以“不是党员”为由，直接挡了回去。几天过去，省报又来人商谈，说现在虽未入党但具备近期发展条件的也可以。这次由总编辑直接出面，告诉来人：“该同志三年内入党没有希望。”同时，和宣传部商量，推荐部里一名干部为省报驻县记者，几天后，调令就到了。

    这位同志是忠厚长者，人品很好，而且，具有实践经验，熟悉农村情况，但平时很少动笔，对新闻工作缺乏兴趣。其时，工作调动是不好讲价钱的，自然唯有从命。转到记者站之后，每逢遇有重大采访任务，他总要拉上我，由我执笔，然后，两级报纸分别采用。因为总编辑有话，我们自己报纸刊发时，便署名“本报记者”，而刊登在省报上则由他单独署名。

    一次，我跟随他去高家湾采访，见到渔人驾着舢板在河中撒网，同时带上两只鸬鹚捕鱼。它们不时地在水中钻进钻出，每次必叼出一条大鱼放进舱里。我是头一次见到这种场景，便好奇地问这问那。他告诉我，不能放任鸬鹚随意吞食，否则，吃饱了就不再干活了，所以必须戴上脖套。但隔一会儿，也要喂它一点小鱼，以示奖赏。又要它叼鱼，又不让它吃饱，这就是驾驭鸬鹚的学问。

    接着，他说，我们的总编辑从小就玩这个鸟儿，处事也深得此中奥秘，但他只做不说，只有一次喝得醺醺大醉，才志得意满地泄露了天机。听到这里，我当即打了个寒噤，原来，我正处于“鸬鹚的苦境”啊。看来，只要他老兄当政，我大概是没有希望脱颖而出了。

    那时，我单身在县城工作，父母住在五十华里之外的乡下。大约两个多月，我能骑自行车回家一次，路面凸凹不平，至少需要三个小时。这天，幸而遇上了顺风，只花一半时间就进了家门。高兴得又唱又跳，剩余的精力用不完，我就坐下来写文章。想起这两年一直都是背时憋气，劲没少使，汗没少出，到头来撞了满脑袋大包，真是“文章误我，我误青春”。唯有这次算是遇到了好风，只是机会太稀少了。于是，以清人潘耒的诗句“好风肯与王郎便”为题，顺手写了一篇随笔。回到机关以后，稍稍冷静下来，重看一遍，觉得有的地方失于尖刻，便删除一些牢骚语句，换成正面表述。只是由于实在偏爱这首清诗，把“好风肯与王郎便，世上唯君不妒才”保留了。结果，见报后又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本来，文中已经说明了诗中讲的是唐代文学家王勃的故实。那年他由故乡山西龙门出发，在前往交趾省亲路上，中途乘船，驶离马当，幸得一夜好风相送，使他赶上了南昌的盛会，写下了千古名篇《滕王阁序》。但是，我们这位总编辑，生性嫉妒，心胸褊窄，虽然心思并不放在报纸上，文才也不高，政治嗅觉却异常灵敏。他一眼就看出了，这是不折不扣地借古讽今，发泄不满情绪。他说，必须抓住这个典型，深入进行剖析——文章的核心在于“指控妒才”，要害却在“唯”字上。试想，如果世上唯有风不妒才，那我们这个时代、这个社会，岂不是漆黑一片！

    真不愧是总编辑，端的厉害！好在其时正处于三年困难年月，政治环境较为宽松；又兼宣传部长亲自出面，说了“通篇还是正面文章，只是引诗不当，终究未脱知识分子习气”等解围的话，才算不了了之。

    谁知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报社房子漏雨，临时搬到印刷厂办公，编辑们除了携带一些必需的材料，其余文字资料都集中放在会计室里。会计是个刚从财专毕业的女青年，酷爱文学，尤其喜欢背诵古诗。那天，她闲翻大家寄存的文稿和剪报，从我的资料袋里看到一首七言绝句，便抄录在笔记本上：

    技痒心烦结祸胎，几番封笔又重开。

    临文底事逃名姓？“秀士”当门莫展才！

    这是我在投稿遭到批判后顺手写的，过后忘记销毁了。若是其他人碰上了，因为了解诗中的含蕴，估计不致公开议论；而女会计新来乍到，不知避忌，且又天真烂漫，渴求知识，便当面问我：“秀士”是不是指《水浒传》中的白衣秀士王伦？直吓得我恨不能用手堵住她的嘴，但一切都晚了，总编辑恰好在场，而且听得一清二楚，脸子刷拉一下撂下来，比哭丧还难看。我知道，这一关是无论如何也难以躲过了，只有硬着头皮等着挨整吧。

    幸好“绝处逢生”，县里连着开了几天会，总编辑没有破出工夫来追查此事；等他开会回来，宣传部又转来了中央关于整顿全国地方报刊的通知。我们这张小报定在撤销之列，“老总”面临的首要课题是他的未来去向，少不得要观察风色，奔走权门，已经没有精力过问这场“文字官司”了。

    1960、1961年，我也曾在营口日报副刊上发表过几篇散文、随笔：《菜地里的遐思》、《绿了沙原》、《英雄本色》。其中影响较大的是杂文《把劲用在正地方》，抨击社会上的不良现象：拉关系、走后门、扯“老婆舌”，拨弄是非，倡导持之以正，做有利于社会进步、有利于增进团结的事情。这是第一次写批评类文字，用今天眼光看，吞吞吐吐，欲言又止，缺少尖利的锋芒，也没有触及实质性问题，但在当时，也就算“异种”了。

    憧憬

    1962年新年过后，我被调到营口日报社编辑副刊，这算是正式与文学写作接轨。本来调我是做驻盘山县记者，可是，出乎意料的是，进了市委大院，到宣传部报到时，董连璧部长竟亲笔在我的调令上批示：“老丁（报社总编辑丁立身）：我的意见，让王充闾去编文艺副刊。”我暗自思忖，这可能同那几篇文章的见报有直接联系。来到了报社，同样获得了上下的青睐。总编辑自然尊重宣传部长的意见，这样，我便开始了四年多副刊编辑的生涯。

    这时已经二十七岁了。所以，当时有“苏洵发愤年同我，学海扬帆意悔迟”（引自《三字经》：“苏老泉，二十七，始发愤，读书籍。”）之句。编辑部里，人才济济，大家相互切磋，学术方面时有思想交锋；特别是评报过程中，各抒己见，气氛民主，即便是总编辑的文章，也可以无所顾忌地加以指摘，使我扩展了视野，开阔了思路，曾以诗记之：

    史笔千秋重是非，无须曲意定依违。

    摘疵辨误挥朱笔，不管文章属阿谁。

    副刊编辑这个岗位，给了我接触文艺界、学术界名流、专家的机会，同他们当面联系或者通信往来，获益匪浅。人们常常误以为当编辑只是付出，只是“为他人做嫁衣裳”，实际上并非如此，采访、编稿过程正是学习、练笔，求知、益智的好机会。“五四”之后，有很多编辑后来成为文豪、作家、学问家，便是实证。依我个人体会，编辑工作颇有利于锻炼交际能力、处事能力、思辨能力和驾驭文字能力。

    这个期间，适应报纸副刊要求，我写了《红粱赋》、《时代的凯歌》、《春潮滚滚》等二三十篇散文、随笔、杂文，篇幅一般都在两三千字上下。有一篇《赏花吟——熊岳书简》，写作于1962年秋：

    在你们松花江北，中秋一过，就该是风摇黄叶、露结清霜了吧？可是，辽南的熊岳，却还到处有鲜花照眼，望儿山下的花畦终日攒聚着游人，温泉小径也是赏花的好去处。至于生产队的棉花，说声开，一片洁白，如飞絮，如流云，肥葩大朵，叠叠层层，更是独得天然妙趣。不过，我在信中想要描绘给你的，却是熊岳印染厂图案设计师笔下的常年开不败的人工花卉。

    出熊岳车站南行二里许，路侧有个规模颇大的果园，万绿丛中隐映着一座红砖房，那就是印染厂的图案设计室。房舍呈“工”字形，门额上大书“百花齐放”四个字。往里一进，立刻觉得春光满室，秀色撩人。墙上挂着水彩画，桌上摆着瓶花，一个个案头陈放的都是各色各式的花样标本。设计人员正忙着绘制新的图案。有一些经过群众鉴定、最受市场欢迎的图样，如“花开富贵”、“四季飘香”、“荷花鸳鸯”、“蝶恋花”、“凤朝阳”、“雀登枝”等，已经绘制在花布上，投入了批量生产。

    图案设计，一般的可能以为十分简单；实际上，却是一项相当复杂、煞费心血的精神劳动。为了满足人民大众的精神与物质的双重要求，既须实用、经济，又要美观、秀雅，既要寄寓着人们的理想、愿望，又需顾及现实中的使用价值。设计人员像采花酿蜜的工蜂一般，四出采集花样，广泛听取用户意见。举凡公园里的名花异卉，古典建筑上的彩绘花纹，城市姑娘入时的新装，农家少妇精心的刺绣，一张剪纸，几朵流云，锦鳞翔泳，彩蝶纷飞，在我们也许全不在意，可是，进入设计师的眼底，就都成了勾花的蓝本。

    李技师还给我讲了一个新近发生的趣事。一次，他在大连的集市上，看到一个装扮入时的女郎戴着一个绣花的头巾，图饰非常亮眼，可是，有一半掖在领子里，他斟酌再三，还是红着脸、嗫嚅地请求人家把头巾展露开。起初还引起了误会，后来他说明身份，并送过去画夹子，展示一番绘制的各种图饰，女郎才愉快地答应了他的请求。此后，还曾多次收到她寄赠的花样。

    中学时代，我们同读清诗，记得你特别喜爱黄遵宪的“瘦菊清莲艳桃李，一瓶同供四时花”，还有龚自珍的“三百六十日，长是看花时”。我在图案室所经见的，就正是这种场景、这种境况。一日之内，欣赏了四时佳卉，迎春喧闹，月季娟秀，海棠妩媚，牡丹富丽，黄菊劲拔，寒梅清奇，不论是秾艳、俊逸，写真、写意，象征吉祥还是寄情和美，无不描形拟态，楚楚生姿。在这里，我也观赏了许多远销国外的花布图案，有的小巧精细，有的粗犷泼辣，有的靓丽明快，有的雄浑烂漫，格调与内销的迥然不同。看到那些饰有斑马、骆驼，椰林、棕榈，古陶瓷、泥玩具，东洋水阁、欧陆长桥、南海风帆、非洲大象的图案，恍如置身于万里之遥，眼界豁然洞开，心胸为之一畅。

    赏花不忘育花人。当听到我热情赞颂他们的佳绩时，设计师们纷纷表示：如果说，这些花卉是设计人员培育出来的，那么，又是谁培育了我们呢？是伟大的党，伟大的劳动人民。他们告诉我，熊岳印染厂设计室始建于1952年秋天，至今整整十个年头了。开始时，只有四个人，没有办公室，他们就挤在车间的一个角落里。当时仅能描绘一些简单的花样。后来，在党和政府支持下，他们有机会到美术学院进修，又在工厂、农村实习，上级部门还派来名师传授技艺，分配一批毕业于美术学校的学生，每年都有人到上海、苏州、杭州等名城胜地观光和进行野外写生。经过十年的培养、磨炼，一支专业队伍茁壮地成长起来；图案设计也由过去的简单模仿，发展到多门类、多样式的工艺独创。

    古人说，独乐乐不如与人乐。心中有感，痛快淋漓，我也想让远方的朋友分享，这就有了发送这篇书简的动议。其实，《赏花吟》古已有之，至于描述花海、花潮、花街、花市的现代诗文，更是屡屡见诸报端。为了描绘自然界的千葩万卉，前人与时人可说是荡尽了才思；而这些长年盛开不绝的人工花卉，却很少活跃在作家、诗人的笔下。应该说，图案设计师心中的图版、笔下的繁花，是更值得吟咏的。只可惜我是美术方面的门外汉，空饱了一番眼福，却说不出个中的奥蕴。好在熊岳城风光佳丽，印染厂“善门”长开，正不妨登车南下，亲往游观也。

    当时，几乎读遍了报社图书馆的藏书，我最喜爱的是鲁迅、茅盾、冰心、曹禺的作品。至于所谓“当代散文三大家”刘白羽、杨朔、秦牧的作品，不仅读得仔细，而且有意地加以模仿。那个时期，文学种类的书籍很少，五四以后的文学名著在书店里很难买到，而那些大量印刷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卓娅和舒拉的故事》、《红旗谱》、《红岩》、《林海雪原》、《欧阳海之歌》等歌颂英雄人物的小说，已经全部看过了。那个时期，我特别喜欢下述三位作家：孙犁的小说、散文，文笔优美，情感细腻，特别是作品中的女性人物，善良、清纯，十分可爱。杨朔散文，艺术地、诗意地讴歌劳动、创造、贡献，讴歌社会生活中具有美好品德、带有英雄色彩的人物和崭新事物，十分感人，虽然属于当时政治的赞歌，但并非政策图解、标语口号，而是真正的文学作品。苏联作家波列伏依描写共产主义建设工程的特写集，50年代我就看过了。作家笔下那些活跃在工地上的厂长、技师、工人的先进思想与开阔视野、远大理想，令人感发兴起。

    现在看，这一阶段我的散文写作，很明显受到了上述作家作品的影响。从主题到题材比较单一，无论是描写城市、农村，工业、服务业，山区发展、社会场景，都是以澎湃的激情、昂扬的笔调，反映生产建设的成就，记述先进思想、模范人物，歌颂党的领导、歌颂时代、歌颂人民，歌颂新生事物。文笔比较流畅，也讲究结构、章法，但多数失之直白，浮在生活表面，缺乏思想张力，意蕴深度不够；主要是叙述事情，人物有平面化、表象化倾向，看不到更深层面的内心活动和矛盾冲突。

    儒家传统文化先忧后乐、昂扬奋进的精神积淀，同那个特殊年月的时代召唤相呼应，点燃了我的乐观向上的生命激情和青春火焰，整天都生活在乌托邦式的憧憬之中。在那激情四射的年月里，我所找到的是与时代、社会和群体完全融合的一己的人生坐标，而放弃了或者说根本没有意识到对于一个文学写作者至关重要的思考和体验的权利，结果是自我的放逐、个性的迷失，心灵倾诉的缺席。文学途程伊始，走的便是“时代的抒情”的路子，而未能唱出自己的歌。

    进入新世纪之后，文学评论家石杰教授在《王充闾：文园归去来》一书中指出了这一点。我在一次创作的自我反思中也认识到，好的散文应该是具备个人的眼光，心灵的自觉，精神的敏感，提高对客体对象的穿透能力、感悟能力、反诘能力，力求将深邃的思想和独特的智性，将自己的富于个性、富于新的发现和感知的因素，贯注到作品中去，努力写出个人精微独到的感觉，特殊的心灵感悟；要善于碰撞思想的火花，让知识变成生命的一部分，使理性的思考和感性的生命体验有机地结合起来；应该带着强烈的感情，心灵的颤响，呼应着一种苍凉旷远的旋律，从更广阔的背景打通抵达人性深处的路径，充满着对人的命运、人性弱点和人类处境的悲悯与关怀。

    十年搁笔

    我在报社四年间，参加过三次农村“四清”运动。最后一次是在营口县大石桥镇东窑村，从1965年秋到次年春，长达二百来天，中间跨越了春节。市委书记陈一光在这里蹲点。著名评书演员、市曲艺团副团长袁阔成也在我们这个工作驵。我们睡在一铺炕上，一同吃农家的“派饭”，一同参加社员大会，一同下地干活。稍有差异的，是我们顿顿喝高粱米粥，农家大嫂专门给他烙一块玉米面饼，为的是增加一点力气，饭后好给大家说一段评书。对我来说，这真是艺术的偏得。陈书记对袁阔成的评书艺术备极欣赏，鼓励他多说新书，为全市文艺队伍树立一个榜样。同时，交付我一项任务——帮助他收集、整理、创作一些农村素材的段子，充实、丰富其艺术资源。

    开始时我还满怀着信心，拉开了架势，真想在这方面做出一点贡献；后来发现自己并不具备这种能力。六个多月，朝夕相处，我几乎听遍了袁先生的一切“拿手好戏”，除了《三国演义》、《水泊梁山》、《施公案》、《薛家将》、《岳飞传》、《明英烈》等传统评书选段，还有新书《烈火金钢》、《林海雪原》、《暴风骤雨》、《转战南北》、《敌后武工队》等。按照专家的说法，说评书有三重境界，基础是编故事、说故事，能够吸引人听下去；再上一个台阶，是传授知识、益人心智，使人听了深受教益；再进一层是创造美的形象、弘扬美学精神。这三个方面，袁先生都有创获。

    当时他不过三十六七岁，艺术造诣、精力、体力都处在最佳时期。他的表演，神形兼备，细腻感人，形象优美，气度恢宏。说到编故事，这正是他的长项，而我拙于此道；倒是自认文史功底不错，可以帮助出些主意，通过听评书段子，发现他读的书很多，对历史颇有研究。

    一次，我和他唠嗑儿，谈到往传统小说里“加事添彩”，他举出许多例子。比如，曹操杀孔融，是由御史大夫郗虑（他和孔融有仇口）告密引起的，这在《三国演义》第四十回里有记载，但很简单——郗虑所告发的秘事，无非是孔融背后发泄不满，说曹公坏话，并且和祢衡有交情。过去，袁先生也是这么照着说的，但总觉得没能击中要害；于是，就考虑往里加些内容。加什么呢？加了郗虑对曹操说：“您还记得您在破袁绍的时候，公子曹丕收了袁绍的儿子袁熙的夫人甄氏，孔融曾经给您写过一封信，信上说到了武王伐纣把纣王的宠妃妲己赐给了自己的弟弟周公旦吗？孔融的意思是什么呢？他的意思就是说，武王把妲己赐给了周公，其实是他自己看上妲己了。但是，是妲己毁掉了纣王的江山，这是一个不祥之物，如果武王自己纳了妲己，传出去影响不好，所以，武王在名义上把妲己赐给了周公，其实暗地里是自己把妲己给纳了。因为只要把妲己纳进自己家里来，那人家家里什么事，外人就不知道了。现在您破了袁绍，把甄氏赐给了公子曹丕，其实是您自己把甄氏纳了。”这一下，可就“冷訾辛阚”（《百家姓》里一句话，谐音冷刺心坎），扎到痛处了，坚定了曹操除掉孔融的决心。

    我问：“你怎么想到了这个事？”

    他说：“有根据呀！孔融写信的事，《后汉书》本传里专有记载，但那里并没说是郗虑讲的。我把它加到郗虑身上了。”

    说到兄弟剧种以及小说互相借鉴的事，他谈到了京戏《打渔杀家》，说这是一出“水浒”戏，萧恩就是阮小五嘛！我说，不过，《水浒传》里可没有记载。他说，类似情况不少，比如《黄鹤楼》和《单刀赴会》，内容大体相同，都是“三国”戏。我插了一句：说的是东吴为了讨还荆州，邀请西蜀君主过江赴会，图谋绑架，结果未能得逞。他说，两出戏都取材于元人杂剧，但是，罗贯中只选用了后者，所以，《黄鹤楼》不见于《三国演义》。

    我想，袁阔成成就的取得，当然和“袁氏三杰”的家学渊源、祖传技艺有直接关系，但根本之点还在于他的认真学习、刻苦钻研精神。这对我触动很大，自叹弗如。本来，应该多向他学习一些东西，可是，十分遗憾，当时他实在太紧张、太忙累了，几乎所有业余时间，全部用来说段子，——这年夏天他光荣入党，决心要倾尽一己之所长，为工农大众献艺，很难找到交谈的机会。这样，也就失之交臂了。

    “四清”结束，工作总结时，我作了一番检讨，说限于自身能力、水平，市委领导交办的任务没能很好地完成，准备回去后加以弥补——认真写几篇报道，宣扬一下袁阔成的同群众打成一片、带头说新书和刻苦钻研精神。结果，我们回到单位不久，“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陈一光调任锦州市委书记；而批判“三家村”，新闻单位首当其冲。本来，我已被调入营口市委机关，但运动开始后，原单位的造反派贴出大字报，要求所有调出的编辑、记者，一律回去参加揭发、批判“三家村营口分店”的反党罪行。回去的当天，就赶上报社造反派联合高中学生把总编辑丁立身作为“三家村”黑店的代理人揪出批斗，紧接着，我们几个所谓黑笔杆子（俗称“四大金刚”），作为黑爪牙，也被点名批判。

    直到斗争重点转移到“走资派”了，我们这些“反动文人”，才被当做“死狗”搁置在一旁。但因为受到过批判，有“污点”，机关哪个群众组织也不愿吸收为成员，便只好站在一边，过着逍遥派的生活。原本我就对于两派争斗没有兴趣，现在倒乐得这个相对自由自在的逍遥状态。说来也深自庆幸，“文革”十年，我没有发表过一篇作品。但是，袁先生的访问记，最后也“胎死腹中”，这却是个损失。只能惘然兴叹：“情随事迁，感慨系之矣！”

    失意、懊恼之余，不由地记起了少年时节读过的《诗经·桑柔》章的两句话：“我生不辰，逢天僤（厚的意思）怒。”其时不过三十岁上下，正值繁花绽放、生意盎然的文学青春期，却遭致了一场铺天盖地的风雨摧残，说是生不逢辰，未为不可；不过，肇因却并非遭到上天的厚怒重罚，而纯粹是源于人祸。

    我之所以十年搁笔，叩其原因：一是，接受了消极教训，害怕再度触犯“文网”。曾几何时，自己还曾因为那些“宝贝文章”而洋洋自得，现在竟都成了背上沉重的包袱，担心哪一天会突然被再次揪出来，重新遭到批判。为此，甚至觉得县报老总出于忌恨，不许我署自己名字，到头来却是一种无意的“保全”。还想到：两千三百年前，庄子就发出“骄猴中箭”、“直木先伐”的警告，真有先见之明！在这种状态下，当女儿进入小学，特别喜欢诗文，老师夸她聪明时，我却一再给她讲，绝对不要弄这个。

    二是，对“帮派文章”那种“拿不是当理说”、生拉强扯、诬罔不实、蓄意倾陷的内涵和居高临下、武断蛮横、矫揉造作的格调，从心里反感，无意更不屑于往里面掺和。

    三是，文章的书写必须发自内心冲动，心有所感，情有所注，方能泚笔为文。创作对于心灵的遵从，是不容否认的。“文革”期间，是非颠倒，观念模糊，谈不上有什么激动，有什么感悟，就是说，没有了精神资源，那还写什么？怎么写？那个时节，多的是迷茫、困惑、怀疑，——这能写吗？不敢写，写了也无处发表。

    “文革”中还发生过这样一件事。事出偶然，尤感突然。1968年9月下旬的一天，市革委会政工组长找我谈话，说是全市只剩营口日报社没有建立革委会了，国庆节前必须实现全市“一片红”。经过军队、地方领导反复酝酿，最后确定由我做报社革委会主任。由于丝毫没有准备，我一听，脑袋就大了，紧跟着问：“你是不是开玩笑？我怎么能担这个重任？”政工组长严肃地说：“怎么能开玩笑！”接着神秘地说：“这是由韩政委亲自点将啊！政委说你是一个难得的人才。在北京两派谈判时，我也在场，政委就是这么说的。”他说的“政委”是一位军队的首长，当时任营口市革委会主任。

    原来如此！

    这年年初，中央号召各派大联合，分批召集各地群众组织头头进京谈判。记得是1968年1月26日，突然接到通知，说是韩政委要我到北京去。我感到特别突然，也十分紧张，不知出了什么事——我一介书生，区区一个小科长，找我干什么？坐了一夜火车，第二天早晨被接到京西宾馆。韩政委对我说：

    周总理亲自部署和主持这项工作，要求全国各地群众组织，务必在1月28日前实现大联合。可是，我们市里两派头头各执一词，争持不下，联合协议签订不了。现在，急需起草一份既符合中央要求，两派组织又都能接受的联合协议。明天是最后期限，凌晨五点前必须达成协议。中央的口径是：一、两派都是群众性的革命组织；二、两派都犯有错误，不能“唯我独左”；三、各自多做自我批评，团结一致向前看。

    最后，他说：“你没有介入两派的纷争，立场中立，没有成见，比军队同志还要超脱一些；而且，文学修养、表达能力都是拔尖的。这样，由你起草协议，他们很容易接受。”

    接下任务后，我就被圈进一个房间，整整突击了四个小时，最后送交首长审定。认为措词严谨，没有偏颇，一碗水端平了；特别是强调顾全大局，情辞恳切，很有感召力、说服力。这样，在两派头头会谈中，韩政委主持，由我宣读协议书，都没有提出异议，算是正式通过。

    因为记着这件事情，这次准备对我予以重用。可是，我却“不识抬举”，一迭连声地说：“不行，不行，绝对不行。我可担负不了这个重担。”我对报社深知深解，那里是人才荟萃的地方，也是龙潭虎穴，水深莫测。这两天，我正在看《庄子·列御寇》篇：在骊龙颔下取珠，“使骊龙而寤”，“子为齏粉夫”！“子见夫牺牛乎？衣以文绣，食以刍菽，及其牵而入于太庙，虽欲为孤犊，其可得乎！”

    由于我死活不肯就任，最后没办法，军里派了一位秘书科长，担任了报社革委会主任。他一到任，就赶上“清理阶级队伍”，导致一人自杀、两人批斗致残。粉碎“四人帮”后，这位科长调回部队；剩下两个地方副主任，都不怎么管事，但也受了处分。我如果当了一把手，即便是消极应付，因为有责任在身，也得被划为“三种人”，开除党籍、公职。

    报社一位同仁，后来见面时对我说：“你具备政治智慧，很有预见性，不然的话，一生就毁了。”

    我说：“预见谈不到，更说不上有什么政治智慧，主要是从小读《庄子》，加上父亲的影响——他很信仰道家的思想，对名利、功业一向看得比较淡，没有那么强烈的欲望。当然，对于那些造反派头头拉拉扯扯，不学无术，权欲熏天，兴风作浪，确实也看不惯，心存戒备，不想和他们混在一起，这也是重要因素。”

    他说：“一个是淡泊名利，一个是洁身自好。具备了这两条，即便是从政，经风历浪，同样也能立于不败之地。”

    1975年底，营口市委办公室一位副主任调到省上工作，我由综合科长提拔起来，填补了这个空缺。当时的心路历程，《王充闾：文园归去来》一书中所描述的，颇近实际：

    命运似乎和他开了一个不小的玩笑，让他经受了一场磨难后，又沿着它早已为他安排好的路子走下去。然而，此时的王充闾还没有完全从这场噩梦中解脱出来，当权者在运动中的遭遇更是让他心灰意冷，犹有余悸。本来，他的政治欲望就不很强，此刻，对他来说，从政更没有太大的吸引力了。实际上，他的进取心是很强的，只是没有放在事功上，他所拼力追求的，是想望在学术研究、文学创作上有所建树。然而遭逢不偶，未遇其时。如今已年届不惑，治学与创作两个方面均无所成，岂不愧对亲人、也愧对自己！这个期间写就的一首七言绝句，充分表露出他的心迹：

    星月争辉映敝庐，深宵何事久踟蹰？

    不成一事年空长，有愧人间大丈夫。

    当时的局面也甚为动荡。“四人帮”活动猖獗，政治斗争十分激烈。作为一个副处级的官员，虽然位置不高，但也无法完全游离于运动之外。不过，他给自己定下了一条严格的戒律：不前不后，不左不右，处中游，随大溜儿，“既没有鲜明抵制的觉悟，也绝不想跟着运动去捞油水”。即便如此，繁杂的公务还是常常弄得他心烦意乱。有一次，他去东郭苇场的南井子，这里是大凌河入海口，最为偏僻、宁静。心里非常喜欢这个地方，心想：如果能够在这里住上十天半月，带上一部《汉书》，静下心来读一读，该有多好。

    由此，亦可见其内心深处的矛盾心理和避世心态了。他渴望人生有成，却不喜欢政治斗争；治世中他入世，乱世中他宁愿躲到书斋里去。然而不管怎样，他已经踏上了仕途这条路，在日后很长一段时间，他都处在入世与出世、为官与为文的矛盾漩涡里。——为官为文的矛盾已初露端倪。

    绝望中寻觅希望

    正是由于心中蕴蓄着做学问、搞研究的抱负，所以，辍笔绝不意味着对文学的放弃，只不过是找到了另一个出路，就是拼命读书，充实自己。马丁·路德金在《我有一个梦想》中，有过“从绝望中寻找失望”的说法。借用过来，可说是“从绝望中寻找希望”。这样一来，十年浩劫，倒使我在天崩地坼、浮尘十丈中悄然结下了书缘。

    最初那段时日，我主要是读毛选，读鲁迅，这是造反派们所允许的。我很喜欢鲁迅的小说。那种冷眼看人生的峻厉、深藏的压抑，以及广大的同情心、深刻的批判性，引起了我的共鸣。《鸭的喜剧》一开头就说：“俄国的盲诗人爱罗先珂君带了他那六弦琴到北京之后不多久，便向我诉苦说：‘寂寞呀，寂寞呀，在沙漠上似的寂寞呀！’”读到这里，我的心猛地一震。

    控制不住读古书的欲望，我就常常偷偷地躲进宿舍去翻看，但外边总要包上一张报纸，以防意外。《庄子》和《红楼梦》这两部百科大全书，让我钻进去就不想出来，暂时竟忘却了身处逆境，今夕何夕。读《庄》，使我增长了人生智慧。世上人群，聪明者多，智慧者少。“游于世而不僻，顺人而不失己”，这是绝高的生存智慧。而读《红》，则往往流于消沉：曹公倾其十年心血写就的乃是其人生理想的三部曲：追求、激荡与幻灭。——现在看，这种认识有失偏颇，显然与当时的处境直接相关。

    在纺织工厂劳动，干的活是接线头、推布捆，前者琐碎，后者乏累。不管如何，回到宿舍，躺在床上还是要看一会儿书，周围总是一片鼾声。每星期休息一天，是我集中读书的大好时节。读苏俄的小说《在人间》、《复活》、《罪与罚》，读郭沫若的《蔡文姬》，读巴金的《激流三部曲》，也读《聊斋志异》、《桃花扇》。当我读到：“俺曾见金陵玉殿莺啼晓，秦淮水榭花开早，谁知道容易冰消！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这青苔碧瓦堆，俺曾睡风流觉，将五十年兴亡看饱。”似乎从中悟出了一些神秘的奥蕴，却又说不清楚。

    1971年初，揭露、批判陈伯达的资产阶级唯心论，毛主席号召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观点，学习马列六本书。在参加读书班之外，我还专门利用三个月时间，系统学习了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反复精读，整本书上有五种笔迹，上面写满了学习心得。这些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为我的认知与领悟开启了一扇窗户，引起了我很大的兴趣。

    “文革”开始时，红卫兵“破四旧”，从一些人家搜出大量文物、藏品，也有许多古旧书籍，统统放在市财政局的仓库里。后来“落实政策”，物品陆续归还原主，而这些旧书却一直堆放在仓库里。“批林批孔”要找靶子，市革委会宣传组就让我到那里去清理，因为我是读过“四书五经”的，在全机关是出了名的“饱学之士”，又是机关的理论辅导员。弄了两整天，从中挑出有价值的（当时说成是可供批判的）古书三百三十多种，我把它们用卡车运到市委机关，在办公楼里的几个卷柜里锁了起来，钥匙由我掌管。这在我是求之不得的。

    从此，我就堂而皇之、名正言顺地以准备材料为借口，找出各种各样的线装古籍，阅读、摘抄。其实，那时军代表关注的是联系现实，他们不愿意也不懂得翻动那些古旧东西。你不是要“评法批儒”吗？那我就读了《韩非子》，还有杂家吕不韦的《吕氏春秋》，刘安的《淮南鸿烈》和王充的《论衡》。反正周围那些人，也分不清谁是儒家、法家、道家、杂家。我倒是乐得迷恋在这个“桃源世界”里，“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我记了几本笔记，中间也没有人催我写批判文章，顾自在那里饱享嗜书的乐趣。郭沫若的《十批判书》、范文澜的《中国通史》、梁启超的《饮冰室合集》，也都是这个期间读的。或许是有了一些阅历的缘故，觉得书读得深了，理解得也比较透辟了，心中逐渐豁朗起来。

    1974年夏天，一个早晨，家里柴油烧尽了，炉灶升不了火，我急着下楼去取柴油桶，由于过分慌张，竟将两个台阶当做一个，结果导致左脚踝骨断裂。医生警告说，必须卧床静养，否则容易致残。这样，在家整整待了四个月。日长似岁，痛苦难熬，我便天天躺着读中华书局出版的十二卷本《后汉书》。在私塾，读过《史记》，同时对照着也涉猎了《汉书》，后来进城读书，读过《三国演义》之后，又读了《三国志》。这样，“前四史”只剩了《后汉书》，这次算是史学补课。

    读史书，需要原原本本，悉心研索；但我辈青年学子不同于史学专家，没有专门课题，缺乏周密计划，在通读过程中，如何读出兴趣、理出端绪，是个很现实的问题。开始时我也感到有些枯燥，好在逐渐摸索出一些窍门。

    其一，“找熟人，抓线索”。书中人物已经死去一千八九百年了，哪里会有熟人？有。凭着知识积累，许多人早已耳熟能详。我喜欢看京剧，《上天台（又名打金砖）》中许多人物，像光武帝以及姚期、马武、邓禹、岑彭、陈俊、吴汉等一干将领，他们的形象、言行一直刻印在脑子里。尽管历史上并无“二十八宿上天台”之说，但这些功臣名将在《后汉书》里都有传，读起来甚感亲切。同样，《三字经》里有“香九龄，能温席，孝于亲，所当执”，我在读《文苑列传》时，发现了黄香的传记，眼睛立刻一亮。记得童年背《三字经》时，父亲说过，这个黄香和他的儿子黄琼都在我们祖居地大名所在的魏郡当过太守。还有，于今尚能背诵的童蒙读物《幼学故事琼林（增订本）》中，至少有四十人的典故，像“马融设绛帐，前授生徒，后列女乐”，“雷义之与陈重，胶漆相投”，“孟尝廉洁，克俾合浦还珠”，“蔡女（文姬）咏吟，曾传笳谱”等等，都出自《后汉书》。由于有了这么多“熟人”，史书入眼，就变得活灵活现了。

    其二，作由此及彼的联想，实现多光聚焦。前面说到黄香，由他联系到其子黄琼；又由黄琼联系到李固——他在致黄琼书信中有“‘峣峣者易缺，皎皎者易污’。阳春之曲，和者必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之警语，是毛泽东主席在“文大”之初推荐过的。而我之晓得李固，则源于《幼学故事琼林》中的这句话：“李固不夸父爵，可称子弟之良。”

    其三，同前几次读史比较，这次在读书方法上有所改进。当年塾师曾经教诲：读书应该参阅多种典籍，博取诸说，撷采众长；借他山石以攻玉。但在过去读《汉书》时，限于条件，主要是参照《资治通鉴》；这次不同了，一是多年来购进了一些古籍；二是市图书馆也提供了方便；三是前面谈到的“破四旧”时搜索了几百种古书，可供翻检。在读《后汉书》的过程中，我参看了宋人王应麟的《困学纪闻》、近人陈登原的《国史旧闻》、清人章学诚的《文史通义》、俞正燮的《癸巳存稿》等多种书，其中尤以清人赵翼的《廿二史劄记》，使我获益最多——不仅纠正了一些书中的史实错误，而且增长了许多见识。单说《后汉书》部分，赵氏善于就一些课题作综合性分析，比如“东汉尚名节”、“东汉宦官”、“东汉废太子皆保全”、东汉“多母后临朝、外藩入继”，一个个问题分析得丝丝入扣。如在《东汉诸帝多不永年》一文中指出：“国家当气运隆盛时，人主大抵长寿，其生子亦必早且多。独东汉则不然”。“人主既不永年，则继位者必幼主，幼主无子，而母后临朝，自必援立孩稚，以久其权”。讲得十分透彻。

    不过，有的方面也似可商榷。《廿二史劄记》中有一篇《东汉功臣多近儒》，开篇就说：“西汉开国功臣多出于亡命无赖，至东汉中兴，则诸将帅皆有儒者气象，亦一时风会不同也。”这个论断极是。举例中，首先是光武帝，“虽东征西战，犹投戈讲艺，息马论道。是帝本好学问，非同汉高之儒冠置溺也”。接着从邓禹开始，点了十四五位功臣名将，唯独没有伏波将军马援。那么，马援是不是“近儒”呢？诚然，史书上没有记述他如何研习儒家著作，但从他的言行中可以看出儒家忠君孝亲观念的影响。本传称：兄卒，“援行服期年，不离墓所；敬事寡嫂，不冠不入庐”。在他患病时，他的至友的儿子、朝中的驸马梁松前来拜望，他不答理。他的亲属问他：“人家是皇帝女婿，公卿以下人人畏惮，大人奈何独不为礼？”他的答复是：“我乃松父友也。（松）虽贵，何得失其序乎？”梁松由是恨之。为了维护长幼之序，不惜遭到忌恨，这还不是儒家的风范吗？马援的从弟少游，对他“慷慨多大志”甚感哀怜，曾劝说他：人活一世，只要衣食丰足，乘短毂车，骑缓步马，为郡掾吏，乡里称善人，也就可以了。何必贪求无度，徒招自苦！可是，他听而不从。“男儿要当死于边野，以马革裹尸还葬耳”。这是他的名言。出征交趾，立功绝域归来，恰值湘西南“五溪蛮”暴动，年已六十有二的马援再次主动请缨前往讨伐。光武帝看他年老，没有应许。他坚持申请，说：“臣尚能披甲上马。”帝令试之。“援据鞍顾眄，以示可用。”帝笑曰：“矍铄哉，是翁也！”结果，战场上遭遇酷暑，士兵多患疾疫，马援也染病身死。最后却遭到诬陷，妻儿惊恐万状，连棺材都不敢归葬祖茔，成为历史上有名的一大冤案。设想，如果他能知足知止，见好就收，何至于此！这里只是辨对是否“尚儒”这个问题，意在说明赵翼高明中也有疏漏，所谓“百密一疏”，并不涉及历史人物的价值判断问题。

    通过《后汉书》的研读，我自感在史学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附带说个小插曲：由于四个月没有出门，缺乏运动，结果我的体重长了十多公斤。上班后，坐在凳子上，脖子后面的肉耷拉下来，单位的同事在后面用夹子给夹起来。从此，我开始了天天跑步锻炼，长久坚持不辍。病后得以专心读书，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从此养成了锻炼习惯，也是坏事变成了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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