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1957）

    文学胎息

    “胎息”一词用在这儿，意在状写孕育中的文学躁动，或曰儿时文学气息的熏染，说是启蒙还谈不上。

    文学往往和乡思、乡愁、乡梦联结在一起。可是，在我童年橙色的梦里，故乡的影像却并不是很清晰、很确切的，“茫茫旷野家何处，记得青山这一边”。儿时的印象是，只要推开屋舍的后门，医巫闾山的清泠泠、水洇洇的翠影，伴着天涯云树，便赫然闪现在眼前。尤其是在久雨新晴的夏日，或者气爽天高的初秋。那峭峻的山峦，绵绵邈邈，高高低低，轮廓变得异常分明。隐隐地能够看到山巅的望海寺了，看到峰前那棵大松树了，好像下面还有人影在晃动。看！那朵白云正在峰峦上飘动，刹那间，那山峰便化作一个白胡子老爷爷。……

    正是这童年的风景，或者说童年的感觉，像一阵淡淡的清风，掀开记忆的帘帷，吹起了沉积在岁月烟尘中的重重絮片。于是，我的意绪的游丝便缠绕在那座风雪中的茅屋上了。茅屋是我的家，我在这里度过了完整的童年。茅屋，坐落在闾山东面一个荒僻的村落里。说是村落，其实不过是一条街，三四十户人家，像“一”字长蛇阵那样排成一列。前面是一座长满了茂密丛林的大沙岗子，沙岗子前面是一片沼泽地。清明节一过，芦苇、水草和香蒲都冒出了绿锥锥儿。蜻蜓在草上飞，青蛙往水里跳，沙鸥站在浅滩上剔着洁白的羽毛。端午节前，芦苇长到一人多高，水鸟便在上面结巢、孵卵，“嘎嘎叽”、“嘎嘎叽”，上下翻飞，叫个不停。秋风吹过，芦花像雪片一般飘飞着，于黄叶凋零之外，又点缀出一片银妆世界。

    小时候，整天疯淘疯炸，无拘无管，我感到天地特别广阔，身边有享用不尽的活动空间。记忆中有这样一句话：“人之初”镶嵌在大自然里，没有亲近过泥土的孩子，永远不会长大，不会真正懂得什么是“童年”。忘记了是谁说的，但它反映了真理性的认识。

    大约从三岁开始，天暖时节，吃过晚饭，我便尾随着父亲、母亲，到门前的打谷场上纳凉。左邻右舍的诸姑伯叔们，男男女女，凑在一块，听长辈人“说书讲古”；我父亲刚届中年，还不敢言“老”，但也常常被推举出来，“神聊海侃”一番。内容大都涉及南朝北国的帝王将相，深山老林里的狐鬼仙魔。听了不免害怕，可是，越是害怕，我倒越想听个究竟，有时，怕得紧紧偎在母亲怀里，不敢动弹，只露出两个小眼睛，察看着妖魔鬼怪的动静。最后，小眼睛也合上了，听着听着，就伴着荷花仙子、托塔天王遁入了梦乡，只好由父亲抱回家去。

    听母亲讲，父亲小时读过三年半私塾，性格外向，有一种行侠仗义的冲劲儿，爱“打抱不平”、管闲事，勇于为人排难解纷。后来，年近不惑，老母亲和一女二子相继弃世，自己也半生潦倒，一变而为心境苍凉，情怀颓靡，颇有看破红尘之感；逐渐地由关注外间世务演变为注重内省，由热心人事转向了寄情书卷，寻求精神上的寄托。我们那一带，吟唱子弟书的风习很盛，我父亲就是一个痴迷者。从前他滴酒不沾，后来由于心境不佳，就常常借酒浇愁，往往是一边品着烧酒，一边低吟着子弟书段。这样，童年时我除去听惯了关关鸟语、唧唧虫吟等大自然的天籁，经常萦回于耳际的，就是父亲咏唱《黛玉悲秋》、《忆真妃》、《白帝城》、《周西坡》等子弟书段的苍凉、激越的悲吟。

    客居旅舍甚萧条，采取奇书手自抄。

    偶然得出书中趣，便把那旧曲翻新不惮劳。

    也无非借此消愁堪解闷，却不敢恃才自傲比人高。

    渔村山左疏狂客，子弟书编破寂寥。

    这段《天台传》的开篇，至今我还能背诵出来。

    我有一个近支的族叔，满腹经纶，却怀才不遇，生性孤高自傲，不为乡邻所理解，因而获得一个“魔怔”的绰号。我父亲读的书虽然没有他多，但在思想感情上，老哥俩倒有相通之处，所以，他们很合得来，常常凑在一起“侃大山”。只是，父亲每天都要从事笨重的体力劳动，奔走于衣食，闲暇时间很少，“魔怔”叔便把我这个小毛孩子引为“忘年交”，所谓“慰情聊胜无”吧。当然，对我来说，是有幸结识了一位真正的师长。

    童年的我，求知欲特别强，接受新鲜事物也快，正像法国大作家都德说的，“简直是一架灵敏的感觉机器，就像身上到处开着洞，以利于外面的东西随时进来”。我整天跟在“魔怔”叔身后，像个小尾巴似的，听他讲“山海经”、“鬼狐传”。有时说着说着，他就戛然而止，同时用手把我的嘴捂上，示意凝神细听草丛树冠间的虫吟鸟唱，这时，脸上便现出几分陶然自得的神色。

    我们经常去郊外闲步。春天种地时，特别是雨后，村南村北的树上，此起彼伏地传出“布谷，布谷”的叫声。“魔怔”叔便告诉我，这种鸟又拙又懒，自己不愿意筑巢，专门把蛋产在别的鸟窝里。更加令人气恼的是，小布谷鸟孵出来后，身子比较强壮，心眼却特别坏，总是有意把原有的鸟雏挤出巢外，摔在地下。

    他说，燕子生来就是人类的朋友，它并不怎么怕人。随处垒巢，朱门绣户也好，茅茨土屋也好，它都照搭不误，看不出受什么世俗眼光的影响。燕子的记性也特别好，一年过后，重寻旧垒，绝对没有差错。回来以后，唯一要做的事就是修补旧巢。只见它们整天不停地飞去飞来，含泥衔枝，然后就是产卵育雏，不久，一群小燕就会挤在窝边，齐簌簌地伸出小脑袋等着妈妈喂食了。平日里，它们总是呢喃着，似乎在热烈地议论着有趣的事情，可惜我听不懂，问“魔怔”叔，他也只是含笑摇头。

    鸟雀中，我最不喜欢的是猫头鹰，认为它是一种“不祥之鸟”，因为祖母说过，它是阎王爷的小舅子，一叫唤就会死人。叫声也很难听，有时像病人的呻吟，有时发出“咯咯咯”的怪笑，夜空里听起来很吓人。样子也很古怪，白天蹲在树上睡觉，晚间却拍着翅膀，瞪起大而圆的眼睛。“魔怔”叔耐心地听我诉说着，哈哈地大笑起来。显然，这一天他特别畅快。他告诉我，从前都称它是“不孝之鸟”，据说，母鸟老了之后，它就一口口地啄食掉，剩下一个脑袋挂在树枝上。所以，至今还把杀了头挂起来称为“枭首示众”。

    我还向“魔怔”叔问过：有些鸟类，立夏一过，满天都是，遮云盖日的，可是，几天过后，却再也不露头了，这是怎么回事？它们都飞到哪里去了？他告诉我：这些都是过路的候鸟。它们路过这里飞往东北的大森林和蒙古草原去度夏，在这里不想久留，只是补充一些粮食和淡水，还要继续它们的万里征程。不过，有些水鸟却是此间的常客，成年和我们搭伙伴。说着，“魔怔”叔便带我到沙岗前面的大水塘边，去看鸬鹚捕鱼。只见它们一个个躬身缩颈，在浅水中缓慢地踱步，走起路来一俯一仰的，颇像我这位“魔怔”叔，只是身后没有别着大烟袋。有时，它们却又歪着脑袋凝然不动，像是思考什么问题，实际是等候着鱼儿游到脚下，再猛然间一口啄去。

    听村翁讲故事和父亲唱子弟书，特别是跟着“魔怔”叔亲近大自然，不仅带来无穷的乐趣，更开阔了眼界、增长了知识，“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为后日的学写诗文、研习历史，提前播下了早期的种子。

    童子功

    1935年，我出生于盘山县大荒乡后狐狸岗屯。当时东北已经沦陷四五年了，但是，由于这一带紧邻浩浩茫茫的芦苇荡，日本鬼子和伪军害怕遭到隐伏在青纱帐里的抗日武装的袭击，却始终不敢露面，结果，此间便成了一处“化外荒原”。

    这里，居住分散、户数不多，现代学校难以兴办。“魔怔”叔便凭着家中资财，开办了一所家塾，用来教管他的小名唤做“嘎子”的独生子，延聘了素有“关东才子”之誉的刘璧亭先生前来执教。这样，我便也借光就读了。其时为1941年春，我刚满六岁，嘎子哥大我一岁。

    先生见我们每人都认得许多字，而且，在家都背诵过《三字经》、《百家姓》，便从《千字文》开讲。他说：《三字经》中有两句：“宋齐继，梁陈承”，讲了南朝的四个朝代，《千字文》就是这个梁朝的周兴嗣作的。梁武帝找人从晋代“书圣”王羲之的字帖中，选出一千个不重样的字，交给文学侍从周兴嗣，让他把这些字组合起来，四字一句，合辙押韵，构成一篇完整的文章。这可是个硬头货，要拿出真本事的。“王命不可违”呀！周兴嗣苦战了一个通宵，《千字文》斐然成章。梁武帝诵读一遍，连声夸赞：“绝妙好词。”周兴嗣却熬得须发皆白。先生说，可不要小瞧这一千个字，它从天文地理讲到人情世事，读懂了它，会对中国传统文化有个初步的概念。

    当时，外面的学校都要诵读伪满康德皇帝的《即位诏书》、《回銮训民诏书》和《国民训》，刘老先生却不理会这一套。反正“天高皇帝远”，没有人管束他。两个月过后，接下来，就给我们讲授“四书”，从《论语》开始，依次地把《孟子》、《大学》、《中庸》讲授下去。书都是线装、木版的，文中没有标点符号。先生事前用蘸了朱砂的毛笔，在我们两人的书上圈点一过，每一断句都画个“圈”，其他则在下面加个“点”。先生告诉我们，这种在经书上断句的工作，古人称作“离经”，意思是离析经理，使章句断开，也就是《三字经》里说的“明句读（读音为“逗”）”。“句读”相当于现代的标点符号。古人写文章是不用标点符号的，但在诵读过程中，又必须“详训诂，明句读”，不然无法理解文章的内容。有时，一个标点点错，意思就完全反了。先生说，断句的基本准则，可用八个字来概括：“语绝为句，语顿为读”，语气结束了，算作“句”，用圈（句号）来标记；语气没有结束，但需要停顿一下，叫做“读”，用点（逗号）来标记。

    先生面相严肃，令人望而生畏，其实，他饶有风趣，特别喜欢讲述一些笑话、故事，用来说明道理。当我们读到《大学》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的时候，他给我们讲了一个两位教书先生“找得”的故事——

    一位先生把这段书读成“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发觉少了一个“得”字。这天，他去拜访另一位塾师，发现书桌上放着一张纸块，上面写个“得”字。忙问：“此字何来？”那位塾师说，从《大学》书上剪下来的。原来，他把这段书读成了“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末了多了一个“得”字，就把它剪了下来，放在桌上。来访的塾师听了十分高兴，说，原来我遍寻不得的那个“得”字跑到了这里。说着，就把字块带走，回去后，贴在《大学》的那段书上。两人各有所获，皆大欢喜。

    读书生活十分紧张，不仅白天上课，晚上还要自习，温习当天的课业，以增强理解，巩固记忆。次日上课，第一件事便是背诵头一天布置的课业。儿时的记忆力再强，背诵这一关也是不好过的。一年到头，朝朝如是。到时候，先生端坐在炕上，我要背对着他站在地下，听到一声“起诵”，便左右摇晃着身子，朗声地背诵起来。遇有错讹，先生就用手拍一下桌面，简要地提示两个字，意思是从这里开始重背。背过一遍之后，还要打乱书中的次序，随意挑出几段来背。若是没有做到烂熟于心，这种场面是难以应对的。

    我很喜欢背诵《诗经》。“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整齐协韵，诗意盎然，重章叠句，琅琅上口，颇富节奏感和音乐感。诵读本身就是一种欣赏，一种享受。可是，这类诗章也最容易“串笼子”，要做到“倒背如流”，准确无误，就须下笨功夫反复诵读，拚力硬记。好在木版的《诗经》字体较大，每次背诵七页八页，倒也觉得负担不重，可以照玩不误；后来，逐渐增加到十页、十五页；特别是因为我淘气，先生为了用课业压住我，竟然用订书的细锥子来扎，一次带起多少页来就背诵多少。这可苦了我也，心中暗暗抱怨不置。

    私塾的读书程序，与现今的学习方法不尽相同，它不是在充分理解的基础上再作记忆，而是先由先生逐字逐句地串讲一遍，扫除了读音障碍之后，学生就一遍遍地反复诵读，直到能够背下来的程度，也就是：先背诵，再理解。这么做的道理在于，十二三岁之前，人的记忆能力是最发达的，趁着这个黄金时段，把需要终生牢记的内容记下来。前人把这种强记的功能称作“童子功”。

    刘老先生认为：“只读不作，终身郁塞。”他不同意晚清王筠《教童子法》中的观点，认为王筠讲的“儿童不宜很早作文，才高者可从十六岁开始，鲁钝者二十岁也不晚”，是“冬烘之言”。他说，作文就是表达情意，发抒思想，这都有赖于思考。从一定意义上说，说话也是在作文，它是先于读书的。儿童如果一味地强记、硬背，而不注意训练表达、思考的能力，头脑里的古书，横堆竖放，越积越多，就会把思路堵塞得死死的，像《孟子·尽心》篇所说的：“山径之蹊间，介然用之而成路；为间不用，则茅塞之矣。”小孩子也是有思路的，应该及时引导他们，通过作文进行表达情意、思索问题的训练。

    “魔怔”叔对他的这种说法，极表赞同。最后，两位共同商定，在“四书”、《诗经》之后，接着，依次讲授《史记》、《左传》、《庄子》，以及《古文观止》和《古唐诗合解》，强调要把其中的名篇一一背诵下来，尔后就练习作文和对句、写诗。

    老先生很强调对句。他说，对句最能显示中国诗文的特点，有助于分别平仄声、虚实字，丰富语藏，扩展思路，这是诗文写作的基本功。作为辅助教材和工具书，他找出来明末清初李渔的《笠翁对韵》。这样，书窗里就不时地传出“天对地，雨对风，大陆对长空。山花对海树，赤日对苍穹。雷隐隐，雾蒙蒙，日下对天中”的诵读声。

    他讲，对句，要分清虚字、实字。一句诗里多用实字，显得凝重，但过多则会流于沉闷；多用虚字，显得飘逸，过多则流于浮滑。唐代诗人在这方面处理得最好。

    窗外有一株高大的合欢树，此时花开得正旺，雄蕊花丝如缕，半白半红，形似马缨，因而合欢树又称作马缨花。老先生就从眼前景色入手，以“马缨花”为题，让我和嘎子哥找出一种植物来作对。我想了想，答说：“狗尾草”；嘎子哥说：“猪耳菜”。老先生满意地说：“对得很好，基本要求都达到了。”说着，他又拿起放在桌子上的新买的牛蒡茶，随口问了一句：

    “你们说说看：用‘牛蒡茶’三个字来对，行不行？‘蒡’，读音如棒。”

    嘎子哥说：“可以。”

    我说：“恐怕不行，因为上句的‘花’是平声，和它相对的应该是仄声，而‘茶’是平声字。”老先生点了点头。

    逐渐熟练了，基本上掌握了对句的规律，老先生又从古诗中找出一些成句，让我们来对。一次，正值外面下雪，他便出了个“急雪舞回风”的下联，让我们以答卷形式，对出上联。

    我面对着窗前场景，构想了一会儿，便在卷纸上写下了“衰桐存败叶”五个字。

    先生看了：用毛笔作批：“如把‘存’改成‘摇’，变成‘衰桐摇败叶’，就堪称恰对了，但亦未尽善也。”然后，翻开《杜诗镜铨》，指着《对雪》这首五律让我看，与“急雪舞回风”相对的原句，是“乱云低薄暮”。先生说，古人作诗，讲究层次，先写黄昏时的乱云浮动，次写回旋的风中飞转的急雪，暗示诗人怀着一腔愁绪，已经独坐斗室，对雪多时了。

    后来，又这样对过多次。觉得通过对比中的学习，更容易领略诗中三昧和看到自己的差距。

    一次，我和嘎子哥跟随老先生到十几里外的马场远足。站在号称南北通衢的驿路上，看着车马行人匆匆来往，先生随口出了一副上联：

    车马长驱，过桥便是天涯路；

    叫我和嘎子哥对出下联。我们想了一会儿，各对出一副，老先生听过，一直在晃脑袋。过了一会儿，他把我对出的那一句加以调整、改造，成为：

    轮蹄远去，挥手都成域外人。

    先生问道：“你们看，怎么样？”

    我们都说“好”。

    先生说，就平仄相协和词性对仗来要求，这个下联完全合乎规格；但是，不妥之处也很明显：这里的“轮蹄”与上联的“车马”相互对仗而词义相同；而且，整个上下联的含义也大体一致，上联说的是出门远行，下联仍是重复或者延伸这个意思，这叫“一顺边”，也就是古人说的“合掌对”——人的两只手，长短、大小、形状全都一样，合在一起，没有区别。作诗、拟联出现这种现象，是个大忌。至于《笠翁对韵》中的例句，那是着意于讲授对句的规矩、方法，而并非作咏诗、对句的示范。如果实际拟联时，就这么“天对地、雨对风”地弄下去，那岂不成了三家村的“冬烘先生”！要设法从另一面去作文章，比如，讲归来重见就比较好了。于是，他把下联改为：

    襜帷暂驻，覩面浑疑梦里身。

    解释说：两个分句，前者采自《滕王阁序》，后者暗用杜甫诗句“相对如梦寐”。但是，过了一会儿，他又说，如果严格要求，这个下联也并不理想，因为“襜帷”二字，其实也还是说的“车马”，乘坐车马的，遮挡前面的叫“襜”，围罩旁边的叫“帷”，转了一圈也没有避开。

    转眼，一年时间过去了，记得那天正值元宵节。我坐在塾斋里温习功课，忽听得远处响起了锣鼓声，料想高跷队（俗称“高脚子”）快要进村了。见老先生已经回到卧室休息，我便悄悄地溜出门外。不料，到底还是把他惊动了。只听得一声喝令：“过来！”我只好转身走进卧室，见他正与“魔怔”叔横躺在炕上，面对面，共枕着一个三尺长的枕头，中间摆放着一套烟具，崭亮的铜烟盘里，放着一个小巧的烟灯，闪动着青幽幽的火苗。“魔怔”叔拿着一根银签子，从精致的银盒里，挑出一块鸦片烟膏，在烟灯上烧得嗞嗞作响，立刻有一种特殊的香味散发出来。他把烟泡用银签子递送到老先生的烟枪上；然后又给自己如法炮制一个。这样，两人便先后凑在烟灯底下，面对面地畅快地吸食着。由于博役（私塾佣工）不在，唤我来给他们沏茶。我因急于去看高跷，忙中出错，过门时把茶壶嘴撞破了，一时吓得呆若木鸡。先生并未加以斥责，只是说了一句：“放下吧。”

    这时，外面锣鼓响得更欢，想是已经进了院里。我刚要抽身溜走，却听见先生喊我“对句”。我便规规矩矩地站在地下。他随口说出上联：

    歌鼓喧阗，窗外脚高高脚脚；

    让我也用眼前情事对出下联。

    寒风吹打着外面的窗纸，沙沙作响；我站在窗下，早已憋出满头热汗，正愁着找不出恰当的对句，忽见“魔怔”叔用银签子拨动一下烟灯，又把头部往枕头边上挪了挪。不知他是偶然动作，还是有意提示，反正促使我灵窍顿开，对出了下句：

    云烟吐纳，灯前头枕枕头头。

    “魔怔”叔与塾师齐声赞道：“对得好，对得好！”

    且不说当时那种得意劲儿，真是笔墨难以形容，只讲这种临时应答的对句训练，使我日后从事诗词创作，获益颇深。

    除了对句，老先生还结合日常生活实际，让我们对所见所闻以诗文形式记录下来，以培养、训练我们的写作能力。

    这年除夕之夜，按照老先生的要求，我曾写过一篇纪实文和一首纪事诗。文章是《灯笼太守记》。

    灯笼太守者，除夕灯官之谑称也。我村之太守不知其名姓为何，亦未审其身世。以平日未曾谋面，推知其原非本村人氏。

    古制：“嘉平封篆后即设灯官，至开篆日止。”嘉平为腊月之别称；篆者官印也，封存官印为封篆，官印启封称为开篆。官府衙门于腊月二十前后封存印鉴，公事告辍；乡村设置灯官，由民众中推选一人充任，俗称灯笼太守，暂摄民事。一俟翌年元月下旬，官府之印鉴启封，乡镇署员各就其位，灯官即自行解职。

    闻之父老，此俗积年已久，渐成定例。里巷习传：充一月之灯官，将三载沦于困厄。众皆目为不祥，愿承此差事者甚少。然亦非人人皆能胜任，故灯官之遴选，颇费周折，终以乡曲之游侠儿居多。其酬金、职司、权限，由当事人与村中三老议定，各村之间类同。

    丁亥之岁，冬日奇寒，除夕阴暝尤甚。薄暮初临，百家灯火已齐明矣。少间，窗外锣鼓声喧，炮竹轰响，步出庭外，见秧歌列队款款而来。灯笼太守着知府戏装，戴乌纱亮翅，端坐于八抬大轿中。健夫二，摇旗喝道于前，旁有青红皂隶护卫，赫赫如也。

    巡察中，遇有灯光不明、道路不平者，倾置粪土、乱泼污水者，太守辄厉声叫停，下轿喝问，当众施罚。如户外无缺隙可寻，即径入院中。鸡鸣犬吠、婴儿啼哭者，辄以“聒噪老爷耳鼓”受罚；而如冰雪致滑，则以“闪折太守腰肢”问罪。诚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受罚者均乡间富户，俗称“土财主”者。赤贫之家固无油可揩，而巨室高门亦未敢轻启衅罅。凡所承罚者，均由事先圈定，届时深文周纳，务求捉定口实而后已。所获无多，以足用为限，一以酬恤太守之劳，一以应年关不时之需。而乐民娱众，固所期也。

    灯笼太守出巡之夜，师尊刘汝为先生亦携杖往观，于引人发噱处，辄掩口胡卢而笑，三数日内犹屡屡话及；并以“灯笼太守”为题，命我们作一文一诗，借督课业。遂泚笔为文，以纪其实。

    纪事诗是一首七绝，用的是“七阳”韵：

    声威赫赫势如狂，查夜巡更太守忙。

    毕竟可怜官运短，到头富贵等黄粱！

    先生看过文章，在题目旁边，写下了“描摹实事，清通可读”的评语；对这首七绝，好像也说了点什么，记不清楚了。

    我从六岁到十三岁，像顽猿箍锁、野鸟关笼一般，在私塾里整整度过了八个春秋，情状难以一一缕述。但是，经过数十载的岁月冲蚀、风霜染洗，当时的那种凄清与苦闷，于今已在记忆中消溶净尽，沉淀下来的倒是青灯有味、书卷多情了。

    新天地

    1948年冬，私塾停办，我即结束了这段学业。次岁上半年在高升镇高级小学就读；补习功课；7月考入盘山中学。考试只有语文、算术、时事政治三科。语文满分，政治及格，算术二十分——我带个算盘，加减乘除四则题，答案都对；但不会列方程式，因此，只得了五分之一的分数。幸亏口试、面试时成绩优秀，始被录取。这是第一次走出故里，来到县城。

    那时是春季始业，为了补充生员，实行暑期扩招，我所在的初中一年甲班和另外的乙、丙、丁三个班，都加进去一些插班生。我们的班主任，就是口试时的王志甫老师，他教数学；还有几位科任老师，也都一起同新生见了面。为了帮我接上数学这条“短腿”，王志甫老师利用星期天和几个晚上，集中给我补课，使我较快地跟了上来；而且，培养了钻研数学的兴趣。孔子说过：“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意思是，懂得它的人，不如爱好它的人；爱好它的人，又不如以它为乐的人。看得出来，爱好、兴趣对于知识、技能的掌握，至关重要，所以有“兴趣是最好的老师”的说法。

    出乎意料的是，在语文方面，我竟遇到了一道难关。开学一个星期之后，教授语文的石老师发现我的作文用的竟是文言，便在作文簿上郑重地写了一条批语：“我们是新社会，要用新的文体写作。今后必须写语体文。”课后，又把我叫到教研室，说：“文言词语简练，你这个‘洎乎现世，四海承平’，确实比‘到了今天，国内社会环境合谐、安定’节省许多字，可是，‘文章合为时而著’，新时代的写作，要面向工农兵大众，对象不是少数精神贵族。你左一个‘洎乎’，右一个‘与夫’，又有几个能懂的！”

    这番话，对我来说，确实产生了振聋发聩的效果。为此，我痛下决心，要改弦更张，从头做起。除了认真理解、背诵课本里的现代范文，我还有意识地阅读了许多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作品。

    不久，石老师因为咯血，住进医院养病；语文课由富老师暂代。一次上语文课，富老师拿了一本冰心的《寄小读者》。她说，这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一部代表作，也堪称是“爱的经典”，同学们可以传着看一看。说着，就递给了我（当时我是语文课代表），让我先看。我用午后自习和晚上时间，突击看了一遍，然后提议：大家传看，每人不要超过两天；鉴于全书共二十九篇书简，可以选出二十九名同学，或者自告奋勇，每人抄写一篇，随看随抄。富老师同意我这个建议，当即从前向后，依次指定二十九位同学，按照编号顺序，每人看后，分别抄写一篇。这样，三个月之后，这本手抄的《寄小读者》，便装订成册，成为全班的公共财产了。而对于我，这本散文集更起到了学习语体文的示范作用。

    翌年春初，我们升入了二年级。石老师病情稳定，重新给我们上课。看了我的作文，他感到满意，还在班上当众读了一遍。

    他的讲课水平，全校公认是一流的。我印象最深的，是讲授汉乐府《孔雀东南飞》。当谈到诗中主人公刘兰芝和焦仲卿为反抗封建礼教，分别“举身赴清池”与“自挂东南枝”，以死殉情时，他在黑板上板书：“问世间，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许”，说是出自金代文学家元好问有关殉情的词。虽然他没有多加阐释，可是，却给我们这班初涉世事的中学生，留下了一道终生都在叩问、求索的课题。是呀，情是何物？竟有如此巨大的震撼力量！

    那天，石老师还说，堪与这首被明人称之为“长诗之圣”的经典作品比美的，在西方还有伟大剧作家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那时的中学生与今天的不同，眼界十分闭塞，读书范围很窄，多数人还是第一次听到这部作品的名字。先生便略为详细地讲述了剧情，讲了年轻、勇敢、纯洁、善良的一对恋人，终因两个家族的世仇而双双赴死的人间悲剧。最后，以嘶哑的声音朗诵着罗密欧自杀前的那段话：

    你无情的泥土，

    吞噬了世上最可爱的人儿，

    我要掰开你的馋吻，

    索性让你再吃一个饱！

    先生教课当时，已经年过半百，但是，仍然豪情似火，充满了诗人气质。平素感情容易激动，有时一件细微的物事，也会激起他奋袖低昂，情见乎辞，脸上经常浮现着红艳艳的华彩。据校医说，这和他患有严重的肺结核有直接关系。这天，他又是带着两颊潮红，像是醉酒一般，讲了一大篇，然后，匆匆地离开了教室。

    几天后，他便因再度咯血，又一次住进了医院。我受班上同学委托，到病房去慰问他。这天，他精神很好，在询问过课程的情况之后，又从《孔雀东南飞》谈起了“情死”这个话题。说，过去编辑文学杂志时，听一位南方籍的同事讲过，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也有一部类似《孔雀东南飞》的长诗，名字记不得了。据说，这个少数民族，历史上殉情的事十分盛行。

    几年过后，“反右”开始了，石老师被错划为右派。批斗中，他连续咯血不止，终致惨死在会场上。除了“历史问题”，他被指控的主要罪状，是在课堂上恣意宣扬“封资修”的爱情观，包括殉情等“极不健康”的内容，严重地毒害了青少年的稚嫩心灵。可是，我们这些已经走进高等学府的当年受教者，听到这种指责后，却私下里议论：石老师以其汪洋恣肆的才情和富于魅力的解说，在教育系统，独迈群伦。他不是一般的授业、解惑，同时，还能交给学生一把开启心灵的钥匙。

    我读初中时，“偏科”现象十分严重。语文、地理、历史、数学之外，对于俄语、物理，总是引不起兴趣，每逢上这两门课时，我就在下面偷偷地阅读小说。期末考试时，靠着“临阵磨枪”，耍小聪明，勉强维持到三分以上（当时是“五级分”制）。一次，教授物理课的王达老师突然走到我的桌前，说：“我已经发现多次了，你不认真听课。本想给你留点面子，等待你自觉纠正，无奈，……”当即指令我：下课后，要把书桌里的所有小说，给他送过去，由他代为保存。

    走进新的学堂，有两件事令我大开眼界：

    一件是参加富老师的文明婚礼。过去我在农村看到的结婚仪式，繁文缛节，笔难尽述，什么相门户、议彩礼、串小门、备嫁妆；下请帖、请鼓乐、搭喜棚、安炉灶；娶亲、送亲、谢媒；上轿、下轿、拜天地、揭盖头、喝交杯酒、吃子孙饽饽、闹洞房——总之，结婚简直就是遭罪。富老师的婚礼，我印象中主要有三项议程：一是，她和新郎——校内另一位老师，共同谈恋爱经过；二是，互赠礼物：新娘送给新郎一只派克笔，并亲自插在对方中山装的上兜里，由于紧张和激动，富老师的手竟然有些颤抖。新郎回赠的是一方漂亮的围巾，也是当众围在新娘脖子上；三是，二位新人为主婚人、介绍人和来宾送糖、敬烟。然后，就欢欢喜喜入了洞房。

    再就是锦州之行，见了世面。因为我的文笔比较好，粉笔字又写得工整，入校第二学期，便被学生会聘为壁报、黑板报《盘中青少年》的主编。这个期间，赶上了1950年5月召开的辽西省第一届人民体育大会。运动选手，除了来自省直及所属四市、二十一县的政府系统和企业、文化、卫生等部门，全省三十一所中学的师生是主力军，因而各派出一支代表队。盘山中学有二十八名选手，加上带队的教体育的由老师，还有教导干事黄老师，我被安排为随团报导员。

    大会在省会锦州市举行。我们提前一天，起个大早，在由老师带领下，每人背上一件简单行囊，步行三十公里，到沟帮子乘火车。路上，由老师看到排球队选手刘珞芬同学行李较大，而我的很小，就让我和她换着背。到了火车站，等车一个多小时，师生坐下来休息。我呢，因为第一次看到列车来往，好奇地驻足观看。待到剪票铃声响起，大家便迅速集合，排队上车。一个半小时后，到了锦州。可是，这时我才发现，把行李拉在了沟帮子候车室。外号“小漏粉”（名字的谐音，意为爱哭鼻涕）的刘珞芬同学急得哭了。黄老师带着我立刻乘车返回沟帮子，还好，到了车站就顺利找回。这样，“小漏粉”又破涕为笑了。

    当天晚上八点，赛会在大剧场举行预备会，全部与会人员到场。这是我有生以来见到的最豪华建筑，显得庄严、壮观、气派，心灵立刻就被震撼了。当时电力供应不足，场内灯光比较幽暗，好不容易才找到自己的座位。这时，由老师过来了，低声问着：“环境好不好？舒服吗？”我说：“太好了。”略一迟疑，我又悄悄地问：“老师，椅子怎么硌屁股呢？”他俯身看了看，原来我是坐在木板楞上。他扑哧地笑了，告诉我，要把椅座放平。说着，他又四下看了看，像我这样坐的，竟有好几个。——我们这些农家孩子，没有进过剧场和礼堂，不知道里面的木板座椅，平时为了进出方便总是立起来，落座前需要把它放平，结果像刘姥姥进大观园那样出了洋相。

    赛程空隙，《辽西文艺》编辑高柏苍先生来到我校代表队住地，看望他的海城老乡由老师，还带来了几本刊物。由老师翻了翻，顺手交给了我，并向客人作了引荐。高先生随之介绍：刊物是面向工农大众的，作品以曲艺为主，也刊载一些连环画，当即给我留下通信地址，说欢迎多多投稿。高先生热情、诚恳，谈吐博雅，风度翩翩，这是我见到的第一位专业作家。因为从小受到子弟书的熏陶，对这种文艺形式十分熟悉，回校后，我连续写了几篇，内容都是歌颂学校新生活的，居然被采用了。这在当时影响很大，于是，博得了“校园小作家”的赞誉。

    “进错了门”

    高中毕业后，考入了沈阳师范学院。因为目标是做合格的教师，功利化的教学倾向十分明显；特别是受到苏联凯洛夫《教育学》的直接影响，强调党性原则，强调系统知识传授，人文精神受到严重摧残。当时中文系刚刚独立分出，即便是讲授中文，也在很大程度上从毕业后教学需要出发，注重语法修辞、课文解析，而对于写作则视有若无。在校期间，有过几次教育实践活动和观摩教学，当时都做了笔记，回来也写了论文报告，尽管比较认真，但与文学创作无关。

    《文艺学概论》是当时中文系的主要教材，我学得很上心，但除了记诵一些“马克思主义的反映论”等词语，并没有留下更多的深刻印象。上世纪50年代，教育以苏联模氏为主宰，文学理论方面也不例外，可能是受苏联文学理论界影响，系内关于文学体裁的讨论比较热烈。大致是“三分法”和“四分法”两类意见。所谓“三分法”，就是分为叙事的、抒情的、戏剧的；“四分法”则是分为小说、诗歌、散文、戏剧四大类。

    持“三分法”的出发点，是文学作品塑造形象的不同方式。其中叙事文学中又包括神话、史诗、小说、叙事诗、报告文学、传记文学等；抒情文学包括抒情诗和抒情散文，它们以抒发作者的感情为主要特色；戏剧文学是供舞台演出的脚本，它通过角色的对话和动作反映社会生活、塑造艺术形象。

    而“四分法”是根据文学作品在形象塑造、体制结构、语言运用、表现手法等方面的不同来划分的：其中诗歌类包括抒情诗和叙事诗；散文类除了抒情散文、叙事散文外，还有游记、小品、杂记、杂文、随笔、报告文学等。

    “三分”说大约来自西方，据说从亚里士多德时代就出现了，可谓悠哉久矣；“四分”说属于国产，据说诞生于清末，定型于20世纪30年代。支持前者的，强调“三分法”是以文学性质为标准做出分类，而“四分法”是针对文学作品形式的，属于外在层面。主张后者的则强调，从称谓模式本身而论，“三分法”的叙事与戏剧、抒情与戏剧在外延上不能并列，概念是混乱的。当时，我从常识上、习惯上加以考究，是倾向“四分法”的。但是，由于我们的老师在《文艺学概论》中力推“三分法”，我便也不敢坚持己见了。当然，就我当时的理论根底看，也并不具备参与争辩的能力。

    这个期间，尽管我酷爱文学，但只是读些文学名著，以苏联的为多；至于作文，基本上“停摆”了。那个时候，经常萦回脑际的是如何登上三尺讲台，做一个合格的语文教师；至于“作家梦”，不要说做，甚至想都没有想过。

    其实，当时不仅是师范院校，即便是普通的大学中文系，恐怕也未必真正重视学生审美欣赏和写作能力的培养、训练。杨晦先生就曾明确地说：“北大中文系不是培养作家的”。难怪有的志在为文的同学说：“进错了门。”

    据我了解，他这么说，并非无谓的牢骚，而是有其一定的学术背景的。从整个发展趋势看，自从工业化降临大地，诗文创作便遭逢了厄运。工业化带来的是机械化和理性化，速度、效率为先，同一、简单、抽象为其本质特征。诗情画意、文思隽语，失去了悠闲、舒缓的心态和田园牧歌式的氛围的依托，葬身于匆促、慌忙、躁进之中。而1950年代的社会政治环境，更不适合于文学这朵奇葩的绽放。这里且不说政治倾向，只从文学观念上讲。记得有这样一件事，当时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一个星期天，我们几个同学在北陵公园闲步。不知是谁提出“什么样的小说最伟大”的问题，有的说是《战争与和平》，有的说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有的说是《牛虻》，相互争持不下。说着说着，话题又转到“作家成功的路径、最佳的选择”上。对这个问题大家的看法比较一致，都认为最好是写本身经历，并且举出苏联和国内许多作家的实例，除了耳熟能详的高尔基、奥斯特洛夫斯基，还有曲波（《林海雪原》）、杨沫（《青春之歌》）、杨益言、罗广斌（《红岩》）、吴运铎（《把一切献给党》）等一大串名字。最后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我辈青年学子经历简单，缺乏足够的生命体验、生活经验，纵有文学天才，纵然百倍努力，也难以获得成功。

    尽管我也认同这些观点，但是，积习已成，心烦技痒，写作的念头仍然时时发作。这样，我还是写了几篇文章，不过，几乎全是纪实性的。即便是写作短篇小说，也基本上是写实，而不懂得、更不善于虚构与想象，谈不上塑造典型环境、典型人物。小说名叫《葬鹰》，故事取材于童年时期我家的房客靳叔叔讲述的一段真实经历。唯恐读者看了说是蹈虚、凿空，一开头就作出交代：“二十多年前，在我的祖籍山东省临沂县，盛传着一个‘葬鹰’的故事。乍一听来，似乎觉得有点离奇，可它确确实实是件真事。”三个主要人物：老长工葛爷爷、他的儿子老三、恶霸赫连福，全都是真实人物，只不过换了姓氏；为了叙述方便，把我的祖籍由河北移至山东。除了一些细节和人物心理活动有些想象、虚构外，主要情节、基本事实都是写实。现在看，纯粹是一篇纪实作品。

    毕业那年，到辽西建平县中学实习。期间，听说有几十名男女青年响应党的号召，结队上山建设青松岭，我们便前往参观。听了他们的介绍，当时真是热血沸腾，奋发鼓舞。回来后，我写了一篇散文，名为《青松之歌》，刊发在校报上。全文分两部分，前部分记叙青松岭青年建设者的事迹，同时描述了此间山川形貌以及过去自然生态恶劣的状况；下面是文章的后部分：

    创业维艰，古今同理。但是，正如荀子所言：“良农不为水旱不耕，良贾不为折阅不市”。真正的革命者，绝不会因为艰难险阻而中断奋斗。呼唤暴风雨，迎着困难前进，正是时代英雄的本色。青年时代的马克思写过这样的诗句：“火焰充满着我的整个心房，我怎能安闲地游荡！迎着风暴，投身斗争，我怎能在半醒半梦中闲逛！”“为了不致在空虚的苟且偷安中生活得碌碌无为，来吧，我们一起走向困难重重的遥远的途程。”幸福，是斗争的伙伴。一个人如果胸无大志，畏难苟安，整天像蝴蝶似的空虚地飞去飞来，企鹅般地把头伸到崖岸底下去逃避风雨，那还有什么幸福之可言呢！——可悲而已。

    契诃夫有一篇题为《哀伤》的短篇小说，写老镟匠格里高利·彼德洛夫，跟老婆一块儿过了四十年，可是，那四十年如同在雾里一样过去了，尽是醺醉啦、打架啦、贫穷啦，处在半睡半醒之中，既不知道什么是哀伤，也不知道什么是快乐，一句话：“根本没有觉得是在生活”。后来，老婆在绝望中病危，他赶着借来的马车，在风雪迷漫中，送她到城里就医。一路上，他回忆起了过去，认识到过去的生活实在是糟糕，深感后悔，从内心深处发出“再从头生活一回才好”的想望，盘算着添置新工具，承揽定货，要好好地干活；发誓再不打老婆，再不逼她去讨饭，要把钱全都交给她。可是，一切一切，都为时过晚，无法挽回了。老婆已经死在半路上，他自己也因在雪地里受凉，到医院后在哀伤中死去。这真是一场悲剧！如果说“哀莫大于心死”，那么，痛则莫大于无聊——无聊会使人处在麻木状态，造成生命活力的停滞与枯竭。

    现在，我们唱着时代的凯歌走进了人类的新天地，用斗争和劳动开辟了一个辉煌的历史时期，心中充满了幸福感与自豪感。每当想到未来的人们，便会立刻喷涌出无穷的热力。为了后代人生活得更美好，此刻，我们宁愿付出更艰巨的劳动。诚如列宁所说：“我们想要建立八小时工作制，可是我们自己却往往做了至少两倍时间的工作。”前人种树，后人乘凉。通过我们的双手，大地披胸献宝，长河摇尾欢歌，万古荒原涌起金黄的麦浪，千亩秃山开遍绚烂的花朵，——而这些，正是新时代的凌烟阁、纪功碑。

    青松岭上的青年建设者，无疑也将在时间的洪流中老去，然而，他们的精神、他们的业绩，却是永世长新的。遥想几十年后，当未来的一代登上青松岭时，面对着绿浪接天、浓荫蔽日的松林，咀嚼着那又甜又脆的水果，饱游饫看之余，再联想起旧县志上记载的“山上秃子头，山下鸡爪沟，刮风狼烟起，雨后洪水流”的情景，他们该是怎样地感佩这班艰苦创业的先人啊！

    “立此存照”，并非因为文章怎么出色（今天读来，一眼就会看出它的缺陷），无非是想展示一下当时创作的真实风貌、写作特点。那个时候，刊发出来也就放在那里，没有更多的人去关注，真可以说是“速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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