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班以女生为主体，男生占少数，但一个比一个调皮、淘气。都是十四五岁，多数来自农村，脑子里常常结记着在故乡抓螃蟹、养蝈蝈、偷摘邻居瓜枣一类的乐事；身在书桌旁，心却像孟老夫子说的，“以为有鸿鹄将至，思援弓缴而射之”；当老师点名提问时，往往是蓦地站起，答非所问。针对这种情况，教授语文的富老师就提议：以此为题材，排一个小戏。由两个富于才情和想象力的女生，出思路，编故事，我负责台词加工、润色。
剧情梗概是：一个小学生终日嬉游耍闹，不肯用功读书，结果课业荒疏，屡屡降级。这天，他忽然做了一个梦，恍惚间，自己已经头秃齿豁，垂垂老矣，却仍和八九岁的儿童一起读小学三年级。建校六十周年庆典到了，同学们的祖父母——他当年的同学们，纷纷从全国各地赶回母校。这里有工程师、农艺师、大学教授，也有工厂经理、劳动模范、军队将领。他们听说还有一个当年的老同学仍然在校，便都捎过话来，与他相约叙旧。这个“老头三年生”听了，感到非常愧怍，登时汗流浃背，悚然惊觉。从此，他刻苦自励，加倍用功，矢志成才。
房筱兰同学身材较高，长得也比较丰满，富老师便让她扮演小学老师；“三年生”找谁呢？筱兰提议让又矮又瘦的金玫扮演，最后变成老爷爷时，由个头高大的李学颜替换。工程师、农艺师、教授、劳模等，也都是由男女同学化装扮演。还有一些小学生，班里实在找不出来，便由家在县城的同学调来弟弟、妹妹充数。
演出很成功，在全校产生了轰动效应，后来还参加过全省校园演出大赛，得了三等奖。其实，小戏情节简单，主题也没有脱出“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的俗套。但在当时，对我们这些思想单纯、可塑性强的少年儿童，还是起到了有力的鞭策作用。
记得，我们班还在全校文艺演出会上，集体朗诵过石方禹的长诗《和平的最强音》。这是新中国成立初期颇有影响的一首长篇政治抒情诗。诗人以奔放的热情、昂扬的声调，歌颂了人民反对侵略战争、保卫世界和平这一庄严的主题。有些诗句至今我还能背诵下来：
为了无数家庭骨肉团圆，
为了星期六的跳舞晚会，
为了我们的工厂，
我们的学校，
我们的农庄，
我们的戏院，
不许战争！
让无数的丹娘继续念中学第九班，
让刘胡兰活到今天成为劳动模范。
在周末晚会上，我还朗诵过一首《到远方去》的短诗：忘记是哪位诗人写的：
收拾停当我的行装，
马上要登程去远方。
心爱的同志送我
去天安门广场。
在我将去的铁路线上，
还没有铁轨的影子；
在我将去的矿井，
还只是一片荒凉。
但是，
没有的都将会有，
永远不会落空
——美好的希望。
那时的中学生，可说是豪情激越，壮志盈怀，充满了必胜的信念。在大家的心目中，事事无不可为，一切理想都必将实现。
不过，这类活动，庆槐兄，也就是嘎子哥，我没看见他参加过。他住在城内表姑家里，在初二乙班上课，整天沉默寡言，一改从前的活泼个性。他的表姐阚一芸与我同班，因为年龄大三四岁，我们都叫她“阚大姐”。大姐对我们俩小时候的顽皮“劣迹”了如指掌。当我问到“庆槐哥现在怎样”时，她说，简直是换了一个人，与成年人无异，规规矩矩，稳稳当当，绝不调皮。我笑说：“都是大姐调教得好。”——他们二人的关系我了解，三年后果然成了亲。那时，如果我读过歌德的作品，会逗趣说：“难怪说，男人是女人的产品。”当然我也想到，嘎子哥的变化，也可能和家庭陡遭变故有直接关系。
假期，他从不回家；我则坚持每年两次。初中二年开始，我戴上了近视眼镜，但“近乡情怯”，总是在村前二里之外便摘下来。当时，乡下戴眼镜的根本没有，人们说，“四眼狗”没好人，不是汉奸，就是恶棍。不过，眼镜戴惯了，突然摘下来也带来了许多麻烦，比方说，迎面来人了，不敢不打招呼，怕说是“目中无人”；可是，又不敢贸然搭话，唯恐把人认错，造成彼此尴尬。
我一直挂念着“魔怔”叔，想要过去看看。父亲说，他的身体日渐衰弱，现在，长住在外村的女儿家。那么，刘老先生呢？我也想到他家去，见上一面。父亲叹气道，他已经到了黄泉路上。原来，刚解放时，他被强制戒毒，效果很好；不料，半年过去，上肢肘部发生坏死，后来蔓延到全身，终于不治。
抱着一种怀旧的心情，我到当年私塾的所在转了转，屋子已经改做了初级社的会计室；而窗外的合欢树，却愈见高大，幽绿依然，风翻叶动，飒飒有声。忆及旧日般般情景，心境为之凄然。
回校后，照样地上课，照样地淘气，也照样地广泛涉猎各种文学作品。从新学年开始，我被安排和房筱兰同桌。她受母亲的影响，特别喜爱唐五代词，尤其是李后主的，遇到有所不解，随时向我问询。记得她曾问过：“笙歌未散尊罍在”，“尊罍”是什么？怎么念？我说，是盛酒的器皿，罍读雷。在这些方面，我接触的比较多，对她有些帮助。她家经营一个酱油酿制厂，广有积蓄，她又是独生女，父母视若掌上明珠，每天午间带饭，都很丰盛。她见我们食堂顿顿都是高粱米粥、白菜汤，便常把肉包子和蒸饺分给我吃。也算是一种酬答吧。
她的后座，就是那个扮演“三年生”B角老爷爷的李学颜，是出了名的“淘气包”。由于一起演过小戏，也就对房筱兰分外顽皮，一口一个“老师”（剧中角色），却不住地搞恶作剧。那时，我们的书桌很简陋，是从上面揭盖儿的，他便将一个大青蛙偷偷放在筱兰的桌子里；待到她入座取书时，突然，一个大青蛙蹦到脸上，吓得“噢”的一声尖叫起来。还有一次，我们正在闷头自习，他在后面，悄悄地把房筱兰的两根长辫子系在凳子上。然后捅咕我，示意让她起身。我便说：“房筱兰！门外有人喊你。”她立刻起身，结果，辫子拉得她头皮发痛，当即滴下了眼泪。她赌气在我的笔记本上写了四个字：“没良心的！”
高中毕业后，同学们分飞南北，各奔天涯，彼此间音信隔绝。时隔四十三年，1997年秋初，某星期天我接到一个市内电话，是房筱兰的大姑姐打来的，说她的弟媳现在沈阳，想约老同学聚一聚。吃过晚饭，我赶往这个住宅小区，见到楼外站着几个人，其中一位很斯文的女性，头发已经花白。刚打一个照面，我们就相互认出来了。她猛然间拥抱住我，然后用指头点着我的前额，说：“没良心的！”接下来，一阵朗声大笑。
我说：“真是应了苏东坡那句词：‘四十三年如电抹’。”
旁边站着的显然是她的丈夫，他微笑着，同我握手。
少年时代的同学关系，有如兄弟姊妹，纯真、坦诚，永生难忘。此刻久别重逢，除了交流彼此的情况，更多的还是沟通母校老师、同学的一些信息；再就是无尽无休地对于少年读书生活的甜美追忆。已经夜静更深了，依然陶醉在往昔的情境里。
握别时，筱兰激动地吟出韦庄的两句词：“如今却忆江南乐，当时年少春衫薄。”
我也随口以老杜的诗句应之：“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
“当时”、“如今”、“明日”——就这样，鸡飞兔走，暑往寒来，我们这些少男少女，一个个全都垂垂老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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