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1950年6月25日拂晓，一个东陵村人听都没听说过的地方打起来了。朝鲜人在三八线附近激烈开火，朝鲜战争爆发。朝鲜人打仗是为自己的利益，他们不会考虑这场战争将影响到遥远的中国东南沿海一个小岛上的数千百姓的生活乃至命运，成了海峡两岸人民长期抹不掉的痛苦，甚至中国几十年来受制于人的内伤。
朝鲜战争的背后，涉及美国、苏联、中国的关系，更大一点说，是东西方、社会主义阵营与资本主义阵营的较量。朝鲜战争爆发几小时后，美国总统杜鲁门即做出出兵朝鲜的决定，就是为了阻止共产主义扩大地盘。美国既决定出兵朝鲜，就要考虑到中国大陆不会袖手旁观，为了从南边牵制中国，也是为了给中国共产党制造麻烦，留一个让中共不舒服的对手，本来已经对蒋介石丧失信心、准备放弃国民党的美国，此时又关照起台湾来了。在出兵朝鲜的同时，美国的第七舰队也开向了台湾海峡。两天后，6月27日，第七舰队的十多艘军舰先后占领了台湾的高雄、基隆两个港口，并在台湾海峡巡逻，阻止解放军攻打台湾。
台海形势骤变！这对惶惶不可终日的蒋介石当局不啻为喜讯，可对解放军却是个难题，要面对美国第七舰队攻打台湾，显然力不从心。而北边的战火则处在失控状态，美国人很快越过三八线，打到了鸭绿江边，美国飞机的炸弹已扔到我国东北城市，这是对刚刚成立的新中国进行的公然挑衅和威胁，中共中央不得不把战略重点转移到北边。于是，解放军火速南兵北调，东南沿海各地从战略进攻转为战略防御。1950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开始了为期近三年的抗美援朝战争。
这样，蒋介石不仅松了一口气，还找到了鼓舞士气、报仇雪恨的机会。他的战略方针是：积极配合韩战，支持美国，将共军吸引和牵制在南线不得脱身。“一年准备，二年反攻，三年扫荡，四年成功！”国民党军对大陆的各种反攻骚扰频频发生。这样既可以显示国民党的军事实力，扩大政治影响，又可以争取到更多的美援。原来灰心丧气的国民党将士顿时看到了希望，这些在大陆到处挨打失败的军队，仓皇从大陆撤到台湾，途中的艰辛和牺牲自不待言，60万人挤在人生地不熟的弹丸之地，面对丛林和大海，不知今后的路在何方。水土不服和背井离乡的他们，怎不想早日回到自己的故园，与亲人团聚！朝鲜战争给了他们新的希望，也许这是他们打回大陆的机会，国民党军的士气前所未有地高涨！
这一切，东陵村的百姓并不知道，火旺也不知道。直到后来看到驻东山的大部队调走了，只留下少量的武装，集结的民船也解散了，取而代之的是抓特务、抓“水鬼”的行动，他们才知道形势变了。此时，村里的土改正进行得如火如荼，他们更关心谢长兴家的房子、土地、渔船、牲畜怎么分，打仗的事反正有政府管着，老百姓做不了主。现在他们已经相信共产党，听共产党的话，叫打就打，叫走就走。在他们想来，解放台湾是必定的事，亲人很快会回来。
那天，工作队队长指着谢长兴的大宅子和一屋的东西对大家说，解放了，你们现在是村里的主人了！地主渔霸谢长兴的房子、土地、渔船和家里的一切都是你们的！他保证，以后穷人都会过上好日子，比谢长兴家还要好的日子！为了庆祝胜利镇压反动保长谢阿财，队长决定先把谢家的小物品分给大家，房子、土地、渔船、牲畜和农具等大件，待以后划定村里人的成分后再分。越穷的人分得越多。
分到了那些小东西后，大家的心都野了，不由得在心里盘算自己属于什么成分，能分到什么。想想啊，大厝、土地、渔船，是容易得到的吗？
他们第一次遇到了这样的新鲜事，人要定成分。就是你本来是你，但根据你的财产定了成分后，就像往你身上贴了标签，贴上标签后你就不是原来的你了。你，以及你的子孙后代都成了标签定的那类人，他们对自己将会变成什么样的人感到好奇和不安。因为他们对财产的评价是不一致的，什么是穷什么是富，也不是看得很重。渔民的生活看天靠海，多有听天由命的意思，有时一场风暴就毁了一个殷实之家，有时落魄之人却因为鱼群的到来而突然发财。像水旺祖上的发迹和落魄，你能说他们是富人还是穷人？这种情况在村里还大有人在。大家都是顺其自然，及时行乐，是贫是富都可以接受，默认命运。村里的穷人和富人之间也没有明显的界线和仇恨，讨海的艰辛，教会了渔村人相互怜惜，共同生活，他们宁可去拜妈祖、关帝，也不会想要拿别人的东西。
但是，现在情况变了，他们必须定出身份。谢长兴被定为地主、渔霸，已没收财产，差点枪毙。财叔作为反动保长已经一命呜呼。接下来还要定富农、中农、下中农、贫穷、雇农等等，那是什么意思？定了以后自己还怎么做人？大家都有了要脱胎换骨的感觉，就像王善贵和瘸子谢标，好像换了个人。这么一来，他们都感到又紧张又激动，彼此看着变得怪怪的、怕怕的，本来乡里乡亲的，突然就生分了。
其实，除了谢长兴，村里就没有几个有钱人了，保长财叔家都不算是富的，大家都差不多。看到谢长兴家的东西后，有人眼热，说要把保长家的东西也抄了。但大家觉得财叔都死了，对梅姑母女多有怜惜。另一方面，他家也没有多少财产，财叔当保长拿点俸禄，可国民党政府摇摇欲坠，那点俸禄已是废纸。他自己在镇上开了个杂货铺，卖些麻绳草袋竹竿鱼钩等等，却经常被赊账，赚的钱也不多。至今还有人欠着他的钱，现在恐怕也是一笔糊涂账了。
同样地，除了像懒汉矮脚和瘸子谢标这样懒惰和身体有残缺，以及少数人品不好的，村里贫穷的人也不多。就是海树婶这样的孤儿寡母，都因她的勤勉手巧会持家而衣食无忧。大海就是海边人的田地，是他们的衣食父母，只要有力气，愿意干，大海无遮无拦，下海就能找到活路。他们家家至少有一间能遮风避雨的石屋，一条或大或小的舢板，在房前屋后或是沙地上垦出点菜地，也没人会争会抢。好一点的人家房屋多几间，有几亩薄田，再好一点的有条可以出外洋的渔船，多数是几户人家合造大船。没船的人受雇出海，照样能挣钱养活自己，像水旺家。如果谁家一时有难，别人都会施与援手，村里人没有见死不救的。几百年来，他们过的就是这种自然、知足的生活，如果说他们对生活有什么奋斗目标的话，那就是娶妻生子、传宗接代，人丁兴旺就是他们眼里的好人家。这能定成分吗？
定成分和分房产的时候，却出现了一个意外情况。那天，大家又被召集到谢长兴家门前的广场上。村里多数人属贫农和中农，这样的话，谢长兴家的房子就不够分。分到了小物品后，人们对房产、土地就有了期许，有的人在暗暗使劲，希望能分到房子，比如王善贵。
水仙却一根筋，分给她房子她不要。因那天她救了谢长兴，大家都默认她是全村最苦的人，成分自然是贫农。工作队也有意要考验她，就分一间谢长兴的厢房给她，看她要不要这个“好人”的房子。果然她摆着手说不要不要。问为什么。这回不是说谢长兴的房子不能要，而是说：“水旺回来会找不到我的。”她一脸焦急，好像水旺马上要回来了。
这样一来，村里其他可以分到房子的女人也都不要了，都怕男人回来找不到自己。在女人们的心中，有一种不言而喻的东西，就是男人不在家，自己的清白需要特别保护。如果男人回来发现她们不住在自己家里，该怎么解释？老老实实守在家里才是正道，她们觉得保护自己的清白比得到别人的房子更重要。
这种情况让工作队感到意外和警惕。也就是说，村里的女人不仅不要地主渔霸的房子，而且一直在等待台湾的男人回来。此时台湾海峡的情况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国民党的小股部队不时来偷袭和骚扰沿海地区，残杀无辜百姓。一些躲藏在东山、漳浦附近小岛上的土匪，被国民党收编，频频袭击地方组织。潜伏的特务也活跃起来，与当地恶霸、流氓、懒汉勾结在一起，成立了暗杀团，专门暗杀共产党员和积极分子，恐吓群众。东山已有不少工作队和农会干部遇害，岛上流传着各种谣言，说国民党很快会打回来，跟共产党走没有好下场。刚刚发动起来的群众又人心惶惶，有人把分到的谢家财产又悄悄送回去，他们生怕谢长兴记仇，也怕他在台湾的儿子回来算账。都说谢长兴家在台湾有一个团以上的兵力，他大儿子是团长，他未过门的女婿是个连长，小儿子至少也混个什么。现在，老父亲和心上人在东山，他们岂有不回来之理？包括那些被抓的男人，做梦都想回来。
那么，女人们是不是觉得她们当国民党兵的男人就要回来了？真的要反攻大陆了吗？她们是拥挤共产党，还是支持国民党？
于是队长问：“如果你们的男人跟国民党军队打回来，你们是要把他们消灭，还是要迎接他们？”他双手叉腰，一手抓住插在腰上的手枪，仿佛敌人就在眼前。
女人不懂“消灭”是什么意思，王善贵幸灾乐祸地抢着解释：“就是打死他们呀！”
结果女人们跳起来：“打你去死啦！你才该死呢！”家里没有男人的苦楚正无处发泄，心中还埋怨男人，说好去去就回，怎么几个月都没有音讯，家里妻儿老小的难处都不管啦！好不容易听说快回来了，却要被消灭！想到王善贵自己躲过了国民党抓丁，整天在村里神气活现的，还敢说要打死自己的亲人！难道他们不能回来吗？他们回不来你才高兴吗？女人们怒火中烧，不约而同地扑向王善贵。要不是队长拔出手枪，王善贵的卵可能也保不住了。
简直是造反！队长没想到这些平时默默无语，甚至是胆小害羞的女人，突然之间像母狮子一样凶。他也没见过有人敢公开反对消灭国民党，任何解放区的人民都是拥护共产党，反对国民党的，她们却盼着国民党回来，简直是敌人的帮凶！而东山岛5万多的人口中，就有4700多个被抓去当国民党兵，他们的亲属占了人口的一大半，这是个隐藏的地雷！如果国民党打回来，他们恐怕是要划船去迎接的！这是与共产党和人民政权为敌！是危险分子！
但是，女人们没想那么多，也不懂那么多，她们认为自己拥护共产党，反对国民党。她们只要自己的亲人，不要国民党。可她们的亲人已经是国民党了，要自己的亲人就是要国民党，除非她们赞成消灭当了国民党兵的自己的亲人。女人们傻了眼，打破脑袋也想不明白这里面是什么道理，为什么自己的亲人不能回来，回来就得被消灭？这是没天理的！她们坚持自己的立场，说把她们枪毙了也是这样。
于是，一个新的成分出现了——“敌伪家属”，一群与国民党反动派有亲属关系的人！
女人们有口难辩，除非她们不要自己的亲人。但她们就是不要也不行了，因为与亲人的关系不像麻绳，想割断就能割断的。现在她们连想念自己的亲人也不行了，那等于是想念国民党，是犯罪！她们一下子从国民党的受害者变成了人民的敌人。这就是她们身上的标签。
这是个残酷而现实的问题，东山岛上这样的人太多了，对敌斗争的形势又是如此严峻，工作队很为这一情况焦急，这是对敌斗争的新动向！这个情况报上去后，立即得到县委工作团的重视和支持，很快，全岛所有家有亲人被抓丁的人，都得到了一个特殊的身份——“敌伪家属”，受到监视和控制。这样，她们虽然不是敌人，但已不能享受胜利的果实了。除了已经分到的小东西，房屋、土地、渔船、农具、渔具、牲畜、大件家具等土改成果，统统不能分给她们。以后在日常的劳动和生活中，她们的困难也得不到互助组的帮助，因为她们已经不属于人民。海树婶刚当了没几天的妇女会主任的头衔马上被免掉了。
这样，村里的贫农少了一大半，却多出来100多户灰头土脑的敌伪家属。谢长兴的大宅子住进了像王善贵和瘸子谢标这样的人。本来王善贵是没有资格分到房子的，他家有祖上传下的一座五间开的石基红砖古厝，前面有一个大石埕，后面有牛棚。还有一条与人合伙的渔船。他老婆戴金耳环、金戒指，头上还插几根金钗和缎花。他和他老婆各镶了上下四颗金门牙，一开口就亮闪闪。这在村里不算富农也算中农，但因他积极参加革命，做了不少贡献，就照顾他为贫穷。正好女人们不要谢长兴家的房子，他趁机给自己分了带床铺衣柜和酸枝木条几的两间房。其他房子也被男人们瓜分了，反正现在村里的事都由他们这些人说了算，女人们本来就势单力薄，现在又被定为敌伪家属，简直就抬不起头来。他们尝到了当家做主的甜头，革命热情越来越高，原来对被抓丁的家属还有恻隐之心，现在却解除了心理负担，对她们严加管制，以此显示自己的革命性，好像真的在捍卫红色政权。而把她们打成敌伪家属，王善贵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他在几次险遭女人的攻击后，对她们是又怕又恨，巴不得把她们都打倒，同时可以把她们挤出分财产的队伍。看到队长对她们不满意时，他趁机说：“这些女人跟她们的男人一样危险。”海树婶看出来了，他是做贼心虚，抢了别人的东西，就要把别人说成是坏人。
女人们虽然可以不要房子、土地、渔船，可以不受重视得不到关心，但不能忍受敌伪家属的耻辱和委屈，这个标签就像糊在她们脸上的一坨屎，别人不仅不帮她们洗刷，还要躲避她们，对她们吐口水。自从被列为敌伪家属以后，她们在村里和岛上的地位一落千丈，想参加革命都没了资格，成为一类被人瞧不起、遭人怀疑的人。
比如海树婶，平时爱管闲事又乐于助人，在村里颇受人欢迎和尊敬，但现在也不行了，妇女主任当不成不要紧，她说的话那些农会干部都爱理不理的，再啰嗦就喊她：“去照照镜子，什么人啊！”以前她敢骂王善贵，现在不能骂了，有一次她看到王善贵把财叔家的绿搪瓷大水缸搬回家，管不住自己的嘴，又骂了声：“白虎！”结果王善贵威胁要枪毙她，就是像打死财叔那样在胸膛打一个洞。
现在王善贵也有枪了，因为敌伪活动猖獗，岛上出现了暗杀潮，澳头村的两个农会干部到区里开会，晚上回家的路上被人割了喉管扔到龙崆崖下。第二天，村里人看到一群老鹰在龙崆崖上盘旋，才发现他们的尸体。土布衣服上被写了血书，威胁谁跟共产党走，就是这样的下场。瘸子谢标也差点中枪，他去偷看谢长兴家的茅房时，耳朵被打掉了一只，估计人家是要打他的脑袋，因他拐脚，走路摇摆幅度大，只打到了一只耳朵。谢标吓坏了，如果打到头，像财叔那样一个碗大的洞，他就没脸了，到阎罗王那儿人家都不给画卯，还怎么去转世？他借故耳朵聋了，好几天不敢出来革命。
因为对敌斗争任务繁重，解放军的大部队撤走后，岛上只留下一个公安二团，只有1000多人，要负责海防和剿匪，实在保护不了他们，就给他们发枪自卫。王善贵怕得要死，他学开枪的时候差点打到自己的老婆，但把家里的水缸打破了，所以就去搬财叔家的绿搪瓷大水缸。他现在基本上是看上谁家的东西都可以要，因为村里大部分是敌伪家属，受管制的对象。而梅姑这样的镇反家属，更是不敢吭声。但海树婶看不过去，骂了声“白虎”，惹得王善贵恼羞成怒，挥着枪要毙了海树婶。是他老婆提醒：“你的干部服海树婶做一半呢！”他才作罢。
王善贵现在是村里的农会主席，工作队撤走后，他成了村里的头号人物，经过镇反和土改的革命锻炼，他已经成熟起来了，巩固了自己的地位，敢在村里发号施令了，海树婶也怕他三分。他的干部服——中山装就叫海树婶给他做的，海树婶也不敢说不。
村里的女人原来就存在着两个以有没有男人为标志的阵营，现在是一边倒了。那些有男人的女人不再有道义上的愧疚，对这些被定为敌伪家属的女人更是加倍地不客气。不光是眼神语言，生活中的点滴都要显示出来。比如下海捕捞的纠葛，以往会互相礼让，现在她们不松手，对方只好放弃。那些鸡啊狗啊猪啊也都仗着人势分边，咬成一团。连孩子们玩游戏，也是她们的孩子当解放军，敌伪家属的孩子当国民党或土匪或狗，要么被打要么被骑。
女人们还有一种难言的不安，那就是来自男人的威胁。男人看她们的目光不一样了，赤裸裸的，好像她们是为他们准备的鱼肉。连瘸子谢标都敢把爪子伸到她们的胸膛，还说什么：“你们这些敌伪家属，我要摸是看得起你！”要是在以往，他正眼看女人都不敢！女人们恨不得把他的另一条腿也打断。原来渔村是夜不闭户的，现在她们每天都要关紧门窗，放开狗绳。
这种恐惧和屈辱的生活比男人被抓时还要痛苦，那时她们可以哭可以喊，可以得到别人的同情和帮助。现在却不行了，因为她们是敌伪家属。她们不知自己错在哪里，海树婶说，去找县政府！以前有冤仇还可以到衙门击鼓喊冤呢，共产党难道不讲道理了吗？
海树婶带的头，水仙是她坚定的追随者，抱着孩子跟上，此时她的肚子已有水瓢大。其他还有稻花、阿枝、满香等十来个。王善贵的老婆合子也来了，她现在是妇女会主任，本来她的任务是发动妇女起来跟男人作斗争，但村里有丈夫的女人没多少，她们的丈夫又张狂得很，说好啊，妇女解放了，可以离婚了，那就离吧！现在明摆着男少女多，女人们有气也不敢出。合子再来动员大家闹革命时，她们就叫她先在自己家闹。合子也管不了王善贵，便来团结这些敌伪家属。因为工作队长交代：要密切观察她们的动向，防止她们与敌人勾结在一起。合子就半公半私地与她们来往，原来她是个嘴碎、不招人喜欢的女人，在村里人缘不好。现在大家也不得不跟她来往，这也给她极大的满足，村里到处可以看到她亮闪闪的金牙。她对海树婶为她和王善贵做的干部服很满意，王善贵是中山装，她是列宁装，她想不明白海树婶怎么看一眼就会做了。他们不知道，海树婶在做中山装和列宁装的时候，想不通为什么自己失去了儿子，还成了敌伪家属，实在生气了，她就把针扎进自己的手指，感觉指尖的痛还不及心上的痛。
那天合子穿了列宁装，以显示自己的身份。而敌伪家属们都穿传统的天蓝色斜襟上衣和黑布裤，带油纸伞。在他们这里，不管下不下雨，出门办重要的事情或走重要的亲戚都要带把伞，是一种标志，以示庄重。大家请了合子来，是要她带路，她去过县政府。
一群女人叽叽喳喳踢着尘土上路，还没走到县政府，半路就被一队巡逻的解放军拦住，问她们要干什么。说明缘由，人家指着波光粼粼的大海说：“去！去！找国民党算账去！”说是国民党让她们成为敌伪家属的。可她们觉得明明是县政府宣布的，怎么怪国民党？人家说县政府也是根据国民党的罪行来定的，没有国民党抓人，她们怎么会成为敌伪家属？她们想想，觉得也是，便认了，掉头回去。但怎么找国民党算账呢？大海茫茫一片，有劲都使不上。
海树婶说：“如果他们敢来反攻大陆，我就让他们吃鱼叉！”不知不觉间，国民党已如妖怪一样叫海树婶憎恶了。女人们问：要是我们自己的人回来了呢？她说：“你没长眼啊？自己人不认得呀？自己人不是国民党！”她想到了儿子龙辉，要是龙辉真的回来呢？会被消灭吗？她的眼睛又红了。其他女人也跟着掉眼泪，只有水仙不明白地看着她们哭，她希望水旺快点回来，自己快生了，猪也该杀了，这都要水旺在家呀！
现在，比身份问题更严重的是，男人似乎回不来了，原来她们以为去几天甚至几个圩日几个月就能回来，现在好像不是这样。她们不相信事情会变成这样的，没有道理呀！海是那么近，随便也能游回来的。她们熟悉和热爱的海，此时变得那么陌生和无情，好像有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隔在那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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