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电影，又往往有着温暖的质感，这温暖源于善良之心、恻隐之情、体恤之意，还有对宗教的虔诚、对道德的信守，朴素而峭拔，柔软而坚韧。
纳德和西敏，一对共同生活了十四年的夫妻选择分离，是影片《一次别离》的起点。这对夫妻并非性格不合，感情纠纷，而是一个坚持移民海外，另一个拒绝移民。纳德拒绝的理由是患老年痴呆症的父亲需要照顾，在他看来，西敏坚持移民不过是对现实的逃避，是软弱的表现。而西敏不能原谅他的拒绝，更不能原谅他毫不挽留的冷硬姿态。
经由这个看似微小的切口，《一次别离》将人生的疑难和困境放大，使之冲破生活光滑的表皮，暴露出幽深的社会与人性的涡旋，并向我们展示了宗教和道德的力量。
影片开头是一组证件被复印的镜头。证件，是一个人身份的证明，包含了关于此人的众多信息，一个又一个证件叠加起来，可以概括出一个人此生的大致脉络。出生年月、性别、姓名、学位、工作、职务、婚否、亲属关系、居住地……当我们从一地去往另一地，当我们与另一人结合或分离，当我们放弃一种生活开启另一种生活，当我们出生或死去，都会被这些证件记录在案。而此时，复印的证件用于纳德和西敏的申请离婚。因为离婚理由特殊，面对法官的询问，西敏依然坦承纳德是个好人，忠诚，无任何不良嗜好。但两人都固执地坚持己见，无法达成一致，似乎只有离婚一途。“如果你不想跟我过了，我也不会强留。”“如果她愿意抛弃孩子的父亲出国，我无所谓。”这一幕既是影片后续发展的缘起，也奠定了情节发展的人物性格的逻辑基础。
纳德，一个正派、忠诚的男人。他凡事坚守原则，教导女儿坚持正确的单词书写而不是按照老师的错误教法，坚持要女儿取回油站工作人员不该得的小费。他对年迈有病的父亲非常孝顺，尽可能耐心细致地照顾。他反复和女儿在楼梯上演示发生冲突的那一幕，以证明自己的行为没有导致瑞茨流产。他也没有在关键时刻，暗示前去作证的家庭教师和女儿说出对他有利的证词。这一切都表明，他是一个我们眼中通常意义上的好人、正派人。
女主人离开家，留下男主人和十一岁的女儿、年迈的患有痴呆症的老人，生活被撕开了一个口子。纳德不得不请了一位钟点工瑞茨，在他上班时照顾生活无法自理的父亲。男人的自尊和坚守原则的执拗性格，让纳德不愿意对西敏说一句挽留的话，只是试图拿起针线笨拙地缝合那个新鲜的裂口。实际上，西敏无法离开心爱的女儿，也无法轻易挥别这个家。她和女儿特梅暗中说好，只是搬去母亲家住两个星期，希望纳德的态度有所缓和。可现实，朝着与她的期望相反的方向，迅速滑溜而去。
请来的钟点工瑞茨带着个五六岁大的女儿索玛耶，肚子里还有个四个月大的胎儿，她因为丈夫被债主催逼而偷偷出来工作，每天早上五点她就得出门，和女儿坐长时间的车赶到纳德家。她是个虔诚的信徒，她所信奉的宗教对女人设有种种戒律。第一天工作时，遇到老人尿湿了裤子，她显得那么为难，不忍心老人忍受湿衣的不适，又怕逾越教规，万般无奈之下打电话请示宗教权威，询问为老人换洗衣裤是否破戒。这是一个勤谨、胆小、善良、隐忍的女人，是我们眼中可怜而不幸的，好人。
可悲剧，不管不顾地在好人之间降临，形成涡旋。
导演和编剧们似乎热衷于探触“一个好人”人性的脆弱度、善与恶那犬齿交错的边界。
有一部入围第六十届柏林电影节竞赛单元的挪威电影，被译为《一个好人》，以喜剧的方式阐述一个坐牢十二年刚刚出狱的男人，试图重新融入社会向“好人”形象漫溯的过程。还有一部西班牙电影，也被译为《一个好人》。法律系教授杀害出轨的妻子，而他的同事，也是他的学生撞见了这一幕。面对有恩于己，又在自己心目中“代表着正直、正义”的老师，学生陷入痛苦的磨折中，他看着教授撒谎，看着案件的侦破背离真相，揭露还是隐瞒？精神纠结伴随着他整个世界观的颠覆、碎裂，进而又引发新的悲剧。最后，教授迫于情势决心认罪，并将学生的那一部分罪责也一并承担下来，他与学生有一段对话。“我们都变成了魔鬼，你知道吗？”此时，教授已经写好遗书，并准备将自己年幼的儿子托付给学生。学生激动地说：“我不能这样做！因为我不是这样的人，该死的！我是‘一个好人’！”
在经历这一切后，他还是个“好人”吗？！教授深深地望了他一眼，未发一言，转身拿起遗书。这一刻，“好人”一词成了一个黑洞，其内部空间是那么渊深、诡异。
而在现实世界中，关于好人和坏人的定义与边界，同样布满迷雾和疑云，难以清晰界定。
涡旋有着惊人的力量，推动人们一步步走向悲剧的深处。那何尝不是生活本身所具有的力量？只是很多时候，它蛰伏着，等待合适的时机。
瑞茨的丈夫哈德特被债主送进了警察局，原本想让丈夫接替自己工作的她，不得不继续。她忙于家务时，老人独自走出了家门，急忙上街寻找的她被车撞伤。次日，瑞茨感觉不适着急去看医生，怕老人醒来伤害自己，不得已将老人绑在床头，反锁在家中。提早回到家的纳德和女儿看到了寒心的一幕，老人摔下床不省人事。气愤的纳德救转了父亲，又发现抽屉里的钱少了，误认为是瑞茨偷拿。他拒绝给瑞茨支付当天的工钱，将她推出了门外，并告知她再也不用来了……他不过是按自己的原则行事。
而瑞茨无法接受的，是纳德关于她偷拿钱的指责。她坚持要回自己的工钱，因为这证明她问心无愧。争执中，纳德用力推了瑞茨一把，瑞茨摔倒。
纳德再次得知瑞茨的消息，是和西敏接到电话后赶去医院，护士告知瑞茨流产了。
透明的玻璃仿佛一道分界，竖立在生活的诸多方位、诸多层面。第一次见面时，站在玻璃窗两边对话的纳德和哈德特，分属于两个阶级。关于雇佣的价格，哈德特和瑞茨夫妇努力过，但在纳德拒绝加价后，他们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松口。对于他们来说，解决温饱问题是当务之急，他们没有讨价还价的资本。但是，即便是身份卑微的底层人物也有他们的自尊、他们的原则、他们的底线。在得知妻子未经他同意，去纳德家照顾过纳德的父亲时，哈德特觉得纳德冒犯了他作为一个丈夫的尊严，试图对纳德拳脚相加。这一次，他们同样被一道玻璃分隔在两边，彼此向对方施以怨恨或戒备的眼神。在他们的矛盾冲突中，很难说没有属于两个阶级的长久积淀的隔阂、误解和敌视。
哈德特以纳德杀害了他妻子腹中四个月大的胎儿为由，将纳德告上了法庭。冲突升级。
双方争执的焦点：纳德是否事先知道瑞茨怀孕。如果知道，谋杀罪成立，他将坐牢一至三年。这是法律的逻辑。有时法律的逻辑与生活的逻辑南辕北辙，却可以决定一个人是否有罪。
在法官面前对质的纳德和哈德特夫妇，同样分属于两个阶级。在法律面前，他们理应平等，没有阶级、社会地位、身份的差别，但差别已经深刻在了人们的意识之中，带来难以消泯的隔阂、误解和敌视。哈德特试图让法律还他所认为的公道，让纳德为他失去的孩子受到惩罚。在他看来，纳德的行为不仅是杀害了他的孩子，还损害了他和瑞茨的尊严，这仅仅是因为纳德有钱有身份有地位，才可以这样无视他们。而瑞茨，想要的是还自己清白——她没有偷拿纳德的钱。对于自己将纳德父亲绑在床上、锁在家中的行为，她心存疑虑，心有不安，却被事情的发展推簇着往深处走去。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疑难，都想维护自己基本的尊严，都有为自己辩护的理由。他们在法律的天平、宗教的教义和道德的逼视之下，开口辩解，却让冲突越酿越烈。
哈德特因生活的种种窘迫而焦虑、急躁，看起来他没什么文化，不善言辞，不懂节制，固执己见，但他与瑞茨一样信奉教义。宗教的戒律仿佛一根透明的标线，悬在信徒们的头顶和心间。他们相信神秘的高高在上的力量，恪守教义而不敢稍有逾矩。教义是他们做人的原则，构成他们行动的底线。当他们将手放在《古兰经》上起誓时，内心怀有无比的虔诚，不敢有丝毫亵渎，因为他们害怕不实不诚的言行会给自己和亲人带来灾难。
“我以《古兰经》起誓，我和你一样有人性。”哈德特举着《古兰经》对证人、家庭教师说。这一刻，他是虔诚的信徒。瑞茨因为心中有疑虑而不敢将手放在《古兰经》上面对纳德一家起誓，“他们告诉我如果有疑虑，那么拿这个钱就是有罪的。我害怕这些罪恶的钱到家里，会给孩子带来灾难。”得知了事情真相的哈德特，试图说服妻子虚假起誓，收下补偿金以支付给债主，缓解家庭危机。这一刻，他又是身有局限的人。
他和纳德不一样，有不同的社会地位，受过不同的文化教育，出生于不同的家庭背景，有过不同的人生经历，有着与生俱来不同的性情。但他和纳德又是一样的。卸去一切差别，不过都是身有局限的人。
没有宗教信仰者，靠内在的道德戒律约束自己的言行。纳德，算得一位道德自律者，他坚守自己的原则，不肯轻易退守，轻易妥协。可在整个事件中，当危机降临，他也选择了说谎，隐瞒下自己早就知道瑞茨怀孕的事实。尽管他的理由是不能为此坐牢，将女儿和父亲丢弃不管。看起来似乎情有可原，但这却只是站在自己立场的辩解。尽管面对女儿的追问时，他为了维护自己在女儿心目中的形象，勇敢地坦承自己说了谎，这却是将女儿也一把拽进了涡旋。面对法官的询问，知情的女儿不得已为他说了谎，让他逃过了一劫。可背转身，女儿却无法面对自己的内心，不自觉地流下了泪水。这泪水清澈、透亮，却意味复杂。
在这一层突然降临的危机之外，纳德还面临着妻子提出离婚的困境、女儿信任的危机。女儿特梅一直试图挽回走向分离的父亲和母亲，她留在父亲身边，就是知道母亲离开她哪儿都不可能去。可她无力地看着固执的父亲在这一事件的涡旋中沉浮、挣扎，竭力维护自己的尊严，一次次错过挽回的机会；而试图将事情尽快解决、减少对女儿伤害的母亲，一次次失望地离去。两人的分裂，没有因为危机而弥合，裂口越撕越大，疼痛愈演愈烈。直到最后，分离成为无法改变的事实。
纳德和哈德特都非内心恶毒、让人不齿无法谅解的坏人。他们同样有良善的一面，有对弱者的同情与恻隐之心。哈德特在气愤之极时，打的不是妻子，而是掌掴自己的脸。“宝贝，别让父辈的争斗伤害到你。”纳德对小女孩索玛耶如是说。这句话展现了他内心的柔软。可，伤害已无法避免。
众人仿佛被生活挟持。
影片中，让人感觉最为温暖的一幕，是纳德、特梅、索玛耶陪着老人一起玩桌上足球，孩子们为胜利欢跳着，欢笑发自内心。那一刻，他们之间没有隔阂，没有误解，没有仇恨。当两家人面对面，真相揭开，哈德特夺门而出、瑞茨无助地悲告时，两个曾在一起开心玩耍的孩子，望着彼此。那一刻，小女孩索玛耶眼眸中的天真尽失。在两双黝黑的眸子里，有着让人心痛的怨恨与敌视。仇恨，也以被石头砸裂的洞开的车窗，展现在纳德一家面前。
影片结尾，回到了与影片开头同样的场景，只是来申请离婚的纳德和西敏之间，多了他们十一岁的女儿特梅。面对法官“父母想让你决定，离婚之后你想跟谁过”的询问，女儿流下了眼泪。在一头一尾相似的场景之间，那一段再无法抹去的记忆，已经深深地改变了眼前的三个人，和镜头之外的那三个人。
那是一场揪心的考验。这是一场伤痛的别离。
然而，在揪心与伤痛之中，影片依然展现了可贵的信仰的力量、道德的力量。陷入冲突的每一个人，被牵扯其中的每一个人，都竭力向着真实靠近。他们忠实于自己的判断，尽管这判断并不一定等同于真相；他们忠实于自己的眼睛和内心，尽管摆脱不了个体的局限；他们忠实于内心的柔软，尽管悲悯和善良有时服从于对原则的坚守。比如，不肯做谎证的家教，后来去法院修改了证词；无法确证父亲身上的瘀伤是瑞茨造成的纳德，放弃了开具医疗证明这一可以将劣势扭转的证据；知道纳德事先知情的西敏，提醒他对失去孩子的瑞茨夫妇尽量宽容，尽量补偿；在心存疑虑时，瑞茨怎么也不肯拿起《古兰经》起誓；哈德特举起《古兰经》大声说“我和你一样也有人性”……在他们心中存有无形的戒律，源于宗教也好，出于道德也好，构成了一种无形的力量，推动他们向真向善。
而这，正是伊朗电影朴素而又峭拔的魅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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