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岁那年，我应征服役，父亲去世时，我三十一岁。记得参军离家时，父亲下乡搞调查去了。母亲说，你父亲不太同意你参军，希望你能读完大学。见我面有疑惑，又说，你父亲还说，既然已经批准入伍，就由他去吧。那几日，自己一直沉浸在当兵的兴奋中，压根没细想父亲说的话。入伍后的第三年，我回家探亲，大动荡的风暴正在全国各地涌起，社会秩序包括学校在内全打乱了。父亲说，现在看起来还是参军好，要不，学校停了课，一群小青年在社会上晃荡着，说不定做出些什么来。说这话时，父亲端坐在椅子上，十分郑重地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包括父亲在内的县里的几个头头脑脑，就被打成走资派靠边了，批斗了一些时日，在家里“赋闲”了一些时日，便被差到五七干校劳动改造。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他去世的前两年，才回到家里。父亲回来了，但不是被“解放”，而是因为肺心病严重到连放鸭子的一根竹竿也举不起来了。这时，我在数千里之外的军营，我不知道父亲的身体已经差到这种地步。母亲照例每个月给我写一封叫我不要挂念家里的信，但从不说父亲的病情。每接到母亲的来信，我便独自走到营区后面的山坡上向南方遥望，穿越山山水水。
在那个小县城的一个院落里，住着越来越年迈的父母。
父亲病重后我请假回去探亲，进家后，见父亲斜靠在床上，哥哥正在和父亲说话。见我回来，父亲笑了。那笑，是带有某些释然的笑。父亲说，我寻思着你也该回来探亲了。说完，一阵咳嗽，母亲赶紧往父亲口中喷一种气雾剂，那药十分有效，很快，咳嗽就止住了。父亲平静下来，问我妻子和孩子的情况，我说都好，让他放心。
就是这次探亲，父亲断断续续说了他的一些往事。
父亲的老家（当然也是我的老家）在河北省广宗县件只乡金塔寨村，1909年出生。那年，三岁多点儿的溥仪当上了大清的皇帝，论起来，父亲还当了几年的大清子民。父亲小时，家里境况还好，爷爷送他在乡里念私塾。读完私塾的父亲先是在一家杂货店当伙计，再后，去县城里一家印厂当检字工，直到1937年卢沟桥事变。
被打成走资派的父亲迟迟没有被“解放”，是因为他的入党问题。父亲说，他是在印刷厂认识了一名共产党的地下党员，那人介绍他上了抗大分校，并且在抗大分校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那是1939年。父亲说，在抗大分校他见过宋任穷。我查过抗大史，抗战时期，几乎在各个根据地都办过分校，却没有看到在冀南建分校的记载。但是，1938年以后的几年间，宋任穷的确担任过八路军东进纵队兼任冀南军区政治委员，后又兼任冀南行署主任、党委书记。冀南行署辖包括广宗在内的十二个县，父亲没说他上的是哪个抗大分校，但见过宋任穷是有可能的。抗大学习结业后，父亲去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地方武装县大队。
父亲说，为了应对1942年五一节前后的鬼子扫荡，减少队伍的损失，上级决定县大队暂时解散，叫大家回家里避一段时间。父亲在家里待了两年，1944年刚收麦子，通知来了，是邻村的一位同志通知他，他又通知另一个村的同志，他们约定好集合的日期和地点，一起回到了县大队。父亲说，“文革”一开始，造反派非要他说出让他们离开队伍回家躲避的上级是谁，还要拿出证明来，否则就按自动脱党论。父亲急了，说，你们找宋任穷去吧。宋任穷那时自然也在打倒之列。造反派说父亲态度不好，便定性他为假党员。此后，便开始了没完没了的被批斗。中国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后，一些老干部逐渐恢复党的组织关系，父亲也恢复了，只是党龄起算时间变成了1944年。
1967年回去探亲时，父亲为躲避批斗，住到了前些年在农村搞“四清”时的一个房东家里，那个村子离县城有二十多里。母亲说，村里的支书来看父亲，见父亲每天都要去向造反派报到接受批斗，便径直把父亲拉到了乡下。支书说，我那里不搞批斗，你去我那里待着，城里什么时候不批斗了你再回来。在那个村子里，父亲一待就是大半年。我的一个中学同学是那个村的民兵营长，我先找到她，她带着我见到了父亲。现在想起来，那时父亲还不到六十岁，剃了个秃头，正在帮老乡切红薯干。我对父亲说，总躲在乡下也不是个办法，从中央到地方，大大小小，哪个干部不接受批斗？父亲说，要是只喊喊口号，念念毛主席语录，架着胳膊挂着牌子也就罢了，他们揪头发，一把一把薅，还动不动打几拳踢几脚。我说，就为这剃了光头？父亲一笑，挠了两下头，说，已经长出来了。父亲的笑，透着几分无奈。
一天，天蓝日丽，父亲坐在一把不记得用了多少年的藤椅上晒太阳。母亲见天气好，把家人的棉鞋拿出来晒，父亲拿过一双拍了拍，说，过去，这样的棉鞋在过去可是派过大用场。1947年刚进大别山时，父亲所保管的工作队的一点经费，就放在棉鞋鞋垫下面。我问，装在口袋里不行？父亲说，不行，虽说没有国民党兵了，但土匪多，见人就要钱，就搜身。棉鞋靿高，放在鞋垫下面，一般情况搜不出来。
父亲说，他们南下过黄河时，每个人背着几个葫芦，是当救生器材用的。我听军委原副主席迟浩田上将说过，他的那支部队是从孙口过的黄河，蹚着水过去的。孙口在河南省台前县，我去过那里，河床很宽，河道很窄，水也不深。我的一位老领导过黄河时，是每人抱着个秫秸个子，一个接一个地丢到水里，随后，踩着秫秸个子过了河。前几年播放一部关于南下开辟革命新区的电视剧，但没在过黄河上用墨，大概编导演们觉得过黄河不像过长江那样壮阔，没有千帆竞渡，没有万炮齐发，更没有那首给渡江战役增加了无限想象空间的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背着葫芦，挽起裤腿，抱着秫秸个子，场面的确泥土气重了一些，但是革命的种子不就是在泥土里发芽、开花、结果的吗！
侄女海燕从小由母亲看护，一天，父亲被游街，母亲便抱着海燕去看。果然，见造反派敲着锣鼓喊着口号押着一队人走了过来。父亲走在队伍的前面，头上戴着一个用纸糊的高高的尖帽子。海燕便喊“爷爷”，父亲转过脸，对母亲说，游完街就回家。站在两边观看的群众便笑，造反派急赤白脸地喊，不许笑！说着，推了父亲一把，父亲一趔趄，那顶纸糊的高帽子掉到地上，大家笑得更厉害了。
1969年夏天，我和哥哥一起去五七干校看望父亲。吃过早饭，推着自行车乘渡船到了城西湖西岸，然后，沿着乡间土路颠簸着向前骑行。中午经过一个镇子时，我骑的自行车车带爆了，便一边在一间车铺补带，一边向车铺的主人要了一碗凉水，啃随身带的馒头。吃完馒头，车带也补好了，便继续前行。渐渐，远处的山影变成清晰的山林，哥哥说，到了。
五七干校是几排干打垒的茅舍，在干校接受改造的叔叔伯伯大都认识，他们把我和哥哥领进父亲住的房间。房间极其简陋，墙壁留了一个二尺见方的洞，别上几根树枝就是窗户了。床是结绳而成，桌子是一个放在几块砖头上的陈旧的木箱，上面放着一个盏煤油灯、一把暖瓶、一只印有“文化大革命好”字样的搪瓷缸，一本红塑料封皮的《毛主席语录》。
父亲在刚收完稻子的田间放鸭子，我和哥哥便去寻他。远远地，见父亲戴着一顶草帽，扛着一根长长的竹竿，竹竿梢上绑了一把可以摇动的苇穗。鸭子并不太多，也就是百十只吧。父亲只说了一句，你们来了，而后就赶着鸭子往回走。那天晚上，父亲简单问了一下哥哥单位的“斗、批、改”情况，便挨个问哥哥认识的几位与父亲一起南下的叔叔伯伯的情况。然后说，他的身体还行，叫我们放心，烟不怎么抽了，只是天气一凉，就有憋气的感觉，说他自己会注意的。
父亲爱读书，但家里没有书架，沿墙支着两块两米多长的木板，书就放在木板上，除了《资本论》《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毛泽东选集》等政治哲学书籍外，还有一些历史和文学类的书籍。我在父亲的书架上翻出来《儒林外史》《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看完后在同学间传看，最后，也不知传到了谁手里，好在父亲并没有追问。父亲去世后，当中学教师的二姐问我要不要这些书，我说，我在部队，居无定所，东西多了不好携带。二姐便说，那我全拿走了。见二姐全要，我说，我拿几本作个念想，便拿了一部《资本论》和一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回到部队后，我想看看父亲在这两部书中可留下什么印记，翻开后竟吃了一惊，两部书中的许多段落都用红笔作了标示，有的页面眉边还写有阅读感悟。看来，父亲是认真读了这些著作的。而我们这一代人，若非科班，接触马克思主义理论大多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按中央的部署学习《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反杜林论》《法兰西内战》《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国家与革命》六本书开始的。那时的学习，因为带有强烈的阶级斗争目的，自然也难得精髓与要义。“四人帮”倒台后，那场遍及全党的理论学习也随着时代的变迁在人们的记忆中远去了。数十年弹指一挥，时代变了，作为执政党的共产党人的政治理想与信念没有变。只是，老一辈共产党人在民族垂危之际，在炮火硝烟之中，在热血喷溅之时确立并坚定起来的信念和理想，若以含金量论的话，却是今天的人们无法与之相提并论的。
南方冬寒，家里总要升起一盆炭火抵御寒气，而守着火盆，拿一本书翻看，便别是一番韵味。一天，父亲看完当天收到的报纸，问我，你还记得老徐吗？我略想了一下，说，是县报社的那个徐叔叔吗？父亲点头，说，他死了，他年轻，还不到六十。徐叔叔是县里公认的知识分子，也是县里有名的右派。徐叔叔住在我家对面，被打成右派时，我上小学，放学时，见他家门口贴满了大字报，我问父亲，徐叔叔被打成右派啦？父亲说，这不是你们孩子的事，见了，还要叫叔叔。于是，每见到他，我还是和以前一样叫一声叔叔，他也对我笑笑。被打成右派的徐叔叔没了工作，便在家里养了一笼兔子。一次放学，见徐叔叔蹲在笼子前面，便凑了过去，见那干草上，铺了一层薄薄的棉花，上面，趴着四五只小兔子，红红的，像剃了毛的小老鼠。徐叔叔说，小兔子要是看不好，会被老兔子吃了的。我很吃惊，老兔子怎么会吃掉自己生的小兔子呢？几天后，见徐叔叔站在兔笼子前，一副很无奈的样子，便走过去。徐叔叔说，小兔子还是被吃掉了。又说，我在兔笼里放了一钵水，它没喝，还是咬死了小兔子，徐叔叔的语气里充满了自责。
没等到老兔子再生第二窝小兔子，徐叔叔便遣到农场劳动改造去了。父亲没有说徐叔叔是怎样死的，我也没问。我不知道父亲何以提起徐叔叔，我满脑子想的事，仍然是老兔子吃小兔子。从生物链看，这一现象是可以找到一些解释的，但作为人呢？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真的是其乐无穷吗？那曾经支撑革命从农村走进城市的阶级斗争理论，如今更是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在无休无止的斗争中，一些平素称之为同志的人，因为被批、被斗、被屈辱，决绝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他们的死，也能从生物链上找到解释吗？
1975年秋天探亲，父亲的大多时间是斜靠在床上的，我希望他再和我说些往事，但他好像不想和我说什么了。一年前，中央召开了经济工作会议，制定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各地都在忙着组织为贯彻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发起的“社会主义新长征”，革命的疾风暴雨似乎渐渐平息下来。父亲被“靠边站”后，时不时会有些老同事来看他，若是远道来的，父亲便要母亲给叔叔包饺子吃。来人也从不客气，一边陪着父亲说话，一边看母亲包饺子，煮熟就吃，吃完，说一声“您好好养病”告辞。一天，一位叔叔走后，父亲显得十分兴奋，竟独自哼起那首《解放区的天》来。这是我第一次听父亲唱歌，虽是小声哼，但音调准确，我在外间一直听他哼完，走进里屋，见父亲脸上带着难得的笑纹。
十天的探亲假很快便过去了，回部队的前一天晚上，父亲说，我的病也就这样了，你不用惦记我和你母亲。我在外间躺下时，里屋的灯还亮着，父亲又轻轻哼起了那首《解放区的天》。那一年，关于党内斗争的各种传闻在社会上飞快地传播着，那些随后被批评甚至被追查的所谓“政治谣言”，却是社会变革前的风声雨声。我隐隐地感觉到，父亲也在用他的方式体察着时代的脉动。到了年底，一场“反击右倾翻案风”再度刮起。转过这一年，金秋十月，万众欢呼四人帮倒台，国家终于走到拨乱反正的节点时刻，历史又一次呼应了雪莱的诗句：“如果冬天已经来了，春天还会远吗？”
1976年12月底，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在北京结束，县里的领导从北京一回来，就到家里看望父亲。书记是与父亲一起南下的老战友，他们一起说了许久的话。
1977年元旦到了，或许是因为1976年发生的大事太多，而这些大事又直接影响着人民的政治生活，元旦的鞭炮声不像往年那么热烈、持久，噼噼啪啪一阵子就淡去了。父亲的病情仍然没有什么好转，他执意不肯去医院，每天，大姐都要去医院把药拿回来，在家里服用。天气好时，父亲便强撑着在晒台上坐一会儿，一起风就回到屋里。终于，医生开了口，说父亲的时间不多了。医生说此话两天后，父亲静静地离开了生他养他，而他也为之奋斗了终生的这个世界。
父亲去世二十多年后，我看到了关于一些南下干部的史料：
1948年9月8日至13日，为迎接解放战争的全面胜利，中共中央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分析了全国解放战争的政治形势，要求我党迅速地有计划地训练大批能够管理军事、政治、经济、党务、文化教育等项工作的干部，迅速组织训练好三四万干部随军南下，有序稳健地接管新解放区，迎接全国解放。10月28日，党中央做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准备五万三千个干部的决议》。决议指出：“战争的迅速发展，业已将全国政权所需要干部的准备工作紧急地提到了我党面前。如果我党缺乏此项准备，势必不能适应战争发展的需要，而使我党处于被动的地位。”这些干部按工作性质区分，包括军事工作、党务机要工作、民众团体工作、经济工作、教育及舆论工作等。
1948年12月30日，新华社发表毛泽东主席的《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新年贺词，激励中国人民向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最后的斗争。1949年2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调度准备随军渡江南进干部的指示》。1949年6月11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出了《关于准备三万八千干部的布置》。各中央局迅速抽调大批党政干部组成“南下干部”纵队，随军南下，有力地支援了全国解放战争的全面胜利。
在这浩浩荡荡的南下干部队伍中，来自冀南根据地的干部就有六千二百多名。
冀南干部随军南下始于1947年。这年6月，冀南第一批南下干部整装出发。这是由八百人组成的一个支队，在支队长叶蠼生、政委王志杰及支队其他负责人贝仲选、张延积、张春山、耿万青、刘毅等领导下，随从刘邓大军从太行山出发，7月渡过黄河，8月下旬到达大别山区。在稍事休整后，第一批南下干部便投入到紧张的人员分配工作之中。大多数干部被分配到河南的商城、固始和安徽的金寨、霍邱等县，少部分被派往黄冈地委工作。1947年10月，冀南第二批南下干部组成一千四百人的队伍，在冀南四专署专员肖一舟、四地委副书记杨青和南宫县委书记赵青民的带领下，于12月下旬，到达河南与湖北交界的桐柏地区展开工作。
我又查阅了冀南四地委、四专署：
1944年5月，根据战略形势发展的需要，为便于统一领导和进一步扩大根据地，中共中央北方局决定成立中共中央冀鲁豫分局，统一领导冀南、冀鲁豫两个区党委，之后又将两区合并为冀鲁豫边区。1945年8月在冀南军民展开战略大反攻之际，中共中央再度调整区划布局，成立晋冀鲁豫中央局，邓小平任书记。8月20日晋冀鲁豫中央局和边区政府决定重新恢复冀南行政区建制。11月冀南行政公署、冀南军区亦先后恢复建立，并对原行政区划进行了调整，将原来的六个地委、专署改设为五个，原二、四地委、专署合并为四地委、专署，下辖南宫、柏乡、隆平、尧山、宁南、新河、威县、广宗、平乡、南和、任县、巨鹿十二个县委、县政府，江明任地委书记，肖一舟任专员，王蕴瑞任分区司令员。地委机关在新任书记江明率领下，进驻南宫县城开展工作。先是驻在县城北大街华兴公烟草经销处（现八路军129师东进纵队司令部旧址），后来迁到仓后街的天主教堂，1949年8月迁邢台。
读过这些史料，我的思路清晰起来，父亲应是冀南地区第一批南下的干部，他被分配到的地方是霍邱，而且担任了霍邱的第一任税务局长……父亲断断续续的诉说，穿过这些史料连缀起来——我厘清了家族中一棵树的根系脉络。
父亲与母亲合葬在合肥西郊的一处公墓。这些年，那处公墓建设得越来越好，偌大的一面山坡上，翠柏掩映着座座墓碑，山下是一条玉带般的高速公路，再远处，是一片片由现代建筑组成的工业和科技园区，向人们显示着这片土地焕发的活力与生机。
前几年，老家的族人曾提出将父母的骨殖迁回故地，我们婉拒了。父亲他们那一代人，是为了坚持自己的信仰南征北战，四方辗转，从他们告别家乡那一刻起，他们就不曾想过身后之事？新中国成立之初，有一位与父亲一起南下的叔叔在剿匪时牺牲，追悼会后，他的妻子儿女坚持要将灵柩运回老家，而且就真的运回了老家。许多年后，说及此事，父亲说，路途遥远，运灵一事烦琐费力，哪里的黄土不埋人！我们记住了父亲的话，把父亲葬在了当地。
一代代人就这样远离了这个世界，包括现在的我们也将如此，这是所有人的共同归宿。断断续续写下父亲这些往事时，天空又飘起了雪花，和父亲离去时那场大雪一样，洋洋洒洒，漫天皆白，不同的是，雪花在地面上并没有留存，很快便融化了。其实，人也就如这雪花，下了，融了，融了，下了……
雪落无声，雪融也无声。
2005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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