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上的人们显然还不知道这个消息，广播里还在播放“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的歌曲，是海政文工团一个叫卞小贞的歌手唱的，声音很甜。火车每到一个站，我便拎着提包站起来，让下车的人下去。车开后，再坐下来。记不清是过了兖州还是过了滕县，车上的广播一下子变了声调，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开始播发毛主席去世的讣告。车厢里顿时沉寂下来，讣告还没播完，便有人哭起来。之后，讣告一遍一遍地重复播放，乘车的人们也一次又一次的抽泣落泪。
车到徐州后我没有出站，在站台上转乘了东去的一趟车。列车上的广播除了报站，依然是一遍讣告一遍哀乐地轮流播放。火车是下半夜到新浦的，离天亮已经没有几个小时，便径直走到汽车站。售票处关着门，见有人在廊檐下坐着，我便也在廊檐下坐了下来。天擦亮时，售票处开始卖票了，匆匆买票，匆匆上车，又两个小时过去，回到了驻地。
团机关的院子已经空了，在大门口站岗的战士告诉我，昨天中午部队就驻进了坑道，战备等级是一级，机关就剩下几个留守的。从昨天中午离开军区报社到现在，近二十多个小时没吃东西了，肚子有些饿，便去伙房拿了个馒头。刚咬两口，有通信连的摩托车往阵地上送报纸和信件，便连忙把背包扔进车斗，坐着摩托车奔向阵地。
团里的战备值班坑道在半山腰，坑道口的空地上，用松枝扎了一个祭坛。见我赶来，同志们忙接过背包，说，这么快就赶回来了，以为你要明天才能到呢。
安顿下来后，七嘴八舌说了一通，才知道他们的情况。
昨天，刚开始吃午饭，团长政委一脸严肃地走进饭堂，说，不要吃了，立即执行一级战备第一套方案。这第一套方案是除去留守人员全部上山进入坑道。大家把刚吃几口的饭倒进泔水缸，涮了涮碗，便跑回宿舍打背包，几分钟后，后勤的车便开来了。
出县城后，步兵营的车队已经在公路上等候。我们是海防守备部队，除了步兵营作为机动分队集中住在团机关附近的营区里。其他连队都按设防任务，一线撒开驻守在海边上，前沿有钢筋水泥浇灌的工事和掩体，接到战备任务后第一时间，他们就进入工事和掩体中。
越忙越出错，行车编队行驶了近一个小时，发现路线走错了，气得团长把运输股长臭骂一通。车队掉转头再重新上路，离团指挥所的战备坑道还有二里多地，便到了与师指挥所联系的时间，车停下来，通信连的一拨人跳下车架起天线开通电台，滴滴答答一阵子。机要员把译好的电报递给团长，团长扫了一眼，通知迅速按预案就位。进了坑道后刚布好通信线路，师里的电话便打过来了，而且指明让团长接，团长把话筒贴近耳朵的那一刻，整条坑道静得能听见呼吸的声音。通话也就几十秒钟，放下话筒，团长脸色变得铁青，憋了一会儿，号啕起来，说，毛主席去世了。大家一下子傻了，站着，一动不动。
直到现在，问大家当时的感觉，十个人有八个会说，天塌了！
下午四点，电影组准时打开收音机，报时的笛声响过后，中央台开始播发讣告。那一刻，我正在从济南赶回部队的列车上。
1976年好像就是为了磨炼中国人民的神经而来的，开年就是一声霹雳。
1月8日是星期四，和往常一样，起床号响罢后，十分钟集合出操。队伍跑到河堤上时，县城里的高音喇叭开始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播音员一开口，没人下口令，大家都停下了脚步：周恩来总理去世了！讣告之后是哀乐，仍然没有人下口令，大家默默地走回营区，洗漱，吃早饭，上班，坐在办公桌前发傻。中午下班，广播室没有播放往日那些气壮山河的歌曲，只播放了一遍下课号便将喇叭关了。午饭后，我想，应该做一条黑纱，便出门去商场。到了卖布的柜台，有很多人在排队，临到我时，才发现自己没有布票。售货员说，没关系，我给你扯点布头，到缝纫机那里让她给你锁锁边。我有些不好意思。她说，快去，今天都是买布做黑纱的。
下午上班时，包括团领导在内，大家都戴上了黑纱。宣传股在和地方政府联系，看什么时候一起举办悼念仪式，各营连也不断打来电话询问是否统一组织悼念。很快，值班室便接到通知，中央15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追悼大会，各地不再组织缅怀和追悼。下班时走出办公楼，看见团领导臂上的黑纱已经摘了下来。
尽管大家对不许举办组织缅怀追悼的通知颇有异议，但这种想法也是一闪即逝。毕竟此前有中央领导去世，各地也不组织缅怀和追悼，只不过大家对周恩来总理的感情更深更重而已。一连数日，报纸都在发表缅怀周恩来总理的回忆文章和文学作品，每当报纸送来，大家都争相阅读。很快，首都各界向周恩来总理遗体告别的新闻记录片开始在各地放映，看到北京长安街两侧站满哭泣着为总理送行的人群时，电影院里一片哭泣。
几场瑞雪后，大地便回春了。谁也没想到，清明前后，一场后来被称作“四五运动”的天安门事件爆发了。更没想到的是，4月5日晚，广场上的群众遭到镇压。第二天，中央政治局把天安门事件定性为反革命暴乱。直至两年后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撤销中央发出的有关“反击右倾翻案风”和天安门事件的错误文件。
天安门广场上的群众被驱离了，但“四五运动”的诗词迅速在各地传播，内容都是对周总理的缅怀、歌颂，和对“四人帮”的愤懑和不满。和诗词一起传播的还有许多的“小道消息”。紧接着，传播诗词和“小道消息”被视为政治问题进行追查。一次几位同志小聚，一位同志说了一些“小道消息”，不知怎么被保卫部门知道了，参加小聚的同志一个不落地被叫到机关谈话，写出不再传播的保证。追查归追查，“小道消息”还是长了翅膀一样从四面八方飞来，又向四面八方飞去。口口相传的东西是挡不住的。一日，写了一笔好字的团电影组长竟用一张八尺宣纸书写了鲁迅的诗《无题》：“万家墨面没蒿莱，敢有歌吟动地哀；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堂而皇之地贴在放映间里。
雷声已经隆隆震响，只是还没在头顶炸开。
7月6日，朱德委员长病逝，没有接到像周总理去世时那样的通知，但是，因为有了不许为周恩来总理戴黑纱的经历，对于创建了这支人民军队的“总司令”的去世，人们只是把哀悼植于心间，保持了沉默。
二十天后，一场巨大的灾难再次压上全国人民的心头，唐山大地震发生了，瞬息之间，二十四万人生命不再。
天灾暂时引开了人们的情感指向。
地震后有专家普及地震知识，说郯（山东郯城）庐（安徽庐江）断裂带近期十分活跃。我们驻地离郯城很近，大家不免有些紧张，晚间，不敢在屋里睡，铺一张凉席躺在院子里，后来，纷纷搭起了防震棚。因为从灾区传来一些地震前的先兆，不少同志也用起心来，比如：趴在井沿听可有水流的声音；早早晚晚到水塘边看可有青蛙成群结队跳上岸来；连猪狗牛羊鸡鸭鹅有没有异常，都成为观察有无地震发生的征兆。
就这样，共和国磕磕绊绊走到了九月。
我们驻守的坑道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挖掘的，团长那时还是营长，他带着他的营在这里干了好几年，硬是用铁锤钢钎加炸药，挖通了山的腹部。走进坑道，两侧是用钢筋水泥浇灌的大大小小的开间，分别用于指挥、通信、军械、医疗、仓储等。另一端的出口面向大海，炮阵地是永久性的，火炮处于随时可以发射的状态。
9月18日，我们早早地下山参加在县城里召开的追悼大会，准确地说是转播北京追悼大会的大会。会场设在中学的操场上，专门给部队留下了位置，我们进场后，很快，操场便站满了。下午三点，追悼大会开始，转播很顺利，没有出现任何闪失。大会结束后，我们又回到山上，月底，战备解除，我们回到驻地。
再往后，就是那个金色的十月，“四人帮”倒台了。连续数日，兴奋的人们扎彩旗，放鞭炮，游行……纷纷买螃蟹吃，而且要选“一母三公”。据说，宋庆龄知道消息后兴奋不已，告诉工作人员自己也要吃螃蟹，而且也要吃“一母三公”。吃蟹，成了一种具有象征意义的仪式。这些消息不知确实与否，也不知道依那个年代的副食供应情况，是否每个城市都能买到螃蟹，反正我们那里吃螃蟹准确无误。秋季，海里螃蟹正肥，河里螃蟹也正肥，不买自己捉也能捉到。当然，吃的时候，也是一母三公。
自此，我们这个古老的国家踏上了一条新路。
1976年的那些事，那些震惊、动荡、困惑、期盼、悲喜、激奋，已经过去了四十年。那时，信息不畅，各种消息多是先“小道”，后传达，再各种版本的细节描述，连政治笑话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在民间流传的。现在想起来，唯一的解释就是民心所向了。
2016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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