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几日,母亲一有空儿就去外面找人打听,想再买一口新锅,因为原来的锅被送到小高炉炼铁去了。新锅很快就买到了,我压根就没去想母亲是在哪里买到的,那时,差不多的人家,铁锅、铁勺、铁铲甚至连生铁打的挂锁的门鼻子,都被送去炼铁了。肯定有人家没送,但绝不敢把锅再支在灶上,要是被举报,不但要被没收,门上还会被贴上大字报。我就见过街道干部将查出的铁锅摔成八瓣儿,全不顾主人叩首告饶哭天抹泪。
若干年后,我问母亲从哪里买来的锅。母亲说,几乎家家都在买锅,有机灵的铁匠在偷着铸,便找了去。现在看,这也正常,大家都没锅了,又都急需要锅,街道干部家里也得做饭呀。至于铁匠铸锅的生铁是从哪儿弄来的,没有人追问过。
史料载,1958年8月,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开扩大会议,会议要求1958年全国的钢产量翻一番,达到一千零七十万吨。这就有了不分城乡,全民大炼钢铁,要用十五年的时间超过英国。我们县城北关外,建了一大片小高炉,整天烟火缭绕,每天都有人抬着铁疙瘩到县委、县政府报喜。近五十年后的2007年,趁首钢还没有完全搬迁到曹妃甸,北京市的一个机构组织我们去参观。在高台上,我们隔着玻璃看一个炼钢车间。没有忙碌的工人,没有四溅的钢花,陪同的同志介绍说,全用计算机操作。这个车间的年产量是三千万吨,是1958年全国钢产量的近三倍。
为了达到炼成一千零七十万吨钢的目标,老百姓都被发动起来。我们县古属蓼国,历史悠久,上溯可到春秋。县城里从北关到南关,二里多长的大街上铺的都是长条状的青石,青石上有许多千百年来轧出的车辙蹄印,当把那些石条起出来运走时,老百姓都弄不清这青石与大炼钢铁有什么关系。问老师,老师说,这青石是石灰石,铁矿石中还含有没用的脉石,主要成分是二氧化硅。炼铁时,被还原出的铁在高温下变成液体,作为杂质的二氧化硅则混在炼出的铁水中。为了除去这种杂质,要用石灰石作熔剂。老师讲得很专业,我们听不大懂。反正从大街上起出来的那些青石,先是被砸成馒头大小的石子,送到街道和学校,再由不上班的老人和我们这些学生再用榔头敲成比乒乓球还要小一些的石子,送到小高炉上去。转过这一年,饥荒来了,小高炉不再冒烟,没用完的石子在空地上堆着。倒霉的是在街道上行走的百姓,石条挖出来运走后,街道只是略微平整了一下,一下雨,满街泥泞而且存水,直到三年自然灾害过去后,才用三合土夯实。当然,现在全铺上沥青了。
就在我们叮叮当当敲着石子的时候,饥饿却悄悄地站在我们面前,家家户户都倏然紧张起来。数日前,家家户户还都是去食堂打饭,而且不用花钱。记得大食堂初办时,有鱼有肉,米饭馒头随便吃。很快,干的少了,稀的多了,鱼肉没了,咸菜多了,直到食堂宣布关张。这就有了家家户户到处买锅的事。没有人问粮食怎么忽然就没有了,也没有人责备食堂为什么关张,长辈们说的唠的全是哪年哪年的灾荒,死了多少多少人,为已经到来的饥荒作着精神准备。国家供应的粮食标准也骤然减了下来,我们那里,大人每月二十斤,孩子按年龄几斤到十几斤不等,包括豆腐在内的副食供应全凭票证。有了证并不代表就能买到东西,特别是买到足量的东西。就说粮食吧,粮店里没有充裕的粮食供应,一半的量要用红薯和红薯干充当,一斤粮票可以买五斤鲜红薯或者二斤红薯干。粮食不够吃了,百姓们就去挖野菜,可是,都去挖,哪来那么多野菜呀!便撸树叶,剥树皮,挖观音土……凡能吃的或觉得能吃的,都试着吃。二姐与我在同一所学校念书,是青年团员,事事要带头,包括吃野菜。她从学校围墙外面摘来蓖麻叶回家试着熬汤喝,结果中了毒,高烧数日不退。
粮食越不能保证供应,政府控制得就越紧。这一控制,给地下交易提供了市场,当时叫黑市。去黑市买粮的人家首先要有钱,光有钱也不行,还要有路子找到黑市的贩子,要知道,当时这是需要冒很大风险的。黑市的粮食是从哪里来的?什么人在卖?没人问,也没人说得清,只是时不时可见法院贴出来的粮贩子被判刑的布告。
苦熬苦撑了三年,我入伍了,但饥饿的阴影却没有离开,那些路边的遗骨、乱葬岗子上的死婴、一阵风就能吹倒的羸弱的老人……好一段时间,闭上眼就会映现在脑海里。
新兵连搞忆苦思甜教育,控诉万恶的旧社会。团里来了个工作组,一个戴眼镜的领导挥着胳膊启发大家,受过什么苦就说,比如吃不饱呀,饿死人呀等等。我的一个老乡一听,立刻站了起来。指导员把他拉到队列前面,说的话和电影上一模一样:大胆说,党会给你做主。听指导员这么说,我这位老乡竟哭了起来,而且哭得很伤心,指导员劝慰了好一阵子才平静下来。他说他父母都是饿死的,他是跟姑姑长大的。指导员问,你父母哪一年饿死的?是给地主老财扛活儿吗?他回答,1959年,说过忙改口,是1960年。指导员接得很快,就说到这里就说到这里,连拽带推地让他回到队列里。
我有一位军衔至少将的朋友,他说,1959年冬天,父亲带着他要饭到了邻省。在一个村子的村头,父亲说,你进村里去,看哪家殷实一些,就敲门试试。他知道,父亲磨不开脸面,点点头就进了村。他清楚地记得,那户人家的墙接地处是几层青砖,青砖上面才是土坯,屋顶苫的草秸也还整齐。于是,他忐忑地敲响了那家的门。开门的是一位大娘,问,哪里来的?他回答,山东。大娘问,遭灾啦?他点点头。大娘看他穿得还干净,而且背着书包,有些疑惑,正要再问什么,跟在他后面的父亲搭上了话。大娘是个极其善良的人,父亲一边说,她一边抹泪。大娘说,你爷儿俩等一会儿,我去和大队商量商量。不一会儿,大娘回来了,说,这样行不行,村里每天都要派工挖河,有的人家缺劳力,你去顶上,替谁家出工,谁家管你们饭,行不?又问我的朋友,看样子你像个学生,能读书吗?朋友连连点头。大娘说,这就好了,晚上你就给村里人念书。大家一起再接济你们一点。
我问朋友,村子里让你念什么书?朋友说,《大八义》《小八义》《三侠五义》《隋唐演义》《大红袍》《施公案》,也不知从哪里找来的这些书。那年冬天,爷儿俩就住在大娘家里的柴屋里,白天父亲替人出工挖河,晚上朋友便凑着油灯,给数十位父老乡亲读那些章回小说。
朋友说,他一辈子都不会忘记大娘一家人,他说他退休后一定去看看那一家人。如今,他已经退休多年,而大娘肯定不在人世了,他们一家人呢?他们还记得共和国弓腰驼背走过的那段岁月吗?
1999年冬天,我去驻在太行山下的一支部队。晚间,和几位同志聊起了那场饥荒。他们问我,安徽人?我点点头,对农村熟吗?我又点头,他们又问,你们那里农村一家人出去讨饭,就用土坯把门封起来?我说,有这样的事,还要找大队开一张介绍信,否则会被作为盲流抓起来。家里没人了,门一锁,沿门框垒起一米多高的土坯,别人一看,就知道这家人出远门了。那时候的门锁起不到什么作用,有点力气用手就能扭开,一米多高的土坯抬腿就能迈过,全不担心有人进屋里偷窃。因为没有什么值得偷窃的东西。我问,怎么想起来问这些。他说,他们师长是安徽人,小时候跟着父母外出去讨饭,家里的门就用土坯封起来。我问他们师长在不在。他们说,师长在国防大学学习。
那一晚,我们谈的都是三年自然灾害。对于从那个年代走出来的我们,这是一个撂不下来的话题。
苦熬苦撑饥荒的何止是安徽山东?
三年自然灾害最严重时期,时任甘肃省省长的邓宝珊到河西调研,看到老百姓用榆树皮面饼充饥,便要了几个,说寄给毛泽东主席看看。有人劝邓宝珊,这样做影响不好。邓宝珊没听,坚持把榆树皮面饼带到了北京。据说,毛主席看到后十分难过,责成国务院尽快解决甘肃饥荒问题,并让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习仲勋专程到甘肃、青海实地查看农村饥荒情况,部署救灾。
直到现在,人们对一些社会现象和自然现象仍无法全面掌控,于是,人们企望找到这些现象的起始因由。就说那场饥荒吧,农民称为“歉年”,政府先是称“三年自然灾害”,后来改为“三年困难时期”,学者称之为“三年大饥荒”,西方研究中国的学者则称为“大跃进饥荒”。通常的说法是“七分天灾,三分人祸”,当然,这样说,并没有得到全民的一致认可。须知,探究现象的起始因由,说法不同,结论也不会一样,那么,什么是最贴近真实的原因呢?
回到1959年,那一年,我国不少地方出现大面积的农业歉收,许多地方隐瞒实情,依然报丰收。于是,国家据此征收的公粮数量未减反增。知道事情真相后,为充填这巨大的窟窿,国家降低了城市居民粮食的供应标准,各地按照工作性质制定了不同的粮食定量,这种办法一直持续到上世纪八十年代。
粮食不够吃,日子还得过,人们便想出各种法子来糊弄肚子。什么温水泡蒸法,夹生蒸饭法,全出来了。一句话,就是变着法子使粮食增量,这些做法被视为经验推广到各地。俗话说,无土不砌墙,加水不顶粮,这肚子又怎是好糊弄的!
1993年夏天,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全国绝大多数省份放开了粮食价格,取消了粮票的流通。那天下班后,我和老伴把多少年来攒下的粮票全拿了出来,一数,竟有数百斤,其中多是可以在全国流通的全国通用粮票,还有一些军用粮票,这也是可以在全国流通的。老伴儿用橡皮筋把粮票扎好,用一张纸周周正正地包起来,说,今后,家里也有藏品了。
饥饿终于成为过去。
2016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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