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先生去了，《梨花颂》会继续唱下去。还有《长恨歌》，只是不知道还会演绎出什么样的版本来。
对《长恨歌》的写作，史书这样说，唐宪宗元年，白居易任周至县尉，一日，与友人陈鸿、王质夫到马嵬驿附近游览仙游寺。那王质夫也是多愁善感之人，大概是触景生情的缘故，鼓动白居易写一写李隆基和杨贵妃。王质夫是这样说的：“乐天深于诗、多于情者也，试为歌之，何如？”说这话时，杨贵妃被高力士带到佛堂缢死已经过去五十年。白居易动了心，遂作《长恨歌》而且成为千古名篇。
所以叫《长恨歌》，显然，白居易是把一个“恨”字作为诗的主题和中心来写的。开篇即是“汉皇重色思倾国”，想想看，不惜“倾国”而“重色”，又能有个什么好结局？既然酿下这苦酒，悲剧也就自然紧随其后。李隆基在“色”与“天下”之间选择了“色”，他是得到了这个“回眸一笑百媚生”，令“六宫粉黛无颜色”的杨玉环，但接踵而至的却是“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安史之乱历时八年才得以平息，但大唐帝国却自此由盛转衰，终如夕阳滑落山巅之下。
之后，白居易写下“马嵬坡下泥土中，不见玉颜空死处”的句子，写下“回头下望人寰处，不见长安见尘雾”的句子，直至写下“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终止《长恨歌》，一个“恨”字演绎成千古绝唱。至于是恨杨李二人未能天长地久，还是恨李隆基之后，李唐王朝昌盛不在，只能看每个人的解读了。
“父夺子妻”在历代宫闱丑事中算不上最甚，但李隆基得到杨玉环的手段确实恶劣而且卑鄙。当然，这杨玉环也确有迷人之处，《旧唐书》说：“太真姿质丰艳善歌舞，通音律，智算过人，每倩盼承迎，动如上意。”这也就是李隆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原因了。
说起来，这李隆基也绝非无能之人。史云，李隆基生于神都洛阳，英明果断，多才多艺，知晓音律，擅长书法，仪表雄伟俊丽。取得统治权后，他任用姚崇、宋璟等，拨乱反正，励精图治，他的开元盛世也因此成为唐代极盛之时。凡事有盛就有衰，李隆基自有了杨贵妃，听谗言，弃忠言，怠慢朝政，任凭李林甫、杨国忠之流胡作非为，到后来，不知动了哪根筋，指望通过重用安禄山这个胡人来稳定唐王朝边疆，结果养虎为患，终导致长达八年的安史之乱。
《剑桥中国隋唐史》曰：“唐代诸君主中在位期最长的玄宗帝是一位非常能干的统治者，王朝经过了几十年的篡位、权力衰落和政治腐败的苦难，他又使它的力量达到了新的高峰。对生活在他退位以后苦难动荡的几十年的中国人来说，他的执政期代表着一个已失去光辉的黄金时代，一个政绩彪炳、安定繁荣和在国内外同样取得成就的时期。但是他的统治以悲剧和灾难告终，这一结局主要是他自己的一些几乎摧毁这个王朝的行动和政策所造成……他是一个悲剧中的英雄，他在执政开始时政绩显赫，但后来被野心和狂妄引入歧途，以致使帝国的行政和资源过分紧张，最后以退出政务来结束他支离破碎的统治。”
还是毛泽东主席说得干脆：“唐明皇不会做皇帝，前半辈会做，后半辈不会做。”
《剑桥隋唐史》和毛泽东都没有指责李隆基因为女人给一个王朝埋下的祸根。尽管史书上对《长恨歌》的背景都有明确记载，只是后人读《长恨歌》很少去思考唐玄宗前前后后的风云跌宕，把李隆基的作为滤去，把李隆基不作为导致的乱局也滤去，《长恨歌》被读成了一部经典，只剩下一个“情”字。一成经典，就很少有人再从道德高度论是论非了。
就在听过梅先生及其弟子的《梨花颂》不久，我参加了一个研讨会，主宾是一位法籍俄裔诗人。翻译介绍说，他不懂中文，是通过其他语种阅读中国古典诗词的，而且深深地爱上了中国古典诗词。他在法国出版了一部收录他翻译的二百首唐诗的专著，题为《历史的背影》。他说他翻译时，不是以汉语为母本，而是参照多种语言的译本，用俄语翻译的。他把他的这本书带到了会上，很厚，封面是几缕沉沉暮云，笼罩着一角高高翘起的独中国才有的楼阙飞檐。
这位法籍俄裔诗人说，他翻译《长恨歌》前，阅读了初唐、盛唐、中唐、晚唐各个时期的历史资料。他提出了一个问题，唐明皇时的安史之乱，让中国死了二百多万百姓。但研究《长恨歌》的资料，竟没有一篇关注这些死者、探究安史之乱与这位伟大皇帝的爱情有什么因果关系。
主持人的回答非常有技巧，只用一句“这是社会学问题而不是文学问题”，便把话题拉开了。这位主持人是北京大学的教授，真正的学富五车，对这位法籍俄裔诗人提出的问题，他不会不熟悉，大概是不想让研讨会沿着这位法籍俄裔诗人的思路走下去，才拉开了话题。而我，却生出被人击了一掌的感觉。
安史之乱，杨玉环脱不了干系，至少，安禄山是以清君侧为借口发起的这场兵变。《新唐书·则天武皇后杨贵妃传》记载：“禄山反，诛国忠为名，且指言妃及诸姨罪。”这“妃及诸姨”四字为此后的野史提供了不少想象的空间，只是翻遍新旧唐书，却找不到杨玉环与安禄山有暧昧关系的记载和暗示。之所以传说中弄出个“杨安恋”来，无非是李唐王朝的追随者们需要给“安史之乱”找出一个替罪者，红颜祸水，杨玉环是最合适人选。只杨玉环一人不够，便加上个安禄山，如此，马嵬坡哗变才合情合理。
安史之乱历时七年零三个月才得以平定。后世史家均认为安史之乱是唐帝国由盛转衰的转折点，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写安史之乱：“由是祸乱继起，兵革不息，民坠涂炭，无所控诉，凡二百余年。”二百年后，历史的车轮已经在五代十国的时空中转动了。
那位法籍俄裔诗人还强调，安史之乱让二百多万百姓惨遭涂炭。说这话时，他伸出两个手指一再比画。只是，他说的这个数字并不准确，死亡人数要比二百万多得多。
唐天宝十三年（公元754年）即玄宗时，全国有九百零七万户，五千二百八十八万四百八十八。有学者把没有列入统计数据的僧人道士流民奴婢等算进来，这一年的人口有一千二百万户，约六千万人。安史之乱后，北方社会生产遭受严重破坏，除去逃难到华南地区的中原人口，其余人口大多死亡。根据传世文献资料记载，安史之乱结束后统计的户口数只是安史之乱前的三分之一。《资治通鉴》记载：“是岁，户部奏：户二百九十余万，口一千六百九十余万。”这个记载是在唐代宗广德二年，距离平息安史之乱一年左右，距离安史之乱爆发也仅仅是八年左右，唐王朝就整整减少了四千多万人！
安禄山起兵前任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史云，当时“海内久承平，百姓累世不识兵戈，猝闻范阳兵起，远近震骇。河北皆禄山统内，所过州县，皆望风瓦解。守令或开门出迎，或弃城窜匿，或力所擒戮，无敢抗拒者。”叛将史思明兵锋所向，“老婴则杀之，杀人以为戏”，“百室焚烧，十不存一，百曹荒废，曾无尺椽；中间畿内，不满千户……既乏军储，又鲜人力”。唐代宗时，刘晏曾写信给元载说：“函陕凋残，东周尤甚，过宜阳熊耳至武牢成皋，五百里中，编户千余而已……”想想看，五百里方圆，仅住千余户，是个什么景状，这也就难怪杜甫会在他的《垂老别》中写下“万国尽征戌，烽火被冈峦。积尸草木腥，流血川原丹”了。
不能说唐王朝由盛转衰全是杨玉环之过，一个女人哪里会有把一个昌盛之极的王朝搅得天翻地覆的能耐。有历史学家归纳，朝纲败落，李林甫专权，战备意识丧失，民族政策失败，才是大唐衰落的原因。如果要对历史人物追责，担责的首先是李隆基。
想到《长恨歌》之后浸透土地的鲜血，再读《长恨歌》，总觉得有一片血红在诗的字里行间洇散。杨玉环和李隆基没有成为比翼鸟，也没有成为连理枝，白居易感慨“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后人也跟着感慨“天长地久，此恨绵绵”，不知想过没有，此感慨已非彼感慨了。有一部名噪一时叫《王朝的女人·杨贵妃》的电影，为了演绎“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的诗句，致明明白白的“一骑”而不顾，硬是在镜头里弄出一只载着一棵荔枝树的大船来，电影院里一片嘘声。不知那些编剧导演们是历史的无知，还是为了表现这曲爱情绝响，故意弄出这么一组极尽奢华的镜头。
看来，了解历史并非一件易事。
感谢那位法籍俄裔诗人，他让我找到了一种延伸经典阅读的方法。
2016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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