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出这个问题，就是解决这个问题。从公正的角度看，我们说，这笔财产的来源不是从他人劳动成果扣取的，而仅仅是个人因为消费少于其他人，如果是他心甘情愿，甚至放弃某些享受，可以从他自己的劳动产品中节省出来的，个人可以把这笔财产转让给他亲生的或收养的子女们，这就是公正的。从社会效用或利益的角度看，我们说，家父可以把他的财产转让给自己的子女，可以成为对劳动的激励，防止浪费。最后，从社会平等的角度看，我们说，这笔财产因为不能用来剥削他人，而仅仅是用来交换、开支、消费；另一方面，社会给每个人提供共同的综合教育，同时保证每个人的劳动工具，所以在这样的环境中，个人继承不会损害身心发育手段的平等。
这还不够。尽管已经给适用继承权的物品规定了范围，我们依然认为，还可以在使人能得到遗产的亲等关系方面进一步加以限制。在所有国家，法律都把这个权利限制在一定亲等的范围之内，在受拿破仑法典影响的国家限制在十二亲等范围之内。那么我们认为，没有理由宁愿把范围划到第十二等亲，也不限定在比较近得多的等亲之内。我们甚至认为，很可能把范围限定在第一等亲的旁系亲属。把积蓄留给从未见过也不了解的曾侄孙的想法不能成为促使人生产或保留其物品的动机，设想在临终时把额外福利留给妻子、子女、父亲、母亲、兄弟或姐妹的情况就不同了。（我们在这里插话，以便表示我们对立遗嘱的自由，即对立遗嘱者有权通过遗嘱把他的财产交给甚至与其根本没有亲属关系者持保留态度；我们持这种保留态度，是因为布鲁塞尔支部的成员对这个立遗嘱的自由问题的看法很不一致。）
个人遗产这样清除、去掉所有使其不公正的东西，受到本身及整个社会环境的限制，减少到它的最低限度，就仅仅是进步与美德的成分了。
因此，我们和我们父辈的共产主义者都认为，没有必要以这种方式组织所有制、劳动、流通、教育，以便由此导致平等。我们向巴塞尔代表大会提交的关于提到议事日程上的其他四个问题（关于土地所有制、关于工人协会、关于信贷、关于综合教育）的论文，其目的正好是研究这种平等组织的手段和条件。但并不是继承权造成不平等；至多是先有了不平等，人们可以把继承权看成是后果，这个后果当前正趋向使其所依赖的原因进一步加深。不平等起因于把人划分为有产者和无产者、资本家和工人；使这个划分停止，这才是问题的所在。然而，废除继承权靠它本身消灭不了不平等，圣西门主义对此很理解；而消灭阶级，社会平等，才使继承权的流弊消失。
二者必居其一：
要求废除继承权的社会主义者或者仅限于这种单一的改革；那么我们认为他们依然坚持区分资本家和工人，因此一些人过寄生生活，另一些人是赤贫。
或者他们另外还要求土地归集体所有，取消资本家的先行提留，使工人手中拥有劳动工具，并为所有人提供综合教育，那么我们就认为废除继承权起码是无意义的，多余的。
二
现在，废除继承权不再被看成是新社会秩序的原则，而被看做是把土地和劳动工具从地主和资本家手中慢慢转到劳动者手中的手段，我们有必要研究废除继承权的重要性如何。
如果能有希望看到资产阶级终于承认当前的社会组织从根本上就有缺陷，与无产阶级一致同意致力于解放无产阶级，那么，显然人们可以两厢情愿地与土地和劳动工具的拥有者商妥选择保证土地和劳动工具转到劳动者手中的方法，同时照顾到现在拥有者的利益。在这些方法中很自然地有这样一种相当简单的方法：
工人和资本家可能商定，资本家在他们一生中享有他们现在拥有的财富，这些财富归根结底仅仅是无产阶级劳动积累的结果，但当他们去世时这些财富要转给一致同意选出的代表组成的重新组织的国家，赋予这个国家的任务是把土地和劳动工具交给那些使其产生效果的人支配。
用这种方法，废除继承权就成了进行社会清算的手段了。
科兰学派认为，甚至不达到彻底废除继承权的地步，通过下列措施，即缩小直系子孙的继承权（但有立遗嘱权），任何没有直系继承人的无遗嘱遗产归集体所有，对遗嘱留下的遗产征收25%的税，等等，就足以在约四分之一世纪之后进行社会清算。
但是随着无产阶级组织起来，更公开地要求其权利，人们却看到特权阶级拒绝作出任何让步。几年前，人们曾说资产阶级对发生在其周围的风潮充耳不闻、视而不见；但是近来，工人运动通过罢工、协会、庞大的国际组织、集会和公开讨论、报纸、各种要求和抗议，以这些有重大影响的方式表现出来，使得资产阶级最终意识到工人阶级迈出了巨大的一步和一些到处都使无产者充满活力的革新思想。这种情况如果不是天天发生在眼皮底下，简直难以置信，资产阶级对这个伟大的群众运动、对勤劳庶民的强烈要求，只是以加倍的迫害和镇压进行回击……为什么我们说是迫害和镇压呢！这些战争机器已经满足不了我们工厂主的残忍需要了。他们模仿比利时政府残暴而古老的惯用伎俩，在各地把杀戮遭受迫害和压迫的工人提到日程上来。在瑟兰、弗拉默里、瓦尔赫伦岛、日内瓦、巴黎、圣艾蒂安、布吕恩，他们的警察大打出手，他们的军队枪杀低贱的民众。
有人或许说，资产阶级宁可自杀也不作出丝毫让步。资产阶级要进攻！那好，就让他们来吧。无产者已经对忍受贫困和凌辱感到厌倦了，他要求自己的那份福利和尊严；为了得到这一份，他要享有自己的全部劳动产品；他知道为此必须使地主和资本家失去对土地和资本的垄断；他想重新得到理应归他所有的，而特权阶级用大大损害工人利益和大大有利于他们自己的方法管理了如此之久的财产，他要求重新得到大自然赋予所有人的财产，如土地、矿产、森林、水，重新得到他自己的劳动所创造的财产，如工具、机器、车间。然而，资产阶级似乎不太准备进行和解，所以完全应该提起要求恢复原状的重大诉讼。
不要做看到完全或部分废除继承权的预言者，任何其他的和平办法也都是不可能的事。或许应该从中排除几个地方，美国和瑞士的几个州，那里因为劳动者有选举权，还有相当大的政治自由，有相当强大的工人组织，可以把废除继承权写入法律，或对其加以限制，以此作为过渡方法。但是除了这些例外，一切都使人认为，无产阶级相信其权利的力量、运用其力量的权利，将使用弗里德里希国王对付无忧无虑的磨坊主采用的重要手段：
“你知道我不付钱就能把它拿走。”
我们不说：这是我们想要的，而这是我们预见到的。因此，我们仅仅声明只是像天文学家预见日食、月食那样预见一切，我们看到的事实正如通过观察使我们所掌握的那样，应该是事物的必然结果，如果一些人认为这种声明是威胁，我们就说，如果无产阶级[227]坚决追求自己的解放，这不是我们的错误，不是我们国际工人协会开创了这个局面，而我们是这种局面的结果。
总之，为什么资产阶级可以有权哀叹；这是你自找的，乔治·唐丹[228]！而且，无产阶级这样做仅仅是模仿资产阶级本身的样子，当上个世纪资产阶级大革命与封建社会清算时，资产阶级仅限于没收贵族和僧侣的财产。无产阶级被逼到绝路，用以回应资产阶级抱怨的是他们民歌的副歌：
“该死的！你们抱怨什么。”
我们最后简短地说：作为永久的和最终的原则，废除继承权是无意义的；作为社会清算手段，也不太可能。
9月11日上午的公开会议
在荣克的主持下，会议于9点30分开始。
布里斯梅宣布有一名新代表出席会议，他是利摩日鞋匠的代表布代公民。
议事日程要求讨论抵抗团体问题。
委员会报告人潘迪宣读报告。他首先要求允许宣读巴黎青铜器工人报告的结尾部分（见后面的报告），然后代表委员会宣读下面的报告：
在我们看来，这样提出的问题有两个不同的方面，即：
应以什么方式建立抵抗团体，以便为将来做准备和在尽可能的范围内使现在有保证；另一方面，我们对将来劳动组织的想法如何为我们现在建立抵抗团体起到很好的作用；问题的这两个方面互为补充、相互加强。
然而，我们设想两种工人当中的组合方式：首先，使同一地方的工人可以保持经常性联系的地方组合，然后是不同地点——矿区、区域，等等——之间的组合。这是第一种方式。
这种组合适应并将顺利地取代当前社会的政治关系：这种组合是迄今国际工人协会采用的方式。
对抵抗团体来说，这种情况促成用现金贷款互相帮助、组织会议讨论社会问题、共同采取有关集体利益的措施的地方抵抗团体的联合。
但是随着工业的扩大，另一种组合方式与第一种方式同时成为必不可少的了。
在所有国家，工人们觉得他们的利益是相互关联的，而有人使他们相互倾轧。另一方面，未来要求有一个走出城市壁垒的、不再有国界的组织来确定全世界的广泛分工。从这两个角度看，一些抵抗团体应该在国际上组织起来：每个手工业行会必须在国内并且与其他国家保持通信往来和信息交流，必须尽力在没有抵抗团体的地方建立新的分支机构，必须与其工作的同行协商以便共同行动，必须在可能之时，甚至像英国人已经实行的那样，最终做到反抗基金之间团结一致。这种组合方式变成分散的因素，因为不是在每个国家都建立一个各种工业的共同中心，而是每种工业都是以它最发达的地方作为中心；例如在法国，煤矿工人以圣艾蒂安为中心联合起来，丝绸工人则以里昂为中心联合起来，就像在巴黎的奢侈品工业那样。
一旦进行了这两种组合，现在和将来工人们就组织起来，同时以在同一行业统一缩短劳动时间、公平地进行劳动分工、消灭劳动力之间的竞争等方法来取消雇佣劳动。这种方法，如同在各行各业限制作为自由合理的统计结果的学徒工人数那样，能把工人分配在所有行业里，防止在一个行业里人浮于事，而在另一个行业里人手奇缺，使劳动的权利落到实处。
按城市和国家的各个行业公会的建立的组合产生了另一个优越性：每个行业轮流罢工，由于得到其他行业的支持，坚持斗争一直到最终达到共同的水平，调整工资为同工同酬做准备。
此外，这种组合方式形成未来的公社，就像另一种组合方式形成未来的工人代表制一样。组合由联合在一起的手工业行会委员会和他们各自的代表组成的委员会代替，调节将取代政治性的劳动关系。
最后，既然按城市和国家建立的组合已经部分存在，我们提出如下决议：
大会主张所有工人都积极努力在各个行业团体中建立反抗基金。
随着这些反抗基金的形成，大会要求各支部、联合会和中央委员会向同一行业公会的各个协会提出这方面的意见，以便促使形成全国各种行业团体的联合会。
这些联合会负责汇总所有与其各自行业有关的情况，指导将共同采取的措施，使罢工正规化，积极努力使罢工获得成功，直到雇佣劳动被自由生产者的联合取代而代之。
大会要求总委员会在需要时担任各国抵抗团体联合的居间联系工作。
李卜克内西开头进行讨论。他指出，必须有一个双重组织。第一，一个国家的所有协会之间都应在国内组织起来；第二，各个国家的组织都应在国际上联合起来。德国资本家最近从瑞典进口货物了。如果瑞典的工会之间联合起来，与外国的工会联合起来，这类事就不会发生。应该在每个国家都有一个执行中心，一个负责保持各地之间关系的总委员会；这是国际总委员会的任务。在英国，抵抗团体已经存在一个多世纪了；在那里，组织差不多是完整的。在德国，人们开始按照英国和美国使用的方式组织起来，法国也不落后。
舍马莱说他只提出一点意见——资本集中了，那么劳动同样应该集中。他不想讨论抵抗团体的作用，只是支持委员会的决议；他不认为抵抗团体仅仅对帮助解决罢工和工资问题有益，而对其他事情无益；他认为这些组织在社会民主的国家中必将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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