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场经济斗争虽然失败了，可是它的精神影响却使这种失败得到了广泛的补偿。这场斗争把诺曼底的棉纺织工人吸引到了革命的劳动大军的队伍中来；它使鲁昂、埃尔伯夫、达尔内塔勒和其他地方成立了工会，并且重新巩固了英国工人阶级和法国工人阶级之间的兄弟联盟。1868年冬季和1869年春季，我们在法国的宣传工作陷入了瘫痪状态，这是因为1868年我们的巴黎委员会被迫解散、警察在各省无端寻衅以及法国的议会大选成了注意的中心。
选举刚一结束，就在卢瓦尔的采矿工业区、在里昂和其他许多地方爆发了许多起罢工。在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这场斗争中暴露出来的经济事实面前，那些把第二帝国庇护下的工人阶级描绘成一片繁荣景象的鲜艳诱人图景已经烟消云散。工人提出的要求是那样的微薄和那样的无可争辩，以至于在受到一些有时是蛮横无理的抗拒之后，不得不全被接受下来。这些罢工的唯一的奇怪的特点是在表面的平静之后突然爆发，而且是那样迅速地一个紧跟着一个。可是这一切现象的原因是简单而明显的。在选举时工人在反对全体人民的暴君的斗争中成功地试用了自己的力量。当然，他们决心在选举后试用自己的力量去反对他们自己的暴君。
选举促进了精神力量的觉醒。一家靠伪造事实领取报酬的政府报纸很自然地把一切事件都说成是受了伦敦总委员会的秘密指示，似乎总委员会派了自己的密使到处奔波，为了向早先完全满意自己命运的法国工人揭示一个秘密：工作过度，报酬低微，受到粗暴对待——全是些不愉快的事情。在伦敦出版的一家法国警察小报《国际报》[190]，就曾经在8月3日那一号上大发慈悲地向世界揭示我们的有害活动的秘密动机。
上面写道：“最奇怪的是硬要在贫困还远远没有被人感觉到的那样一些国家中发动罢工。这些突然的爆发对于法国的一些首先应该担心战争的邻国来说是再适时不过的了，这些爆发迫使许多人寻思：这些罢工是不是按照某个善于博得这个万能协会的好感的外国的马基雅弗利的要求进行的呢？”
正当这家法国警察小报指责我们，说我们为了使俾斯麦伯爵摆脱外部战争而利用罢工来给法国政府制造内部困难的时候，一家莱茵普鲁士报纸、工厂主的机关报却指责我们说，我们用罢工震撼北德意志联邦[191]的基础，目的是要使德国的工业瘫痪，以利于外国的工厂主。
国际和法国罢工的关系可以用两个典型的事件来说明。关于第一个事件，即在圣艾蒂安发生的罢工以及随后在里卡马里发生的大屠杀，甚至法国政府自己也已经不敢说国际和这些罢工有任何关系了。
至于说里昂事件，那并不是国际把工人推向罢工，相反，却是罢工把工人推向国际的队伍。
圣艾蒂安、里沃-德日耶和菲尔米尼的矿工镇静而坚决地要求矿业公司的经理修改工资条例，缩短长达12小时的井下繁重劳动的工作日。由于和平解决纠纷的意图没有收到成效，他们才在6月11日举行了罢工。当然，对于他们来说，最迫切的问题就是保证自己得到那些还在继续工作的同志的支援。为了阻止这一点，各矿业公司的经理向卢瓦尔省省长要求派遣军队，并且得到了满足。6月12日罢工者发现矿井上加强了武装戒备。矿业公司为了保证政府派来的士兵对它们尽心竭力，每天付给每个士兵1法郎的报酬。士兵为了表达他们对公司的感谢，拘捕了将近60个企图偷偷溜到矿井上的同伴那儿去的矿工。被拘捕的矿工在当天下午就被第四基干团的150名士兵押送去圣艾蒂安。在这些勇士出发之前，多利安公司的一个工程师分发给他们60瓶酒，并且恳切地嘱咐他们一路上要机警地监视被捕者：他说，这些矿工都是些未开化的野人和逃亡的苦役犯。酒和这样一番训导准备好了一场流血冲突。在队伍后面紧跟着一群矿工和他们的妻儿，他们在里卡马里附近的蒙塞勒高地的一条狭谷把队伍包围起来，要求释放被捕者。士兵拒绝他们的要求，于是石块向士兵投来；这时士兵预先没有警告就突然向人群的最稠密处乱放起枪来，打死了15人，其中有两个妇女和一个吃奶的婴儿，许多人受了重伤。受伤者忍受了极大的痛苦，他们之中有一个12岁的贫苦的女孩燕妮·珀蒂；她的名字将永远留在工人阶级蒙难者的历史上。她是被从后面来的两颗子弹打伤的：一颗子弹打在腿上，另一颗穿过了背部，打断了胳膊，从右肩穿出来。“Les chassepots avaient encore fait merveille”[192]。
可是，这一次政府很快就意识到，它不仅犯下了罪行，而且大大失策了。资产阶级并不欢迎它这样的社会救主。圣艾蒂安的整个市议会提出辞职，它在自己的声明中指出大兵们的残无人道，并且坚决要求军队撤出这个城市。法国报刊掀起一阵极大的喧嚷。甚至那些保守的报纸，如《总汇通报》[193]，也为蒙难者征集捐款。政府不得不把这个可恨的团从圣艾蒂安调走。
在这样的困难情势下，突然想出了一条妙计：用国际工人协会作为替罪的羔羊来祭奠公愤。在审讯的时候，起诉书把这些所谓的造反者分成十类，而且非常精细地勾画出罪行的不同程度。第一类涂着最浓的色彩，包括5个工人，他们特别被怀疑是听从了外来的、即国际的秘密指令。罪证当然是多得很，关于这一点可以用一家法国司法报上的一小段话来说明：
“对见证人的讯问没有能够确凿地证明国际协会参与此事。见证人仅仅证实有几个身穿白短衫头戴便帽的陌生人站在暴徒的最前列。但是这些陌生人一个也没有被捉住，而且也没有一个坐在被告席上。有一个见证人被问道：你相信国际协会干与此事吗？他回答道：‘我相信，但是我没有任何证据。’”
在里卡马里大屠杀以后，里昂的缫丝工（其中大部分是妇女）很快就开始了一系列的经济战斗。贫困迫使他们向国际请求援助，国际主要是通过自己在法国和瑞士的会员帮助他们取得了胜利。想以警察手段恫吓他们的一切尝试都没有用，他们公开宣布要加入我们的协会，并且向总委员会按章交纳会费后正式地加入了协会。在里昂，也像以前在鲁昂一样，女工起了崇高的卓越的作用。
里昂的其他工业部门都纷纷仿效缫丝工的榜样。因此，在数星期之内，我们的协会就在这些英雄的居民中找到了一万多个新的同道者，早在三十多年前，这些英雄的居民就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了现代无产阶级的口号：“Vivre en travaillant ou mourir en combattant！”（“不能劳动而生，勿宁战斗而死！”）[194]
可是法国政府继续吹毛求疵地迫害国际。在马赛它禁止我们的会员集会选举出席巴塞尔代表大会的代表。在其他城市也重演了这种卑鄙的勾当，但是欧洲以及其他地方的工人终于开始懂得，夺取自己的天赋权利的最可靠的办法是：不待他人的许可，每人奋不顾身地自动来行使这种权利。
奥地利的工人，特别是维也纳的工人，虽然是在1866年事件[195]以后才参加到运动中来，但是他们已经占据了有利的地位。他们很快就团结在社会主义和国际的旗帜下，现在他们通过自己派往不久前召开的爱森纳赫代表大会[196]的代表集体参加了国际。在奥地利，自由资产阶级比在任何地方都更明显地表现了它的利己的本能、智慧的贫乏和对工人阶级的切齿痛恨。它的内阁眼看着种族纠纷和民族纠纷使帝国陷于分裂并使帝国的存在受到威胁，却仍然对唯一宣布一切种族和民族团结起来的工人进行迫害。资产阶级并不是以自己的英勇而只是由于奥军的失败才取得了新的地位[197]，它自己也明明知道，它未必能够保住既得的东西，使之不受王朝、贵族和教会的侵犯；但是，这个资产阶级却不惜耗费自己的精力，卑鄙地企图剥夺工人阶级的结社、集会和出版自由的权利。
在奥地利，也像在欧洲大陆的所有其他国家一样，国际代替了升天了的“赤色幽灵”。当7月13日在摩拉维亚的棉纺织业中心布吕恩对工人进行小规模的屠杀时，这一事件被归咎于国际的暗中唆使，说它的代理人戴着隐身帽藏在幕后。当维也纳人民的某些领导人到法庭受审时；检察官辱骂他们是外国的代理人。这位检察官知识渊博的程度可以用他犯的一个小小差错来说明：他连伯尔尼的资产阶级的和平和自由同盟和无产阶级的国际都分不清。
如果说工人运动在息斯莱塔尼亚的奥地利[198]遭到的是这样一种迫害，那末它在匈牙利遭到的却是公开的而且是蛮横无理的戕害。关于这件事，总委员会收到了来自佩斯和普雷斯堡的最可靠的消息。举一个例子就足以说明当局对匈牙利工人的态度。
匈牙利王国内务大臣冯·文克海姆先生凑巧随匈牙利代表团到了维也纳。在几天以前，普雷斯堡的工人派了一个工人小组，其中包括著名的鼓动家涅姆契克，到维也纳去向内务大臣先生诉苦，因为他们在很长时期内被禁止举行集会，甚至为了募款成立患病职工补助会而举行游艺会也遭到禁止。费了许多周折，总算见到了这位高贵的大臣，然而，当工人走进大臣的办公室的时候，他们受到了这位大臣极不礼貌的接待。
大臣一边吸着雪茄烟一边问道：“你们是工人吗？你们是在勤勤恳恳地工作吗？不要多管闲事。不要搞什么同盟；如果你们硬要过问政治，我们会采取适当的手段对付你们。我不能为你们做任何事情，工人要发牢骚就尽量地发吧！”
那末，是不是仍旧让当局为所欲为呢？大臣在回答这个问题时说：
“是的，这由我负责。”
经过了长时间的但是毫无结果的辩论，工人离开了大臣，并在临走时向他声明说：
“因为国家大事影响到工人的状况，工人当然要过问政治，而且一定要过问政治。”
在普鲁士和德国的其他地方，去年一年最值得庆贺的就是在全国组织了工会。在不久前召开的爱森纳赫代表大会上，代表着德国本部、奥地利和瑞士的15万多名德国工人的代表们成立了新的社会民主党，它的纲领逐字逐句地采纳了我们的章程的基本原则。因为法律禁止他们成立合法的国际协会支部，他们决定请求总委员会发给个人会员卡。[199]
在那不勒斯、西班牙和荷兰成立了协会的新支部。在巴塞罗纳和阿姆斯特丹出版了我们协会的机关周刊。[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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