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国家为实现其理想，应该使用的实行民主的手段是什么呢？由一个人立法产生的作用只能有利于这个人及其家族；由一个被称之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集团立法，只能为资产阶级服务；人民只有通过直接立法才能对自身利益负起责任，才能使其利益得到承认，才能伸张社会正义。因此我坚持要求你们把人民直接立法的问题列入本次大会的议事日程；从今天起就像为你们列入议程的其他5个问题那样，也为这个问题选出一个委员会。
缪拉要求跟着议事日程走，不讨论这个问题。
罗伯尔反对布吕安的断言。他说不是所有瑞士人都同意现在应该讨论第6个问题的意见，其中有些人只是偶然听说过这个问题。另一方面，他认为不应拒绝讨论这个问题，就像对待任何可能提出的问题一样，当然，首先要讨论总委员会提出的5个问题，然后再讨论其他问题。
安斯：既然现在有人不仅对是否应该讨论第六个问题提出异议，而且对问题本身提出异议，我想给巴枯宁的发言补充几句话。我不明白国际各个支部迫不及待进入政府的举动。据说，人们可以通过代表制或直接立法改变我们的敌人资产阶级组成的现政府。为此，有人想进入这些政府，想通过说服，依仗人数，通过新的法律建立新国家。朋友们，我们不要采取他们的做法，因为在比利时，或在法国和其他地方，我们或许可以采取这个做法：我们宁可让这些政府腐朽堕落，而不要用我们的道德观念来支持这些政府。下面就是为什么：国际现在是，而且必须是国中之国，国际要让这些国家随意发展下去，直到我们这个国家变得最强大。到那时候，在这些国家的废墟上，我们建立我们完全准备好的、完全成熟的、如同在我们每个支部都已经存在的国家。滚开，让我坐在那儿，将来就是这样的问题。
根据某些人的看法，在比利时没有挽救我们的普选的这种可能，我们为此感到高兴。今天我们不要求普选，而我们将来要取消普选，这是为了不和任何人一起参加普选。
李卜克内西：拒绝讨论这个问题是反动的；国际不是在其最初的决定中说政治也是其所管的范围吗？那为什么不管这个问题呢？所有德国的报纸都公布了这个问题，所有德国的纲领都包含了这个问题，德国的代表要求讨论这个问题。虽然对于可以讨论社会问题，而不能讨论政治问题的巴黎、柏林或布鲁塞尔来说，这个问题不重要，但是对于没有这种区分的其他国家来说，这个问题是重要的。
缪拉和德雷尔表示他们不过问把第6个问题插入议程，但这个问题要放在其他问题之后。
施塔克强调讨论这个问题的必要性，他还提到德国报纸已经公布了这个问题，瑞士人也想讨论。
施维茨格贝尔表示，作为瑞士一个支部的代表，他根本不愿意讨论这个问题，他那个支部也不愿意讨论，特别是因为这个问题和其他问题一样，没有在支部里研究过。
罗班的意见是，让那些想开会讨论这第6个问题的人去讨论，而朗格卢瓦则建议，晚上开一次特别会议，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参加。罗伯尔和戈克提出的第7项、第8项（见上文）决议经荣克宣读后，被一致同意。
6点15分散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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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本次会议开始，由于行政问题在内部会议上研究，考虑到布鲁塞尔大会的一些先例，我们认为没必要全文转载这些会议记录。因此我们继续以公开会议的报告的形式转载，我们随后通报行政会议作出的决定。
9月7日——第三次公开会议
会与于2点25分开始，荣克主持会议。
点名发现，57位成员出席，6名缺席，其中2人生病。
舍马莱要求，根据行业公会的动议，大会委派几位成员作为代表了解病人的情况。
里沙尔在大会上宣布，莫尼埃病情好转，刚刚来开会。
里廷豪森也提供了他头天晚上看到的奥伯温德的情况，他的健康稍有好转，但是他认为这位代表不能参加大会的审议。
罗伯尔宣读总委员会的法文报告：
总委员会的报告[180]
公民们：
各个支部的代表将向你们详细报告我们协会在他们国家取得的成就。你们的总委员会的报告主要是谈一谈资本和劳动之间的游击战——我们指的是过去一年中震荡欧洲大陆的罢工。关于这些罢工，有人说不是工人的贫困引起的，也不是资本家的横暴引起的，而是我们协会的阴谋诡计引起的。
在我们上一次代表大会闭幕后，过了几个星期就在巴塞尔爆发了织带工人和染丝工人的值得纪念的罢工。巴塞尔直到今天，一直保持着中世纪城市的许多特点，如它的地方传统，狭隘的偏见，妄自尊大的豪绅，雇主和工人之间的宗法关系。几年之前，有一个巴塞尔的厂主就曾向英国大使馆的秘书吹嘘说：
“在我们这里业主和工人之间的相互关系比在英国好得多”，“在瑞士，一个工人如果为了更高的工资而离开他的好业主，他的同事就会看不起他”，“我们比英国优越的地方主要在于工作时间长和工资低”。
由此可见，那些由于现代影响而改变了自己形式的宗法制度就表现在：业主好而工资却很糟，工人有中世纪附庸的情感，同时却作为现代雇佣奴隶遭受剥削。
这种宗法制度，也可以根据瑞士当局对工厂童工劳动和初等国民学校状况的调查材料来判断。材料上写道：
“巴塞尔的学校里的空气比任何地方都污浊，如果说在露天空气中只有万分之四的碳酸气，在室内碳酸气一般也不超过万分之十，那末在巴塞尔的普通学校里，碳酸气的数量在上午是万分之二十到八十一，在下午是万分之五十三到九十四。”
关于这一点，巴塞尔大会议的议员图尔恩埃森先生无动于衷地说：
“没有什么可怕的！长辈们也在像现在这样坏的校舍里读过书，可是他们也没有怎么样。”
现在就会理解到，为什么巴塞尔工人的经济斗争的爆发标志着瑞士社会历史的一个时代。再没有什么东西能比这个运动的起点更具有代表性了！按照旧的风俗，巴塞尔的工人在米迦勒节比平日提早四分之一个工作日下工。可是在1868年11月9日，当德巴里父子织带工厂中的工人要求习惯上的优待时，有一个厂主就用粗暴的声调和命令的手势向他们宣布：
“谁要是离开工厂而不继续工作，就立刻并且永远解雇他。”
经过几次无效的抗议之后，172个织工中有104人离开了工厂，可是他们并不相信自己当真会被解雇，因为根据双方的书面协定，离开工作或者解雇，都应当在两星期前通知对方。第二天早晨他们来上工时，发现工厂已经被宪兵包围，并且不许闹事者走近它。那些头一天没有提前下工的织工现在也拒绝上工。总的口号是：“全体上工，不然谁也不上工。”
这样出其不意被解雇的织工和他们的家属一起，立刻从他们租自己厂主的房屋里被赶了出去。不仅如此，厂主们还写信通知肉商、面包商和食品杂货店主，请求他们不赊给闹事者任何食品。这样展开的斗争从1868年11月9日延续到1869年春天。我们的报告的篇幅不允许我们更详尽地叙述这件事。这里只再指出一点：由于资本主义专横制度的凶恶表现——残酷的同盟歇业——而发生的这场斗争，演成了一系列的罢工，这些罢工由于有时取得妥协和厂主们一再破坏这种妥协而时断时续；当巴塞尔的崇高可敬的大会议枉然企图用军事措施和类似戒严的手段来恫吓工人的时候，斗争达到了高度紧张的状态。
在这场斗争进行的时候，国际工人协会支援了工人。按照企业主的说法，这个团体第一次把现代的反抗精神送到了善良而古老的帝国城市巴塞尔。因此，他们最关心的事情就是把这位不速之客重新从巴塞尔赶出去。他们企图迫使自己的下属退出协会，以此作为媾和条件，但是白费力气。由于在反对国际的战争中遭到接二连三的失败，他们便企图采取荒唐的手段来发泄自己的愤恨。这些共和主义者同时又是在巴登边界上离巴塞尔不远的一个小地方寥拉赫的一些大工厂的所有者，他们驱使当地的地方长官[181]解散了那里的国际支部；可是这个措施很快就被巴登政府废除了。当奥格斯堡的《总汇报》大胆地刊登了关于巴塞尔事件的公正报道时[182]，这些“可敬的先生”就在愚蠢可笑的信中以停止订阅该报相威胁。他们特地派了一个代理人到伦敦，这个人的奇妙的使命是查明国际的主要存款的数额。如果这些正统的基督徒生活在基督教萌芽的时代，那他们首先会去看看使徒保罗在罗马的活期存款了。
由于他们这些野蛮而愚蠢的行为，日内瓦的资本家曾好好讥笑了他们一顿。但是过了几个月，粗野的巴塞尔老憨就加倍地报答了日内瓦雅士们的恭维。
３月里在日内瓦爆发了两次罢工——建筑工人的罢工和排字工人的罢工；这两个工人团体都建立了国际的支部。建筑工人的罢工是由于业主们破坏了一年前同工人们郑重签订的合同而引起的。排字工人的罢工只不过是已经延续了十年的冲突的结尾，工人曾试图在先后成立的五个委员会中使这种冲突得到和解，但总是徒劳无益。如同在巴塞尔一样，业主们立即把同自己工人的局部冲突变为国家权力对国际工人协会的十字军征讨。
日内瓦的政务会议派警察到火车站去迎接业主们从远处运来的工人，使他们不能同罢工者有任何接触。它纵容日内瓦的带着左轮手枪的jeunesse dorée[183]在大街上和其他公共场所袭击工人和女工。它以各种借口唆使它的警察局的雇佣刽子手去迫害工人，例如在5月24日，它就在日内瓦以较小规模重演了在巴黎演过的被拉斯拜尔痛斥为“Les orgies infernales des casse-têtes”[184]的场面。
当日内瓦的工人在公开的集会上通过致政务会议的呼吁书，要它对这些“残暴的警察逞凶”进行调查时，政务会议粗暴地拒绝了他们的请求。有人显然是想逼使日内瓦工人起义，然后再用武力来镇压这次起义，把国际从瑞士土地上清除掉，使无产者屈服于和十二月二日制度相似的制度。由于我们的瑞士联合会委员会的坚决行动和遏止作用，计划遭到了破坏。[185]业主们终于被迫让步。
现在请仔细听一听日内瓦的资本家及其报界的狐群狗党对国际的一些责难吧！他们在公开的集会上通过了致政务会议的呼吁书，其中有这样一句话：
“他们听从伦敦和巴黎的命令，正在破坏日内瓦州，他们想要消灭这里的一切工业和一切劳动。”
一家瑞士报纸断言，国际的领袖们是
“拿破仑皇帝的密探，他们在适当的时机就会作为社会起诉人来反对我们小小的瑞士”。
说这种话的正是那些热衷于把十二月二日制度移植到瑞士国土上的先生们，正是那些在日内瓦和其他瑞士城市掌握大权的金融巨头们，全欧洲都知道，他们早已从瑞士共和国的公民变成“Crédit Mobilier”[186]和其他国际性欺诈组织的仆从了！
比利时政府在４月间为了对付瑟兰的搅铁工人和博里纳日的采煤工人的罢工而制造的几次惨案，已在总委员会致欧洲和美国工人的呼吁书中得到了详细的说明。[187]我们认为发出这样的呼吁书是非常必要的，这特别因为在比利时这个典范的立宪国家里，这样大批地屠杀工人并不是偶然事件，而是成为一种常规了。在演了恐怖的战争悲剧之后，紧跟着就是法院的滑稽剧。在对我们设在布鲁塞尔的比利时总委员会进行搜查的时候（委员会的房舍被警察毁坏得很厉害，有一部分委员披捕），法院侦查员发现了一个工人的一封信，信中请求送来“五百国际”；他立即断定，向出事的地方一定派去了五百名工人战斗队。其实这“五百国际”只不过是五百份布鲁塞尔委员会的机关刊物“国际报”。后来他搜查出[188]一封打给巴黎的电报，电报要求一些“火药”。经过长时间的侦查，在布鲁塞尔终于发现了这种危险物。原来它是用来消灭昆虫的药粉[189]。最后，比利时警察当局十分得意的是它自认为发现了那个很难找到、而又闹得大陆上的资本家不得安宁的宝库，这个宝库的大部分据说是藏在伦敦，协会在大陆上的一切主要分部都依靠这个宝库供给经费。比利时的侦查员认为，这个宝库被藏在一个保险箱里，而这个保险箱被藏在一个僻静的地方。他的密探们猛攻箱子，砸毁锁一看，发现里面是几块煤炭。也许，国际的纯金经过警察的手一摸，就马上变成了煤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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