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成都市工商、金融的接管

    马士弘[80]

    1950年2月，鉴于当时的旧成都市商会根本无法控制本地市场的混乱局面，成都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决定对市商会实行军事管制。我本人在1949年12月下旬随国民党第15兵团罗广文部在郫县起义，由于我在大学是学经济的，在成都供职和生活的时间较长，接触和认识一些工商界人士，因此，当时的周士第市长等市领导同志研究决定派我和姜文伯同志到市商会担任助理军代表。从我担任助理军代表到后来任市工商业联合会筹备委员会秘书长，有近三年时间。这三年正是党和人民政府带领和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克服重重困难，收拾国民党反动派留下的烂摊子，千方百计大力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重要时期。我因工作关系，有幸目睹了中共成都市委、市人民政府为恢复成都地区经济所作出的艰苦努力和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与市工商联一道曾在党的领导下直接参与了一些恢复经济的工作。

    军管旧商会 筹组工商联

    1949年12月30日解放军入城后，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六十军接管城防，加强治安管理。1950年1月，成都军事管制委员会在督院街成立；5日，市人民政府成立。市长周士第发布《告全市人民书》，要求全市人民各安生业，商店开门营业，工厂开工生产，市场恢复交易，城乡恢复交流；6日，市军管会发布《实施西南区金银管理办法》布告，宣布国民党政府发行的纸币作废，禁止金银流通，推行人民币，并规定每个银圆换6000元人民币，一律在银行兑换（这个比率是按当时主要物资价格综合平衡而定，比解放前一月物价指数低21.5%）。

    人民币推行之初，由于一些工商户心存疑虑，但又不敢拒收，市面上形成了人民币和银圆同时流通，以银圆为主，人民币成为辅币的现象。更因为成都刚刚解放，郊区土匪暴乱，城内特务造谣，一些不法分子乘机抢购物资，囤积居奇，市场供应紧张，投机倒把盛行，增加了一些商家的疑虑。于是，市面上的商店原来全天营业的，只开半天，原来半天营业的，干脆关门，纵然照常营业的，也多是缺货空架，以致春节前后市场物价乱涨：安乐寺黑市金银交易猖獗；花纱布市场投机倒把严重；新上海食品厂把收到的人民币用大箩筐装起，放在店铺外，任人拿取，给人民币信誉造成极为不良的影响。

    鉴于春节前后市场的骚动情况，旧商会已难以承担领导各行业的重任，更难协助政府完成对私营工商业的整顿改组以及税务的清理交纳等任务。军管会决定对市商会实行军事管制。3月5日，成立了由市工商局局长金力声为军事代表、副局长李青匀为副代表，姜文伯和我为代表助理的军管办公室进驻市商会。

    军管办公室成立后，召集原有的157个工商行业理事会的全部理事，21个分散市场和交易所负责人以及四门屠场经理580多人在智育电影院开会，由原市商会会长钟云鹤主持。会上，发给每人一本专为工商业者编印的学习资料，内有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在新政治协商会议上的讲话》《共同纲领》和《全国工商联筹备委员会主委黄炎培1949年11月25日在天津对全国工商界的讲话》，等等。成都市副市长李宗林在讲话中，阐明了党的工商业政策和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新民主主义时期的地位、任务和作用；金力声将《共同纲领》中有关私人资本主义今后应走的道路和前途作了详细解释，对春节期间市场混乱的原因和稳定的办法，对人民币发行的意义，金融的管理一一加以说明，要求工商业者消除顾虑，认清人民币和国民党发行的钞票在信誉和作用上的本质区别，并率先使用；还阐明了党和政府取缔囤积居奇，打击投机倒把所采取的措施和保护正当工商业者的政策等。

    会后，各行业选出代表人物60多人作为骨干，组织和领导各行业的学习，学习情况向军管办公室汇报。

    25日，市人民政府发布第一张布告，布告规定：全市工商行业限期全面开工、开门；不准解雇工人、店员；工商业户进行登记；开歇业必须层转报批；禁止金银流通，一律以人民币交易；商品交易以国营公司牌价为依据，取缔黑市交易，打击囤积居奇、投机倒把六项内容。布告发出后，很快在全市工商业者中有组织有领导地开展学习，打击不法分子，从此，工厂、商店陆续开工营业，市面混乱现象有所好转。就在同一天，成都市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简称各代会）决定将原有的成都市商会、四川省工业协会改组成新的成都市工商业联合组织，先成立工商联筹备会作为过渡，以领导全市工商业进行学习、整顿、改造，指导工商业今后经营途径与方向，并贯彻执行政府有关政策法令。

    在市军管会工商处领导下，由军管办公室参加，工商界中的人民代表3人，原省工业协会及商会各选2人共同组成工作班子，进行成都市工商联筹备委员会的准备工作。经过一周的筹划，4月13日，又通知各行业推选代表3人参加这一工作。根据上级要求，并自下而上地广泛征求意见，决定筹备委员会的人选要有代表性，有一定影响，能忠实为工商界服务。经过半个多月紧张而细致的努力，4月21日在蓉光影院召开大会，正式成立了“成都市工商业联合会筹备委员会”（简称市工商联筹委会），选举主任委员彭劭农，副主委赵丕休、李宗坊、钟云鹤、姚云亭，秘书长李伯平，副秘书长马士弘、王彦立等，进驻市商会的军管人员进入市工商联筹委会参加领导工作，同时宣布撤销原成都市商会和四川省工业协会。

    成都市工商联筹委会一经成立，即在中共成都市委和市人民政府的领导下，担负起协助党和政府部门贯彻对私改造方针政策，团结教育工商业者，加强工商管理，整顿市场，完成税收任务，组织领导全市私营工商业者学习、生产、经营，带领他们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接受社会主义改造。

    整建行业公会 整训干部队伍

    解放前，成都市有工商行业同业公会157个。这些组织都带有浓厚的封建色彩和封建意识，相互拉帮结派，倾轧排挤，各立山头，自成帮会。经营同一性质的业务，各自成立自己的公会，有的依仗旧势力，自行挂牌立会。因此，行业公会组织相当混乱，难于管理。市工商联筹委会成立后的首要任务就是协助政府，彻底整顿旧行业公会，重新组建各行业同业公会。

    为了做好整顿重组各行业公会工作，在市工商局领导下，市工商联筹委会对全市私营工商业户情况开展了首次普查。首先，市工商联筹委会召集原有各行业的理事长、理事进行座谈讨论，使之明确这次工商普查的意义、目的和要求，要求他们协助和配合工作组完成任务。其次，在军管办公室的具体领导下，普查工作组除全体筹委外，邀请四川大学、华西大学、光华大学和铭贤学院在军政大学学习的同学共120人参加，组成31个调查组，对全市157个行业分三期进行调查；各行业理事参加本行业的调查和提供情况、资料。第一期调查有匹头、百货、五金、干杂、中药材、棉织、新药等31个行业，从5月7日开始。

    由于准备充分，组织得当，行动统一，各行业主动配合，大学生们把这次调查视为增长知识的大好机会，工作热情高，不怕苦、不怕累，边调查，边整理材料，第一期调查工作不到一周即告完成，资料也随即整理出来。在总结第一期工作的基础上，连续作战，第二期、第三期也一气呵成，5月底全部完成普查工作。普查整理出来的资料反映了全市工商业的总体情况和生产经营概况，为政府对工商行业的整顿提供了参考资料，也为市工商联筹委会对全市工商业的组织管理、业务指导提供了重要依据。同时，还反映出以下一些问题：（1）工商户所报资金普遍不实；（2）非行业会员户的比重不小，如棉织业的制带、土布、丝织业、金属业等个体劳动户一般都未入公会；有的一家店铺内藏几家暗户，店中有店；纸烟、杂货业漏户也多。普查表明，全市工商业（坐商）已入会者计9842户，到年底又新增开业的4635户加入同业公会，占总户数的48.5%，1952年底经过评审登记参加公会的工商业户为16464户。

    根据普查资料分析的情况和市人民政府指示精神，市工商联筹委会拟定出对行业的整顿原则：（1）凡经营同一性质及近似商品的现有行业，应合并归口，纳入同一公会；（2）同一类别但生产手段不同，使用动力机器生产者属工业，其余为商业，如棉纺织业的裕华、申新、利民、清华、民丰染织等厂使用动力生产，应另组行业；以手工纺纱织布印染的属加工性质，应归棉织业，其他行业归并照此原则办理；（3）凡开业未入同业公会之工商户必须办理营业手续申请入会，一并归口整理，否则按工商管理法处理；（4）合并整理后的新行业，应稳步而积极地进行筹组新的同业公会筹备委员会，并组织会员学习讨论，反复酝酿，民主产生筹备委员，新的公会成立时，旧的公会即行撤销；（5）建立新的同业公会筹委会，须在市工商联筹委会领导下，有组织、有领导、有计划地开展筹组工作，全市各行业可以同时进行。

    按照整顿原则，本市157个行业公会调整合并为81个行业。如调整后的五金电器业，由原来的五金、电料、玻璃、旧金属四个行业公会组成，原来的这四个行业分别设立专业组，隶属五金电器业公会；匹头百货业由原来的匹头、百货、丝绸、花纱布四个行业合并而成，原来四个行业也分别成立专业组……新的同业公会组建后，不但为经营性质相近的工商业者铺下了团结互助发展的道路，同时也纠正了从前同行嫉妒，互相排挤的情况。干菜、杂货业原来经常发生纠纷，两业合并后，会员们高兴地说：“我们以后再也不会发生以往互相扯皮，彼此排斥的现象了。”到9月底，全市行业公会调整改组完毕，并进一步由81个行业调整组建为79个行业同业公会筹备委员会和7个直属会员。这7个直属会员企业是：机器纺织业的裕华、申新、成纺（由原宝星、大昌、川西三个厂合并），电气业的启明电气公司和都江发电厂，蜀华实业公司，中心农业公司（以前组成的机纺业和电气业公会同时撤销）。

    新的行业公会组成后，各行业都在公会领导下积极经营，发展生产，加强团结互助，有的行业进行内部整顿，进一步健全组织；手工行业由于人多面广、资力微薄的特点，新的公会着重加以领导，统一管理，统一经营……整个工商业面貌焕然一新。

    新的行业公会根据业务需要，设置办事机构，雇用办事人员。为了提高这些办事人员的业务水平，工作效率，树立新的工作作风，更为了使之懂得工商政策和税法税制，市工商联筹委会决定从1950年7月起分期分批对各行业公会办事人员进行培训，每期两周，共轮训三期。每期都请党政机关领导和专职干部讲授有关工商政策、法令和新税制，讲解为人民服务的道理以及毛主席有关经济政策的著作，等等。从培训中发现，原有办事人员文化程度、业务能力普遍偏低，有的年龄较大，暮气沉沉，不适应工作需要。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又同时提高干部素质，经市工商局批准，市工商联筹委会决定办理工商学训班，公开招收年龄17—25岁，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男女知识青年进行培训。第一期在150多名报考青年中，择优录取了50名，进行为期半年的培训。

    学训班的班主任由我兼任，副主任由文教委员会主任罗元俊兼任。10月15日在总府街工商联筹委会内正式开学，聘请有关专业的大学教授、讲师授课；市民建负责人、川大教授黄宪章，著名统计学家、光华大学教授杨佑之任学训班专任教师，每周至少讲课两次；常请市级党政领导做专题报告。由于组织安排好，教学质量高，激励了青年们的学习热情，尽管设备简陋，教学条件较差，学生们仍能克服困难，努力学习，知识面不断扩大，对党的认识加深了，对新社会更加热爱了。学习期中，学生们积极参加了1951年1月进行的工商总登记，还组成说唱队，宣传抗美援朝运动。

    建立市场秩序 打击投机倒把

    解放初期，成都市场的混乱状况并未改变，有的地方甚至更为猖獗。市中心区的“安乐寺”综合市场内的金银买卖，暗盘交易盛行，烟酒油粮更是倒买倒卖，投机赌博。其中一些恶霸特务、国民党军官、富户小姐、游民妓女混迹其间，兴风作浪，造谣惑众，破坏经济和人民币信誉。市军管会为维护正常的经济秩序，宣布禁止金银流通交易，查封了一些不遵守规定的金号、银楼。成都市军管会还根据市人民政府发布的第一张布告精神，坚决打击不法分子，并授权给商会军管办公室，可以直接拘留不法分子（通过市公安局执行处执行），我请示军代表金力声、李青匀同意后，在布告发出后的几天之内，拘留了在安乐寺高价收买金银、破坏金银管理法的朱某，扰乱金融、破坏人民币信誉的新上海饼干厂老板，查封了东门及三圣祠的土布市场和春熙路三益公花纱布交易所，取缔了以裕华纱厂生产的金飞马棉纱作筹码进行买空卖空的投机违法活动，拘留了投机倒把分子陕西帮商人李某，封存囤积的金飞马棉纱5000多锭（后在新成立的花纱布市场拍卖）。

    1950年4月4日，在商会军管办公室主持下，将东门及三圣祠土布市场和三益公花纱布交易所进行改组，组成第一、第二土布市场和花纱布交易市场，调整管理人员，改由国营花纱布公司直接领导，调整市场秩序；对原有市场中间人甄别留用；废除陈规陋习；规定交易时间；公开挂牌，明码实价，禁止场外交易；严厉打击投机倒把和欺行霸市行为。在开市当天，把奸商李某带到市场当众认罪，以儆效尤。这样，使混乱的土布、花纱布市场很快得到整顿，为全市市场的整顿改组打下了基础。

    接着整顿全市旧有市场。5月初，市工商联筹委会会同市工商局、公安局、税务局组成市场整理委员会，由各局派出的干部、市工商联筹委会委员和财贸干校学员20人组成10个工作小组。先对本市各种市场、码头、茶馆等交易场所进行摸底调查。调查研究确认：原有分布城内外的各种大小市场29处，就其营运特点、商品来源、流向、交通条件、地区分布和方便市民经济生活等在当时城郊情况、经济生活、物资流向，均无重大变化的情况下都属历史形成，应暂时保持原状，但要建立新的市场秩序，取缔陈规陋习，中间盘剥，实行挂牌明码交易，统一发货票，加强零商税的征收，由市工商局、税务局直接进行监督，加强管理；其余茶馆、码头、坝坝会等非法交易场所，一律取缔。

    就在4、5月间，我市粮油价格急剧下跌，粮商竞相抛售，形成粮油倒流农村，但到7、8月间，粮油价格又突然急剧上涨，粮油商又竞相购进。粮油公司在市场日抛售粮食高达20万斤，犹不能满足需要，经查有不法商人哄抬抢购，把持了四门粮食市场，囤积居奇，操纵粮价，以北门卢某、张某为首的粮油集团尤为突出，其囤积的粮食竟达100万公斤以上，经核算其漏税达11亿之多，军管会当即将卢、张逮捕法办。[81]

    粮油关系人民群众生活至巨，也与其他商品价格关系密切，政府为了加强对粮食市场的管理和方便人民群众购买，便利市郊农民交售和减轻原来四门市场的压力，在市内设立了16个粮油专业小市场，在国营粮油公司领导下，设立统一的管理委员会进行管理。11月，国营零售公司成立，16个专业市场并入了该公司。

    为了掌握市场情况，便于归口管理，经市委批准，从1951年3月起，又相继成立了油脂，五金电器，薪炭、燃料，匹头百货，生丝、丝织品，纸烟火柴，液体燃料，土产输出等8个专业批发市场，受相应的国营公司领导，市工商联筹委会和行业公会协助政府配合各市场管理部门，对各业工商业户进出市场，在业务经营上进行指导监督。

    8个专业市场成立后，国营公司掌握市场营运情况，进行商品吞吐，稳定价格，调剂供求，取缔投机倒把，保障正当经营，克服私营商业的盲目性，发挥了国营经济的领导作用，从而促进了市场的繁荣，到年底，征收的税额，就比没有整顿时超出4倍。专业市场的建立，带动了其他市场进一步加强和改善管理。

    整顿金融行庄 接收官僚资本

    解放前，成都的工商金融业很不发达，共有公私银行、大小钱庄72家，其中有官僚资本的只有四明银行、蜀华实业公司、启明电气公司和中和纱厂四家，临到解放时，不少已关门歇业，人员走散。1950年2月，成都市军管会根据《共同纲领》的有关条款规定，分别不同情况对这些银行进行了清理处理。

    首先，对有官僚资本股份的银行进行接收，如四明银行由人民银行接收代管。中和纱厂政府接管后重新修复扩建，更名为“国营川西纱厂”，于1950年8月投产。蜀华实业公司原系民族资本，因经营有方，获利较多，成为有影响的综合性企业，相继有刘湘、王缵绪、王陵基、潘文华等军政人员投资，以刘湘和刘航琛股份较多，使这个企业性质发生了变化。解放后，政府将起义将领和民族资本股份予以保留，属于官僚资本部分的股份则予以没收，嗣后，这个公司逐步走上国家资本主义道路。启明电气公司在1935年时即有军股7.4%，官股9.0%，以后在发展过程中，又继续有军阀官僚投资。解放后经过清理把官僚资本股份没收改为公股，该公司最先实行公私合营。

    其次，对属于国民党政府主办的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家银行和中央信托局，分别予以接收；纯属私人资本的建业、上海、和成、美丰、聚兴诚5家银行，解放后继续营业的，准许继续营业，但要接受市军管会金融处监督和接受中国人民银行的指导。建业银行经理陈祖湘是民建成都地区早期负责人之一，这家银行与中共地下组织有联系，对解放成都有贡献。1950年4月，该行接总行命令改为公私合营银行。1951年9月，上海、和成、美丰、聚兴诚也改为公私合营，加入属于人民银行领导的公私合营联营总管理处，银行协理以上人员都参加市工商联筹委会工作。开设在春熙北段的重庆银行，在其董事长潘文华率部起义后即停止了营业，封存黄金1200余两，银圆5000余元。1950年1月，潘主动向军管会请求接管，军管会应其要求，予以代管，以后，此款即作为市的财政收入，该行经理赵丕休调市工商处工作，3月，赵被选为市工商联筹委会副主委，10月调任市工商局副局长。

    其他为数众多的中小银行、银号、钱庄，解放后基本停止业务活动。1950年3月，市军管会金融处召集各行庄负责人在暑袜街原四川省银行旧址开会，宣布人民政府的金融政策，说明成都市场不大，人口不多，工商业发展水平很低，现有银行、银号、钱庄为数过多，实无保留这么多金融企业的必要，除政府接管的银行、行庄和少数可以继续经营的银行外，其余应在债权债务清理了结之后，自行停业或转业。这些行庄职工除由人民银行训练录用一部分外，亦当另谋职业。

    这次会议以后，各行庄负责人均放弃观望态度，积极清理了各自的债权债务，报金融处审核后在《川西日报》刊登启事宣布歇业。只有复利银行、川大银号、华侨实业银行、云南实业银行、华庆丰银行、新亚银号、同心银行、亚西银行、涪泰银行、怡丰银行、胜利银行等11家因亏损过大，无力了结债务，行庄负责人又有套用行款，对军管会金融处及债权人进行蒙骗行为，最后由军管会金融处将上述行庄负责人移送成都市人民法院查处。

    整顿摊贩 登记行商

    解放前，成都市除了为数众多的游街串巷的流动小贩以外，还有固定或不固定摊位的各业摊贩，他们人数众多，种类繁杂，行业齐全，各具特色。解放后，由于社会形势的变化，失去了剥削压榨劳动人民权力的地主官僚为了维持生计，完成减租退押任务，也有的装穷叫苦，纷纷把衣物、家具用品拿出来沿街出售，使成都市的摊贩大为增加。据调查，全市有241条大小街道，摆设了7174个摊位，这些摊贩在繁华区域，随意挤占人行道摆摊营业，影响市容市貌，堵塞交通，有的还偷售淫秽书刊或违禁物品，市人民政府对此非常重视。

    在军管办公室主持下，市工商联筹委会成立摊贩整理委员会，得到各方面的支持配合，对全市摊贩进行了一次全面调查。调查资料表明：除旧有的摊贩外，新增摊贩占总数7174户的73%。其中：国民党时期的公教人员、旧军官、旧官僚、富家妇女占总数的28%；农村流亡地主、盲流人员，从事非法经营的占29%；原系坐商、手工业户企图逃税关店摆摊的占16%；原来长期从事摊贩业务的只占总数的27%。

    对此，市工商联筹委会拟订出整顿摊贩方案，经政府批准执行。方案内容包括：对原有长期经营的摊贩并有固定摊位者，准予重新向工商局申请发给营业证，继续在原摊位经营；对原有店铺的坐商及手工业户停业出外摆摊的，一律撤除摊位，回店回户，归并行业；对旧有公教人员、旧军官、旧政府职工和其他居民，原则上劝导转业，另谋生计，一时无业可就而生活又确有困难的，准其在指定地点摆摊，发给临时摊贩证；非法营业及在逃地主和流动商贩予以取缔，公安局配合执行。

    这个方案由市公安局以通告形式发布，公安执勤人员又出动劝说，有的当场取缔，大多自行撤出，到1950年6月中旬，城区内外的摊贩都已遵照规定执行，准许继续营业的也都迁到指定地点摆摊营业，市容市貌得到改观，交通流畅，秩序井然。经过初步整顿，由市工商局核准发放营业证及临时摊贩证的，包括长期从事正当经营的摊贩，从事摊贩谋生的原国民党军政人员和其他城市平民的新增摊贩证共计1630余户。

    为了安置经过整顿后所留下来的一批国民党军政人员及城市无业居民从事摊贩谋生准其经营者，又便于对摊贩进行管理，市人民政府指定在皇城坝煤山附近建立摊贩市场。新建市场占地25000平方米，搭棚设摊，除安置856户摊贩外，还迁入各种饮食摊点、茶馆、杂技、评书、扬琴、皮影等，成为成都市内第一家如北京天桥式的综合市场。这个市场定名为“第一摊贩市场”，于8月12日正式开场。场内设立市场管理委员会，实行统一发货票，经营商品，种类齐全，新旧都有，加之价格合理，地点适中，交通方便，吸引了广大市民群众，业务日渐繁荣。据税务局统计，从8月中旬到年底的4个多月时间里，市场总营业额即达230多亿元（旧人民币，下同），其中有账可查的180亿元，未入账的估计50多亿元。

    在党和政府面向农村，搞活城乡交流，调剂物资余缺，方便群众生活的号召下，1950年下半年，原来从事贩运的行商又逐渐恢复其旧业。但成都市整顿摊贩以后，一部分没有核准继续经营的摊贩纷纷转为短途运销的“行商”，向乡镇、农村推销工业品，如肥皂、色布、线袜、日用小百货及中成药等。这些行商人员复杂，良莠不齐，有的为了牟取高利，对销售的商品掺杂使假，以劣充好，以次充优，假冒名牌商标，进行蒙蔽欺骗，一些劣质产品甚至危及了农民的生命，农村群众反映强烈，川西行署明令整饬。8月12日，市工商局、市工商联筹委会召开研究整顿贩运商，加强行商管理问题的会议。会议决定：由市工商局发布公告，凡从事贩运行业的行商及由摊贩转为行商的，均须先向市工商联筹委会申请，审核转由市工商局核发“行商营业证”，并规定其经营范围；行商贩运商品，必须进入市场采购，办理批发手续；贩运到农村场镇摆摊设点或流动营业，一律悬挂市人民政府核发的行商营业证，以备当地工商机关检查监督，无证经营者，当地工商行政机关有权取缔；贩卖商品，必须价格合理，质优量足，不得以假混真，以劣充好，更不准出售伪劣药品危害人民健康和生命，违者，一经查出，即撤销营业许可证，罚款，直至追究刑事责任；已加入行业的工商户，不得兼营贩运或转为行商；市工商联筹委会成立行商管理机构，直接管理全市行商营运业务和核转行商开业、歇业等事宜。

    “公告”公布后，市工商联筹委会的土产营运委员会设置了行商管理机构，对全市行商进行调查登记，到9月底，已转请批准发证的行商共600多户。以后，市工商联筹委会又成立了“成都市行商联合会”，对行商进行管理。

    经过整顿的行商，有的从事长途贩运，进行地区调剂、货畅其流，更多由摊贩转入的行商则在成都附近县市做短途运销，出售工业品，收购农副产品，进行城乡交流。他们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对发展生产，繁荣经济，方便群众，都起到了积极作用。

    拥护新税制 积极交纳税款

    税收是国家财政的主要来源。每个公民都有纳税的义务，工商业者纳税更是法定职责。国民党统治时期，政治腐败，苛捐杂税多如牛毛，而达官显贵千方百计逃税漏税，应征税赋大多落在中小工商业者和平民身上，致使国家税源枯竭，财政困难，经济崩溃，民不聊生。1950年1月5日，成都市人民政府成立，首先接管了旧政府财税局，对原有的财务、税收、税制及1949年税务征收情况进行清理整顿，本着简政轻赋的原则，决定废除国民党时期的各种苛捐杂税，实行双轨制新税制，具体办法是：属于国营企业的税款和印花、专卖税划归中央财政，其他税收属地方财政；对私营工商业除征收工商营业税、所得税及屠宰、房地产税外，其他一切税、费、捐均予废除，以纾民困；征收机关除政府设置税务局及其所属征收机构外，其他任何单位不得征收税赋，金融单位或职能机关代收，须事先公布；任何公私企业、集体或个体纳税人，均须按规定依税率计征，不得拒绝交纳。

    2月2日，市税务局召集旧商会、各同业公会开会宣布上述决定。税务局局长王直在会上宣传新税制，阐明新旧政府征税的本质区别及实行新税制的意义，指出：纳税是光荣的，是义务的，政府将采取“公平合理，依靠群众，民主评议”的征税方法，希望工商业者打消顾虑，积极配合，共同为今后税收工作做出贡献。

    会后，商会军管办公室连续召开各行业理事及组长会议，传达贯彻市税局会议精神，并印发《工商业税须知》到企业、个人，宣传党的税收政策，激发工商界拥护新税制，完成税收的积极性和光荣感。

    市税局从旧政府财税局稽核科资料查出，1949年成都市工商所得税，因受时局影响，尚未开征，政府决定补征。补征的办法是：1949年7月以后歇业的工商户向税局申报歇业日期，领取登记证，经查核后补交所得税，现仍继续开工、营业的，限4月15日前向税局申报登记，补交所得税，领取营业证，补交税额按存货登记为准；已歇业的按原有营业额核实补交；确实无力交纳的，可申报税局，经查属实酌予减免；不报不交者，查出予以重罚。

    此办法经过公告、宣传，1949年下半年成都工商业所得税补征进行顺利，至5月底基本完毕，补征户共计5400多户，计征税款30亿元左右。

    在补征税顺利完成的基础上，1950年4月，市政府布置了第二季度工商营业税和所得税（简称“两税”）的征收工作，这是人民政府成立后第一次向全市工商业正式征税，市领导非常重视。4月10日，宋应、米建书、马识途、王直、金力声等亲临商会并与商会负责人及各行业理事长开会，商讨一季度“两税”征收意见。宋应书记在会上阐述了民族资产阶级在新中国所处的地位，讲解党的工商政策和《共同纲领》所指出的私人工商业经营的方向、出路及应尽的责任和义务。米建书接着说：国民党留下成都这个摊子真是太烂了。“马路不平，电灯不明，电话不灵，公路难行，自来水不自来，下水道不下水，金河、御河年久不淘，污泥臭水满街横流”，人民政府不能不管，真是百废待举。第一届各届人民代表会议通过的有关市政建设项目，今后都要一项一项地按轻重缓急来进行，需要很多钱来办理，所以工商界纳税既是义务，也是为成都市建设应尽的责任。马识途在阐述了两种税收的本质区别后，语重心长地说：要建设一个幸福美好的新中国就要发展生产，需要更多的资金。建设新中国是全国人民的头等任务，也是工商界的光荣任务。希望工商界加强学习，深入理解党的工商政策，遵守政府法令，不搞投机倒把活动，努力发展生产，搞好经营，这也是工商业唯一出路。[82]王直谈了征税的原则和办法及一季度“两税”应征总金额的初步意见。各业理事长聆听党政领导的讲话后深受感动，认识到，工商业者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是工人阶级的朋友，建设新中国是工商界责无旁贷的光荣任务，也是应尽义务。经过各业传达学习，在提高认识的基础上，各业分组民主评定税额，落实到户，很快形成“交纳‘两税’，迎接市工商联筹委会的诞生”的纳税热潮。

    第一季度工商营业税为55亿元，所得税为5亿元。由于税务部门事前做了细致工作，从较大行业中抽样了解情况，在政府部门之间和商会军管办公室充分协商，反复讨论定出的税额，基层评税过程中，税务干部还深入行业掌握情况、指导、监督，基本上做到评议民主，负担合理。因此，评税一结束，各工商户争先恐后去指定银行交纳税金。半个月内，共交纳税金66.5亿元，超额10.83%完成任务。市人民政府对全市工商业者踊跃纳税的爱国行动予以高度赞扬，特向商会赠送锦旗一面。《工商导报》为此发表题为“新的起点”的社论。社论说：成都工商界还处于困难时期仍能热情踊跃超额完成第一季度工商税，这种爱国行动显示出成都工商界拥护中国共产党，拥护人民政府的热忱，是值得表扬的。《川西日报》也予以报道，并希望成都工商界在人民政府领导下，努力学习改造，积极经营，搞好生产。

    这次工商业税的征收，是根据1950年5月第一次工商普查和平时掌握的资料，先由税务局、工商局、工商联筹委会三方共同协商讨论，提出每月全市私营工商业“两税”总额由各行业分别承担的分税额的初步方案，最后由市委、市府领导，各部门负责人（通常是米建书、马识途、王直、朱子明、金力声和市工商联筹委会主管负责人参加）每月到市工商联筹委会核审定案，由市税局公布，各行业再根据分配到本行业的税额作分户评定。这种征税方式，在行业具体评税过程中，难免发生一些“大挤小”“小哄大”，行业内部互相转嫁自身负担的情况。但由于当时成都工商业户或账目不健全，或无账可查，无法采用查账计征或其他更有效的征税依据时，这种由党委直接领导、参与核定总税额的征税办法不失为一种较好的过渡征税方式。事实上，1950年成都市共征收营业、所得两税285亿元（其中营业税260多亿元，所得税25亿元）。经过查核是符合征税原则和实际情况的，工商户也较为满意。

    总之，市商会军管办公室在党的领导下，在恢复工商经济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我从中感受到了党和政府对私营工商业者“利用、限制、改造”和“团结、教育、改造”这两个方针的伟大正确。同时，成都大多数工商业者深明大义，认真接受党的领导，拥护党的方针政策，为成都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愿此稿能对今天的经济建设有所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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