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花，那个怀孕的春花是另一个，跟墙上挂的春花不是同一个人，但我也常把她们当作同一个了。春花有没有？这让我怎么说好呢？你也是，你也不是，她是很多的，又没有一个是确定的。是的，你说得对，都与我有关系，但又都与我无关。她们怎么来的呢？我是认为是春花自己生下春花的。
那时候房间里还有一本没了封面的色情小说，是以前的房子主人留下来的，我在他留下的一只当鞋架的书架上找到的，压在一个没有盖子的空墨水瓶下面。记得我们老是读其中相同的一段，用各种语调读，甚至用京剧或越剧的调子来唱，而你是用现场新闻报导的方式读得最有魅力，那一段我都还会背：
……某某在向可爱的小姑娘讲述自己过去的事情时，她自己也产生了极度的兴奋感。
鸣鸣，你第二年夏天就走了。
寂女看见她的老师喝醉了，扑在地板上。她看见墙上有大幅标语：把孩子生下来！她把衣服全脱下，扔到窗外，打开门，她疯狂地奔跑在省城的小巷、大街、广场、大街、小巷，跑回自己的房间。这是她在省城做的最后一个梦，梦醒后，就离开了省城。
鸣鸣，不能说我不爱你，可我确实还不了解你，因为我不想了解什么。我知道你与江南的关系，我本可以与你无关，但你走到我的房间，听我讲故事，我是在与江南恋爱。
那个春花，我没告诉你她就住在同一幢楼里。每年秋天她都住在这里。我在一家医院门口见到过她，她打着伞，正从门口出来，我注视着她，直到她消失在远处。
鸣鸣，我怎么会与你呆过长达一年的夜晚？
你说是我讲课时说去了一趟县城，觉得这县城不是真的，而是某部小说里写的，你也有过这种经历，所以来找我。后来你又说我跟别人不一样，说我比所有人都不喜欢说话，很神秘。
很神秘吗？让我亲亲你好吗？
你说，还没有男的亲过我呢。我抬头指着那钟说，现在是晚上八点半了。
我亲了你一下。我曾经亲过另一个女人，因此第一次离开南方。在北方，我洗了手后，找一个窗口，临窗把手伸出。我说我会写诗的，你觉得这很自然，我说我在那时写过“把伸出的手缩回，在忧伤中保持尊严”。
每天晚上八点半都亲嘴，然后给你讲故事。
我要第二次离开南方了，可南方就是人间，离开南方也就是离开人间；人间并没有真正的北方，我并没有真正的故乡。
最后一个夜晚我把那只老是停在八点半的钟拿下，把它扔向窗外的花园里。
读到我这篇小说的人，我在写小说，现在是大学里的下午，走廊上老头子们在搬桌椅，再过几天新生要来了，我是四年级的学生。
春花，我叫她春花。
春花，春花，我这样叫着陷入忧伤。
1994年9月8日下午于浙师大
她是一个快要睡去的人了
你的肝很标准，你的臀很标准，每次想起你都仿佛置身于超市，那里有成排的塑料杯子和黑色皮鞋。
星期天的下午，我没事可干。花瓶中的月季，叶子很鲜亮，花瓣却掉光了，落在一本打开的书上，让我不能去翻它，也不能把夹在书里的信拿去寄掉。如果光线再幽暗一些，我会看见鬼拿着手枪，子弹像蝴蝶一样飞来飞去。
莉莎在吃晚饭的时候不想吃。她是一个人的，住在学校食堂的楼上，我不知道她靠什么养活自己。我就在心里叫她莉莎。有一次，我在她的门缝里张望，只闻到一缕书的气息。
你常动不动祝我健康长寿，鬼使神差地敲我的门。你进来，我叫你坐下来，我还没睡醒。我说给你讲故事。墙上没有钟。一幅画上的白房子已只剩下屋顶。你走了，我没有跟上你，但后来我又到你的寝室找你。
我压根儿不想说话，会把我的毛病露出来。在火堆中，树根在奔跑。春夜像一个谙熟风情的少妇，将我拥抱。暴雨前的狂风追赶着树林和行人，叶子纷纷。
但她挺健康的，说不准我会去找她，在这辈子。她在人群中常要咬自己的指头。在灯光下，她常一星期一星期地撕着纸。在我的印象里，她是一个不说话的女孩子。我的指甲长了，她不认识我，就不会给我修理。
那时候，你坐在人群中，跟你边上的人窃窃私语，你们不会议论胡子和红衬衫，不会议论字迹和皱纹。那时候你看到了我，你感到我与众不同。
我不安的情绪像季节一样，指甲在长高，有人呀要毕业，有人呀钱已赚到五位数了，而我的口袋里只有一枚硬币了。
她住在二楼，这房子一共有三层，这里的住房最高的就是三层。窗外的树只想开花，不想落叶。我希望永远不认识她。她的悠闲安慰了我的贫困。她是对岸，她是不可能，她是天使一样的死亡世界。
后来，我来找你，从酒店里出来，绕过由许多女人装饰的街口，来敲你的门。但你不在，这是常有的事。
我继续隐瞒自己，向着你，使得我们的故事按我的心愿发展。当然，最后是要水落石出的，那是另一个季节了，那时候，我们呼吸的是另一种空气。
她其实想自杀了，从书架上拿下汉英辞典，用一块布将灰尘抹掉。她拿下辞典总是有什么目的的，但她又放回去了。我总是禁不住对她的猜想。风吹进她的房间，她是有房间的，这是前提之一，这风不含香味。她要写信，她为什么要写信呢？她给谁写信呢？我又怎么知道，我很想知道，但我又害怕知道，知道和不知道都有美妙之处。她的手碰翻了墨水瓶，溅满了她的白裙子的是黑暗。很久以后，她坐在临窗的木椅上，几颗泪水流下来。
你怎么不承认呢？在那个楼顶，你曾要求我给你讲故事。
我无力地躺着，像不是我自己的身体，而是谁的？我总睡不醒，听着雨声和等着什么声音近来。我想讲故事。
她把身上的500元钱从窗口扔下去，她希望这叠钱像一碗泼出去的水渗进世界。她把所剩下的米也往窗外倒。她看见对面的屋顶上有几只黑色的鸟飞过去，似乎被她所惊。
你老是劝我不要抽烟，你还说这是为我好的。你说不想听我讲故事。
风就浪费在我们坐着的石块上，前面的水波很疲倦。
她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呢？有一次，有人看见她抱着一块木板走进她的房间。那到底是怎样的一个房间，是否所有的房间都有史可查？
你不是我要的人，空酒瓶，这是美丽被消耗尽了。你又没有毒。
我喜欢什么？这要问一些专家，我不知道。月亮很旧了，雪也老了，这天空没有翻修，云朵的姿态也就那么几种。我是一个已经睡去的人了。
她却有刀子，那是肯定的，绝对不会错，她有亮晃晃的东西。她是一个快要睡去的人了。她想：对我来说，思考死亡比吃晚饭重要。她是一个快要睡去的人了，往年的微笑和泪水，欲望和烟味都在她的墙壁上和脸上留下了深深的痕迹。多年前，一杯开水放在她前面的这张木桌上也留下了一个圆痕。
跟你告别，快乐从何谈起？讨厌你，但这并不重要。
不要来打扰我的日子，剪刀、雨水和女人，不要来到我的房间。不要在黄昏等我，不要给我写信，不要与别人谈起我。不要想我，不要恨我。
她是一个快要睡去的人了。她也被暴雨追逐，她梦见了苹果堆里的青蛇。
你的脚湿了。
我不来找你，我忙。
她早上醒来，微弱的光线已来到了她的四周，树林中有鸟叫声。多年前的那场雪不见了。悲剧中的长长发辫不见了。流水无边无际，无边无际的流水无边无际。
你是在星期六晚上来找我的，然后你独自去看电影。
我欠了一笔钱，是好几笔，加起来还是一笔。还有我的棉被，大四的棉被，发出湿湿的臭。还有那个灯下撕纸的女孩就要在星期天的黄昏进入那个大门。
她在六月的黄昏里，已不会流汗。她以及她的扇子都是前朝遗民。蚊子也不来唱那乡村恋曲。
你一共有几条裙子？
我关心的是洗澡，还有打开收音机，但不要什么声音。
她根本不关心什么。就在这个房子里，发生了多少回忆的场面呀。
你想叫我长得比你矮一点？
我真的不想说话了。
但她怎么办？
你不能让我感到幸福。
我在寻找什么！
她？她是一个快要睡去的人，哎，她是一个快要睡去的人了。
1995年4月23日于浙师大6213寝室
谁是收信者
几年来，一直苦恼兆丰的是，他很想写一封信，但又没有收信者。
初患此症时，他出去散步，往往不知不觉就走到邮局去，本来打算去买一双袜子或一瓶白酒的，可买回来的总是邮票、信纸和信封。
他深深为之苦恼，但又不得不带着渴望去买与写信有关的一切，他不能拒绝其中的快乐——温暖、安全、幸福和昏迷。渐渐地他就摸清了自己的病情和药方。他的病就是想写信但没有收信者，而他的药则是与写信有关的一切，他也知道，这些药只是缓解或推迟他的痛苦，并不能根治他的病。
几年下来，他的书架上已全是关于写信的书，如《写信不问人》《写信问自己》《写信ABC》《写信一点通》《写信10要诀》《写信大忌》《信内信外》《书信发展简史》《中外名人书信大全》（共100卷）……
他看报纸只看“读者来信”栏目，他的剪报集里全是各种报刊里的读者来信。
走在街上，他只注意邮箱、邮车和邮递员。
他房间里的一切都是为写信准备的：一张桌、一条椅、一支总是灌满水的钢笔，床底下堆满了贴好了邮票的信封。
几年来，他时常兴冲冲地坐下来准备写信，但，没有收信者可怎么写呢？
有一天早上，他终于起不来了，但他想继续隐瞒病情，就向单位请了假。他躺在床上，不知该怎么办，他想：我疯了吗？这样下去迟早要疯掉的，这世界上有那么多人，他们可以不写信，为何偏偏我要写信呢？不写信也不会死的——真的？那不妨一试。就这样，他又模模糊糊地睡去了。
1995年11月14日于浙师大图书馆
夭折的根明
赵丰是我考上师专后取的名字，我原名赵土根，后来加入师专文学社，又用“土根”当笔名，沿用至今。我两个哥哥分别叫土果和土枝，我妹妹则叫土叶，他们没有考出来，仍旧当农民，所以名字也一直没有改。我老婆赵月原来也不叫赵月，原来叫赵根月，也是考上师专后改的，那个夭折的根明就是她亲哥。
根明与我是邻居，我常与他玩，不与两个哥哥玩，因为土果已读中学了，算是大人了，我没有资格跟他玩，而土枝要经常打我。
可惜根明只读了一年书，放暑假时他淹死了，那是1968年，因为那水库就是他淹死那一年的春天造好的，现在坝上的一块石头上还刻着“建于1968年春”等字，我也是那一年开始上学的，我是8岁，而根明已读过一年书了，是9岁。
那时，我们正撞上了文化大革命，所以文革对我来说是令人伤心的，因为我的第一个好朋友根明就死在“文革”期间，而对于我老婆赵月来说更是惨痛，1968年夏天死了她哥哥根明，而前一年，即1967年夏天，他们的爸爸也死了。
我和根明都有一个爸爸，我们都不喊有点普通话味的“爸——爸”，而是叫土气的“爹——”，村里只有当过兵的书记让他的一大群子女叫洋气的“爸——爸”。我们的爹，说真的我们是看不起的，他们是村里最没用的爹，人家的爹要么当生产队长要么当算工分的，要么开拖拉机要么管碾米机、抽水机、发电机，要么放电影要么跑供销，就是养猪场的老头也算老党员还会唱戏有讲不完的故事，他告诉我们飞机其实比老鹰大，就是那个每天给村里扫地的忆富也挺厉害，全村只有他有一副眼镜，只有他会写对联，尽管他是地主的后代。
根明他爹是去镇上游行，被汽车上绑着的高音喇叭掉下来砸死的，然后村里的拖拉机把他给载回来。这样，我这辈子第一次看到出丧，我妈只准我远远地看。根明和根月扛着白幡走在最前面，根明头上还戴了一顶稻草绳结的帽，像一个讨饭的。然后每礼拜根明家就要哭一次，我还以为永远都这样了，但后来就不哭了。
那年冬天，村里要造水库，我老是陪根明去工地捡树根，我们没想到这水库造好会把根明给淹死的。
夏天一到，中午我们小孩都要到水库去游泳。我胆小，不敢下水，最多是在水库边敲几下脚榔头，我总是站岗，谁的父母来了，我就通知谁快点跑。我记得8岁的我已经会回忆了，也会迷茫了。我明显自卑地坐在岸边，听到一阵阵冰凉的击水声，我更显燥热，就会做起白日梦，会回想起去年冬天，人们把电灯接到水库工地，还接上了高音喇叭，那时候真热闹。我会想象根明他爸如果还没死，现在准无聊地蹲在他家门口的那块石头上打盹，他已死了，就不会来打要游水的根明了。
后来根明放暑假了，我们又可以一天到晚地一起了，吃了中饭，我们就到水库，他先游泳，再与我下一盘军棋，再一起去割猪草。
根明死的那一天，我们去水库特别早，水库还只有我们两人。我坐在岸边的树荫下想心事，突然怎么不见根明了，我睁大眼睛盯着水面看，只见一个地方不断冒气泡儿，我就拼命叫喊：根明哥哥，根明哥哥。我听人家说过淹死人的事，我拼命往村里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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