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甘总督升允亲自撰文并书写了创建兰州黄河铁桥碑记。碑记的内容包括：铁桥建造始末，历史背景，与外商洽谈情形以及遇到的阻力和流言蜚语；充分肯定了升允继承前任总督左宗棠未竟的事业，利用洋人的奇技巧思为民兴利的意义。碑文记录了自始至终督办建桥工程的兰州道彭英甲及协同照料的兰州府、皋兰县主要官员、负责运料人员、英文翻译员、现场施工员等人的业绩。把他们的名字以及外国工程技术人员的名字都铭刻在石碑上。
碑记上虽然没有也不可能刻上参与修桥的本土木匠铁匠泥水匠及众多小工的名字，但是不言而喻，他们干的是最苦最累的活，他们是为铁桥付出巨大辛劳的无名英雄。
碑记的落款刻的是升允的头衔和职责：钦命头品顶戴，赏戴花翎尚书、陆军部尚书、都察院都御史、总督陕甘等处地方兼理茶马粮饷管甘肃巡抚事。碑记的日期是：大清宣统元年仲夏六月吉日。
刻立这一石碑，花费白银100多两。
天下黄河第一桥横跨在兰州白塔山脚下的波涛上，这一弯美丽的钢铁彩虹，是一种兼收并蓄的文明，一种中国文化与世界多元文化的和谐。从桥身、桥墩到每一个构件，到处都荡漾着欧风美雨，凝聚着清朝末年地方官员和修桥员工的智慧与汗水。
高原的太阳热烈地拥抱着闪闪发光的铁桥。黄河天堑变通途，不仅为兰州人带来了方便与安全，也为众多甘、宁、青、新乃至中原、沿海东西往来的兵骑、商贾、旅人解除了往昔船渡筏渡的麻烦和危险。
一座铁桥，大大地提升了这座古城的风采，推进了兰州与各省及中亚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
铁桥成功皆大欢喜。宣统元年六月初十（1909年7月26日），甘肃洋务总局设宴公请各色洋人，热烈庆贺兰州黄河铁桥竣工和织呢局告成。
从当时皋兰知县赖恩培造具的这次办酒席所开支银两清单看到：翅鸭烧烤大餐一全桌，海参中席6桌，香槟酒39瓶，烧酒12斤，木瓜酒5斤半，还有吕宋烟和孔雀牌卷烟，白洋丝布1丈5尺，给比利时参赞林阿德家人赏银，赏王厨子工钱，以上合计银162两08分。
给织呢局的洋工程师，洋教习和满老爷等11位客人的马夫分别赏银100文或200文。给彭大人、孙大人、善大人和谢大老爷等人的马夫，轿夫、茶房、皂隶、壮勇、亲兵等也发了数量不等的赏银。此外又给这些随从人员买了金嘴卷烟，买手巾，买水花，买桃子、杏子、西瓜、醉瓜等。酒席及各项人役口食等项总共花了白银一百八十两九钱七分九厘。宴会费用由洋务局与织呢局各认一半。
6月30日，护督毛庆蕃指示皋兰知县给铁桥工程师满宝本和德罗送去价值60两银子的花红湖绉8匹，作为礼品。
7月5日，泰来洋行经理德罗算清修桥款，离兰回天津。他把锅炉天汽帽等设备及下剩的水泥交新泰兴洋行收存。所有零星铁器、管子，卖给了一个姓韩的回族人。德罗临行前致信彭英甲：如果公家需洋灰时，可向新泰兴洋行去买。
设宴犒赏洋人之后，又研究中方有功人员的奖励事宜。大家认为虽说工程由洋人承包，但施工两年来，转运桥料、监工、操作等项工作十分艰苦，应择优褒奖。只是因政局变动，官员更迭，直到宣统二年五月（1910年6月）补授陕甘总督长庚才作出批示。不久即对建桥有功人员分别给予升官或记功等奖励。
铁桥通车后，甘肃洋务局颁布《管理暨岁修铁桥法程》10条，由兰州府会同皋兰县共同负责防护和管理，并由参与修桥的天津人刘文魁帮管，给他发月薪12两白银。对巡兵站岗、车马行人往来规定6条。设12个护桥巡兵，常川住桥，分三班轮流巡查，每人每月发给3两银子。要求巡兵南北桥头各站1名，中间站2名，指导车马行人。
下班前洒扫桥道和南北码头。
规定车马走中间，行人走两边，从北而南者靠东，从南而北者靠西，不得任意错乱拥挤。南来北往的车马行人，均照指示各节鱼贯而行，不得久立观望，有碍通行。车辆载货过重，不宜齐驱并驾。要求过桥车马缓行，不得任意抢快，免伤行人而保治安。
后来，兰州巡警道和甘肃洋务总局又出了一道告示：严禁在铁桥上驰跑车马。告示重申，公家不惜巨款修铁桥以便利行人。凡我军民，备当循序缓行，过桥车马，务须缓辔徐行，不准驰骤急跑。倘敢不遵，即由站岗巡兵扭送来局。轻则责罚，重则枷号示众。告诫军民，慎勿以身尝试！
对铁桥的管护提出具体要求，甚至桥上桥下每一个螺丝钉，都要每7天紧拧一次。
铁桥通车10个月时，因大车往来行走，将桥面中间及两边木板碾坏。经洋务总局及有关部门研究批示，由统捐总局拨款1000两银子，用7天时间抢修，把碾坏的木板换成了新板。拆下的旧板，除利用之外，其余不成材的10多车碎木只能当烧柴运送到白云观附近的洋蜡胰子厂供烧锅炉燃炭之需。说是公物公用，不收钱。
铁桥上留下了清朝官员的足迹，留下了德国人、美国人、比利时人、西班牙人的脚印。铁桥天天迎送着南来北往的车马行人。只可惜最早想在兰州建黄河铁桥的那位陕甘总督左宗棠，已经在铁桥开工前10年就做古了。还有那位准奏建铁桥的光绪皇帝，就在铁桥竣工的头一年，他忧郁而孤独地驾崩于紫禁城。他们未能在这黄河第一桥上走一走。
铁桥通车的头16年中，还没有汽车通行，过桥的除了行人以外，都是马车、人力车、骡马、骆驼、毛驴乃至羊群。一张老照片留住了当年驼铃叮悠悠走过铁桥的骆驼队画面。这朦胧的图片，会让当今追求时尚的少男少女们产生一种浪漫主义的奇妙感觉。
骆驼有“沙漠之舟”的美称，它是古代丝绸之路上的主要运力，甘肃河西走廊有数以千计的驼户，历史上最大的商运驼队由6000峰骆驼组成，一直运行到撒马尔罕（今乌兹别克）。驼队驮载的货物主要是商盐、药材、布匹、糖、碱等物资，常来往于陕甘宁青新及省内各地。兰州常有驼帮来来往往，在城西（今临夏路一带），开有骆驼客歇脚的车马店。
兰州的市内交通工具主要是马车。
民国十年（1921年）兰州城里第一次出现了汽车，一辆小客车。那是当时甘肃督军陆洪涛的妻弟、甘肃驻北平办事处主任董士恩乘坐来兰的小卧车。这辆小汽车落户兰州，成为第一辆在兰州注册的汽车。也是铁桥上驰过的第一辆汽车。
当现代交通工具的这个小精灵闪亮上路呼啸而过，兰州的大街上有那么多人回过头来围观看稀罕。谁也不知道，此刻美国人亨利·福特已成为“汽车大王”，他的汽车公司已是日产轿车1000辆了。
汽车工业被誉为工业之花。自从人类发明了汽车，人们的生活方式大大改变，汽车的魅力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想象。1893年，美国一个农民的儿子、爱迪生电气公司的工程师福特，制造出一辆汽油汽车。十年后他在底特律创建了福特汽车公司。1908年，也就是黄河铁桥动工修建的那一年，T型福特小汽车诞生了。
当时在中国人看来，造汽车坐汽车，那是美国人的事。但美国人已开始懂得要开创“汽车时代”，要把他们造的汽车卖到全世界去。中国第一次进口两辆汽车的时间是1902年，那是满清帝国时代的事了。
兰州人见识了小汽车后，又过了四年，冯玉祥部国民革命军第二师师长刘郁芬率部队来到兰州，一批军用汽车随军开进兰州城。兰州人第一次看到了大型汽车。从此开始了甘肃的汽车运输时代。直到后来甘新、甘青公路通车后，才有汽车往来于黄河铁桥。
1928年，为纪念孙中山先生，黄河铁桥改名中山桥。此后黄河铁桥又经受了战火与洪水的考验。
时代音符注入百年情结世纪桥梁成为城市标志
1949年8月26日，兰州解放。战火在黄河铁桥上燃烧，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彭德怀把指挥部设在“三爱堂”。深夜，彭大将军找来兰州地下党负责人罗扬实，说：“铁桥是我军西进的唯一通道，必须立即组织抢修。兰州有共产党员工程师吗？”罗扬实说：“有，有，有个姓任的，我找他去修。”
夜色中罗扬实敲开了西北新村16号任震英的家门。二人很快商定了一个抢修方案，去见彭总。彭德怀操着浓重的湘音问：“工程师同志，你造过铁桥吗？”任震英说：“没有，我盖过楼房，修过公路桥。”
彭德怀一挥手：“就由你领着干！”任震英连夜找到四位工程师，集结了200多个工匠奔向铁桥。
任震英是哈尔滨工业大学的高材生，其夫人侯竹友是大家闺秀。夫妇二人均为中共满州省委地下交通员。1937年农历三月初八，他俩冲破日本宪兵的大搜捕，穿上结婚礼服，扮成新婚夫妇逃往山海关，辗转来到兰州，找到了互助巷八路军办事处的谢觉哉。从此，任震英的公开身份是建筑师，夫人侯竹友的公开身份是苏联外交官的中文教员。
任震英带领工匠在铁桥上苦干八个昼夜，被炸损的铁桥修复通行。其间彭总两次到桥上视察慰问。当西进的解放军大队人马渡过铁桥之时，彭老总紧紧握住任的手：“你为抢修铁桥立了一功！”这个任震英，就是描绘出新中国第一张城市规划蓝图，后来担任过兰州市副市长的国家建筑规划设计大师。兰州人对他的评语是：“不爱功名爱石头。”
1950年，发现铁桥的桥墩出现裂缝。西北公路局立即派工程技术人员查明裂缝原因，用钢筋混凝土把裂缝箍上。并用30吨千斤顶把桥顶起来，取出滚轴除锈后再装上，以防桥墩再裂。从这一年起，铁桥严格控制行车速度和载重量。同时将加固方案上报交通部。
看样子，这回得找苏联老大哥帮忙。1951年冬天，一个名叫别路包诺夫的苏联专家，在视察了铁桥后，提出四种加固意见。苏联专家的第四方案被采纳，但实施起来并不那么简单。因为当年承包修建铁桥的德商喀佑斯和设计师满宝本没有留下铁桥的图纸。
1952年夏天，经过26天的仔细度量检查，弄清了原桥各部尺寸和桥架受损程度，炮弹伤痕等情况，找出桥面下沉、重车过桥时桥架上下左右摆动的症结，是超负荷造成的。
交通部核准加固工程费60万元。兰州选调技工116人，雇用普工141人。加固工程于1954年4月1日开工。加固期间，在铁桥下游用牛皮筏子搭设了一座248米的浮桥供行人过河。当然，这是一座临时浮桥。
加固工程进度很快。由于各专业人员流水作业，改进操作方法，工人劳动热情高涨，工程于6月12日完工，比工期提前了18天。
通车典礼热热闹闹，省人民政府主席邓宝珊到会祝贺。参与加固的9个单位荣获纪念锦旗。给34名先进工作者颁发了奖品。
加固后的铁桥，将原桥上的梯形钢架增置了弧形钢架梁，提高了桥梁刚度，更换了桥面木板，铺设沥青桥面，修茸一新。可以双车对开，载重由8吨增加到10吨，震幅由6厘米～8厘米减少到4厘米—5厘米，达到了设计要求。
人类社会，天天有旅行者通过水路、陆路，通过小径和桥梁，使自己和携带的东西到达目的地。光荣的兰州黄河铁桥，在中断了73天之后，又呈现一派车水马龙的繁忙景象。
又过了27年，黄河铁桥遭遇特大洪水“挑战”。清末德商泰来洋行喀佑斯包修兰州黄河铁桥的合同中有这样一段文字：保固八十年限期之内，无论冬夏，倘因起蛟，河水涨发，水势过大，水已进城，因蛟水神力将桥冲坏，与泰来行无干。这个蛟，是古代传说中所说兴风作浪，能发洪水的蛟龙。
1981年8月，黄河铁桥72岁华诞之际，兰州人发现身边的黄河水大涨了。到9月3日，黄河浪花已扑打桥墩冒顶。很快，水文站的监测报告称，黄河兰州段流量由2050秒立米涨到2950秒立米，已达到警戒水位1515米。这一天，兰州报头版刊出一条独家新闻，标题是《黄河水位达到警戒线》。此前各媒体没有获悉官方透露的任何消息。
晚报的洪水新闻，引起各方高度关注。9月4日下午，由安宁区委返回兰州市委的一辆乳白色面包车驶过十里店黄河桥，坐在车子里的市委常委们望河惊呼：“啊！又涨了！”市长武修亮当机立断，一次特别常委会在行进的面包车上召开，一个兰州市非常防汛指挥部就此诞生。一份紧急防汛通知的腹稿由副市长窦明海在车上拟就。
9月7日，黄河中山桥流量由2950秒立米猛增到4360秒立米。这个流量给兰州亮出了一张黄牌。因为平时流量在300至1000之间，枯水期最低流量是60秒立米。
黄河兰州段流量是以中山桥流量为准的。因此这里的浪涛成为抗洪抢险关注的焦点。
发生这次洪水的根源在于黄河上游流域面积18万平方公里内阴雨绵绵，连降中到大雨，各个支流河水猛涨，黄河干流出水量大，龙羊峡、刘家峡入库流量很大，9月7日刘家峡水库流量已超过自1968年蓄水以来最大值。为防止平坝、垮坝，为防备龙羊峡施工围堰溃决或漫决，刘家峡水库被迫加大泄流量。
如果出事，从甘青到山东，沿河灾情不堪设想，兰州黄河铁桥的命运可想而知。因此国务院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兰州市保住刘家峡水库保住兰州，让洪峰顺利通过。
兰州军民奋起抗洪抢险。
黄河委员会兰州水文站是黄河上游主要水情控制站。可见兰州战略地位之特殊。每天公布的水情报告，都是黄河中山桥的流量。中山桥与洪水紧紧连在一起。水文站的工作人员不顾浪大流急，时刻监视，每2小时向防汛指挥部报告一次实测中山桥水位和流量。发报精度达到99．6％，并将洪水情报及时发往中央防总和沿河各省区及兰州各交通工矿企业。兰州报及时公布水情，还发号外。
黄河抗洪抢险的口号是：争取最好的结果，做好最坏的准备。
9月14日，大流量到来，铁桥桥墩淹没，浪花溅上桥面。据史料，1946年9月13日流量5900秒立米，铁桥桥墩淹没，溅水浪花喷上桥面。
此时的兰州，共淹良田18638亩，倒塌房屋307间，冲毁堤坝3169米。搬迁社员、居民891户，4435人。
9月14日，接国务院紧急电报，上午10时，省市防汛指挥部发出第一号命令，号召军民紧急动员，做好迎战6000立方米／秒特大洪水的准备。做到万无一失。确保全市人民生命和国家财产的安全。此命令从当日12时起执行。
1号命令特别提出，流量达到5500秒立米时，中山桥实行戒严。
从西柳沟至桑园峡，沿河百里有5万多军民抗洪抢险。兰州警备区派出80名战士保护黄河上的5座大桥：中山桥、城关大桥、新城桥、十里店大桥、西沙桥。武装警戒，公安配合，日夜看守。当日深夜，兰州军区司令员李兆亭到中山桥等桥上视察。工程技术人员连夜拿出了抢险加固中山桥的措施。
9月15日，中山桥戒严，禁止车辆行人通行。这一天是此次洪水流量最大的一天，达到5640秒立米。
由于军民团结奋战，严防死守，加上老天帮忙，第三次洪峰顺利通过兰州。9月16日，洪水开始回落。但抗洪没有松懈。
9月26日，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发来贺电，祝贺黄河上游抗洪取得决定性胜利。
10月8日14时，黄河上游洪峰安全泻入渤海湾。此时，才说一声洪水结束。
这次洪水来势猛，流量大，持续时间长。4500秒立米的大流量持续了16个昼夜，5000秒立米以上流量6天6夜。从数据看，实测流量5640秒立米，但由于河床多年变化因素，实际流量相当于6000秒立米。水位1516．85米，是自有实测资料以来最高的。
回望历史，黄河兰州段发生过大小水灾18次。史料记载：公元183年，秋，金城水溢，出40余里，成灾甚久。1827年7月，兰州黄河水溢，漂没诸滩庐舍，田禾居民无所栖止。1904年6月，兰州发洪水，东川水涌，东稍门城墙塌丈余，登碑遥望，几成泽国，灾黎连万。但那时候还没有黄河铁桥呢。1964年，兰州大雨，黄河泛涨，最高流量5660秒立米。但时间短暂，没有威胁到铁桥安全。
战乱，洪水，地震，经历百年风雨的洗礼，兰州黄河铁桥风采依旧。
20世纪80年代初，铁桥上走过一位北京来客，他叫陈占祥，是建设部规划司总工程师，曾是留学英国利物浦大学的高材生，在国内外颇有名气。当时他就觉得白塔山两侧山坡上的简陋房舍与铁桥与山上的古建筑格格不入。他说，在北面的山上建些漂亮的民居式宾馆比高层楼宾馆有趣得多。见多识广的陈占祥建议，利用黄河铁桥的钢架，在桥的5个拱上修建卷篷屋顶，卷篷下设茶园，就像威尼斯和英国巴斯的爱登姆桥一样，品着茶，望脚下滚滚东流水，那可是万里黄河之上只此一家的独特享受。不论这个建议是否可行，陈占祥早就提出，把铁桥作为一种文化点缀黄河风情线。
铁桥下游1600米处的一座现代化黄河大桥，称城关大桥，是1979年修建的，看上去与法国塞纳河上的那座桥一模一样，也是很气派的。但不知为什么，人们还是偏爱花费30万两白银建成的这座百年老桥。
黄河铁桥成了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标志，无论是影视还是图片，一看见铁桥就知道这是兰州。游客们觉得到兰州不到铁桥上走一走就不算来兰州，只有在“天下第一桥”的石碑前拍一张照片才会有一种兰州的感觉。就好比人们看见圣弗兰西斯科湾湾口的金门大桥，就立马意识到这是美国西部的旧金山市。
2005年，黄河铁桥成为一座步行桥。兰州市人民政府的这一决策，让比设计保固期超期服役了16年的这座世纪桥梁，过上了安祥快乐的日子。
在新世纪的灿烂阳光下，天下黄河第一桥的旋律中注入了现代音符，每当夜幕降临，大桥轮廓五光十色闪闪发光，为兰州人弹奏着一支古老的凝固的小夜曲。
抗战带来兰州工业特殊发展机遇
19世纪70年代，左宗棠西征，使中国最早的制造局、织呢局出现在兰州，从而肇始了兰州近代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到20世纪40年代抗战时期，西北的战略地位凸现出来。国家格局改变，为兰州经济发展带来新的契机。
战火助推国家格局变化办厂迁厂势必选择兰州
1937年卢沟桥事变，全面抗战爆发，东北、华北、东南沿海地区大片国土相继沦陷，迫使中国政治经济重心转移，西南、西北开始成为抗日战争的大后方。国民政府当局宣称：“抗战根据地在西南，建设根据地在西北。”
政府投资转向西北，沿海工业的一些设备资金与技术人员纷纷迁往兰州，民族资本家也西迁避难。到1941年，兰州的人口一下子由抗战前的7万多人增加到17万余人。自1937年12月1日，甘肃省成立战时经济管理委员会，兰州成为重要的后方基地。国民政府行政院批准，1941年7月1日，兰州设市，市政府成立。
1940年冬，张心一担任甘肃省建设厅厅长后，根据形势需要，与资源委员会、交通部及国家银行合作，引进资金和技术人员、机器设备，兴办了一些新企业，加强了原有工矿事业。兰州经济又呈现兴旺景象。
在工业建设上，人们的目光又一次落到了左宗棠创办的兰州制造局。这个局道路曲折，几度沉浮。
自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兰州道彭英甲恢复生产，迁至小仓子，改名兰州机器局，一直维持到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彭英甲离兰后停产关门。民国六年（1917年）甘肃督军张广建，又将兰州机器局由小仓子迁到萃英门（今兰大二院）进行扩建。制造枪械弹药，有140多人。
张广建迁厂的背景，是一片涂满政治色彩的大烟幕。时值民国初年，袁世凯鼓吹帝制之际，张广建作为袁氏的忠实亲信，以为袁世凯当了皇帝，自己必能跻于显爵。他一面秘密劝进，一面令督军公署军需课长郑元良筹建“王府”。郑奉命为府第选择吉地，暗访到一个叫谈协中的榆中人找来一乡人和兴隆山道人，一起看风水。说是五泉山前面的史家祠堂风水最佳，“龙脉”最旺；其次是萃英门贡院内至公堂、西明远楼南面的地段。因最好的五泉吉地已被别人占用，又请另一人看风水，认为五泉与贡院两地不相上下。这样，张广建就决定在贡院修建他的“王府”。
与此同时，已派人带着工匠，持督署的命令会同庄浪茶马厅、平番（永登）县长、连城鲁土司等赴连城天堂寺一带寻求大木料。郑元良亲自进山砍伐。
由于袁世凯称帝尚未公开，张广建只能打着修建工厂的旗号建“王府”。伐自连城林区的大木材，由大通河经黄河水道源源运到兰州。
工匠们先拆除原举子应试号房等建筑，然后动工建大殿、大门及门外大照壁。这些建筑物都是仿照北京顺承郡王府的样子，照壁是用水磨砖做的，上面刻有百鸟朝凤，显得富丽堂皇。门额上的“带砺门”三个字，由张广建亲书，刻石镶金于其上。
正在筹建中，袁世凯宣布帝制，张广建受封一等子爵，为甘肃最高爵位。这一下，张广建督促更急，“王府”工程日夜施工。
张广建没有想到，袁世凯只做了八十三天的皇帝，正当大照壁刚完成，洪宪帝制就垮台了。张广建灰心丧气，无奈之下始决定在大殿东西两边及其西南角盖了些工房和办公室，把兰州机器局迁到这里，改名甘肃机器局。张又题写“甘肃机器局”五字于门楼上。
甘肃机器局仍以生产枪械为主，有10余设备，大部分工序为手工操作。职工140多人，由督军委派一人，总办局务，下设股室及铸工场、锻工场、炮弹场、冷作场、装配场、木工部等。产品有七九式步枪、手提式步枪和仿造英、法、德、意等国的步枪、手枪、机关枪。
到了民国十四年（1925年）冯玉祥部刘郁芬入甘，其国民军与甘军战事频繁，加上发生“河湟事变”（即青海、河州的回民起义），因为打仗，这个机器局又有戏了。甘肃机器局易名为“甘肃制造局。”
刘郁芬亲笔题写石碑，正中横写“甘肃制造局”五个大字，右边竖写中华民国十七年六月，左边竖写清苑刘郁芬。（此石碑黑底黄字，像一本厚重的史书，现存土门墩兰州通用机器厂退休干部活动室左侧墙壁上，当然它也早已退休了）。
这时的甘肃制造局，日夜赶制弹药，人员迅速增加，工人日平均500余人，最多时达千余人。有房屋百余间，有车床25台、刨床4台、钻床2台、铣床3台，插床2台。主要制造火药、子弹、手榴弹、迫击炮弹、马刀、步枪、迫击炮，捷克式、汉阳造、三八式等枪支都能仿造，也能造轻重机枪。并兼做部分铁锨等。
省政府每月拨经费2万元，材料费3—4万元（均为银币）。后来甘肃军事渐平，军器军火制造逐渐减少，便由军工转为民用生产。
国民军东下后，业务萧条。到1935年，职工减少到250余人。1936年“西安事变”后，生产完全停顿。
刘郁芬主甘时期还建立了一个与制造局有关的造币厂，产量最高时一天铸造六七万银元。造银元的白银之来源，是1928年河州镇守使赵席聘在八坊两户姓马的人家挖出窖藏的白银200多万两，用90匹骡子把这些银子驮到兰州，日夜不停地驮运了几个月。因为银子太多，过秤来不及，后来干脆就用斗量，还委托银号钱庄代收。奇怪的是不知何故，甘肃造币厂铸造的银元，没有标明甘肃制造，而仿用的是其他牌子。铸造最多的是“老人头”银元，就是民国三年印有袁世凯头像的银元，叫“袁大头”，在省内流通。也造了一部分印有孙中山头像的银元。后来由邓隆任监督时，曾在数万元“老人头”银元上加印甘肃二字。再后来，因原料用完，银元成色不符合部颁规格，产量大减。最后库存的100万银元作为富陇银行基金，但被国民军孙连仲带走充当军饷，只给造币厂留下100万元富陇银行的钞票。厂子一片空虚，1935年停办。后来与机械工厂合并。
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省政府将甘肃制造局改为甘肃省制造厂，由经费报销改为自负盈亏。第二年又改成甘肃制造厂总管理处，不久又撤销。1940年张心一任建设厅厅长后，改名甘肃省建设厅机械工厂。又过了一年，省政府与国民政府行政院资源委员会合办机械工厂，定名为甘肃机器厂。
变来变去，还是由左宗棠那个兰州制造局变迁而来。民国三十年（1941年）7月，任命阎树松为甘肃机器厂厂长，因日本飞机轰炸，在兰州西郊土门墩（今兰州通用机器厂厂址）购地344．44亩，另建新厂。
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正式由萃英门迁到土门墩新厂。新厂建筑面积12525平方米。资本总额3000万元（法币）。共有职工322人，各种设备67台。
从民国三十年至三十四年（1941～1945年），甘肃机器厂制造的产品有6大类近60种。六大类是：机床工具类、农机灌溉机械类、石油机械配件类、轻工毛纺机械类、汽车零件及公路建筑机械类、枪械军工用品类。大部分是民用产品。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调整经济结构，决定甘肃机器厂裁撤。1946年4月甘肃机器厂正式停办。1947年3月复工。
1949年7月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命令将甘肃机器厂部分设备运往青海。
1949年8月26日，兰州解放，由市军管会企业处接管。1950年隶属甘肃省工业厅领导，定名为“兰州人民机器厂”。1953年划归第一机械工业部第三机器工业管理局领导，定名为“兰州通用机器厂”。1954年造出中国第一台大型洗毛机，机身长达62米，净重152吨，占地面积250平方米。开创了甘肃自制大型设备的先例。
“一五”期间开始生产采油设备。成为全国机械工业重点骨干企业之抗战时期的毛纺业，首推国民政府军政部与甘肃省政府合办的甘肃制呢厂。这个厂也是由晚清左宗棠创办的织呢局延续而来。
1918年，甘肃官府和一些社会上层人士提出：“放着左宗棠购置的外国纺织机器，不搞官办，也不组织民办，不是太可惜了吗？”当局认为此建议很好，即指示实业厅办理。
正当各方人士为官商合办还是民办争议之中，恰巧马鸿逵之父马福祥来兰，由他出面协调，确定由甘肃人邓隆与牛载坤招股商办。
这两位可谓顺应时代潮流的学者型实业家。
邓隆，字德兴，甘肃河州人（今临夏），晚清进士，在四川做过知府，1910年，邓因母丧回甘。辛亥革命后任甘肃省议会议员、戒烟总局局长及夏河县县长等职。曾在官绅合办的光明火柴厂任董事长兼总经理。在舶来品瑞典“洋火”风行全国的形势下，光明火柴厂生产的“轮船牌”“朝阳牌”火柴行销甘青等省。邓又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关心人民疾苦，热心慈善事业，对西夏文、藏文研究很有造诣。有深厚的佛学素养。他对纺织业极感兴趣。
牛载坤，字厚泽，甘肃狄道县八松庄人（今康乐）。曾赴日本考察，当过甘肃工业学校校长，思想开明，主张教育实业救国。牛与纺织业的缘分由来已久，享有“毛袜祖师”的美誉。由于他主办工艺传习所，从外地聘请教师、技师，培训本省学生，通过学生回乡辗转传授，一时羊毛纺线编织物遍地开花。织褐子、织毛衣、毛袜、毛帽，民众自己纺织自己穿戴，成为时尚。
邓牛二人一拍即合，商定招股成立甘肃制呢股份有限公司。
这个制呢公司，起先主要生产各种羊毛驼毛粗纱，卖给众多编织毛衣毛裤的人。计划以此积累资金，添购外国的精纺机器设备，再生产粗呢。
公司与西藏喇嘛寺联系，批量订销粗呢。又生产了一批毯子和栽绒毯，在公司自办的商店应市。生产大有起色，一度加开夜班。
信息闭塞的邓隆兴冲冲将本公司产的呢子运往上海推销。不料到上海一看，才发现物美价廉的洋货充斥市场。相比之下，自己的产品与洋货优劣相差很大。他赶紧把呢子样品藏起来，把带去的一批呢子减价在上海大拍卖了。
兰州出的呢子显然是技术工艺落后，缺乏市场竞争力。眼看着进口的细呢，毛毯逐渐流入兰州市场，甘肃制呢公司质粗价高的产品更加滞销。为了继续维持，公司组织职员通过个人的社会关系，大力向亲友劝销。有些公司职员花40块银元买下一条栽绒毯子，质地结实耐用。使用了几十年，完好无损。
都说西北产的东西就是结实，可是光结实能行吗？此后这个厂惨淡经营了一段，于1923年停办。
1925年，冯玉祥部刘郁芬率国民军入甘，在组织制造局生产军器军火的同时，派曾学过纺织的山东人马瀛岑再次恢复左宗棠的织呢局，以为军需之用，改称甘肃织呢厂。用原有的厂房机器生产。有员工120多人，其中四五十个女工从事拣毛。工人的月工资：一等工银币18元，二等工16元，三等工14元，四等工12元，五等工10元，六等工8元，学徒六元七元不等。当时一块银币可买40斤左右的面粉。
端午节还发了奖金，每人5元。
工厂经营得法，日产呢子10匹左右，所产的驼绒毯质量可与俄国毛毯媲美。产品供国民军用，一部分应市销售，售价为1米呢子卖3块多银元。
第二年，因河湟事变而停产。直到抗战时期军政部与省政府合办，称甘肃制呢厂，于1938年9月开工。这个制呢厂能生产质地优良的军毯和各色双幅呢绒，有红、绿、藏青等品种。因战争原因，进口染料困难，无奈之中，曾用土法染色，用槐花籽染绿色，用橡壳子染黑色。
西北盛产羊毛，利于发展毛纺织业。抗战爆发，战火燃烧，工厂内迁。政府官员与工商业者的目光转向大后方。上海滩的大亨杜月笙看中了兰州。他委托中国毛纺织公司总经理刘鸿生亲临兰州考察。
从此在兰州毛纺工业的舞台上，刘鸿生一直唱主角。
刘鸿生，浙江定海人，留学加拿大，1906年在美国圣约翰大学辍学后回到上海。1918年在英商开平矿务局当过推销员，买办。后来他自主创办民族工业，以做火柴起家，成为闻名全国的“火柴大王”。
刘鸿生是一位中国民族工商业者的杰出代表。他开办水泥、搪瓷、毛纺织、大型煤矿，并经营码头、仓库、银行、保险等事业。他的精明与品德，写在胡厥文的一首诗中：明察秋毫恢恢大度。创业惟新，不封故步。细大不涓，勤政所务。爱国心长，义无反顾。
正当他在上海大办实业之际，日本侵略者的战火摧残上海民族工商业，他被迫离沪赴港。香港沦陷后，他到了重庆。此时他把视线转移到大西北。
作为抗战时期国民政府专卖事业管理局局长的他，认为要解决军需及同胞的冬衣问题，非在兰州设有相当规模的毛纺织厂不可。其实，他在上海开办毛纺工业时，就产生了开发西北羊毛资源的念头。
杜月笙的想法与刘鸿生不谋而合。刘说：“鸿生对西北产毛区的注意亦已14年了，先后10次派专人深入西北内地调查，抗战开始后，鸿生本人亲赴兰州调查已达三次。”
1940年，刘鸿生就与国民政府财政部在兰州开办的复兴商业公司西北公司合资开办了西北洗毛厂。
刘鸿生经过实地调查，于1943年向杜月笙提交了一份可行性报告，叫计划书。计划书中说，西北各省羊毛资源丰富，兰州又是皮毛集散要地，在此设毛纺织厂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只可惜地处边陲，交通不便，毛纺技术落后，长期以来只能输出原毛。抗战前大多羊毛集中兰州，由黄河筏运包头，由包头转运到天津，外商独占收购，出口国外用作毛制品原料。如今兰州已成为抗战后方重镇，设毛纺织厂后可以充分利用当地资源。
金城亮点与达官显贵相连两家工厂与一毛二毛相连
在兰州设立毛纺织厂，由杜月笙、钱新之、刘鸿生和行政院长翁文灏、财政部长孔祥熙及甘青宁三省主席谷正伦、马步芳、马鸿逵等人发起并募集股款。此厂关系军需民用，得到蒋介石重视，即令军委会发给“货运特种护照”以利运输。
1943年夏天，刘鸿生着手筹备西北毛纺织厂股份有限公司。筹备处设在重庆，工程处设在兰州。
这是一个官商合股经营的毛纺企业，股金3100万元，其中官股1000余万元，约占总股金的34％。其余为金融界及私人投资。后因物价激涨，器材价格超预算，筹备会决议扩充资本1亿元。公司的股东，有中央经济部、甘肃省政府、青海省政府、复兴商业公司等。金融界有交通银行、新华银行、山西裕华银行。杜月笙是私人投资中最高的，500万元。
厂地是甘肃省政府以官价拨让的。考虑到洗毛用水之便，以黄河北庙滩子34亩土地为基地，作为省府的一部分投资。又收购东邻一家造纸厂的12亩地以及附近地皮10多亩。共计占地面积63亩多。
由刘鸿生主持的重庆中国毛纺织公司以投资形式廉价转让给拉毛机、剪呢机、烫呢机等机器设备抵作股金，并免费提供图纸。
1943年建成梳纺、织造、染整等厂房300余间。1944年7月又建了仓库、礼堂、饭厅、职工宿舍、学校、围墙。1945年10月10日正式开工生产。这个西北毛纺厂就是后来兰州第二毛纺厂的前身。
西北毛纺厂特种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于1946年6月在重庆成立。董事14人，监察6人。同年7月在上海召开第一次董监联席会议推举杜月笙为董事长；刘鸿生为经理；毕业于浙江大学机械系的平伯任副经理；总工程师邱陵是中国毛纺厂总工程师，比利时国立纺织学校毕业。
在兰州开办的这家西北毛纺厂，大部分职员从设在重庆的中纺公司调入。组织机构是：董事——经理——厂长。下设营业、会计、总务，制造四课。有职员39人，工人270人。拣毛的临时工月平均170人。
拣羊毛是最艰苦的工作，每天雇用女童数十名。她们解开毛捆，用手把毛撕碎，拣去所含沙土碎石粪便等杂质。再一类一类地分开堆放，将山羊毛、山羊绒、绵羊毛、春毛、秋毛、花毛分开。然后送去水洗、晾晒。
工厂运转顺利，军政部订制的军毯顺利产出。1946年实际生产毛呢8万多米，其中军服呢58946米，其余都是制服呢、西服呢、大衣呢等，这些呢子颇受顾主欢迎。此时，资金增加到3个亿。
职员与工人的工资待遇相距很大。职员月薪最高650元，最低50元；工人最高60元，最低6元。时值物价上涨，货币贬值，工人的月收入往往买不到20斤面粉。青年工人三个月挣的钱还不够买一双布鞋。而董事长、董事等除了按股取利润外，车马费等收入更为可观。
1947年5月30日，在上海召开股东大会，决议增资至15亿元。
面对物价飞涨，资金周转极慢的现实，毛纺厂就与青海省政府洽妥，用毛纺厂所制的优质呢绒交换羊毛。
厂家看到呢绒受欢迎，供不应求。便又添置发电机、提花织机和蒸刷机各一部，加织大批厚薄驼毛绒，运到上海制成精美的床毯及男女外衣，远销港澳。这一段可谓毛纺厂的黄金岁月。是年，毛纺厂又收购了停办的西北洗毛厂。
西北洗毛厂是1940年刘鸿生与复兴商业公司合资经营的。厂地在黄河北岸草场街口（今二毛厂内西南角）。
刘鸿生调查得知，抗战以前，西北年产各种羊毛五六万斤，最高可达1200万斤。这些羊毛的去向是：天津外商各大洋行派人在青海、宁夏、甘肃采购皮毛；包头的大皮毛商店派人直接深入牧区驻庄收购，由骆驼或皮筏运到包头，再转火车直运天津卖给洋行；宁夏的羊毛由骆驼运往包头再集中运往天津；青海羊毛大都在西宁集中，把毛拧紧装入牛皮囊内，连成皮筏，上面散装羊毛包，或将羊毛装在木筏上，顺湟水入黄河到兰州，再顺河而下过宁夏达包头。最后是西北羊毛全经包头到了天津，由洋行收购并出口海外。
抗战期间，海运被封，大批出口物资只能陆路运销。国民政府的复兴商业公司就在兰州成立西北分公司，主要收购边陲各省的羊毛，在兰州分类整理、打包，陆运苏联，换回抗战军用物资。所有西运的羊毛须在星星峡由苏联专家检验，被认为中国羊毛杂质大（粘有沙土、粪便等），如不拣洗，增加成本运费，很不经济。西北分公司认同苏联专家的意见，就在哈密全部挑拣、水洗、晒干，再打包起运。
1940年，刘鸿生与复兴商业公司合资经营这家洗毛厂后，刘从重庆运来洗毛机及拖水机，又委派工程师平伯主持洗毛厂。一度洗毛业务相当繁忙。
1945年抗战胜利后，来自外地的大多员工纷纷返回原籍，厂子停产。1947年由西北毛纺厂收购，两厂连成一片，促进了毛纺厂的进一步发展。不料，1948年1月29日凌晨2时，西北毛纺厂梳纺工场发生火灾，造成账面损失6亿多元。按当时市价估合法币45亿元。厂家采取应急措施，很快复工，生产又有起色，各机关商号争相订货。
1949年，解放战争的战火临近兰州，兵荒马乱，货币贬值，兰州人处于困境，经济萧条。
1949年8月上旬，西北军政长官马步芳紧急命西北毛纺厂迁移青海，不迁即毁。但部分员工自发组织护厂团，借故推托，使派来装运机器的5辆汽车空空而去，拆机计划落空。厂长胡逸耕与“长官公署”周旋，延续到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城，厂子才得以保全下来。8月27日，由军管会接管西北毛纺厂。此时资金总值为十一亿八千七百多万元。1949年这个厂销售各种呢绒4．45万米，全年盈利一亿四千一百多万元。
解放后，西北毛纺厂变成了兰州第二毛纺厂，迎来了一个新时代。
抗战时期由雍兴公司投资创办的兰州毛纺织厂，正是兰州第一毛纺厂的前身。尽管一毛厂现已破产，变成了曦华源地产，但它诞生和成长的过程毕竟是兰州工业史的一个组成部分。
雍兴公司是一个有特殊背景的公司，其董事长是当时主持中国银行的宋子文。总经理束云章是中国银行西北区行经理。因为区行所在地天水为汉代的雍州，就把公司命名为“雍兴”。
“雍兴”，是在金融资本向工业资本渗透的世界潮流中产生的一种新型的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甘肃，兴起在陕西，其企业基本上都是抗战期间举办的。下属20个企事业单位，分布在川陕甘三省，设有驻渝办事处和驻陇办事处。抗战时期的兰州机器厂、兰州化工厂、兰州面粉厂、兰州毛纺织厂，都是雍兴公司直属厂子。
1939年，束云章派潘炳兴考察西北羊毛资源，发现甘宁青三省年产羊毛40万担，尚有大量资源没有利用，建毛纺厂实有必要。同年冬天，雍兴公司拨款60万元，派潘炳兴为经理，还有西北工学院纺织系毕业生王文光等二人，一起来到兰州筹办兰州毛纺织厂。当时设备很难买，他们就利用英国运来的废纺织机器，改成毛纺机和毛织机。
知道洗毛用水量大，想把厂址选在临近黄河的地方。但一时难觅适当厂址，就暂时租用中国银行河路仓库一部分，即兰州市第八区吴家园村街52号，占地10余亩，有土房8座共40多间。招收工人及艺徒百余人。安装32台钢制高阳式窄幅织机，20台铁制高阳织布机，60架手摇纺纱车，3口染锅。
1941年6月，兰州毛纺织厂开工生产。产品分三类：毛呢、毛毯、地毯。后来还织棉毛呢、各色绒线及毛毡。
工厂采取集中自纺和发毛发车外纺相结合的办法，一是在马滩、广武门、雷坛河设毛纺所数处，雇工纺纱；二是发车发毛，委托商户或合作社或农户代纺；三是从秦安、通渭等外县收购毛纱。
1944年，添置了各种先进机具，由手工操作变为机器生产。职工增加到179人，年产褐子3038米，地毯4382条，双幅纯毛呢20333米，还能生产单幅纯毛呢，单双幅棉毛呢、白市布、人字呢、西班牙斜纹呢等。就毛呢一项来说，1943年年产2万余米，1945年增至3万余米。
1946年，扩展了厂址增加了设备。8月以后专门生产纯毛呢和地毯，年产量达10万米。
当时曾设想，大量生产敦煌壁画图案的地毯出口外销，还与瑞士洋行进行过谈判。直到1949年8月26日兰州解放，这个厂变成了兰州第一毛纺厂。从此走上了快速发展的道路。
值得一提的是，雍兴公司1941年在兰州开办的兰州面粉厂，规模最大，年产面粉15万袋以上（1袋22公斤）。
加工成品粮的制粉工业（面粉工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几千年来，中国种植的小麦，最早是用石臼捣碎制成面粉。后来一直沿用手推和驴推石磨乃至水磨，磨成面粉。十九世纪上半叶，欧洲开始用辊式磨粉机。1823年，波兰首先建成一座使用辊式磨粉机的工厂，由此逐步形成现代化面粉工业。中国是在十九世纪末开始用动力机械磨面粉的。但直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除了沿海一些大中城市中很少的面粉加工厂以外，许多城市及广大农村仍沿用传统的石磨。兰州自明清以来大多用水磨磨制面粉。
雍兴公司创办的兰州面粉厂设在七里河吴家园，与雍兴开办的纺织厂相连。总投资国币100万元。面袋是用买来的河南土布做的。
仅1940年一次就买了土布3922匹。
这个厂于1942年开始营业，其意义是，兰州第一次有了现代制粉工业。然而，要让吃惯了土磨面粉的兰州人接受机制面粉，还得广泛宣传。好在一位叫玉英的作者录存了该厂当时刊登的一则广告，叫“出售面粉启事”，其内容如下：敬启者，敝厂为增加后方生产，便利民食起见，购置新式面粉机器，聘请优良制粉员工，选办各地超等小麦。几年来，承社会各界人士爱护指导，现已就绪，深表谢意。于十二月开始试磨，粉质洁白细腻，香甜滋补。兹将面粉价格分别列后：头等粉每袋50元，二等粉每袋49元，三等粉每袋46元，普通粉每袋38元，平民粉每袋18元。
子、河北庙滩子等处设代销点，委托各商号或骡马车店代销。
从机制面粉厂诞生至今，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吴家园的兰州面粉厂已于1971年迁至小西坪。今天兰州的各大面粉厂，引进先进设备先进技术，在洁净明亮的厂房中欢快运转的现代化面粉生产线上依然流动着抗战时期兰州面粉厂的基因。
战事的刺激和受外力作用的推动，抗战时期兰州工业遇上了一个难得的发展机遇，只因为这些企业绝大部分归于官僚资本所有，而不久抗战胜利，随着全国形势剧变，官员和派来的技术人员，管理人员东走，经费也不再拨给。
宋子文让雍兴公司总经理束云章去接受日本在中国所设的纺织厂；刘鸿生去担任善后救济总署执行长兼上海分署署长，又被推举为中国工业联合总会理事长；甘肃建设厅厅长张心一也调回中国银行工作。
领军人物一个个远走高飞，注定了兰州工业衰落的命运。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
小提示:漏章、缺章、错字过多试试导航栏右上角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