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众所周知，中国的羊毛当然不如南非和澳大利亚的羊毛，品质也不如德国的羊毛。因此很难希望本局的产品能比得上外洋输入品。
接下来，信中对机器及水源问题作了如下解释：4000箱机器的最后一批，于1880年5月运抵此间，本厂遂于9月16日开工。安装工作在五个月内完成，时间不能算长，因为有些机件在路上损坏了，又有些浸了雨着了霜。五个德国技师和一个工头被聘来到此地教导纺织，那位工头后来因合同期满，业已回国。
信中详细介绍了机器种类、布局及运转情况后，写道：美思尼先生旅行西北，于2月10日到达兰州；他看见了开工情况，但当时产呢较少，因为临时缺水。后来我们又凿了一口深井，水源问题便解决了；自此（即1881年2月底）以后，本厂每日产呢8匹，每匹长50华尺，宽5华尺。我们的工作获得了左爵相和杨督宪的称赞。此外，我们觉得中国官员们没有什么令人不满之处，他们竭尽全力来协助工作，对我们所提的正常要求经常同意。
信的最后一段写的是对美思尼的看法：美思尼先生的文章并非报道正确情况，而显然不过是对本厂中外人士表示不满而已。美思尼先生16岁即离欧来华，以往二十年均在滇黔两省为中国训练军队。
我们不知道美思尼先生从何处获得了织呢的知识，竟能在路过此间仅停留12日后，即在贵报对读者写出那样详细的报道？信的落款是：兰州织呢局总监工李德、满德同启。兰州府七月二十五日
这李德、满德两人是织呢局从德国请来的总管，也叫总监工。
其实，美思尼来兰之前，大清国杂志于1881年1月3日刊登通讯员发自汉口的一篇通讯中就预言，等到明年外国雇员合同期满后，这兰州织呢局很可能不久即将成为历史上的陈迹了。这篇通讯指出，兰州织呢局有很多缺陷：
（一）羊毛很粗很杂，弄得每天得雇40个人挑拣羊毛，每天只能拣两磅。因此在织成呢布以前，羊毛的成本已经很贵。100斤羊毛中只有10斤能织上等呢；20斤能织次等呢；50斤只能织毡子和床毯，这种毡毯在内地几乎无人使用；剩余的20斤完全无用，全是杂毛和垃圾。
（二）道路很坏，虽然比以前好多了，每10里设一站，立了路牌，常叫兵勇们修路。
（三）水源不足，能找到的一点水也含着碱，使得漂染很困难，结果是呢布的颜色很黯淡。因为水源缺乏，全部机器每天只能织成10匹呢布，每匹长18码；如果水源充足，无疑地可以多织很多。
负责的官员们对此则漠不关心。
（四）虽然努力建成了厂，但兰州织呢局的产品，不管在品质上或价格上，都比不上外国的呢布，因为把兰州的产品运到各通商口岸，就比从欧美输入呢布要贵多了。
眼下探险者的文章一出来，织呢局的命运更加坎坷。
想当初，总督左宗棠在畜牧地区的中心设厂，一心想开发西北羊毛资源，为民兴利，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创办织呢局，实指望这个企业为甘肃人民带来效益，成为培养本土人才的摇篮，进而推广到全国去。甚至在他升任清廷军机大臣，调任两江总督的日子里，还念念不忘兰州织呢局的营运与发展。谁知左大人苦心开拓的事业，步履如此艰难。
织呢局的日子每况愈下。产品销不出去，入不敷出，亏损严重，难以维持；机器坏了无从维修；官办企业，大小委员就有10人，开支亦繁；本地人都穿棉布，不兴呢布，贩运到外省，运费又贵，不合算；加之俄国人输入便宜的毛织品冲击市场，企业就像处在四面楚歌中。随着洋匠和总办局务的委员先后辞职，只好停织了。
又是一个春去秋来的季节，秋风从远方带来了又一缕惆怅。
光绪九年（1883年）八月十七日，《北华捷报》刊出消息：据说兰州府的织呢局已由新任总督谭钟麟下令停办。这是左宗棠三年前倡议创办的工厂，原打算开工能够盈利的。
《北华捷报》的评论是，左宗棠曾花费了很多钱，购到了最好的用本地羊毛织呢的机器；也曾盖了合适的厂房，安装机器后每日能产呢10至12匹；并且特别聘了七八个德国技师来教导本地工人以近代纺织的技术。但由于翻译人员没有能力，教导工作很困难；局中安置了一大堆冗员，干领薪俸，丝毫没有学习使用机器的愿望；于是情况便很不能令人满意。
10月24日，《北华捷报》跟踪报道：兰州织呢局这个企业，奋斗了五六年之后，证明完全失败。得不到充足数量的原料，运输道路恶劣，产品没有销售市场，这些合起来，使得这个企业无法成功。除了这些不利条件外，织成的呢绒品质很坏，几乎完全不能出售，于是这座工厂现在已经放弃了。
有学者把兰州织呢局的失败归结为六句话：牧场未立，风气未开，万里甘凉，艰于转运，资本太重，不利行销。
由此可见，企业的外部环境和内部管理水平还远远达不到企业本身的要求，加上左大人一走，好像天时地利人和也跟着走了。
无论如何，甘肃制呢局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毛织工厂，它开创了中国近代毛纺工业的先河，左宗棠、赖长等人无疑是发展中国近代织呢业的先驱者。是他们为一百年后兰州这座工业城市的兴起播下了种子。
织呢局尽管“昙花一现”，而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第一个织呢局不在首都，也不在上海、汉口，却偏偏诞生在黄河上游皋兰山下的兰州城。
兰州道彭英甲拨亮工业文明之灯比利时人帮办官金厂洋蜡胰子厂
左宗棠时期开创的兰州工业文明闪闪发光的一幕早已随风沙而去。
光绪三十三年（1906年），正值清政府“实行新政”、“预备立宪”之时，一位名叫彭英甲的人当上了兰州道。从此，兰州兴办工业的第二幕戏拉开了帷幕。
彭英甲，字炳东，号铁函，奉天承德（今辽宁沈阳）人。早年在北洋和辽宁办过涉外事务，曾受西方技术训练，对经济学也有研究，是个有才干且务实的清朝官员。他认为：“海禁大开，而后识时务者竟言生财矣。”
“甘肃之广大，物产亦尚富饶，筹措岂遂无方，乃复潜心考究，默察情形，始知财力之艰，非由于地方之瘠苦，实由于实业之不兴。故步自封，又何怪财力之困难乎？”他一眼就看到了兰州的战略地位与甘肃的资源优势，认为这里地瘠民贫，开办实业应该从见效快的织呢等工业入手。
同年闰四月十六日，甘肃农工商矿总局成立。陕甘总督升允让兰州道彭英甲兼任农工商矿总局总办。彭英甲踌躇满志，即于5月着手整修贡院，创办劝工厂。（1875年左宗棠创建的甘肃贡院，在兰州城西萃英门，即兰州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现址。贡院主建筑“至公堂”及左氏亲自题写的匾额及楹联今犹在。）劝工厂的意思是“局中开厂，厂中分科”。彭英甲说，劝工厂之设，旨在兴利惠工，讲求土货制造，以示提倡，开风气、保利权，塞漏厄为要义。
劝工厂成立后，开办了四家工厂：绸缎厂、玻璃厂、织布厂、栽绒厂。
绸缎厂下设络丝、染练、织造三个科；玻璃厂下设吹科、平光等三科；织布厂下设牵经、纺纱、织布、染色四科；栽绒厂下设弹毛、纺线、染色、栽绒四科。
织绸缎的丝料暂时从外省采购，计划在省内逐渐种桑养蚕，解决原料问题。玻璃厂的原料就地取材，先造平板玻璃。兰州石英石储量大，应开发。织布厂的织机是用传统木质机改良应用的。棉花暂时靠外省供给。打算由局采办棉籽，分发给适宜种棉的各县种植棉花，逐步实现原料自给。栽绒厂，因本省已有这方面的基础，设厂后注重花纹新颖，提高质量。
各厂的技师，由省外聘请，学徒是就地招收的。同年10月，彭英甲聘比利时人林阿德试办甘肃矿务，并兼任甘肃矿务学堂教员，给林阿德的月薪是白银340两。
林阿德是比利时参赞，其父林辅臣来华多年，并娶了中国女子为妻。此前林辅臣于1905年得到陕甘总督升允的指示，拟开办玉门石油矿产，制造洋蜡、洋胰（肥皂）；准其种植糖萝卜、葡萄等，计划用来造萝卜糖、葡萄酒。还议定，成立造油、造烛、造糖、造酒各公司。由林辅臣担任该公司总办。双方签订合同后，林辅臣回比利时购置机器，招雇工匠。不料，林辅臣返甘途中在陕西病故。
林阿德继承父志，来甘履行合同。他带着机件和父亲从比利时招聘来的工程技术人员到达兰州，其中有五金化验师贺尔慈、纺织师穆赍、路矿工程师戴世拨。
林阿德一行到兰之时，农工商矿总局已经成立，便由总办彭英甲接见林阿德。
林阿德没有想到，从此他在兰州一呆就是6年，还娶了一位姓张的兰州姑娘做新娘。彭英甲决计要拨亮兰州工业文明之灯。他主张利权不外溢，决定废除与林阿德之父订立的合同，与林阿德另行订立新办各业的合同。新办的各业不再成立公司，不招洋股，更不要林阿德参加私股。
12月间，农工商矿总局会同藩司、臬司与比利时人林阿德等签订合同。具体有《定购比国铜矿机器合同》、《定购比国淘金机器合同》、《延聘比国化验师合同》、《延聘比国机器匠合同》、《延聘英国化铜分铜工师合同》、《延聘吕宋国化铜匠合同》等。由林氏包购铜矿、淘金、织呢三种机器。一部铜矿机器，包括所有应用机器全部及运费（由邮购地到天津）共计白银28万两；一部淘金机器和添置织呢机件连同运费，共计白银12万两。
关于价款交付问题，合同规定：在上项机器到达甘肃工地安装齐全，织呢局每日确能织呢50丈，淘金机器每月确能出金20两，直至开工办理三个月之后，一无差错时，全部交清。具体交款方式是：所定合同经奉旨批准后交银2万两；机器由比利时启运时交银2万两；安装生产三个月后交银8万两。铜矿机器价款，规定待机器运到工地安装齐全，开工生产，每日确能出产红铜1万斤，一年后省方获有利润，才将价银陆续付清。
从这些合同的条款中看得出，跟洋人打交道的兰州道兼农工商矿总局总办的彭英甲显得何等精明。
彭英甲和甘肃布政使丰伸泰、按察使白遇道一起与林阿德签订由林代购挖金挖铜机械合同的同时，成立了甘肃官金铜厂。本想在白银凤凰山建官金厂官铜厂，后来说是凤凰山没有燃料，不宜建厂，又选定在窑街筹建。
与此同时，彭英甲认为，甘肃盛产羊牛皮，应加工利用才是，他想到了洋务运动中左宗棠在兰州创办的两局。于是，他上书朝廷，建议恢复织呢局，振兴民族工业，对抗洋货。
彭英甲先请来兰的比利时纺织工程师穆赍详细检查原有的旧机器。发现洗毛机等机件不全，机器多处锈损，彭即配购新机，派人设局，修茸房屋，擦洗旧机器。雇请外国工匠5人，招入230余人，于1908年9月投产。投产后，正式聘穆赍担任织呢局总工程师，任期三年，月薪450两银子。雇用比利时人那班瓦为纺织工匠，月薪300两银子。专营机器的工匠也是比利时人，名叫克比亚，月薪250两银子。织呢工匠叫勒那，染色工匠叫瓦能克，刮绒工匠叫黎克，这三个人的月薪均为250两银子。
洋工程师、洋匠和华人工匠一起安装机器，逐步试车。1909年5月，织呢厂所有大小机器60多件都先后安装试车。至6月间，就陆续生产出各色粗细呢料。剔出的粗毛，另外加工成各种洋毯。恢复织呢局所需的机器等各种费用，共计花去白银12．6万两。织呢局日产毛呢50匹左右。
1907年8月，彭将左宗棠创建的兰州制造局，由通远门外（今畅家巷）迁到小仓子（兰园南门稍东），更名兰州机器局，恢复生产。
局内设正办、帮办各1人，有工匠、艺徒113人，比利时工匠6人。每年拨白银8200两作为经费，修造枪炮弹药。
在窑街筹建的官金厂，于1910年建成厂房，机器陆续运到。
办这个金厂，耗银120多万两。厂区分金、铜、铁三厂，设有化验、分析等机构。厂房是按照工序，构成斜坡式的层楼，上下各层各部的机器，顺序安装，一共是九级。试车之后，证明全部机器良好，每日可产黄金20两以上。但经过仔细核算，发现成本过高，赔累过巨。
当时市面上的黄金价是每两售白银30两左右，淘金厂出的黄金，以成本计算，比市价高出数倍，生产得越多，亏损越大。彭英甲追究原因。化验师没有责任，化验结果正确无误。又考虑是否机器有问题，查的结果是，机器功能确属优良，不是林阿德的责任。查来查去，最后才弄明白，原来是挖采矿石和运输的费用及管理费用过高，加大了成本。无奈，只好停产。
铜厂的设备齐全，机器也是按序安装的。彭英甲办铜厂的初衷是为地方造福。虽然开炼后，日产铜2万多斤，但因选择的矿藏含铜量低，铜厂也没成功。
开办的皋兰官铁厂，建在黄河北岸，也因含铁量低，成本太高而停办。
彭英甲几多无奈，就看1908年冬开始筹办的洋蜡胰子厂了。
办洋蜡胰子厂是基于甘肃畜牧业发达，牛羊油资源丰富，生产烛皂原料充足，由陕甘总督升允批准办的。这个工厂建在甘肃贡院（萃英门）外西北隅，北傍黄河，西邻白云观。
花了一万两白银，由林阿德订购的全套机器于1909年7月运到兰州。8月16日动工修建，买下一座旧店房，添购了些木料。1910年3月底厂房竣工，开始安装机器。负责安装机器的技术人员是从织呢局请来的洋人克的亚。
厂子筑有40余丈长的围墙，有机器秋千房23间，接待室3间，大门楼秋千房1间，门房2间，员司住房6间，工匠学徒寝室7间，厨房4间，楼房2间，南向偏门1间。还造了一座大烟囱，一眼砖箍水井。
工厂一边招募艺徒，一边派人采办原料。
原定由北京方面聘请四川举人张明远当教习，但没有到职，就只好由甘肃织呢局洋工匠瓦能克暂行代理，指导学徒造蜡烛造肥皂。
同时聘请比利时技师2人，西班牙助理1人，给这些人的月薪是数百两白银。
建厂、买机器、开办费等等总共折合白银2万多两。这些资金主要是由彭英甲主持的甘肃农工商矿总局和甘肃洋务总局拨支。设备安装还算顺利。抽水机、汽锅、化油汽锅、熬胰大锅、蓄水大锅、制蜡机、缠线眼机、挤胚机、切胰机、盛胰子的铁板活箱、滤胰筛、箱模规床，还有转运胰子的机器推车等等，全部搞定。这些名堂繁多的机器和大锅大箱子，在洋人眼里不以为然，而在兰州却是第一次出现。
此前甘肃民间洗衣涤物，起初用的是草灰、蓬灰、水碱、皂角之类，近代以来用的是一种土法制做的碗状馒头形肥皂，叫碱胰子、羊胰子。其中尤以兰州产的色白质纯，去污力强。这种土胰子虽有些许羊脂气味，却以其价廉而销路广。鸦片战争后，我国进口的机制皂，首推英国人用化学方法做成的礼和皂。
以前用的照明蜡烛，也是土法用牛羊油等浇铸棉芯而成。
洋蜡胰子厂于1910年4月1日正式投产。做胰子的油脂是从河州（今临夏）一带买来的牛羊油，技术指导是织呢局的工程师瓦能克。
上市产品的品种及价格是这样的：1封洋蜡2钱银子，上等香胰每斤价银3．6钱，上等细胰每斤2．6钱，上等粗胰每斤价银2钱，次等粗胰每斤价银1．6钱。优惠条件是：顾客一次买10斤胰子，可赠洋蜡1斤。
尽管厂家想了一些促销办法，但由于成本高、定价高、质量差，销路不畅旺。加上适逢辛亥革命爆发，推翻帝制，成立民国，彭英甲离任，这个工厂就过早地夭折了。直到1914年，积存在兰州商品陈列所的烛皂，以发行彩票的办法，硬性由省上分配到各县，派销于民众。不管怎么说，这个工厂是甘肃创办新式机制烛皂业的开端。
彭英甲在办工厂的同时，在贡院创立了矿务学堂和农林学堂，由他亲自兼任总办。方针是“一面采矿，一面学习”。又在鼓楼西（今张掖路）开办了商品陈列所。
商品陈列所是一幢新式二层楼房，安装了玻璃窗户，在西大街的众多铺面中显得“鹤立鸡群”，引人注目，成为彭英甲兴办实业的一个窗口。陈列所由一名总办主持，下设庶务长2人。有董事1人，专管营业。还有管账的司账1人，卖货的司事4人，管库房的1人。制定了一套规章制度。
这里陈列的商品，除了劝工厂及兰州其他厂子的产品以外，还有官茶、大布、砂锅、水烟、药材、毛皮等甘肃的传统土特产品。
也调取本省各州县的最佳产品，如秦安褐子、洮州石砚、酒泉玉器、天水雕漆木器等。此外也陈列一些外省名特产品。对于各州县商人自制的产品，经陈列所考核，凡是土货创新，能抵制洋货者，可由陈列所总办上报清廷商部，予以发奖鼓励。凡外省商品，甘肃没有的，或者虽有原料可以制造但质量不如外省者，都可调取，以开本省商人智慧，进行仿造。
这是当时唯一官营的一家商品陈列所，商品一律明码标价，就好像是一个商店似的展销馆，让人们参观选购。这在甘肃乃至全国真是一个创举。
自1906年至1911年，彭英甲在兰州做官五年多的时间里，他大办实业，大抓项目，创办了劝工厂、窑街官金铜厂、皋兰官铁厂、兰州洋蜡胰子厂；恢复兰州制造局、甘肃织呢局；开办农矿学堂、织呢艺徒学堂、官报书局、石印书局；主持修建黄河铁桥以及交通、邮电等一批近代工矿企业和文化事业。这些工厂吸引省内外人士纷纷参观。十三世达赖喇嘛赴京朝参，途经兰州时，也带领随员亲往工厂参观。
彭英甲有成功有失败，他最大的政绩则铭刻在黄河铁桥碑记上。
天下黄河谁架第一桥
今天，随着高新科技的飞速发展，因特网，信息高速公路，把地球变成了一个村庄，变成了一只周游世界的小船；先进的交通工具把太平洋变成了一条河，人凿海底隧道把大海的波涛变成了走廊。
2005年10月15日举世注目的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在洋人眼里堪与长城媲美的青藏铁路全线铺通。拉萨河上的特大桥与布达拉宫遥遥相望。
把镜头拉回到兰州。七里河区马滩的银滩黄河大桥，是万里黄河上搭建的第一座现代化大型独塔双面扇形斜拉桥。如今，黄河兰州段的河面上，彩虹一弯又一弯。千姿百态，车水马龙。
要讲黄河上建桥的故事，得追溯到很远很远的年代。
水急浪旋难行船渡过黄河难
上难古老的黄河是一条值得骄傲的河流，是中国第二大河。它以龙的姿势从青海的高山狭谷奔腾呼啸一路走来，穿过盐锅峡，在西固的达川与湟水河交汇，又转到八盘峡和庄浪河在河口汇合，然后东流，从容地进入兰州盆地，穿城而过，流过桑园峡，由榆中乌金峡出境，向宁夏奔去。
兰州，位于黄河上游皋兰山北麓，古称金城，最先筑堡于西固。
这里“地据南北之中，为东西咽喉扼塞”，自丝绸之路开通以后，成为济渡兵骑和商旅的地方。
自古以来，黄河天险，水急浪旋难于行船，渡河难上难。而流传的一句谚语是“天下黄河不架桥”。古代行军西域或商旅行人西去，都是靠木筏、羊皮筏或船只摆渡过黄河的。
道路和桥梁是和平的伟大标志，也是战争的伟大标志。从文明时期起，路和桥就把人和理想连结在了一起。讲桥的故事就是讲历史文化本身的故事。
“黄河害，黄河险，隔河如隔天，渡河如渡鬼门关。”
这是渡河难的写照。自汉代开始，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渡河的工具就是一种用羊皮或牛皮囊吹气鼓胀后用大小木椽制架把皮胎半连在上面，由人划桨驾驶，浮在水上，名叫“皮筏”。最大的筏子是用60只皮囊制成的，能载重二三十吨呢！祖先创造的这种“黄河轻舟”，在历史上曾经承载渡河与长短途水上运输作出了重大贡献。
时至21世纪的今天，还可以看到，这古老而奇妙的羊皮筏子，载着好奇的游客，轻巧灵便地飘流在白塔山下的黄河浪尖上，成为兰州百里黄河风情线上一道亮丽的风景。它的缺陷是只能顺流而下，不能逆水而上。
但是皮筏毕竟代替不了桥梁。历代征战中，大批军骑渡河及日常商旅和两岸民众的过往渡河，仍是摆在交通史上的一大难题。
中国有许多伟大而奇妙的发明。在黄河上架设一座桥，成为一代又一代人的梦想与追求。
据史料，早在公元3世纪初，羌族人就在青海黄河上创建了一种“飞桥”。到了5世纪40年代，也是羌族人，花费三年时间在流经古枹罕（今临夏）的黄河上建起了一座“飞桥”。所谓飞桥，就是桥梁专家说的“伸臂木梁桥”。由于建桥时巧妙地省去了桥墩，飞架于狭谷陡崖间，飞跨长空，故称“飞桥”。枹罕飞桥的桥址，后人普遍认为在今炳灵寺姊妹峰上溯黄河5公里处。水边巨石上刻有“天下第一桥”五个大字。至今河南岸有“桥滩”地名为证。此桥屡建屡毁，公元1099年毁于西夏。
“山峰滔浪浪淘沙，两岸青山隔水涯；第一名桥留不住，古碑含恨卧芦花。”
这是“飞桥”被毁400年后，明代诗人吴调元怀念第一桥写下的一首诗，刻在河边的大石头上。
无论如何，羌族人首创飞桥是伟大的。就好比史前人在木筏上竖起第一面帆，人们不必再摇橹撑篙拉纤，就能把船驶来驶去。第一面帆是伟大的创举。“飞桥”没有了，但造桥的梦想并没有磨灭。
北宋从西夏人手里夺回兰州后，在黄河上建立了一座浮桥，但不久又毁。
明洪武年间，先是官方在今七里河吴家园与十里店大桥之间造过浮桥，因河流湍急，堤坝弗固，不能长久。直到洪武十七年（1384年），一个名叫杨廉的官员在今铁桥处建造了浮桥。杨廉时任兰卫指挥佥事，他实地观察，访问父老，选择城北河水少缓，近又易守的河段移建浮桥，称镇远桥。杨廉亲笔题写桥名悬在桥头门楼之上。
浮桥是串连28只船搭起来的。船的间距是1丈5尺，上流定石鳖（如锚），船上加板，两边设栏杆。桥南北两岸各树铁柱1根，木柱6根，用1根铁索3根大绳缆住桥身。过桥如履平地，大大便利了交通。
镇远浮桥，赫赫有名。明永乐十八年（1420年）四月，来自撒马尔汗（今乌兹别克中部城市）的沙哈鲁王的使节走过兰州的浮桥，对此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是这样描述的：四月抵哈喇穆棱河崖（黄河边），河之大，与鄂格速思河（阿姆河）相仿佛。有船桥可以渡河。桥以船二十三只连络而成。各船之铁链，粗如人之上腿，链系于两岩之铁柱上，柱粗如人身，深埋地中。
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民族英雄林则徐充军伊犁途经兰州，就是从镇远浮桥渡黄河西去的。
建浮桥的技术不断改进，到清代时，浮桥已能自动开合，适应河水涨落。然而，浮桥有季节性，拆架起来挺麻烦的。每年十一月黄河结冰前拆掉，行人车马从冰上通过，叫冰桥；到第二年春天冰融河开之后又把浮桥架起来。在冰桥初结和始融之时，常因冰裂造成人畜落水之灾。
架浮桥的施工场面很大，很费工，需数百人分布在岸上、船上、皮筏上联合作业。用大绳系船，从上游缓放，船系四、五个盛石块的大筐，船行到恰好之处，就把筐掷于水中。船稍定，就绳索交加，牵缀而成桥。
兰州至今还存留着一根600多年前立在黄河岸边的大铁柱。铁柱重约10吨，长5．8米，底部直径0．61米，座长1．2米，宽0．18米。铁柱上面铸有铭文：洪武九年岁次丙辰，八月吉日总兵官卫国公建斯柱于浮桥之南系铁缆一百二十丈这铁柱是当时许多铜铁器手工业者的杰作。从永靖县上古城村村民王得树的家谱中得知，铸造镇远桥铁柱的工匠王宣、王训等人，原是山西平阳府洪洞县白土坡王家大村人。
因镇远浮桥的两根铁柱，是明洪武年间宋国公冯胜、卫国公邓愈两位大将军建造浮桥时监铸的，故称“将军柱”。杨廉改造浮桥时增加了两根。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一根铁柱被水冲入河中，由当时的总督布彦秦又补铸了一根。后来，黄河铁桥建成，浮桥的四根铁柱被废弃，埋于岸边泥沙中。
1958年，从河滩积沙中挖出一根大铁柱，这根幸存的铁柱正是邓愈监铸的那一根。今依然竖立在中山桥南端东侧的河岸上。将军柱成为历史的见证，讲述着“边徼之要津，千古之伟观”的往事。这根写满沧桑的将军柱，兴许是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一个支点。
光绪皇帝准奏建铁桥欧风美雨伴我舞彩虹
地球上大的河流是货物交流和人类迁徙的决定因素。几千年来，黄河和尼罗河、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密西西比河等著名的大河一样，与人类历史紧密相关。
河流和水道，为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之间的联系和交流带来了方便，但人们必须横渡河流才能到达目的地。因此人类发明了桥梁。古人倒木为桥，最简单的木桥自然是横在一条小河上的已倒的树干。然而，要越过宽阔的河流，像黄河这样水深流急波涛汹涌的大河，就得建造结构复杂的桥梁。
陕甘总督左宗棠在兰时，就想在兰州修建黄河铁桥，曾与洋商福克洽谈。因对方索价过高，至少要白银60万两，因此没有谈成。
清光绪三十二年五月（1906年6月）德商天津实业泰来洋行经理喀佑斯游历来甘，适逢“实行新政”，各地开办洋务，兴建实业。陕甘总督升允即委派兰州道兼甘肃农工商矿总局总办彭英甲等人与喀佑斯洽谈。喀佑斯表示愿意包修兰州黄河铁桥，双方拟订了一个意向性合同（即第一稿）。
喀佑斯说，自己只是承包商，并非修桥工匠，对工程尚无十分把握，须自调工程师来甘实地测验估计。如果工程师测估确实能修，就订立合同，否则此事作罢。请来考察的工程师盘川工价，甘肃不管，如果能修桥，竣工后，甘肃送喀佑斯2000两银子，作为考察工程师的盘川。同年九月初九，喀佑斯明确表态：经工程师考究，“黄河水性，虽云湍急，若如所议章程架修铁桥，甘愿保固八十年，其桥价仍以十六万五千两为准。”
甘肃布政使丰伸泰等立即就合同事请示总督升允。升允批示：所拟包修铁桥合同甚属周妥，应准照此签押，以便咨送外务部及发各衙门备查。
九月十一日，彭英甲等与喀佑斯正式签订包修兰州黄河铁桥合同。（这是第三稿）。
在合同书上签押的是：大清国总办甘肃洋务局兰州道彭英甲大清国甘肃布政使司布政使丰伸泰大清国署甘肃按察使司按察使白遇道大德国泰来洋行喀佑斯合同书一式八份，除签订单位各存一份外，一份呈陕甘总督升允存档备查；一份送外务部；一份咨明直隶督宪，以令津海关道转送德国领事馆存案，以便铁桥料件到时，津海关查验放行。
修建铁桥之事，本由彭英甲呈报陕甘总督升允，升允拍板签订合同。但这事遭到以庄浪举人朱献珠为代表的保守派的非议。被认为建铁桥是劳民伤财，并例举了很多害处，甚至上书停建。彭英甲则批示：“铁桥业经大帅奏明，奉旨饬办”，“当此推广路政之世界，铁桥之修，所在皆有。”
修桥的事一度久议不决。甘肃布政使丰伸泰提出，建桥属于清政府大兴新政的举措，应再次申报总督，并由总督呈奏朝廷。
光绪三十三年十二月十九日（1908年1月22日），在合同已正式签订15个月，桥料源源运兰，即将择日开工之际，陕甘总督升允向皇太后、皇帝呈上了关于筹建兰州黄河铁桥的奏折。升允陈述了他为地方造福建桥的初衷，与德商洽谈签约的经过和洋商回国运机购料等情况。并说明他已批准兰州道彭英甲签订合同兴建铁桥。合同已送外务部备案。还说明所有建桥费用由统捐溢收项下开销。应恳天恩敕部先行立案。
光绪三十四年正月十八（1908年2月19日），清廷光绪皇帝准奏，朱批：该部知道。钦此。钦遵抄出列部，相应恭录朱批，移咨陕甘总督遵照。
光绪皇帝恩准修桥折子，筹备工作加紧进行。同年四月初十（1908年5月9日）铁桥工程正式开工。
施工技术负责人是美国工程师满宝本；一个叫德罗的德国工程师负责收管材料，统计施工进度等；工地具体操作负责人是天津人刘永起。铁桥设计精细规范，工程图纸分为平面图和侧视图两种。
建桥员工，由德商招雇来兰的洋工华匠共69人，其中有从天津、上海等地招来的技工10余人。又在兰州就地招雇了一批铁匠木匠泥水匠以及小工百余人。洋工程师寓居于由中方租用的秦州试馆内。华人工匠住在铁桥附近的土地祠和白云观内租房。中方为租用的这些房子用方麻纸裱顶棚糊窗户，还专门做了一些木床。
造桥所用的桁架钢材构件、水泥及各种器材设备等，均由泰来洋行从德国购置。按合同规定，铁桥料件必须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五月全部运到兰州。
桥料的运输极其艰难，从德国装上轮船飘洋过海运抵中国天津，经京奉铁路运至丰台再转京汉铁路运至河南郑州。由郑州至兰州，都是马车运输。甘肃洋务局在天津、郑州、西安派驻材料接运员。在兰州设置收料委员会。
第一批来华的大宗水泥1980桶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六月中旬抵达天津。甘肃驻津委员即按照泰来洋行提供的到货明细数目单，在口岸码头点收，并租存在附近。在办妥火车货运手续后，又把桥料运到10华里外的天津火车站。然后凭京奉铁路英国火车货运票据装车西行。
驻天津转运委员亲自带护勇把桥料押送到北京丰台火车站卸货倒车。在待运期间，怕货物受损，买了数百页苇席和一些垫木把桶装水泥苫上。在京汉铁路装车时，凭法国货票。运到郑州车站当面点交给接运委员。
驻郑州接运委员下榻在天宝客栈。先期在钱塘里和马池桥租赁了储料场，买了护灰芦席和垫木，还用黄色洋布制作了280面旗子作标识。
铁路运输问题不大。最难的是从郑州经西安到兰州这一段。当时只有一条窄而不平的大车道。郑州至西安，由河南、河北、山东、陕西的大车伙运。西安至兰州，主要是陕甘大车运输。每一辆马车装载1500斤。1100余里的路程，各由王大帮、周大帮、公大帮等车头领队，数百辆运料车分批列队行进。车上插着黄旗标识，护勇身穿标志服。没想到，途中阴雨绵绵，道路泥泞，尤其是洛阳以西多处崎岖羊肠小道在雨雪中比蜀道还难行。
如此走走停停，迫使车夫将水泥桶卸下一半，寄放旅店，将另一半先轻装缓行运到西安。有的车夫无奈把桥料全部卸下，坐等路面干了再走。一路艰难困苦，发车两个月之久，只有一半车马到陕西。
后来又下起雨雪，昼夜不停，把洛阳一带的路面化为泥塘。重车寸步难行，车家叫苦连天。无奈护勇由8人增加到45人。在风雪交加的险途中，护勇平长兴病故，车夫杨麻子受伤身亡。有脚夫把料卸堆半路偷跑的。
笨重大件，更是难坏了转运委员和车头。本来按合同第十一条规定，超过1200斤的重大料件由泰来洋行自行运甘。而铁锅炉、天汽帽、机器柜等大件，一过秤，每件重二三千斤，这些又大又重的料件，一般马车车箱太窄小，根本装不下，必须自制四轮车，用三辆车的骡马去拉运。
甘肃洋务局即致电泰来洋行，让他们按合同自行速运。
泰来洋行却致电彭英甲，说是张钟骏等委员答应为他们代运超重料件。彭英甲问他们有何凭据？各委员也都说没有允许代运之说。
其实，为了不误工程，驻郑州委员自行制作了运大件的四轮车6辆，除天汽帽以外，其余大件已经发运。
十二月初七日，彭英甲致电驻郑州转运委员，指示他们已运者照旧运。以后遇有1200斤以上的料，必须按合同办事。
重大桥料，装骡马车走河南路非常艰难。转运委员与泰来洋行面商将一些笨长重件拆卸减轻。对方说，拆卸可以，但不能担铁桥保险八十年的责任。
转运委员在郑州招雇车辆，来了100多辆，只有一半能装这种料件。何况酷热天气，骡马被热死，车家害怕不肯装运。
桥料转运如此困难，而泰来洋行驻甘工程师克尔曼抱怨转运速度太慢。他让德国驻天津领事克华致电催运天汽帽，说是如果延迟，要控告转运委员。
甘肃洋务局立即致电理论，说合同规定，料件不准超过1200斤，天汽帽重二三千斤，泰来洋行元旦派人来郑州，12日拆完，18日起运，有何迟误？何况锅炉已代泰来洋行转运到甘，工程师感谢都来不及。“这一怨一谢，深可笑也。”
至于所说控告一节，谁违背合同，谁都可以告谁。
彭英甲态度强硬是有道理有根据的。本来黄河铁桥是喀佑斯承包修建的，在合同上签押的也是喀佑斯。但喀佑斯签了合同以后再没有来过。彭英甲两次致电德国驻津领事，催请喀佑斯速来兰监修铁桥，勿违合同。然而，喀佑斯一直未来。大工程师德克到黑龙江修铁路去了。
这样一来，德商还有什么可说呢？问题是从西安转运兰州，马车、驼骡的运价比由豫至陕的要价高。每车装料一般都超过2000斤。每批上路的车辆均由驻陕委员刻印和填发运单，写明材料名称、数量。沿途各州、县、营派出兵丁和干役，“按照该管驿站轮接，小心照料护送。”
本来要求每批运料车辆应联络而进，鱼贯偕行，不准或前或后。但进入甘肃境内时，车队“茫无秩序，或小帮牲口，力弱落后。”
还发现头两批发运兰州的料车均另搭有客人私货。为此，甘肃洋务总局、布政司、按察司联合发出500里传牌，自皋兰县起至陕西接料回兰止。严谕兰州东路各州县：“遇有料车搭客带货者，即由该局照章充罚，以维催运而利转运。”
并要求料车不得首尾紊乱。
面对落后的交通通讯条件，转运委员们苦于水远山遥，鞭长莫及，只能是焦灼万状。
往兰州转运期间，适逢过年，甘肃的大帮车尚未出省，陕西的大车又不能“任载长大料件”。直到正月十五以后，才派专人赴泾原一带寻雇大车。正月下旬，最后一批桥料起行西上。
正月二十日，泰来洋行经理德罗要去陕西接运大天汽帽6件等物，请求洋务总局提供健壮号马两匹，并给予沿途保护。洋务总局与有关部门联办，给德国人德罗配备了坐骑，并发给400里传牌，责令兰州以东官路途经州县营负责给洋人换乘驿马并保护物料安全通过关卡。
就这样，由西安分批转运兰州的桥料，自光绪三十三年九月初一（1907年10月7日）启运，至宣统元年正月底（1909年2月19日）止，历时17个月，花费银子4万多两。且不说从德国到中国的路程。
由天津运到兰州，前后历时21个月，其间开支的关税、运费、栈租、搬运以及各委员和护勇的薪水等费用共计白银2万多两。
数以百万斤计的钢材零部件、设备、机具等，分36批，辗转数千里，安全完整地运到了兰州。其中包括钢梁架、板条、小铁轨等估计重50多万斤，水泥2231桶。此举被誉为当时运输业的一个奇迹。
铁桥建设场景十分壮观。镇远浮桥为施工现场操作和运料提供了方便，两座高出水面的三角形工程架就立在浮桥两侧，工程架的顶端系了一条横空穿越南北两岸的钢丝绳，牵引着浮游于河面的工程船往来运作。
开工之时，黄河水深约2．6米，距水面约6米就挖到了基岩，北面是红砂岩，南面是青砂岩。挖去基岩风化层后下铁船（沉箱）。浇铸桥墩时，先将开口式沉箱下到距河面6米深的河底砂质基岩上，中间竖铁管，钢筋，由起重机吊运混凝土进行浇铸。
四个桥墩，先做河南一侧的，继为河北一侧的，再做河心的两个桥墩。然后把5孔钢桁架安装在桥墩上。1909年3月下旬，在施工最后冲刺阶段，不料作为施工船而借用的6只浮桥木船在作业中被河冰冲淌。
只好由承包商认赔3781两银子，由洋务局责成皋兰县雇工匠加班10个昼夜，赶制出6只新木船用于施工急需。
铁桥结构分为上下两部。上部构造是穿式钢桁架，5孔，每孔跨径45．9米，全长243米。行车道宽6米，两侧各有1米宽的人行道。总宽8．36米。穿式桁架高5．1米，桥架横梁为钢梁，栏杆由角铁及钢管焊接而成。下部是墩台构造。南北两岸桥台是水泥砂浆砌条石，中间四个桥墩是高强快凝水泥砌料石重力式桥墩。
修桥得到多方协作配合。施工急用的400多根木杆和桁条松木来自本省部分府县。炉齿、铁轮、配件等，由甘肃官铁厂铸造。做麻绳用的一万多斤大麻，是从河州、华亭、永登及兰州等地买来的。工地所需卯钉断货，从天津购运，最快也得一个多月。泰来洋行的德罗即向省城军械局告急求援。该局很快从库存物资中如数予以调济解决。
甘肃军装局给进山打石条的工匠借给夹帐棚4顶。
建桥员工经过一年零四个月的苦干，克服艰难险阻，黄河铁桥于清宣统元年（1909年）8月19日（一说为8月30日）全面竣工，验收通车。
按合同规定，铁桥自完工之日起计算，保固期八十年（1908—1988年）。
当时由于没有水文资料，无法计算百年一遇大洪峰，不能与铁桥设计过水能力核对，对保固没有把握。合同中对保固期只好作了这样的规定：在保固期内，无论冬夏，倘因“起蛟”，河水暴涨，水势过大，漫溢进城，将桥冲毁时，与泰来洋行无关；除此而外，若有损坏，泰来洋行一定赔修。
按设计，桥面应为木纵梁上面横铺铁板，但竣工时改为碎石和沙土铺压松木板之上。当时陕甘总督代表毛庆蕃向德商提出，不予验收。经交涉，认为碎石伤木，恐难持久，不如去石加漆板，以便随时更换。同年9月，德商除去石子桥面，铺上了木板桥面。
铁桥竣工后，南北两岸铺砌了石条。在桥的两端各建了一座中国古典式牌厦，每座牌厦三开间，猫头滴水，油饰彩画。两面悬挂匾额“第一桥”。还有“九曲安澜”、“三边利济”匾各一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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