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至今日，人类已进入信息时代，多少人迷上了手机短信，网上冲浪，徜徉在一片虚拟的蓝色海洋中。而我们在此还傻呵呵地认真讲述这些百年前的旧事，究竟能不能引起人们的兴趣？答案从天而降。
真不知道，是巧合还是天意，2005年9月30日，恰在本书开始写作之际，有三个比利时人意外地出现在兰州。三位不速之客的名字是：安妮、安吉拉、弗兰克。他们不远万里专程来兰，为的是寻觅其祖父林阿德、曾祖父林辅臣一个世纪以前在兰州帮办工业，挖金子，做洋蜡胰子的档案史料，并走访兰州的张家亲戚，了解他们的爷爷和太爷与中国女子的爱情婚姻故事。安妮还说，她想把先辈的跨国婚姻写成小说，或剧本，搬上好莱坞的银幕呢！
如此这般，本书的史话就从清朝末年左宗棠创办兰州制造局、织呢局说起。
左宗棠上了一个折子兰州有了一个制造局
公元1872年元月，正是中国西北寒冷的季节。一个名叫李希霍芬的德国人，在北风萧萧的西安东大街转悠。他蓝白相间的眼睛里忽闪着兴奋的波光。因为，李希霍芬此行又有新的发现：在西安东县门（赫舍里代家庙）有了一个机器厂，是专门制造新式枪炮所需弹药的。
李氏看到的西安机器局创办于清同治八年（1869年）。这一年，中国早期的两个机器局分别出现在东海之滨和黄土高原。一个是闽浙总督英桂奏请设立的福州机器局，另一个就是陕甘总督左宗棠奉朝廷之命率军西征中随军建立的西安机器局。
李希霍芬是研究中亚和中国的地理地质学家，“丝绸之路”这个好听的名字就是他起的。此刻，左宗棠的机器局触动了这个外国人敏感的神经。
1872年元月12日，李希霍芬写信给上海英商总会，信中说：“如果官军能够获胜并荡平两省，主要将由于使用新式军器军火和由外国人训练洋枪队。我参观了这儿（西安）城里的一个机器局，局里在制造大量的新式枪炮所需要的子弹和火药；制造的工人是宁波人，都曾在上海、金陵两制造局受过训练。”
信中所说的官军指清军，两省即陕西、甘肃。
左宗棠，字季高，湖南湘阴人，出身在一个耕读传家的家庭，幼有强国富民壮志，喜研农田水利、山川地理、用兵救荒等经邦济世之学。他自言：“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读破万卷，神交古人。”
1852年，年近半百的左宗棠受湖南巡抚骆秉章邀请入幕，策划军务。后又被曾国藩请去治军。他胆识过人，屡立战功，升迁很快。曾任浙江巡抚、闽浙总督。1866年调任陕甘总督。
左宗棠率湘军辗转西征，1872年其行营西迁，从西安入驻兰州，其机器局也随军迁移到兰州，改名兰州制造局。
左宗棠把兰州制造局的地址选定在通远门外，即今天的畅家巷路南，又委托上海候补道台胡光墉向英国汇丰银行借白银400万两，从法国泰西洋行购进一批机器加以扩充。
为什么要建这个制造局？左宗棠在同治八年（1869年）正月三十日向朝廷呈送的折子中是这样讲的：除了陕军甘军各营所需军装、军火等项以外，还有湘军七十营加上客军所需军火军装，数量巨大。其中洋炮洋枪洋药洋火各项供应都是从上海洋行采办来的，价格昂贵。其他军装等物，以前都是湖北制造转运西安。设立西安机器局，招募浙江工匠，自造洋枪、铜帽、开花子等件，大大节省了上海购运的费用。
左氏认为，中国原料低廉，人力也贱，自造机器比购买欧美者便宜得多。
从大局来看，此前成立于1865年的上海江南制造局和金陵创造局所生产的军器军火数量有限，远远供给不上清政府全国军队的需要，加之国土广大，交通不便，各省督抚维持地方割据，军用品的供应极为困难。因此各省督抚以地方特殊需要为理由，纷纷建立起制造军火的机器局。
更深层次的历史背景是：世界进入了工业时代，而中国还固守着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天朝礼治”。那些蓝眼睛发现，曾经在世界上创造了灿烂文化的中华帝国，脚步蹒跚地度着八字步，已失去了往昔的活力。列强便挟带工业文明的成果对中国发起一次次地侵略。古代中国人发明的火药在洋人手里变成了侵略中国的洋枪洋炮。
1840年的鸦片战争，把紧锁的中国大门轰开了一个口子。二十年后，大沽口岸八里桥旁，亲王僧格林沁的3000骑兵手拿刀矛弓矢，英勇顽强地抗击英法联军，最终还是倒在了侵略者的洋枪洋炮下。
鸦片战争带来了一个充满屈辱和悲壮的时代。中国历史被动地转入近代。有识之士从梦中惊醒，寻找落后挨打的原因，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急于学习西方坚船利炮和某些机械。
兰州制造局是同治皇帝载淳准奏建立的，是官办的近代军用工业，属陕甘总督衙门管，由朝廷拨款。兰州制造局的成立，开创了兰州近代工业生产的新纪元，也为中国近代工业文明点燃了一束火炬。
那么，谁来具体运作这个制造局呢？左宗棠在当地难觅此类人才，想来想去，最后想到了一个人，一个名叫赖长的广东人。
赖长，字云亭，兴趣广泛，很懂得西洋制造技术。1866年左宗棠兴建福州船政局，赖长在福州表现的才干颇得左大人赏识，因而成为兰州制造局总办的最佳人选。
赖长作为闽浙船政大臣沈葆祯的部下，于1871年仿照西洋式枪炮制造出铁枪铁炮、后膛枪炮（后膛安铅药），经闽浙总督英桂亲自试验，与洋枪炮无异。前巡抚卞宝第说：“其灵巧不亚于外洋的军器。”
模仿，是对天才的创造者的一种机械和肤浅的效仿行为。当时闽浙总督英桂一看中国人赖长能仿造出洋枪洋炮，心中大喜，立即奏准委任赖长为补用副将，并办起福州机器局试造洋枪炮。
同治十一年（1872年）六月间，陕甘总督左宗棠奏准调赖长到甘肃主持兰州制造局。左宗棠同时写信给福州船政局总理沈葆祯，要他从马尾船厂调几个帮手随赖长来兰。
左宗棠是洋务运动的领袖人物之一。早在同治三年（1864年）他任浙江巡抚期间，就让原中法混合军中的两位洋将日意格、德克碑帮他造出小火轮，在西湖下水试航成功。左宗棠调任陕甘总督时，他在福州马尾港罗星塔下兴建的大清帝国第一个最大的现代造船厂正处在草创时期。左宗棠一边勇挑西北重担，一边又放心不下马尾船厂。
朝廷有明文批复：福州船局由左宗棠创立，他虽赴甘肃，仍当福州船局顾问。
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赖长带着机器和工匠离开福建福州，跨上西行的漫长旅途。赖长一行乘坐的是官方轮船，取道汉口，辗转进入甘肃。
同治十一年年底，赖长到达兰州，掌管兰州制造局。他成为制造局的第一任行政长官、兰州制造局的奠基人。
俄国人的毛手摸着火器赞不绝口兰州造螺丝炮把阿古柏打得粉碎
坐落在兰州城南的兰州制造局，共有厂房10多间，购进德国造的6英尺车床和手摇钻等机器。主要工匠都是从浙江、福建、广东招募来的。
兰州制造局的任务是，生产兵器，培训使用兵器的士兵。总办赖长要亲自到战场上指导兵器的使用。还要制造和改造一些简单的兵器机械，并承担本局所造兵器及进口兵器的维修。
赖长在福州时就成功地仿造出西洋式枪炮，来到兰州更是大显身手。他指导工匠造出各种枪炮，最得意的产品，一种是仿造德国七响后膛和后膛进子螺丝大炮；一种是将中国旧有的劈山炮改制成鸡脚式炮架的合膛开花子，以前需要13人放，今只需5人；还把当时广东新造的一种无壳抬枪进行改造，使之性能有很大改进，以前3个人管放两杆，今一个人放一杆。
制造局还采用中西优点，加强兵丁演习，使制器的人知道用器的方法，用器的人懂得制器的原理。
左宗棠对兰州制造局的产品很满意。他让赖长亲自到肃州（今酒泉）前线测准施放兰州制造局造的仿德开花螺丝后膛大炮，一下子轰坍城楼的几处城垣，打死约数百人。
左宗棠夸奖赖长“夙有巧思，仿造西洋枪炮，制作灵妙，临阵胆力均优，战功屡著。在兰州制造局监造新式枪炮尤为出力”。
同治十二年（1873年）秋天，左宗棠的老部下德克碑专程从福州来甘拜访左大人，这个高鼻子蓝眼睛的法国人，穿戴中国衣帽，说一口古怪的汉语，走在兰州街头引得路人围观稀罕。
德克碑口口声声称自己是总督左大人请来的客人。而他也的确是左宗棠的老相识老朋友了。自同治三年在杭州造小火轮起，又到福州办马尾船厂，他们已打交道9年了。德克碑进得总督府，一见左宗棠就说：“你们这个国家真大，从东南到西北不知走了多少天呢！”二人相见。第一件事就是左宗棠引德克碑去参观兰州制造局。
好在德克碑与赖长曾在福州共事，彼此也很熟。他兴致勃勃地看过厂房机器和所造的各种火器，对赖长的才干和业绩十分佩服，也充分肯定了广东、浙江、福州工匠们的功劳。德克碑对左宗棠说：“中华多好手，制作驾驶均可放手自为。”
不久，左宗棠写信给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信中说：兰州制造局能自造铜引、铜帽、大小开花子，能仿造布国（德国）螺丝大炮及七响炮。
光绪元年（1875年）五月二十三日，俄国使节索思诺夫斯基一行来甘参观，在兰州制造局看到中国所造的这些大洋炮和小车轮炮、三脚劈山炮时，索氏目瞪口呆。
俄国人的毛手抚摸着兰州制造局的火器，赞不绝口。俄国人一向认为只有英法与德国才能造出这样的枪炮，眼下中国能仿法德造得如此精良，简直不可思议。索思诺夫斯基不禁感叹：“这些武器，我们国家没有的。”
在参观过程中，左宗棠对索思诺夫斯基说，这些枪炮都是我们这个局制造的，与贵国及布洛斯（德国）相近。索氏笑而不答。左氏让人给俄国人导视解说。
参观回来后，问他们有何感想？索使及其同伴齐声赞好。只是他们觉得铁质精莹，一定是从西洋买来的。当告知铁是本土产的，俄国人大为惊奇。
其实，兰州早期的铜铁器手工业也有值得骄傲的“青铜辉煌时代”的一页。永登蒋家坪遗址出土的铜刀，距今有四五千年的历史。
现存榆中县文化馆的铜簋是商周礼器中的一种食器，圆口圆腹、双耳。高8厘米，口径8厘米，底座圆径6厘米，耳长6厘米。铜簋通身饰上中下三层花纹，呈浮雕状。兰州白云观出土的铜卣是商周时期盛酒的一种方形酒器，口小腹大，高63．27厘米，圆径148厘米，口径29．97厘米，款识镌于盖内。上述造型优美的铜簋、铜卣，说明早在东周时期（公元前221年）兰州就有了铁铜器手工业出现。
在兰州的一些古遗址和墓葬中发现的汉代铁铧、铁犁、铁斧及铸有各种花纹和铭文的铜镜、铜“编钟”、铜弩机、铜刀等物，都表现了当时很高的铜模铸造水平。
原本悬在兰州普照寺钟鼓楼内，现存五泉山万源阁东边四角亭内的“泰和铁钟”传递了古信息：早在公元1202年兰州已出现大型铸造。这口“古刹晨钟”造于金代章宗泰和二年，钟高9尺，直径6尺，口呈八角，重约万斤。钟的上层铸有佛号颂辞，下层铸布施者姓名，中有铭文150字，首句为“青山崇崇”，末句为“永震西峰”。
铭文中还有如下字句：音荡太空，上摇玄府，下撼阴宫，仙闻生喜，鬼闻停凶，击破地狱，救苦无穷。
原在兰州东关接引寺，现存五泉山金刚殿的铜接引佛，是明洪武三年（1370年）铸成的，身高一丈六尺，身围八尺，重约万斤，铜佛面部丰腴，衣褶飘逸，一副悲天悯人接引众生的样子。取名“佛陀丈六金身”。体现了古代工匠精湛的铸造工艺。明洪武九年铸造的兰州黄河镇远浮桥的大铁柱，则反映了当时铁铜器生产的规模和技术水平。
现存兰州白塔山公园白塔内的康熙铜钟，铸造于公元1718年，重153．5公斤，造型瘦削，声音清亮，铸造精致，钟面有铭文：“慈恩寺青铜钟，康熙五十七年，岁次戊戌孟冬月吉旦敬铸洪钟一口于兰州。”
由此足见当时兰州手工冶炼业之发达。
自兰州制造局成立至光绪元、二年，被认为精妙无比的德国后膛进子螺丝大炮，已成功地仿造出大小20余尊。又造出200多斤的重炮，用车轮架放。制造出七响枪数十杆，不比洋枪差。制造出快响子2万多，连俄国官员乌史漫达米洛夫也赞好不绝，说是这种子弹，俄国也不多有。
光绪元年（1875年）陕甘总督左宗棠又被清廷任命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
新疆军务源于自清同治三年（1865年）初，中亚浩罕国军官阿古柏，受浩罕国摄政王的派遣与喀噶尔封建势力的勾引，入侵南疆，并于1868年建立了所谓的“哲得沙尔汗国”。1871年5月，沙俄“执持枪炮，长驱直进，强占了新疆伊犁地区，奸淫烧杀。为害酷烈”。当地将领虽起抵抗，却遭失败。
当时朝廷产生了“海防”与“塞防”的争论，直隶总督李鸿章等人主张专务海防，放弃新疆，封阿古柏为“外藩”，反对西征。但左宗棠坚持海防塞防并重，“重新疆，所以保蒙古，保蒙古，所以卫京师”。
左宗棠临危受命，率近10万兵骑进军新疆，去打击侵略者。在出任钦差大臣的第二年，他把大本营由兰州移至肃州（今酒泉）。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左宗棠说：“筹饷难于筹兵，筹粮难于筹饷，筹运又难于筹粮。”
这次远征长途跋涉，需要的粮、秣和军用物资运输量很大，光是军粮就3980万斤。
左宗棠动员组织了官方和商家的大车5000辆，骆驼2．9万峰，骡马6000多头。动用这么多的车马，别说在中国历史上，在世界历史上也是罕见的。
具体运作中，采取分途采运，分地积存，分段分批转运交替的方法，先把粮草运存肃州，又由肃州出关运到玉门，在玉门用私人的骆驼转运安西，腾出官驮官车去转运后面的军粮。然后再从安西运进哈密。如此科学安排，层递衔接，仅用三个多月就把1980万斤军粮由河西运往新疆巴里坤等地。
左宗棠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的战略战术加上军队高昂的士气，迅速攻占了乌鲁木齐、玛纳斯。
1877年春天，左宗棠下令进攻南疆。清军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受到百姓拥护。此次西征，用兰州仿造的洋枪洋炮很快收复南疆诸城，把阿古柏政权打得粉碎。阿古柏畏罪自杀。
到1878年元月，左宗棠收复了除伊犁外的全部失地。举国振奋。
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而京城里一些人此时还在争议不休。有人说，新疆北邻俄罗斯，西界土耳其、波斯、阿拉伯国家，南接英属印度，中国目前的力量来不及兼顾西域，不必急图进取。也有人说，应全力注重西征。
1880年5月，年近古稀的左宗棠让士兵抬着棺材出关，踏上了决心收复伊犁的悲壮征程，成为五千年中华历史上第一爱国将领。左宗棠之所以有此壮举，是因为他早年在长沙见到林则徐时，林氏曾对他讲了西边国土的重要性，要他重视边防，务求西北一隅之长治久安。
林氏还将自己在陕甘、新疆一带的见闻录赠于左。
左宗棠一心要承担起林文忠公未完成的事业。他忘不了，当年63岁的林则徐特为时年37岁的左宗棠写下对联：“苟利国家生死以，岂能祸福避趋之。”
希望他能担当强固大西北的重任。
伊犁，是在大军压境的势态下通过谈判收复的。
左宗棠率领大军受尽苦难，平定新疆，阻遏了俄英长期对我西北边疆的侵略，打破了英俄按照“长城以内是中国”来划分世界的企图。
说来说去，值得称颂的是，兰州制造局所造的枪炮子弹，其技术与火力已达到当时的世界水平。这些出自兰州的先进武器，在扫平阿古柏政权，保卫祖国领土完整的正义战争中大显神威。这也是鸦片战争以来第一次用中国近代工业生产的武器战胜外国侵略者的先例。
羊毛这里有的是造出“母鸡”好下蛋
左宗棠坐在油灯下沉思，他想在兰州再干一件大事。这件事是由一片烟色的呢子引发的。
光绪三年（1877年）冬天，兰州制造局的总办赖长凭想象自制了一台水轮机，用甘肃产的羊毛试织成一段呢子拿给左大人看。左氏摸摸呢片，拍案叫好：“竟与洋绒相似，质薄而细，较本地所织的褐子，美观多矣。”
褐子，是用羊毛线土法织成的一种粗布。
见多识广的左宗棠见过从国外输入的洋绒，也知道西北人用羊毛织的褐子，相比之下，觉得赖长试织的这种呢子比褐子好看得多。
左氏早就研读过魏源的著作，对“学习采用外国新式生产工具和技术来制造货物”极为赞赏。他想，日本人把魏源的《海国图志》拿去研究，用以振兴国家，我们闭关锁国，大大地落伍了。他向来不只考虑军用补给薪饷粮秣，还十分注意地方民众生计和经济发展。
他觉得在西北大兴洋务，办织呢局，势在必行。他想的是百姓安居乐业，休养生息。他对风吹草低见牛羊的西北畜牧业了如指掌。
甘肃西南部和黄河以西及湟水流域，素以畜牧业著称于世。汉代牧苑故址就在榆中，隋唐最重要的官营牧业设在陇右，宋代史料上有兰州“牛羊驼畜充满山谷”的记载，明时则为山羊绒生产基地。兰州的绒褐行销全国。
左宗棠认为，在西北羊毛产地的中心建设一座织呢厂来织呢，能使成本低廉，足以抵制洋呢进口，也利于地方经济发展。左氏采纳了赖长的建议与设想，决计要在兰州建织呢工厂。他说：“这里羊毛有的是，购得‘母鸡’好下蛋。”
办厂子要先上奏折请旨的。
“马尾能造船，兰州为什么不能织呢织绒？”醇亲王奕譞这样说。他很重视左宗棠的计划，两宫太后也表态支持左宗棠。在西北大兴洋务，在兰州开办织呢局的方案得到朝廷恩准。
光绪三年（1877年），左宗棠写信给上海的西征转运局委员胡光墉，信中说：兰州制造局赖长用他新创造的一种水机试制出的洋绒，与进口羊绒相似，质地薄而细，又很耐穿，比本地传统织出的褐子美观，只是因为他在没有专业技师教授的情况下自行设计制造的，毕竟费很大的工力。赖长的意思是想买一套织呢织布火机，拿到兰州仿造。这也是一项利民实政，希望你按照所附赖长的设计图纸，在上海留意访购这种设备。左氏在信中还说，此间羊毛驼绒有的是，煤也易得，只要有了火机就能节省工力。
胡光墉，字雪岩，安徽绩溪人。善于结交上层人物，因协助左宗棠筹措军饷，购办西洋新式火器，得左宗棠出奏保举，朝廷破格优奖，赏穿黄马褂，顶戴用珊瑚，成了一名“红顶商人”。
不久，左宗棠又写信嘱咐胡雪岩，要他把所有的开河、掘井机器和织呢机器，先买小的运来。
虽然上海德商泰来洋行的经理嗲喱说，用大的合算，但左氏不想买大的。他对胡雪岩说，买大的不如买小的，因为，一则机器重大，陆地运输极为艰难，买来小的，让中国工匠仿制，将来做大，亦可得力；二则，弟年已望七，精力智慧日渐不如从前，恐怕难以坚持下去，如果将来接替的人意见不一致，就会给别人造成口实。再说，眼下西域已经平安，各省领取的军饷等经费很难像以前那样。这些年来，自己饱尝困境之苦，事后还在心寒，正想着及时缩小规模，怎么还敢搞那些恢宏阔大的举措呢！
左宗棠对胡雪岩如此坦诚相告，足见其交往颇深。
当年左宗棠任浙江巡抚时，百废待兴，四处寻访富绅解决经济困难，在滨湖大街看到胡雪岩的豪宅，又听随行的仕绅们说，这胡庆余堂药铺的大老板阔气得很，光他这个药铺就有两千万两白银的本钱呢？还开了阜康钱庄（相当于银行），上海四马路、外滩也有钱庄，京沪杭、福州、宁波、武汉都有其典库。
左宗棠召见胡雪岩，要他为地方出力，帮助解决民众缺粮问题。胡雪岩一口答应提供20万担粮食。左宗棠大喜过望，诚邀胡雪岩总理浙江粮台，帮他理财。胡说，自己是生意人，不善做官，往后左大人要我干什么事，只是一句话的事情。
后来左宗棠任闽浙总督，在福州建马尾船厂，又向胡雪岩借钱垫底，再奏请朝廷拨款。船厂所需机器设备，一部分由德克碑他们到国外去买，一部分就让胡从上海采购。当时都叫他胡观察。
左宗棠赴陕甘总督，派人去张家口买马，又列出清单让胡从上海采购西征作战物资直接运往西安、兰州。左宗棠把胡雪岩叫“财神爷”，胡雪岩对左宗棠的事业给了实实在在的经济支持。难怪左氏视胡老板为值得信赖的朋友。这次办织呢局，胡雪岩遵照左大人的意见，在上海向德商洋行购置织呢机器，并联系雇用德国工匠。
德商洋行，德国工匠，中国人办工厂就得买外国的机器，靠洋人的技术，别无选择。因为这是历史的必然。
中国最早发明了造纸术、印刷术、指南针、火药。中国发明造纸术制造纸张的时候，西洋人还只能把圣经写在羊皮上。没有中国人发明的指南针，又怎能发现新大陆？没有中国人发明的火药，哪有西方的洋枪洋炮？中世纪的欧洲骑士能安然坐在马背上耀武扬威，是因为他们从中国引进了马镫。
中国古代科技曾领先世界一两千年。以编写《中国科技史》而扬名的英国著名科学家李约瑟说，从韧性铸铁犁到土壤学，从皮肤与内脏的关系到天花痘苗接种的发现，不管你探究哪一项，中国总是一个接一个地位居世界第一，而且比欧洲领先了很长一段时间。有学者说，直到十六世纪之前，中国是世界上最开放，技术最先进，经济最强大的国家。相比之下，那时候的西方基本上都是乡巴佬的世界。
然而，自1777年格拉斯哥的一名仪器制造工人詹姆斯·瓦特为世界造出了第一台蒸汽机，由此开始一场经济及社会的大革命，并因此改变了全世界。瓦特的蒸汽机首先安装在纺纱机上。瓦特的名字很快传遍了世界。工业文明的太阳从大不列颠升起。
在工业革命的推动下，“乡巴佬”很快超越了“城里人”，西方迅速超过了东方。
鸦片战争的失败，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煽起了中国人的现实主义热情，洋务运动迈开了中国近代工业的第一步，一些近代军工企业次第建立并渐及民用。
到了19世纪80年代，洋务派由求强而言富，着手创办非军工企业。然而，对于幅员广大人口众多的中国来说，要想走进工业化社会，又谈何容易！
左宗棠办兰州织呢局的事虽然得到皇帝及慈禧太后批准，但在清政府上层人士中议论纷纷。有些人认为，这种工厂最好建立在汉口，把原料运到汉口来加工并分配销售。因为兰州府一带人口稀少，地方瘠贫，而汉口则是全国人烟稠密，繁华富庶地区的中心。他们说，陕甘总督对这种看法也许首肯，然而甘肃毕竟是他统辖的省份，他打算开发该省的富源。看来，他已打定主意为办这个企业克服一些困难，不仅是长途运输机器一端而已。
因此，左宗棠又上书总理衙门，重申办织呢局的理由。他在信中说，羊毛有粗有细，内地人不甚区别，只用来织褐子、毯子、毡子。（褐子是一种羊毛织的粗厚布；毯子是一种铺在床上、地上或挂在墙上的比较厚的毛织品；毡子是用羊毛等压成的像厚呢子粗毯子似的东西）价格不高，从业者少。这里的羊毛每斤值银一钱几分，每年可剪两次。民间畜牧之利，以毛为上。因为取毛获利长，不像羊皮羊肉只能一次获利。
左宗棠在信中还特意阐发了办织呢局的可行性和美好设想：近来制造局员赖长总兵拣好羊毛，用他所制造的水轮机织成呢片，与海外呢片差不离，但质地微松。又织成缎面呢裹之绒缎，也很雅观。
只是自造的水轮机不及洋制火轮为速，就想购买一具仿造，而困难重重。臣为了预防陕甘旱灾，让上海道胡光墉寻找开河凿井等机器并顾工匠同来教习，还让胡道购买织呢织布机器。机器到兰州后，还须数年才能见效益。打算先内地后关外，与棉花一起开发利用，不知能否有成。
兰州创设织呢局的事，像一颗红色信号弹从皋兰山升起。一下子成为国内外媒体关注的焦点。
光绪四年（1878年）十二月初八日，申报发表一则消息：“昨报上海设立织造洋布机器局，此为中国之创举，华人皆拭目以待。今悉左伯相又奏准在甘肃兰州府等处另设一织呢公司，计需本银不赀。
所有一切机器已早委员传信至欧洲定购，一俟运到，当可开办也。”
申报是外国人在上海办的一家报纸，是一家颇有影响的媒体。
申报的这篇报道中还说，西口外本有大片游牧地区，牛羊繁殖，如果能把当地盛产的羊毛织成呢子，像外国所生产的呢子那样，这不能说不是一件利民的善举。
接下来，《大清国》杂志于光绪五年（1879年）一月四日又报道了兰州织呢局的消息。《大清国》是在上海出版的一份英文周刊。
编辑叫巴尔夫。
《大清国》载文说：要在兰州府建立一座织呢厂已谈论了很久；这计划不久即将实现。
文章详述织呢局进展情况，说这个企业将委托给一位久在上海居住的德国人办理；数日前又有两位从德国刚来到上海，其中一位名叫石德洛末，是从爱克斯拉夏佩尔来的呢绒制造家，另一位叫安克，是个建筑师。石德洛末先生从欧洲把兰州织呢局所需要的机器押运来华。他们两位即将启程赴兰州府。路上须跋涉三个月。文章最后说，选定远在西北的兰州府建厂的原因，显然由于那里畜养的羊很多，所产羊毛以前从来没有好好利用；同时考虑把工厂建在这畜牧地区的中心，比陆路运输原料到各通商口岸好得多。
继《大清国》一月四日报道之后，二月初八申报又刊登消息称：甘肃省兰州府创设机器羽局，前闻特在沪上派员定购机器，现已由转运局委员将机器等由轮船载至汉口，然后从湖北等地转运入陇。
三月初八，申报又发一消息：前报道甘肃兰州府创设织呢机器局，采用羊毛织成呢绒各物。现听说向外洋购取的各种机器业已来沪，正准备托招商局的轮船带至汉口，再由水陆提运到陇中。然而该机器共有大小箱笼1200余件，恐怕运费先已不赀。
左宗棠翘首盼望中，胡雪岩来信了，说是派人办矿，一切用费由他捐办，还说捐购一台掘金小机器，附钻井机器一同运来，让赖总兵检查。开河、钻井、织呢机器，都已买到，只是湖北、西安、沿途各处运解分合，快慢不齐，所以到货时间有先有后。
机器已经买妥，左宗棠即紧锣密鼓建设织呢局。
军呢军毯西班牙条纹布洋机器一天能织100丈
兰州织呢局是在制造局的基础上创办的，其性质依然是官办军工企业，名称是甘肃织呢总局。
赖长主持制造局和织呢局两个局的局务，但主要精力放在织呢局。他把厂址选择在兰州通远门（今小稍门）外畅家巷南侧前路后营基址，这样可以不必另外购买民基，又可以营地作堡。两个局在一起，织呢局的机器安装和维修及一些简单的机械制造，均可由制造局承担。
兴修厂房的事仍由赖长主持，协办的人员只能管书记簿账，不能参与局务。
左宗棠指示赖长，在机器未到之前，当务之急是三件事：一是盖厂房；二是积极备料，采购精细羊毛；三是人员培训。先把围墙打起来，房屋陆续添盖，至关重要的是房屋要坚实，不在美观，也不可过于狭小，必须考虑厂房能摆下机器，还要够工匠住的地方。如果办成了，将来再扩建。羊绒难以久储，就先采购若干，以免临时停工待料。
人员培训，就是让原先学习织造的工匠趁此时间互相仿效。同时从陕甘军队中挑选赋性灵敏又好学习的士兵到织呢局专心学习，派人指导，学成后就是当地自行培养出来的师匠，一代一代传下去。左宗棠说，庶事半功倍，业精于勤。今天的学徒，都是日后的师匠，将来一人传十，十人传百，由关内而及新疆；以中华所产羊毛，就中华织成呢片，普销到内地，甘肃人自然会享其利。
1879年初，从德国购得的织呢机器全套60余架，由石德洛末押运来华，又从上海运兰州。4000箱机器中有蒸汽机、自动纺织机、梳毛机、织布机、洗毛机、起毛机、烘干机、剪毛机、染色机、压光机、上光机、蒸刷机等。
这些笨重的机器装在一条货船上，由招商局的轮船拖运到汉口，在汉口又将这些机器用民间小船水运，或人抬肩扛背运到西安，然后由兰州的一个名叫席步天的大车户组织畜力车运往兰州。机器非常重，很难运，所以锅炉得拆散了一块一块地运，遇山口地带，有时得开凿了才能把大件搬过去。兰州大车户把两轮车改为四轮车，在车的传动部位安装了滚动部件，加快了速度。
尽管如此，机器运输在路上费掉了好几个月的工夫，直到当年10月，部分机器才开始运到了兰州，又有一些则一直到1880年3月，还没有找到通往目的地的道路。辗转曲折，机器的最后一批于1880年5月解运抵甘。同年9月16日总算开工了。
厂房分东厂、中厂和西厂三部分，东厂为纺线织呢车间，中厂为动力机修、办公地，西厂为洗毛及整染车间。局里雇用的13个德国人分别担任经理、领班、教习、翻译员等，负责机器安装、技术指导、徒工培训。
从德国请来的呢绒专家石德洛末到兰州后担任织呢局的洋总办。中国负责人选的厂地叫洋总办看，洋总办认为不妥当；又选另一块地，洋总办说水源不足。中方说，水源自可解决。洋总办同意了。
规模为1200个纺锤的兰州织呢总局正式投产。机器由两架发动机来运转，一架24匹马力，一架32匹马力。纺线机三架，每架有360纺锭。
冬天来了，黄河上结了冰。但寒冷的气候挡不住织呢局中热烈转动的机器。产品主要是军呢、军毯、西班牙条纹布，最多时达到日产100丈。
左宗棠高兴地说：甘肃气象更新，兰州织呢局结构宏敞，安设机器20具，其中6具已开织，每天能生产8匹呢布，每匹长50尺阔5尺，织成的呢布分三种，品质还好，比洋呢便宜。虽然看上去略逊于洋呢，但可供着用。厂内共有纺锭1200枚。有时也用驼毛织呢，驼毛很好。在中外技师工匠及本地艺徒努力下，所成的呢料渐见精致。
待艺徒习业有成，各机全部开织，约计每年可织呢六七千匹。
左宗棠对织呢局的发展前景持乐观态度。他做出决定：局里雇用的蚕丝织呢等中外师匠及办理局务的华人和洋人，有实在出力，工作著有成效者，应由营务处刘锦棠、杨昌浚随时汇奏请奖，以激励人们奋进。
一份英国领事商务报告中说，兰州织呢局，一切困难都已克服，该厂正在开工，每日能生产24匹蓝色粗呢。不久产量定会增多。成本非常便宜。
这个织呢局投资巨大，包括织呢，开河、掘井各种机器连同纳税，自德国至上海，自上海经湖北至甘肃的运输保险各种费用，建造厂房及洋匠华工、局务等各类人员的薪俸。总共花去白银30万两。
因此左宗棠一心想把这件事做好做大。
左宗棠认为西北军事行动已结束，应将民生工业放在首位。赖长就把织呢局的匾额悬挂在大门，把制造局的匾额悬到二门。叫一门两局，分别经营，实际上主营织呢局。
就在这个冬天，左宗棠应召入京，他兴冲冲地把兰州织的呢片带给朝廷中人看。大家都满意。
编和织是人类两项最古老的手工艺。纺织技术源于编篮术。由编织技术发展出来的织机，是妇女的一项发明，男子成为纺织者是后来的事情。手工纺织到处可见，但织机技术只出现在进步的文化中。
瓦特发明的蒸汽机，首先安装在纺纱机上。
兰州织呢局用织呢机器把地产羊毛织成洋绒一样的呢片，这在中国还是第一次，很了不起的。但当时的中国人似乎还不以为然，而外国人以一种复杂的心情关注此事。英国人对德国人经营此业醋意很浓。
光绪七年（1881年）正月，已升任清政府军机大臣的左宗棠，身在京都，心里还在牵挂远在西北的甘肃织呢局，就像当年他赴任陕甘总督时放心不下马尾船厂一样。他写信给署理陕甘总督杨昌浚说：“织布局现有成效可睹否？十年业屡，至今犹魂梦难忘。”
谁也没有想到，同年二月，也就是在织呢局开工不到半年，左宗棠离开甘肃不久，有一个名叫美思尼（Mesny）的洋人来到兰州。
此人参观了织呢局后，在香港德臣报发表文章称，左宗棠的美举白白花了钱云云。
这一报道在舆论界炒得沸沸扬扬。
在上海的《申报》于4月30日载文说：西报言，有西人名美思尼前往兰州，至织呢局游玩。该局总办以有事不能相陪，委员两人陪之。西人周视既毕，慨然曰“左候创设此举本属极好，机器亦系上等之物，奈羊毛及线均未能精美。缘所延西人言语不通，虽有通事，也不可深恃，以至有此美举而仍无佳货，殊为可惜”云。按兰州设立织呢局，事居创举，原难步武泰西。然苟能认真办理，精益求精，当必有蒸蒸日上之势耳。
5月27日，《北华捷报》又报道说，美思尼君于本年2月12日参观了兰州府的织呢局，以“探险者”的笔名致书香港德臣报说：今天我第三次造访了织呢局，情况很不能令人满意，颇使人惋惜。他们用的羊毛粗得无法使用，大堆大堆地堆在那儿等着发霉；只有20％能织粗呢，30％能织毡子，余剩的50％全无用处。用这种羊毛纺不出好绒线，绒线既然坏，也织不出能称做呢布的东西。即便织毡子，原料也粗。总督左宗棠，好意想开发西北富源。但他白花了钱，因为缺乏良好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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