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憾的是对于工合的主体工业合作社以及抗战时期活跃在兰州的工合运动，人们知之甚少。
“工合”是一个国际性组织。中国工合是“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的简称。而兰州“工合”实际上成了中国工合的大本营。
工合运动就是“经济民主运动”。工合曾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为苦难中的中国作出过重要贡献。要说抗战时期的兰州工业舞台，工合扮演着一个特殊的重要角色。
中国“工合”之光在黄河之滨闪烁。
这里且不说世界各国合作运动的发展历程和兰州工合为支援抗战织了多少军毯和民用土布，应该先听听曾经回荡在黄河水车旁的工合之歌：工合好，协会的贷款买原料，纺线织布把机器造，帮助抗战有功劳。
工合好，国际友人真不少，个子大来鼻子高，啃完包谷还要吃山药。
工合好，合作的道理要记牢，平等权力没有剥削。
工合办的生产合作社社员及半工半读的培黎学校的学生，天天唱着工合之歌。人们随着歌声去追溯兰州工合的源头。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大举进攻中国，东南沿海大片国土沦陷。为坚持长期抗战，为供应抗战物资，必须实行生产自救。中国工合运动应运而生。
1938年，由国际友人斯诺、艾黎、戴乐仁及宋庆龄、胡愈之、廖梦醒等发起，成立了中国工业合作协会。最先提出创办中国工合的是海伦。海伦是以写《西行漫记》而闻名的美国人埃德加·斯诺的夫人。她的创意得到斯诺赞成，艾黎表示协助。
新西兰人路易·艾黎是1927年4月来中国的。当时他在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任职，为创办工合他辞职了。斯诺夫妇和美国记者史沫特莱等国际友人也都为之奔走。
很快，一份中国工合的《章程》被提交到上海的“星期一聚餐晚会”上。工合运动由此起步。工合的宗旨是：在大后方建立合作社，争取国际援助，组织生产自救，支援抗战。通过群众教育，促进联合劳动。
中国工合由国际友人发起，其具体工作都是由中国的高级知识分子梁士纯、卢广绵、孟用潜、张官廉等负责开展的。中国工合一开始就在西北扎下了根。工合创办人之一的卢广绵带领工作人员由汉口出发，经郑州、西安到达宝鸡，立即召集流亡的难民和当地手工业者，宣传工合的意义，组织起宝鸡铁器生产合作社，这就是西北的第一个工业合作社。卢广绵出任中国工合西北区办事处主任，将工合运动向陕甘宁青等省推进。
1939年，斯诺第二次去陕北，途径宝鸡，见卢广绵和艾黎住在两间破房子里，他临行留下几百元钱，让他们在西门里盖了几间房居住，并在此接待国际友人。
不久，离宝鸡最近的天水工合事务所相继组织起机器、火柴、面粉、棉毛、纺织、皂烛、造纸、榨油、印刷、油墨等工业合作社。
在清水、张家川、甘谷等地组织起羊毛编织生产合作业务。
兰州是工合运动推行最好的地方。兰州工合事务所创立于1939年3月，地址在东稍门下东关街路北（今庆阳路东段）。第一任主任是毕业于燕京大学的薛觉民。薛是一个富有才华的社会活动家，办事能力很强，一直投身抗日救国运动，是兰州工合事业的先驱者。人们诙谐地称他是西北工合的边疆大使。
兰州工合的出现，给沉寂多年的兰州工业带来了新的活力。旺盛时期兰州工业合作社有38个，从业人员800多人，俨然是一支生产大军。
为兰州工合立下汗马功劳的一对夫妇名叫张官廉、王贤琳。他俩是路易·艾黎的亲密伙伴，从1941年起直到兰州工合的最后一天，这一对夫妇始终与工合同呼吸共命运，用生命之泉浇灌着“工合”的花朵。
张官廉，山西汾阳演武镇上达村一个农民的儿子。靠勤工俭学和美籍女传教士甘美恩的资助考入北平名校，一举成为燕京大学的高材生。其导师是美国人夏仁德博士，时任心理学系主讲教授。夏仁德主张他的学生应服务农民，改造农村。王贤琳本是一个宁波姑娘，毕业于天津中西女中，在这所教会学校中，她接受了为劳苦大众服务的基督教义。
这两个人均有一颗爱国之心，且双双多才多艺，讲得一口流利的英语。张官廉大学时代曾在未名湖畔用英语演出莎士比亚的《王子复仇记》，由他饰演男主角哈姆雷特。王贤琳中学时代即在天津青年会饰演过《雷雨》中的繁漪，还创作过剧本《五年之后》。这一对爱国青年在北京西山卧佛寺的河北基督教徒夏令会上相识，并相恋相知，于1934年结为伉俪。婚事是由夏仁德操办的。周恩来称夏仁德是“红色教授”。
1938年秋，就是这个夏仁德博士，把斯诺夫人寄给他的有关成立“工合”的意见书，从纽约转给了张官廉。并说，他已将张官廉和叶德光介绍给了工合负责人。夏仁德知道张官廉一家在战乱中到处流浪，特寄来50元美金接济。
张氏夫妇出于实践为农村服务的理想，此时刚从河北定县研究平民教育转到贵州定番县从事五大学（燕京、清华、南开、金陵大学和协和医学院）创办的乡村建设协进会实验工作。接到导师夏仁德的来信，又收到叶德光从重庆打来的电报，张官廉就于1938年底赴重庆参加了工合。在工合总会任专员。
叶德光是张在燕大时的同学，又同在平民教育会共事，也是读书会中人，抗日战争前即加入共产党。
张官廉奉派担任四川荣昌县工合事务所主任后，妻子王贤琳于1939年1月，怀抱出生不久的第四个孩子，坐“滑杆”过蜀道，来到荣昌随夫投入工合事业，担任义务会计。他们认为，国难当头，前方在流血，后方开展工合运动就是经济抗战，工合的宗旨与自己的追求完全一致。
荣昌工合从无到有，事务所很快组织起失业工人，成立了印刷合作社、妇女纺织生产合作社、瓷器生产合作社、夏布生产合作社。
荣昌工合引起中国工合领导者的关注，工合创办人路易·艾黎、工合顾问戴乐仁、燕京大学英籍数学教授赖补吾，先后到荣昌参观。赖补吾以张官廉的社员教育计划向美国援华会为荣昌申请了专项教育基金。后又让张担任了工合训练班副主任，同时在金陵大学研究生院任课。
1941年冬，著名合作理论专家英籍戴乐仁教授带训练班人员到各地工合讲合作理论，第一站是西北区，由张官廉当翻译。
戴乐仁，清朝时即来华，曾在天津开办新书学院，后执教于燕京大学。1939年他在兰州开办了甘肃科学教育馆。1940年担任中国工合顾问。张官廉随戴先生来兰州办合作理论训练班，恰巧兰州工合事务所主任薛觉民离开工合到贸易公司工作。西北区主任卢广绵硬是把张留下主持兰州工合。
王贤琳又随夫带着老母和子女北上，来到了陕西凤翔县双石铺工合西北区办事处。时任妇女股长的卢广绵夫人姜漱寰热情接待王贤琳，让她担任双石铺工合事务所妇女股长兼任双石铺培黎学校教导主任。在这里，王贤琳认识了路易·艾黎。
双石铺培黎学校座落在河对面的山坡上，艾黎就住在学校附近的窑洞中。艾黎在窑洞中接见了新来的教导主任王贤琳。得知她的经历后，显得很高兴。艾黎为她煮咖啡，并对她说：“你是教会学校的毕业生，相信你一定会爱劳苦的学生们，一定会和我一起办好培黎学校。”
艾黎告诉王贤琳，这个学校是以他的好朋友培黎的名字命名的。因为培黎是一位传教士，曾为中国金陵大学创办了农学院，为中国人民做了许多好事。后来回到美国，晚年穷困潦倒而自杀。所以艾黎以此纪念其老友培黎。培黎主张培养中国的中级人才。这个学校就用半工半读的方法培养学生手脑并用，使他们既有文化也有技术。王贤琳听了艾黎讲的一席话，觉得很符合自己要为劳苦大众服务的理想。很愿意与艾黎合作。
艾黎每天必到培黎学校和同学们打球，与王贤琳商量如何办好学校。这是王贤琳初次与艾先生协力办培校。她看到学生们穿得单薄，就赶紧从事务所借钱，到镇上买布买棉花，请缝纫合作社连夜为学生们赶制棉衣，每人一套，使学生们暖暖和和度过北方寒冷的冬季。
由于张官廉就任了兰州工合事务所主任，王贤琳于1942年春举家到了兰州。双石铺培校的教导主任由工合西北区的英文秘书何克接任。
何克是英国著名基督教社会服务家M．莱士特女士的侄子，毕业于牛津大学，抗战时期来到中国。
来工合之前曾到过晋察冀和晋东南等抗日根据地。
何克后来也到了兰州。
兰州工合是薛觉民开创的。他与张官廉是燕京大学同学，又是同乡、好友。1941年冬，张官廉接任兰州工合事务所主任以来，把工合运动推进到一个新阶段。
兰州工合事务所设主任1人，下设机构先后有合作、宣传、技术、妇女、总务、会计等股。还附设了军毯管理处、兰州工合供销处、工合运输站、工合实验厂、毛毯纺织厂、弹毛厂、合纱厂、工合联合社、工合仓库、医务所、兰州工合研究所、工合培黎学校等专业机构。工业合作社的社员以本地闲散人口为多，大都是听了宣传，认识到合作事业的好处而来的失业工人和生活困难的小手工业者。
兰州工合的毛织、瓷器、皮革、化工、服装等合作社，分布在西郊的费家营、孔家崖、刘家堡，黄河北的穆柯寨、赵家庄、盐场堡，东郊的宁卧庄、岸门街、张家滩，市内的颜家沟、中街子、中山路、西城巷、横街子、东稍门、下东关等处。各类合作社生产范围广泛，规模最大的是毛纺织社和棉纺织社。日本飞机轰炸后，市内的有些合作社迁到费家营或榆中金家崖。
事务所主任张官廉，学识渊博，谈吐举止文雅，一派学者风度。他在燕大学的是心理学专业，但为了实践为劳苦大众服务的理想，大学毕业后，他用半年时间到北平华北工程学校及自力机器毛织厂学习毛纺织技术，白天与工人同做工10小时，夜晚与工人同住潮湿的地下室。在那里，他学会了选毛、洗毛、纺毛线、织毛毯等操作方法。来到兰州工合，根据甘肃盛产羊毛的资源优势，他把合作社的重点放在毛纺织业上。组织社员洗毛纺纱，织制军用民用产品，光费家营就有3个纺毛社。
前方抗日，后方生产。兰州工合生产了大量的军毯、提花毛毯、粗毛线平布、条子布。还有皮鞋及各种木器家具、机器零部件。
把这些产品及时发运前线，供应市场。
兰州成了工合的大本营，其主要原因是新西兰人路易·艾黎落户甘肃和外国名人加盟。
“啊！是什么力量吸住了这些出色人才？那里一定有块磁铁！”这话是燕京大学美籍教授夏仁德讲的。这位身材颀长、清瘦弓背的老教授所说的磁铁，就是兰州工合。而支撑兰州工合的优秀人才薛觉民、张官廉、熊正廉、曹天庆等都毕业于燕京大学。
兰州工合作为中国工合的闪亮窗口，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因为是一个国际性组织，兰州工合受到国际上的关注。当时兰州新关合作社的经理名叫王毓秀，人称王老汉，他虽然年纪大，但待人诚笃，热心合作事业，业务经营有声有色。他的先进事迹被一家国际刊物登载，使兰州工合的社员深受鼓舞。
一些大人物到兰州工合参观访问，进一步提升了兰州工合的知名度。
1942年，美国副总统华莱士访华来到兰州。华莱士到兰园看篮球赛，到箭道巷文化会堂看京剧《霸王别姬》，都是请工合的王贤琳当翻译。华莱士特意参观了工合的费家营等地的一些合作社，在下东关的一个厂子里，工合500多妇女纺线的壮观场面，使华氏感动不已。他对随行的张官廉和王贤琳说：“你们这样组织起来才是真正的抗战。”
华莱士的随员、美国远东问题专家拉铁摩尔也对兰州工合大加赞赏。
1943年，英国剑桥李约瑟博士以中英科学合作馆长的身份来西北考察。同时受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和英国工合发展委员会之托，给兰州培黎学校带来一批仪器和一架分析天平。李约瑟是艾黎的老朋友，刚来时住在城里一位英国传教士家里，后来就搬到下东关工合事务所主任张官廉家住。
李约瑟把捐助的仪器送到黄河北穆柯寨的兰州培黎学校，看到这里的穷苦学生穿着粗布衣衫，却一个个精神快活的样子，大发感慨：“我参观过世界上许多大学，但我却爱上了这个小学校。我定尽力援助。”
李约瑟又搬到培黎学校住下。到了晚上，李约瑟和他的秘书廖鸿英女士同艾黎、王贤琳等一起看黄河落日，山南海北地聊天。
师生们也爱上了李博士。在教室里举行的周末聚餐会上，李约瑟欣然为同学们唱英国民歌，跳英国民间舞。李约瑟还资选两位培校学生赴英国留学。
1943年12月9日是李约瑟43岁生日。经艾黎一说，工合的张官廉主任就在自己家中备好生日饭菜为李博士祝寿。艾黎、班以安（英国驻成都领事）、廖鸿英、黄兴宗等都来为李氏祝寿。
李约瑟特意穿上中国服装过生日，古铜色绸棉长袍，套黑缎马褂，更显得仪表堂堂，风度翩翩，煞有绅士气派。
席间，中外朋友举杯祝酒，李约瑟高高兴兴起立，一饮而尽，甚是豪爽。他说：“我将永远记住，我的43岁生日是在中国兰州一伙好友中间用中国的传统方式过的。”
李约瑟和大家同吃王贤琳做的中国火锅、芝麻酱凉拌粉皮，吃长寿面。李约瑟很兴奋，即席用汉语背诵陶渊明的《归去来辞》：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1944年7月，英国工党议员胡特，代表英国援助工合事业团，偕工程师弗拉格专程来兰州考察工合。把带来的20多套精密仪器捐赠给兰州培黎学校。胡特对培校半工半读，手脑并用的教学方针表示赞赏。在参观妇女识字班和破庙改建的幼儿园时，这位中等个，50多岁的英国议员为孩子们的歌舞热烈鼓掌。他抚摸孩子们的头动情地说：“如果没有孩子和音乐，这个世界将会变得多么枯燥无味。”
胡特还特别邀请工合的女员工在黄河北穆柯寨的一片草地上举行野餐狂欢会，以示鼓励。他说，中国妇女肯走出厨房参加社会活动，值得赞扬。胡特很佩服兰州工合的妇女，尤其对王贤琳赞美有加。说她是个了不起的社会活动家。勇敢的女人，不简单的女人！工合人代表了工合精神。
英国人戴乐仁是工合国际委员会副主席，又担任兰州工合研究所主任，多次在兰举办合作理论训练班，亲自讲课。
戴乐仁又是中国学者杨宪益的岳父。后来杨宪益因把《红楼梦》翻译成英文而闻名世界。戴氏夫妇来兰州后住在小沟头一个四合院的五间平房里。戴夫人的帽子上插一根美丽的羽毛，走起路来羽毛一跳一跳的，让街坊邻居的兰州女人觉得怪有意思的。因为戴家的厨师不懂英语，由工合的王贤琳每天去小沟头寓所为之安排饭菜。戴夫人很喜欢王贤琳，一去就让她又是喝咖啡，又是吃饼干，还给她讲莎士比亚剧作，真是亲如一家。
在“工合”旗下，兰州的中外工合成员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兰州工合声名鹊起，从1942年至1946年五年时间里先后有25位国际友人到兰州参观访问或加盟工合事业。当地一些上层人士和社会贤达邓宝珊、张治中、裴建准、水梓等也对培黎学校给予支持声援。
抗战时期来甘肃视察的蒋介石及其夫人宋美龄参观政府在兰苑举办的工业品展览会时，对工合参展的地毯、布、皮革、肥皂、毛巾等产品表示赞赏。其中一个织有百鸟朝凤图案的提花地毯被蒋介石看中，要买。这个地毯是兰州培黎学校的老李师傅带领学生织成的，准备出国的。
艾黎告诉培黎学校教导主任王贤琳：“蒋委员长喜欢工合织的毛毯，就送给他吧。”
并让王贤琳把百鸟朝凤等共5条军毯送到蒋介石下榻的九间楼去。艾黎还附了一封亲笔写给宋美龄的信，同时送去，艾黎希望宋美龄支持工合。
王贤琳把地毯送到九间楼客厅里。当时宋美龄不在，是秘书接待的。其实王贤琳在荣昌工合时见过前来参观荣昌工合的宋氏三姐妹。艾黎与宋氏三姐妹彼此很熟，宋美龄称他路易dear。而艾黎与周恩来也是朋友。
培黎培育工业文明之本工合文化永驻陇原大地
艾黎，一个与工合连在一起的名字，一个中国人熟知的新西兰人。
“有关他的主要事情是，他信赖中国，这成了他的信仰了。他说中国话，喜爱中国的普通人民。他长着一头红得像火焰的头发，大脑瓜，鹰钩鼻子。他的身躯长得像一具压路机一样，双足像两棵劲挺的树木一般拔地而起。他为人豁达大度，不屈不挠，并且富有才能。”
这就是美国著名记者、作家斯诺笔下的艾黎。
艾黎和斯诺，这两个不同国籍的名人，是好朋友，都是工合的创办者。
艾黎自1938年初投身工合，为了给工合培养管理与技术人才，他又主持创办了一种新型学校——培黎学校。这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一种创举，也可以说是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希望工程”。
艾黎的培黎工艺学校于1941年在陕西凤翔县双石铺诞生。他亲自出任校长。当年冬天，由工合第一批成员王贤琳担任教导主任。后来，王随夫到兰州工合，由英国青年乔治·何克接任教导主任。兰州培黎学校是1942年艾黎与王贤琳共同创办的。艾黎任校长，王贤琳任校务主任兼教导主任。地址在黄河北岸穆柯寨村。
兰州培黎学校的学生，都是流离失所的贫苦儿童。半工半读，手脑并用。上午上课，设数、化、语文、英语等课程；下午学技术，学毛纺织、染色、制皂、玻璃、栽绒、铸工、锻工、机械制图等。学校的经费，靠工合国际协会按计划拨来。有时拨款不能按时到位，就由王贤琳想办法。
学校拥有国外捐赠的设备和精密仪器，学生的衣食住行及课本等一切生活学习用品均由学校供给。
有艾黎挂帅，一切具体事情全由王贤琳办理。从教学大纲到设备仪器管理直至六七十名学生的吃喝拉撒睡，样样事都得她操劳。
师生自己创建的校园里，有白杨树、鲜花、青草地，北边沙田里是庄稼和果园，还种了美国副总统华莱士赠送的果木苗。学校办有磨房、地毯、纺织合作社，作为学生劳作实践的地方。
王贤琳当时已是5个孩子的母亲。
自己的孩子交给她母亲和保姆照料，她则全身心地投入工合事业。她家住在兰州城内下东关，到费家营查看合作社纺线质量，就得步行十几里路。每天上下班乘羊皮筏子过黄河到穆柯寨。冬季结冰，就走冰桥。
当时没有公共汽车，没有渡船，绕道铁桥，路远，有什么办法？1944年，艾黎根据形势，决定把双石铺的培黎学校迁往甘肃。
他把校址选定在河西走廊的山丹县。
山丹，离省城兰州446公里。是古代丝绸之路上的一个名城。
公元942年，大食国（今阿拉伯）作家伊宾墨哈黑尔来到这里，竟把拥有25万人口的这个永固城（山丹）误认为中国的王城，称“城内六十街，宏伟繁华”。
1943年，艾黎陪同李约瑟去玉门油矿讲学途中，在山丹停歇过夜。这个地处祁连山与合黎山之间的小城引起艾黎的兴趣。山丹给艾黎留下的印象是，这里蕴藏着铁、煤、瓷土、羊毛等资源，还有大片的荒地，又有祁连山雪水，可发展农牧业。但经济落后，人民贫苦，许多孩子在寒风刺骨的冬天光着身子。
艾黎说：“我爱山丹北部的合黎山，意思是联合黎民百姓。这也象征着我们的校名，我们能够在这里建立起一个工业基地。”
搬迁培校很麻烦。艾黎打前站，何克在双石铺做准备。
何克收到艾黎从山丹发来的信，就按信中要求，立即拆卸包装机器。棉纺机、毛纺机、半自动清棉机、卡车发动机、小型柴油发动机、织机、车床等，能用的东西一件也不能丢，就连怕运输工具不够而备用的25辆独轮手推车也舍不得扔掉。
从10月开始搬迁，艰苦跋涉，年底到达山丹。
数九寒天，搬迁中艾黎在兰州雇了一部卡车，装着四大缸咸菜和首批从双石铺迁来的25名学童，身穿老羊皮大衣，向河西走廊进发。经过风雪茫茫的戈壁沙漠，走了四天，在一个黑夜中抵达山丹县城。第二天，他们就在一个木柱被军马啃得残破的发塔寺北院暂时住下。在这个古庙中开始上第一堂课，唱起了校歌：“我们生活，我们学习，我们生活学习在培黎；工业技术都齐备，求知生产不相离。”
他们把一块古墓石碑矗立在校园，利用石碑的背面刻上“创造分析”四个大字，作为校训。
在破庙里先把专业实习厂的机器安装起来，逐步发展到发塔寺南院、娘娘庙东边、南门外、碗窑沟、四坝滩。实习厂有机电、运输、测绘、纺织、陶瓷、玻璃、造纸、皮革、毛纺、面粉、制糖、采煤等28个部门。学校还建起1．2万亩土地的农场，使用拖拉机耕作；开办了半机械化煤矿；空运新西兰细毛种羊，设立牧场。由此开启了甘肃历史上工农牧业的现代文明。
学校所需的粮食、蔬菜、砖瓦、缸盆器皿、纸张、皮革、草鞋、袜子，都是自行生产的。冬装夏装都及时换上，用捡来的牛角做成衣服扣子。艾黎亲自设计了一个蒸汽浴室，供学生冬季洗澡。
为了让学生学到新技术，艾黎从国外请来专家授课。到山丹的外国专家有：美国机械工程师易斯莱、加拿大电气工程师严立地、新西兰著名医生斯潘塞、农业专家魏美斯和艾洛赫、日本陶瓷专家野口胜等，先后有8个国家的30多位外籍教师在培校任教。
艾黎的亲密助手、英国青年乔治·阿尔文·何克，热爱中国人民，忠诚工合事业。他从双石铺来到山丹，后来成为山丹培黎学校校长。1945年7月，他在平整培校篮球场的劳动中，穿着麻编鞋的脚被石子戳破，得了破伤风。
艾黎发电报给兰州工合的张官廉，要他带医生和药去山丹抢救。张火速到西北医院院长张查理处买到药品，星夜赶往山丹。但因交通不便，药到山丹时，时年30岁的何克已经病故被安葬了。
艾黎与张官廉相见，潸然泪下。艾黎让张看何克写下的遗嘱：“将我的一切留给培黎学校。把自己的全部遗物，有用的留给师生用，没用的拍卖变钱充公，缓和学校经费困难。自己死了只穿一件茄克、一条单裤和一双麻鞋就行了。”
艾黎当时也在一张纸上写下了：“将我的一切留给培黎学校。”
让张官廉及两位学生在上面签了字，以作证人。
艾黎建议由张官廉兼任山丹培校校长。艾黎又想起在双石铺时，何克拿出随身携带的一本翻阅得破旧的《资本论》给他朗读一段文字：“未来教育对所有已满一定年龄的儿童来说，就是和生产劳动同智育和体育结合。”
他对何克的逝世，十分惋惜。
何克，一位为开发中国大西北，为甘肃带来先进文化的英国人，就这样长眠在山丹城南门外的山丹河畔。墓碑上镌刻着艾黎选录一位英国诗人的诗句：彩色绚丽的生命啊！光辉而又温暖，为了它，人们一直奋发前进。
他已失去，从此不再奋战，在战斗中，逝去的生命却更加光辉灿烂！
何克的国际主义精神和高尚品德被广为传颂。由于斯诺夫妇两位“名记”经常撰稿宣传工合，兰州工合在欧美影响颇大。
1946年，春季，美国工合促进会邀请兰州工合事务所主任张官廉和兰州培黎学校教导主任王贤琳赴美国参观访问。经工合总会批准，他们夫妇俩申请到去美国、加拿大、英国、瑞士、法国等国的护照。
夏天，他们从兰州到上海，经香港，于11月到达美国。他们在美国北方南方各大城市参观各种合作社以及有关的大学和工农业生产。还参观了联合国会址和白宫，又去加拿大参观合作社，去墨西哥看手工艺生产。他们多半住在工合促进会同事们的家里，与工合及工会的各方人士广泛交流。还和在美的华侨会面。
他们所到之处，都受到热烈欢迎。令他们惊讶的是，还没有抵达美国，《纽约时报》就报道了他们访美的消息，并刊有照片。报道中说：此间来了两位中国朋友，一位是张官廉，兰州工合事务所主任；一位是王贤琳，兰州培黎学校教导主任。这条新闻，是漂亮的美国著名女记者海伦写的。
海伦与他们一见面就说：“成立中国工合这个主意是我想出来的，是1938年在上海。我非常热爱工合事业”。到了华盛顿，海伦又联系安排广播电台，让他们发表广播谈话。王贤琳的第一句话是用中文讲的：“美国朋友们，你们好！”接下来她用英语讲下去。她显得兴奋而喜悦，一个多么好的机会，宣传兰州，宣传工合。
从电台出来，海伦和几个美国朋友请张官廉夫妇到一家中餐馆吃饺子。
海伦带他们逛花市，参观白宫蜡像馆。还参观了林肯发表“解放黑奴”演说的会议室。
在美期间，他们一直跟当地的工会主席、合作社经理打交道。
参加了全美援华活动和太平洋学会茶话会；参观了一些大水电站、小水电站、工业展览馆、黑人合作社；访问了美国工人家庭。
在芝加哥召开的美国全国合作社总会也特邀这两位中国工合的代表出席。会上，总干事问王贤琳对美国有何观感？王说：你们的公共汽车上写着，白人在前头，黑人在后头，这问题怎么解决？我认为肤色不能代表人的价值。这个来自兰州的中国女人，提的问题太尖锐了！问得美国人无言以对。
纽约一家图书馆召开东西文化交流会，也请他们去参加。主持人请王贤琳讲讲中国的饮食。王说，我是代表工合来这里的。我得讲工合，感谢为工合捐款的美国朋友，不能只讲四川菜辣，广东菜甜，宁波菜咸呀！她大声说：“我们工合是组织失业工人办合作社抗日的！”有位华人听众走过来对她说：“啊呀！你的国语讲得不错，英语也这么流利。我愿意为工合捐款。”
这位先生自报家门“我叫荣毅仁，家住滨河路”。（这就是后来当了国家副主席的荣毅仁）。
此次出访美国、加拿大，为工合募捐，历时一年多。她不放过任何一个宣传工合的机会。甚至曾随华莱士到过兰州的美国朋友拉铁摩尔的夫人，带她出席华盛顿州长的家庭茶话会时，她即席大讲工合，大讲兰州。在香港参加工合国际年会时，她向香港总督夫妇和公众宣传工合，获得香港各界资助兰州工合的一笔捐款。
1947年，兰州培校并入山丹培校，由张官廉当校长。王贤琳与靳东岳在兰州又办了一所培黎小学，招收失学儿童读书。又办起了地毯合作社、纺织合作社。还种地种果树，开磨坊。人们叫她培校老掌柜，说她五分欢歌笑语，四分辛苦，一分惆怅。
培校培养了数千名学生，其中有些成为甘肃毛纺工业的奠基人。后来兰州毛条厂总工程师孙光俊就是培校学生，曾留学英国。
山丹培黎学校于1953年迁到兰州。
艾黎在山丹的九年，过着最艰苦的日子。他住土屋，睡土炕，穿的是粗布衣，吃的是洋芋蛋。办学经费是他费了好大劲从世界各地搞来的。在上海的宋庆龄通过中国儿童福利会也提供了援助。
艾黎说：“我像个叩头行乞的老叫花子，为一群中国孩子的生活和学习在国际上行乞，总比为别的事求乞要高尚得多。”
他在日记中写道：中华民族是一个多么了不起的民族。中国给了我生活的目的，给了我一项我愿为之奋斗的事业，它使我得以置身于前进中的亿万人民的行列中。这一切多么美好啊！你还能想到什么报酬会比我得到的这一切更加美好！
艾黎1953年离开山丹定居北京的近三十年间，曾多次重返甘肃，探望他的“老乡亲”。他把山丹叫“在中国的故乡”。他曾担任兰州石油技校（原山丹培校）的名誉校长，还亲自为“艾黎捐赠文物陈列馆”剪彩。
艾黎忘不了曾经与他并肩奋斗过的中国同事。1982年他又一次从北京来到兰州，与王贤琳重逢。时年八十高龄的艾黎亲自为她煮咖啡。感慨万千。王贤琳说，她怀念工合，她心中有一个永不消失的花园，花园中有巴山梧桐雨，有穆柯黄河浪。
1989年，王贤琳收到一封来自美国的信，信上有工合会标。信是1946年在美国采访过她的女记者海伦寄来的。海伦时任重新恢复的美国工合促进会理事，时年81岁。
来信说：“贤琳，你我一生为工合，工合是值得我们献身的事业。”
沧桑识尽，海伦以一首《友谊》诗赞美她们的友情：友谊绝对不是那路边的寻常野草，它是我们一天天精心培灌的瑰宝。
你一贯知道友谊到底是什么？不仅心灵甜美，还要不辞牺牲。
你停立在一个个十字路口，那么善良，那么刚毅，那么忠贞。
海伦的这首诗获美国《诗歌世界》大赛荣誉奖。
海伦在信中还说，工合在西北发展最好。她要王贤琳在兰州再组织一个合作社纪念戴乐仁。王贤琳立即在她居住的西北师大附近组织了一个妇女合作社，拍了照片寄给海伦，足见其工合情结。
1991年，已到迟暮之年的李约瑟还给王贤琳写信来，说：“抗战时期我在兰州同你们欢聚的情景，让我终身难忘。”
王贤琳干了一辈子工合事业。文革中她和丈夫因工合而被戴上国际间谍、特务等帽子，备受折磨。1991年12月27日，她获得甘肃省工业合作协会的一纸荣誉证书：王贤琳同志热心合作事业，并为“工合”做出了贡献。特给予荣誉会员称号。遗憾的是，张官廉已于1986年病逝，没有等到当荣誉会员的这一天。但人们记得，兰州解放后，他把1949年春，一位外国人向工合栽绒合作社订购地毯的订金80两黄金，如数交给了军代表。
往事悠悠。今日兰州，人们已觉得工合是一个陌生的名词，但工合文化却永驻陇原大地。
曾在山丹培校生活工作过8年的英国人柯文楠，时隔27年，偕夫人回山丹这个小县城重温旧梦，他仍然能讲一口流利的山丹方言。吃着山丹的拉条子，他说，这面条比意大利面条好吃得多。
兰州高唱新中国工业摇篮曲
20世纪50年代初，曾经在黄土高原的窑洞中喝小米汤，指挥过千军万马的领袖们，再一次把眷顾的目光由紫禁城投向他们革命生涯中难忘的西北大地。
195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颁布了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计划中的156项重点建设工程，在陕西摆了24个，在甘肃摆了16个。这一决策出于第一代领导人的深谋远虑，也是“背靠老大哥”的地理坐标带来的际遇。摆在兰州的这些大项目，不是中国第一，就是全国最大，亚洲最大。它们的总称是摇篮工业。
洋人以为爆炸了原子弹黄金白银冲出了凤凰山
1956年的最后一天，距兰州市90公里的凤凰山一声巨响，烟云腾空，地动山摇。把西方人吓了一跳！国外媒体猜测：中国爆炸了原子弹！
其实，这是开发白银矿床的万吨级大爆破，是甘肃大规模开发建设的号角。兰州从此迎来历史性的大发展；兰州从此为一穷二白的新中国开创家业。
白银，早在明洪武初年，因官方在此设立“白银厂”而得名。
据史料记载，“日出斗金，集销金城。”
最盛时达三四千之众。后来销声匿迹了。
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兰州道彭英甲本想在白银凤凰山开办官金厂官铜厂，因水电能源等原因，又选定在窑街挖铜挖金子，结果因矿石含铜量太低，成本又高而没有成功。半个世纪后，沉睡的凤凰山被炸开了山门。
这凤凰山其实是丘陵而已。它的兄弟姐妹有火焰山、小铁山、马耳朵山、嘹高山等。1940年，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派一小组来此进行粗略调查，没有大的发现。
1951年，新中国第一次矿产普查中，白银被列为重点之一。后来又经过中苏专家反复考察勘探，发现这里不仅有黄金白银，还有白金呢！储量最大的是黄铜矿床。
1953年，新华通讯社向世界发布消息：甘肃皋兰白银发现了大型铜矿。勘探资料表明：白银凤凰山一带的铜金属储量为88万吨，伴生硫1046万吨，金1407吨，银989吨；矿石中有用元素有铜、硫、锌、铁、铅等；共生和附生的稀散贵重金属30多种，可供综合利用的有金、银、硒、铋、锑、砷、汞、钴、镉、铟、镓、锗、铊等20余种。
哦！百姓叫八宝山，何止八宝。不远处又有丰富的水力、电力、土地、光热资源。
因此“一五”计划，国家确定在这里摆两个重点骨干企业，一个是白银有色金属公司；一个是银光化学材料厂。
这一片处女地叫郝家川。方圆60公里的地盘，是个七八户人家的荒僻乡村，远远望去，古家塘三棵榆树，三户人家，三缕炊烟，孤孤单单，渺渺茫茫。大坝滩有个土围子，算是乡政府，还有个贸易公司。老百姓住窑洞，小孩子没裤子穿。有民谣：“山是和尚头，沟里没水流；飞禽人烟少，不见树和草；风吼野狼嚎，马蛇子满地跑。”
守在金银山，过着穷日子。当地人怨郝家川是贼荒滩，殊不知剥去蛮荒的外表，就会变成璀璨的瑰宝。
这次万吨级大爆破，把山峰削掉了约50米，爆破岩石量906万立方米，总面积40万平方米。
凤凰山一鸣惊人。这一爆，爆出了金银财宝，爆出一片新天地。
“大路这边归白银，大路那边属银光”。两个大企业的两位领导干部站在这片低山丘陵山间盆地上，手一挥，一句话就把地盘定了。那真是跑马圈地的时代，那么一大块土地，好像一指就行，想要多大地就占多大地。
国家从五湖四海调兵遣将，建设大军呼口号，表决心，住帐篷、住窑洞、住干打垒，开始了伟大的创业，工地上一片沸腾！“扎根白银，死在白银，打个铜棺材，埋在火焰山”。时任白银公司党委书记兼经理黄罗斌的一席话气壮山河。
冲在最前边的是，钻进山体肚腹中打竖井、开巷道的基建处井巷队。首战目标是火焰山115竖井。工人们住在山下，每天早起乘半小时火车到矿山，再走5公里山路才到作业点。下井上井得爬200米以上的梯子。下了井，抱着五六十斤重的凿岩机打眼，一口气打上四五个小时。装运矿石全靠原始工具耙、簸箕、手推车。其中第一施工队成绩突出，被授予“铁军”称号。
1959年10月1日，国庆十周年之际，白银露天矿正式投产。1960年6月14日出铜。这是甘肃历史上用现代工业生产方式炼出来的第一炉铜。
被誉为“铜泉之源”的白银公司，从1959年到1979年，共开采矿石8000多万吨，生产白银300多吨，黄金30多万两，有色金属90多万吨。上交利税近30亿元。
白银成为中国第一个有色金属基地，全国20多个省区都用的是白银公司的产品，产品还远销日本、苏联、美国、加拿大等国。
到了20世纪80年代，沿海地区经济起飞之时，白银的露天矿两大采场已经资源枯竭，变成两个大坑了。冶炼厂产铜量由六七十年代的4万多吨降到了1万多吨。眼看着产品跌入低谷，冶炼厂“炉火不红，铜水不流”了。不得不宣布闭坑。
从1985年起，白银人奋起二次创业，把目光投向露天矿1号坑南侧的深部铜矿。
矿石是冶炼炉的食粮，也是五六万职工的命根子。按最初的原设计，白银露天矿开采年限为21年，更深层的矿体要靠深部。深部工程关系到白银公司的未来。铜娃娃藏在地层下500米深的矿腹中。
这里是白银公司铜系统的龙头。
白银人要把闻名中外的“铜城”变成“有色城”。二次创业的重点项目是，厂坝铅锌矿、白银铅厂、西北铅锌冶炼厂，叫“两厂一矿”。井巷公司成为白银公司二次创业的支柱。
1986年9月8日，国务院副总理方毅专程从北京飞来，为年产15万吨铅锌的西北铅锌冶炼厂和年产15万吨铅的白银铅厂剪彩奠基。
两厂建成后，加上原有生产能力，白银公司有色金属总产量可达27—32万吨。铜城将变成有色城。方毅为之题词“腾飞”，他希望这个特大型有色金属联合企业，中国西部的金凤凰很快飞起来。
严峻的资源形势促使白银公司的领导者亲自上山抓深部，要求井巷公司加速度啃下这一“硬骨头”工程，连机关干部也下井去干40多公里长的巷道两旁掏泥浆清杂物的活。在1986年末主副井提升系统试车的关键时刻，上上下下百余人顶着寒风，三天三夜吃住在现场，直至试车成功。
深部铜矿的矿长叫周贻谋，圆脸，中等个，毕业于长沙有色金属学校，在矿山摸爬滚打三十多年了。一年半的工程量硬是300天就拿下来了。1987年2月21日，主副井披红挂绿，锣鼓鞭炮齐鸣，白银公司井巷工程公司的木牌换成了白银公司深部铜矿的铜标牌。这也意味着历时13年的深部基建工程宣告完成。深部铜矿两个30多米高的钢筋水泥井架高耸入云，井架之下36公里的巷道上下纵横贯通，好气派！
1992年8月25日，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来甘肃视察时，为白银题词：“三十六年游故地，白银一爆出新天。”
这位专家型的国家领导人称白银为故地，是因为他曾经目睹了1956年12月31日凤凰山万吨级大爆破的壮观场面。
深部铜矿由基建转生产一步到位。到1995年，已生产矿石600多万吨。
进入90年代，有色金属身价倍增，价格持续几年居高不下。
“大有赚头”的诱惑，催生了县办乡办各种各样“短平快”冶炼工厂，使有色金属行业呈现冶炼能力大于采矿能力。随之而来的是采矿热，民采一拥而上，卖矿倒矿的队伍不断扩大。这种态势带来的是国有大型企业白银公司的铜冶炼原料缺口达到80％左右。
白银公司虽有自己的铜资源基地深部铜矿，按设计矿山服务年限29年左右。但是深部矿体呈东西走势，东富西贫。如果只看眼前市场效益，多采富矿，有水快流，势必丢失部分贫矿，以致缩短矿山服务年限。白银人不能这样做。他们以国家利益为重，毅然选择了“采掘并进，贫富兼采，有水细流，确保大局”的路子，宁愿自己负重而行，要让矿山“延年益寿”为民造福。由于采掘并举，2004年又有300多万吨矿石可供开采。
白银人说：“凤凰山是宝山，出矿石出物质财富，而我们的目标是，创建文明矿山，叫矿山也出精神财富。”
白银人以科学发展观采取一系列措施，保证了矿山持续健康地发展。获得了“环境优美工厂”、“安全标准化和无泄漏矿山”等称号。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开发建设，由资源型经济转变为资源、技术、市场型经济。白银公司要建成铜铝锌综合发展、采选、冶炼、加工和科研一体化的全国最大的有色金属工业基地，逐步形成多种行业和工贸结合、工农结合、高度多样化经营的集团性企业。
苏联的巴库，在单一经济模式的束缚下，石油枯竭之时，国家大批投资化作一座死城。而白银自1954年选址建厂的同时，就开始编制了《白银市（郝家川）初步规划》，1958年正式成立白银市（地级市）。1963年撤销市制，变成了一个县级区，属兰州市管辖。1985年经国务院批准，恢复白银市（地级市）。
当白银资源枯竭之时，一座欣欣向荣的新兴工业城市成熟了。
露天矿有望成为矿山公园。
白银，永远是“一五”期间中国工业文明的一个灯塔，也是甘肃国民经济的一个坚实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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