谴责小说成为晚清小说的主导形态，并不是偶然的文学现象，而是有其产生和繁盛的时代背景和社会原因。鲁迅先生认为的“特缘时势要求”，点出了晚清谴责小说产生与盛行的一大原因，但谴责小说生成与繁盛的“时势”，似乎并不单指鲁迅论及的晚清政治腐败、国势衰微等政治现实，还应具有更丰富的内涵，最起码还应包括晚清小说的变革、租界的独特存在、新闻事业的发达、传媒市场化并最终促使作家走向职业化，以及中西文化交会使西方小说大量译介到中国，并使中国小说能够吸收借鉴外国小说营养因子等外部因素。晚清政治、军事、外交、吏治诸方面的衰败式微，使朝廷积弊深重，官吏贪污媚外，官场浮滥冗杂，世风日下，清廷的羸弱、腐败不仅暴露无遗，而且愈演愈烈，这让“有识者已翻然思改革，凭敌忾之心，呼维新与爱国，而于‘富强’尤致意焉”[562]。而小说界革命以及晚清的启蒙救国运动，在使小说一跃而为文学的正宗的同时，也强化了用小说启蒙民众、实现强国强民的功利性追求。于是，一部分具有爱国爱民社会情怀的作家，开始自觉地关注政治，关注社会，反映现实，用手中的笔“揭发伏藏，显其弊恶，而于时政严加纠弹，或更扩充，并及风俗”，“命意在于匡世”[563]，希望通过文学做到“上之可以借阐圣教，下之可以杂述史事，近之可以激发国耻，远之可以旁及彝情，乃至宦途丑态，试场恶趣，鸦片顽癖，缠足虐刑，皆可穷极异形，振厉末俗”[564]。近代大众传媒的发展，实现了报刊与文学联姻，并促发了传媒的市场化和文学的市场化，这必然促使职业作家形成以读者为核心的创作机制，以满足读者阅读心理的需要。而域外小说的译介以及传入我国，又为我国小说吸收借鉴西方小说的现代因子提供了便利。于是，在众多“时势”的促发下，谴责小说一跃成为晚清小说的主导形态，并形成了中国小说发展史上一个极为奇特的文学传播现象。

    传播技术的发展以及文学传播的市场化，必然使文学成为一种特殊的商品，并表现出满足读者阅读心理的文学写作机制。西方著名传播文化学者麦克卢汉曾经说过：传播媒介不仅“为我们创造了幻觉世界，他们还是新的语言，具有崭新而独特的表现力量”[565]。近代大众传媒语境下的晚清谴责小说，在传播内容上表现出满足特定时代目标读者阅读心理的需要，而对晚清社会全景的暴露与批判，一方面能够抒发忧国忧民的谴责小说作家的情怀，另一方面又能满足当时读者要求变革现实的心理趋向和阅读期待，实现谴责小说作家世俗化的物质利益的追逐。于是，《官场现形记》以对官场淋漓尽致、汪洋恣肆、笔无藏锋的暴露与揭示，满足了人们的阅读期待，而备受时人欢迎。“‘谴责小说’大约是始于南亭亭长的《官场现形记》一书罢。此书之出，正当我们厌倦腐败的官僚政治，嫉恶当代的贪庸官吏之时。南亭亭长的严厉的责备，与痛快地揭发他们的丑恶，叙写他们的‘暮夜乞怜，白昼骄人’之状，使时人的郁闷的情绪为之一舒，如在炎暑之际，饮进了一杯凉的甜水，大家都觉得痛快爽畅。于是这一部书便大为流行”[566]。《官场现形记》一位未署名的人在为该书作“叙”时说：“仆尝出入卑鄙龌龊之场，往来奔竞夤缘之地，耳之所触，目之所炫；五花八门，光怪万状。觉世间变幻之态，无有过于中国官场者，而口呐呐不能道，笔蕾蕾若钝锥，脚际秽恶，腕底牢骚，尝苦一部二十四史，不知从何处说起。今日读南亭之《官场现形记》，不觉喜曰：是不啻吾意中所出。吾一生欢乐愉快事，无有过如此时者。”在他看来，“中国官场久为全球各国不齿于人类”，因此，希望能有正义之士攻击它，揭露它，能将这些魑魅魍魉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而《官场现形记》的出现，让他欢呼雀跃，觉得“吾一生欢乐愉快事，无有过如此时者”[567]。由此可见，谴责小说在传播内容上是对时人阅读心理的满足甚或迎适，而这还典型地表现在作者经常搜罗社会上的新闻、传闻、名人隐事、官场丑闻等话柄，成为“谈笑之资”，甚至还经常有一些夸张的事实和漫画式的描绘穿插其间，为小说读者提供娱乐性质的内容，以满足他们的阅读需要。晚清谴责小说不仅在内容上表现出满足目标读者阅读心理的特征，而且还在传播话语、传播叙述上体现出迎适读者阅读水平，并希冀不断扩大文学阅读群体，形成更大范围的文学阅读和追逐最大商品经济效益的趋向。于是，晚清谴责小说在传播话语上表现出浅显文言和通俗白话的结合，甚至用直白夸张的话语进行内容的叙述；在信息叙述上，则在承继中国传统的叙述手法的同时，还吸收借鉴西方小说的叙述手法，特别是限制性叙事角度的使用，使谴责小说更具有“虚拟”的真实。

    内容呈现出的暴露与批判社会现实的社会责任感与世俗物质利益追逐的交融，以及形式上浅显文言和通俗白话的交织、传统叙述与现代叙述的结合而呈现出的雅俗流变，极大地满足了目标读者的接受性阅读，促进了晚清谴责小说的传播。不仅如此，晚清谴责小说的传播还有助于信息环境的构建，并导引着人们对社会的认知、观念以及行为的发生，促进着社会的改良甚至革命。我们知道，人的行为决策是建立在环境认知的基础上的，而环境包括客观环境和信息环境。信息环境，是社会中的个人或群体接触的传播信息的总体而形成的拟态化环境。日本学者后藤和彦曾经为它下了这样一个定义：“信息环境，即在与自然环境相区别的社会环境中直接或间接地控制社会成员之行为方式的符号部分；并且，它主要是通过非人际关系向社会提示的环境。”[568]他还认为，当某类信息的传播达到一定规模时，便形成该时期和该社会信息环境的特色和潮流。因此信息环境具有社会控制的功能，是制约人的行为的重要因素。晚清谴责小说是在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日益尖锐、社会动荡不安的时代背景下产生的，它全面痛揭了清末封建专制政治和官僚机构的腐败没落，并对社会全景进行了暴露与批判。谴责小说在晚清时期数量惊人，并且通过近代大众传媒的广泛传播以及小说文本本身的重复叙述，有助于人们形成国家衰败没落、官吏贪污媚外、世风日渐沦丧等的环境认知，并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的发生。事实上，谴责小说塑造出的信息环境，为反清、反官、反帝、反一切丑恶现象形成了“虚拟环境空间”，有助于社会舆论场的形成，并对人们的认知和行为产生深远影响，直接导引着人们去改良甚至革命社会。正如阿英所说的，谴责小说作家“意识的用小说作为武器，反清、反官、反帝、反一切社会恶现象，有意无意的为革命起了或多或少的作用，无一不导引着中国小说走向新的道路，获得进一步的发展。”[569]

    不过，随着时势的变迁和读者阅读心理、阅读期待的变化，晚清谴责小说渐渐不能适应和满足晚清读者的阅读心理、阅读期待了，于是，谴责小说也渐渐风光不再，在发展中逐步沦落为“黑幕小说”，并促使“鸳鸯蝴蝶派”为代表的言情小说开始兴起。社会的发展，使人们已经不满足于仅仅改良社会，而是要推翻晚清政府，建立国民政府，而晚清谴责小说作家的改良思想显然不能适应时势的需要，也不能满足读者的阅读期待了。与此同时，谴责小说“辞气浮露，笔无藏锋，甚且过甚其辞”的写作方法已经不能适应读者的审美需要，特别是谴责小说创作后期的一些作家与新闻报业关联性不大，他们不再有报业记者的新闻敏感和生活积累，暴露与批判的写作题材已经不为他们熟悉，于是，这些作家要么复制前人的写作内容，要么走向诋毁诽谤，要么走向运用黑幕进行敲诈……这必然使谴责小说的生命遭到扼杀。正如鲁迅作结的：“此外以抉摘社会弊恶自命，撰作此类小说者尚多，顾什九学步前数书，而甚不逮，徒作谯呵之文，转无感人之力，旋生旋灭，亦多不完。其下者乃至丑诋私敌，等于谤书；又或有谩骂之志而无抒写之才，则遂堕落而为‘黑幕小说’。”[570]在社会的变迁中，“启蒙”的声音渐趋低落，文学消费市场渐渐转向娱乐消闲，于是，从文学作品中寻求刺激和情感补偿成为当时读者的阅读期待。而“世风日漓，言情小说，最合时尚”，言情小说应运而生。另外，“新小说”的“新奇”带给读者的陌生化是有时效性的，作品如果千篇一律没有新的“新奇”因素，读者的阅读期待视野没有新的刺激，审美疲惫感会自然而生，于是，对“新小说”话语的厌倦，使读者开始抽身于政治意识而转向自我意识的满足，青睐通俗、关注自我、崇尚实际、拒绝说教……读者期待视野发生很大转变，这种变化必然引发作品评判准则的变化：小说甘于“小道”，越来越朝“享乐原则”的方向发展，从而催生了新的以“享乐”为内容的文学流派——鸳鸯蝴蝶派的产生，谴责小说最终被鸳鸯蝴蝶派之类的言情小说所取代。

    但不管怎样，晚清谴责小说在中国近代文学史以及中国小说史或文学史上具有特殊的意义和价值。谴责小说呼应了小说界革命和现实主义创作思潮，对晚清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个方面进行了全景式的揭露与批判，具有史学的价值和思想的意蕴，为人们了解晚清社会历史的原貌提供了资料，并成为近代思想史上重要的文献；小说形式上的雅俗流变，引导了白话文的进一步发展，也引发了小说的变革与发展，在中国小说史上体现出从古代小说向现代小说过渡的特质；而谴责小说还在文学市场化方面进行了积极而有益的探索，对当下市场化小说的创作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不仅如此，晚清谴责小说还具有较强的社会价值和文化意义，它运用重复叙述艺术构建起媒介传播的“拟态环境”，能产生聚合效应，能够促使人们形成对社会现实的认知，形成社会舆论，并使舆论波一直回旋、回响，促发人们行动的产生，对社会的变革甚至革命的发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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