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效果是与传播实践结合极为紧密的传播要素之一，是传播活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人类所有的传播都是有目的的，传播不仅是个人、群体、组织和国家实现目的的不可或缺的手段，而且在实现人类文化的历史传承、维持社会进步与发展等方面都具有重要作用。正因为如此，怎样才能取得最优化的传播效果，传播活动的效果如何，始终是人们高度关注的问题。本章主要对晚清谴责小说的传播受众以及传播效果展开研究。
第一节 晚清谴责小说传播的读者意识与读者策略
受众（Audience）是传播活动的对象与受传者，是传播过程的五大要素之一。根据《中国大百科全书·新闻出版卷》（上）的解释，受众是“接受信息传播的群众。原指演讲的听众，引入传播学后泛指报刊、书籍的读者，广播的听众，电影电视的观众。”受众在传播学中的强化，改写了受众被遗忘、被冷落和被动接受的地位。实际上，接受美学、文学解释学、读者响应理论、文学四要素观点[500]，都在强调受众（文学传播中是读者，以下用读者代替受众这一概念）是文学传播活动中不可或缺的环节和要素。在文学传播市场化后，读者从被忽略到被重视，从边缘走向了中心，读者意识也从过去的朦胧被忽视状态变得更加明晰并被日渐强调。在此影响下，读者意识在20世纪70年代后被引入叙事理论，并开始思考读者与文本叙事策略间的互动关系，使叙事学研究走出了传统叙事经典理论的狭小空间，进入了更为广阔的研究领域。杰拉尔德·普林斯和彼得·J.拉彼洛维奇都认为读者“理解”不可靠叙事的能力来自两种接受语境：作者语境和叙事读者语境[501]；叙事学者里蒙·凯南则分析了作者考虑到读者参与而在叙事中设法“引诱”读者所引起的叙事效果[502]……读者意识的引入与强化给文学传播研究提供了一个新方向，并使文学研究更具有活力。
“文学作品从根本上讲注定是为读者而创作的”[503]。读者是文学传播活动的目的地和传播效果的最终鉴定者。晚清谴责小说要实现信息的有效传播和市场利益的最大化，必然要虑及目标读者的接受水平、接受心理，从读者接受的角度去进行信息编码，或者说要强化读者意识。而在新民、启蒙以及商业运作的文学背景下，读者意识不可避免地成为晚清谴责小说创作和传播的应有之义。
文学传播中的读者意识，是存在于作者主体经验中的读者认知，是读者的阅读需要与审美期待在作家思维中的反映，表现为读者的存在与作用内化并生成为作家创作中的一种意识。读者意识是文学创作者对读者的“理解”，主要包括创作者对目标读者所指的规范认知、创作者对创作与读者关系的理解，以及创作者对读者阅读心理和阅读期待的理解和把握等。如果再进行具体的分析，创作者的读者意识概括性地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迎适的方面，即创作者要考虑读者的接受能力、阅读心理、阅读期待和传播效果，进而选择适合读者阅读需求的文本内容、文本话语、文本叙述等，体现出迎适读者阅读心理和接受能力的一面；二是塑造的方面，即作者以提升读者审美能力、引导社会认知为目的，通过传达创作者的思想意蕴和精神内涵，来引导读者、改造读者和塑造读者。由于文学传播活动的两头——作家和读者，都是社会的人，因此，文学传播中的读者意识往往与某个民族特定历史时期的政治文化、重要历史事件和社会思潮密切相关，并不断发展变化。
一 晚清谴责小说的读者考察
考察谴责小说作家的读者意识，首先要把握文学接受的目标读者，唯有准确把握了文学作品的目标消费群体，文学传播者才能根据目标读者的阅读心理、阅读水平以及阅读期待等进行文学作品的创作，实现文学传播效果的最大化。
不同的理论研究者在不同的时期从不同的角度对“读者”进行了概念性界定与理解。如“真实的读者”、“假设的读者”、“当代的读者”、“理想的读者”、“有见识的读者”、“隐含的读者”、作为权利主体的受众读者、作为群体成员的受众读者以及作为市场的受众读者等读者类别，可谓盛极一时。虽然文学理论界对读者有着不同的理解，但在传播过程中最为人们常用的是两个概念：一是作者拟想的读者受众，一是文学传播中的实际读者受众。拟想的读者受众，也称“假设的读者受众”，是作者在特定的时代语境中，根据自己的写作目标、人生经验、审美体验等揣度并想象出来的读者群体。实际的读者受众，则是文学传播过程中文学文本的真实阅读者或消费者，是实际存在于社会中的某个消费群体或消费群体组合。拟想的读者受众会影响到文学创作者的文本内容、文本话语、文本叙述以及文本潜隐的意义等，而实际的读者受众则会对文学的时代风貌和整体变迁具有不可低估的刺激和影响作用。需要说明的是，作者的读者意识以及“拟想的读者”、“实际的读者”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往往会随着社会的变迁和文化精神的发展变化而有所变化。
中国文学在发展过程中主要形成了两种类型的读者意识：一是“知音”式读者意识，一是“教化论”式读者意识。“知音”式读者意识在我国历史久远，“知人论世”等阅读方法可谓是“知音”意识的较早代表。《列子·汤问》中曾有一个家喻户晓的“知音”故事：伯牙善鼓琴，钟子期善听琴，“子期死，伯牙绝弦，以无知音者”。知音读者意识对阅读者的素质提出了较高要求——阅读者应具有最大限度地接近作者意志的能力，否则就不可能是作者的“知音”。“教化论”式读者意识在我国历史久远并迄今还具有影响，它指的是作者写作要“文以载道”，要具有教化作用，而读者只是被当做文学作用、教化的对象。孔子的“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毛诗序》的“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都强调了文学的“载道”以及教化等功利性功能，并成为中国文学创作的主流意识，甚或成为文学审美的标准之一。不过，对“知音”读者意识和“教化”读者意识进行细考的话，就会发现两种意识并不是传播学上完全意义上的读者意识，或者说，这两种读者意识更多的是创作者对读者的要求，而没有真正虑及读者甚或形成以读者为核心的意识，表现出对读者受众的漠视、忽略甚或轻视状态，体现出精英文化对大众读者的一种俯视。
晚清“小说界革命”，提出了“启蒙”、“新民”、“开民智”等主张，虽然说仍是“教化论”这一主流读者意识的延伸，但已表现出调整的态势，而晚清白话文运动的倡导可以说是这一时期传统读者意识变革的明证。梁启超认为，要建立现代国家就必须塑造现代国民，而要塑造现代国民就必须将乡土文化的“部民”改造成完全意义上的中国“国民”，即要实行“新民”，而“欲新民，必先新一国之小说”，于是，“新小说”成为“新民”的最佳手段和工具。在小说界革命的推动下，小说承担的“新民”、“开民智”等教化责任，将“想象中的读者群”与“想象中的中国”紧密联系，成为救亡图存的重要方式。而近代大众传媒的发展，需要大量文学作品。媒介需求使文学传播走向市场化，作家走向职业化。为了实现更大范围的文学传播和实现世俗的经济利益，作家的读者意识空前的强化，甚或强化到极致，呈现出适俗甚或迎俗的文学创作倾向。
晚清谴责小说作家虽然是一群边缘化的世俗知识分子，但他们身上始终存在或者潜隐着忧国忧民的社会情怀。“启蒙”、“新民”是这些边缘知识分子要承担的社会责任，而摆脱了“庙堂”拘束的谴责小说作家还必须为世俗的生活而奔忙，而写作成为他们谋生的重要手段。于是，“启蒙新民”与“以获重赀”在晚清谴责小说作家身上实现了复杂的统一，甚至还经常出现犹豫甚或摇摆的现象。为了世俗的生活，晚清谴责小说作家在承担教化国民、启蒙民众的同时，也努力“以合时人嗜好”，表现出强烈的读者意识。因此，作家的读者意识开始在教化民众和世俗的经济追逐中出现摇摆，并日益呈现出作家的教化意识与趋利意识交融的趋向，甚或在某种程度上趋利意识更是优先于教化意识，并使晚清谴责小说作家的读者意识得到史无前例的彰显。
晚清谴责小说作家基本沿袭了“小说界革命”提出的“新民”思想，并建构起“拟想的读者”受众群体。晚清谴责小说作家笔下的“拟想的读者”主要是城市中下层的市民。19世纪末20世纪初，“浑然变成一小说世界”，“无论其为文人学士，官绅商贾，固乐阅小说如标本；降而劳动小贩者流，亦爱闻小说，借资话柄”。[504]据统计，19世纪90年代末的上海市民中，60%的男性粗识文字，而其中5%～10%是学者文人，另有10%～30%的女性有阅读能力。[505]针对中国“通人少而愚人多，深入文学之人少，而粗识之人、无知之人多”的现实，“新小说”首先把接受启蒙教育的下层民众作为拟想的读者受众群。比如梁启超率先将读者范围圈定在“辍学之子，……下而兵丁、而市侩、而农氓、而工匠、而车夫马卒、而妇女、而童孺”[506]之内；蔡奋则认为小说的目的在于“醒齐民之耳目，励众庶之心志。”夏曾佑则直接将小说读者确定为“妇女与粗人”：“中国之小说，亦分一二派：一以应学士大夫之用，一则应妇女与粗人之用……今值学界展宽，士大夫正目不暇给之时，不必再以小说耗其目力。惟妇女与粗人，无书可读，欲求输入文化，除小说更无他途。”[507]新小说作家的拟想读者，直到1906年，还有人坚持认为，“小说者，所以供中下社会者也”。由此可见，晚清“新小说”开始之时就为自己设定的目标受众是“农工商贩”、“为中人以下说法”[508]或干脆“对下等人说法”[509]等，希望通过对下层民众的教化达成新民的目的。
虽然说晚清新小说家确定了拟想读者，但中下层民众却因为经济、文化等方面原因难以成为晚清新小说的实际阅读者。据统计，1902年上海的米价为每石8元[510]，工人与苦力每月的平均工资为4～6元，连当时租界里华捕的月薪也只有数元[511]；1909年，上海一个店伙计的月收入为15元，而男仆、女仆的月薪仅为11元和4元[512]。我们不妨以晚清一下层店员的收支情况为例进行分析：这个店员月薪收入15元，支出房费4元，巡捕费0.48元，米钱3元，小菜费2元，调料费1元，柴炭费0.5元，煤油0.3元，零食费0.3元，茶水费0.4元，烟草0.25元，剃浴费0.2元，添补衣服费2元，鞋袜费0.6元，杂费0.6元，总计剩余不足1.33元。[513]从开支情况来看，该店员的消费是维持城市生活中最基本的开支，而且能省则省，但即便如此却依然入不敷出。因此，要解决家庭生活问题，需要夫妻二人全部做工才能勉强应付。城市里的人力车夫，也是下层市民的典型代表，他们的收入情况在城市下层阶层中也颇具代表性。人力车夫分为拉包月车和拉散车两种，在上海，拉包月车的车夫每月收入为11～16元，在天津每月仅有7～8元；拉散车的车夫，多为乡下人，大都在车行租车，每天收入要先凑足车租然后才能去满足衣食。在上海，车夫每天天不亮就去车行领车，然后赶至各个场所，兜揽主顾，一些车夫“日班若赚钱不多，便须再拉夜班”[514]。虽然说，城市贫民的收入差距很大，但是这一群体整体上还是在为生活而奔波，他们终日奔走街头，所得收入仅能维持一饱。由此，城市底层更多地还停留在为生活基本所需的奔波忙碌状态，至于报刊等精神文化类追求则近乎为零。根据马斯洛的人的“需要阶梯理论”，人的需要分为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和爱的需要、自尊的需要、自我实现和自我发展的需要。在人们基本物质生存需要都得不到满足的情况下，不可能去追求更高层次的需要：不会去接受文化教育，也不会去花费金钱购买报刊或者书籍，即使近代大众传媒语境下的报刊价格低廉。由此可见，新小说假想的读者群体为“下等人”的设想，在实际的文学传播中难以完全成立。
实际上，在“小说界革命”轰轰烈烈展开近5年之后，1908年徐念慈作了一份《丁未年小说界发行书目调查表》，他的《余之小说观》可以看做是一份在表格基础上形成的调查报告，是对5年来小说界革命的一份总结报告。关于小说读者，徐念慈调查发现：
就今日实际观之，则文言小说之销行，较之白话小说为优。果国民国文程度之日高乎？吾知其言之不确也。……余约计今之购小说者，其百分之九十，出于旧学界而输入新学说者；其百分之九，出于普通之人物。其真受学校教育，而有思想有才力，欢迎新小说者，未知满百分之一否也？……
新小说的销路比不上文言小说，而以改造社会自命的“新小说”也没有战胜“游戏消遣”的传统小说。小说读者中“普通之人物”只占了9/10的比例，小说的90%的读者是“出于旧学界而输入新学说者”，即传统士大夫阶层。实际上，当时注意到“新小说”读者集中于士大夫阶层的并不仅仅是徐念慈一人。老棣也曾经在《文风之变迁与小说将来之位置》中指出：“自文明东渡，而吾国人亦知小说之重要，不可以等闲观也。乃易其浸淫‘四书’、‘五经’者，变而为购阅新小说。”[515]士大夫开始购阅小说，甚至造成了“昔之视小说也太轻，而今之视小说又太重也”[516]的状况。再晚一些时候，管达如的《说小说》发表，在这篇可以看做是对“新小说”总结的长篇论文的末尾，作者也指出：
吾国今日之小说，当以改良社会为宗旨，而改良社会，则其首要在启迪愚蒙，若高等人，则彼固别有可求智识之方，而无俟于小说矣。今之撰译小说者，似为上等人说法者多，为下等人说法者少，愿小说家一思之。
该文指出，当时的小说以改良为创作倾向，其目标应该是“愚蒙”之人，也就是中下层民众，但当时创作或者翻译的小说却更多的是面向上等人。这也说明新小说的假设读者与现实读者并不相符合。现代学者袁进教授也通过对当时上海地区人口增加比例和小说数量增加比例的研究、对比，得出与前几个人基本一致的结论：小说市场的扩大主要不是由于市民人数的增加，而是在原有市民内部扩大了小说市场。换句话说，也就是大量士大夫加入了小说作者和读者的队伍，从而造成小说市场的急剧膨胀[517]。
虽然谴责小说的拟想读者或者说期待读者是广大的下层平民百姓，但当时订阅报刊、购买书籍的读者群依然是以传统的士大夫、买办、商人、职员、教师、记者编辑以及新近崛起的城市中等市民为主体的。这一点在当时就有人注意到，但是他们提出更多的是“大众”这一读者范畴。比如黄人描述的读者群体是“趸发学僮，峨眉居士，上至建牙张翼之尊严，下迄雕面糊容之琐贱”，无论长幼贵贱、男女老少，还是清浊高下，都对小说“视沫一卷”，“不忍邃置”[518]。笔名“报癖”者和恽铁樵还一再声明，“官场中应看”，“维新党应看”，“历史学家应看”，“实业家应看”，“妇女应看”，“还有各项人等，指头儿一时也数不清，秃笔儿一时也写不尽”，总之，各社会阶层的人都应该读小说[519]。
虽然说，晚清谴责小说作家的拟想读者与真实读者存在一定程度的错位，但由于晚清谴责小说的传播属于大众传播，这使其读者具有大众化特征，并进一步呈现出规模的巨大性、分散性、异质性、无组织性等特点，使大众传播的读者显得很宽泛。这也使晚清谴责小说不仅能够实现显性的、真实读者群的阅读，还能实现隐性的读者群的阅读，尽管隐性的读者人数可能少之又少。特别在晚清社会腐败没落、人心思变的社会背景下，晚清谴责小说由于“特缘时势要求”、“以合时人嗜好”，而具有广泛的阅读群体，从而满足了当时近代知识分子以及城市新兴市民群体的阅读期待心理，获得了广泛传播，并成为晚清小说创作的主流形态。
二 晚清谴责小说的读者心理与阅读期待
小说是“社会心理之反映也”，管达如在详细分析了“人类之心理，不甚相远”的状况之后，认为所谓“一人以为之苦痛，必众人同以为苦痛；一人以为快乐者，必众人同以为快乐”，人类有“向上”、“乐群”和“不平则鸣”的共性，因此，能在小说中获取“同情”和“赞成”[520]，即小说具有让读者产生情感共鸣的基础。
实际上，无论是晚清谴责小说作家要承担“新民”、“开智”的社会责任，还是传播的市场化使小说成为商品，都使谴责小说作家在创作过程中不得不虑及读者需要以及阅读心理，于是在“作家—作品—读者”这一基本文学传播要素中，读者地位获得了空前提高，不仅如此，读者意识开始以一种无形的力量影响并渗透到作家的创作中。在这种情况下，谴责小说作家不得不时时调整自己的创作内容和形式以适应文学市场的需要，于是，分析读者的阅读心理，“以合时人嗜好”，成为文学创作的必然。
当时读者的阅读心理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晚清政府的丧权辱国，苛政暴敛，清政府已成为洋人的朝廷，这加深了全国人民对其腐败与反动本质的认识，使民众愤慨，于是，“庚子之后，清政府已成为洋人的朝廷，这加深了全国人民对其腐败与反动本质的认识，因此，揭露与抨击清王朝的罪恶，改革弊端，富国新民，就成为人们普遍的社会心理。”[521]这样，内容上“掊击”与“纠弹”清王朝的罪恶、改革弊端，实现富国新民，成为人们普遍的阅读期待心理。二是读者具有既喜亲切又好新奇的阅读心理，要求“读他书如作客，读小说如家居；读他书如访新知，读小说如逢故人”[522]。三是“不费心思”轻松阅读的追求。他们在繁简对比中，得出了“读简法之语言，则目力逸而心力劳；读繁法之语言，则目力劳而心力逸”的结论，要求小说通俗白话，“不思而得”[523]。晚清小说市场中的读者消费群体，既有抨击朝廷统治以宣泄内心愤怒的心理渴求，也有因读者的构成比例、文化层次以及社会地位等因素，决定晚清小说内容和形式必须具备通俗、娱乐和消遣性质的需要。于是，只有兼顾“醒世化民”与“游戏消遣”，甚或是两者难以割裂的小说才能满足晚清小说读者的阅读期待。而晚清谴责小说取材的生活化、时事化以及娱乐化，叙述语言的通俗化与白话化，叙述形式的传统性与新异性等，都体现出对读者受众的迎适，满足了读者期待视野中的宣泄与好奇心理以及传统而又陌生的形式追求，因而盛极一时。
“期待视野”是接受美学的奠基人姚斯提出的一个重要概念，它主要指接受主体受个人世界观、人生观、文学艺术修养、性格趋向、个体品位等主观因素以及社会政治变迁、经济文化变化等客观因素的影响，而对作家的文学创作提出的一种期待心理。读者的期待视野往往被分解为个人期待视野和群体期待视野两个方面。个人期待视野是读者个人对作品的一种期待，它受读者个体的生活经验、审美体验、阅读习惯以及性别、年龄、教育程度、性格等因素的影响，具有鲜明的个体化特征。群体期待视野，是在一定历史时期内，一定的社会群体对作家作品的普遍要求，是特定历史文化语境中形成的、能够满足更多人关注的阅读视野。群体阅读视野是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化视野和文化常态的具体呈现，与所处的政治、经济、文化等语境密切相关。正如丹纳在《艺术哲学》中所说的，“作品的产生取决于时代精神和周围的风俗”。一般而言，个人阅读期待视野因为不具有普遍价值和消费意义而常常被作家所忽略，而群体阅读期待视野则因为受众的广泛性以及具有强烈的消费意义而为作家所重视，以致个人期待视野被群体阅读期待视野所笼罩，甚或被淹没在群体阅读期待视野之中，难以发出自己的声音。晚清时期的特定时代氛围形成的以“启蒙”、“新民”为核心的群体阅读期待视野，在很大程度上压抑或者说引导了读者的个人话语，使读者的阅读期待具有很强的时代性特征。
鲁迅认为谴责小说“特盛”的原因在于“特缘时势要求”、“以合时人嗜好”，实际上指出谴责小说满足了读者的阅读“期待视野”。晚清社会的特殊政治、经济、文化语境，使整个社会充满着焦虑和不安：对国事的担忧、对腐败的愤恨、对世事的哀怨、对百姓的同情，对社会发展的忧患……所有这些，都如同“地火”一样在积聚、运行，并迫切需要找到一个喷发口。“庚子事变”以及其后晚清新政的“伪改革”，则使民怨喷薄而出；而租界的存在，又为谴责小说的集中喷发提供了空间。于是，各种各样、酣畅淋漓的“暴露”、“抨击”、“纠弹”甚至谩骂，倾泻而出，形成了“喧嚷讽谑”、“嬉笑怒骂”般的闹剧式话语“狂欢”。实际上，晚清窳败没落的社会现实、近代大众传媒的传播语境、读者压抑良久的阅读心理等，都使“婉而多讽”之类的文学审美风格注定在此时不会再受到青睐，而如疾风骤雨般对社会全景式的暴露与批判则成为读者阅读期待中的普遍话语，并备受时人期待和欢迎。于是，传统小说的人物及题材，比如帝王将相的丰功伟绩、才子佳人的儿女情长、英雄侠客的除暴安良……都因在特定的“时势”面前不能“合时人嗜好”，而风光不再，甚至以往备受读者欢迎的两性私生活小说，“在此时期不为社会所重，甚至出版商人，也不肯印行”[524]。当时的读者，渴望和期待的是能“为国家之危险而立鉴”、“对人群之积弊而下贬”的小说，是醒民振国、揭露流弊的小说。于是，《官场现形记》因对官场进行了全面的暴露与批判，在刊载后，影响空前，一时洛阳纸贵。“一般的市民对李伯元的作品已有了一种‘嗜好’，那就是有了一种‘瘾’，就如嗜烟嗜酒一样，现在是嗜书——嗜谴责小说，有李伯元在《世界繁华报》上的《现形记》的连载，就要去买来过‘瘾’。”[525]而模仿之作也纷至沓来，层出不穷，风起云涌。《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一出现也受到读者的追捧，于是，“怪现状”类的谴责小说也纷纷涌现。“《孽海花》在当时影响极大，不到一二年，竟再版至十五次，销行至五万部之多。”[526]《月月小说》第23号（1908年12月）载群学社“绘图后官场现形记甲编出版”广告，称此书“业经陆续登报，谅为阅者所欢迎。今甲编告竣，特倩名手按回绘画精图，印成单本，初版无多，请速购取”[527]。谴责小说因为具有很强的“时事”性特征并契合了读者的阅读期待而备受人们的欢迎，特别是那些与时事结合密切的作品，如《邻女语》、《恨海》等叙述“庚子事变”给中国民众带来的内心伤痛，《黄金世界》、《苦社会》等激发国人对华工禁约运动的愤慨……都因与民族危亡“时势”下的民众爱国图存的现实心理相契合，因而刹那间能够激发读者强烈的共鸣，而满足了读者的阅读期待，并形成高潮，使谴责小说成为晚清小说的主流形态。
不过，读者的期待视野是一个不断变化和建构的过程，而且正是阅读期待的不断变化才使作家积极作出调适，并与时俱进，形成了不同的文学热潮和文学流派。读者期待视野的改变，一方面使创作者理解和把握读者，创作出满足读者阅读期待的作品；另一方面，文学作品的变化能够提升读者的审美能力和阅读水平，从根本上改变人们的审美活动方式。可以说，文学文本就是在作家创作和读者阅读期待视野的互动中完成的，而人类的阅读则是在作家的创作和读者期待视野的互动中发展的。正如接受美学的代表人物伊瑟尔所说的：“作品的意义只有在阅读过程中才能产生，它是作品和读者相互作用的产物，而不是潜隐在作品之中，等待阐释学去发现的神秘之物。”[528]因此，从读者的视野期待角度去考察晚清谴责小说的兴盛和式微，自有其内在的逻辑：一方面，晚清的社会现实、小说界革命的倡导以及读者阅读心理的变化，都为晚清谴责小说的兴盛提供了条件；而另一方面，随着时代语境的变化，“相对于清末的民族危机而言，已经是此一时，彼一时”，读者的群体阅读期待视野也会发生变化，于是，“新民”、“启蒙”的声音渐趋低落甚至走向消亡，读者的期待视野走向了娱乐消闲，并渴望从中寻求到刺激和情感补偿，于是，“世风日漓，言情小说，最合时尚”，言情小说因为满足了人们的阅读期待而成为小说创作的主流。
事实上，晚清谴责小说满足读者的阅读期待是有时效性的。虽然说谴责小说的重复性传播能够塑造舆论场，形成舆论波的回旋，但作品如果仍是一味地对社会进行全景暴露与批判，总有说尽的一天，并使内容越来越雷同，新的“新奇”因素不再出现。而读者的阅读期待没有得到满足时，对谴责小说产生了厌倦。随着社会现实的变化，特别是随着“新民”、“启蒙”浪潮的回落，文学市场渐渐转向娱乐消闲，这必然使读者开始抽身于政治意识而转向自我意识的满足，于是，关注自我、青睐通俗、崇尚实际、拒绝说教等成为了读者新的阅读期待，这些变化必然会引起文学创作的演变：小说开始朝“娱乐、享乐”的方向发展，并最终催生了新的以“享乐”为阅读视野的文学流派——“鸳鸯蝴蝶派”的出现。
三 晚清谴责小说读者意识的叙事策略
谴责小说作家的职业化与小说文本的商品化，都在潜移默化中强化着小说作者的读者意识，并使谴责小说作家在叙事策略上作出调整，这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在内容上，谴责小说作家善于从读者特定历史时期的生存体验和生命感悟中进行选材，生活化、时事化、趣味化、新异化的取材方式，在内容上满足了读者的阅读嗜好。于是，“作者个人生计上的逼迫，浅人社会的要求，都不许作者如此做去。于是李宝嘉遂不得不牺牲他的艺术而迁就一时的社会心理，于是《官场现形记》遂不得不降作一部摭拾话柄的杂记小说了。”[529]胡适还写道：“《官场现形记》是一部社会史料。它所写的是中国旧社会里最重要的一种制度与势力——官。它所写的是这种制度最腐败、最堕落的时候，——捐官最盛行的时期。”[530]“晚清上海，本是中国骂官的最好的场所，允许骂，有人听。《官场现形记》骂得痛快淋漓，全面，解恨，因此出版以后，纸贵一时，影响空前。模仿之作，风起云涌。”[531]于是以官场暴露与批判为主导的晚清谴责小说滥觞并兴盛，成为晚清小说的主流小说形态。二是在谴责小说艺术形式上的调整。谴责小说的艺术形式又可以分为两个方面：谴责小说的传播话语和谴责小说的叙述艺术。首先看谴责小说的传播话语。文学语言是一种符码，是创作者编码的结果，为了实现文学的传播，文学创作和文学接受在语言上应该实现对等性，因此，晚清谴责小说作家开始有意识地运用浅显的文言文和通俗白话结合的语言、较为直白甚或有些夸张的话语进行故事的叙述，力图让读者能够理解并顺利实现解码。再看谴责小说的叙述艺术。谴责小说的叙述是在传统的叙述艺术的基础上适当吸收西方文学叙述手法的结果。传统的叙述艺术已经为读者熟悉，而在传统的基础上适当吸收西方文学的叙述艺术，则能够给人以新异的因素，能够满足读者熟悉而又新异的阅读心理。可以说，晚清谴责小说话语通俗、直白，叙述艺术在传统中又有所变化，都是“以合时人嗜好”的努力，并契合了读者受众的阅读水平和阅读期待。
应该说，晚清谴责小说的读者既有文人士子又有市井小民，但谴责小说作家的拟想读者显然是后者——接受能力有限的“低下层”市民，这可以从当时小说期刊的宗旨倡导、晚清白话文运动以及当时的报刊要求文字浅白易懂等都可以看出。而这些接受能力有限的城市低下层的市民读者的阅读期待也是显而易见的：他们不仅仅对官界、商界、学界、妓界等有着浓厚的兴趣，而且还对一些秘事、逸闻等也极其钟爱，并且尤为欢迎直接影射当时的社会时事和社会人物的文学作品。于是，《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为了迎合城市底层市民猎奇的阅读心理，用戏谑、讽刺、夸张甚或讪笑的笔触写了大量奇闻般的家庭丑闻和琐碎的生活事件以及官场逸闻、怪事、丑事等，以增强小说的消遣性、趣味性、可读性，以吸引更多的读者。这也难怪鲁迅先生指责谴责小说“辞气浮露，笔无藏锋，甚且过甚其辞”、《官场现形记》“臆说颇多，难云实录”、《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描写失之张皇，时或伤于溢恶，言违真实，则感人之力顿微，终不过连篇‘话柄’，仅足供闲散者谈笑之资而已”了。鲁迅的评价虽然不能涵盖所有的谴责小说，但却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谴责小说对“时人嗜好”的重视以及创作努力。实际上，受过良好教育的谴责小说作家或许并非作不出《儒林外史》之类的含蓄讽刺、温和滑稽的讽刺小说，而是近代大众传媒的发展、文学传播的市场化以及读者的阅读期待心理，都使晚清谴责小说需要迎适“时人”——谴责小说作家拟想的读者的阅读兴趣以及接受水平。或者说，“此一现象不仅来自作者个人的自我期许，更来自整个文学市场机制的剧变”[532]。
胡适先生虽然对晚清谴责小说也颇有微词，但他似乎颇为理解谴责小说家们为了“养家糊口”而“以合时人嗜好”的做法：“讽刺小说之降为谴责小说，固是文学史上大不幸的事。但当时中国屡败之后，政制社会的积弊都暴露出来了，有心的人都渐渐肯抛弃向来夸大狂的态度，渐渐肯回头来谴责中国本身的制度不良，政治腐败，社会龌龊。故谴责小说虽是浅薄，显露，溢恶种种短处，然他们确能表示当日社会的反省的态度，责己的态度。这种态度是社会改革的先声。人必须自己承认有病，方才肯延医服药。故谴责小说暴扬一国的种种黑暗，种种腐败，还不失为国家将兴，社会将改革的气象。但中国人终是一个夸大狂的民族，反省的心理不久就被夸大狂的心理赶跑了。到了今日，人人专会责人而不肯责己，把一切罪状都堆在洋鬼子的肩上；一面自己夸张中国的精神文明，礼义名教，一面骂人家都是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物资文明！在这一个‘讳疾而忌医’的时代，……我们回头看那班敢于指斥中国社会的罪恶的谴责小说家，真不能不脱下帽子来向他们表示十分敬意了”[533]。
四 晚清谴责小说作家的读者意识特征分析
在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和个体世俗生存危机的双重压力下，晚清谴责小说作家“特缘时势要求”、“以合时人嗜好”，表现出强烈的读者意识。但如果对谴责小说作家的读者意识进行细考的话，就会发现他们的读者意识还体现出摇摆性和复杂性等特征。
首先，晚清谴责小说作家的读者意识具有双重性与摇摆性特征。早期以“载道”、“补史”、“言志”为创作目的的文学，多是文人雅士抒情言志之作，因为没有直接的世俗性物质功利追逐，从而文学作品品味高雅，境界空阔；宋元以后的小说创作开始有意识地追求物质利益，表现出迎合市民读者浅陋水平和庸俗趣味的阅读要求，创作走向通俗化，口语白话化色彩较为浓郁；到了晚清，新小说家“启蒙”、“新民”的功利性与商业追求的世俗性混杂在一起，使谴责小说的创作体现出读者意识的双重性：既要服务于文学救国与社会教化的目的，还要服务于作家个体的求名意识和物质功利性的追逐。“窃谓今之投笔于小说界者，亦有三解：其一固欲借此以开通风气也，其一则为名也，其一则为利也”[534]。不过，晚清谴责小说作家争取读者的教化性和功利性指向并不是二者并重的，而是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个人身上有所侧重，甚或左右摇摆，这也使在民族命运和个人命运夹击下的晚清谴责小说作家，自始至终摆脱不了对“俗”的追求：早期求“适俗”，用浅白的文学话语承载“新民”救亡的思想，体现出观念、思想的“雅”，文本形式上的“俗”，表现出雅俗流变的特征；后期则“媚俗”[535]，完全迎合读者趣味，追求个人名利的最大化，使观念和文学文本都已经纯然为“俗”。“适俗”的小说往往在社会功利与个人功利之间游走，既要考虑读者的阅读期待，又要虑及读者阅读后的收获，即表现出作家对读者接受意识和提升读者意识的双重性，而“媚俗”的小说则完全走向世俗的功利性追求，更加注重对读者阅读期待的揣摩与迎合。
其次，读者的阅读期待导致谴责小说的文化指向具有复杂性特征。社会生活中的每一个人，既是“时代的产儿”，又是“传统的后裔”。在中西、新旧文化交会的晚清，谴责小说作家敏锐地捕捉到读者阅读期待中既喜传统又好新异的阅读心理。一方面，谴责小说作家热情肯定与借鉴西方小说叙事主题与叙事策略，在创作题材以及叙述方式上吸收、借鉴西方小说的叙说技巧，一方面还保留高度的文化自豪感，认为“吾国小说之价值，真过于西洋万万也”[536]。于是，谴责小说作家在叙事策略上表现为沿袭传统叙事策略的同时，还在细节描写、心理刻画、故事顺序以及结构等方面有所新变，虽然有些变化还不是很圆润，但是已经表现出满足读者阅读期待的努力。可以说，读者的阅读期待形成了晚清谴责小说的叙事策略和文化指向的复杂性。
最后，谴责小说读者置放地位的矛盾性特征。晚清谴责小说作家的文本创作体现出读者置放地位的矛盾性特征，这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作家对读者在现实中与文本中地位认识的矛盾性。文学传播的市场化使谴责小说作家充分意识到读者在文学传播活动中的核心位置，并根据拟想读者的审美能力、接受能力、接受心理等进行文学的创作，甚或用“时事”性的事件或者影射构建起阅读情景，但他们还是将读者作为被动的接受者，以读者为“不善读小说”者而不是有充分辨识力的“善读小说者”，常常直接用“辞气浮露，笔无藏锋，甚且过甚其辞”的话语进行叙事，有时感觉还不够，索性用大段的评述、议论、抒情粗暴地切断叙述，割裂形象，并直接降低了文学的艺术感染力，表现出谴责小说作家的读者意识的矛盾性。二是对读者智慧和客观化叙事的认识态度的矛盾性。小说评论者认识到近代小说“有同病焉，病在于尽”[537]，认为谴责小说过于直白，缺少文学应该具有的蕴藉含蓄，“小说之描写人物，当如镜中取影，妍娃好丑，令观者自知，最忌掺入作者论断。……小说虽小道，亦不容着一我之见”[538]，认为小说应该将解读文本的空间留给读者，作家应该隐蔽的、无我地客观抒写。但“未尝落一字褒贬”[539]的抒写方式，在晚清时期竟然被抛弃，这是因为遭受到阅读主体以及近代大众传媒传播特征的阻力的缘故，晚清谴责作家更倾向于主体态度明显的直陈叙事和谴责叙事，这与近代中国民众文化素养总体偏低、作家创作急功近利的文化语境有关。
应该说，在复杂的文化境遇中，晚清谴责小说作家的读者意识呈现出传统性和现代性融杂的总体特征，但我们也没有必要过分地苛求他们，毕竟比起此前或者此后的文人来，晚清谴责小说作家或许面临着更多的无奈：小说作家的边缘化世俗知识分子的身份，使他们既不同于受重重思想禁锢的古代文人，又不同于已经觉醒的“五四”知识分子，而是处于他们之间的一种中间状态，这也使他们中的很多人一只脚已经迈进了商品市场的大门，可另一只脚却深陷于传统的思想文化之中，表现出社会转型过程中传统知识分子的挣扎和努力。不过，似乎还应该为这代作家感到庆幸：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有高尚而独立的品格，面对商业化的诱惑和市场机制的约束，他们依然保持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还在努力为社会的变革呐喊，而不至于像民国初期的一些作家为了追求经济利益，完全陷入到黑幕小说的深渊不能自拔。
第二节 晚清谴责小说的传播效果研究
传播效果研究是与文学传播实践密切联系的研究领域。人类的传播是有目的性的，是个人、群体、组织和国家实现传播目标必不可少的手段。文学的传播在实现文本的扩散与流传、确保人类文化历史承继的过程中，也在为实现社会系统各个方面的协调与沟通、维持社会的进步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正因为此，文学传播活动取得什么样的传播效果就理所应当地受到人们的关注，并日渐成为文学研究的核心问题。
一 文学传播效果的概念及内涵
所谓效果，指的是人的行为产生的有效结果。这里的“有效结果”，狭义上指的是行为者的某种行为实现了他的意图或目标的程度；广义上则指的是这一行为引起的客观结果，包括对他人和周围社会实际发生作用的一切影响和后果。由此，文学传播效果也就具有了双重含义：一是从文学传播的微观过程角度来分析文学传播效果，主要研究具体文学传播过程中产生的直接结果。正如刘勰所说的，“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当文学作品经过作者或者其他传播者传播给受众，受众则通过阅读等形式获得审美感知，形成审美情感，产生或感动或悲伤或忧郁或快乐等的情感，理解到甚或超越传播者的传播意图，从而引起受众心理、态度和行为的变化，这就意味着传播者实现了其主观意图，达成了传播效果。二是对文学传播效果产生的综合、宏观过程的考察，注重的是文学传播过程中所带来的整合效果，尤其是大众传播活动对受传者和社会所产生的总体影响和结果，而不管文学信息的传播者有没有这个主观意图，不管这些影响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直接的还是间接的、显在的还是潜在的。文学传播效果概念的双重含义，构成了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两个重要方面：一是对效果产生的微观过程的分析，一是对效果综合、宏观过程的考察。前者主要研究文学具体传播过程的具体效果，后者主要研究文学传播过程所带来的综合效果。
如果对文学传播效果的发生逻辑或者表现阶段进行细究的话，文学传播效果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层面，即认知层面、心理层面与行动层面。文学信息作用于读者的知觉和记忆系统，引起读者知识量的增加和知识构成的变化，属于认知层面的效果；作用于读者的观念或价值体系而引起情绪或感情的变化，属于心理和态度层面的效果；当读者获得的信息以及心理的变化通过言行表现出来，即成为行动层面的效果。从认知到态度再到行动，是效果不断累积、深化的过程。上述三个层面既体现在具体的、微观的传播过程中，也体现在综合、宏观的社会传播过程中，其具体表现如下：一是环境认知效果。人们对世界的知觉主要来自信息源。根据传播学的“视野制约效果”的理论，传播信息的内容、信息叙述的角度、信息源所蕴涵的态度等，都会作用于人的知觉和记忆系统，影响着受众对世界的知觉与印象，并引起人们知识从无到有以及知识构成的变化。尽管“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文学传播具有主观性的一面，但是文学信息的客观性，又决定读者不可能把哈姆雷特读成堂·吉诃德。事实上，大众传媒语境下的文学信息往往影响着他们对社会的认知，尽管这种认知具有“虚拟”或者拟态性质。二是价值形成与维护效果。文学在大众传播过程中，总是蕴涵着是与非、善与恶、美与丑、进步与落后等价值判断，这种价值判断总是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读者，具有形成、维护社会规范和价值体系的作用。这种作用一旦聚集起来，往往能够形成一定的道德价值舆论，有助于价值的凸显与维护。三是社会行为效果。大众传媒中的文学传播并不仅仅表现在认知和价值取向的领域，它还通过文学中的具体形象或者文学中揭示的问题，或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人们的行动，产生更为广泛的社会影响。
文学的传播效果，有时具有立竿见影的短期效果，有时则是需要漫长时间才能产生的长期效果；有时是积极的效果，有时是消极的效果，有时甚至是逆反的效果；有时文学传播效果是可以预期的，有时又是无法预期的……这给文学传播效果研究带来难度的同时，也需要对文学传播效果进行全面的考察。
二 晚清谴责小说文学传播的微观效果分析
近代大众传媒的发展与晚清文学传播的市场化，使晚清谴责小说一开始就注重作品传播的微观效果。鲁迅先生的“特缘时势要求”、“以合时人嗜好”的评语一针见血地点出了晚清谴责小说作家对文学传播微观效果的重视。
晚清谴责小说有意识地以“时人”的需要与阅读兴趣进行文学的创作，努力追求文学传播微观效果的最大化，表现在文学文本上，则是晚清谴责小说传播故事、传播话语、叙述艺术的变革。“此一现象不仅来自作者个人的自我期许，更来自整个文学市场机制的剧变”[540]。晚清谴责小说的整体面貌固然有作家个人艺术水平等因素的限制，但更主要的还是受读者阅读兴趣以及接受能力的影响，受读者阅读期待的影响。在传播内容上，既有晚清谴责小说作家对社会的独特体认，更有对读者需求的追逐，表现为对社会全景进行暴露与批判的同时，还用娱乐性的影射、直陈的叙事手法吸引读者对内容的关注；在传播话语上，在运用浅显通俗、准确形象的语言表现传播内容的同时，还以直接的态度表露传达作家的意图与态度，在吸引读者看懂传播故事的同时，也接受了话语传递的信息与意义；在叙述形式上，既保留了读者所熟悉的中国传统叙述艺术，特别是以说书人的叙述形式进行叙述，又有意识地运用西方文学的叙述方法进行革新，还虑及近代大众传媒的媒介变化对读者阅读产生的影响，实现了晚清谴责小说叙述艺术的承继和革新。应该说，晚清谴责小说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都表现出作家对文学传播效果的重视与追逐。
晚清谴责小说作家自觉地追求传播效果，从某种程度上说，最终也实现了文学传播的微观目标。不仅在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至宣统三年（1911年）期间最为盛行的是“谴责小说”，而且很多谴责小说获得了更大范围的传播空间，具有很强的文学影响力。比如《官场现形记》先于《世界繁华报》连载，“阅者咸为拍案叫绝，惟以未窥全豹为憾”，因此作品连载未完就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九月“特先付印，以饷同人”[541]。半年不到，在光绪三十年（1904年）二月，续编就已出版问世，后又接连出版三编、四编、五编，后来还因为作品热销，一些出版商为了逐利，甚至盗版印制，以致闹出了盗版纠纷[542]，可见这部小说在当时受欢迎的程度。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也曾指出这种现象：“特缘时势要求，得此为快，故《官场现形记》乃骤享大名；而袭用‘现形’名目描写他事，如商界、学界、女界者亦接踵也。”[543]胡适也曾经点出了《官场现形记》一书的热销情况：“《官场现形记》骂得痛快淋漓，全面，解恨，因此出版以后，纸贵一时，影响空前。模仿之作，风起云涌。”[544]据统计，从1905到1911年，以“官”或“官场”命名的小说，至少有16部，而以“现形记”命名的小说，也至少有16种[545]。如《绘图后官场现形记》、《新官场现形记》、《特别新官场现形记》、《最近官场秘密史》、《官场笑话》、《官场风流案》、《新官场风流案》、《官场离婚案》、《官场维新记》、《官世界》、《宦海》、《宦海风波》、《宦海升沉录》等；同时以“现形”为名目的小说也纷纷出台，如《家庭现形记》、《时髦现形记》、《社会现形记》、《革命鬼现形记》、《宣统现形记》、《海上风流现形记》、《商界现形记》、《最新学堂现形记》、《嫖赌现形记》、《学生现形记》、《医界现形记》等。吴趼人的小说《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出版后，社会反响很大，如作者所言：“犹幸文章知己，海内有人，一纸既出，则传钞传诵者，虽经年累月，犹不以陈腐割爱，于是乎始信文学之有神也。……嗟夫！以二千五百余日之精神岁月，置于此詹詹小言之中，自视亦大愚矣。窃幸出版以来，咸为阅者所首肯，颇不寂寞。”[546]同时以“怪现状”为名目的小说也纷纷出台，如《近十年之怪现状》、《新旧社会之怪现状》、《官场怪现状》、《龙华会之怪现状》……我们虽然没有这两部小说确切的印数，但鲁迅先生用“很盛行”一词对《官场现形记》和《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的传播情况作了概括性评价，而后起的谴责小说热潮足以说明这两部小说的影响。事实上，晚清谴责小说对社会进行了全景式的暴露与批判，当时“几于人有所作。故此类小说，在全数量中，所占至少在百分之九十以上”[547]。不仅如此，以往受读者欢迎的两性私生活小说，“在此时期不为社会所重，甚至出版商人，也不肯印行”[548]。都说明当时谴责小说不仅传播数量多，而且备受读者青睐，这也使很多晚清谴责小说在报刊上连载之后，还往往根据读者的需要，刊行单行本，而且有的谴责小说在当时还一印再印，多次复制，比如《官场现形记》，《孽海花》等，特别是后者，在《小说林》连载的《孽海花》不到一两年，竟再版至15次，销售至5万部之多，这在当时是一个文学传播的奇迹。不仅如此，有的小说还被改编为戏曲，如彭养鸥的《黑籍冤魂》，广泛流传，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晚清谴责小说一再复制出版以及大量晚清谴责小说模仿之作的出现，都说明晚清谴责小说的传播者实现了文学传播的微观效果。不仅如此，晚清谴责小说还具有很强的社会宏观效果。
三 晚清谴责小说传播的社会宏观效果分析
晚清谴责小说在实现文学传播微观效果的同时，还对社会环境认知、价值的形成以及社会行为等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实现着文学传播的宏观效果。事实上，即使在当下的社会环境中阅读谴责小说，仍给人以较大的文化思考。
（一）环境认知效果
晚清谴责小说对晚清社会全景进行了痛快淋漓的暴露与批判，无论是《官场现形记》对晚清吏治的批判，《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对世风日下的揭露，《老残游记》的“揭清官之恶”，《负曝闲谈》对假“维新志士”招摇撞骗、道德败坏的暴露，《活地狱》对衙役的横行无忌、监狱生活暗无天日的批判，还是《市声》展示的外国资本冲击下的中国民族工商业的日益解体和消歇，《邻女语》的“以兵马仓皇的混乱情形为主线，以民间所受官吏迫害，及其他疾苦副之”来勾画出“庚子事变”后生灵涂炭、哀鸿遍野的惨淡图景等，都对晚清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世风等诸多方面进行了全面地暴露与批判。这种暴露和批判不仅涵盖范围广，而且小说数量极多，其中，对官僚的暴露和批判是晚清谴责小说的主体部分。正如阿英在《晚清小说史》中所说的：“从题材方面说，晚清小说产生的最多的，是暴露官僚的一类。”[549]晚清谴责小说大范围多领域地暴露与批判社会，描写出黑暗衰败的媒介拟态环境，影响着人们对环境的认知。
社会公众对环境的认知与评价主要通过两个方面进行：一是客观现实认知，一是媒介的“拟态现实”认知。晚清一方面“丧权辱国，苛敛暴政，小民愤慨，自不待言”[550]，现实环境使人们认识到社会的窳败与腐朽；另一方面“于是在小说方面，亦从事笔伐，当时作者，几于人有所作。故此类小说，在全数量中，所占至少在百分之九十以上。”[551]晚清谴责小说的数量众多、传播空间广泛，具有“议程设置”功能，容易导致“视野限制效果”，而其他小说类型则往往淹没在谴责小说的海洋中，形成媒介的“拟态环境”。
拟态环境（Pseudo-environment），或译为虚假环境、假环境，是美国著名新闻工作者、专栏作家、传播学者李普曼在20世纪20年代的《舆论学》里提出来的一个重要理论，指的是大众媒介创造出来的、来源于真实环境却又不尽一致的媒介环境，是一种对客观世界的间接感知，但是却常常被社会公众当做客观、真实的世界而接受下来的一种虚拟环境。李普曼认为“回过头来看，我们对自己生活于其中的环境的认识是何等的间接。我们看到，报道现实环境的新闻传递给我们时快时慢，但我们把自己认为是真实的东西当做现实环境本身来对待。”“……我们必须特别注意一个共同的要素，即人们和环境之间的插入物——拟态环境。人们的行为是在对拟态环境作出反应。但因为是行为，如果见诸行动，行为后果就不是出现在刺激行为的拟态环境中，而是在行动发生的真实环境中。……因为，在社会生活层面上，所谓人作出适应环境的调整是以虚构为媒介来进行的。”[552]“拟态环境”并不是现实环境“镜子”般的客观真实再现，而是传播媒介通过对现实事件或信息选择、加工并重新组合、建构之后而向人们展现的环境，是涵化了传播者思想而呈现出来的一种媒介信息环境。然而，由于这种充满意识形态的信息选择、加工和结构化都是由传播者在幕后展开的，人们一般不会有意识的注意（实际上如果认真考察，有的信息蕴涵的意识或者思想极为明显），这使很多人会被媒介提供的拟态化环境所蒙蔽，特别是在近代大众传媒这一类具有公共空间性质的传播引导下，甚至会把“拟态环境”作为客观环境本身来看待。
1968年，日本的藤竹晓也明确提出“拟态环境的环境化”的问题。他认为，现实生活中的很多生活方式或价值观念，最初并不一定能够为人所重视，也不会走向普遍接受，但一旦进入了大众传播渠道，则很快就能吸引人们的注意力，甚至会发展成为一种随处可见的流行现象[553]。藤竹晓还写道：“……人，是环境的主体，应当靠自己的力量确认自己的环境。但现状却是，人只能依赖于信息环境及其赋予的定义而生存。在这样的现代环境的结构下，有时人就会被信息环境（虚拟环境）所欺骗。”[554]藤竹晓认为，大众传播虽然提示的是“拟态环境”，与现实环境之间有很大的距离，但由于人们是根据媒介提供的信息来认识环境和采取适应环境的行动，这些行动作用于现实环境，便使现实环境越来越具有“拟态环境”的特点，以至于人们已经很难在两者之间做出明确的区分，这就是他所认为的“信息环境的环境化”现象[555]。同时，他也明确指出：人们依赖信息环境但却无从辨认其真伪，因此信息环境在指导人们生活的同时，也可能误导甚至欺骗人类。而一旦人们从媒介感受到的“拟态环境”与现实感受到的环境具有一致或者相同的认知，将加速形成人们对社会环境的刻板印象，形成“刻板成见”，进而影响到社会环境的整体形象。
笔者曾经对社会受众的“环境认知”进行过调查，共发放问卷2000份，回收1869份，约78.7%的人对社会环境的认知来自媒介的塑造与传播。笔者的这一结论跟美国、日本调查公司作的“社会公众对环境的认知”的调查结果大致一致：美国、日本的调查数据证实约八成的社会公众是通过媒介塑造的“拟态环境”认识社会的[556]。这说明媒介塑造的“拟态环境”影响着人们的社会认知，而且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媒介塑造的“拟态环境”形成“刻板印象”，并影响到对社会认知与评价。虽然说现代调查数据与近代社会实际可能有差距，但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人们受媒介塑造的“拟态环境”的影响程度。
现实环境的窳败与世风日下，谴责小说通过“议程设置”而重复性构建起的残暴专制政治、窳败式微的社会现实、贪污腐化的各级官吏以及世风日下的道德沦丧等拟态环境的刻画，以及中国小说传统所具有的“补史之阙”的文化理念等，都在强化着人们通过文学的阅读形成对社会的环境认知。于是，晚清腐朽、衰败、没落的环境认知就在读者脑海中生下根来，从而具有了环境认知效果，影响着他们价值观念的形成以及行动选择。
（二）价值形成与维护效果
晚清谴责小说对晚清封建专制政治、腐败官场、经济衰败、世风日下的社会文化等的全景暴露和揭示，进一步强化了人们对晚清社会腐朽与没落的认识，并在某种程度上暗示或鼓励人们通过行动来改变现实，实现“新民”和强国的目的。晚清谴责小说通过文学的形象传播以及巧妙运用传播技巧，诉求着专制政治的残暴、官吏的贪污腐败、世风的沦丧、经济的衰落式微等信息，影响并维护着人们对社会窳败式微的判断的认知。晚清谴责小说主要通过一面提示的方法和“寓观点于材料之中”以及明示结论的方式，影响着人们对社会的认知，维护着传播效果。
1.“一面提示”的方法
为了宣扬或者表现某种思想，一般会用两种方法：一是仅向受众提示一方的观点或者于己有利的判断材料，这种做法叫“一面提示”；二是在提示己方观点或有利材料的同时，也以某种方式提示对方的观点或不利于自己的材料，称为“两面提示”。两种做法各有利弊。一般来说，“一面提示”能够给己方观点作集中阐述，论旨明快集中、简洁易懂，有利于突出思想主题，具有鲜明性特征，但也会给人以咄咄逼人的印象，使人产生内在心理的反抗；“两面提示”则能够给人以“公平感”，有利于消除说服对象的心理反感或心理疑问，但是因为要双方提示，论旨会变得复杂，不利于使说服对象对论述观点的准确把握。
传播学者霍夫兰等人通过实验验证了“一面提示”和“两面提示”的传播效果，实验表明：“一面提示”和“两面提示”都能取得比较好的传播效果，但是对原来就持有赞成态度的人来说，“一面提示”的说服效果明显大于“两面提示”；而对原来持反对态度的人来说，“两面提示”的效果明显大于“一面提示”；对受众的文化水平而言，“一面提示”对文化水平低者的说服效果更佳，而“两面提示”对文化水平较高者影响效果较佳[557]。晚清谴责小说基本上采用“一面提示”的方法进行信息的传递，一方面，谴责小说是用形象的故事和人物来表达观点，能够规避“一面提示”咄咄逼人的气势感，另一方面，社会受众本身对社会现实的窳败与腐朽有一定的认知与评价，加上其目标读者为中低阶层的人，文化水平有限。众多因素都表明，晚清谴责小说采用“一面提示”的方法进行信息的传播，有助于社会价值的形成与维护，而重复性构建窳败、腐朽、没落的社会现实，具有“议程设置功能”，能够进一步强化人们对社会的认知，洞悉晚清社会行将就木的现实。事实上，晚清谴责小说采用“一面提示”的方式进行作家态度的传达，有助于形成社会价值的体认与维护，为社会行为奠定认知基础。
2.“寓观点于材料之中”与明示结论
晚清谴责小说还经常将作者的观点与态度蕴涵甚或直接表露在叙述故事的话语当中，通过故事很容易明确作者的观点，使读者对社会的丑恶与残暴产生愤激之情。比如说在《老残游记》中对“玉贤辑盗”、“史均甫治河”、“刚弼断案”的形象描述，来揭示玉贤的愚昧残暴、史均甫的厚古薄今泥古不化、刚弼的愚昧武断，揭示贪官可恨、清官尤可恨的观点。正如胡适所说的：“如果清官只靠清廉，国家何不塑几个泥像，雕几个木偶，岂不更能绝对不要钱吗？”[558]但在谴责小说中，作者在进行形象叙述让读者“自己得出结论”的同时，还经常跳出来发表自己的观点，明示自己的结论。应该说，这种明示结论能够进一步强化作者的观点，使读者很容易明确地掌握作者的意图与立场，但又往往因为太直接露骨而引起读者的反感。比如在《老残游记》中写史均甫治河给社会造成的危害：黄河连年决口，观察史均甫不进行实地考察，却到古书中去找治理的办法，搬出了汉代贾让用过的“不与水争地”的方法。他还振振有词地说：“汉朝方制，不过万里。尚不与水争地；我国家方制数万里，若反与水争地，岂不令前贤笑后生吗？”治河，本来是为了保护民众的生命财产，如果听任洪水肆虐，治河还有什么意义呢？但是当局偏偏听信并采用了他的建议，当洪水骤至时，突然扒了民埝，任河水淹没了大量的田园村庄，老百姓淹死、饿死的达几十万人。这时作者就跳出形象叙述的方法而用明示的方法直接表述作者的观点：“然创此议之人，却也不是坏心，并无一毫为己私见在内。只因但会读书。不谙世故，举手动足便错。孟子所以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岂但河工为然？天下大事，坏于好臣者十之三四；坏于不通世故之君子者，倒有十分之六七也。”（第14回）在这里，本来前面已经形象地进行了叙述，但似乎作者还不尽兴，索性跳了出来用明示的方法直接表达自己的见解，使作者的观点得以直接、准确的呈现。
应该说，“寓观点于材料之中”与“明示结论”各有各的优点和缺憾，但是在传播效果上很难说清楚谁更为优秀。1952年，霍夫兰和曼德尔就“明示结论”与“不明示结论”的效果作了一次简单的比较实验。实验结果表明：在给予“明确结论”的一组中，“纯说服效果”（态度向赞同方向变化的比例减去向反对方向变化的比例）达48%，而在“未给予明确结论”一组中，“纯效果”只有19%。前者的效果大大好于后者。然而，这次实验的结果并不能证实“明示结论”的效果通常好于“不明示结论”，这是因为，各种论题的复杂程度不同，理解难度不同，不同文化层次的人理解能力也不同。根据众多研究的成果，一般可以得出以下几条结论：在论题和论旨比较复杂的场合，明示结论比不下结论效果要好；在说服对象的文化水平和理解能力较低的场合，应该明示结论；让说服对象自己得出结论的方法，用于论题简单，论旨明确或对象文化水平较高、有能力充分理解论旨的场合较佳，因为在这种场合，如果再明确提示结论则会有画蛇添足之嫌，容易引起对象的烦躁或反感而对说服效果产生负面影响[559]。
虽然说文学应该含蓄蕴藉，但是晚清谴责小说并不仅仅是纯文学，还担负着“新民”的社会重责，而采用“寓观点于材料之中”与明示结论相结合的方法，虽然使文学失去了温婉含蓄的叙述特点，但是却能给读者更多的直接理解，特别面对晚清谴责小说受众阅读水平还相对低下的情况，这种结合方法无疑既尊重了文学的形象性，又注重了文学的教化功能，还体现了近代大众传媒的媒介特征，虽然结合得不够完美，但却在文学实践中实现了较好的传播效果。
（三）社会行为效果
晚清窳败的社会政治，使民族危机加剧，在救亡图治的背景下，资产阶级开始了维新变法运动，而八国联军的侵华造成的“庚子国难”，又进一步引发了亡国的恐慌。而晚清王朝却以“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彻底屈服换取暂时的苟安。1902年2月，《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莫理循说过，“我们在‘暴乱’中并无所失。而事实上我们的威信大增，我们敢肯定地说，多少年来我们在北京或在中国的地位，从未象今天这样高。我们与清朝官员的联系从未象今天这样密切。”[560]非常形象地说明晚清政府是以屈服获得暂时的和平。不过，晚清有识之士对社会的体认却比这表面上的平和深刻得多。晚清谴责小说作家群体就是被边缘化却又有着忧国忧民社会情怀的一群人，他们用文学的形式将自己对社会的体认进行了细致而形象性的表达，用文学塑造了一个“拟态环境”。在这个环境中，政治腐败，官吏不但贪污腐败成风而且无能、道德败坏，经济凋敝，社会道德沦丧，世风日下……社会充满了恶现象和怪现状。应该说，晚清谴责小说塑造了一个国家衰败、封建专制政治行将土崩瓦解的拟态环境，这一拟态环境又进一步唤醒了有识之士对社会的体认与思考。
大众传媒作为从事“环境再构成作业”的机构，大量刊载晚清谴责小说，营造出“拟态环境”，有助于形成人们头脑中的“关于外部世界的图像”，形成对社会的认知，并由此影响着人们的行为。晚清谴责小说运用“辞气浮露，笔无藏锋，甚且过甚其辞”的话语对晚清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会风气等进行了全景的暴露和批判，塑造出晚清社会政治窳败、经济衰败、世风日下的社会现实，这一社会现实敲醒了还在睡梦中的社会群体。而众多晚清谴责小说对社会问题特别是官场政治、社会道德以及世俗风气等的暴露与批判是深入的，而且有时对社会问题的揭示具有重复性叙述特征。这种重复性叙述，具有“议程设置”的功能，进一步强化了人们对社会环境的认知，使人们在“拟态化传播”过程中强化了对晚清社会腐朽与没落的环境认知，有助于唤起人们的危机意识和紧张心理，促成受众的态度和行为向一定的方向变化。美国心理学家勒温曾经对人的行为进行研究，并提出一个著名的公式：B＝f（P·E）（B表示个体的行为，f为函数，P表示人，E表示环境），认为人的行为（Behavior）是其人格或个性（Personality）与其当时所处情景或环境（Environment）的函数。勒温指出了人的行为是个体与周围环境（包括“拟态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尽管媒介信息塑造的“拟态现实”不一定是现实环境“镜子”式的摹写，但媒介塑造的“信息环境的环境化”能够帮助人们形成“关于外部世界的图像”，最终形成刻板印象，并指导着他们的认知与行动等，体现出“涵化理论”的特征。
晚清谴责小说的文学传播从行为心理学的角度而言，具有“敲警钟”的效果。传播学上的“敲警钟”具有双重的功效：一是对事物利害关系的强调可以最大限度地唤起人们的注意，促成他们对传播内容的接触。二是它所造成的紧迫感又能够促使人们迅速采取相应的行动。应该说，数量众多的晚清谴责小说不仅在中国小说史上占有重要的席位，而且这些小说具有“议程设置”的效能，有助于形成“群体效应”，具有“舆论场”的功能。所谓“舆论场”，是一种包含着若干相互刺激的因素，从而能使许多人形成共同意见的时空环境，如谴责小说之所以能形成一种群体效应，正是这种舆论场在其中发挥着作用：这些小说借助近代大众传媒，反复地将受众潜意识和显意识中对清政府的强烈不满表现出来，这种“谴责”在一定范围内多次重复出现，并一直在人们的认知中回旋，就造成了舆论波的回响，促使社会意识沿着舆论目标的方向在不断扩展的空间中产生聚合效应，促使人们深入社会认知，并在行动上有所改变。于是，他们或寻求变法改变社会现状，或通过对欧美以及日本的学习来改变中国落后的面貌，有的甚至还采用革命的方式，试图推翻晚清政府，实现富国强民的社会抱负。因此，数量众多而且重复传播的晚清谴责小说具有时间和空间的聚合优势，使人们“有意识的用小说作为武器，反清、反官、反帝、反一切社会恶现象，有意无意的为革命起了或多或少的作用，无一不导引着中国小说走向新的道路，获得进一步的发展。”[561]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
小提示:漏章、缺章、错字过多试试导航栏右上角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