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信息角度而言，美国传播学者、心理学家乔治·格伯纳认为，信息是“在某种形式中”“制作可用的材料”“传递某种内容”，由此，信息由三个层面——信息内容、信息形式和信息制作过程构成。从小说是一种叙事来说，小说是用话语叙述故事，著名叙事学家热奈特将叙事分为三个方面：一是“它详述的事件”，二是“最通常意义上的叙事，即叙事话语”，三是“产生它的或真实或虚构的行为”，由此，叙事的构建也由三个层面——故事、话语、叙述构成。如果仔细考量就会发现，乔治·格伯纳与热奈特对小说信息或叙事的建构，实际上是一致或者说是对应的：信息内容即故事，信息形式就是话语，信息制作过程则是叙述。为了叙述的方便，不妨将晚清谴责小说传播的信息整合为三个层面：信息内容、信息话语、信息叙述。接下来的三章笔者将分别对其展开论述：本章论述晚清谴责小说的传播信息内容，后面两章分别论述谴责小说的传播信息话语与谴责小说的信息叙述。
信息内容是信息的核心，是话语叙述的具体内容。晚清谴责小说的信息内容具有强烈的暴露与批判特征。鲁迅先生将晚清时期“揭发伏藏，显其弊恶，而于时政，严加纠弹，或更扩充，并及风俗”[307]的小说称为“谴责小说”，凸显了这类小说传播信息内容的主基调。阿英也将“当时作家，意识的以小说做了武器，不断对政府和一切社会恶现象进行抨击”[308]归纳为晚清小说的特征之一，并提出“暴露小说”[309]的概念，也直指其传播信息内容的特征。谴责小说对晚清的政治、官场、经济、文化、道德、世风等方面进行了全景式的暴露、谴责与批判，笔锋犀利，鞭辟入里，使小说在反映社会现实方面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广度，也给人们更为深广的阅读空间，使人们在感知晚清窳败式微的社会现实的同时，还会去思考和探究“暴露”与“批判”信息内容背后承载的沉重的社会思想与文化意义。实际上，即使当今再去阅读该类小说，仍给人以丰富的联想和对现实的思考力。
第一节 对晚清封建专制政治的暴露与批判
封建专制政治是封建社会腐败的总根源。晚清政府的窳败式微以及国弱民穷的社会现实，是谴责小说作家批判封建专制政治的现实基础。谴责小说作家用或“嬉笑怒骂”或“怒目圆睁”的锐笔，暴露了晚清封建专制政治的残暴、腐败，能够激发读者对封建官僚专制政治的思考与批判，进而形成对专制政治的彻底否定以及对其必将土崩瓦解的发展趋向的认知。
晚清谴责小说作家对腐败的晚清封建专制政治有着深刻的认知，这可以从能够展示谴责小说作家认知与态度的小说“楔子”或具有“楔子”功能的第1回中得到解答。李伯元的《文明小史》的“楔子”，非常明确地传递出写作此书的主旨：“据在下看起来，现在的光景，却非幼稚，大约离着那太阳要出，大雨要下的时候，也就不远了……且不管他是成是败，是废是兴，是公是私，是真是假，将来总要算是文明世界上一个功臣。所以在下特特做这一部书，将他们表扬一番，庶不负他们这一片苦心孤诣也。”在第1回评语中说：“书曰文明，却从极顽固地方下手，以见变野蛮为文明甚非易事”。李伯元显然意识到他处在一个新旧更替的时代，而把封建野蛮的事情暴露出来，能够帮助改进，并迎来文明的时代。《老残游记》开篇第1回就用破船意象隐喻封建中国，“在那坐船的男男女女队里乱窜”、“搜他们男男女女所带的干粮，并剥那些人身上穿的衣服”、在“这船眼睁睁就要沉覆，他们不知想法敷衍着早点泊岸，反在那里蹂躏好人”的“水手”暗指晚清政府的各级官吏，他们在国家风雨飘摇、支离破碎、即将沉覆的危难时刻，依然强取豪夺，疯狂地残害百姓，最终“一只小小渔船，怎禁得几百个人用力乱砸，顷刻之间，将那船打得粉碎，看着沉下海中去了”。形象深刻地揭示了封建专制政治的野蛮残暴的本性，以及必将被惊涛巨浪颠覆而走向消亡的发展趋向。曾朴的《孽海花》第1回则揭示了一个即将沉向孽海的“奴乐岛”：岛中“一般国民，没有一个不是奄奄一息，偷生苟活”，而帝王“暴”、“昏”，国土与世隔绝，直到“十九世纪中段，那奴乐岛忽然四周起了怪风大潮”，并在“月啮日蚀”中“天崩地塌”，“直沉向孽海中去”……吴趼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1回则揭示了晚清专制政治让人无法立足的现实：死里逃生拿到汉子转交的册子后，“慢慢的想其中的滋味：从前我知道上海的地方不好，据此看来，竟是天地虽宽，几无容足之地了！”“思前想后，不觉又感触起来，不知此茫茫大地，何处方可容身，一阵的心如死灰，便生了谢绝人世的念头。”八宝王郎王浚卿的《冷眼观》开篇就点明其反专制的思想：“现今我们中国四万万同胞，欲内免专制、外杜瓜分的一个绝大转机、绝大遭际，不是那预备立宪一事么？但那立宪上加了这么预备两个字的活动考语，我就深恐将来这瘟宪立不成，必定嫁祸到我们同胞程度不齐上，以为卸罪地步……你们如果不信我们中国社会腐败，没有立宪国文明的气象，我曾经得着一部社会小说，其中类皆近世实人实事，怪怪奇奇，莫可名状，足能做一本立宪难成的保证书。”……众多谴责小说作家通过形象的笔触对晚清封建专制政治的方方面面进行了暴露与批判。
一 对晚清封建特权和等级制的暴露与批判
封建特权和等级制是封建社会腐朽的主要原因。中国封建专制的政治架构是极其森严的等级秩序，这种等级秩序自秦而下，为历朝所承袭，并形成中国社会的“无意识”，在文化上演绎为一种深刻的存在：上级决定下级命运。为此，处下级地位时，众多官员逆来顺受，并竭力谄媚上级，奴性十足；处上级地位时，官员则独断专行，对下级吏民颐指气使，“家长”气极盛。于是，当官成为封建专制政治下人们梦寐以求的理想，而追求更高的权力级别，享受更多的特权和物质利益，又成为各级官吏竞相追逐的目标。
封建等级制度下的官吏，不仅对百姓具有生杀予夺的绝对“特权”，而且在官场上也形成了级别森严的封建等级关系，构建起不同等级的“主仆”关系图。《官场现形记》不仅屡屡出现乡绅随意将百姓“送到衙门里”的话语，而且还为我们形象地描绘出上级颐指气使、下级唯唯诺诺的“主仆”关系图景：武榜眼出身的胶州营官王必魁，以二品级衔故意在抚台前赌气，惹恼抚台，“王协台技艺既已生疏，兵丁又少训练，立刻将他撤任，另委跟来的一个记名总兵先行署理。回省之后，再行具折奏参”。抚台运用特权将其撤职，让王协台极为恐慌，又是哭又是求人说情又是送礼，才最终落得个降职的处分（第6回）；文七爷在江山船上因酒醉玩了胡统领的相好——妓女龙珠，胡统领大光其火，把文七爷吓得“心上十五个吊桶，七上八下”（第13回）；江南制台要求藩台去上海的银行清查余荩臣的账，藩台明知差事不好办，却也只好硬着头皮、满肚子不满地去上海银行查账（第33回）；贾制台召见下属，他却在下属到来后或睡觉或画梅，让瞿耐庵们长久甚或近一个月地等候在官厅（第43回）……《老残游记》第7回，知县申东造明知玉贤急于升官而残暴百姓，却也只能发出“此公残忍至于此极，兄弟不幸，偏又在他属下。依他做，实在不忍；不依他做，又实无良法”的慨叹。《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中的吴继之明知道劝捐的人图谋私利，但“他用大帽子压下来，只得捐点；也只得去劝上十户八户，凑个百十来元钱，交了卷就算了。你想我这个是受了大帽子压的才肯捐……”。众多谴责小说对封建特权和等级关系进行了形象的暴露与揭示。
封建特权和等级关系的存在，又不可避免地形成下级对上级的供奉制度。“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异常形象地揭示了中国官场的上下级图景。中国的人治社会、人情社会，必然使缺乏监督、约束的权力走向膨胀，也使官员为了官位或者升职，不得不迎奉上级意旨，并最终形成下级供奉上级的官场“潜规则”。在晚清谴责小说里，上级官员对下一级官吏往往颐指气使，而王梦梅之类的下级官吏对上级官吏低三下四、俯首帖耳、阿谀奉承、送礼供奉等图景屡屡出现，甚至有些官吏将自己的女儿、媳妇作为特“礼”向上级供奉，如冒得官为了保住官位，强迫亲生女儿让上司羊统领蹂躏，还一大早跪在闺房前等候“谢恩”；苟才通过投机钻营获得的差使被弹劾撤掉后，向上级钦差贿赂了几万两银子，才保全了功名，后又为获得一个好差使，竟然将新寡的、颇有姿色的儿媳送给制台做小妾……贾润孙、傅理堂、刁迈彭、瞿耐庵、随凤占、贾冲、钱典史等“丑态”官员形象，都是封建特权和等级制度下的典型图景呈现。而一旦向上级供奉取得实效——获得实缺或提拔，下级官员则会“多年媳妇熬成婆”，在获得更多特权和利益的同时，还会变本加厉地欺凌下级，加倍贪污腐败、搜刮钱财，从而形成封建专制政治的恶性循环。
二 对晚清封建官僚体制的暴露与批判
封建专制制度下的官员本身就是政治、经济、文化诸种利益的综合体，做官就意味拥有权力和各种资源利益，正如《官场现形记》中举人出身的王仁老师开馆授徒所教授的：“中举之后，一路上去，中进士，拉翰林，好处多着哩！”“拉了翰林就有官做，做了官就有钱赚，还要坐堂打人；出起门来，开锣鸣道……”而黄二麻子在“苦辣甜酸遍尝滋味”后，最终悟出“统天下的买卖，只有做官利钱顶好”。正因为如此，入仕做官成了国人竞相追逐的目标。谴责小说作家对晚清各种为官路径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渲染与揭露，指出无论是正途的科举、军功、保荐，还是捐官、贿赂等，都是在追求权力与利益的最大化，表现出对晚清官僚体制的深入而冷峻的谛察。
晚清谴责小说对本是正途的科举、军功以及保荐等为官途径进行了具象的描述与嘲讽。科举取士竟造就大批如何珏斋、庄仑樵、金雯青等只会吟诗作赋、纸上谈兵的无能名士（《孽海花》）。不仅如此，科举考场还可以徇私舞弊，如举人赵温上京会试，因不知头路而送钱少，让主考吴赞善极为失望，而不得不“春风报罢”（《官场现形记》），而胸无点墨的金子香在送给王宋卿300两银子后，其狗屁不通的试卷竟然被取为第一（《文明小史》），《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更是对科举考试中千奇百怪、层出不穷的舞弊行为进行了揭露，“有偷题目出去的，有传递文章进号的，有换卷的”等等（第42回）。以往依靠军功获得提升的做官路径在谴责小说中却露出异象：在《官场现形记》中，“无论什么人，只要有大帽子八行书，就可当得；真正打过仗、立过功的人，反都搁起来没有饭吃”（第12回）。比如行伍出身、屡立战功的毛长胜却无家可归、流落街头，只得将奖札售卖；而善于投机的冒得官，则用30块钱买的形同废纸的奖札当上了炮船的管带（第30回）。至于保荐贤才之途，在谴责小说中更为糟糕，甚至演绎为官亲、贿赂等的代名词，如时筱仁没有去过广西，却通过贿赂钱财获得提督军门的保举，以试用知府进京引见；胡统领在剿灭严州所谓的“土匪”后获得褒奖，竟然将其相好——江山船妓龙珠的父亲也保举为副爷……谴责小说作家用嘲讽之笔塑造出官场做官升官的“群丑图”，正如《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89回所讲的：“如今晚儿做官的，那里还讲什么能耐，讲什么才情，会拉拢、会花钱就是能耐，会巴结就是才情。”
晚清谴责小说还对捐官或买官现象进行了深入的暴露与批判。鸦片战争后，国库空虚，以筹集军饷、赈济灾民为幌子，“晚清朝廷公开卖官，明码标价，官职成了商品”[310]，于是，卖官售爵成为晚清社会的一大“盛景”，而“买官—搜括钱财—再买官—再去榨取更多的钱财”，则成为晚清官场永不休止、不断轮回的图景，而这又进一步加速了晚清封建专制政治的崩溃。《官场现形记》是淋漓尽致地揭露官场丑态的一部小说，其中抨击最多也最激烈的就是卖官售缺制度。小说第4回“白简留情补祝寿，黄金有价快升官”，就非常形象地揭示了卖官售缺制度：上海道因属肥缺而售价50万两白银，而即将离任的何藩台则令其幕友、官亲“四下里替他招揽买卖：其中以一千元起码，只能委个中等差使，顶好的缺，总得投二万银子。谁有银子谁做，却是公平交易，丝毫没有偏枯。有的没有现钱，就是出张到任后的期票，这位大人也收。”第19回则对卖官售官制度进行了直接说明：浙江署院颁布朱谕一道，说：“浙江吏治之坏，甲于天下。推原其故，实由于仕途之杂；仕途之杂，实由于捐纳之繁。无论市井之夫，纨绔之子，朝输白镪，夕绾青绫；口未诵夫诗书，目不辨乎菽麦。其尤甚者，方倚官为孤注，俨有道以生财，民脂民膏，任情剥削，如此而欲澄清吏治，整饬官方，其可得乎！”浙江抚院就公然说：“譬如当窑姐的，张三出了银子也好去嫖，李四有钱也好去嫖；以官而论，自从朝廷开了捐，张三有钱也好捐，李四有钱也好捐，谁有钱，谁就是个官，这个官还不同窑姐儿一样吗？”于是，何藩台与胞弟三荷包联手，将府州县缺明码标价加以出售，如同售卖私家财产；贾润孙携十万两进京谒见，却被一群手眼通天的掮客围住兜揽生意；做了十几年字号里“挡手”的田小辫子，认为“做官的利息总比做生意的好”，决定拿钱捐官；胸无点墨的酒囊饭袋如刘大侉子、黄三溜子、唐二乱子等等也纷纷粉墨登场……不仅如此，一些尚在襁褓甚或还没有出生以及连胚胎都不存在的人，竟然也捐官，如山东藩台听说两个月后要停止捐官，马上给大姨太太生的七岁儿子捐个道台，给尚在腹中的二姨太太的孩子捐个知府，三姨太尚未怀孕，也预捐了个知府候着……《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也对捐官制度进行了揭示，如第3回的一个绍兴“土老儿”到上海结识了“野鸡”桂花，桂花花钱帮他捐了个二品顶戴的道台，得了王爷的八行书，指江苏省候补，却在上院拜会时举止荒唐洋相出尽；第85回揭露了钱铺掌柜恽洞先替周中堂卖官鬻爵的各种行为……晚清谴责小说几乎都对捐官制度进行过暴露与批判，并塑造出晚清官场捐例大开后钱虏市侩的卖官“群丑图”。
另外，谴责小说还对各色人等为了获取权力和利益而想方设法甚至不择手段地去攀龙附凤以及构建“关系网”的行径，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描绘与渲染。“上面有人好做官”，为了成为官场体系中的一环，各级官吏或用世交，或收门生，或拜老师，或结拜兄弟，或找同乡，或是同榜高中等各种关系和方式，竭力营造自己的权力关系网络，将官场演化为拉帮结派、争权夺利的名利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中贾臬台的大少爷屡获重用，是因为贾臬台拜的是周中堂的门（第23、24回）；叶伯芬本对大舅爷恨之入骨，但在大舅爷接二连三升官之后，为借势升官又百般巴结，甚至伺候一个舅嫂比老太太还殷勤，最后放了“海关道”（第91回）；叶伯芬与赵啸存本是换帖的拜把兄弟，在赵啸存升任福建巡抚后，“伯芬一面写了禀帖去贺任，顺便缴还宪帖，另外备了一份门生帖子，夹在里面寄去，算是拜门”。甚至说：“承师帅不弃，收在门下，职道感激的了不得！师帅客气，职道不敢当”，尽显躬卑之态。《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中的正面人物吴继之实际上也是因江宁藩台与他是世交的缘故才行“官运”的。黄小配的《宦海升沉录》中的袁世凯是用故人之子的身份去谋取官职……相反，如果官场没有关系，做官也不会做大做久，甚或穷困潦倒。《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榜下知县陈仲眉的自杀就是没有官网关系以致穷得没办法后的无奈抉择。在《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中吴继之的喟叹似乎可以看作是对当时官僚体系的总结：“大约一省里面的候补人员，可以分做四大宗：第一宗，是给督抚同乡，或是世交，那不必说，是一定好的了；第二宗，就是藩台的同乡世好，自然也是有照应的；第三宗，是顶了大帽子，挟了八行书来的。有了这三宗人，你想要多少差事才够安插？除了这三宗之外，剩下那一宗，自然是绝不相干的了。不要说是七八年，只要他的命尽长着，候到七八百年，只怕也没有人想着他呢。”（第14回）另外，晚清谴责小说还对攫取仕途的另类捷径进行了描绘：一方面，女性甚至成为换取做官或升官的物品和砝码。《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中一年轻的候补道为巴结好色的制台，举荐“懂得医理”的夫人去为制台做按摩，从而“不怕头巾染绿”的候补道官运亨通（第3回）。这种野鸡成命妇、命妇当姨子的官场“怪现状”，有着很强的写实性和针对性[311]。洪太守为了拉侯统领做同党，请陆观察帮忙，而陆观察将与自己鬼混良久的丫鬟碧莲当做女儿给洪太守做女儿，然后再将之许配给侯统领，实现了督帅的保媒。而用女性换取前程的典型莫过于“行止龋龋，无耻之尤”的苟才，他为了投机钻营、谋取好差使，在获悉总督最得宠的五姨太太刚刚死去后，竟然用见皇帝和祭祖才行的大礼跪求新寡的儿媳，要求“屈节顺从”，去做总督的姨太太……另一方面，谴责小说如《孽海花》还对各级官吏用投上级所好的古玩字画甚或男宠等去攫取个人仕途，也进行了形象的暴露。对此，《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中有两段非常经典的总结：一是九死一生通过其母亲的愤激之言揭示出晚清官场普遍的道德堕落：“这个官竟然不是人做的！头一件先要学会了卑污苟贱，才可以求得着差事；又要把良心搁在一边，放出那杀人不见血的手段，才弄得着钱。”（第51回）一是卜士仁告诫他的侄孙卜通道：“至于官，是拿钱捐来的，钱多官就大点，钱少官就小点；你要做大官小官，只要问你的钱有多少。至于说是做官的规矩，那不过是叩头、请安、站班，却都要历练出来的，任你在家学得怎么纯熟，初出去的时候，总有点蹑手蹑脚的；等历练得多了，自然纯熟了。这是外面的话。至于骨子里头，第一个秘诀是要巴结：只要人家巴结不到的，你巴结得到；人家做不出的，你做得出。……你不要说做这些事难为情，你须知他也有上司，他巴结起上司来，也是和你巴结他一般的，没甚难为情。……你千万记着‘不怕难为情’五个字的秘诀，做官是一定得法的。如果心中存了‘难为情’三个字，那是非但不能做官，连官场的气味也闻不得一闻的了。”（第99回）
官场关系网的建立，又使官员狼狈为奸、结党营私、官官相护，形成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官场网络庇护制。封建专制统治的独断性和随意性，使各级官员们为了最大限度地追求私利和保住权力，建立了以亲属、同乡、师门等关系为核心的庇护制网络。到了晚清，这种庇护网络不仅仅是官僚们的“护官符”，也成了地痞流氓、社会渣滓害人的“护罪符”，这在晚清谴责小说中也有所叙及。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就有很多利用关系网络结党营私、官官相护的内容，如第48回中蒋抚台本降三级调用，但“亏得自己军机里有照应，求了上头，改了个‘革职留任’，仍旧还做他的抚台”。张春帆的《宦海》无疑深刻揭露了庇护网络制：一个良心未泯的臬台金翼禁赌的失败，是贪官污吏与豪绅、地痞盘根错节的结果；最恨私书请托的宣制军因“抚匪”惹来麻烦，最后找人打点，与京中的皮总管拉上关系，转危为安，也表现出当时结党营私、贿赂风气的猖獗和网络庇护制的威力。不过，建构在利益之上的官场关系网又是极其虚伪、软弱的，一旦一环失势或没有了利用价值，就“树倒猢狲散”，人与人之间就变得冷漠甚或冷酷无情。《官场现形记》中的军机大臣周中堂是贾筱芝花三千银子拜的门，并为贾筱芝父子的升迁提供了诸多便利，但贾臬台的儿子贾润孙听说“这位老中堂现在背时了”后，便“以后他那里我亦不便常去走动”，并在周中堂邀约他到家中吃饭时，贾润孙“我自己事情还忙不了，那里有工夫会他”，把信丢在一边（第24回）……舒军门克扣军饷被参入狱，提牢厅的司官老爷史耀全是其拜把兄弟史达仁之子，且舒军门曾对史耀全照顾有加，可这位世侄不仅全然不顾恩情，甚至还趁机敲诈，并将恩人折磨得欲死不能（第28回）；曾获舒军门保举的时筱仁，甚至以怨报德，暗中收集舒军门的罪证……晚清谴责小说在通过众多故事揭露官场社会的世态炎凉、势力无情的同时，也揭示出晚清封建专制的弊端。
三 对晚清封建专制野蛮政治的暴露与批判
封建专制政治的独断性与随意性，使封建专制政治具有残暴、野蛮的特征，晚清谴责小说对此进行了深刻的暴露与揭示。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不啻为讨伐晚清官场的檄文，“把官场的丑恶罪状全都说尽了”[312]，并直指封建专制政治的野蛮和残暴。比如浙江胡统领为了虚领军功，在本没有土匪的严州无中生有地制造“战绩”，火烧村落，纵兵劫掠，焚戮淫暴，然后以“异常劳绩”获得奖赏；安徽记名总兵盖道运被派皖北凤、亳一带剿匪，用大炮轰击，“不下两个月，土匪也平了，那一带的村庄也没有了”，他自己由此升任提督……吴趼人的作品也对泯灭人性、视民如草芥的封建专制政治的野蛮、残暴行径进行了揭露。《上海游骖录》中的湖南大帅没有能力对付入侵的西方列强，但对付中国老百姓却显示出非凡的才能：纵容军队到处烧杀抢掠，大肆搜刮钱财，奸污妇女，使“无数的百姓，狼奔豕突的，不辨东西南北，往后乱窜，闹了个哭声震天。那跑得慢的，早做了枪靶炮灰”（第1回）。……儒生辜望延只因家穷而没有好酒招待，就被诬陷为革命党，不但家破人亡，而且全村也因此遭到洗劫。《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中江苏抚台惠福见镇江有土，竟发布劳民伤财的野蛮“政令”，将镇江徒阳河的土运到南京填马路，当地官员百姓怨声载道（第93回）；沂州老百姓遭遇天灾荒年，各县不但不救济，反而照例征收钱粮，以致很多人将要饿死，而蔡侣笙进行赈济，却被朝廷撤职（第108回）；无赖黎景翼竟然将弟妇卖到妓院（第34回），吏部主事符弥轩丧尽天良，竟然残酷虐待含辛茹苦将其抚养成人的爷爷（第74回），更是通过官僚亲情的泯灭，揭示了封建专制的野蛮与残暴。《孽海花》对封建专制政治的野蛮和残酷也有深刻的暴露，比如鱼阳伯为换取“海关道”，竟然对拥有《长江万里图》的孤儿寡母一路赶杀（第19回）；祖钟武等人在日本向中国开战、国难当头之时，不仅不应战，还大宴宾客，寻欢作乐，而老伶赶三儿羞于为卖国狗官唱戏而谎称有病时，竟然被祖钟武叫人用锁链拖了上台去唱戏，当满怀民族激愤的老伶在戏台上改戏词痛骂祖钟武之流“送江山”时，祖钟武竟将其活活打死（第25回）……《冷眼观》也写了官僚的亲属横行乡间、无恶不作，给人以深刻的印象……不仅如此，刘鹗的《老残游记》还通过“玉贤缉盗”、“刚弼断案”、“庄宫保废民捻”三个故事讲述了所谓“清官”的愚昧无知、滥用刑法、专横残暴、草菅人命的本性，以及给百姓造成的苦难。“玉贤缉盗”的故事，讲述了曹州候补道玉贤是个不收受贿赂的“清官”，却用二十架站笼对曹州百姓野蛮施暴，“只要不顺他的眼”，“或者话说的不得法”，都要被他当做强盗，捉到站笼里活活站死。如果站笼里的人还没有死，则指使手下人“每人打两千板子，看他死不死”。于是，他上任不到一年时间，就被他站死两千多人，其中十分之九分半是良民，还有半分是无业游民，真强盗一个也捉不到。这样，“冤埋城网暗，血染顶珠红”、“杀民如杀贼，太守是元戎”的一幕幕恐怖惨剧在曹州府上演，以致曹州变成了人间地狱。“刚弼断案”的故事则是写县官刚弼是个“清廉得格登登的”官吏，却刚愎自用、自以为是，为求邀功，滥用酷刑、屈杀无辜，在审理魏家案件的时候，不调查取证、详查案情，而是根据魏家老仆花钱打点就妄下结论，审成天大的冤案。“庄宫保废民捻”的故事是写庄宫保虽思贤若渴，延揽海内名士，但是却瞒着五六里宽、六百里长的堤捻中间的十几万家几十万人废民捻，以致“大县若蛙半浮水面，小船如蚁分送馒头”，使十几万户人家的身家性命成了野蛮暴政的冤魂，给民众造成空前浩劫……而维新时期，官吏的野蛮残暴行径依然没有收敛。《文明小史》就对维新时期大小官僚们贪婪残暴的本性进行了细致的描绘。比如意大利的矿师到永顺察看矿苗时，因永顺百姓害怕开矿破坏风水而得罪了洋矿师，傅太守则对百姓残酷镇压：“所有黄举人家族并他的朋友，凡有形迹可疑的，一齐拿来治罪。一面又把先前闹府衙门提到的二十多个人，不论有无功名，每人五百小板，打了一个满堂红，一齐钉镣收禁。”傅太守还派人四下里捉拿同党，“直吓得那些人家，走的走，逃的逃，虽非十室九空，却已去其大半”（第6回）。没有参与闹事的店小二父子，因不小心打碎洋人一个碗，也被打800板，勒令赔偿银子300两……
不仅如此，谴责小说还通过刑罚制度对封建专制的残暴和野蛮进行了描绘。在《官场现形记》第13回中，官差将兰仙娘俩的金银首饰以及衣服洗劫一空后，还将犯人吊起来、拴在床腿或门板上，并使之接受看马桶、闻臭气等折磨；第14回庄大老爷审理官媒时，“将他衣服剥去，拿藤条来，替我着实的抽”，打得官媒“啊呀皇天”乱叫，把要求申冤的船婆子“早已吓昏的了”；第28回，刑部主事史耀全用尽各种手段摧残、折磨犯人，甚至连世交也不放过……李伯元的《活地狱》更是被阿英称为“中国描写监狱黑暗，写惨毒酷刑的第一部书”[313]。李伯元甚至把州府衙门比作“阳世的地狱”。小说对监狱里极为野蛮和残暴的刑法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暴露与批判，比如徐州府桃源县的知县魏剥皮，发明了许多令人惨不忍睹的酷刑，如铁箍、红绣鞋、饮红袍等，将许多民众活活折磨致死。此外，他们这些“父母官”还倚仗权势，抢人妻女，成为随意屠杀百姓的刽子手，而老百姓则在野蛮和残暴的封建专制统治下战战兢兢地度日……
晚清谴责小说通过对专制政体下官员有恃无恐、为所欲为、野蛮残暴的官场“群丑图”的描绘与暴露，揭露出官员的“丑态”并非是个体所为，而是群化行为，是封建专制体制下的必然结果，进而在某种程度上引发人们对封建专制政体的思考和否定。
第二节 对晚清吏治的暴露与批判
国家管理的关键在于吏治，吏治是地方官的作风和政绩。“从题材方面说，晚清小说产生得最多的，是暴露官僚的一类。”[314]据阿英所考，全书以官僚为题材的小说可考者多达17部，不可考者也很多[315]。在对晚清官场暴露的小说中，几乎无不指向晚清的吏治。晚清谴责小说对贪官恶吏的暴露与批判随处可见，并塑造了上自太后、皇帝、军机大臣、太监总管，下至知州、知县乃至佐杂胥吏等贪婪残酷的官吏形象，描绘出一幅以往文学作品中不曾有过的千奇百怪、惟妙惟肖的官场腐朽“群丑图”，揭露了吏治之害具有祸国殃民的社会恶果。
一 对晚清无德官吏的暴露与批判
《左传·闵公二年》中说“无德而禄，殃也”。晚清谴责小说对上至宫廷显贵，下至小官佐杂的无德官员，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暴露与批判，揭露了无德官员必然引发“官祸”和社会道德沦丧的趋向。
（一）对道德沦丧官吏群像的塑造
谴责小说中的官员大多厚颜无耻、唯利是图，而儒家传统的道德观念则成了他们道貌岸然、男盗女娼的遮羞布。《官场现形记》中浙江巡抚傅理堂在下属面前以理学家自居，讲究“慎独”，可一回到家，就上演“叩辕门荡妇觅情郎”的好戏——他在北京结交的妓女带着私生子来找他；胡统领严州剿匪，纵兵屠洗村落，竟然冒功获朝廷重奖；绿营管带冒得官为了保住官位，竟然极为龌龊地逼着亲生女儿让上司羊统领蹂躏；湖北湍制台家蓄十美，候补知县过翘竟特地带了一万多银子，到苏州、上海买来两个绝色女人送给制台，要凑成“十二金钗”，讨得制台欢心；到上海办捐的何孝先竟然低价购买因贫困遭灾人家的女儿，拣了几个年纪大且长得标致的留给自己受用，把其他的以好几倍的价钱卖出去；两个红州县官吏周果甫、戴大理斗法，都是口蜜腹剑，笑里藏刀；时筱仁甚至恩将仇报，对故主落井下石；刁迈彭则卖友求荣，断送把兄……在《官场现形记》中，居上者只知珠玉妖姬、升官发财，居下者则善于逢迎阿谀、奴颜媚骨，官员的堕落与异化让人怵目惊心，俨然是一个“畜生的世界”（第60回）。《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也对官僚道德的沦丧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揭露和批判：中法战争中的中国兵舰看见海上有一缕烟，就疑为法舰，吓得自己放水沉船；中日战争双方尚未交战，驻扎平壤的清军首领叶军门，“久思归化，惜乏机缘”，将平壤拱手送给日本（第83回）。官僚们在强敌面前一味退让，无暇思考富国强兵之路，但在营私舞弊、敲诈勒索方面却尽显其能：四川的学台，任上只会拼命搜刮钱财，听说四川的女孩子身价便宜，一口气买了七八十个，在卸任回家时，单是丫头就装了两号大船（第80回）；广东、湖北、安徽的大员们，相继办起了银元局，“一年的出息”就达400万元（第94回）。此外，官场上卖官鬻爵、监守自盗、贪赃枉法、侵吞粮饷之类的故事更是不胜枚举，如第2回写江苏即补知县，在去南京见制台的轮船上进行偷盗，窃取了十七八杆鸦片烟枪、八九支铜水烟筒、许多男人女人的衣服，甚至还有上海妓女用的东西……晚清谴责小说中的一众官僚完全丧失了社会公德，鲜廉寡耻、祸国殃民。
（二）对以公益之名行“坑蒙拐骗”之实的官吏的暴露与批判
晚清谴责小说中的官吏十分擅长尔虞我诈、钩心斗角，无时无刻不在上演形形色色的瞒骗丑剧。以公共利益或国家利益之名谋取升官发财之路，是谴责小说官吏常用的瞒骗伎俩，如《官场现形记》中的县官梅飏仁以地方办学堂等维新之名，牺牲商人的利益，“捐了无数的款项”，博得上司称赞，“不到三个月”就获得升职；《文明小史》中湖南巡抚以开学堂、办机器局为名，在全省开征城门捐和桥梁捐，弄得民不聊生，百姓怨声载道；胡统领竟丧尽天良地将良民百姓当做盗匪残酷围剿，而“剿匪”功绩呈文上报后，不仅获取“剿匪”所用，而且还作为有功之臣获得保举升官……这种以冠冕堂皇的理由损害民众利益的行为，虽然具有极大的欺骗性和危害性，但在官场上屡屡使用屡屡奏效。而自我吹嘘、弄虚作假、做表面文章以获取名利，也是官吏坑蒙拐骗的常用手法，如《官场现形记》中梅飏仁升任海州知州后，只是因为出现外国兵船就借题发挥，电禀制台，恬不知耻地吹嘘自己办洋务的能力；而外国兵船捉住了积年大盗，梅知州又编造谎言，电禀制台，陈说与洋人打交道的能耐……《老残游记》中的“清官”更是做足清廉的表面文章，但内里却是一个残暴无良的虐吏。“由于这种行为模式下的官员们，往往把做事和做戏混为一谈，只图虚名，不办实事，习惯于做表面文章。到头来，诸多事情就自然只剩下一个空名与假样。”[316]另外，不懂装懂、营私舞弊也是官吏常用的手段。“正由于做假能让各级官员尽得好处，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由此便形成恶性循环，使瞒骗之风愈演愈烈，以致官场上的事，几乎没有一件可以贯上‘真实’二字。”[317]于是，不懂商务和机器的陶子尧抄出维新条陈，换取机器采办的重任；胸无点墨的金子香竟然因为送礼而获得第一名……值得注意的是，晚清谴责小说还深刻揭示出瞒骗之风盛行的原因是上级或政治的需要，如胡统领为了政绩而坑蒙拐骗，他的上级刘中丞则需要这一“功绩”为自己增加政绩，而朝廷需要用辉煌战果显示其文治武功……于是，晚清官场俨然成了制假造假、欺骗成风、尔虞我诈的生意场和名利场。
（三）对贪婪暴敛的官吏的暴露与批判
“千里为官只为财。”清廷政权的摇摇欲坠，更使大小官吏利用各种机会巧设名目敛财获利。《官场现形记》塑造了一批贪婪成性、鲜廉寡耻的官场群丑，是对晚清时期官吏形象的深度刻绘和总体解剖。在小说中，被派往浙江考察官吏的钦差大臣，用“只拉弓，不放箭”的方法，“吓昏了全省的官”，获贿赂200万两；浙江胡统领虚报军功，将严州百姓当做土匪大肆砍杀，获得军饷38万两；徐大军机的女婿尹子崇，竟将安徽全省的矿产卖给外国人，中饱私囊获取100万银两；各级官吏还借助生子、生日、丧娶等各种名目收取钱财……而那些捐官出身的官吏，为了收回买官成本，更是肆无忌惮、横征暴敛。“统天底下的买卖，只有做官利钱顶好。”（第60回）就连朝中御史弹劾官员的奏章也能卖钱：“都与做买卖一样，一两银子，就还你一两银子的货，十两银子，就还你十两银子的货。”（第17回）……各级官员疯狂搜刮钱财，就连慈禧太后也极为清楚：“通天底下一十八省，哪里来的清官！”甚至遇到自己赏识的人，也给他个一官半职让他去“捞回两个”，比如浙省参案就是朝廷有意照应钦差的安排（第18回）。李伯元的《活地狱》也对晚清搜刮钱财的官吏进行了揭露：山西省高阳县官，审理案件只会一味敲诈勒索；巫黄两家本为一头牛引起争端，告状时却被官员诈去数千两银子……《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中也写了一些官僚贪婪谋私利的现象，比如于管带在南京支应局领了100吨的煤价，到上海专供兵船的铺家只买30吨，却叫铺家写上100吨，其他的除了贿赂铺家部分外，皆占为己有……晚清谴责小说写出了晚清大量官吏贪婪好财的丑态，并从中可以窥见整个官僚机构的极度腐败。
（四）对政治投机官吏的暴露与批判
晚清的维新、改良运动，给了各级官吏投机钻营谋取更大利益的机会，众多晚清谴责小说对此也进行了暴露与批判。《官场现形记》中的候选通判陶子尧探知抚院有意发展商务时，原本对机器和商务一无所知的他通过抄书，匆匆拼凑出12条条陈，谋取了采办洋人机器的“肥差”。《文明小史》中长沙翰林王宋卿善于“因时制宜，揣摩迎合”，上头要新政，就说新政的话；要招安义和团，就写“招抚义和团的折子”；要维新运动，就顺势而变，成为山东的总教习；但当上司让他拟几个时务题目，却着实让他为难了一番，不过他对于受贿之事却极为内行，在收受胸无点墨的金子香300两银子后，竟然将其狗屁不通的试卷取为第一。而借助假维新而行升官发财之实的典型作品莫过于《官场维新记》。小说描写了袁谓贤以维新作为手段升官发财的故事。袁谓贤本十分守旧，自称“外洋所有的东西，我一样都不爱。只有印度国出的鸦片烟，与那墨西哥所铸的洋钱，和我还有些缘分”（第1回）。但在其堂兄的教诲下，借助维新之名，捐学堂，获得官职；以假维新，留任知府；抢矿山，大开财路，并广行贿赂，最终名动公卿，获得学务处、财政处、练兵处三项朝廷所行新政当中最“肥”的差使，赢得了极大的利益和好处。最后，他已经成为“真心”拥护朝廷维新变法的人，因为“升官发财，必须有个下手的地方。所以我一向最喜欢、最盼望的，是朝廷变法维新。为什么要喜欢、要盼望呢？朝廷多一桩新政，我们候补人员，便多了一个利源，多了一起保举。”他还颇有心得地总结道：“目下虽万口一词说维新，维新，然却不可把维新两字看得认真。只可求形式上的维新，不可求精神上的维新。要晓得精神上的维新，乃是招灾惹祸的根苗；若换作形式上的维新，便是升官发财的捷径。”（第16回）……在清廷大肆宣扬维新的时候，在许多人对朝廷维新还抱有幻想的情况下，谴责小说作者通过描写各级官吏假借维新飞黄腾达的故事，揭露了朝廷改良维新的实质。
二 对晚清无能官吏的暴露与批判
“能”是官员个体与各种群体之间发生联系而表现出的领导能力和管理能力，它决定了官吏治国平天下的水平。晚清谴责小说不仅抨击了官吏的无德，也刻画了大批无能的官吏，揭示出无能官吏祸国殃民的实质。
（一）对无治国素质官吏的暴露与批判
首先，捐官制度加速官场的腐败，造就了大批庸俗浅薄、胸无点墨、贪财腐败、祸国殃民的无能官吏。《官场现形记》中南京候补道田小辫子目不识丁，请人代写的军事条陈中，有一条是打仗时不许士兵吃饱，据说这是他受到“猫捉老鼠”的故事启示，想了好几天才悟出来的；浙江候补道刘大侉子，在署院填写履历时，将“二品顶戴”写成“二品顶载”，即便如此，他的同僚黄三溜子还十分佩服他，因为黄三溜子连这样的白字也不会写……其次，对无能的文人士子进行了揭露。《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就对缺失治国平天下的理想与才干的士子们进行了暴露。四川的李玉轩，写了一首糟糕的《咏自来水》诗，竟被捧为姜白石、李青莲再世，狂傲得不可一世（第22回）。一些自命风雅的诗人在谈诗论文时却笑话百出：把李商隐的号“玉溪生”加到杜牧身上；把杜牧的号“樊川居士”送给了杜甫；还说杜少陵“是杜甫的老子”（第35回）。还有些人，为了抬高身价，吹嘘自己兼擅诗画，做“题画诗”，“谁知都被他弄颠倒了，画了梅花，却抄了题桃花的诗；画了美人，却抄了题锺馗的诗”（第9回），真是无知、浅陋到极点。《孽海花》也表现了众多科举名士醉心金石、考据以及诗词，而治政中却极端无能。庄仑樵和何珏斋在战争中百无一用；新科状元郎金雯青冥顽不灵以致葬送国土八百里……由此揭示了文人名士的无能。另外，谴责小说还对管理国家事务特别是经济事务的无能官吏加以暴露。在《老残游记》中，官府为了拓宽黄河河道，决定废掉民捻，退守大堤，但庄宫保等官吏却在十几万户人家尚未安全转移、妥善安置的情况下，贸然废掉民捻，致使河水淹没了村民家园，十几万户百姓被淹于洪水。《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中原本民风淳朴、出产富足的四川，却因为田里的罂粟越种越多，以致川里人要吃湖南米了（第81回）……可以说，大量胸无点墨的地痞、流氓、无赖混迹于官场，大量无治国之才的官吏充斥于朝廷，是社会不能进步、国家不能富强的重要原因。
（二）对社会责任心缺失的官吏的暴露与批判
谴责小说还对责任心缺失的晚清官吏进行了淋漓尽致的鞭挞。《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84回，外国人从流痞手中用40元钱欺骗购买了“一指地”——牯牛岭。政府官员与那外国人交涉中，从省里到总理衙门，始终没有争回来，而总理衙门一位大臣为此事写了封私函给江西抚台，说：“台湾一省地方，朝廷尚且拿他送给日本，何况区区一座牯牛岭，值得甚么！将就送了他罢！况且争回来，又不是你的产业，何苦呢！”抚台见了这封信，“就冷了许多，由得这里九江道去搅，不大理会了”。《官场现形记》第54回更对“只要保住他自己的功名产业，就是江南全省地方统通送与外国人，简直与他绝不相干”的官员的麻木不仁、卑鄙丑陋进行了深刻的揭露（第55回）。江苏六合县县官梅飏仁说：“将来外国人果然得了我们的地方，他百姓固然要，难道官就不要么？没有官，谁帮他治百姓呢？所以兄弟也决计不愁这个。他们要瓜分就让他们瓜分，与兄弟毫不相干。”这是对社会责任心缺失官吏的深入刻画。《官场现形记》第33回，奉命查案的粮道对被参的官员说：“制台虽然拿这件事委了兄弟，其实不过敷衍了事而已。现在的事情，那一桩那一件，不是上瞒下，就是下瞒上。几时见过查办参案，有坏掉一大票的？非但兄弟不肯做这个恶人，就是制台也不肯失他自己的面子。他手下的这些人虽然不好，难道他平时是聋子瞎子，全无闻见，必要等到都老爷说了话，他才一个个的揪了出来？岂不愈显得他平时毫无觉察么？”……封建官吏的自私麻木、无所事事、缺失社会责任心，在谴责小说中描写得入木三分。
（三）对媚洋惧洋的官吏的暴露与批判
鸦片战争特别是“庚子事变”后，清廷官吏已沦为洋人的奴才，晚清谴责小说对此进行了形象的揭示：晚清官吏们对中国老百姓吆五喝六、颐指气使、为所欲为，是牛气十足的“大人”；在洋人面前，却摇尾乞怜，谄媚奉承，俨然一副“看家狗”的奴才嘴脸。不仅如此，有的官吏甚至还丧失民族气节，出卖国家利益。惧外媚洋的典型无疑是《官场现形记》中的文制台。他对国人是“无论见了什么人，只要官比他小一级，是他管得到的，不论你是实缺藩台，他见了面，一言不合，就拿顶子给人碰，也不管人家脸上过得去过不去。藩台尚且如此，道、府是不消说了，州、县以下更不用说了；至于在他手下当差的人甚多，巡捕、戈什，喝了去，骂了来，轻则脚踢，重则马棒，越发不必问了。”但如此专横的酷吏，见了洋人却是卑躬屈膝、谄媚毕现：
巡捕道：“回大帅：来的不是别人，是洋人。”那制台一听“洋人”二字，不知为何，顿时气焰矮了大半截，怔在那里半天；后首想了一想，蓦地起来，拍挞一声响，举起手来又打了巡捕一个耳刮子；接着骂道：“混帐忘八蛋！我当是谁！原来是洋人！洋人来了，为什么不早回，叫他在外头等了这半天？”巡捕道：“原本赶着上来回的，因见大帅吃饭，所以在廊下等了一回。”制台听完，举起腿来又是一脚，说道：“别的客不准回，洋人来，是有外国公事的，怎么好叫他在外头老等？糊涂混帐！还不快请进来！”
不仅对洋人奴颜毕现，甚至在处理与洋人有关的案件上也表现出十足的奴性。淮安府知府因地方上的百姓与洋人发生纠纷，百姓冤屈致死，求见文制台，为明晰起见，特意写了两折子，谁知文制台一见“上面写的都是黄豆大的小字便觉心上几个不高兴；又明欺他的官不过是个四品职分，比起藩台差远了，索性把手折往地下一摔”，等到淮安知府告诉他是有关洋人的两件公事后，制台“大惊失色道：‘这两桩都是个关系洋人的，你为什么不早说呢？快把节略拿来给我看！’”听淮安知府提出，希望他能出面阻止洋人的无理行为时：
制台不等他说完，便把手折一放，说：“老哥，你还不晓得外国人的事情是不好弄的么？地方上百姓不拿地卖给他，请问他的公司到那里去开呢？就是包讨帐，他要的钱，并非要的是命。他自己寻死，与洋人何干呢？你老兄做知府，既然晓得地方有这些坏人，就该预先禁止他们，拿地不准卖给外国人才是。至于那个欠帐的，他那张借纸怎么会到外国人手里？其中必定有个缘故。外国人顶讲情理，决不会凭空诈人的。而且欠钱还债，本是分内之事，难道不是外国人来讨，他就赖着不还不成？既然如此，也不是什么好百姓了。现在凡百事情，总是我们自己的官同百姓都不好，所以才会被人家欺负；等到事情闹糟了，然后往我身上一推，你们算没有事了。好主意！”
但事情发生后，地方民愤极大，洋人见惹不起众怒，不得不赔罪求饶。淮安府当做喜讯告诉制台，制台却心存余悸，唯恐洋人报复……文制台的形象实际上是晚清大小官吏对外国人态度的一个缩影，是晚清政府屈从于洋人的外交政策造成的，这也使得众多官员畏惧洋人，对洋人卑躬屈膝、谄媚万状。再如《官场现形记》中山东藩司胡鲤图，半生宦途，屡遭坎坷，都是因为交涉洋人，以致见到洋人都胆战心惊；洋教士打了迎接的官员，羊统领则认为外国人不会凭空打人，肯定是因为官员不好造成的；江南制台则总是用柔媚手段去迎合洋人；甚至梅飏仁们还声称：“将来外国人果然得了我们的地方，他百姓固然要，难道官就不要么？没有官，谁帮他治理百姓呢？”不仅完全丧失了民族自尊心，也丧失了做人的人格。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也暴露了晚清大小官吏们的惧洋媚外之风。“我们中国的官，见了外国人比老子还怕”（第50回），在洋人面前只有奴颜和媚态等丑态。如第50回中一桩土棍私卖公地的案子因牵涉洋人，县里不敢贸然断案，而省里派来的官员不但不替受损害的百姓做主，反而根据洋人的主意将告状的二三十户人家的房子一同卖给了外国人；第67回叙述了中国官吏媚洋而外国人却不领情的故事：上海郊区一乡下人的牛践踏了洋人家的花草，审案的中国官员为讨好洋人，竟然判乡下人重责300板并带枷游行示众一个月，不料洋人却将中国官员狠狠地申斥了一顿。而上海的会审公堂，也完全由外国人说了算。因为“这会审公堂的华官，虽然担着个会审的名目，其实犹如木偶一般，见了外国人就害怕的了不得，生怕得罪了外国人，外国人告诉了上司，撤了差，磕碎了饭碗。所以平日问案，外国人说甚么就是甚么。”（第10回）
张春帆的小说《宦海》，也揭露了晚清官吏惧外媚洋、打压民众爱国热情的行为。几个明火抢劫的强盗，作案后逃到广东的英租界。吴游击经英领事签字同意后，带人捉住了强盗，却在下船时遭到英方人员的殴打，放跑了强盗。洋务局的某委员据理力争，英人理屈词穷。“见了外国人的影子都是怕的”两广总督邹制军，不仅不许那个委员和洋人争执，还撤了吴游击的职。那位委员大为感慨：“做大员的这样苟且偷安，做属吏的又是那般逢迎得意。咳！华夷混合，宇宙膳腥，我们这班中国人，侧身天地，竟没有可以容足的地方”（第20回）。广东城外珠江一带的堤岸年久失修，有的甚至倒塌，但“这个工程，既然有一半落在他租界里头，他们外国人一定想承办这个工程的。若是我们中国人做了去，他们就横又不好，竖又不好，千方百计的想着法儿出你的花样。皇上家到了如今的世界，还怕着外国人，何况我们做工的？”（第16回）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工艺界一个鼎鼎有名的人物陈连泰，以85万银子的价格承担了这项工程，并且完成得无可挑剔，但官府“非但不能够保护奖赏，反倒把他这样的摧挫折磨起来”（第19回）。陈连泰死后，儿子接任他的行当，竟被搞得倾家荡产。这反映了晚清官吏只知保住自己的官位，却丧失了最起码的社会责任感。
第三节 对晚清世风日下与社会道德沦丧的暴露与批判
晚清是中国历史上大动荡的社会，也是新旧思想交汇的时代。这一时期，不仅出现了政治危机和民族生存危机，而且还出现了信仰与道德危机。儒家思想、传统道德在晚清时期日渐解体，社会风尚与传统道德日渐浇薄、混乱，晚清谴责小说《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冷眼观》、《负曝闲谈》以及《梼杌萃编》等都对晚清的日下世风进行了揭露与批判。
一 对家族“丑态”的暴露与批判
中国社会是以家庭为基础的家族作为社会的基本单位而存在的。家族一般是由父系（主要是五代之内）这一单系亲属关系构建起来的、以家庭为基础推衍出来的社群。家庭是由亲子构成的生育社群，不过，这个社群总是被赋予生育之外的其他文化功能。在家族中，尤为强调长幼有序，运用差序格局和利用亲属的伦常去组合社群。一般而言，社会有人治和法治两种，我国更多的是用礼治来维持家族和社会秩序的。礼是社会公认的行为规范，从规范行为这一点来看，礼与法并无二致。我国早就形成了一整套礼仪文化，其核心的内容是长幼有序、尊老爱幼的人伦之情。不过，晚清是旧的宗法式家庭伦理规范渐趋瓦解、现代伦理观念尚未确立的社会转型期，欲望与私利逐渐明显化，以致种种违背“礼”的“怪现状”纷纷现形，并在以血缘关系构建而成的家族中得到典型呈现，而以《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为代表的晚清谴责小说对此进行了较为全面和深入地暴露与批判。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是晚清最为深刻地批判封建家庭罪恶与道德沦丧的家族丑态的一部小说。作品开篇就塑造了一个凉薄的道德沦丧者形象——九死一生的伯父子仁。他在料理亡弟丧事时，竟然将亡弟所遗8000两银子和10条10两重的赤金悉数侵吞，全然没有兄弟之谊和对孤侄寡娣的同情，并直接导致九死一生几乎流落街头。不仅如此，作品还通过子仁的暧昧情事，全面揭示了传统道德的沦丧：子仁的一位姨太太卷走了一批衣物、首饰等与他人私奔没有成功，跳江自尽；另一位姨太太因受到九死一生伯母的辱骂，吞食鸦片烟寻了短见；而其伯母因气愤伯父竟然背着她将贵重首饰作陪葬，一气身亡；子仁全然没有道德规范，竟然跟自己的外甥女有染，生下一个私生子……亲情尚且如此，那大家庭、大家族更会显现出亲情的冷漠与道德的沦丧，比如九死一生伯父死后，其继室陈氏以为九死一生挣下了大笔家产，竟然想出要择继他叔父的儿子来图谋家产；在九死一生赴伯父的葬礼上，其伯母的内亲则赤裸裸地直接发问：“你带了多少钱来？”大家族修缮祠堂，本几十吊钱的事情，却欺侮孤儿寡母，硬派100两银子，在九死一生塞给借轩20块钱后，最后只捐了5块钱……九死一生以自叙传手法“真实”再现了家族内部的种种“怪现状”，撕下了蒙在封建大家庭亲情人伦上的虚伪面纱，还其以世风沦丧、人情凉薄、见利忘义的本来面目。另外，作品还对很多家庭的丑态和怪现状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暴露：为了家产，官宦子弟黎景翼逼死胞弟，还将弟媳卖入娼门；开口仁义道德、闭口孝悌忠信的道学先生符弥轩，两三岁时爹死娘嫁，祖父对其“百般抚养，方得长大”，但在功成名就后，不但不愿意赡养又脏又老、孤独无依的祖父，还对祖父肆意虐待，甚至想一板凳砸死他，令熟睹种种家庭“怪现状”、见怪不怪的九死一生也诧异不已；天津畴防局职员石映芝的母亲对儿子儿媳的正常夫妻生活却蓄意破坏，对儿子身心健康肆意摧残，这让人对古训“天下无不是之父母”的道德理念产生了严重怀疑[318]……小说对家庭“怪现状”暴露最多也最为深刻的，无疑是几乎贯穿作品始终的“行止龌龊，无耻之尤”的苟才。他为谋取好差使，竟然设计将新寡的儿媳送给总督做小妾：
姨妈看见这两天少奶奶不言不语，似乎有点转机了，便出来和苟太太说知，如此如此。苟太太告诉了苟才，苟才立刻和婆子两个过来，也不再讲甚么规矩，也不避甚么丫头老妈，夫妻两个，直走到少奶奶房里，双双跪下。吓得少奶奶也只好陪着跪下，嘴里说道：“公公婆婆，快点请起，有话好说。”苟才双眼垂泪道：“媳妇啊！这两天里头，叫人家逼死我了！我托了人和制台说成功了，制台就要人，天天逼着那代我说的人；他交不出人，只得来逼我；这个是要活活逼死我的了！‘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望媳妇大发慈悲罢！”少奶奶到了此时，真是无可如何，只得说道：“公公婆婆，且先请起，凡事都可以从长计议。”苟才夫妇方才起来，姨妈便连忙来搀少奶奶起来，一同坐下。苟才先说道：“这件事本来是我错在前头，此刻悔也来不及了。古人说的：‘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头是百年身’。我也明知道对不住人，但是叫我也无法补救。”少奶奶道：“媳妇从小就知妇人从一而终的大义，所以自从寡居以后，便立志守节终身；况且这个也无须立志的，做妇人的规矩，本是这样，原是一件照例之事。却不料变生意外！”说到这里，不说了。苟才站起来，便请了一个安道：“只望媳妇顺变达权，成全了我这件事，我苟氏生生世世，不忘大恩！”少奶奶掩面大哭道：“只是我的天啊！”说着，便大放悲声。姨妈连忙过来解劝。苟太太一面和他拍着背，一面说道：“少奶奶别哭，恐怕哭坏了身子啊。”少奶奶听说，咬牙切齿的跺着脚道：“我此刻还是谁的少奶奶啊！”苟太太听了，也自觉得无味；要待发作他俩句，无奈此时功名性命，都靠在他身上，只得忍气吞声，咽了一口气下去。
（少奶奶）哭得伤心过度了，忽然晕厥过去。吓的众人七手八脚，先把他抬到床上，掐人中，灌开水，灌姜汤，一泡子乱救，才救了过来。一醒了，便一咕噜爬起来坐着，叫声：“姨妈！我此刻不伤心了，甚么三贞九烈，都是哄人的说话；甚么断鼻割耳，都是古人的呆气！唱一出戏出来，也要听戏的人懂得，那唱戏的才有精神，有意思；戏台下坐了一班又瞎又聋的，他还尽着在台上拼命的唱，不是个呆子么！叫他们预备香蜡，我要脱孝了。几时叫我进去，叫他们快快回我。”苟才此时还在房外等候消息，听了这话，连忙走近门口垂手道：“宪太太再将息两天，等把哭的嗓子养好了，就好进去。”少奶奶道：“哼！只要炖得浓浓儿的燕窝，吃上两顿就好了，还有工夫慢慢的将息！”苟太太在旁边，便一迭连声叫“快拣燕窝！要拣得干净，落了一根小毛儿在里头，你们小心抠眼睛、挫指头！”丫头们答应去了。（第89回）
苟才家里的“怪现状”绝不只这一处：在儿媳未寡之前，苟才夫妻就百般虐待儿媳；儿子对受尽家法折磨的儿媳宽慰两句，就被冠以“宠妻灭母”的罪名，被骂得狗血喷头；苟太太异常残忍地将一对小夫妻活活拆开，以致儿子旧病复发，不治身亡；苟才的二儿子苟龙光同苟才的六姨太太有暧昧关系，又嫌苟才不能痛快地给他钱，便串通一江湖医生，毒害苟才，最终断送了苟才的老命……旧家庭的丑态毕现，让人毛骨悚然。
还有很多谴责小说也对日渐沦丧的家庭伦理道德进行了暴露与批判。比如八宝王郎王浚卿的小说《冷眼观》也反映了家庭中伦理纲常的沦丧：京城“居近宫掖”的一权贵，其妻女经常勾引男人，他却借此敲诈，对妻女不加管束；无道台与太太的奸夫相遇，却要设法遮挡脸孔，躲避奸夫；江宁文藩台的嬖爱黄胖子，借藩台之势诈骗了陶知县5000两银票，在陶知县觉察后，竟让妻子出面，谎称银票为妻子的奸夫所赠，要挟陶知县支付钱银……传统家庭道德、伦理观念在小说中得到异化表现，温馨的家庭关系被夸大变形，显得丑陋不堪。
晚清谴责小说对父子、夫妇、叔侄、祖孙、兄弟等家庭、家族的亲情和伦理道德的“怪现状”进行了全面深入的透析，揭露出亲情的凉薄、人情的漠然以及道德的沦丧。如果对此再进一步归结，则大都是追逐金钱和权力惹的祸。为了追名逐利，为了满足个人欲望，人的善良本性渐渐消弭，“仁义礼智信”的传统伦理逐步走向消解。比如为了金钱，黎景翼竟然对瘫痪的兄弟希铨起了歹心，假父亲之名买来鸦片烟逼其自尽，而后又企图将弟妹卖到妓院；为了追逐权势，苟才厚颜无耻地逼迫儿媳嫁给上司；为了私欲，苟龙光竟然对其父亲暗下毒手……众多灭绝人性的事情，在封建大家庭中一幕幕上演，让人喟叹：衣冠禽兽，不过如此。
二 对社会道德日渐沦丧的暴露与批判
谴责小说不仅暴露了晚清社会异化的家庭、家族伦理，还对混乱污浊并日渐沦丧的社会道德进行了极为深入地暴露。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的主旨就是揭露世风的堕落，通过洋场、商场、官场以及医卜星相、三教九流的具体描绘，描绘出一幅幅色调惨淡、世风日下、道德沦丧的现实图景。比如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文武大臣全然没有救亡图存的社会意识和责任感，或贪生怕死或惧洋媚外或蝇营狗苟或以权谋私，丧失了人的基本气节与人格：驻平壤的清军首领叶军门，战争还没有开始就将平壤拱手让给日本；外国人要霸占牯牛岭，总理衙门大臣暗示地方官吏赶紧奉送；上海的会审公堂，也完全由外国人说了算……这些人在外强面前一味退让甚至卖国求安，但是在营私舞弊、敲诈勒索方面却能力尽显，显露出社会道德的日渐沦丧。
蘧园的《负曝闲谈》通过叙写苏州一地的世态人情，描绘出混乱堕落的世风图景。如安徽合肥县的沈金标，身体羸弱，喜抽大烟，花钱捐了个候补武官，听说镇上闹强盗后，竟吓得如飞般跑回家躲避，直到强盗抢完东西从容撤离后才敢露面；把总柳国斌，在太湖和盐枭交战时，吓得他“把两只手捧住了头，往舱底下一滚，连气都不敢出一出”；江西万载知县黄乐材，在审理两个兄弟争夺财产案子时，竟将其财产全部占为己有；华尚书见外甥穿了件贵重的貉皮马褂，也是千方百计据为己有……而富家或官宦子弟则思想空虚、道德堕落，如军机大臣的公子一生有两大嗜好：逛窑子和养鹌鹑；旗人子弟穷困潦倒却雇佣丫头，一味充阔；维新人士黄子文、李平等、王开化、沈自由等人终日打牌、狎妓，以“革命”名义到处招摇撞骗……《负曝闲谈》通过对社会世风图景的描绘，揭露了晚清社会的道德沦丧和世风日下。
王浚卿的《冷眼观》也反映了道德的沦丧。江宁文藩台喜欢玩戏子，以至“闹得一衙门的兔子（古称搞同性恋的男演员为兔子），好似开兔子会一般”。另外，还和儿子同时宠爱一个戏子，致使这种丑闻被画成漫画登在小报上；合肥县一庄主赵四倌，立下土风，要求方圆三四百里的民家有姿色的女子，都要先献给他或他的属下蹂躏……《冷眼观》还抨击了公然抢劫的局勇；借言论自由，以笔墨讹诈的报馆；以色相、赌博坑害人的“翻戏党”；装神弄鬼诈骗钱财的女先儿；设计引诱游丐并行毒尸诈赃的旗婆等。传神的笔触描绘出晚清黑暗、沦丧的社会世风。
三 对假道学的暴露与批判
晚清社会中西交汇，各式思想混杂，而对假道学的暴露与抨击也成为当时谴责小说的一大议题，其中最为有名的当属诞叟（钱锡宝）的《梼杌萃编》。《梼杌萃编》通过对社会假道学的抨击来反映社会道德的沦丧，并塑造了一个假道学的典型形象——贾端甫。贾端甫原本贪财好色，但由于家境贫寒，无奈只能在南通州钱谷龙师爷的府中当塾师，以致与别人逛妓院时也受到妓女的冷落与嫖客的嘲讽。于是，他决定以抑制贪欲的方式谋取名誉，然后再以名誉攫取财色。贾端甫发现主人的姨太太和仆人有奸情，原想要挟，威逼其与自己私通，但当姨太太杨姨娘真来相就时，却又改变主意，斥责姨太太，并以此四处炫耀，将自己塑造为坐怀不乱的“君子”。贾端甫后来在科考中中举，由于其善于巴结以及“君子”名誉，使他官运亨通，成了厉军机的红人，而当年在妓院里嘲笑过他的人，拿了50两的“土仪”拜会他，被他道貌岸然地斥责，然后四处宣扬，获得了更多美誉。为了维护虚假的名誉，他还不惜牺牲家人幸福，将家里管得“上房里连个雌苍蝇也飞不进来”。不过，贾端甫背后却干了很多肮脏不堪的事：逼着妻子做“娼妓所做不到”的事；勾搭管家的女儿小双子；对于行贿的，“只要这人送得诚实缜密，他倒不肯拂过人情，总要照数笑纳的”。最终，两三年下来，“却也不求富而自富了”。不过，他的假道学终酿成家庭惨剧：妻子投入旧爱怀抱，后抑郁而死；女儿同弟弟乱伦，使弟弟死于淫乱，姐姐沦为娼妓；小双子怀孕后没有名分，于是骗了他的存款与人私奔……小说还抨击了“为了这财色二字，却就瞒心昧己，忘却本来面目”的范星圃；“扒灰”的厉军机；对朋友落井下石的郅太守；维护风化而夫人却跟人私奔的魏太史……深刻地揭露了这些“谦谦君子”背后遮蔽着的卑鄙龌龊的行径。
第四节 对晚清社会生活其他方面的揭示与批判
晚清谴责小说不仅对晚清专制政治、吏治以及日下的世风进行了暴露和批判，还对社会经济、生活、文化等诸多方面进行了图景式的呈现。
一 对晚清经济生活的暴露与批判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晚清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也使其经济呈现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特征。
（一）对封建农业经济的暴露
传统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家，土地是农民生存之本，土地制度是封建经济体制的最基本内容。为此，做官发财的人都会广置田地，以期泽披后代，这也使农村土地越来越集中到少数人手里。《官场现形记》第29回就写了镇压太平天国、克复金陵的一众官吏，发财之后广置田产，几代人依靠土地养尊处优、不劳而获；第49回张守财用从当营头、提督到统领的为官历程中贪污的钱财，在芜湖置买一百几十亩田地，享受最后的韶华……土地的集中，一方面侵夺了农民赖以生存的资源，另一方面也滋生了大批不劳而获的地主。
单一的农业经济，使各级官吏对钱粮之事极为看重，这在晚清谴责小说中有明确地揭示。《官场现形记》中王梦梅花了14000两银子挂牌玉山县，“为着目下乃是收漕的时候，一时一刻都不能耽误的。原想到的那一天就要接任，谁知到的晚了，已有上灯时分。把他急的暴跳如雷，恨不得立时就把印抢了过来。”老夫子劝他“天色已晚，就是有人来完钱粮漕米，也总要等到明天天亮”，他“却是一夜不曾合眼。约摸有四更时分便已起身，怕的是误了天亮接印，把漕米钱粮被前任收了去”（第5回）。湖北兴国州王柏臣，在开征钱漕之时老太爷死亡，本应报丁忧卸任，但他不惜冒被治罪的风险，匿丧缓报丁忧，加快收集钱漕；挂牌委派的“瞿耐庵未到之前，算计正是开征时候，恨不得立时到任。等接印之后一问，钱粮已被前任收去九成光景，登时把他气的话都说不出来”（第40回）。对于王柏臣们而言，做官补缺的全部意义仿佛就在于收钱粮漕米，至于富国强民之事是他们不去想也不会想的。
单一的农业经济必然导致国贫民弱。小说《市声》的作者认为，“工业兴旺，商战自强”，为此，国家应当发展工业并注重工艺人才的培养。“国家奖工艺，或是优与出身，或是给凭专利，自然学的人多了，就不患没人精工艺。既有人精了工艺，自然制造出新奇品物，大家争胜，外洋人都来采办起来，工人也值钱了，商人也比从前赚得多了，海军也有饷了，兵船也好造了。在地球上，也要算是强国的了。”（第14回）然而，清政府不仅不办工业学堂，而且对有工业技术的人才也不任用。江西南昌府的刘浩三，精通西文，在外国的工业学校学习过三年，颇有成就，本想学成归来报效祖国，但从北京到湖南，没有一个人肯理他，以致被困客栈，差点饿死，他愤恨道：“我错了，我错了。人家的本事，是在场面上的，我的本事是在肚里的。他能赚东家的钱，能捐官，能巴结上司，就是他的本事；我这本事不同，却要实实在在的干去，赚几文呆进项。有人用我，也能赚几千银子一年，没人用我，只好怨命，一文钱都赚不到。”（第14回）而那些官商，只知道在与洋商的交易中谋取私利，捞取国家的钱财。广西的委员陆襄生到上海采办军装，买办单子肃花了六七千两银子在他身上打点，最终将末等的货色卖了个大价钱，两人都实现了“双赢”，却坑了国家的钱财；二品衔直隶候补道鲁仲鱼，到上海采买军装，却被一个冒充洋行总经理的外国人穆尼斯骗去了5万两白银……这些官僚为了私利，坑害国家，并因为“赚钱”容易，而根本不会冒风险去兴办实业。
（二）对维新时期经济弊端的揭示和暴露
“洋务运动”、“戊戌变法”、晚清新政是清代学习西方、实现富国强民的几次重大努力，但经济领域的维新与变革只是表现出喧闹的“话语狂欢”，而没有实现真正意义的变革。
晚清谴责小说揭露了官办、官督商办工业的弊病。《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29、第30回就对封建官办工业的弊端进行了揭示。制造局“那些委员懂得甚么，除了磕头请安之外，便是拿钱吃饭，还有的就是逢迎总办的意旨罢了”。很多委员、司事大都与总办有着各种各样的关系，众多没有文化、没有能力的人混迹其中。一些委员或技术工人，还用工料去造私货或卖或留作家用或作为礼品送人，等等。不仅如此，作品还对不合理的用人制度、分配制度进行了批判。赵小云能力很强，在外面一个月百两银子都难以请到，却在局里拿着一个月四吊钱的工资，以致人心思变，“一个个都打算向外头谋事”。另外，小说还对制造局采购物料的损公肥私行为进行了暴露，比如第62、第63回中，制造局通过议价处采购如煤、铁、油、酒等物料，表面上是竞价招标，暗里却是“那卖货的和那受货的联络起来，那个货却是公家之货，不是受货人自用之货，这个里面便无事不可为了”。官督商办工业和官办工业的管理权都在官方，必然导致工业内部混乱不堪。
谴责小说还对晚清新政的伪革新进行了暴露。晚清诸如奖励兴办公司、鼓励工商、兴办学校、派遣留学生、逐步制订各项法律等等“新政”，使中国经济呈现出红火的表象，但内里却没有实质性变革，甚或出现借“新政”之名图谋私利、劳民伤财的现象。《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21回，年轻的探花上了条陈就被任用，赴任山西巡抚后铺张扬厉，没有任何能力解决问题；《官场现形记》中的山东巡抚将商务的条陈一概收下，但从未付诸实施。有些新政虽然推行，但呈现出的是打着“新政”的旗幡谋取私利的实质，如候选通判陶子尧从《整顿商务策》拼凑成一道条陈去向巡抚“讲商务”，而被委以采购机器的美差，到上海后却成天吃花酒、挥霍公款，至于办机器的正事，早被抛之于九霄云外。而利用官权办公司来中饱私囊，甚至化公为私出卖国家公权和国家资源，更是晚清“新政”屡屡出现的景象。如苟才极力鼓动安徽抚台办银元局，当抚台把银元局的事务交付苟才负责时，他“拣几个平素肯巴结他的佐贰，禀请下来，派做了甚么木料处、砖料处、灰料处的委员，便连他自己公馆里一班不识字、没出息、永远荐不出事情的穷亲戚都有了事了，甚么督工司事、监工司事、某处司事、某处司事……胡乱装些名目，一个个都支起薪水来了。”“苟才自从当了两年银元局总办之后，腰缠也满了。这两年当中，弄了五六个姨太太……此时银子弄得多了，他也不想升官得缺了，只要这个银元局总办由得他多当几年，他便心满意足了。”尹子崇凭借其岳父徐大军机的权势经营安徽矿产公司，属“官二代”式的特权经营……不仅如此，晚清提倡的商务甚或演变成官员向商人摊派和盘剥的理由，如《文明小史》的湖南全省牙厘局提调孙明高，借兴办学堂和机器局缺少资金为名，让各府县办“城门捐”和“桥梁捐”；《官场现形记》江苏六合县官梅飏仁直接认为上头叫地方官提倡商务就是让商人捐钱……可以说，新政改革要求提倡商务，不但没有促进经济的发展，反而加重了民众的负担，表现出新政改革目的与现实境况的背离。
（三）对西方工业排挤和冲击我国民族工业行径的揭露和批判谴责小说还写了西方列强对中国经济的入侵和控制。比如《官场现形记》中的藩台到上海追查余荩臣，上海道道：“但只英国就有麦加利、汇丰两爿银行。此外，俄国有道胜银行，日本有正金银行以及荷兰国、法兰西统通有银行，共有十几家呢。”（第33回）表现出外资银行控制中国金融市场的现实场景。《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中，江苏抚台要求镇江政府将徒阳河的土运往南京填马路，建议用轮船装，“抚台道：‘外国人的轮船不肯罢了，咱们招商局的船呢，也不肯装，说不过去罢。’府尊道：‘招商局船，也是外国人在那里管事。”（第93回）也点明了外国人控制和垄断中国航运的现状。不少谴责小说都提及外国人开的洋行垄断中国的进出口贸易。
西方工业对中国民族工业的冲击和挤压，在姬文的《市声》中表现得尤为深刻。《市声》通过一些有志于振兴民族工业的人终至破产的故事，反映了在清政府的腐败和西方工业的挤压下我国民族工业发展的步履维艰。小说前两回写宁波小生产者生活的艰辛，揭示了民族工业的落后：打锡器的余阿五，因为病了半年，靠乞讨谋生；做藤椅的陈老二，是宁波城里的第一好手，但因为竞争者多，生意不景气，过年时四处躲债；做木工的鲁学般，本来手艺好，又读了一年外国书，“合外国人盖造洋房，也能对付得来”，一年下来积攒了一百块钱，便以为是发了大财……中国民族工业尚处于手工阶段，自然经不起西方机器大生产的冲击。而本是我国生产强项的茶叶、丝绸等，却也在近代日趋衰落。“如今中国茶叶，日见消乏。惟其原故，是印度、锡兰产的茶多了。他们是有公司的，一切种茶采茶的事，都是公司里派人监视着。况且他那茶，是用机器所制，外国人喜吃这种，只觉得中国茶没味。我记得十数年前，中国茶出口，多至一百八十八万九千多担，后来只一百二十几万担了。”（第5回）丝绸生产也是如此，外国缫丝织绸，全用机器生产，成本极低，不仅将中国许多丝绸作坊挤垮，即使一些资本雄厚的企业也在西方工业的冲击下纷纷倒闭。“商界一位忧时的豪杰”华兴，想和洋商竞争，但百万家财耗去了九十多万后依然一事无成。管账先生劝他：“东翁，你开口闭口的，要合洋商斗胜负，这是个病根。如今洋人的势力，还能斗得过吗？杭州的胡雪岩，不是因此倒下来的么？东翁，你那本钱，及不来他十分之一，如何会不吃苦头呢？”（第1回）扬州爱国豪商李伯正，对洋人低价收购蚕茧然后再高价卖丝绸给中国民众的行为极为不满，他购买西洋机器，纺织各种新奇花样的丝绸等类，同外国企业竞争，最后却在同胞的坑蒙拐骗中败下阵来。晚清政府的腐败无能、洋人企业的冲击，使中国经济日益殖民化。
（四）对乡土社会小农意识的暴露与批判
中国是乡土社会，具有浓厚的中庸守常以及小农意识。晚清谴责小说对乡土中国的小农意识进行了暴露与批判，这主要表现在：官员的小农思想。中国一向的闭关锁国，使晚清官员具有强烈的小农意识，而《官场现形记》中钦差童子良可以说是小农思想的典型：在穿着上，浑身上下“穿的都是乡下人自织的粗布，洋布洋呢之类的是找不出一点的”；在行为上，是用银子不用洋钱，对于祛异味、避暑气的洋香水以及计时准确的洋钟表，一概拒绝；不仅如此，还对外国人来中国做生意极为疑惑：“总而言之一句话，他们外国人，想出法子来骗我们钱的。我不相信他们外国人就穷到这步田地，自己家里做不出生意，一定要赶到我们中国做生意。”甚至对中国以外还有外国都极为反感：“那里有这许多国度？”更为可笑的是，他从京城到南方，不坐方便快捷的轮船、火车，偏偏要乘木船、打轿子不可。钦差童子良拒绝一切先进的生产生活方式，在表现出顽固、落后的特征的同时，还体现出盲目自大、愚昧无知的小农思想，这无疑是发展经济的巨大阻碍。事实上，小农经济意识或潜隐或者显性地存在于中国人身上，尤为表现在差事的谋取上——找到一个稳定而富足的差事。如《官场现形记》第32、第33回，试用同知黄在新到处托人，甚至找到和余荩臣相好的妓女王小五子，来谋求油水足的厘局差事……众多官员只是设法找到更稳定、更丰厚收入的工作，而不会去发展竞争性强的工商业，流露出小富即安的小农思想。
工业主也表现出强烈的小农意识。《市声》中的商人、小生产者，大都唯利是图，不顾大局。华兴、李伯正实业强国，国人不仅不鼎力相助，反而算计他，挖他的墙角；一些小生产者制作产品时也只顾一时的利益，不讲求商业信誉，如一些茶户“专能作假，绿茶呢，把颜色染好；红茶呢，搀和些土在里面；甚至把似茶非茶的树叶，混在里面。难怪人家上过一次当，第二次不敢请教了。”（第5回）更有甚者，有人经商纯属诈骗：自称从外洋回来的胡国华，把杏仁露和化痰的药水兑在一起，说成是止咳药水，在广告上吹得天花乱坠，一下子挣了十万多洋钱。不仅如此，小生产者在技术上还表现出因循守旧。无锡的孙新，采用新法养蚕，产的茧又大又好，于是向人们推广他的养蚕新法，而那些商贩嫌他啰唆而不买他的茧，就连众多蚕户也不领情（第4回）。所有这些，都使我国工业生产无法和西方强国抗衡。
二 对晚清封建文化的暴露与批判
到晚清，原本高高在上的封建文化已不再具有权威意义。谴责小说作家开始对以科名文化为代表的封建文化进行重新考量和评估，并对其进行形象的暴露与批判。从对科名文化为代表的封建文化的热衷、维护到质疑与批判，是晚清知识分子从传统走向近现代的重要表征。
（一）对封建科名文化的批判
对科举制度及国民“科名崇拜”进行畅快淋漓声讨是《孽海花》的一大主题。曾朴认为科举是中国落后于西方国家的主因，并使中国无力抗争列强的入侵。“不就是害在那班帝王，只顾一时的安稳，不顾万世的祸害，造出科名两字，把全国人的心都蒙了，耳都塞了，眼都遮了，凭着人欲杀欲割，一味不痛不痒了。”（《孽海花》20回本第2回）曾朴是通过表现一群与世界隔绝的传统名士，来暴露与批判以科举制度为代表的封建本位文化的[319]。《孽海花》的主人公、状元郎金雯青花重金从俄国人处买来的“中俄交界图”却将新疆帕米尔、伊犁的方圆八百里地区划入了俄国版图，在情场上最终被一个到处留情的妓女傅彩云抛弃，郁闷而死，这似乎暗示着科名文化死亡的趋向；在朝廷大考中以第一等第一名授了翰林院侍讲学士的庄仑樵，恃才傲物、自视清高，但在与法国交战中百无一用，“只好头上顶着个三寸厚的铜盘，赤着脚，钻在难民堆里，逃回省城来了”（第6回）；科名文化培养出来的士大夫何珏斋，只是个夸夸其谈、终无大用的书生……众多科名文化成就的状元巨卿们，善于吟诗作对、论金石谈考据、补正《二十四史》、追求科名利禄，而一旦论及实学，要么对外面的世界茫然无知，要么在西方列强对中国虎视眈眈、屡屡侵犯面前缩头缩脑，毫无主张，如越南被法国侵占后向中国求助，这些名士们竟全然不知法国是何国家，强烈主张“给它（指法国）一个下马威，显显天朝的真威力”……科名文化塑造出的大批无用无能之人，是中国难以走向强盛的主因。
《官场现形记》也对科名文化进行了批判。科名制是做官的捷径，科举的落后性决定了选拔的官吏的无知、无能。“中举人、中进士，都是仗着八股、试帖骗得来的，于国计民生毫无关系。”（第56回）一针见血地指出了科名文化下的实质与作用。小说开篇就借私塾先生王仁教导学生顽童老三一语道破科名文化的实质——做官发财：“中举之后，一路上去，中进士，拉翰林，好处多着哩！……拉了翰林就有官做，做了官就有钱赚。”（第2回）而进士出身的王乡绅把如何应对科举也说了出来：“这位史老先生虽说是个老贡生，下过十三场没有中举，一部《仁在堂文稿》，他却是滚瓜烂熟记在肚里。我还记得，我一开手，他叫我读的就是《制艺引全》，是引人入门的法子。一天只教我读半篇。因我记性不好，先生就把这篇文章裁了下来，用浆子糊在桌上，叫我低着头念。偏偏念死念不熟。为这上头，也不知捱了多少打，罚了多少跪，到如今才挣得这两榜进士。”死记硬背、食古不化、没有致用性，这恐怕是科举制度的最大缺憾。
还有一些小说对科名文化的营私舞弊进行了暴露。《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42回就写及了科场的舞弊之风，暴露了“有偷题目出去的，有传递文章进号的，有换卷的”等等千奇百怪、层出不穷的科举考试舞弊行为。吴继之更进一步评论说：“然而以八股取士，那作八股的就何尝都是正人？”《孽海花》第13回也极为形象地揭示了这一问题。科举会试中谁会中举，都是由阅卷的尚书、中堂们事先确定下来的，为此，总裁、副总裁、房官们之间便为了名额召开一场你争我斗、互相排挤的“分赃会”。争执之中，有些阅卷官会一气之下，将考中的人选撤换，这也使很多考生成为科名文化的牺牲品。
（二）对封建文化落后性的揭露与批判
晚清谴责小说作家还在中西文化的横向比照中思考与剖析封建文化的落后性。《文明小史》中“外国人在我们中国那样横行，要拿那些《四书》、《五经》、宋儒的理学合他们打交道，如何使得？”（第32回）一语中的地说明了封建文化不能解决现实问题的症结。《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22回中也借伯述的议论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一个法兰西，又是主客异形的，尚且打他不过，这两天听说要和了。此刻外国人都是讲究实学的，我们中国却单讲究读书。读书原是好事，却被那一班人读了，便都读成了名士！不幸一旦被他得法做了官，他在衙门里公案上面还是饮酒赋诗。”说明当时进步的知识分子已经清醒的认识到封建文化的落后性，表达了对当时官员落后却不但毫无反省精神甚至还自我满足的痛恨。《孽海花》对此也进行了形象的揭示：状元郎金雯青还乡省亲，状元气势还没摆足，就在上海领教了乡老伯冯桂芬一番“周知四国，通达时务”的“西学”教诲：“现在是五洲万国交通时代，从前多少词章考据的学问，是不尽可以用世的……现在读书，最好能通外国语言文字。晓得他所以富强的缘故，一切声、光、化、电的学问，轮船、枪炮的制造，一件件都要学会他，那才算得个经济！……‘一物不知，儒者之耻’……”接着又在“一品香”晚宴上遇到了一些学贯中西的名人，“席间，众人议论风生，都是说着西国政治艺学”。金雯青听得非常茫然，惭愧之余，回到京城，在读《小学》经史、诗古文词、鉴赏版本、搜罗金石等旧学之余，“雯青更加读了些徐松龛《瀛环志略》，陈资斋《海国见闻录》，魏默深《海国图志》，渐渐博通外务起来，当道都十分器重”。于是，在丁艰满服回京销假后，补授内阁学士，荣升使节，出使俄、德、荷、奥四国，这本是金雯青学习“西学”的大好良机，但金雯青面对西方各种社会思潮，冥顽不化，每日蛰居书室，钻进了旧纸堆里研究西北地理问题，而充满纷繁新奇的西方世界以及蕴含的现代文明，却被金雯青关在了门外，就连小妾傅彩云对此都深为不满，说：“你一天到晚抱了几本破书，嘴里咭哩咕噜，说些不中不外的不知什么话，又是对音哩、三合音哩、四合音哩，闹得烟雾腾腾，叫人头疼，倒把正经公事搁着三天不管，四天不理，不要说国里的寸土尺地，我看人家把你身体抬了去，你还摸不着头脑哩！我不懂，你就算弄明白了元朝地名，难道算替清朝开了疆拓了地吗？”两者对比中，进一步显示出状元郎见识的浅陋。事实也是如此，花巨资买进的地图，断送了中国帕米尔八百里领地，表现出科名封建文化塑造出的无能名士。书中一众官员也概莫能外：礼部尚书潘八瀛“学问渊博，性情古怪，专门提倡古学，不但喜欢讨论金石，尤喜讲《公羊》、《春秋》的绝学”，太平无事，召集一班门生下臣在府中公祭汉代注《公羊》、《春秋》的何休，引得满朝上下，好古尚奇以为常。中日交战，日本人已长驱直入，而朝廷柱石的两位尚书龚和甫、高扬藻虽焦急万分，却又束手无策，一个谈灾异，一个说梦占，只能徒然叹惜“国运将变”，甚至还依然故作风雅，表达忧愤以及自我陶醉……正是落后的封建文化才催生出“百无一用是书生”的怪现象。
三 对晚清封建迷信的暴露与批判
“反迷信运动，也是晚清维新运动的一个主要潮流。这运动的发展，自然是科学输入的结果，同时，也是由于迷信不打破，宿命论的思想不会从中国人的头脑中赶掉的原故。”[320]李伯元主编的《绣像小说》刊载的反迷信小说最多，比较著名的有壮者的《扫迷帚》、吴趼人的《瞎骗奇闻》、嘿生的《玉佛记》等。
壮者的《扫迷帚》的主旨是反对一切迷信，具有启蒙的文学性质。它用两兄弟的辩论来揭示迷信的危害，认为迷信是“阻碍中国进化的大害”，“欲救中国，必自改革习俗入手，欲改革习俗”，破除迷信是极为重要的一步。
吴趼人的小说《瞎骗奇闻》，写的是周瞎子算命骗人的故事。济南历城财主赵泽长年届五十，因无子嗣，找周瞎子算命。周瞎子信口胡诌，说他命中有子。赵妻年已五十，知自己不能生育，又怕丈夫纳妾，便与周瞎子串通，假装怀孕，抱养了一个孩子。有了孩子的赵泽长自此对周瞎子深信不疑。而周瞎子为取悦赵泽仗，又说孩子将来“功名显达”、“官居极品”。孰知此子长成愚劣无比，赵开始怀疑周瞎子的话，在无意中听说了孩子的身世后，怒火中烧，一病不起。而洪士仁找周半仙算命，周瞎子“要他败到寸草不留，连着寸布尺缕，都干净了，方才重行白手起家”。洪士仁因此不求进取，自甘贫贱，最终家破人亡，于是，洪士仁一怒之下杀死了周瞎子。小说通过赵、洪两家的不幸遭遇，揭示了封建迷信对家庭和社会的危害。
嘿生的《玉佛记》则主要通过钱梦佛父子两代人的悲剧来揭露迷信神佛的危害。钱梦佛的父亲是一贡生，因科场失意看破红尘，一心礼佛，因膝下无子，于是听信尼姑之言，请了一尊送子观音。事有凑巧，其妻竟然生了个儿子——梦佛。长大后的梦佛娇惯成性，专好女色，挥霍家财，致使钱贡生抑郁而死，其妻也因悲痛过度身亡。梦佛原不信神佛，后在考中进士携家赴武昌任盐法道时，偶然中对神佛深信不疑。灵隐寺大和尚了凡获悉后，开始想方设法榨取他的钱财。了凡骗梦佛说成都的玉佛和梦佛有缘，需要募化十万银子修寺、迎佛。梦佛听信其言迎来了玉佛，而了凡则用骗来的钱财肆意挥霍，还奸淫妇女。事情泄露后，梦佛遭人弹劾，自此深恨和尚，而他的家人依然信佛：女儿进香时窥见和尚尼姑偷情惊吓成病，夫人不去求医，反去求仙水，梦佛一气成病。家人竟请了凡持仙水来治病，以致梦佛被活活气死……小说揭露了封建迷信的荒诞，指出封建迷信实际上是人为的坑蒙拐骗，并认为迷信神佛是为寻找心理安慰。这种见解不仅在当时具有警世醒世的作用，就在当下也具有极强的教育意义。
四 对晚清鸦片毒害的暴露和批判
阿英曾在《晚清文学丛钞》小说三卷《叙例》中说：“宣传鸦片的毒害，不仅在当时文学上是一个重要的主题，在政治上也是有关国家民族存亡的重大问题，这一方面的作品不少……”鸦片战争后，鸦片生产、贸易和销售合法化，使国更贫民更弱，给社会带来了严重危害。晚清谴责小说对此也进行了暴露与批判。
吴趼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81回就写四川本出产富足，但随着“田里的罂粟越种越多，米麦自然越种越少了。……万一遇了水旱为灾，那个饥荒才有得闹呢！”种鸦片多，抽鸦片的自然多，整个四川，“简直可以算得没有一个不吃烟的！也不必说川里，就是这里宜昌，你空了下来，我和你到街上去看看，那种吃烟情形，才有得好看呢！”点出了鸦片对社会的毒害。吴趼人的短篇小说《黑籍冤魂》则主要通过鸦片鬼“我”的悲惨命运揭示鸦片的毒害。“我”从祖上继承了六七千两银子的家当，父亲为了让“我”守住家财，自幼就教“我”吸食鸦片。最后，“我”儿子误食鸦片致死；妻子与“我”拌嘴后吞服鸦片烟自尽；“我”无力理财，流落街头；“我”的小妾沦落为妓女，“我”的女儿卖做童养媳后又寄身青楼……作品以第一人称“我”进行限制性叙事，显得真实可信，具有较强的批判力量。
彭养鸥的《黑籍冤魂》则以林则徐禁烟为背景，通过广东吴氏一家五代人被鸦片所害之深之广而暴露鸦片输入的危害。小说开篇就写了吸食鸦片对社会的危害：首先是“消烁元神，灰颓志气”，“你看那班做官的人，因为吃了烟，都是吏治废弛，玩视民瘼；那班读书的人，因为吃了烟，都是壮志全消，不图上进；那班做生意的人，吃了烟，都是废事失业，不管商务堕落；那班做工业的人，吃了烟，都是懒惰成性，不知工艺改良；还有那种田的人，吃了烟，更都是灌溉不勤，耕耘不力，田园则日就荒芜，饥寒则不免交迫。”其次，吸食鸦片还耗去大量的钱财，使国家迅速衰败。另外，吸食鸦片能给家庭造成灾难，比如吴慕慈的父亲因吸食鸦片而死，其子吴春霖及孙子吴良，继承了吴慕慈的衣钵，做了烟鬼；吴良捐了官，但因烟瘾太大，无法胜任公务而离职，最终因吸食鸦片而得恶疾，痛苦死去，其长子因给强盗窝赃被下狱致死，幼子因误食鸦片烟膏汤而死，妻因为痛子而亡，而吴良之女爱珠也染上烟瘾，在嫁到婆家后不能生育，并将恶习传给了丈夫，以致公婆活活气死，夫妻俩也终日打闹……小说通过吴家的悲惨遭遇揭示了鸦片对社会、家庭产生的瘟疫般的危害，让人触目惊心。
五 对晚清女界的暴露与批判
谴责小说还对处于社会底层的女性加以关注，对女性生活进行了深入剖析。其中，涉及女性题材的小说可谓丰富，有写女学生的，如《女学生》、《女学昌明》、《女学生旅行记》等；有写娼妓、骗子的，如《最新女界鬼城记》、《女界现形记》、《女界烂污史》、《最近女界秘密史》、《女子骗术奇谈》、《女界风流史》等；也有写女性局部问题的，比如放足、自由婚姻的，如《中国之女铜像》、《天足引》等等；还有写当时女子不幸与苦痛生活的，如王妙如女士的《红闺泪》（1904）以及吕侠人的《惨女界》（1908）；还有运用长篇对女性问题进行全景式揭示的，如颐琐的《黄绣球》等等；另外一些小说也隐约写出女性的低下命运，如《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中地位卑下的女性等。对女性生活的关注，有助于女性的解放和社会地位的提高。
晚清谴责小说作家用窘迫琐碎的日常生活中的微细故事，对晚清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世风道德等方面进行了全景式的描述、暴露与批判，这使得谴责小说的境界并不仅仅局限于政治思想上的“暴露”与“讽刺”，而在戏谑或滑稽的故事背后，有着更为深层次的文化表达——对黑暗、腐朽社会的不满、憎恶以及对文明、现代中国的期盼，具有较强的启蒙价值。但囿于时代和作家视野的局限，谴责小说作家并没有提出拯救社会的路径，不过，对腐败、黑暗社会的全景暴露，促进了读者对社会黑暗腐败的认知，启迪着读者去思考和探究强国富民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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