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者既可以是信息制作和传递的个人，如作家、编辑以及二次传播中的形形色色的传播个体等，也可以是对传播信息进行制作和规制的媒介组织，如杂志社、报社、书局等。传播者不仅掌握着传播工具和手段，决定着传播过程的存在与否，而且在信息制作上有自主权，决定着信息内容的选择和取舍，甚至决定了受众的思想与行动所受到的影响和变化。
在个人层面的文学传播者中，最主要也最重要的是文学创作者即作家，其他的传播者，如报刊的编辑、二次传播者等，虽也对文学的传播具有或多或少的作用，但是较作家则次要得多。作家根据自己的审美感知、审美理想、审美经验、社会体悟和社会需求，用话语的形式进行信息的叙述，形成文学作品，对社会受众发挥认识、教育、娱乐和审美的功能。作家在给文学传播活动提供审美对象——文学作品的同时，还给整个文学传播活动提供具体的规定性。虽然“诗无达诂”，“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但文学作品一旦产生，受众接受的信息就具有了客观规定性。作为文学传播主体的作家通过创造和传播文学作品，使传播受众在接受活动中不断地构建自己的审美心理结构并产生更高的审美要求，甚至对受众的行为产生影响。我们知道，文学是现实生活的反映，它不仅反映外部的物质世界，还反映作家自身的意识世界，包括他所处的社会关系、阶级地位等。作家在对社会现实中的审美感知进行改造、加工、传达的同时，又总是表露出一定的思想情趣，表达着自己的审美评价和主观态度。或者说，文学作品总是创作主体思想情感、生活阅历、审美理想和艺术水平的综合体现，反映了一定时代的社会生活、民族精神、风俗习惯、地理环境、文化传承以及自己的审美态度、审美体验等。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学是作家心灵镜像的外露表达，其书写的内容与方式是由独特而丰富的作家文化身份和思想态度决定的。因此，要研究谴责小说的传播者，首先要研究谴责小说的创作者，把握晚清谴责小说作家的心灵镜像。正如孟子所认为的，“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也如鲁迅先生所提出的：“我总以为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凿，要不然，是很容易近乎说梦的。”作为个人层面传播主体的晚清谴责小说作家，是在中国近代文化转型期涌现出来的、很具特色的群体存在。他们既有开明的保守派也有维新派甚至革命派。形形色色的作家创作出多样的谴责小说，表现出不同的审美价值和意义。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当下学界对晚清时期的研究多集中于知识分子的文化转型，但他们专注的知识分子更集中于龚自珍、魏源、梁启超、严复、王韬、冯桂芬等社会主流的精英知识阶层，却乏人探究以李伯元、吴趼人、刘鹗、曾朴等为代表的，处于社会话语边缘的谴责小说作家的文化身份以及思想状态，以至至今晚清谴责小说作家仍旧给人以模糊的图影。因此，对晚清谴责小说作家的研究，可以帮助人们深入探究谴责小说传播主体的心灵镜像特征，追寻谴责小说的文化意蕴，进而把握晚清谴责小说的主题思想以及存在价值。
作为组织层面的文学传播者——近代大众传媒组织，则具有自身的组织结构和组织目标，是近代大众传播媒介的直接控制者和使用者。虽然文学的写作是个人的行为，但是文学作品必须符合媒介组织的需要，或者说，媒介组织决定着文学作品能否实现大众传播。美国社会心理学家、传播学的奠基者之一的库尔特·勒温提出了著名的“把关人”理论（gate keeper）。他说，“在新闻的孔道之内，有某些地方设有关卡，为守门人所把守，能否成为新闻，甚至以何种方式出现，均决定于守门人”。[208]文学传播亦是如此，文学作品能否传播给受众，或者以什么样的面目传播给受众，都取决于媒介组织的筛选与取舍。而媒介组织筛选、取舍的依据，则往往由传播媒介的传播思想、传播定位以及传播导向等决定。因此，对近代大众传播媒介组织的研究，有助于把握媒介组织筛选、取舍作品的标准，也有助于把握当时的社会审美和文化取向。
第一节 作为个人传播者的晚清谴责小说作家研究
谴责小说作家是晚清知识分子在近现代文化转型时期很具特色的一个群体存在。他们或是兼具报社编者和小说作者双重身份的文人，或是为报刊专门供稿的写作者以及具有实业的人士，甚或是具有革命思想的革命者。形形色色的谴责小说作家，表现出主流意识的疏离与时事的趋时并存、新思想与旧道德的纠缠以及功利性与商业性混杂的文化品格特征。由此，士大夫情怀的入世与超脱、传统操守与现代境遇、文人气质与世俗生活等看似对峙的文化品质，在谴责小说作家身上混杂交融，并衍生出复杂而又独特的文化品格。刘易斯·科塞认为：“不可以凭想象把受雇于大众文化产业的大多数人称作知识分子。他们也许是一流的匠人，掌握众多专业知识的才子，但他们并不栖身于知识的殿堂。”[209]不过，在近现代文化转型的晚清时期，谴责小说作家却游走于知识分子与大众文化产业之间，在与精英知识分子存在某些精神契合的同时，也常常会遇到不同期望之间的冲突。这种契合和冲突，反映了晚清谴责小说作家在转型时期复杂的心路历程和精神探求。
一 文化身份：边缘化的世俗知识分子
19世纪末20世纪初期，晚清帝国的衰败和没落已经不能负载历史车轮的前进，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陷入了全面危机。帝国主义的入侵、丧权辱国条约的一次次签订、此起彼伏的暴动和起义、一场场的政治风波与社会动乱，以及西方文化思想的输入而引发的中西文化冲突，等等，都需要晚清知识分子承担起沉重的忧患意识和兴国强民的社会责任与历史使命。拂去历史的尘埃，检阅晚清文艺报刊，我们能够隐隐约约地感受到晚清谴责小说作家与时代一起跳动的脉搏，感受到世俗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意识以及为此而表现出的难以割舍的社会情怀。不过，与精英知识分子不同的是，谴责小说作家是一群疏离政治与主流意识而走向边缘化的世俗知识分子。
谴责小说作家的边缘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避离政治，二是疏离主流意识。晚清谴责小说作家大都或主动或被动地避离官场和权力，抛弃了“学而优则仕”的传统价值认同，追求实际而有活力的生命存在，成为游离于政治体系之外的边缘化知识分子。比如李伯元少时家教甚严，“学业精进，善制艺、诗赋，能书画，精篆刻，余如金石、音韵、考据之学，无不触类旁通”[210]，尤喜爱诵读弹词、小说等通俗类作品，并在20岁时以第一名考取秀才，补廪贡生，但“伯元内伤门庭的变故，外感国势之阽危，慨然有问世之志”[211]，“夙抱大志，俯仰不凡，怀匡救之才，而耻于趋附，故当世无知者”[212]，主动放弃仕途，在上海开始了报人和作家的文字生涯。“蚤岁入报界，精研小说家言，与南亭亭长齐名”[213]的我佛山人吴趼人对功名也毫无兴致，早年经历养成“岸然自异，无寒酸卑琐之气”的“强毅”品格[214]，擅长书文、医卜星象、金石篆刻等学问，囿于家贫而不得不在18岁就离家去上海谋生，自强精进，最终成为著名的职业报人与小说家。刘鹗“从小不喜欢学作八股文章……性情脱略，不尚规矩”，“放旷不守绳墨，而不废读书”[215]，早早就抛弃了传统士大夫的功名意识，热衷治河、经商等各种实业，并试图以实业实现富国强民的理想。曾朴早年聪慧，并受硕儒名师指导，才智超群，虽早年求取功名并获成功，但29岁时的突患大病，生活方式也由动变静，并在结识《孽海花》原作者金松岑后完成了《孽海花》的创作……而作为作家审美理想和审美态度的文学作品，其呈现出的思想和态度可以看做是作家生活姿态的注释。谴责小说文本中时常流露出对功名的忽略甚至嘲讽，比如，刘鹗在《老残游记》第15回中，通过老残的比喻——做官竟是从贱，表达了对官场的痛恶，“翠花点点头道：‘环妹由此从良，铁老由此做官，这把火倒也实在是把大吉大利的火，我也得替二位道喜。’老残道：‘依你说来：他却从良，我却从贱了？’”吴趼人也在《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中多次表达出对仕名科举的不满和对读书功利思想的否定：“此刻外国人都是讲究实学的，我们中国却单讲究读书。读书原是好事，却被那一班人读了，便都读成了名士。不幸一旦被他得法做了官，他在衙门里公案上面还是饮酒赋诗，你想地方哪里会弄得好？国家哪里会强？国家不强，哪里对付那些强国？”（第22回）“我道：‘读书只求明理达用，何必要为了功名才读书呢。’”（第42回）曾朴则是通过《孽海花》中的名士姿态谴责了科举文化……学优则仕，修身、齐家后做官治国平天下，是传统文人的一大理想和追求，但很多谴责小说作家通过对科名制度的批判，说明他们从心理和行动上已经摆脱了对皇权政治的强烈依赖。避离政权体制、自居边缘是他们价值取向和人生目标的主动选择。而1905年科举制度的废除，则使一大批传统科举文人被迫寻求新的生存方式和价值定位，被动地接受政权的疏离。边缘心态使大多数晚清谴责小说作家独立于政治之外，对社会现实进行着知识分子的体察，并在官场和社会现实中顺从着良心和推动着正义，在社会转型期中实现着从传统文人到现代知识分子的转变。
谴责小说作家不仅避离政治，而且还疏离主流意识，表现出若即若离的存在态势。主流文化与主流意识往往与国家民族精神、社会文化进步等宏大命题相联系，而以李伯元为代表的谴责小说作家却更多的关注世俗人生，迎合市民阶层的读者需求，花大量的心思于生活消遣上，彰显出疏离主流意识的文化品格。比如，李伯元的《世界繁华报》的办报目的虽是“警世”，但其内容却包括讽林、艺文制、野史、北里志、时事嬉谈、鼓吹录、谭丛、小说、论著等。鲁迅先生认为，“《海上繁华报》，记注倡优起居，并载诗词小说，殊盛行”[216]。阿英也认为，“《繁华报》完全是一种所谓《消闲》的小型报纸”[217]。报刊上即使有赞扬维新变革、支持新政的内容，也往往以娱乐游戏的面目呈现，无深刻性可言，更多的是博读者一笑。这固然有迎合读者谋求报刊生存、发展的需要，但也反映出谴责小说作家疏离主流、走向世俗的倾向，甚或与后现代文化中解构崇高、反抗精英的精神具有相通之处。
边缘化的谴责小说作家，既相异于深受庄子浸染、狂放狷傲、乖张怪僻以及有强烈批判意识的魏晋士人，也区别于放纵奢靡、轻佻放达却深蕴忧国忧民的悲剧意识和个性解放意识的明清名士，他们大多因栖身于物欲横流、以世俗的物质为至尊的都市，而表现出鲜明的世俗性特征。谴责小说作家的世俗性首先表现在逐步放弃顾影自怜的高调姿态，开始走向市民，迎合市民的需求，在文学上不再对都市和社会做深度的文化探究和思想润色，而是依托市民的生存需求和直观洞察来塑造都市的文化景观，展现市民生活的文化心态，具有平民化和大众化特征。其次，以李伯元为代表的谴责小说作家在行为上也表现出诗酒风流、放浪形骸的世俗生活方式。比如郑逸梅在《南亭亭长》中记载：“《游戏报》有谐文，有笑话，有花史，足以倾靡社会。……既而同上酒家楼买醉，醺然挟某入娼门，某不从，伯元固强之，途人见之笑，某大窘，乃托故遁去。而伯元竟黄冠狎妓，其狂放有非斗方名士所得而及也。”[218]欧阳钜元与李伯元一样喜欢冶游，最后患性病而死，由此可见晚清谴责小说作家世俗的一面。另外，众多寄居于上海等都市洋场的谴责小说作家为了生存，还不得不屈从于物质和经济等律条的支配，在市场中寻求生存策略，成为都市文化旋涡中世俗的存在物，具有商业性的世俗色彩。
谴责小说作家虽是边缘化、世俗化的知识分子，但治国平天下的士大夫理想与愿望在其身上并没有消失。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家冯雪峰曾作过一个形象的比喻：知识分子就是一个门神。门神张贴在大门上，门开了则站在庙堂上为国君为朝廷尽忠竭智；门关上则面向大众，引导大众的精神走向。冯雪峰的比喻非常形象地说明了知识分子“居庙堂则忧其民，处江湖则忧君国”的救国济世情怀。实际上，这种忧国忧民的社会情怀一直或隐或显地存在于每个知识分子的潜意识中。政治地位的边缘化，社会身份的世俗化，使谴责小说作家摆脱了政治的羁绊和对朝廷的经济依附，为自由言说、尽情批判，淋漓尽致地表达感世忧时的社会情感提供了可能，而租界的存在，则使这种可能成为了现实。
李伯元入上海未及一年，就创办《游戏报》。“《游戏报》之命名，仿自泰西。岂真好为游戏哉？盖有不得已之深意存焉者也。慨夫当今之世，国日贫矣，民日疲矣，士风日下，而商务日亟矣。有心世道者，方且汲汲顾景之不暇，尚何有恒舞酣歌乐为故事而不自觉乎？然使执涂人而告之曰：朝政如是，国事如是；是犹聚暗聋跛躄之流，强之为经济文章之务，人必笑其迂而讥其背矣。故不得不假游戏之说，以隐寓劝惩，亦觉世之一道也。……或托诸寓言，或涉诸讽咏，无非欲唤醒痴愚，破除烦恼。”[219]《游戏报》虽取名于西方，但与西方“单纯以享受”为目的的“游戏说”性质完全不同，而是借“游戏”以寄托用世“深意”，“意存惩劝”，或者说，在游戏笔墨的背后，“为俳谐嘲骂之文”[220]，是李伯元忧时忧民的拳拳爱国之心。而《世界繁华报》的创办，不管是李伯元创新的结果还是因他人效仿而恐惧的需要，都表现出“别树一帜”的倾向：一是时世变迁引发新思考，体现在报刊上，将报名由“游戏”改为“世界繁华”，表现出世界眼光，并有从“世界繁华”反观中国现实的愿望，显示了别样的办报宗旨；二是李伯元自著的《庚子国变弹词》（1901～1902年）、《官场现形记》（1903～1905年）、《海天鸿雪记》（1904年）等小说在《世界繁华报》上连载，用行动表现出自觉追求变革的决心，而稍后创作的《文明小史》、《活地狱》等小说借嬉笑怒骂之笔揭露晚清社会的种种弊端，以达到改良社会的目的，更是彰显出强烈的社会情怀。
吴趼人自幼对西方侵略者以及“甘役于异族而自戕其同类的”汉奸之流，表现出极大的愤慨（《趼廛笔记》），这种蕴蓄于胸的强烈爱国情感，是吴趼人投身小说创作的情感基石。甲午海战的惨败，使吴趼人受到极大的震撼。他和当时众多爱国志士一样，对民族现状、国家未来充满了忧患意识。吴趼人痛切地意识到，仅仅引进西方技术而没有制度的变革和民众的教育，是不可能摆脱落后被动局面的。于是，他自1897年开始投身办报事业。在主持各文艺小报期间，愤世嫉俗的观念日益显露并越来越深刻，并常常以诙谐之笔写游戏之文，在嬉笑怒骂中实现消闲娱乐与嘲讽世俗的双重功效。而他主政的《汉口日报》，则具有现代意义的办刊理念，在内容上发扬清议、持论严正、针砭时弊以及揭露社会黑暗和邪恶不留情面，导致报刊销售大增，以致为湖北政府嫉恨。1903年4月，全国爆发拒俄运动，湖北学生群起而响应，《汉口日报》也口诛笔伐，声援爱国学生，而遭到时任武昌知府梁鼎芬的竭力反对，并以高压和阴谋手段将《汉口日报》收为官有，五月“初一日停报，且刊于报端，曰整顿，曰改革，以掩人耳目”，“主笔吴君则拂然而去”[221]，由此可见其拳拳爱国之心。而其从报人到作家职业身份的转变，以及陆续创作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上海游骖录》、《发财秘诀》等小说，更时时流露出社会知识分子浓烈的忧患意识、批判精神以及爱国主义情怀。
刘鹗自幼就热衷实学，希望用致用之学实现祖国的富强。而与太古学派的结缘，更是形成了刘鹗以养民为本、关心民生疾苦的文化品格。其“扶衰振弊当从兴造铁路始，路成则实业可兴，实业兴则国富，国富然后庶政可得而理也”[222]的主张，显现出他对国家的拳拳爱心和对社会的强烈责任意识。或许他的思想走得更远，以致不为时人理解，他与山西巡抚胡聘之商议用外资开采山西境内的铁矿，备受攻击，以致“汉奸之名，大噪于世”[223]。而1900年的庚子事变，八国联军攻占北京，“破城之日，洋兵杀人无数”，“京城内外，华人尸骸及马匹尸骸，狼藉遍地，饿犬争食，惨不忍睹”[224]。由于交通阻塞，粮运断绝，北京无数市民被饿死，而刘鹗则从俄国人手中大量、低价购买粮食，卖给北京民众，救活了很多百姓。正如《刘鹗小传》所说的，“北上赈灾，刘鹗并不是发起人，始终也没有什么名誉头衔，但却第一个到达北京，直接从事救济工作，而且独立坚持到整个工作的结束”[225]，显其强烈的爱国爱民之心。遗憾的是，忧国忧民的刘鹗最后被冠以“勾结外人，盗卖仓米”的罪名，被逮捕并被流放新疆，最后中风死于迪化（今乌鲁木齐）戍所。刘鹗的小说《老残游记》中对愚昧无知的暴露，不仅是自身积郁思想的外显表达，更是他变革决心以及忧国忧民的社会情怀的文学书写。
曾朴也曾参与政治维新，年轻时慷慨激昂议论时政，显露出政治激情与社会情怀，而小说《孽海花》中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也表露出曾朴的爱国热情和社会变革意识；黄小配不仅用文学和办报唤醒国民，而且还投身革命，为社会变革、国家富强竭精殚力……应该说，这种忧国忧民、新民意识、富国强民的社会情怀一直存在于晚清谴责小说作家的身上，也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精神的体现。不过，谴责小说作家与梁启超为代表的近代精英知识分子存在着很大的不同。
首先，与精英知识分子积极构建政治文化主张不同，谴责小说作家多以自己对社会的独特体认，解构社会现实，建构自己的思想，并表现出复杂多样的特征。“政治小说者，著作欲借以吐露其怀抱之政治思想也”，[226]而谴责小说只是“写社会之恶态而警笑训诫之”[227]。杨义先生也曾经对此进行了对比说明：“谴责小说的特点与政治小说不同，它的成就在于痛斥黑暗现实，它的缺陷在于缺乏理想光辉。它折断了政治小说那种扶摇而上的理想翅膀，蹭蹬于强盗官场和畜生人世的泥泞浊水之中。政治小说是愤世而济世者的文学，谴责小说是愤世而厌世者的文学。”[228]不仅如此，谴责小说作家还对精英知识分子的政治理想和文化主张大都报以冷观态度，甚至对一些革命主张持嘲讽、反对的态度。李伯元的《文明小史》就深刻讽刺了自以为是的精英启蒙方式，比如，小说第20回写魏榜贤、刘学深以先知先觉的精英自居，自觉承当起启蒙民众的责任，但其话语完全是模仿当时著名的启蒙言论，而且对演讲的大道理也不甚了然，翻来覆去就是几句空话。虽然演讲乏力可笑，但对金钱却一点不含糊，斤斤计较和唯利是图。承当启蒙重任的精英人士在李伯元笔下成了势利的卑鄙小人，并在充满滑稽感的闹剧狂欢中，其庄严神圣的形象轰然坍塌。“这些维新人物，大都是些莫名其妙的青年，稍学到一点皮毛，便尔目空一切，满口的新名词。大概这些人的特点，据李伯元的看法，一是新名词，二是剪发洋装，三是演说，胡口大话。有此三宝，便到处横行无忌。”[229]刘鹗的思想如李伯元同出一辙，他在《老残游记》第一回中借助梦境对那些自以为是的启蒙精英进行了批评：老残见到一种人在高谈阔论的演说时，说道：“……依愚见看来，这等人恐怕不是办事的人，只是用几句文明的话头骗几个钱用用罢了！”并表达出用实际致用的“罗盘”等方式拯救危机中国的思想。由此可见，谴责小说作家对那种自以为是的精英启蒙方式进行了淋漓的讽刺，并表现出深刻的怀疑。
其次，在启蒙民众方面，谴责小说作家也迥异于精英知识分子的视角。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精英知识分子大都以民众精神导师的身份去实现开启民智、强国富民的伟大理想，显示出凌驾于普通民众之上的精英意识。梁启超认为，公众舆论只是常人之见，而精英豪杰能超越常人，发现常人所不能及的真理和思想，可以领导公众意识。[230]在知识分子与民间公众的关系处理上表露出强烈的自我优越感以及相互间的隔膜。而谴责小说作家多是报人和职业作家，生活在世俗生活空间，对普通民众的情感心理和市民文化有着更为感性的体验和认知，而世俗的市民文化更接近中国现实文化的本质。谴责小说作家以自己独特的言说方式参与富国强民的民族运动，吴趼人称李伯元是“以痛哭流涕之笔，写嬉笑怒骂之文”[231]。李伯元总是“或托诸寓言，或涉诸讽咏，无非欲唤醒痴愚，破除烦恼。意取其浅，言取其俚，使农工商贾、妇人幼子，皆得而观之。”[232]而吴趼人去世前总结自身创作生涯时的一番话，或许可以看做是谴责小说作家创作思想的典型表达：“夫呵风云，撼山岳，夺魂魄，此雄夫之文也，吾病不能。至若志虫鱼，评月露，写幽恨，寄缠绵，此儿女之文也，吾又不屑。然而愤世嫉俗之念，积而愈深，即砭愚订顽之心，久而弥切，始学为嬉笑怒骂之文……”[233]因此，较精英知识分子，谴责小说作家更接近普通民众，更具民间平民化色彩，也更能促进信息的传播。
最后，谴责小说作家的报人身份也使他们能够直面现实、针砭时弊、暴露黑暗。谴责小说作家的职业性质使他们看到的黑暗面比一般人更多更集中，为此，他们高举如橼之笔，猛烈抨击时政、揭露黑暗，表现出批判现实的勇气。或许由于谴责小说作家极希望以自己的笔发挥鞭笞丑恶、振奋警醒、改造社会的作用，他们不免“辞气浮露，笔无藏锋，甚且过甚其辞”，并大量使用夸张和影射的方法，使众多人物以及社会丑恶现象得到更为直观的揭示。这固然与梁启超对小说的内容要求“宦途丑态，试场恶趣，鸦片顽癖，缠足虐刑，皆可穷极异形，振厉末俗”[234]有一定的关联，但更主要的原因或许在于此时的小说与政治现实的过分接近，致使小说具有很强的政治功利性和商业化意识，而忽略了文学的艺术特性。比如《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一书，以主人公“九死一生”为主干，记叙了他在20年间亲见亲闻的社会“怪现状”。作者的目的是暴露与批判，但是小说只承载了新闻事业应该承担的任务，却没有很好地完成小说本身所应承载的任务，或者说，谴责小说作品只是满足了读者的认知知觉，却不能或部分地不能满足读者对作品所需求的审美知觉。事实上，这种文学上的缺憾，既表现了内忧外患社会背景下谴责小说作家的急躁和焦灼，也体现了新闻职业工作者惯有的心态：每次报刊的出版都能引起读者的强烈反响。鲁迅先生曾批评为“描写失之张皇，时或伤于溢恶，言违真实，则感人之力顿微，终不过连篇‘话柄’，仅足供闲散者谈笑之资而已”[235]。而对于报人来说，如果当天报刊发表的内容能“供闲散者谈笑之资”，也不失为成功的报道。由此，晚清谴责小说作家“辞气浮露，笔无藏锋，甚且过甚其辞”以及“供闲散者谈笑之资”的行为，较好地体现出忧国忧民的社会情感以及市场化的需要，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行为更具有文化价值和传播意义。
二 文化思想：新旧之间的徘徊
晚清谴责小说作家创作小说之时，正是维新运动高涨、科举制度走到尽头、晚清帝国大厦将倾之际，而西方文化却以排山倒海、咄咄逼人之势，夹杂着各种政治经济的飞沫，冲击着中国文化，引起中国传统文化内在心理结构的震动和裂变。时代的激变，使谴责小说作家一方面趋时而动，用资本主义文化视角反思中国社会与文化，表现出变革焦灼的“开明”；一方面又囿于时代、视野的局限，以传统的价值尺度、角色选择、文化眼光去观照社会现象、社会问题以及时代的变迁，表露出“保守”的一面。谴责小说作家既不是新文化的倡导者，也不是传统文化的“守夜人”，而是处于新旧转型时期亦新亦旧的职业文人，开明与保守并存、新思想与旧道德交融，表现出“开明的保守”的文化特征。
（一）晚清谴责小说作家思想的“开明性”
谴责小说作家的报人或职业作家的身份，使他们具有趋新的天然禀赋。面对汹涌的社会思潮和颓败的社会现实，谴责小说作家趋时而变，表现出“开明”的一面。
第一，晚清谴责小说作家反对帝国主义势力对中国的侵略，反对投降卖国，是爱国的世俗知识分子群体。比如吴趼人忧虑中国“因积弱不振，遂使今日赔款，明日割地，被外国人指笑我为病夫国”[236]的社会现状，自觉承担起作为“中国一分子”的社会责任，发下“将遍撰译历史小说，以为教科之助”的“大誓愿”[237]，期望唤起民众日益淡薄的民族情感，激发国人御侮救亡的民族志气。他对清廷丧权辱国、官员惧怕洋人、市侩崇洋媚外的行径极为不满，以自身行动投身于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爱国运动中。1901年，为反对沙俄强迫清政府驻俄公使签订企图剥夺我东北主权的密约，吴趼人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说，痛陈中国面临瓜分、亡国、灭种的危险，发出“使他国闻之知我中国之民心尚在耳”的救亡之声。1903年，吴趼人在《汉口日报》上声援学生拒俄运动的爱国行为。1907年7月，激于义愤的吴趼人响应以上海为中心的反美华工禁约运动，著文集会演说，成为抵制美货运动的活跃分子，显示了吴趼人的拳拳爱国之心。再比如刘鹗在庚子国变、京城居民饿死无数的背景下，从占领太仓的俄国人手中购买大米，定量卖给北京市民，拯救了很多人，表露出赤子般的爱国爱民之心……
第二，谴责小说作家试图超越现行的体制文化，对其进行客观的审视和批判，初步具有“现代性”的特征。《官场现形记》是在晚清新政改革的背景下对官僚体制全面谛察的一部小说，也是中国第一部以“小说之题材，写官场之鬼蜮”[238]的作品。它通过对官场丑恶形象的呈现，全面暴露了官员的腐败和官场体制的腐朽，希望通过暴露与批判引起疗救的注意，在将矛盾指向封建专制制度的同时也表现出试图超越现行政治体制的一种姿态。《官场现形记》中的暴露与批判，悄然进行着由传统的“贵族”、“山林”、“隐逸”、“庙堂”文学向“平民”、“社会”、“人生”、“写实主义”的文学转换的现代性变革。[239]李伯元还在《活地狱》中集中揭露衙门黑暗，并在开篇即言：“我不敢说天下没有好官，我敢断定天下没有好衙门。”[240]表露出对官僚体制的批判。事实上，晚清众多谴责小说作家都对当时的制度进行了审视和质疑，表现出试图超越现行体制文化的意识。比如刘鹗在《老残游记》的开篇就用破船意象形象暗喻封建制度的野蛮残暴本性以及必将被巨浪颠覆而走向消亡的发展趋向；曾朴在《孽海花》第一回就揭示了即将沉向孽海的“奴乐岛”的场景；八宝王郎在《冷眼观》的开篇就点明其反专制的立意：“看官，你们如果不信我们中国社会腐败，没有立宪国文明的气象。我曾经得着一部社会小说，其中皆近世实人实事，怪怪奇奇，莫可名状，足能做一本立宪难成的保证书。我若不从头至尾的细细说明，不独看官们装在一个大闷葫芦里头，疑团莫释，连我也未免辜负那赠书的人一番苦心孤诣。”……众多谴责小说都在楔子或具有楔子性质的第一回中表现出变革现实的主题思想。
第三，谴责小说作家反对封建迷信等恶习，大力倡导科学，普及文化教育。谴责小说作家还写了不少抨击迷信活动的作品，来倡导科学，普及教育。吴趼人的《瞎骗奇闻》是专门暴露“穷算命，富烧香”恶俗的小说：“一个土财主，极相信算命的话，弄得一败如灰；又一个穷人，极相信算命的话，弄得身败名裂。”“这些瞎子本说的是瞎话，万万靠不住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中，吴趼人也借“我”的口说出反对迷信的思想：“这都是虚无缥缈的事，那里有什么神仙鬼怪？我却向来不信这些。”作者还借“姊姊”之口指出：“先王以神道设教。”“这句书重在一个‘设’字。本来没有的，比方出来，就叫做‘设’。……所以神道本来是没有的，先王因为那些愚民有时非王法所能及，并且王法只能治其身，不能治其心，所以先王设出一个神道来，教化愚民。”嘿生创作的《玉佛记》，通过描写钱梦佛父子两代人迷信神佛而导致的悲剧，揭露了封建迷信给社会带来的危害，具有醒世和教育意义。除对封建迷信进行暴露之外，谴责小说作家还对其他恶习也进行了观照，比如吴趼人对吸食鸦片、赌博、嫖娼、缠足等深恶痛绝。为破除迷信，就需要倡导科学，吴趼人等谴责小说作家还主张普及教育，培养“独立”精神。《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22回，王伯述感叹道：“此刻外国人都是讲究实学的，我们中国却单讲究读书。读书原是好事，却被那一班人读了，便都成了名士。不幸一旦被他得法做了官，他在衙门里公案上面还是饮酒赋诗，你想地方那里会弄得好？国家那里会强？国家不强，那里对付那些强国？”“此刻天下的大势，倘使不把读书人的路改正了，我就不敢说十年以后的事了。”“现在的世界，不能死守着中国的古籍做榜样的了！”这些议论与清末要求废科举、兴西学的时代思潮相一致。谴责小说作家普及教育、培养独立精神的进步思想，体现了谴责小说作家的开明性。
第四，主张学习西方，进行维新，但对假维新进行抨击，表现出开明而又客观的态度。有的谴责小说作家开始研究西方的富强之道，主张实行真维新，比如，《官场维新记》固然全盘肯定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观点有所偏颇，但是作者的用意则是希望以西方进步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权来改造落后的封建专制制度，促进中国的富强和民主，表现出鲜有的开明态度和进步意义；张春帆在小说《宦海》中，明确表达了立宪的思想，认为“欲求自强，必先立宪”。不过，对于假维新，晚清谴责小说则大肆批判。诚如鲁迅先生笔下勾勒出的革命派人物一样，李伯元笔下的一些维新人物多是丑恶的伪维新人物。“据李伯元的看法，一是新名词，一是剪发洋装，三是演说，胡口大话。有此三宝，便到处横行无忌。他们最出色的工作，也就是李伯元描写得较庄重的部分，是无畏地对官僚实行暗杀，在《文明小史》里，不止三四见。”[241]吴趼人的《上海游骖录》则借助辜望延和他的堂兄辜望廷的遭遇，反映了维新时期的种种弊端，揭露了晚清政治的黑暗，抨击了政府官吏的残暴。《官场维新记》则通过描写袁谓贤以维新作为升官发财途径的故事，揭露了当时封建官吏假维新的实质，指出真正维新势在必行的趋势。正如《官场维新记》的第一回就开宗明义地说：“来自宇宙间一切人物，有个真的，必定有个假的。不期然而然，与真的拼做一对，能够瞒过大众的眼睛，教他辨不出谁真谁假。有时那假的还胜过真的一等，这也是天地间一种不可思议的道理。”一针见血地指出当时清廷所谓的维新，是一种以假乱真的伎俩。与当时大量抨击维新弊病的小说不同的是，该书作者还表达出以西方政治为范本，希望真正实现维新改良的愿望。作者在小说的第一回中说：“那泰西各国最讲究的，是‘政’、‘教’两个字。他那理财练兵殖民以及工农商矿诸政，一切都井井有条，尽善尽美。所有国内通行的法律，又是由上下两个议院里的议员共同酌定。略有些儿弊病，就要及时更改，真所谓军民一体，从没有由朝廷独断专行，不管百姓死活的。至于他的学术，尤其讲究。通国的人，几乎没有一个不是学堂里的出身。自从士农工商，以至天文、地理、律政、兵法、音乐、美术、文字、语言，样样都有个专门之学。……便是外国富强的根本。”全盘肯定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观点固然有所偏颇，但也表露出作者希望用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来改造、革新落后的封建专制制度，促进中国民主和富强的愿望，表现出鲜有的开明和进步意义。
第五，晚清谴责小说传播者还译介外国文学作品，甚至通过自己的笔触构建理想社会。谴责小说作家如李伯元、吴趼人等，还翻译过西方文学作品。他们译介活动的初衷是将译介作为“窥探”或者“移植”西方文明的主要途径，企图通过译介实现改良社会的目的。不仅如此，晚清谴责小说作家，还在暴露和批判社会现实的同时，表露出现代化图景的想象和构建。比如吴趼人的《新石头记》这部“晚清时期最引人入胜的乌托邦小说”，是吴趼人憧憬文明境界而勾绘出的瑰丽的乌托邦式蓝图，表现出作者对实现文明强国的强烈愿望。而另一个谴责小说作家刘鹗的维新思想则不是谋取一步到位式的激进式变革，而是希望能够在剧烈动荡的时代中寻得“暂安之局”，以兴办实业谋求国力的增强和经济的发展。他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今日国之大病，在民失其养。各国以盘剥为宗，朝廷以脧削为事，民不堪矣。民困则思乱，迩者又有康、梁之徒出而鼓荡之，天下殆哉岌岌乎！颇不自揣，欲以渺渺之身，潜移而默运之。……圣功大纲，不外教养两途，公以教天下为己任，弟以养天下为己任，各竭心力，互相扶掖为之。”[242]刘鹗主张做官要通世故，要“有济于民”，不过现实中的刘鹗却处处碰壁，所以很多研究者将《老残游记》看做是刘鹗的感慨身世之作，或者是自传抒情小说。正如小说自序中所言及的：“吾人生今之时，有身世之感情，有家国之感情，有社会之感情，有种教之感情。其感情愈深者，其哭泣愈痛：此鸿都百炼生所以有《老残游记》之作也。棋局已残，吾人将老，欲不哭泣也得乎？吾知海内千芳，人间万艳，必有与吾同哭同悲者焉！”
（二）晚清谴责小说作家思想的保守性
晚清谴责小说作家毕竟生活在社会转型时期，他们对社会的思索，除有积极开明的因素外，还囿于个人视野以及对社会未来无法把握等因素影响，不可避免地带有“守旧”因子，这主要表现在改良吏治的短视以及运用“传统”批判“时代”两个方面。
晚清谴责小说作家的保守性，首先表现在改良吏治的短视上。晚清谴责小说作家对晚清政治黑暗、官场腐败以及世风浇薄等的暴露与批判是汪洋恣肆、淋漓尽致的，但面对社会乱象，他们只是诉诸不满，认为有变革维新的需要，但仍然停留在改良以及用个人的“诚心正意”和传统的道德回归进行修正，而没有意识到是社会体制问题，因而无法超越现实，实现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诸方面的全面变革。与流亡海外的梁启超在政治变革失败后转向深入变革的思路不同，谴责小说作家大都将“改良吏治”视为改革的第一步。“上帝可怜中国贫弱到这步田地，一心要想救救中国。然而中国四万万多人，一时那能够统通救得？因此便想到了一个提纲挈领的法子，说：中国一向是专制政体，普天下的百姓都是怕官的，只要官怎么，百姓就怎么，所谓上行下效。为此拿定了主意，想把这些做官的先陶熔到一个程度，好等他们出去，整躬率物，出身加民。又想：中国的官，大大小小，何止几千百个；至于他们的坏处，很像是一个先生教出来的，因此就悟出一个新法子来：摹仿学堂里先生教学生的法子，编几本教科书教导他们；并且仿照世界各国普遍的教法，从初等小学堂一层一层上去，由是而高等小学堂、中学堂、高等学堂。等到高等卒业之后，然后再放他们出去做官，自然都是好官。二十年之后，天下还愁不太平吗？”在《官场现形记》的结尾，这样写道：“——是为《官场现形记》，前半部终。”按照李伯元的意思，“前半部是专门指责他们做官的坏处，好叫他们读了知过必改；后半部方是教导他们做官的法子”。至于后半部在校对中被烧了，只剩下了前半部的说法，或许只是李伯元小说创作的托词，但这托词实际上暴露了李伯元的思想：吏治的腐败仅需要改良而没有革新社会官僚体制的必要。与李伯元改良吏治的思想不一样，张春帆则主张立宪。他在小说《宦海》中非常清晰地表达了立宪的思想。张春帆明确指出：“欲求自强，必先立宪”。小说的第一回，就开宗明义地指出我国政体的弊病：“我们中国是数千年来专制惯的。不比那什么法兰西、美利坚都是民主的国度，自总统以至大小官员，虽有执法的权力，却不过是个法律代表人罢了，那立法的权柄是一些也没有的。我们中国却又不然，全国的权势都聚在一个中央政府，百姓们没有一些权力。所有那立法权、行法权、议法权，统通都给政府里一箍脑儿霸了起来，弄得上下不通，官民不洽。”虽然这种认识比起李伯元来说是进了一步，却依然没有由此得出反对封建专制政体的结论，而是认为当今的要务是教育官吏。“再说起近日官场中人的情形来，更是夤缘钻刺，无所不为，卑鄙龌龊，无所不至。在下做书的一枝秃笔，也说不尽许多，只觉得东也听见人说，我们中国的教育不能普及，所以百姓的人格不高；西也听见人说，国民的程度不合，所以中国不能立宪。这些话儿虽然不错，却还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议论。百姓的人格不高、程度不合，受害的还只在一人一家，与大局没有什么关系；要是做官的人程度不合，人格不高，那就小而一邑一乡，大而一省一国，都要受他的祸害。至于百姓是受制于人的，程度不合，还有做官的人去引导他、劝化他；做官的人是治人的，程度不合，还有哪个去和他讲话呢？放着一班做官的人，不先去考察他们的程度，却只嫌着百姓们的程度不合，岂不是舍本逐末吗？”为此，“形容怪状，唤醒痴迷的意思，宦海茫茫，回头是岸”，是张春帆写作《宦海》的主要目的，而这又与李伯元的观点大同小异。八宝王郎王浚卿的《冷眼观》反对专制制度，又对民主怀疑，生怕“弄成个一名和尚挑水吃，两名和尚抬水吃，三名和尚倒反没得水吃了的局面”（第16回）。于是，在痛心晚清政治腐败的同时，又表现出对资产阶级革命的反对。实际上，改良吏治既反映了李伯元们改良保守的一面，也表现出他们不能把握社会发展趋势的短视视野。现代性主导下的文学，不仅要如实客观地再现现实，还要求能够在现实的发展中去表现现实，揭示出现实的本质和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向，而这却是大多数谴责小说作家所无法达到的。“谴责小说”只能以其对社会现实的关注去叙述、描写社会的现实，但它对于社会的发展趋向、历史的必然以及现象的本质等还显得陌生和不能把握，这也使得它们无从在对现实的叙述、描写中搭建起连接历史与未来之间的桥梁，也就无法担负起传统信仰崩溃后重建生活的价值和意义的使命，而只能“替中国制度史留下绝好的材料”[243]，而不能称其为真正的“新文学”。应该说，无论是谴责作家的思想还是创作的文本，对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这两大中国基本问题，都没有提出任何正确的解决途径，更多的是希望改良吏治，以实现挽救社会、富国强民的目的，而这正是谴责小说作家对晚清政府仍然抱有希望和幻想的注解，也恰当地说明了他们的改良保守的特征。
谴责小说作家的保守性还表现在用“传统”批判“时代”上。处于传统与现代“夹缝”中的晚清谴责小说家，大都在孜孜以求地探索着挽救国家民族危亡的途径，探寻着补天自救的济世良方，但是他们的主张与他们的期待相距甚远，这主要表现在他们用自幼浸染的“传统”来批判“时代”，不能完全与时俱进，显露出保守的一面。我们不妨以吴趼人为例来探寻谴责小说作家时代视野的局限性。在吴趼人看来，国家内忧外患、社会丑恶黑暗的根本原因是道德沦丧，为此，他在《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79回里借吴继之痛斥人们滥用朝廷名器：“总而言之，上海地方久已没了王法，好好的一个人，倘使没有学问根底，只要到上海租界上混过两三年，便可以成了野人的。你说他们乱用衔牌是僭越，试问他那‘僭越’两个字，是怎么解？非但他解说不出来，就是你解说给他听，说个三天三夜，他还不懂呢！”第2回，“我”的伯父欺负孤儿寡妇，私吞亡弟的遗产；第54回把弟出卖把兄；第69回石映芝之母苛责孝道，虐待儿子；第73、74两回符弥轩逆伦虐祖父；第81回至89回苟观察为巴结上司，将守寡的儿媳妇献给制台；第103回，多老爷娶婢女为继室，认为“奴才跨到主子头上去了”，因此让这个婢女受尽屈辱，被打得半死。……吴趼人认为礼法的破坏，是封建伦理道德堕落、世风日下的主因，为此，吴趼人主张在接纳“新文明”的同时需要恢复旧道德。他在《上海游骖录》的自跋里说：“以仆之眼观于今日之社会，诚岌岌可危，固非急图恢复我国固有之道德，不足以维持之，非徒言输入文明，即可改良革新也。”[244]他主张在中国引进西方“新文明”的同时依然强调不可丧失自己的文化主体性，不可抛弃中国自身的文化传统，而这文化传统则是封建礼教和道德，显现出保守的性格特征。不过，吴趼人虽是封建伦理道德与礼法的拥护者，却并不死守旧的说教。“余与译者论时事，每格格不相入，盖译者主输入新文明，余则主恢复旧道德也。吾国旧道德，本完全无缺，不过散见各书，有出于经者，有出于子者，未汇成专书，以供研究耳。诚能读破万卷，何求弗得。中古贱儒，附会圣经，著书立说，偏重臣子之节，而专制之毒愈结而愈深；晚近士偏重功利之学，道德一涂，置焉而弗讲，逐渐沦丧。而恰当此欧风东渐之际，后生小子，于祖国古书，曾无一斑之见，而先慑于强国，谓为其文明所致，于是见异思迁，尽忘其本。呜呼，抑何妄也；不宁惟是，彼之于祖国古书，曾无一斑之见者，其于他人精华之籍所得几何，从可知矣。舍我之本有而取诸他人，不问精粗美恶，一律提倡，输进之精者美者庶犹可，奈之何并粗恶而进也？”[245]这种文化保守主义的立场使吴趼人在晚清转型时期不得不面临着矛盾：既要批判旧派人物的顽固守旧、抱残守缺，不愿意作出变革来应对社会“时代”的变化，又忧心忡忡于新派人物的欺世盗名、哗众取宠以及假“新文化”之名行满足私欲的目的。这样，吴趼人面临着难以解决的困境：一方面，他主张恢复并保持传统道德，以挽救中国的衰亡，而另一方面，旧道德在很大程度上正是中国衰弱之本源，并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传统道德秩序正趋向衰微或者崩溃。如此，吴趼人以“传统”批判“现代”的做法就有些不合时宜了。虽然说吴趼人只是谴责小说作家的一例，但众多谴责小说作家在探寻国家出路问题上都囿于时代视野的局限而表现出保守的性格特征。
晚清谴责小说作家虽然对晚清社会进行了全景式的暴露与批判，但他们讽喻或者批判的目的仅仅是指出社会存在的不足，以引起疗救的注意，作出革新，而没有完全找到强国富民之路，更没有明确提出推翻帝制、建立新政权的政治主张，因此，晚清谴责小说作家表露出开明的一面，但其入世精神仿佛还是来自士大夫济世之志的嫡传，其表达方式更接近于明末江南文士“戏谑笑骂”式的劝世之作，具有明显的保守性特征。不过，尽管谴责小说作家表现出“开明的保守”特征，并不意味着谴责小说作家当年的思考和努力是毫无价值和毫无意义的，最起码他们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作为知识分子的他们对社会发展进行了体认与思考，表现出忧国忧民的社会情怀，并在中国文化史上体现出多维的一面。
三 文化行为：启蒙教化与世俗经济的功利性合谋
边缘化的世俗知识分子，既表现出忧国忧民的社会情怀，又表现出用写作追逐经济利益的世俗化，这也决定着他们的创作行为具有启蒙教化和世俗经济追逐合谋的功利性特征，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商业经济的追求远胜于开启民智的教化目的。
文以载道，中国文学自始就被赋予了教化的功利性特征。在晚清救亡图存的历史背景下，文学的教化功利性思想更进一步得到彰显。晚清有识之士面对颓败的政治格局与落后的经济面貌，率先觉醒，提出“变法图存”的革新主张。而以梁启超为首的社会改良派和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都在运用舆论工具向社会民众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梁启超等人看到小说“开民智”、“新人心新人格”的工具性作用而大力倡导，其在1902年《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提出“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246]，使小说地位获得擢升的同时，小说的功利性工具作用也得到前无古人的彰显。他们希望借助小说“熏浸刺染”的作用和影响，实现“福兆亿人”，纠弹并祛除中国社会中的腐败堕落之状。在梁启超的影响和号召下，遍披当时文坛，应和者甚众，以至小说创作甚至小说翻译，也为小说功利观所渗透。
正是在小说功利化的倡导下，为李伯元暴得大名的《官场现形记》，却完全是一篇急就章，表现出与吴敬梓耗费半生心力而创作《儒林外史》有极大不同。《官场现形记》是对“特缘时势要求”的应答，其写作时间正是清廷倡导“改弦更张，以祛积弊”的时候，对官僚体制弊端的揭露和反省成为社会的热点。“《官场现形记》是一部社会史料。它所写的是中国旧社会里最重要的一种制度与势力——官。它所写的是这种制度最腐败最堕落的时候——捐官最盛行的时期。”[247]该小说开注重社会功利性并围绕社会热点写作的先河。这种文学写作，并不需要作家有多少深刻独到的体会，而是要求作家应该把握社会受众的心理，并予以迅速反映。《官场现形记》中的很多材料都来自社会传闻和官场逸事以及道听途说来的新闻消息和笑话等，甚至采取夸大、伪造甚至剽窃等行为复制材料，以达成谴责社会现实的需要。这是文学力图与政治联姻，借重政治来吸引读者，以提升作品社会地位，实现文学与历史政治的统一的结果，具有很强的功利性特征。吴趼人也关心时政，希望借小说以讽世。1916年，石庵在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作“序”说：“政治之紊乱，社会之腐败，至清季而极矣，先生怒焉忧之，一一笔之于书，为董狐之史，魑魅魍魉，难逃犀独；上自朝廷士大夫，下至贩夫走卒娼优，无不收罗，此取材之广而持论之精者。”[248]吴趼人对梁启超的小说功利论也极为赞成，他认为：“德育普及，是改良社会的第一要义。”并希望通过小说来“恢复我国固有之道德”。到了《月月小说序》中，他既说“吾感乎饮冰子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之说出，提倡改良小说”，又说“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时彦既言之详矣！”可见，吴趼人几乎完全接受了梁启超的观点。实际上，吴趼人对小说社会作用以及小说功利性的认识，不仅与梁启超一致，还有所发挥。在《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楔子》中借书中“汉子”之口说：“这书比那《太上感应篇》、《文昌阴鸷文》、《观音菩萨救哭经》，还好的多呢！”不过，吴趼人在注重小说功利性的同时，还在文学上有所超拔：不仅重视政治小说，还写作社会小说、历史小说以及写情小说；不仅注重小说的功利性，还注重小说的文学性，强调小说的艺术描摹以及艺术趣味，从某种程度上超越了梁启超的小说观。曾朴的小说功利观与梁启超也惊人的一致，虽然对林纾界定的“《孽海花》非小说也”极为不满，但是对林纾赞扬《孽海花》为“三十年之历史也”，为“鼓荡民气之作”，极为欣赏，并奉之为“知音”[249]。刘鹗的《老残游记》则通过描写行走四方的郎中老残摇串铃行医时的所见所闻，揭示了现实社会存在的种种弊端，表现他醒民、医国的主张。这在作品第一回自评中说得很明白：“举世皆病，又举世皆睡，真正无下手处，摇串铃先醒其睡。无论何等病症，非先醒无治法。”作者写作此书的目的就是要唤醒民众、根治社会。在文学功利性的影响下，谴责小说作家疏于塑造形象，难以为文，情节芜漫无序，以至谴责小说给人粗糙的感觉，作品人物也呈现出心理结构单维化的趋向。值得注意的是，为了实现文学的功利性，作者还时不时地站起来发表自己的观点，使得议论和文化理念被有些生硬地切进作品，虽然表达了自己的思想，却在某种程度上弱化了艺术审美。
不过，晚清谴责小说作家的功利观似乎更为复杂，既表现出启蒙大众的时代母题，也表现出经济利益的商业追逐。谴责小说作家毕竟是借写作谋生的，他们不是超然物外、于功利无牵无挂的名士，他们还要为世俗的生活奔波。稿酬制度的确立，使写作成为一种谋生的手段和新的职业，也使众多的晚清谴责小说作家为了谋生，不得不迎适读者的阅读心理，在文学创作上体现出商业性的追求。
谴责小说作家的商业性特征是首先表现在“以合时人嗜好”，以得“重赀”为目的。现代稿酬制度始于何时，尚无定论。包天笑在《钏影楼回忆录·时报的编制》中说，当时报刊上发表的文学作品，只有小说有稿酬；郑逸梅认为报刊稿酬制度始于上海的《小说月报》；有研究者认为始于1902年的《新小说》[250]。不过可以肯定的是，稿酬制度的确立，直接促成了依靠写作为生的职业作家的形成，并促成了小说的繁盛。范伯群认为：“通俗文学除了娱乐消遣的本色之外，‘金钱主义’恐怕也应是它的一种本色。我们对‘金钱主义’的理解当然是局限于通俗文学的商品性。”[251]这也使得很多小说作家拼命多写小说，比如吴趼人写《恨海》，“仅十日而脱稿，未尝自审一过，即持以付广智书局”；李伯元在写《官场现形记》时还同时写多部小说。而小说的发表大都先在报刊连载，报刊读者的多少直接决定了其销路。为此，“以合时人嗜好”，成为文学创作获得“重赀”的一个前提。正如胡适所认为的：“但作者个人生计上的逼迫，浅人社会的要求，都不许作者如此做去。于是李宝嘉遂不得不牺牲他的艺术而迁就一时的社会心理，于是《官场现形记》遂不得不降作一部摭拾话柄的杂记小说了。”[252]认为李伯元虽负盛名，但毕竟是一个卖文为生的职业作家，为了世俗的生存，他的作品不可能像吴敬梓的作品一样经过精雕细琢。而“晚清上海，本是中国骂官的最好的场所，允许骂，有人听。《官场现形记》骂得痛快淋漓，全面，解恨，因此出版以后，纸贵一时，影响空前。模仿之作，风起云涌。”[253]胡适说：向来人民对于官，都是敢怒而不敢言；恰好到了这个时期，政府的纸老虎是戳穿的了，还加上一种傥来的言论自由，——租界的保障，——所以受了官祸的人，都敢明白地攻击官的种种荒谬，淫秽，贪赃，昏庸的事迹[254]。因此，在这一时期，很多谴责和暴露的小说极受“时人嗜好”，以至“两性私生活描写的小说，在此时期不为社会所重，甚至以逐利为目的出版商人，也不肯印行。杂志《新小说》、《绣像小说》所刊载作品，几无不与社会有关。”[255]自《官场现形记》“特缘时势”“以合时人所好”暴得大名之后，揭露官场的小说便接踵而至，据统计，从1905到1911年，以“官”或“官场”命名的小说，至少有16部，而以“现形记”命名的小说，也至少有16种[256]。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也曾指出这种现象：“特缘时势要求，得此为快，故《官场现形记》乃骤享大名；而袭用‘现形’名目描写他事，如商界、学界、女界者亦接踵也。”[257]再如吴趼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出版后，社会反响很大，如作者所言：“犹幸文章知己，海内有人，一纸既出，则传钞传诵者，虽经年累月，犹不以陈腐割爱，于是乎始信文学之有神也。……磋夫！以二千五百余日之精神岁月，置于此詹詹小言之中，自视亦大愚矣。窃幸出版以来，咸为阅者所首肯，颇不寂寞。”[258]而以“怪现状”为名目的小说也纷纷出台，如《近十年之怪现状》、《新旧社会之怪现状》、《官场怪现状》、《龙华会之怪现状》等。这些状况说明晚清谴责小说兴盛离不开商业性的追求。
其次，受商业性的驱动，谴责小说作家还通过一些秘闻、丑闻、传闻等来调动读者的阅读兴趣。尽管传播媒介“承担着将远地新闻传达给普通民众的重任，支撑其发行量的却根本不是（严肃的）政治和社会新闻，而是丑闻、犯罪、体育、娱乐等等”。[259]《官场现形记》“故凡所叙述，皆迎合，钻营，朦混，罗掘，倾轧等故事，兼及士人之热心于作吏，及官吏闺中隐情”[260]。《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而作者经历较多，故所叙之族类亦较夥，官师士商，皆著于录，搜罗当时传说而外，亦贩旧作（如《钟馗捉鬼传》之类），以为新闻。”[261]晚清谴责小说的秘闻、丑闻、传闻等有助于加深读者对腐朽黑暗社会的认识，但是也不排除谴责小说作家运用社会上的新闻、传闻、名人逸事、官场丑闻等实现商业利益的需要。周贻白曾以李伯元的《南亭笔记》为依据，索隐出《官场现形记》中的九则轶闻；刘叶秋则参照《趼廛笔记》等，找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中所用的五则轶闻[262]。上海“报载小说”之主的李伯元在创作《官场现形记》时，十分留意社会上流传的、载于各类报刊的官场趣闻逸事，这部小说将此收集起来，编织成小说情节，它曾经声称：“是书取材于中西报纸者，十之四五；得诸朋辈传述者，十之三四；其为作书人思想所得，取资敷佐者，不过十之一二耳。小说体裁，自应尔尔，阅者勿以杜撰闻之。”[263]《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一书中的许多人物多有所本，与作者关系密切的亲友，能在其中一一看出。《缺名笔记》中提到此书时曾说：“书中影托人名，凡著者亲属知友，则非深悉其身世者莫辨。当代名人如张文襄、张彪、盛杏荪及其继室、聂仲芳及其夫人（即曾文正之女）、太夫人、曾惠敏、邵友镰、梁鼎芬、文廷式、铁良、卫汝贵、洪述祖等，苟细读之，不难按图而索也。”[264]对于此部小说，包天笑曾回忆说：“我在月月小说社，认识了吴沃尧，他写《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我曾请教过他。他给我看一本簿子，其中贴满了报纸上所载的新闻故事，也有笔录友朋所说的，他说这都是材料，把它贯串起来就成了。”[265]这件事一方面说明，这些有爱国之心的报人出身的小说作者，因为职业的缘故，他们平时最关注的是社会中不断发生的新闻事实，最注意搜集的材料也同样是现实中发生的事实，他们最希望做的往往是现实的代言人，因此，他们一旦创作，便自然而然地选择了书写现实这种方式；另一方面也说明，他们在小说中往往将新闻故事直接贯穿其中。实际上，最后谴责小说发展到极致，或抄袭，或模仿，或运用一些秘闻去敲诈等，都是商业利益驱动的结果。
再有，谴责小说作家的商业性追求还表现在广告的夸大告白以及抄袭现象上。很多作家或者杂志为了推动小说或者报刊的阅读，往往夸大告白，虚假广告较为盛行。比如著名的谴责小说《官场现形记》中就有这样的夸张告白：“此书措词诙谐，不减于《儒林外史》，叙事详尽，不亚于《石头记》。有欲研究官场真相者，无不家置一编，洵近来小说中唯一无二之巨制也。”[266]天僇生就此现象批评道：“彼其著一书也，不曰吾若何而后惊醒国民，若何而后裨益社会，而曰：我若何可以投时好，若何可以得重赀。存心如是，其有效益与否，弗问矣。其既发行也，广登报章，张皇告白，施施然号于人曰：内容若何完备，材料若何丰腴，文笔若何雅瞻。不惜欺千人一目，以逞一己之私。”[267]指出了小说传播过程中为博蝇头小利而张皇广告欺骗广大读者的混乱现象。除此之外，小说家为了赚取稿费，急就成章、东抄西凑的现象也很突出。新庵在《海底漫游记》中就指出了这种东抄西凑的现象：“最可恨者，一般无意识之八股家，失馆之余，无以谋生，乃亦作此无聊之极思，东剿西袭，以作八股之故智，从而施之于说，不伦不类，令人喷饭。其尤黠者，稔译之价，信于著述之稿也，于是闭门杜造面壁虚构，欺人而自欺焉。”接着又指出了书名的混乱和抄袭的现象。实际上，晚清时期抄袭、拼凑等现象屡见不鲜，就连李伯元作品《文明小史》中也曾有抄袭过刘鹗作品的记录，以致刘鹗放弃与该刊物的合作，而将《老残游记》改在《天津日日新闻》上连载。
另外，为了更好地追求商业性，晚清时期的报刊小说在传播形式上也作了一些革新。比如《官场现形记》的光绪甲辰本（1904年），就是24册36卷的“口袋本”，每册只有两至三回内容。它不是给文人雅士在书斋中密圈密点研读用的，而是从市民随身携带、随时翻阅的角度设计的，显示出对市民需求的迎合。另外，很多谴责小说还配有大量的插图，表现出用插图吸引读者阅读的努力。晚清谴责小说传播形式的一些变革，表明谴责小说作家从各个方面开始考虑迎适各类读者的需求——不仅内容的迎适，而且也考虑到外观形式的迎合，这正是文化步向市场化追求经济利益的标志之一。
还有，商业利益最大化的追求，也使大量晚清谴责小说成为断章，呈现出残缺不全的特征。小说能否登载，能否正常传播，往往要看报刊的发行是否顺利，小说是否能够吸引更多的读者来阅读。一些不具有受众吸引力的小说很快就被更换，这也使得大量谴责小说在艺术上粗糙不堪而且大都残缺不全。
实际上，商业化的结果使得更多的文人去追求经济效益，当然也不排除会产生一些文化或者文学的精品。我们知道，劳动在其早期生产模式下，通过提供个人的自我创造感而赋予生活的意义，但在工业生产中劳动已变成了毫无意义的常规，个人劳动的产品不再是他创造欲望而是外在力量的体现。法国社会学家埃德加·莫林十分敏锐地观察到这种现象：“人们注意到文化产业中的大批作者不仅蔑视自己的作品，而且否认它们是自己的作品。作者不再认同于自己的工作，在两者之间产生了异常的分离现象。从此，艺术家最大的满足——把自己和自己的作品融为一体，通过作品证明自身的价值，在这之上达到自我超越——已经消失了。这是一种与产业工人类似的异化，但它发生在特定的主体与客体条件下，伴随着本质的区别：作者得到了高额报酬。”[268]
李欧梵指出：“中国的现代性不可能只从一个精英的观点来看待，精英只能登高一呼，至于社群共同的想象，其风貌与内容不可能是一两个人建立起来的，需要无数人的努力。”在他看来，“随着科举制度的终结，知识分子已无法在科举入仕之途中获得满足，参与办报撰文的大部分是不受重视的‘半吊子’文人，但是我认为恰恰就是他们完成了晚清现代性的初步想象。这些人并不像梁启超那样有雄才大略，想象力丰富，他们基本上都是文化工作者，或画画，或写文章，从大量的文化资源中移花接木，迅速地营造出一系列意象。”[269]李欧梵所说的“‘半吊子’文人”实际上就是以谴责小说作家为代表的世俗知识分子。他们虽然居于政治文化的边缘，却与精英知识分子一样自视负有批判、启蒙的重任。但是，传统文化的熏陶以及时代的交替，使他们大都具有开明现代的思想，却又深受传统思想与道德制约；文人的社会情怀和在世俗生活的夹缝中生存，使他们有着职业作家的世俗与无奈。新旧交替社会的转型期，使谴责小说作家新旧思想纠缠，责任与利益混合，进而衍生出对未来的复杂期盼。实际上，谴责小说作家体现出的复杂的文化品格，是当时众多知识分子心路历程的真实展现，反映了转型时期知识分子的生命探索与文化探求的努力。
第二节 作为集体传播者的谴责小说报刊媒介研究
加拿大传播学者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曾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论断：“媒介即信息”（the medium is the message），强调传播媒介与其所要传播的内容密不可分。他认为，真正有意义的、有价值的信息不是各个时代的传播内容，而是这个时代所使用的传播工具的性质，它所开创的可能性，以及带来的社会变革。事实上，作为传播者的媒介或媒介组织，是从事信息采集、选择、加工、复制和传播的专业机构，它比个人传播者的地位更为优越，力量也更为强大，因为媒介对信息是凸显还是遮蔽或者解蔽，都为媒介的权力所控制和决定。如果说，近代大众传媒语境下的作家对信息的制作、选择以及控制具有首度筛选和选择的话，媒介或者媒介组织则对作家提供的信息具有二度选择权，它如同一个把关人，决定着信息的内容和信息的选择。
媒介是一种组织，英国新闻学者托斯塔尔曾简明扼要地将媒介组织的组织目标分为两个方面：经济收益方面和非经济收益方面，认为报社的组织目标就是两者的综合[270]。的确如此，传播媒介除了实现媒介组织自身生存和发展的经营目标之外，还承担着传播某种思想、灌输某种意识形态、提倡某种观念、行使某种权力或者社会影响力的责任，与此同时，还潜隐地承担着对社会公众进行公共性与公益性引导等非经济方面的要求。因此，每个媒介都会为了实现自己组织的目标，而对媒介传播的信息进行选择，并由此形成了不同的信息筛选和取舍的标准，发挥着“把关人”作用。
本节主要通过列举的方法对发表晚清谴责小说的主要报刊进行研究，试图通过报刊选择信息的理论与实践，来把握作为文学传播者的报刊媒介组织对小说的择取要求，从而为深入研究晚清谴责小说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一《新小说》：开化民智、振奋民气的杂志
1902年11月，维新运动失败后的梁启超在日本横滨创刊《新小说》（1902～1906年）。《新小说》由新民丛报社印刷，新小说社发行。1905年，《新小说》从第二卷起迁至上海，改由广智书局发行。编辑兼发行者虽署名赵毓林，但实际负责人是梁启超。“惟于今春为《新民丛报》，冬间复创刊《新小说》，述其所学所怀抱者，以质于当世达人志士，冀以为中国国民遒铎之一助。”[271]应该说，《新小说》是梁启超在承继《新民丛报》办报宗旨、内容、风格的基础上衍生出的又一充满报国热忱的文学奇葩，是中国第一份以“小说”命名的、具有近代意义的小说杂志，它的出现标志着文艺杂志时代的降临。
《新小说》是以“新民”为主要办报宗旨的。《新民丛报》第14号登载了一篇《中国唯一之文学报〈新小说〉》的文章，阐明了《新小说》的办报宗旨和报刊要求。“本报宗旨，专在借小说家言，以发起国民政治思想，激励其爱国精神。一切淫猥鄙野之言，有伤德育者，在所必摈。”“本报所登载各篇，著、译各半，但一切精心结构，务求不损中国文学之名誉”，“本报文言、俗语参用；其俗语之中，官话与粤语参用；但其书既用某体者，则全部一律”[272]。并将报刊的内容进行了罗列：图画、论说、历史小说、政治小说、哲理科学小说、军事小说、冒险小说、侦探小说、写情小说、传奇体小说以及世界名人逸事等。在《新民丛报》第20号所载《绍介新著新小说第一号》，开篇就先声夺人，赋予小说空前的地位：“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近世学于域外者，多能言之。”[273]然后又进一步强调了《新小说》杂志的目的：“盖今日提倡小说之目的，务以振国民精神，开国民智识，非前此诲盗诲淫诸作可比。必须具一副热肠，一副净眼，然后其言有裨于用。”[274]并明确告诉读者《新小说》的第一号：“其自著本，处处皆有寄托，全为开导中国文明进步起见。至其风格笔调，却又与《水浒》、《红楼》不相上下。”“务求不损祖国文学之名誉。”[275]不仅强调了《新小说》所载作品的期望与要求非一般小说可比，要从思想内容到表现手法都是不同流俗的，是要做时代的精品并流传后世的，而且还旗帜鲜明地指出了文学的功利性目的：振国民精神，开国民智识。1902年10月1日，《新民丛报》上刊登了一篇《新小说社征文启》，对征求的小说提出了要求：“本社所最欲得者为写情小说，惟必须写儿女之情而寓爱国之意者乃为有益时局，又如《儒林外史》之例，描写现今社会情状，藉以警醒时流，矫正弊俗，亦佳构也。”具有导引小说创作的作用。由此可见，《新小说》办刊是借小说实现“警醒时流，矫正弊俗”、“振国民精神，开国民智识”、“开导中国文明进步”，最终实现“新民”这一目的。
值得注意的是，梁启超先前创办的《新民丛报》第1号发表的《本报告白》第一条就明确阐述了报名的含义和办报目的：“本报取《大学》‘新民’之义。以为欲维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中国所以不振，由于国民公德缺乏，智慧不开，故本报专对此病而药治之，务採合中西道德以为德育之方针，广罗政学理论以为智育之本原。”[276]指出办刊的目的是新民，而新民的出发点是德育与智育的结合。虽然《新民丛报》的“新民”与《新小说》杂志的“新民”目的相同，但《新民丛报》以政论和时事报道为主，以小说作为调剂和点缀，而《新小说》则试图以小说一以贯之，占据绝对优势，而且贯穿在《新小说》中的传播新学说、新知识以开启民智、振兴国家的澎湃激情和执著追求，使一些新小说里面常常有大段大段的政论，有的小说索性直接阐述政治主张，与政论文有很多的相似之处。这为《新小说》奠定了独特的基调，使《新小说》已不再是纯粹的小说，而具有异常鲜明的政治目的与功利色彩。
虽然《新小说》在“发起国民政治思想”方面乏善可陈，但在文学观念和倡导创作方面为中国文学的发展和繁盛开垦出一片新天地。首先，在文学观念上，《新小说》改变了小说“小道”、“末技”的地位，极大地提高了小说的功用价值。《新小说》创刊号上就发表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极力抬高小说地位：“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故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明确提出借助小说“新民”的理想。不仅如此，梁启超还亲自创作了一部宣讲理想的小说——《新中国未来记》。包天笑在回忆《新小说》时也说：“这时把文学上的小说地位便突然地提高了。”[277]“从古以来，如此重视小说，如此强调小说的社会功能的，《新小说》是第一刊，梁启超是第一人。”[278]梁启超关于“小说与群治的关系”被当时普遍认可，其他诸如天僇生、李伯元、狄平子、徐念慈、吴趼人等小说理论家或文学创作者也随即提出类似的观点，但无人出其右。其次，《新小说》促进了文学创作的繁盛。梁启超将新民与“国家主义”联结，《新小说》的宗旨是培养国民的国家思想，而不是像康有为那样只是向国民灌输一种政治观点，如改良、保皇、立宪等，这也使《新小说》具有以往报刊不同的特征：一是超越党派主张，兼容并收。《新小说》既刊登《东欧女豪杰》之类的无政府主义小说，也登载《洪水祸》之类的反对革命流血的小说，还刊登《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这样游走于开明与保守之间的小说。二是选登作品不拘泥，并积极刊登外来稿件。《新小说》有一批如狄楚卿、谈虎客、罗普、蒋观云、周奎等“同人”，也积极接受外来投稿，比如吴趼人、金松岑、周桂笙等大批社会作家的稿件，特别是吴趼人和周桂笙更是成为《新小说》的主要创作成员。应该说，《新小说》为晚清小说的繁荣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为近代文学培养了一大批文学活动家、作家和读者，促进了晚清小说繁荣的局面，以至有人将1902～1911年称为“新小说”年。
《新小说》“发起国民政治思想，激励其爱国精神”的办刊宗旨，是时代的产物。这种开化民智、振奋民气的办刊思想统领了小说杂志达10年之久，并对当时众多小说杂志，特别是《绣像小说》、《月月小说》和《小说林》等以极大影响，很多小说杂志的主编、主笔与作者与《新小说》有直接或间接的人事关联[279]。《新小说》的办刊宗旨使以“改良群治”、“新民”为目的的小说成为刊物选择的重要标准，也使《新小说》中的“政治小说”类别中的许多小说都具有谴责小说的因子，比如创刊号上登载的《新中国未来记》、《东欧女豪杰》等作品，有的小说，如《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则完全成为谴责小说。应该说，《新小说》的办刊宗旨促进了晚清社会小说即谴责小说的繁盛。
二《绣像小说》：以立鉴与揭露为主导的杂志
“如果说，梁启超政治小说观的精髓在于‘新民’二字，那么《绣像小说》的谴责小说观的精髓就在于‘立鉴’。它立起一面哈哈笑的大镜子，使官场、商场、洋场，以及外交、社会、新学各界的种种怪现状，都穷形极相地被暴露出来了。”[280]
1903年5月27日，《绣像小说》创刊于上海（终于1906年3月），为半月刊，李伯元主编，商务印书馆发行。《绣像小说》是中国近代小说期刊的先行者之一，无论是内容创作还是形式编排，都显示出引领的气魄，表现出与众不同的风貌，并在文学市场上占据了很多第一：它是继日本横滨《新小说》之后创刊于国内的第一份小说专刊；是《海上奇书》之后罕见的图文并茂的小说专刊；是晚清四大小说杂志中寿命最长、容量最大的期刊；是网罗晚清著名小说家最多、刊载晚清小说精品最多的小说专刊。
《绣像小说》无论是封面还是插图都显示出与众不同的气度。在封面上，《绣像小说》前后使用过两种封面图样：第1期至第8期的封面设计是一株枝叶秀挺、花朵怒放的牡丹，花枝由右下伸向左上，显示出一种自信感，一种走向夏天的风度[281]；第9期至72期的封面则是傲立于山石、展羽开屏的孔雀，其五彩斑斓的尾屏，向世人展示它的美丽与矜持。一是花中之王、一是鸟中之皇，加上封面三色套印，每期色彩变化搭配，鲜艳夺目，而圆形对称的图案设计填满整个页面，体现出一种喜庆和圆满并隐含大众审美眼光的媚俗心态，显得矜持而保守。
《绣像小说》在创刊号上，发表了一篇署名为商务印书馆主人的《本馆编印〈绣像小说〉缘起》的发刊词，大致可以领略其刊物定位及办刊宗旨：
欧美化民，多由小说；扶桑崛起，推波助澜。其从事于此者，率皆名公巨卿，魁儒硕彦。察天下之大势，洞人类之颐理，潜推往古，豫揣将来，然后抒一己之见，著而为书，以醒齐民之耳目。或对人群之积弊而下砭，或为国家之危险而立鉴，揆其立意，无一非裨国利民。支那建国最古，作者如林，然非怪谬荒诞之言，即记污秽邪淫之事；求其稍裨于国，稍利于民者，几几乎百不获一。夫今乐而忘倦，人情皆同，说书唱歌，感化尤易。本馆有鉴于此，于是纠合同志，首辑此编。远摭泰西之良规，近挹海东之余韵，或手著，或译本，随时甄录，月出两期，藉思开化夫下愚，遑计贻讥于大雅。呜呼！庚子一役，近事堪稽，爱国君子，倘或引为同调，畅此宗风，则请以此编为之嚆矢。著者虽为执鞭，亦忻慕焉。[282]
而在第3期上发表别士（夏曾佑）的《小说原理》的一文，或许可以看做是《绣像小说》对小说看法的延伸。
综而观之，中国人之思想嗜好，本为二派：一则学士大夫，一则妇女与粗人。故中国之小说，亦分二派：一以应学士大夫之用；一以应妇女与粗人之用。体裁各异，而原理则同。近值学界展宽（注：西学流入），士大夫正日不暇给之时，不必再以小说耗其目力。惟妇女与粗人，无书可读，欲求输入文化，除小说更无它途。其穷乡僻壤之酬神烟具，北方之大鼓书，江南之唱文书，均与小说同科者。先使小说改良，而后此诸物，一例均改。必使深闺之戏谑，老侣之耶禺，均与作者之心，入而俱化。而后有妇人以为男子之后劲，有苦力者以助士君子之实力，而不拨乱世致太平者，无是理也。至于小说与社会之关系，诸贤言之详矣，不著于篇。[283]
综上，《绣像小说》显然是借鉴欧美、日本等国家小说的社会政治启蒙经验，通过小说的通俗性和普及性等以实现唤醒民众、开启民智、刷新政治、宣扬爱国，从而达到去弊兴利、裨国利民的目的。《绣像小说》中的《本馆编印〈绣像小说〉缘起》基本上是李伯元主编思想的表达。李伯元主编《游戏报》的本意是在“朝政如是，国事如是”的晚清腐败政治的当下，“不得不假游戏之说”，“无非欲唤醒痴愚，破除烦恼”[284]；而在主编《绣像小说》时，则出于“欧美化民，多由小说”的认知，希望通过小说能够“醒齐民之耳目，或对人群之积弊而下砭，或为国家之危险而立鉴”，并最终实现“裨于国、利于民”的目的。显然，《绣像小说》与梁启超等人办刊宗旨相类似，这是由社会时代特点决定的，但也是作为报人和职业作家的李伯元在经历十里洋场种种社会现状、目睹现实黑暗面之后的一种思想努力，体现出“暴露”与“醒世化民”并重的办刊思想。虽然说，梁启超与李伯元都希望开启民智，但是梁启超创办刊物的精髓在“新民”，而《绣像小说》的主旨则在“立鉴”与暴露。因此，虽然《新小说》、《绣像小说》的创刊动机都是为了强国醒民、改革弊俗，但由于编者主体思想的差异而产生不同的办刊思想：《新小说》侧重于“愤政治之压制”，而《绣像小说》则倾向于“痛社会之混浊”。这也使《绣像小说》没有《新小说》对政治理想与改革之途的统一规划，更多的是运用文学样式对社会现实进行全景式的揭露。
在《绣像小说》发表的作品中，有创作小说21种（含传奇3种），翻译作品18种，戏曲3种，弹词1种，时调唱歌（通俗歌谣）21篇，其他5种。由此不难发现，刊载了大量晚清小说杰作的《绣像小说》，内容90%为小说，10%为杂文。在《绣像小说》中，创作小说如下：李伯元的《文明小史》、《活地狱》，忧患余生（连梦青）的《邻女语》，蘧园（欧阳钜元）的《负曝闲谈》，吴趼人的《瞎骗奇闻》，嘿生的《玉佛缘》，姬文的《市声》，壮者的《扫迷帚》，刘鹗的《老残游记》（至14回中断，后在《天津日日新闻》重新发表），旅生的《痴人说梦记》，佚名的《苦学生》，荒江钓叟的《月球殖民地小说》，吴恭的《学究新谈》，惺庵的《世界进化史》，悔学子的《未来教育史》，洗红厂主的《泰西历史演义》，血泪余生的《花神梦》，遁庐的《童子军传奇》，惜秋填词的《维新梦传奇》等。这些小说所涉内容极为广泛，有招摇撞骗、道德败坏的假“维新志士”的《文明小史》、《负曝闲谈》；也有希望兴国救民的有志之士承受不住传统势力的影响，或“大隐”或同流合污于官场生活的《世界进化史》；有为图“清官”之名而行为却比贪官更为残暴的《老残游记》；有揭露衙役横行无忌、监狱生活暗无天日的《活地狱》；有描写在外国资本冲击下中国民族工商业日趋解体的《市声》；也有刻画庚子事变后生灵涂炭、哀鸿遍野惨淡图景的《邻女语》；还有教化民众、破除迷信的《瞎骗奇闻》……应该说，对晚清社会的暴露与批判几乎是当时文学期刊的一个重要内容，但是却没有比《绣像小说》暴露得更为广阔，批判得更加激烈的期刊。阿英在《清末小说杂志略》中说：“《绣像小说》，在侦探小说风靡一世时，能独持异议，不刊此类作品，实为难能。而所刊者，又皆以能开导社会为原则，除社会小说外，极少身边琐事、闺阁闲情之著作。若《文明小史》、《活地狱》、《老残游记》、《邻女语》、《负曝闲谈》、《扫迷帚》等，均足以说明一时代之变革。”不仅如此，《绣像小说》刊载的译述小说以及民间文学样式的作品也体现了《绣像小说》“立鉴”以及“裨国利民”的办刊思想。比如《经国美谈新戏》是借鉴“泰西之良规”的译述小说，《醒世缘弹词》、《时调唱歌》是以民间文学样式“借思开化夫下愚”的文学作品，特别是《绣像小说》刊载的“时调唱歌”21首，语言俚俗，感情真挚，内容则或劝告百姓及早戒烟，或劝告女性不要缠足，或反映了八国联军侵华及日俄战争时期朝廷的腐败昏庸、官兵的明哲保身、百姓的麻木不仁……具有晚清的思想启蒙色彩，对当时具有极大的醒世意义，是《绣像小说》办刊思想的延伸。
作为一份时间跨度近3年、拥有72期48种作品808幅插图的小说刊物，《绣像小说》产生的“整体效应”是编者“把关人”理论的典型体现。无论是创作还是译介小说以及具有民间形式的弹词、时调等，都体现了《绣像小说》“暴露社会”与“醒世化民”相结合的主题定位。值得注意的是，通过小说期刊连续不断的特殊运作和“议程设置”式的内容传播，能在一个历史阶段形成舆论公共空间，促进社会的认知，并使社会发生潜移默化、或多或少的变革。
三 思潮和文体走向多元的其他各类小说杂志
《新小说》、《绣像小说》之后，上海还诞生了《小说林》、《月月小说》、《小说世界日报》、《新新小说》、《竞立社小说月报》、《小说七日报》、《小说世界》、《新世界小说社报》、《十日小说》、《白话小说》等小说期刊，这些小说期刊体现出思潮和文体多元化的特征，其中影响较大的当推《小说林》和《月月小说》。
（一）小说林社与《小说林》
据曾虚白的《曾孟朴先生年谱》以及时萌的《曾朴生平系年》记载，1903年曾朴到上海经营丝业失败，虽亏损巨大，但对上海市场有了更为直接的经验，而且此前在家抱病3年期间广泛涉猎法国文学的各个流派，并深得其中真谛，“真切地认识了小说在文学上的特殊地位，因此想要打破当时一般学者轻视小说的心理，纠集同志，创立一家书店，专以发行小说为目的，就命名叫小说林”[285]。
1904年8月，曾朴、丁芝孙、徐念慈在上海创办小说林社，这是我国以出版小说为主的第一家近代出版社，也是曾朴积极参加晚清改革的明证。在1904年9月到1908年初3年多的时间里，小说林社先后出版了历史、地理、社会、家庭冒险、滑稽、科学、军事、侦探、神怪、言情、国民等12类共120多种小说[286]，其中1907年就出版了至少41种小说，另外发行了“小说林丛书”和“小本小说”两集。显然，小说林社对推动中国晚清小说事业的发展和繁荣具有重要作用。黄人在《小说林发刊词》所说的“小说林者，沪上黄车掌录之职志也”，“花样日新，撰著满家，倾倒全国”，并非虚言。
1907年2月，小说林社在上海创办《小说林》月刊，由黄人、徐念慈任主编，小说林宏文馆有限合资会社发行。《小说林》一直延续到1908年10月停刊，共出版12期。根据1905年小说林社的一篇《谨告小说林社最近之趣意》一文，可以推断小说林社以及《小说林》的出版意旨：“本社刊行各种小说，以稗官野史之记载，寓诱智革俗之深心。……值此竞争剧烈之潮祸，窃附于寓言讽世之末座，博雅君子，或有取焉。”[287]阐明具有讽世革俗的小说可以取用。《小说林》的主要作（译）者有曾朴、黄人、徐念慈、陈鸿璧等，所刊载作品以著译小说为主，并兼及诗词、戏曲、随笔、文学评论等。《小说林》先后发表《孽海花》、《马哥王后佚史》等著译小说36种，《小说小话》、《奢摩他室曲话》等小说、戏曲、诗歌评论5种，《暖香楼传奇》、《轩秋亭杂剧》等戏曲6种，《印雪籍麓屑》、《紫崖随笔》等“丛录”8种，《小说林发刊词》、《丁未年小说界发行书目调查表》等“论说”4篇，诗词100余首，中外人物风景画47幅，灯谜、杂记以及人物小传等若干种[288]。
（二）《月月小说》
《月月小说》是阿英称其“为《绣像小说》、《新小说》停后之中心的文艺杂志”[289]。它创刊于1906年11月1日，终于1909年1月。先由汪惟父主持，汪惟父、吴趼人编辑，乐群书局发行，在第9号后改由沈济宣主持，许伏民编辑，群学社印刷发行。《月月小说》先后刊登著译小说113种，戏曲9种，诗词200余首，中外人物风景图画123幅，以及杂录、随笔、灯谜若干种。
《月月小说》受《新小说》的影响极为明显。阿英在《清末小说杂志略》和《晚清文学期刊述略》中都认为《月月小说》与《新小说》内容相同或者类似，而“门类特广”。范伯群在其主编的《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中，认为“《月月小说》的体例皆仿《新小说》”[290]。事实上，《月月小说》的总撰述吴趼人、总译述周桂笙都是《新小说》创作队伍的主力成员，特别是《新小说》第8号之后更是几乎成为吴趼人、周桂笙二人的天下。汪惟父在创办《月月小说》时也通过登报或者广告等形式屡屡声明吴趼人、周桂笙二人是他竭力从新小说社挖来的，并且由此而导致了《新小说》的停刊[291]。尽管这些话并不完全确实，但吴趼人、周桂笙与《新小说》的密切关系却是实情。
《月月小说》涵盖的内容极为丰富和广泛，形式也较为活泼，并特别注意各类作品与小说的关系，其在征文启事中也屡屡声明文学作品要符合刊物的小说宗旨：“如有短篇小说、札记、杂歌、灯谜、剧本或诗词、寓言等关于小说宗旨而愿付本报刊行者，当视其字数酌量赠以本报或报以新书，结文字之缘”[292]，“名儒硕士如有札记、乐府、插画、剧曲、灯谜、寓言、俳谐以及有关系于小说宗旨者，愿付本报刊行，当视文字之优胜，酬以相当之利益”[293]。在如此选刊标准下，一些小说因不符合其宗旨而被拒绝甚至被中途撤下，比如萧然郁生创作的“理想小说”《乌托邦游记》，在第1～2号上登载了4回后被中途撤下[294]。那么，《月月小说》屡屡强调的办刊宗旨是什么呢？实际上就是刊登在《月月小说》第9号上的《〈月月小说报〉改良之特色》的“本报宗旨专在借小说家言以改良社会，激发人之爱国精神”，是它在许多场合多次重复过的“辅助教育改良群治”。
《月月小说》是“有鉴夫饮冰《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之言，而为此新小说之嗣响”[295]而创办的小说杂志。不过《月月小说》也表现出不同于《新小说》的一面。《新小说》的办刊宗旨和思想是“专在借小说家言以发起国民政治思想，激励其爱国精神”，而《月月小说》则是“专在借小说家言以改良社会，激发人之爱国精神”。虽然在激励爱国精神上目标一致，但前者是“发起国民政治思想”，后者是“改良社会”，表现出思想的差异性。另外，《新小说》希望通过小说的倡导来“振国民精神，开国民智识”，而《月月小说》则强调“辅助教育改良群治”，按主编吴趼人的观点，就是“庶几借小说之趣味之感情，为德育之一助云尔”[296]，这与《新小说》要求大胆革新、提倡新道德的精神显然是不相吻合的。值得注意的是，《新小说》和《月月小说》在具体运作上都存在理论主张与创作实践不相符合、前期与后期风格不相一致的特点。《月月小说》发表了包括吴趼人的《劫余灰》、《两晋演义》、《发财秘诀》等14部中国小说以及几十部长短篇翻译小说。不仅如此，《月月小说》登载的小说还在叙事方式、叙事角度等方面大胆革新，这对晚清短篇小说创作观念和创作手法的确立发挥了重要作用，甚至由此《月月小说》被誉为开中国新短篇小说先河的期刊。吴趼人的涉及时弊、暴露社会的短篇小说《人镜学社鬼哭传》、《黑籍冤魂》、《平步青云》、《快升官》、《查功课》、《立宪万岁》、《光绪万年》等，是《月月小说》中较有影响的作品。
不过，在“四大小说”杂志中，《月月小说》名声不是很好。《新小说》因发动“小说界革命”而在小说界居开山之祖的尊崇地位；《绣像小说》因刊登作品直抉社会现实，具有强烈的立鉴和揭露社会意识而为学界推崇备至；《小说林》则被认为拥有在当时来说最先进的小说观念以及资产阶级刊物的标签而为人注意；《月月小说》虽然体现出与《新小说》办刊思想的趋同性，但由于刊登了不少描写男女私生活的写情小说和登载了一些被认为开启了黑幕小说先河的侦探小说，而遭到后人几乎众口一词的指责。事实上，那是对写情小说、侦探小说和鸳鸯蝴蝶派小说没有作出客观公正评价的结果，是站在特定时代背景下带有政治观点的探讨，表现出极大的偏见倾向，这需要对《月月小说》的特色和价值重新挖掘才能给予准确、客观的评价。
四 文艺小报：对世俗生活与社会暴露的描摹
除了小说杂志对晚清谴责小说进行大规模的刊载和传播之外，还有一些报刊特别是小报也曾促进了谴责小说的发展。
小报是现代都市中以消闲娱乐趣味为主的、拥有广大市民读者的小型报纸，是现代市民文化的话语类型和表现文本。长期以来，小报一直被人们习以为常地指认为旧时代低级恶俗的读物而尘封在历史的角落里，乏人问津。事实上，在传播中国文化特别是世俗文化的载体中，小报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社会存在。小报里面充斥着市民生活的日常起居、风俗习惯、生活情趣、人际交流以及文化百态，是城市风貌的底色，也是城市活力的再现，是中国文化史或者文学史上独特的图景。19世纪90年代末，以《世界繁华报》、《采风报》、《游戏报》、《消闲》、《新上海》、《花世界》等为代表的文艺小报在上海大为流行。这些报纸除刊登诗歌、辞赋等旧的文学形式以外，还大量刊登揭露社会黑暗的新闻和谴责小说，谴责小说由此声名大振。正如阿英在《晚清小报录》中曾经指出：“不过，我所以著录，却是为着另外一面，就是这些小报，同时也揭露了当时的社会黑暗，抨击了买办、官僚以及帝国主义，奠定了晚清谴责小说发展的基础。”[297]我们不妨以小报鼻祖之一的《世界繁华报》为例分析其办报思想，或许能够窥见小报编者刊载谴责小说的文化心态。
《世界繁华报》创刊于1901年3月。周桂笙在《新庵笔记》中的《书繁华狱》写道：“昔南亭亭长李伯元征君创《游戏报》，一时靡然从风，效颦者踵相接也。南亭乃喟然曰：‘何善步趋而不知变哉？’遂设《繁华报》，别树一帜。一纸风行，千言日试，虽滑稽玩世之文，而识者咸推重之。……创始至今，垂十一载。”[298]丘菽园《挥尘拾遗》（1901年）卷五也曾论评道：“李伯元明经，骈文专家，又复兼长小品杂著，嬉笑怒骂，振聩发聋，得游戏之三味，……锦绣肝肠，珠玉可唾，此才正非易易。”[299]都说明了《世界繁华报》的报纸风格。
如果说，《游戏报》还没有实现李伯元“岂真好为游戏哉？盖有不得已之深意存焉者也”的办刊思想的话，那么，在《世界繁华报》中李伯元开始用文学行动践行自己忧国忧民的拳拳爱国之心。由原先的“游戏”改为更具时代特征的《世界繁华报》，初显李伯元关注世界格局的决心，并希望在中西对比中谛察中国社会现实，显示出李伯元别样的办报思想。“《繁华报》完全是一种所谓‘消闲’的小型报纸”[300]，鲁迅先生也认为，“《海上繁华报》，记注倡优起居，并载诗词小说，殊盛行”[301]。这些论断并不准确。《世界繁华报》“分为讽林、艺文志、野史、官箴、北里志、鼓吹录、时事嬉谈、谭丛、小说、论著诸类，对当日官场暴露和讽刺的很辛辣”[302]，其中艺文志和小说经常登载名著，而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吴趼人的《糊涂世界》等都是刊载在这张小报上。实际上，《庚子国变弹词》的刊登，就突破了记载倡优起居的消闲内容，开始用史实的叙述来观照世界，直面社会与人生。仅“《官场现形记》说部，刊诸报端，购阅者踵相接，是为小说报界极盛时代”[303]。可见，《世界繁华报》在保持消闲娱乐世俗风格的同时，开始关注社会现实和社会变革，并陆续登载了一些反映社会现实的文章，其中对官场的暴露与批判也极为辛辣，表露出用文学进行变革的办刊思想，且这一思想在1903年创办的《绣像小说》中最终完全表现了出来。
作为小报典型的《世界繁华报》，它的变革，既有编者思想转变的因素，也有社会读者阅读需要的因素。“这正说明了这类小报，是半殖民地都市生活，和封建地主生活结合起来所孕育的，具有特征的报纸。也正反映了当时殖民地的买办阶级、洋场才子、都会市民和官僚地主一些没落的生活状态。”[304]而一些谴责小说的刊载，也正说明在晚清政府腐败没落、社会变革运动风起云涌的背景下，众多小报编者无论是出于文人的社会情怀还是文学传播的市场化，都在一定程度上关注着社会的变迁，甚或用文学的形式对晚清社会各个方面进行暴露与鞭挞，促使小说在刊载内容上雅俗结合。强烈的社会责任意识与市民世俗生活混杂，并在社会变迁中实现着文学的雅俗流变。可以说，小报刊载谴责小说，促进了晚清谴责小说的创作热潮和传播空间的扩大，并对市民形成社会的深刻认知，无疑具有较强的传播意义。
事实上，脱离国家直接控制的晚清大众媒介组织体现出相对独立的关心时政、贴近下层市民社会的公共品格。当时的报刊大多以“开通民智”、“浚导文明”、“改良风俗”作为办刊的主导意识，比如《新小说》的“以发起国民政治思想，激厉其爱国精神”的办刊宗旨、《绣像小说》的“借思开化夫下愚”的办刊思想、《月月小说》的“改良社会，开通民智”的办刊思路、《新新小说》的“演任侠好义忠群爱国之旨……以一变旧社会腐败堕落之风俗习惯”的办刊思想以及《小说七日报》的“开进德智，活泼新知”、《粤东小说林》的“导引文明，启迪社会”、《中外小说林》的“启迪国民，以觉迷自任，为文明之先导”、《竞立社小说月报》的“保存国粹，革除陋习，扩张民权”、《新小说丛》的“变国俗，开民智”、《扬子江小说报》的“藉齐东语，醒亚东民”、《小说月报》的“迻译名作，缀述旧闻，灌输新理，增进常识”、《新说书》的“灌输新智识，改铸新国民”、《中华小说界》的“作个人之志气，祛社会之习染，救说部之流弊”等等，几乎都在异口同声地要求用小说“启蒙”民智。这些报刊组织的办报思想或办刊宗旨对谴责小说的创作具有极强的导引与规制作用，并直接促生了谴责小说的创作热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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