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候的诗人李杜在干什么？”也许这才是最值得我们弄清楚的。
我记不清那是不是福克纳说的一句话了：如果你不能把自己的作品写得更好，那就应该罢笔不写。这不仅对西方世界那些想靠写作来吃饭的诗人、作家不无裨益，对于当代中国那些一年能写好多好多万字的作家，尤为适合。他们早该罢笔不写了。
于此，我就要说：诗人的自我流放了——对，不会有错，这才是不愿丢弃自己事业的勇者，所选择的必由之路，所要走过的必经之地呢。
李杜就是这中间一位遭遇精神磨难的自我流放者。
当然，他和大家的情况也不尽相同。甚至，从他的现实生活中，你都很难把他心灵上的焦灼和抑郁体察出来。他之外，潞潞是一种情况，他做电视纪录片撰稿去了；雪野、赵泽亭是一种情况，两人差不多同一年下水，投身于古玩行当；非默是一种情况，他干脆把自己彻底锁进了书斋；郭新民、金所军又是一种情况，终日忙碌着，奔着各自的仕途……
就说金所军吧，如果他心中没有那种“超负荷承载”的创深痛巨，他怎么可能写出如《黑》和《打击》那样感情至为强烈的诗来呢？绝不可能。
他们的放逐地，显而易见，不同于顾城最后在那儿举起斧头劈碎谢烨头颅的新西兰荒岛，也不同于海子卧轨自刎的山海关。这放逐地，就是这个物欲横流的美好新世纪：声色犬马，一夜暴富，贫病，谎言，贪污腐败，孤单寂寞，商业利益，煤，生态破坏，新闻炒作，幕后操纵，假冒伪劣产品，侵略，污染……
面对谎言，你指认真理？
面对色情，你追寻爱情？
面对贫病疲软，你打造钢筋铁骨？
不不，事实是你总也被引诱，一次又一次，最后，又总是空着手回来：你那看上去已然不朽了的魂灵儿，一贫如洗。
诗人，你这人类文明的传薪者？
像牧羊人把山羊驱赶到峭壁上一样，李杜则把自己这位头发蓬乱如贝多芬一样的诗人（晋东南人，表面上驯顺，实为八匹马也拉不动的犟驴）驱赶到报纸上。对，诗人李杜亦为本省著名报人。
从李杜开始做省内那张最重要的晚报计，有这么一张时间表，我们可约略作一下参考：
1992年底，李杜出任《山西晚报》副主编，《山西晚报》创刊；1993年全年，李杜负责晚报的主要编务，《山西晚报》在省内名噪一时；岁末，晚报因刊号等问题停刊，李杜返回《山西日报》文化评论部（那时是不是还叫副刊部？）任副主任。这副主任任上的工作可轻松多了——有时一星期也就编一个版。这时他和诗歌还不隔膜，只要有时间，他即可埋头写作；1998年，《山西晚报》重新启动，李杜被调出《山西日报》文化评论部，任《山西晚报》常务总编辑，同此前一样，负责编务，同时管理记者、编辑队伍——那些年轻的孩子们，尤其是那些美丽的女孩子，基本上都是经他手招进来的：考试还好，那有分数线管着，主要是面试，显见他得一个一个过：这儿一切从零开始，一个萝卜，那得占好几个坑。就这样，说久也不久，前后历时四年，《山西晚报》从第二次的创刊号4个或8个版启印，成倍、成倍加，直到变成厚墩墩一摞子，不是56就是48要么索性就是64个版；报纸的发行量也从一开始的0份到几份、几百份、几千份，几年间飚升至19万份。然则2002年秋天，上面说，李杜，你别办晚报了，于是，他再度返回了他们自称的大报——《山西日报》。
这四年，我自是断不了有稿子去找他到他那总编办公室坐坐的。自然，他那办公室足够大，足够气派。可是，在他那张硕大的老板台旁边，却放了一张既破旧又狭窄的折叠钢管行军床。我到他办公室，就爱往这钢管床上坐：翻翻他堆在上面的书，实属次要；一个哀哀隐情为：它让我陷入白日梦，重温我那流浪诗人的悲怆岁月：当年，在迎泽宾馆东五楼那男服务员宿舍，也摆了这样一张钢管床。它是专门为我那些流浪诗人兄弟准备的。有一些酩酊大醉之夜，我或者别的兄弟，往往被极度的干渴而燥醒，翻身从木床上下来找水喝，醉眼朦胧里，很少能弄清这折叠床上睡的是哪一位。但他是诗人，一位流浪诗人，那却不会有错。现在是李杜，一星期总有四五天，会在这种折叠床上下榻。
我不懂办报的具体流程，但我清楚，他在那前后五年里，首要任务，便是日日签版，天天工作十五六个小时。偶尔诗友们问及他是否还写诗，他说：“哪有闲暇啊？看书的工夫都快没有了。”他嗜书成癖，写东西的朋友当中，他藏书多看书多是出了名的。
是诗故意把他驱逐到这里，还是他本人渐行渐远，正抽身出来离诗而去呢？
但他春风满面，日理万机，乐此不疲。办报纸，由文化人办一张好的报纸，或者也可以说是他人生价值的最大体现？反正，这和当年惠特曼到锯木场去伐木做栅栏——那样的自我流放，还不是一回事。各种会议，不实报道，批评稿件，广告版面，宣传部叫，陷身于其中，即便他保有那似乎和诗歌可以对接的钢管床，那潜入心底的哀伤（真正的诗情），也会缓缓流走。
2002秋冬之交，李杜离开《山西晚报》，也决非他情愿之事。一个较明显的例证是，他本来是一个有酒德又有酒量的人，可那时他出来和朋友们小聚，酒德还保持着，酒量却不大好了。是啊，要他丢弃一手打造的这家颇具影响力的媒体，他人也会喝醉。尤其是面对那些美丽的女孩子——不少位都成了省里的著名记者，优秀编辑，她们为他的离去不禁潸然泪下，哭得鼻子也歪了。
他的第二个主要情况，是照料女儿，直至陪伴女儿考取北大。
女儿上北大这可是有故事的，简言之，三代人，一所北大。
李杜说：“那是1979年，我接到北京大学一纸通知，说我考入了北京大学。我的家族有考取北大的‘优良传统’，曾祖父辈便有——那是1919年。那年北大开除了四个闹学潮的学生，我的这位曾祖就不幸或有幸地属于其中之一。据说那之后，我们县再没进去过的。我是第二位。因而当时的心情也就可想而知了。记得我接到通知后一气看了几遍，横竖都有这么一句话：‘北京火车站没有新生接待处’，我就嘀咕：没有就没有吧，你写这干嘛。还是父亲看过后对我说：那不是‘没’，是‘设’。是‘设有新生接待处’。我就笑了。笑出泪来。那时候我幼稚之极啊。”
当年那个太行山小伙子，高平县城走出的状元郎，就那样懵里懵懂地走进了北大。然而，在未名湖刚寄居三个月，还没写他人生的第一首诗，就让某大夫开具的一张不实证明，又请出了北大。直至若干年后，他和同学通信，他才弄清，为他体检的女大夫就因为北大中文系没招收她儿子，一时烦扰，工作中带入情绪，捡着李杜这样的软柿子捏。总之是让李杜病退了。
他，还有他那位1919年离去的曾祖，回望北大那朱漆门楼，涌在心里是何感受？
他女儿暑假到来要返太原时，又怎么样？
至今朋友们还记着，女儿当初就读山大附中，他便在山大一带租房子陪伴；后一年女儿十中补习，他又在周边找房子住下。女儿本来一直是实验班里的尖子生，可由于这北大梦太过于沉重，荒谬，说不清，头年考试，并未得中。那分数只够上人大。这次不是他给女儿压力，反是女儿横下心要实现上两代人的“未竟学业”。
上述这些，应属李杜的沉寂期，抑或流放地；是否包含《哀歌》的孕育，有待进一步观察。
独自走在都市的大街上
很久了。腿有些酸，脚有些痛
想坐坐却找不到坐的地方
北方的天果然是变幻莫测
刚才还阳光灿灿
现在黑云已厚厚地垛上城墙
身边的轿车依然如睡着的长虫一动不动
一些手使劲地按着喇叭
另一些手或者头
则不时地伸出车窗
我不知道坐在车里的人心情是怎样地烦躁
希拉穆仁
我只是个路人，走在街上
想坐坐却没有坐的地方
——《不题》
思索诗人的沉寂与自我流放，有一条隐线，却是与此相关的诗歌理论界的根本缺位。也许这课题过于重大，也许轻描淡写，总之，少有有志者问津：对于我们放逐于如此荒漠的当代世界，之艰辛苦厄，熟视无睹。不言已为诗歌付出生命的诗人：海子，顾城，一禾，戈麦……我们起码应尊重他们一下。看吧，这一代人，肉体上的磨难或者和那些真正意义上的流放者无法相提并论，但他们精神上的遭际一定是独一无二的——比如，我们没有宗教，一点宗教生活都没有；法国作家克洛德·西蒙在接受诺贝尔文学奖的演说中指出：在法国，有很多坏的东西，可是，的确还有一种精神生活。我们有“文革”那样全民族的心灵磨灭史，可我们有西蒙所谓的那样的精神生活吗？
答复是：我们希望有。
实际上，我们可以抽取海德格尔论荷尔德林的一两个句子，夹在《哀歌》的评述之中：比如，荷尔德林的诗是“没有庙宇的祭台”，我们即可粗暴地转移它的原指。这实质也没什么问题，《哀歌》中至少有20章，诗人都把自己那颗虔敬的悲悯之心裸露在广袤无垠的天地之间。如：谦卑的心，更似上帝的一只麻雀。
“上帝让我们看他用泥土捏造麻雀”；
“只有飞翔的心灵才能抵达天堂”（《上帝的麻雀》）。
还有，海德格尔所谓荷尔德林之“明澈者”和“欢乐便是被诗所包含的”“哀愁”，李杜就有这样的生存体验：
我们被一个音符困住
是一个高音，必须用假嗓才能唱出
它尖锐地盘旋在这个世界的上空
把我们困住
其实脚下是开阔的平原
没有围墙。没有栅栏。没有高楼
庄稼已被农人请进粮仓
四野之上，并没有一丝一缕的哀愁
然而那音符在盘旋
就像是光，希拉穆仁
像剑，或者是鹰
它绕在我的周遭，我的心上
我企图用喉音接近它
可这是一个用真嗓子唱不出来的音符
——《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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