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吃猪腰子，是因为他的腰“闪气”了，本来应该两天吃一个，可他买不起。他的腰不好，没力气，只能和妇女在一堆干活，这样他的劳动所得就只能一个月买一个猪腰子。好在乡下人认为猪腰子不是肉，肥肉比瘦肉贵，瘦肉比猪脚贵，猪脚又比猪头贵，猪头比内脏贵，内脏中最贵的是猪肝，然后才是猪腰子。要不是猪腰子这么便宜，我父亲一个月一个也买不起。我妈或者我姐煮饭的时候，用刀削一点下来，煮一小碟汤，不放油和盐。父亲喝汤的时候，我眼巴巴地看着他，父亲说：
“看什么，这是药。”
有时候他也会温和下来，给我留一小口，是什么味道我已经记不得了。
父亲吃了十几副猪腰子，病情没多大好转，队长只好安排他去守鱼塘，队长在社员会上说这事的时候，嘴里团了一口浓痰，打雷一样吐出去，对我父亲说：
“便宜死你狗日的了！”
父亲袖着手，点头哈腰地笑了一下，说：“嘿嘿嘿，社会主义嘛。”
父亲守了一年鱼塘，第二年干脆一个人把鱼塘承包了，他隔三岔五地挑鱼到街上去卖，有钱了，不光两天一副猪腰子，还有钱买药了。几服药吃下去，腰比以前直多了。有一天队长看见他挑了几十斤鱼，不怀好意地说：“噫，你的腰已经全好了嘛！”
父亲的脸立即堆满了聪明的笑容：“队长，我好多了，本来早就应该向你汇报的，塘里的鲶鱼还不算大，我晓得别的鱼你又不喜欢。”
晚上父亲提了两条鲶鱼去队长家汇报，队长为难地说：“这是你承包的鱼塘养的鱼，我怎么敢吃呵？”
父亲挠了挠头，诚恳地说：“队长，我这不是提来你吃，我是提来请你看看，这鱼是再养一段再去卖呢？还是现在就可以开始卖，我是来向你讨这句话的。”
队长吃了鱼，第二天告诉我父亲：“那鱼要卖呢，我看也卖得，要养也可以再养一阵。”
父亲不但给队长送鱼，有时还割一块肥肉给送去，因为有一次队长埋怨他：“你不要给我送鱼来了，煮鱼特别费油，我已经把半年的猪油提前吃完了。”父亲一承包就是好几年，换了另外一个人当队长，也仍然给他承包，他不止一次颇有心得地告诉我：“你不要小看我这个鱼塘的塘长（自封的），不光会养没脚没手的鱼，还会养有脚有手的鱼。”
父亲卖鱼，倒是蛮公平，管你是平头老百姓，还是穿亮皮鞋的干部，他的理由是：“大家长的嘴巴都一样，都喜欢吃好的。”
只有对一个人，父亲总是特别关照，这人是镇中学的李老师。每次给李老师称鱼，他都要少算二两，要不就白送一条小的。他对李老师说：“吃鱼好，尤其是读书人，越吃越聪明。”
我是到上五年级的时候才认识李老师的，在这之前，我在村小学读书，离镇上十多里，连中学的门朝哪边开都不知道。有一天李老师来买鱼，和我父亲聊起我的学习情况，父亲说：“他恐怕少了根筋，不是读书的料，看他那个样子也还算老实，可就是学不进去，从没考过前十名。”
李老师要报答父亲多给他的鱼，突然做了一个让我父亲做梦也没想过的决定，他说：“这样下去可不行，他马上就要参加升学考试了，如果只读个小学毕业，今后在农村恐怕也会不适应的，我们国家马上就要实现四个现代化了，当农民也应该有知识。这样吧，叫他到镇完小来上学，剩下这半学期抓紧一点，争取考个好点的中学。”
那天晚上我父亲向全家人复述李老师这段话的时候，就像是在传达一个伟大的圣旨，李老师就是那个大圣人。除了我不知道这件事意味着什么，家里其他人都洋溢着难以言说的幸福。我姐给我整理书包的时候，突然抱着我伤心地哭起来，哭完了抽搭着告诉我：“弟，你一定要好好读书！”
我姐只上了三年小学，正是父亲闪了腰吃猪腰子的时候，没钱给她交学费，只好不上了。我姐姐的痛哭无疑使我父母意识到自己没有尽到的责任，也很难受，当他们为我到了镇完小的吃住问题进行讨论后，心情才又好起来。我父亲说：“李老师说了，可以在中学食堂搭伙，住就和初中一年级的学生一起住。”我父亲第一次有望子成龙的心情：“给老子用心读，毛铁天天拖都要拖亮，我就不信这么好的条件还考不起个中学！”
第一次见到李老师，我先是紧张，然后是忍不住要笑。他戴了一顶鸭舌帽，当时我还不知道这种帽子叫“鸭舌帽”，看见电影里的特务都戴这种帽子，便觉得，让我父亲如此感激不尽的人，怎么是一个特务？我又知道他不是特务，却把自己打扮成特务的样子，因此便觉得非常好笑，我拼命咬住嘴唇不让自己笑出来，可我感觉我的肠子都已经笑痛了。
小学还没毕业，我就过上中学生的生活了。在集体食堂吃饭，和年纪差不多的人在一间屋子里睡觉，感觉真是无比幸福。在乡下，只有干部才吃食堂，当农民只能在家里吃，我心里藏着这点小小的骄傲，学习比以前用功了一点。
可没过多久，我就对这种生活害怕起来。镇中学的条件在当地算好的，但和城里那些中学比起来，可就差远了，最糟糕的是一间只能住七八’个人的屋子，住了二十个人。不过住多少人倒在其次，最气人的是他们都比我大，和他们熟悉后，他们便“杀我的猪”。每天睡觉前，“杀我的猪”成了他们一定要给我上的一课。
杀猪要褪毛，他们“杀我的猪”就是把我的衣服裤子脱掉，藏在我找不到的地方，非要叫我喊他们爹或者我哭起来才把裤子还给我。他们把我按在床上的时候，我拳打脚踢，放开嗓门大骂。可无论我干什么，他们都哈哈大笑，把我压得死死的，根本无法动弹。他们把我的裤子脱光后，有个家伙还会拿住我的小玩意，大声喊：“现在开始卖肉了，这是猪尾巴，哪个要？便宜卖了！”
站在外面的人当然知道“猪尾巴”是什么东西，可他们还是故意说：“要要要，给我割下来吧。”
这时所有的人都笑疯了，我跟着笑。有好次，我拉拢了好几个人，叫他们杀别人的猪，他们照办了，可杀我的时候要多得多，似乎杀别人的猪没有杀我的猪快乐。
在睡觉之前他们“杀我的猪”，在我睡着之后，他们捅我的“黄鳝”。在我那上面涂墨池，或者牙膏。涂墨池的时候兴奋地喊：“快看，长毛了。”涂牙膏的时候喊的是：“快来看哟，他的毛都白了。”没水洗澡，（在十二岁以前我从没洗过澡）墨池涂上去好几个月还是黑的，只有靠汗水慢慢把它冲掉。我真是恨死了他们，我最恨的是一个叫黑皮的家伙，他力气大，皮肤黑，每次“杀我的猪”都是他带头，只要他一动手，我十有八九要变成一头光溜溜的猪。有一次我咬了他一口，他腾出手来掐住我的脖子，我差一点就没命了。从地上爬起来后，我泪流满面地发誓：“狗日的，你今天死期到了！”
床安得太密了，他在床之间跳来跳去，我就是追不上他，好几次都快抓住了，但他用力一拽就挣脱了。他让我抓到也是故意的，如果他不让我抓，我连他的毛都摸不上。我气得要想和他同归于尽，他却满不在乎地故意叫唤，要不就瞪着眼睛威胁我：“来哇，来我掐死你！”
他闹够了，烦了，不想闹了，还反过来责备我：“开玩笑都开不起，算什么男人！”
我无意中听谁说了“君子报仇，十年不晚”这句话，我顿时觉得这是至理！名言，它像钢铁一样砸在我的心坎上，是我有生以来听见的最有力量的一句话，我立即把它抄在书上，然后开始想入非非。自从我开始对黑皮恨之入骨，就觉得镇中学失去了一切魅力，我盘算着，等我考上县里面的重点中学，一定要叫上我最好的朋友东海他们几个，狠狠地揍黑皮一顿，以解我的心头之恨。后来我真考上了县一中，上学前和东海他们说了我的计划，他们也很赞成。那天他们和我一起来到镇上，却没找到黑皮，寝室里的人说他回家背米去了。在学校食堂搭伙，米要自己从家里拿来。我们失望而归。几天后我背着被子在镇上等车，被黑皮看见了，我有些害怕，忐忑不安地想他会不会揍我，因为那天虽然我们没有找到他，但已经有狠狠地打他一顿的准备了，没料到他非常大方地花了六毛钱给我买了一瓶汽水，班车来的时候他冲上去给我抢了个位置，把我从窗口拉了进去。到县里的班车是过路车，没有他帮忙，我不仅找不到位置，能否挤上去都是个问号。我对他的感激把仇恨全都一笔勾销了。坐车的人实在太多了，被子没地方放，我只好把它顶在头上，在县城下车的时候，我的脖子都快断了。
他们捅我的“黄鳝”，我被搞得最惨的一次不是黑皮干的，而是另一个平时看上去非常老实的人。那天晚上他用麻线把我的“猪尾巴”套起来，另一头系在床板上。我没发现，天亮了感觉下面有点痛，一看，“猪尾巴”已经肿了。更气人的是，麻绳缠得非常紧，我解了半天也没解开，而且尿越来越胀，它们已经从膀胱里挤了出来，再也收不回去了。我顿时害怕起来，怕被尿憋死。最后是谁用剪刀帮我剪断麻绳，救了我一命，但剪刀同时又把“猪尾巴”划出血了。我不想去上课，因为我太难受了，我每走一步“猪尾巴”都钻心地痛，想到下午还有一节体育课，我更是心惊胆战。可不去上课又怕老师叫我写检查。我们的老师不打人也不骂人，违反纪律只叫你写检查，写好了自己站在讲台上念，念完了他会笑嘻嘻地问下面的人：“你们听清楚没有？”只要有人说没听清楚，他就会客气地请你再念一遍。如果你人缘不好，念十遍也过不了关。我派着两条腿走到学校，为了不让别人看出来，我故意边走边读书，一个买菜的女干部看见了，赞美道：“乡下来的孩子就是不一样！”好像镇上就不是乡下。
上第一节课我就开始装病，期盼好心的班长能够发现我病了，上体育课的时候主动替我请假。还真让班长发现了，她是个心高气傲的女生，见我愁眉苦脸的样子，不但不同情，反而不屑地说：“懒病！”
前不久她到城里来进修，我请她吃饭，我说：“你那个时候真是心狠哪！我那么喜欢你，你理都不理我。”她笑着说：“你整天愁眉苦脸的，哪个知道你的心思啊，你要是脸皮厚点，说不定我真跟你好上了。”全是假话。我不便说穿，暗想真要是好上了，我一定要她向我的“猪尾巴”赔礼道歉，因为她把它害苦了。体育课上，老师教我们折返跑，每跑一步那东西都像要断掉的鞭子一样，不是抽在大腿上就是抽在裤裆上。最后我昏倒在操场上。谢天谢地。
我父亲那天正好在街上卖鱼，校长把他找来了，父亲见我像怀胎八月的孕妇一样走路，厉声问我是不是把尿撒在裤裆里了。我呜的一声哭起来。父亲脱下我的裤子，问清了缘由，他气得要命，他对校长说：“他这是要我断子绝孙！”
父亲牵着我的手就往中学走，我走不动，他蹲下去，我犹豫不决，我已经好多年没有要他背了。父亲回过头对我大声说：“还不快爬上来！”
趴在父亲的背上，我心里充满了温情，同时开始胡思乱想今后一定要好好孝敬他。
到了中学，正是课间休息时间，几乎全校的学生和老师都涌到操场上来看我和我父亲，我不好意思地叫父亲把我放下来。父亲没有听见，或者说突然面对这么多人他一下失去了主意，他甚至已经忘了那个学生的名字。就在刚才，他看见我的“猪尾巴”肿得发亮，他生气的样子就像要把中学整个踏平。正在他不知所措的时候，李老师走过来闻：“什么事？”父亲委屈地说：“我儿子尿都屙不出来了。”
出了这件事，李老师觉得我不应该再和那帮初一班的学生住，他的寝室在学校食堂旁边，隔壁还有一间堆柴火的屋子，有点乱，他叮嘱我好几次，一定不能玩火。我父亲也很满意，觉得虽然我的床只能铺在屋角，但一个人住，不会受大孩子欺负。因为是放柴火的，没有装电灯。父亲说：“没关系，天黑了上床挺瞌睡就行了。”
那时候的学生不像现在，作业非常少，放了学半个小时就写完了。住在李老师隔壁，和他在一起的时候就多了，有时候我父亲给他送鱼来，他煮好了叫我和他一起吃。他是一个人，放学后没什么事，有时候便带我去爬山或者散步。我喜欢和他在一起，他是一个知识丰富，又喜欢思考的人。他比我父亲强多了，我父亲除了知道如何讨好队长把鱼塘继续承包下去，别的东西懂得太少，尤其是书本上的知识。比如，他对月亮为什么发亮的解释是天上的东西都会发亮，比如，太阳和星星，月亮当然也就不例外。这等于有人对宪法二字的解释，宪是宪法的宪，法是宪法的法，统称宪法。李老师不仅知道月亮为什么发亮，还知道海水为什么不干，煤是怎么形成的，电影布上那么多人，但电影布却可折起来放在箱子里，他们饿了居然可以不厍吃饭！还有飞机为什么能飞，火车为什么可以坐那么多人（我看见真正的火车时已经十八岁了），自行车为什么骑上去不倒。有一次李老师告诉我，将钢笔在头发上反复摩擦后可以把纸屑吸起来，这是因为摩擦产生电。我有天晚上在家，给大家表演摩擦产生电，母亲和姐姐看了没说什么，父亲却不以为然地说：“狗屁电，你那是头发里汗锅巴太多，是汗把纸飞飞吸了起来。”
我又气又急：“这本来就是电嘛，钢笔还没有挨到纸飞飞，纸飞飞就庄钢笔上跑，这不是电是什么！”
父亲固执地摇着头：“既然是电，为什么不咬人？”
冉姓坝还没用上电灯，只有镇上有电灯，电咬人的故事也就成了他们最喜欢用来嘲笑镇上那些人的典故之一。我第一次体会到，道不同不相与谋的痛苦。
有一天我和李老师散步到河边，他突然问我：“你说，水为什么会流？”
我觉得这个问题太简单了，但很快我就发现我遇到了难题，明明看见水在不停地向前流，我却不知道这是为什么。我绞尽脑汁也没想出来。
周末回家，我到鱼塘帮父亲干活，看见鱼塘里的水，我又想起那个问题，正想问父亲，但很快就把念头打消了，他连磨擦起电都不相信，又怎么能回答水为什么会流。
我对李老师的崇拜与日俱增。有一段时间李老师天黑后就在屋子里叮叮当当地敲，深更半夜才睡，谁也不知道他在干什么。有天下午他从屋子里扛出一匹木马！比真正的马矮一半，但马腿却有脸盆粗，是四个木箱子。他把木马扛到大操场里，人站在“马”背上，像骑自行车一样踩着两块踏板，木马的前后两条交叉的腿就慢慢提起来，往前斜斜地放下去，李老师拉一下马背上一个机关，再继续踩，另外两条腿又提起来，再放下去，这匹马终于往前迈进了一步。骑着木马在篮球场里骑一圈，也得一个半小时。木马的速度虽然慢得像蜗牛，但全校师生都为他轰动了，他们觉得最神奇的是，它不喝油，也没有轮子，但它居然能向前走！除了李老师，谁也不懂它为什么能走。
第二天，全校破例放假一天，请李老师把他的木马骑到街上去，让全镇人民一睹它的风采，那天小镇上真是人山人海，有些人根本就没看清木马的模样，但所有的人都兴高采烈，洋溢着骄傲和幸福。看见李老9币站在马背上，我几次激动得眼泪都快淌出来了。李老师在街上来回走了三趟，已经是中午了，累得大汗把衣服都湿透了。体育老师几次自告奋勇，要替李老师“开马”，都被他摇头谢绝了。李老师在马背上吃的饭，是街上最有名的杨歪嘴家的牛肉粉，粉没几根，牛肉倒有一大碗。李老师吃了牛肉粉继续在街上骑，这次没骑多远就因为马肚子里的零件出了问题，不得不将马抬回学校。李老师成了名人，脸上的青春痘像印度王子头上的宝石一样熠熠生辉。
很多人都希望李老师把木马修一修，修好了再骑到街上去，有人甚至建议把它送给国家博物馆，因为它“体现了中国人的智能”。但李老师似乎对它没有兴趣了，木马放在操场边上，每天都有一大堆学生在那里玩，有的站在上面踩，有抱着马脑袋摇，开始还有老师跑去制止，警告他们不要把马弄坏了。过了没多久，木马的内部就露出来了，全是齿轮。不知不觉地，木马消失了。
我暗自希望李老师再发明个什么东西，如果他再搞发明，我一定要偷师学艺，我和他之间的板壁上有个洞，是木板上的树疙瘩脱落了，这个疙瘩以前是长树枝的地方，一根和铅笔差不多大小的树枝。这是我最近发现的，以前被一块劈柴遮住了。可李老师在寝室里的时候少了，或者说在我睡觉之前，他大都不在寝室。他也很少带我去爬山或者散步了，他在我眼里有点神出鬼没。他带我爬的那座山，山上有一个岩洞，岩洞很浅，站在洞口就可以一览无余，但当我躺在床上时，我老是想到那个洞，想到李老师是不是在那个洞里和神仙见面，他那么聪明，一定是有神仙指点。
我就要参加升学考试了，屋子里不能点灯，我便到学校厕所外面去看书，全校就那里有一盏路灯，灯挂在拐角的屋檐上，旁边有块大石头。坐在那里虽然有点臭，但尿酸味特别使人脑袋清醒，看一遍等于在别的地方看两遍甚至三遍。我现在也喜欢蹲在厕所里看书，但人胖了，蹲久了小腿发麻，站起来的时候像生锈了一样痛。有人介绍说可以装个马桶，但坐下去时那股突然袭击的冰凉，和坐着就使不上劲的感觉，我都难以习惯。
就在即将考试的第二天，我回来晚了，心里有些紧张，躺在床上烙了会儿饼，正在迷糊的时候，突然听见板壁响了一声，我醒了，看见板壁上那个洞有一束光射进来，心里无比激动，心想李老师又在制造木马或者木飞机了。
我跪在床上，从那个洞看过去，顿时吃了一惊。没看见李老师，倒看见一个女人。这个女人我认识，是镇上供销社的售货员，有一次我去买橡皮擦和铅笔，橡皮擦两分钱一块，铅笔七分钱一支，我递了一角钱给她，她爱理不理地把铅笔和橡皮擦递给我，我侯在那里，等她退我钱。但她看也不看我一眼，给别的人卖东西去了。我等她忙完了，鼓起勇气提醒她：“你还要退我一分钱！”她不屑地看了我一眼，然后捡了三根橡皮筋给我。我茫然地拿着橡皮筋，心想我要的是钱不是橡皮筋，我又不是女孩子。但她那副看不起人的样子使我没敢再开口。我隐约听人说过，她男人在信用社当会计，因为贪污坐牢去了，她正在和他打离婚。我不知道他们说的是不是她。现在她坐在那里，笑嘻嘻地叼着一支烟，我还从来没看见过女人叼烟。一只手伸过来，把烟拿过去，不一会儿又递过来，我认得那是李老师的手。李老师怎么和这个女人在一起，她长得既不好看，对人又不好，我心里很是生气。他们把那支烟抽完了，李老师便坐过去（我完全能看见他了）动手解女人的衣扣。女人也来解李老师的扣子，但李老师的动作比她快，女人的乳房跳了出来，像两只刚从蒸笼里拿出来的大馒头，李老师用嘴叼住其中一个。女人叫唤了一声，双手抱着李老师的头，像抱着一个不知道往哪里下口的大西瓜。他们真是下流！比冉姓坝最有名的流逛锤还下流。流逛锤刘二蛮最下流的时候也不过是掏出那玩意，对着远处的女人比划，女人真要走过来，他会拉上裤子逃之夭夭。
我不敢再看了，悄无声息地钻进被窝，可我睡意全无，大脑比闻了厕所的尿酸味还清醒。李老师曾经对我说过，世界上最伟大的女人是居里夫人，她发现了镭和钋，获得过两次获诺贝尔物理学奖。我觉得，李老师即使要和女人在一起也应该是和居里夫人那样的人在一起。我想起他冬天戴的那个“特务帽”，在心里说，我看你不仅仅是像个特务，你简直就是个不折不扣的大特务，是隐藏在人群中间，一直没被人发现的大特务。他们的喘息声和压抑的笑声就像无边的洪水，我在洪水里昏头转向。他们谈到了那匹木马，女人吃吃地笑着说：“那天我看见你站在马上，我就想爬到马背上去，和你一起骑那匹马。”
这一点和我的想法倒一致，我当时也非常想爬到马背上去。
李老师说了句什么，灯熄了，没过多久我就听见大床的嘎吱声和那女人的呻吟，我的心都提到嗓子眼上了，李老师是不是要把她的乳房咬下来？他要是把它咬下来了，会不会被公安局抓起来。女人呻吟一阵又吃吃地笑，我生气地想，真不明白你怎么笑得出来！我爬起来，看他们究竟在干什么。但李老师的床紧贴板壁，我什么也看不见，也就是说他们在我的眼皮底下，我却怎么也看不见。他们弄出的声音真是难以形容，我感觉像有一千个人在用指甲刮我的皮肤。我猜李老师的床上有老鼠夹子，有毛刷，有冰块，有图钉，有烤红薯，有铅球，还有一块烧红的铁，他们发出的声音，一定是这些东西一起作用在了他们的身上。我再次钻进被窝，这次我不小心把什么东西打落到地上去了，那边的声音戛然而止，像刀切下去一样灵。过了好久，我才听见女人不安地小声问：“隔壁怎么有人？”李老师小声说：“不要紧，是个孩子，他早就睡着了。”
灯亮了。
李老师在我的心目中一落千丈，我很难受，感觉自己失去了一件非常珍贵的东西，是什么东西我不明白，反正是我以前从没得到过，今后也不会再得到的东西，我默默地淌下了眼泪。小孔里穿过来那束光射到我屋子里的一把二胡上，是一把没有弦的二胡，蛇皮也穿了个洞，李老师不要了，丢在垃圾里面后被我捡回来的。是李老师亲手做的，我曾经为得到它而心喜若狂。它此时在我眼里已经不再神圣，是那样难看，我发誓今后再不要摸它。我曾经剪了一块塑料薄膜蒙上去当蛇皮，指头弹拨它的时候，微弱的声音要把琴筒放在耳朵上才能听见，我每次都会为那悦耳的声音露出笑容。现在我宁愿光线射到别的东西上。就连这束光，每次看见它我都会联想起电影机，想象着李老师是放电影的人，而我是看电影的人。现在我宁愿它熄掉才好，我宁愿呆在没有一丝光的黑洞里。
我听见李老师对女人说，我明天去买条鱼来，你下午来吃饭。女人说：“鱼太贵了。”李老师说：“不要紧，那个卖鱼的人不收我的钱。”女人说：“要不去我哪里煮吧，你这里有人，我不敢来。”李老师说：“好吧。”但一会他又说：“其实没关系，明天他考完试就回去了。”我没听见女人如何回答，门吱呀一声，女人出去了，竟听不见脚步声，简直像传说中的狐狸精，来无影去无踪。
我不禁怒火中烧，禁不住想跑过去告诉他：“我爸爸的鱼绝不再送给你！”
我咬着被子，泪水再一次汹涌而出。
升学考试过后，我再没回那间给我带来欢乐和痛苦的小屋，我在心里想，别了，李老师，我不再崇拜你了。
好多年后，我在镇上看见李老师和那个女人抬着一筐煤，女人走得左右摇晃，李老师把绳子往自己这边拉了一点，她走得稳多了。他们显然已经是夫妻了，但他在我心目中的形象已经无法改变。家乡那几个爱好文学的朋友都在县报工作，每次我国到老家，一旦他们知道，总会添油加醋地把我吹捧一番，把我当成所谓的名人。我特别怕我所在单位的人看见这张报纸，我相信他们会笑掉大牙，而那些表面上和我称兄道弟背地里恨不能一脚把我踩死的人看见了，肯定会如获至宝如同中彩。我不是那种面对谣言无所谓的人，同时我更怕李老师看见，这也许是我最怕的。我对他的印象无法改变，同时我也不想他知道我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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