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已经是半年以前的事了。那天,现代出版社的社长打来电话,说是想搞一部新的古文选本。我极表赞成,并提到当年鲁迅先生对于选本的肯定和推崇。他说,那好,立刻动手。我说,关键在于选家,应该找一位权威人士,“借助钟馗”,压住阵脚,当即提议最好请冯其庸、吴小如、刘梦溪、陈平原哪位先生出山。他说,我已经有了理想对象;接着,讲了一通我从小读过“四书五经”和多种古文选本:“既看过肥猪走,又吃过肥猪肉”;下文就是“请君入瓮”。我心知肚明,这是个苦差事,力难胜任;但无论如何婉辞、峻拒,最后也没有推脱掉。
“事到难图意转平”。那就动手干吧。
核心问题,当然也是难点所在,是厘定选篇。两千多年来,古文名篇佳构,可说是汗牛马而充梁栋,选哪篇不选哪篇,颇费斟酌。今天看,《古文观止》对后世影响极大,是成功的;但在清代当时,并非如此。它过多地考虑适应举业的需要,议论文较多,短章较多,着意于音韵流畅便于诵读的,结果漏掉了许多名文,而且只选到明代为止。它成书于康熙三十四年,当时学者并不怎么认可,连《四库全书》都不收它。我们今天选编古文,限于选者水平和社会环境以及读者条件,期望值不宜太高,即便是和《古文观止》,恐怕也无法相比。当然,《古文观止》、《古文辞类纂》、《古文释义》等前代选本的成功之处,我们还是应该认真研究、充分借鉴的。
一是,分量应该适中,兼顾历代文章,尝鼎一脔,不宜太多,否则不利于普及。
二是,首选那些经过长期淘洗、广为后世传诵的古文名篇。就是说,宁有“遗珠”之憾,也要免遭“鱼目混珠”之讥。我们这本书选了一百八十一篇。有人认为,应该凑个整数,比如二百篇、三百篇。我说,从历代综合平衡来看,这样安排比较匀称,若是再增加许多,也能够选得出来,但会呈现畸轻畸重现象;如果力求平衡,有的就不免滥竽充数。《古文观止》二百二十二篇,它也没有凑整啊。
三是,在解读上多下功夫,也就是要回答:这篇既然入列《中国好文章》,那它究竟好在哪儿?当然,解读也好,作者介绍也好,都应要言不烦,点到为止,不能刺刺不休,喧宾夺主。主是正文,应该留给读者驰骋思考的余地。
四是简单注释,主要是扫除阅读障碍,力避烦琐,更多地留待读者研思。读者自己多动脑子,才能感兴趣,才能记得住。这是我从小读经、读诗、读古文的切身体会。焦裕禄说得好:“别人嚼过的馍不香。”
最后,我想对四篇文章做点说明:
《出师表》——《古文观止》中作《前出师表》,因为还有个《后出师表》。但,晋·陈寿所作《三国志·诸葛亮传》、成书于六朝时的《昭明文选》,以及《诸葛亮集》中,都是只有一篇《出师表》;杜甫诗中也是:“出师一表真名世,千载谁堪伯仲间”。所以,冯其庸先生的《历代文选》等都标《出师表》。本书也循此成例。
《陋室铭》——历来都认为是唐人刘禹锡所作;但卞孝萱教授提出不同看法,认为不是刘的作品;可是,吴汝煜教授举出多种证据证明作者确是刘禹锡。我觉得,对于推翻已有定论的意见应持慎重态度,所以还是维持原议。
《与宋元思书》——这篇文章有的作《与朱元思书》。《历代文选》编者冯其庸先生认为,“朱”乃误传。但是,有的选本还是作“朱元思”,甚至有的教科书里也是如此。我所依凭的是中华书局1962年印行的清代学者黎经诰《六朝文絜笺注》中的考证意见。现在知道,宋元思字玉山,因为他的同时代人刘峻有《与宋玉山元思书》。这是见诸唐人所编《艺文类聚》卷三十七的。刘峻是南朝齐梁间学者、文学家,曾为《世说新语》作注,收集材料颇为丰富。可见,应该作“宋元思”。
关于李陵《答苏武书》——这是《古文观止》里一个名篇,许多老辈人都能琅琅成诵。有的可能会问:为什么这次没选?主要因为它是后人拟作,从风格、体例看,并非汉代作品。苏东坡说是六朝齐梁小儿所为。《古文观止》中选入,一直遭到讥议,认为编者缺乏眼力。再者,即便是出自李陵之手,由于他投降匈奴,成为降将,有辱令名,所以不选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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