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8月25日）

    辽宁文学院诞生三十周年了。我们辽宁许多作家都是它的成长、发展的见证者。今天，面对它所取得的累累硕果，我们感到欣慰，感到自豪。

    革命领袖列宁在十月革命四周年的前夕，曾经说过：这个日子离开我们愈远，它的意义就愈明显，“我们对整个实际的工作经验也就了解得愈深刻”。事实正是这样。如果说，1984年文学院建院当时，对于它的作用、它的价值、它的意义，认识得还不那么充分的话；那么，三十年的实践表明，这项选择、这笔投入，实在是太值得了。辽宁文学院不仅是青年作家、文学人才的培训中心，同时还是文学创作的基地、文学交流的平台，近年还被国家外文局列为全国翻译专业资格水平考试指定培训机构。

    值此建院三十周年，我们在回顾既往、饱享胜利喜悦的同时，应该把着眼点放在今后如何发展、提高上。也是列宁说的——这句话更精辟：纪念一个节日，“最好办法是把注意力集中在还没有解决的革命任务上”。那么，辽宁文学院未解决的任务是什么呢？概言之，就是使培训、创作、研究“三位一体”的工作，上一个更高的台阶，升华到一个新的境界。

    记得建院十周年时，我曾提出：省文学院要坚持高标准、高水平，一般性的培训可由市县的作协完成，我们要负责高端创作人才的发现与培养。我曾以鲁迅先生《故事新编》中四篇小说题目为喻：先要《理水》——解决矛盾，调整好上下、内外关系，这是对作协的要求；再就是《铸剑》——打基础，上水平，磨砺锋芒，提高本领，这是从作家角度说的；然后是《出关》——冲出山海关，走向全国，得鲁奖，得茅奖；最终是《奔月》，向世界级的文学峰峦——诺奖冲刺。这四项任务，第一项已经解决了，现在作协上下，风清气正，和谐团结；但后几项，有的还须继续努力，有的离目标还很遥远。关键在于出文学精品，出高端人才。在这方面，文学院的作用是举足轻重的。

    第22章 两千三百年后庄子的再现——在《逍遥游——庄子传》研讨会上的发言

    （2014年4月9日）

    感谢会议主持者向峰先生，感谢各位的关注与期许。

    作为评论家，各位首先是以读者身份出现的。王尔德有一句名言：“作品一半是作者写的，一半是读者写的。”现代是作者与读者也包括评论家相互寻找、相互选择的时代。正是通过阅读、研判活动，评论家的视域与作者的视域，当下的视域与历史的视域，实现了对接、激荡与融合，从而为彼此真正的理解、有效的沟通提供了条件。这其间，作为作者，我自然是最大的受益者——开启了我的新的认知领域，摸索出一些原本模糊或者根本没有想到的规律性认识。如果有机会再版，我会根据大家的教示，对《逍遥游——庄子传》进行补充、修改，使之有所升华，更趋完善。

    庄子其人其文，是特定时代的产物。处在中国社会第一个剧烈的转型期，“大道不行”，世风日下。他是在痛苦的呼唤、热切的期待中走进人们的视野的。但他只是陈说利害、指点迷津，可以让人清醒，却很少开出拯时救世的药方。这和孔孟不同，甚至和老子也有差异。鲁迅先生说：人生最痛苦的是梦醒了无路可以走。庄子就正是让人痛苦的。

    历史上，庄子不断地现身，这次是在他没世两千三百年后。《逍遥游——庄子传》也可以说是特定时代的产物，它也赶上了剧烈的社会转型期。说得不见得准确，我觉得现在恰逢四个大的气候：一是在市场经济的推动下，工具理性盛行，文明出现异化，“丧己于物，失性于俗”（庄子语）的现象较为普遍；二是如同老子说的：“反者道之动”，物极必反。传统文化遭遇过最大的困厄之后，现出复苏的势头，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国学热”；三是十八大以来，反贪腐一直处于高压态势，“官场大地震”，“眼见他起高楼，眼见他宴宾客，眼见他楼塌了”，引起了各色人等的反思、清醒和警觉，进而引起对庄子的关注与青睐，想到庄子的一些警示：认识人生的有限性，不攀比，“做减法”，知止知足，戒贪戒得；开始感到后悔：如果早一点听他老人家一句话，“断念”也好，收帆、煞车也好，也许不致覆亡，不致翻车。四是面对严重而普遍的生态危机，想到庄子的尊重自然、爱护自然、顺应自然、复归自然的主张，进一步增强可持续发展与环保意识。

    不过，解读庄子也并非易事。它类似佛禅，不是学术性的、理性或者知性的，靠灌输不行，必须依靠心性解悟，有赖于生命体验，和人生阅历有关。同他打交道的，一般都是过来人，像《红楼梦》中说的“翻过筋斗来的”。我呢，从小受父亲、叔父的影响；后来又遭遇过挫折，得过大病；个性淡泊，所谓“鸥鹭不争车马道”。应该说，解读《庄子》有些便利。这有过去写的关于庄子、严子陵、李白、杨升庵、曾国藩等人的散文为证。向峰先生是知之最深的，他在听过我的《庄子善做减法》的讲座后，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这讲座只有充闾能做。”

    我们在看到庄子的正面效应的同时，也不可忽略他的负面影响。他是一把“双刃剑”。凡事看得太透，就不再热衷，往往持相对主义态度，会走向散淡、消极。当然，庄子的价值取向、思想追求又有异于佛禅。佛禅是干脆避开，“跳出三界外”，隐入白云中；庄子则是“游于世而不僻，顺人而不失己”，身在人间世，任我逍遥游。佛禅不立文字，庄子留下了一部书。这种处世立身态度，对我也有一定影响。从小我就立志，要当作家，通过作品为国家、为社会、为人民作出贡献，决不能避世、消极。这样，事也做，官也当，书也写；但不热衷躁进，更不同流合污，特别看重立德修身，保持名节，坚守人格。

    老子有句名言：“道常无为而无不为”，实际上说的是有所不为。他还说“圣人之道，为而不争。”一般人只看到“不争”二字，殊不知“不争”前面还有个“为”字。不与别人争一日之短长，集中精力于真正有意义、有价值的事业。这种“为”的结果，是取得他人难以企及的实质性的胜利。这就应了老子的另一句名言：“天之道，不争而善胜。”“为而不争”，反映在生活上，就是老庄的“多做减法”，常知足，不攀比，求简单，戒奢靡。汲取这些前贤往哲的智慧，我在退休之后，追求一种诗性情态，借用两句宋诗：“睡起莞然成独笑，数声渔笛在沧浪”，“清斯濯缨，浊斯濯足”而已。

    最后汇报两句下步的打算。2005年，我在省作代会上谈了“超越自我”、不重复自己的决心。我说，如果哪一天，觉得实在写不出来了，只好“将破帽年年拈出”，那就索性搁笔。其实，这话是抄自钱锺书先生的。《围城》重印之后，杨绛先生问他：还想不想再写小说？钱先生说：兴致也许还有，才气已与年俱减。要想写作而没有可能，那只会有遗恨；有条件写作而写出来的不成东西，那就只有后悔了。后悔味道不好受，我宁恨毋悔。这番话的核心所在，我体会是必须不断超越自己；否则宁可不写。到现在，我大体上是做到了。至于以后，可不敢说了，尽力而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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