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7月19日）

    一

    说来，结缘庄子已经六十多年了。记得在我就读私塾的第七个年头，“四书”、《诗经》、《左传》、《史记》都读过了，塾师确定：从是日起，诵读《庄子》。

    那是一部扫叶山房民国十一年印行的四卷本，是父亲回祖居地河北大名探亲时，在邯郸书局买到的。关于我的父亲，这里多说几句，因为他老人家的习性、志趣，以至对庄子的爱好，对于青少年时代的我，都曾产生过直接的影响。父亲少年时也读过私塾，他特别喜欢八旗子弟书。听母亲讲，父亲年轻时，热心、好胜，爱打抱不平、管闲事；勇于为人排难解纷。后来，年华老大，几个亲人相继弃世，自己也半生潦倒，一变而为心境苍凉，情怀颓靡，颇有看破红尘之感。他到医巫闾山去进香，总愿意同那里的和尚、道士倾谈，平素也喜欢看一些佛禅、庄老的书。由关注外间世务变为注重内省，由热心人事转向寄情书卷，寻求精神上的寄托。但所读诗书多是苍凉、失意之作。大约在我五六岁时，就听他唱过《扇坟》的子弟书段，里面讲庄子闲行，遇见一个女子，为了早日改嫁，为死去的丈夫扇坟，“夫妻好比同林鸟，大限来时各去投”。原来是“观音变相来指点”，“教训庄子认根由”。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庄子的名字。

    我家祖籍河北省大名府。父亲每次回老家，路过邯郸，都要到黄粱梦村的吕翁祠去转一转。相传唐朝时期，科举中落第的卢生，情怀抑郁地来到吕翁祠，正在煮黄米饭的道士，劝说几句，不见效果，便递给他一个枕头，让他躺下休息。结果，四十年荣华富贵，享用无穷。到头来不过是黄粱一梦，待到醒来，道士煮的黄米饭还没熟呢！康熙年间，有个书生名叫陈潢，有才无运，半生潦倒，这天也来到吕翁祠，带着满腔牢骚，半开玩笑地写了一首七绝：

    四十年来公与侯，虽然是梦也风流。我今落拓邯郸道，要向仙人借枕头。

    我父亲针对陈潢的这首诗，作了唱和：

    不羡王公不羡侯，耕田凿井自风流。昂头信步邯郸道，耻向仙人借枕头。

    应该说，这完全是庄子的思想。

    下面接着说我父亲买回的这部《庄子》。上面有晋代玄学家郭象的注和唐人陆德明的音义解说。不过，老师并没有参照着讲。即便是《庄子》正文，讲解得也并不细致，只是逐日地按照篇章领读一遍，提示僻字、难字读音，然后就要我们反复诵读，直到熟读成诵了，再进入下一章节。“书读百遍，其义自见”，这是他所一贯强调的。

    要说真正把玩《庄子》的奇文胜义，体验到一些灵识妙悟，那是二三十岁以后的事。有一次，在南开大学做过一场演讲之后，接受学报记者采访，曾被问到：“童年时，你由读‘四书’到读《庄子》，从脑袋里塞满仁义、忠恕的儒家信条，一变而为大鹏‘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是不是有一种豪情四溢、生命清新的感觉？我如实地回答：“应该是这样。但当时并没有如此对比鲜明的感觉，因为‘食而不知其味’，还没有达到解悟的程度。”

    当然，要是说一点儿也不受影响，也并不现实。何况，还有我父亲的言传身教，耳濡目染！记得我在中学读书，那年十六周岁，我已经当上了全校学生会副主席，却还不是共青团员，绰号“小郭沫若”（郭是1958年才重新入党的）。学校团委书记王碧老师找我谈话，问我为什么不写入团申请书，我如实地说：“我父亲嘱咐我，就是好好念书，什么组织也不要加入。”这样，就直到高中毕业前夕，才加入了共青团。不过，最明显的影响还是在“文革”十年。

    1966年5月“文革”开始，先是批判“三家村”，新闻单位首当其冲。本来，我已被调入营口市委机关，但运动开始后，原单位营口日报社的造反派贴出大字报，要求所有调出的编辑、记者，一律回去参加揭发、批判“三家村营口分店”的反党罪行。这天，报社造反派联合高中学生把总编辑作为“三家村”黑店的代理人揪出批斗，紧接着，我们这几个所谓黑笔杆子（俗称“四大金刚”），作为黑爪牙，也被点名批判。后来，斗争重点转移到“走资派”了，我们这些“反动文人”，才被当作“死狗”搁置在一旁。但因为受到过批判，有“污点”，机关哪个群众组织也不肯吸收为成员，便只好站在一边，过着逍遥派的生活。原本我就对于两派争斗没有兴趣，现在倒乐得这个相对自由自在的状态。

    转眼间，两年过去了。1968年9月下旬的一天，市革委会政工组长找我谈话，说是全市只剩营口日报社没有建立革委会了，国庆节前必须实现全市“一片红”。经过军队、地方领导反复酝酿，最后确定由我做报社革委会主任。由于丝毫没有准备，我一听，脑袋就大了。紧跟着问：“你是不是开玩笑？我怎么能担这个重任？”政工组长严肃地说：“怎么能开玩笑！”接着神秘地说：“这是由韩政委亲自点将啊！政委说你是一个难得的人才。在北京两派谈判时，我也在场，政委就是这么说的。”他说的是一位军队的首长，当时任营口市革委会主任。

    原来如此！这年年初，中央号召各派大联合，分批召集各地群众组织头头进京谈判。记得是1968年1月26日，突然接到通知，说是韩政委要我到北京去。我感到特别突然，也十分紧张，不知出了什么事——我一介书生，区区一个小科长，找我干什么？坐了一夜火车，第二天早晨被接到京西宾馆。韩政委对我说：

    周总理亲自部署和主持这项工作，要求全国各地群众组织，务必在1月28日前实现大联合。可是，市里两派头头各执一词，争持不下，联合协议签订不了。现在，急需起草一份既符合中央要求，两派组织又都能接受的联合协议。明天是最后期限，凌晨五点前必须达成协议。中央的口径是：一、两派都是群众性的革命组织；二、两派都犯有错误，不能“唯我独左”；三、各自多做自我批评，团结一致向前看。

    最后，他说：“你没有介入两派的纷争，立场中立，没有成见，比军队同志还要超脱一些；而且，文学修养、表达能力都是拔尖的。这样，由你起草协议，他们很容易接受。”

    接下任务后，我就被圈进一个房间，房门倒锁，整整突击了四个小时，最后送交首长审定。认为措词严谨，没有偏颇，一碗水端平了；特别是强调顾全大局，情辞恳切，很有感召力、说服力。这样，在两派头头会谈中，韩政委主持，由我宣读协议书，都没有提出异议，算是正式通过。

    因为记着这件事情，这次准备对我予以重用。可是，我却“不识抬举”，一迭连声地说：“不行，不行，绝对不行。我可担负不了这个重担。”我对报社深知深解，那里是人才荟萃的地方，也是龙潭虎穴。这两天，我正在看《庄子·列御寇》篇：在骊龙颔下取珠，“使骊龙而寤”、“子为齏粉夫”！“子见夫牺牛乎？衣以文绣，食以刍菽，及其牵而入于太庙，虽欲为孤犊，其可得乎！”由于我死活不肯就任，最后没办法，军里派了一位秘书科长，担任了报社革委会主任。他一到任，就赶上“清理阶级队伍”，导致一人自杀、两人批斗致残。粉碎“四人帮”后，这位科长调回部队；剩下两个地方副主任，都不怎么管事，但也受了处分。我如果当了一把手，即便是消极应付，因为有责任在身，也得被划为“三种人”，开除党籍、公职。报社一位同仁，后来见面，他对我说：“许多人和你一样，也读过《庄子》，可是到时候就不起作用了。古人说：‘公所读书人亦读，不如公处只聪明。’你的聪明劲，令人佩服。”我说：“未必如此。关键在于我一向淡泊名利，这样，庄子的话才一拍即合。”

    我的文学写作始于1958年，这一年曾在《辽宁日报》副刊上发过短篇小说，进入60年代之后，在《营口日报》编副刊，写了一系列散文、杂文、随笔，可说是已经进入创作的“热潮”。但是，“文革”十年，我竟然没发表过一篇作品。一是接受了消极教训，害怕触犯“文网”；二是对那种“帮派文章”不感兴趣，不想往里掺和；三是个性使然，不想趋时，淡泊名利。庄子在这方面，有很多论述：“名也者，相轧也；知也者，争之器。二者凶器，非所以尽行也。”“平易恬淡，则忧患不能入，邪气不能袭。”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当年的月亮早已沉下去，花开叶落说不清多少次了，敬爱的塾师已然骨朽形销；而“口诵心惟”的绿鬓少年，也已垂垂老矣；沧桑阅尽，但见白发三千；只有那部《庄子》，依然高踞案头，静静地像一件古玩，意态悠闲地朝夕同我对视。它是我的枕边书之一，像明人屠本畯所说的：“我于书，饥以为食，渴以为饮，欠伸以当枕席，愁寂以当鼓吹”。至于庄子本人，更是一直活在我的心里，不时地走进我的魂梦之中；他的思想、修为，对我的人生道路抉择、价值取向，确曾产生过深远影响。

    在我的身上，就传统文化的影响来说，儒、道两种思想，相反相成，相资为用，演绎着一种力的纠结、力的平衡。我从小接受系统的国学教育，读的大都是儒家典籍，树立了人生“三不朽”的抱负，也写过“未能被国干城选，有愧人间一丈夫”的诗；可是，待到走入社会，面对的是复杂多故的现实，先是“反右”，接下来是整风、“拔白旗”、庐山会议、批“小说反党”、批《海瑞罢官》，直到“文化大革命”，这又使我望而生畏；加之，童年时受父亲的影响，开始向庄子的思想靠拢。《庄子》号称“乱世之文”，历代一些读书士子在失意受挫时，都是结缘庄子的。

    如同整个传统文化和国学是精华杂着糟粕、瑕瑜互现的，《庄子》一书也不例外。毕竟是两千三百年前的产物，必然有其历史与时代的局限性。我在接受它的积极影响的同时，也受到了它的消极方面的浸染，这在几十年的生命历程、工作实践中都有所反映。有时候，凡事看得太透，就不再热衷，不免走向消极。幸而接受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的指导，增强了原则性、是非观与积极进取精神，最大限度地克服、消解那种消极避世、崇尚无为、不谴是非的负面作用。只是在遭逢乱世、苦难（包括病苦）之际，发挥它的自我保护、活结化瘀、保持心态平衡的积极效应。

    二

    庄子在思想上，崇尚自由，摆脱各种羁绊，浮云富贵，秕糠功名，表现为高度自觉、充满理性的逍遥。有这个思想垫底，他才能主动地选择运用减法。所谓做减法，也就是佛禅所说的“舍得”和“放下”，舍弃多余之物，舍才能得；凡事看得开，不计较。“放下”不是放弃、任何东西都不要，而是要有所选择，卸掉背上沉重的负担。“放下”，既是一种解脱的心态，豁达的修为，更是一种人生智慧。庄子的哲学思想，为“舍得”和“放下”提供一种开阔、多元、超拔的认知视角。

    庄子强调人生的有限性。人从本质上讲，是有限的存在，必然要受到空间、时间的拘缚和种种社会环境、传统观念的约束。庄子说：“无知无能者，固人之所不免也”；“计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任何人都不可能全知全能，任何人的作用都是有限的，没有理由无限度地期求，无限度地追逐，无限度地攀比。这是在现实生活中多做减法，少做加法，除掉嫉妒、猜疑、贪婪、骄纵、恨怨、攀比等心灵上的毒瘤，给心灵减去种种愁烦、般般痛苦的理论依据。

    在庄子看来，事物的性质都是相对的，一定条件下的失去，从另一面来看却是获得；一件东西的生成，对另一件东西来说是毁损。“以道观之，物无贵贱。”在“道”的世界里，事物是齐一的，并无本质上的差别。而且，世间万事万物，都处在不断变化与流转之中；人生的种种际遇，都是相比较而存在的，视角不同，衡量标准有异，情况、状态就会随之而发生变化。看开了这个道理，自然会化解许许多多胸中积闷、眼底波澜，使自己的心态平和下来。这样，也就能以超越的眼光、豁达的心胸、高远的境界来观察和处理客观事物；也就能从平衡心态上做文章，防止和避免认识上的绝对化。也正是为此吧，所以，明代诗人祝允明有“医经士典都余策，一卷《南华》万物平”之句。

    这样，也就能做到知足知止。知足，是就得之于外而言，到一定程度就不再索取；知止，是从内在上讲，主动节制、拒绝。知足，使人不致走向极端，不会事事、处处与人攀比。一个人活得累，小部分原因是为了生存；大部分来源于攀比。知止，可以抑制贪求，抑制过高过强的物质欲望。世上常情是：“身后有余忘缩手，眼前无路想回头。”一个人的追求应该是有限度的，必须适可而止；不属于自己的东西，不能贪得无厌、紧追不舍。否则，让名缰利锁盘踞在心头，遮蔽了双眼，就会陷入迷途，导致身败名裂的悲惨下场。

    也只有这样，才能坚守做人的基本准则，不失自我本色。庄子特别强调本分、本色，强调“顺人而不失己”；要人们警惕名累、势累、情累、物累，保持身心自由，防止“人为物役”、“心为形役”，特别要摆脱名缰利锁的诱惑与折磨，看清世事，厌弃浮华，变得清醒一些、聪明一些，从而自觉地少往身上套挂枷锁。

    在新的历史时期走上领导岗位之后，我能够时时保持低调，保持本色。我在营口做主要领导时，能够严格要求自己，凡事做出表率。我家三世同堂，提拔之后，也还是住在普通民宅两个房间里；孩子上学，家长登记都是她的母亲。我同孩子讲，这样对你有好处，你成绩优秀了，也不会有人说你靠爸爸，不致背包袱。1985年5月12日，省里调我去文化厅任厅长，我表示担不起这个重任，推拖到最后，另选了别人。1988年，又调我任省委常委、宣传部长，我从三月拖到五月，迟不赴任。有位熟悉的省领导，批评我“自视清高”、“羞与同辈为伍”。我说：“我在营口待惯了，大家都接受了我。再者说，已经年过半百，也就是十年八年就退岗了，在哪儿干还不一样！”最后中央下令了，只好到任。女儿高兴地拍手说：“这回我们家可是出人头地了。”我说：“这话讲不得。万一出了问题，想保持过去的现状，也没有可能了，还谈什么‘出人头地’！”

    在我看来，职位高低、权势大小，无足轻重，我没有那么多的欲望；并且，对一些人权欲熏心，不理解，更看不惯。我曾借助贪得无厌的秦始皇和为着立德立功弄得心力交瘁的曾国藩这两个典型，写了《欲望的神话》和《用破一生心》。1991年在中央党校学习时，中央考核组组长钮茂生同志找我谈话，说，“按你的德才、能力、水平，也该提为副书记了，可是省里没有位置；正好吉林还有个副书记名额，组织上考虑调你过去。”我笑说：“组织上看到我了，十分感激；不过，对我来说，也无所谓。到吉林去，也不过干上四五年，常委也好，副书记也好，都得过渡到政协、人大，最后一样当退休老头——将军和士兵，在澡堂子里，没有什么差别！”后来，这句话传到外面，一时成了口头语。又过了三年，1994年盛夏，中宣部长丁关根同志找我到北戴河，说是要调我到中国作协任党组书记，我也婉言谢绝了。有人埋怨说：“你真傻，那是正部级呀！”

    我主张，当一把手应该高屋建瓴，看得更远一些，立足点更高一些。这就要尽量超脱，绝不能整天陷在具体事务中去。我是不管具体事的。每个星期都要留出两天，不处理工作，专门用于思考全局性问题。为政不在多言。我在任何场合，都不愿意夸夸其谈。领导者威信的建立，一是靠人格魅力，一是靠真理力量。所谓“人格魅力”，很大程度是看你是否清正廉洁，是否公道正派；所谓“真理力量”，主要是指远见卓识，决策正确。有人喜欢通过演讲，慑服听众，树立权威，其实，往往是说得越多，效果越差。林语堂说，演讲，尤其是对群众的演讲，必须像女孩子穿的“迷你裙”一样，愈短愈好；千万不要像老太婆的裹脚布那样又臭又长。我认为，领导讲话也是如此。从一定意义来说，我是认同“无为而治”、“为而不有”的。

    在宣传部，我主要抓两条，一是配备好所属各厅、局、办、室的领导干部，尤其是一把手；二是把握方向，随时注意发现带有全局性、方向性的苗头，及时加以处理。总之，一把手应该干一把手的活儿，不能干副职的事，更不能代替下属。如果一个时期你感到太累了，或者心中无数了，那就要省察一下，是不是代替了其他人的工作，干了自己不该干的。有人评论我，工作举重若轻，“四两拨千斤”。如果确是这样，那就是得力于此。在任期间，我的两个常务副部长都是很优秀的。一个不久就派到更重要的岗位上去锻炼；我便从市里选一个副书记，一上来我就予以足够的信任，充分发挥他的才智，尽量创造条件让他出头露面，使上下了解他、承认他，而我则退避在后，以便让他从我的影子后面走出来。对其他副部长，我也放手让他们去干，从不说东道西、指手画脚、埋怨指责，使他们有足够的自主权，觉得有用武之地，而无后顾之虞，不像小孩子在大人面前，走出一步就回头看看，顾虑重重，看眼色行事。我确定一条原则，每个副部长都可以直接对着主管书记，直接汇报工作、请示问题，不必经过我这个部长。凡书记部署的材料，出来后我负责把关，但都由有关副部长直接上交，书记表扬了由他直接受领；如果不满意、受指责，我要承担责任，因为经我把关了。这几个副部长都是才华毕具的，这样，整个班子就非常和谐，充满了活力。作为一把手，要做到这样，我觉得必须具备高尚的品质和大将风度，要有容人之量，不怕别人上来，不怕别人邀宠居功，不怕别人超过自己、代替自己。

    召开全省宣传部长会议，都由常务副部长主持，结束时，我都有一个即席讲话，拣最要紧的事讲上几点，这样，人们印象深刻，经久不忘。1992年3月，我有个即席讲话，中心是说：

    宣传工作项目多，任务重，应该分清主次，不能平均使用力量。新闻和文艺工作性质不同，功能也不一样。新闻是政治工具，是喉舌，它是直接为现实政治服务的，直接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稍有不慎，就会造成巨大的损失。特别是我们的传媒，和国外的不一样，长期以来，一向被各级干部和老百姓看作是“红头文件”，绝不能产生误导，因此，必须下力量抓好，把好关，不许出任何纰漏。而文学艺术，尽管也具备教化的功能，担负着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任务，但它不像新闻那样敏感，那样权威，那样直接发挥指导作用，因而也不可能直接左右人们的思想行为。比如，电影《红高粱》里面有往酒里撒尿的场面，表现特殊年代的特殊情境，今天，恐怕不会有谁去效法它。所以，我们不必像管理新闻那样去管理文艺。总的大政方针，中央已经明确了，我们主管部门要做的，一是认真贯彻党的文艺方针政策，二是给作家艺术家创造良好的环境和必要的条件，做好服务工作。作家、艺术家是从事个体劳动的，他们要求有个相对宽松的环境，详和、安静的氛围，文人是“宜散不宜聚”的。我们要信任他们，尊重他们的创造性劳动，尊重艺术创作规律，不能一天到晚老去“捅咕”他。像过去那样，一天到晚学习、表态，催耕催种，耳提面命，肯定是出不了伟大作品的。老子说“治大国若烹小鲜”，我觉得对作家、艺术家也是适用的。

    讲话后，反响很好。但有一位知名老艺术家在省政协会上说，我们的宣传部长公开宣扬“无为而治”，主张文艺放任自流；宣扬文艺功能特殊，作家艺术家特殊，反对文艺配合政治任务、直接为现实政治服务，给我戴上两顶“政治大帽子”。省政协主席听到后，出于对我的关心，劝我直接找他谈一谈，当面解释、说明一下。我没有找他谈心，一是因为我坚信自己是正确的；二是，庄子认为，“辩无胜”，双方各执己见，是辩不清楚的。

    1993年7月底，我在身体检查时发现，患了早期肺癌，在金秋医院院做了切除手术。当时轰动很大，省直机关和各个市的领导，都打招呼要来看望。我感到太麻烦，也不利于休息，经请示书记，确定一律谢绝。设了两道岗，司机“唱黑脸”，在一楼挡驾；秘书在五楼住院部，阻拦个别上来的领导。两处各设一桌一椅，放上留言的纸笔。最后，留言信函达半尺多厚。没有收一分钱的礼物，只有两个例外。一个是老部长刘异云同志，他钓了一条三斤重的鲤鱼，送过来为我加强营养；一个是沈阳市委食堂送过来一罐甲鱼汤，破例收下，其余一概谢绝。有人说，如果放开的话，光是名正言顺的慰问金，就相当可观了。我说：“如果那样，我可就丑相毕露，不可观了。”

    由于接受了庄子的生死观，能够以豁达的胸襟、乐观的态度，看待生老病死，取得了理想的治疗效果。长夜无眠，小护士喜欢诗，要我讲些和诗有关的故事，以驱除睡魔，消解烦闷。

    我就说，二十年前，我在营口市工作，外地一个老朋友公出到此，突然扁桃腺发炎，住进了医院。我把刚刚收到的吐鲁番产的葡萄干给他送了过去，并附了一首小诗：“日晒风吹历苦辛，清新浓缩见甘醇。区区薄礼无多重，入口常怀粒粒心。”然后，我就下乡了。一个星期之后回到办公室，发现案头放着一封挂号信，拆开一看，正是那位老朋友寄来的，里面装着一个小纸包和一张信纸。说到这里，我卖了个“关子”，住口了，自顾自在一旁悠闲地喝着开水。

    小护士忙问：“纸里包着什么？”我说，你猜猜看。她歪着小脑袋想了想，其时正处于70年代初“文革”期间，于是，她就猜测肯定是粮票、饭票、布票之类的东西。全都错了。我告诉她，那里包的是七个蚊子和八个臭虫。信纸上写了一段话：

    小病幸已痊愈。佳诗美味，受用已足，无以为报，献上近日在病房中俘获的战利品，并戏题俚诗一首，借博一笑：

    深宵斗室大鏖兵，坦克飞机夹馅攻。苦战苦熬一整夜，虽然流血未牺牲。

    说到这里，连我自己也憋不住笑了，小护士更是笑得前仰后合，睡意全无。

    一天，护士长带队前来查房，量完血压、脉搏之后，她们央求我讲个有趣的故事。我就说，宋朝有个宰相名叫王安石，生性古怪，喜欢抬杠。这天，大文豪苏东坡拿过一方砚台请他过目，说是花了很多银子买到手的，言下流露出炫耀之意。王安石问这个砚台有什么特异之处，苏东坡说，呵上一口气就可以磨墨。王安石说：“这有什么出奇的？你就是呵出一担水来，又能值几文钱！怕是你一连呵上五十年，也挣不回来本钱。”苏东坡被噎得只有苦笑的份儿，心说：这个“拗相公”，真是拿他没办法。

    接着我又讲，就是这个苏东坡，每到一处总喜欢作诗，像我喜欢看书一样，无论如何也抑制不住。可是，他竟忘记了身旁经常有人往上打“小报告”。结果，遭来了种种麻烦，惹下了无穷的后患，弄得颠沛流离，四处流放。他到杭州去做官，知心好友文与可苦苦劝他：“北客若来休问事，西湖虽好莫吟诗。”但他还是吟了。结果，七年后被人抓了辫子，说他那首咏桧柏的诗：“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唯有蛰龙知”，是诅咒皇帝的。幸亏皇帝宽宥他，方得免去一死，最后贬到了黄州。后来几经辗转，又流放到惠州，住了一段时间，他感到很舒适，人也胖了，脸也泛出红光，便情不自禁地写诗抒怀，其中有两句：“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谁知又被人打了“小报告”，说他在这里享了清福，朝廷便又把他流放到更为荒远的海南岛。

    听到这里，小护士们齐声说，那些打“小报告”的人真可恨。我说，是呀！古往今来，这种人名声都不好，咱们可要以此为戒呀，以后我再看书，你们可不要向护士长“告密”了。大家哗的一声笑了起来，说：“我们上当了，原来，你是绕着弯子来表示抗议。”

    一晃儿，二十年过去了。我还经常到金秋医院去检查身体。他们说，当年你留给大家最深刻的印象，就是看得开、放得下，积极、乐观。这是你战胜病魔、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我说，在这方面，颇得益于《庄子》。

    上面，结合几十年的实际，谈了庄子对我的影响。这里想附带解释两句：庄子也好，道家也好，其价值取向、思想追求是与佛禅有着差异的。佛禅是干脆避开，“跳出三界外”，隐入白云中；庄子则是“游于世而不僻，顺人而不失己”，身在人间世，任我逍遥游。佛禅不立文字，庄子留下了一部书。这种处世立身态度，对我也有一定影响。从小我就立志，要为国家、为社会、为人民作出贡献，不能避世、消极，所以，事也做，官也当，书也写；但不热衷躁进，贪恋权势，更不同流合污，立德修身，保持名节，坚守人格。老子有句名言：“道常无为而无不为”，实际是有所不为。还说：“圣人之道，为而不争。”一般人只看到“不争”二字，殊不知“不争”前面还有个“为”字。不与别人争一日之短长，集中精力于真正有意义、有价值的事业。这种“为”的结果，是取得他人难以企及的实质性的胜利。这就应了老子的另一句话：“天之道，不争而善胜。”“为而不争”，反映在生活上，就是老庄的“多做减法”，常知足，不攀比，求简单，戒奢靡。

    台湾著名女作家罗兰有一段话，说得很到位：“道家思想，虽然常被自命积极有为的人所轻蔑，甚至有意把它打入冷宫，但实际上，真正能度过大风浪，熬过大压力，躲过大危机，而能长存于世，胜过了那一味盲进的人们，不致失去机会，不致中道崩殂，而终于成为成功者的，没有不悄悄采纳了道家‘以退为进’‘以弱胜强’的道理的。”

    三

    按照孟老夫子“颂其诗，读其书”还要“知其人”的训示，我曾设想，有朝一日，一定要走进庄子的故里，踏着他的足迹，亲炙他的遗泽。可是成行之日，却又有些踌躇，因为弄不清楚他究竟“乡关何处”，像宋人诗中所说的：“翁也家何在？悠然天地间。”

    关于庄子的籍贯，司马迁只交代了三个字：“蒙人也”，既没有国属，更没有省份、故里，结果，两千多年来，歧异百出，莫衷一是。大致可以分为“宋蒙说”与“楚蒙说”两种。持“宋蒙说”者，又有“民权说”（河南）、“商丘说”（河南）、“东明说”（山东）、“曹县说”（山东）之争；持“楚蒙说”者则集中于安徽蒙城。诸说各有所据，但反驳者也都有足够理由，因而最终难以定于一尊。在我看来，庄子应是宋人，出生在河南商丘东北部。这样说，不是浮言无根，而是有大量证据足以认定的。

    我于1997年、2005年、2012年，曾前后三次，耗时近一个月，往返于南北直线距离大约三百公里的狭长地带，踏访了上述这些地区。三次访察的重点有所不同，方法各异：第一次，属于漫游性质。按照传闻中的庄子遗迹，去了商丘、开封、曹州、凤阳（濠梁）等地，获取了一些直观印象；第二次，是实地验证。按照《庄子》一书中提供的线索和现当代学者考证资料及制订的庄子活动年表，北起曲阜、淄博、菏泽，中经商丘、开封，南下淮北蚌埠，旁及邯郸、大名、徐州等地，亦即战国时的宋、魏、楚、赵、鲁、齐等国的部分辖区，察其川泽丘阜，遍览府州县志，凡是庄子可能到过的区域，尽量实地踏察一番；最后一次是定点考察、研讨，目标更集中了。在菏泽、商丘、亳州三市及其所属六个县区，先后十几次邀请有关人士，包括当地一些学者进行座谈，听取意见，交换看法，搜集资料，获得许多有益启发，掌握一些新的线索。

    交谈过程中，大家形成了一点共识，就是要弄清庄子出生地，核心问题在于“蒙”在何处。因为庄子为蒙人这个结论迄无争议，可见，蒙之所在即是庄子之故里所在。著名历史学家吕思勉、范文澜先生都认定：庄子“宋国蒙（今河南商丘东北）人”。当代庄学史专家方勇先生认为，庄子故里应在今商丘市东北，古称蒙县。这个结论我是认可的。当然，这样说，也只是大体上知其所在，至于具体地点，还有待于史料与文物的进一步发掘。

    实地考察中，由商丘本地学者陪同，我观看了现存的传说中的庄子遗迹。蒙墙寺西向偏北约五公里，今民权县老颜集乡唐庄村有庄子墓，为圆形土冢，清乾隆五十四年重修时立石碑一通，上有阴刻“庄周之墓”四个擘窠大字。石碑背面，镌刻着州县官员以及黎民百姓共三百二十六名立碑人的姓名。蒙墙寺向北偏西约七公里，今民权县顺河乡青莲寺村有庄子故里遗址。村落范围不大，两条主街呈“十”字形。村民介绍，现在的北街原为古巷，称为“庄子胡同”，系庄子故居所在。故居南端为庄子讲学堂，后毁于兵火、水患。在“庄子胡同”的东南隅，有一口古井，名为“庄子井”。井深数丈，井壁坚如文石，光泽似黑玉，泉清而味甘，传说为庄子汲水处。

    2012年3月，国家重点文化工程《中国历史文化名人传》开始启动，受丛书编委会之邀，我承担了撰写《庄子传》的任务。前面谈到的第三次走访庄子遗迹，就是接下这个任务之后所做的一项工作。

    原本也知道这是一个苦差事，待到实际动手操作，益发觉得撰写庄子传记，它的难度超乎想象。有人说：“庄子活在时间之中，而不是生活在空间里。”那么，在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总该有大量文献资料留存下来吧？！恰恰是少而又少。关于庄子，最具权威性的应该是司马迁的记述，可是，在《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仅仅写了二百三十四个字，身世出处，语焉不详。最后只有一条路，就是潜心解读《庄子》这部书了。

    同样也是困难重重。在这部近七万字的学术著作中，记述本人活动的二十几处。但是“寓言十九”，“以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出之，像是有意弄得云山雾罩，任凭后人去猜哑谜、打“三岔口”。清代学者刘熙载说得很形象：“《庄子》之文，如空中捉鸟，捉不住则飞去。”

    多亏闻一多先生指点迷津：“归真的讲，关于庄子的生活，我们知道的很有限，三十一篇中述了不少关于他的轶事，可是谁能指明哪是寓言，哪是实录？所幸的，那些似真似假的材料，虽不好坐实为庄子的信史，却足以代表他的性情与思想，那起码都算得画家所谓‘得其神似’。”这使我领悟到，读解《庄子》一书，关键在于“得其神似”，亦即应该着眼于领会他的性情与思想。

    于是，我从2012年6月到8月，用了三个月时间，聚精会神，心无旁骛，从多角度、多层次读解这部经典。自从束发受书，开篇初读，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于今，重新把卷研习，心唯手记，对于章节字句、义理辞采，特别是关于庄子其人其事，进行了比较认真的考究。日夕寝馈其中，未敢稍有懈怠。读《庄》、解《庄》中，我采用的是前人倡导的“八面受敌法”——“每次作一意求之”，即读前选定一个视角，有意识地探索、把握某一方面内容，一个课题一个课题地依次推进。时日既久，所获渐多，不仅初步连接起早已模糊不清的传主的身世、行迹、修为，而且从中读出了他的心声、意态、情怀、风貌，价值取向、精神追求，寻索到一些解纽开栓的钥匙与登堂入室的门径。

    读《庄》中，我获得一条切实的体会，就是读者必须能够与作者灵犀互见，心性相通。读《庄》、解《庄》，有不同的层次，取舍万殊，门径各异，深者得其深，浅者得其浅。但归根结蒂，还应和人生观、价值观联结在一起。就是说，应该着眼于人生境界、生命智慧，而不是停留在一般的认知层面上。无疑，这里面有灵思，有慧悟，更有深情。于谦有“书卷多情似故人”的诗句；林语堂也把书籍同读者的趣味相同比作找到了情人。他说：“在古代与现代作家中，一个人必须要找到一个其神意与自己的神意相会合的作家”，“这样发现作家的情形事实上很多，往往有的学者们彼此所生的时代不同，相隔有万年，但他们的思绪及感觉却十分相似，以致他们从书页间彼此神会，犹如一个人发现了自己的影子一样”。我对《庄子》的喜爱与解悟，正是与自己的赋性淡泊、不慕荣利有关。

    读只是前提，核心还在于写作。那么，怎样结撰构思、谋篇布局呢？

    古代的不说了，近现代的民国四大著名传记：吴晗的《朱元璋传》、朱东润的《张居正传》、萧一山的《曾国藩传》、梁启超的《李鸿章传》，还有法国著名作家罗曼·罗兰的《贝多芬传》、《米开朗琪罗传》、《托尔斯泰传》，在写法上有一个共通之处，就是基本上按照传主生平经历，由少而壮、由壮而老地次第展开。这既本于人物的成长规律，也符合读者的阅读习惯。庄子传记自然也应该这样进行铺叙。但是，这里必须有一个大前提，就是笔者需要掌握传主的来龙去脉，时间、地点、周边环境、人物经历。可是，庄子却是例外，即便是“神龙见首不见尾”吧，在云烟缥缈中，总还可见头角峥嵘，夭矫天半；而庄子，我们却全然不清楚他的先世、远祖的来历，甚至连祖辈、父辈、子孙辈的情况，世人也一无所知。至于本人的生涯、行迹，年寿几何，归宿怎样，治学根脉、后世传承状况，则统付阙如。一切都是“恍兮忽兮”、“芒乎昧乎”，可以说整个就是一个谜团。那么，在这种情况中，又该怎么撰写呢？

    办法是逼出来的。经过对素材的几度梳理、整合，我想象着，眼前是一把展开的折扇，传主的性情与思想——我把它概括为“逍遥游”——可以看作是折扇的轴心，而二十个专题，则是向外辐射式地伸出的一支支扇股。它们既统一于传主的思想、性情、行迹、修为，相互紧相联结着；又各自独立，各有侧重，互不重复，互不撞车。而且，这二十个专题的排序，也并非随意安置，还是大体上体现了传主生命流程的顺序，比如，第一章为总纲，然后以空间、时间为序，第二章、第三章分别叙述传主的所在和所为；接下来，讲述传主的精神追求、价值取向、胸襟视野、身份与个性特征，讲述传主的交游、出访、授徒、著书的出处与行迹，以及哲学、文学方面特点与成就，发掘其吊诡、矛盾，追溯其思想文化渊源；最后从庄子之死写到身后哀荣，薪尽火传，泽流百世。

    这种写法也得到了丛书编审委员会学术组、创作组专家的认可。李炳银先生认为，“有关庄子人生经历的史料非常有限，而且不少还只能够从他的言论中去寻觅。所以，以惯常的紧密围绕传主人生经历的写作要求和方式写《庄子传》，几乎不可能实现”；“作者采用‘八面受敌法’，从各个角度辐辏中心的艺术结构形式，对于像庄子这样资料缺乏的传主对象，不失为一个巧妙的靠近方法，渐渐地靠近，不断地显影，最后现其全像。很好。”黄留珠教授指出：“长期以来，有关研究庄子思想的论著，可谓汗牛充栋，但关于他本人的传记作品，却不多见。人们转来转去，似乎很难跳出司马迁所撰《史记》中关于庄周列传的框架搞出一点新东西来。王充闾先生撰著的《逍遥游——庄子传》一书，可说是彻底打破了这样的局面。该书以全新的视角，生动优美的语言，为我们展现出一个有血有肉、生活于两千多年前的庄老夫子”，“应该说，这是一部相当出色、极具个性特点的上乘之作”。

    所谓《吾与庄子》，也就是我的读《庄》、用《庄》、写《庄》的经过，最近在构思这次讲演稿的时候，想了两段话。一个是四句打油诗：“昔当逍遥派，今作《逍遥游》。世界真奇妙，蝴蝶梦庄周。”再就是四句话：“下一辈子苦功，读二百部作品，走三千里路程，写四十万字书。”

    最后，说一下这部书稿完成之后的打算。有人说：“一本书写完了，作为写书的人算是完成了任务；但书的生命却是刚刚开始。”这部《逍遥游——庄子传》无疑正是这样。现在，许多读者也包括评论家已经开始在议论它，解读它，品评它，光是评论已经超过二十篇，这不能说与作者无关。作品如同孩子，对于自己孩子的评判，父母自然关心。所以，准确地说，书写出来作者并没有到此止步。半年来，围绕着庄子其人其书，开讲座、写文章，不止十次吧？而且，我也还在继续深入精读《庄子》，凡有新的感悟，一一记下；然后，静下来，久久地沉思。

    记得抚顺高尔山上从前有副对联：“到此已穷千里目，谁知才上一层楼！”学无止境，思无止境。长篇小说《简·爱》中，罗切斯特对女主人公简·爱说过这样一句话：“在尘世间，事情就是这样：刚在一个可爱的休息处安定下来，就有一个声音把你叫起来，要你再往前走，因为休息的时间已经过了。”想想我们这些做学问的、耍笔杆的，不正是如此吗！当然，也有另外一种声音——东坡先生的诗句：“脚力尽时山更好，莫将有限趁无穷。”人生有限，事业无穷；顺其自然，知足知止。这恐怕更符合庄子的本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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