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7月14日）

    一、庄子的故里与身世

    司马迁在《史记》中将庄子附在《老子申韩列传》里面，共写了二百三十多个字，就中提道：“庄子者，蒙人也，名周。”既未说明庄子是哪国人，又未标出“蒙”属何地，从而使后人对庄子的国属及里籍，出现众说纷纭的混乱现象。庄子本来就是平民，没有当过达官显宦，史籍失于记载；又兼时间已经过去两千三百多年，沧桑迭变，陵谷更移，致使地面遗存极少，这样，见于后世文献资料者，便歧异百出，莫衷一是。

    从汉代的刘向、班固、张衡到尔后的郦道元、陆德明、成玄英、王安石、苏轼、朱熹、罗泌、马端临、归有光、王夫之、孙星衍，直到近现代的梁启超、王国维、闻一多、郭沫若、宗白华、侯外庐、冯友兰、钱穆、吕思勉，直到当代的陈鼓应、方勇、杨义、常征、崔大华、颜世安、姚曼波等，不下百名学者，对庄子出生地各有异词，难以取得共识。大致可分为“宋蒙说”与“楚蒙说”两种。持“宋蒙说”者，又有“民权说”（河南）、“商丘说”（河南）、“东明说”（山东）、“曹县说”（山东）之争；持“楚蒙说”者则集中于安徽蒙城。诸说各有所据，但反驳者也都有足够理由，因而最终难以定于一尊。在我看来，庄子应是宋人，出生在河南商丘东北部。这样说，不是浮言无根，而是有大量证据足以认定的。

    关于庄子的家世，学界大体上有两种说法：一种观点认为，庄子是宋国土生土长的贵族后裔。当代学者张松辉推断，“庄子出身于宋国的没落贵族，应该是宋庄公的后裔”。庄公的孙子公孙固，在成公时担任大司马。《史记》记载，公孙固杀了成公，尔后，他又为成公之弟所杀，时在公元前620年；到了前609年，宋文公时，庄氏家族又参与了一场叛乱，为首者遭到诛戮。“庄氏一族在宋国先后受到过两次政治打击，再加上庄族后裔与公室的血缘关系越来越远，那么到了庄子时代，庄族人员只保留贵族名义，而不再担任国家重要职务，也是情理中事。”另有一种观点，认为庄子先世是楚国人，后来迁徙到了宋国。当代学者杨义、崔大华等均主此说，并做了详尽的考索。《通志·氏族略》载：庄氏出于楚庄王，以谥为氏。在“庄氏”这一条目下有注：“楚有大儒曰庄周，六国时尝为漆园吏。”庄子的年代距离楚庄王已经二百余年，大约在他出生前二十几年，楚悼王任用吴起实施变法，为节省开支，重点“抚养战斗之士”，“损不急之官，废公族疏远者”，汰洗一些散官、闲官，贬为庶民，遣送到北境边陲。庄子父祖辈有可能在这次被迫迁徙中离开了楚国。也还有另一种可能：吴起变法，激起了部分宗室大臣的忌恨和反抗，悼王一死，便被射杀，“并中悼王尸”，这就犯下了“夷宗”重罪。肃王继位后，追查、论罪，死者七十余家。庄子家族在这场内乱中受到了牵连，为了避祸，北迁宋国。崔大华认为：“庄子家世的面目，已被世代久远的历史风尘剥蚀、覆盖得无法辨识了。但是，庄子超脱世俗、追求精神自由的思想中所内蕴着的那种袭人心扉的没落感，想象神奇、变幻无端的汪洋文字，特殊的楚方言，等等，却又清晰地显示出他与衰落了的楚国公族及具有浪漫主义特质的楚国文化，有完全可以肯定的、很近的亲缘关系。”

    关于庄子的生平，大体上可以粗线条地划分为三个时段。

    青少年时代——

    《史记》本传中说他“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以这两位战国时期著名的国君作为参照系数，应该说是有据可查、确凿无误的；至于具体年限，大致可以认定，约在公元前369年，庄子出生于宋国都城商丘东北的蒙地。大约在二十四五岁之前，主要是在故乡读书访学。有一点可以肯定：自幼，庄子必然接受过系统的教育，起码是阅读过大量的传世藏书。当时，伴随着乡校的出现，教育在一定范围内得到了普及，政治权力的拥有者与思想话语的承载者，由过去的高度统一转向了相对分离的状态。这样，思想文化便逐渐出现了独立的发展空间，知识阶层也就是“士”的队伍，得到了空前的壮大。作为贵族的后裔，或者没落的贵族子弟，庄子应该置身于“士”的队伍之中。有的学者甚至推测，他曾亲历过一小段贵族生活，有着类似曹雪芹的经历，由贵族世胄屈居漆园小吏，进而沦为下层平民。他把“天上人间”游了个遍，才看透了一切，大彻大悟，从而“吐峥嵘之高论，开浩荡之奇言”。借用《红楼梦》里的话，他很可能是一个“翻过跟斗”的过来人。因此，他有一种沧桑感，能够体会到那些荣显终身、不知患难困穷为何物的天潢贵胄或者与富贵从不搭边的普通民众所无法体察的东西。

    从《庄子》一书的记载中看得出，他比较熟悉金工、玉工、漆工、织工、陶工、木工、洗染工、屠宰工等的操作技术，特别是一些高级手工艺人“惊犹鬼神”、“不失毫芒”的精确、奇巧的技艺，而对于农业以及农民田间劳作的情况，相对而言，涉猎较少。就此可以推知，他应是自幼就生活在市郊或者小城镇里面。

    中年时段——

    大约从二十五岁到六十岁，这三十余年间，庄子的生计日见艰难，直至出现冻馁之虞，织屦、渔钓不足以自给，向监河侯借粮又耻遭白眼。多数时间，闲居索处，读书、思考；同时也进行一些社会交往，或辩对访谈，或深入市井民间，接触手工艺人、畸人隐者。

    性喜闲适、幽静，平生结交友朋甚少，其中最重要的一位，是同乡辩友、名家代表人物惠施。约在公元前344年、庄子二十五岁左右，与惠子初次见面。三年后，惠子相梁不久，庄子又前往见之，惠子恐其夺己相位，搜寻三日夜，庄子主动出面，以“猜意鹓鹐”讥之。公元前340年，宋·剔成自立为君，大约在此前后，庄子为漆园吏，时年二十八九岁。次年，楚威王遣使聘庄子为相，庄子却之。三十一二岁时，又主动辞去漆园吏职。他曾遍游宋国各地，以增广社会见闻；大约在三十五六岁时（公元前334年），前往大梁，见魏惠王，后又南游楚地，东游于鲁，北游于赵。四十四岁左右，在家乡见到了邑人曹商，曹商归自秦国，自我炫耀，庄子讥其“舐痔得车”。三年后，公元前322年，庄子曾有皖北之行，与惠子濠梁观鱼，以良好的心态，欣赏“鱼之乐也”。庄子五十七八岁左右，妻死，鼓盆而歌，惠子前往吊丧；大约又过了两年，公元前310年，惠子因病殁于故乡，庄子痛失知己，深情悼惜。

    老年时段——

    六十岁之后，庄子晚境苍凉，独身栖息故园，课徒著书以自遣。弟子数人，书中留下名姓的，只有蔺且一人。一次，为人送葬，过惠子之墓，慨然悲叹：“自夫子之死也，吾无以为质矣，吾无与言之矣！”期间，与弟子蔺且等，先后游于山中和雕陵之樊。

    一说，庄子晚年尝隐居于曹州的南华山。

    “其学无所不窥”、“著书十余万言”，共五十二篇。一般认为，“内七篇”为自撰，时间靠前；“外篇”、“杂篇”中一些篇章，可能出自弟子之手。

    约在公元前286年，庄子以衰病辞世，享年八十三周岁。关于其生卒年，由于史籍失于记载，学界意见并不统一。至于月日，就更无从谈起了。不过，据鲁西南地区庄氏家族聚居地的民众世代流传，每年农历二月初九和八月二十四为庄子的生辰与忌日。在这两个日子里，鲁、冀、豫等省的庄氏后裔，前往庄氏宗祠祭拜，时日已久，赓继不绝，据说已经延续了七十多代。

    二、庄子所处时代及其社会危机意识

    按照社会思想、社会理论所由产生的来源要到社会存在中寻找的原理，研究庄子的思想、理论离不开对其所处时代的分析。庄子为什么会形成避世态度？为什么那么厌恶政治，远离官场，远离权力阶层，尽一切努力摆脱功名利禄的羁縻？庄子笔下几乎没有一个理想的政治人物，充满暴君昏上的形象，诸如卫君、宋王、楚王、卫灵公、鲁侯，以及夏朝亡国之君桀等。这从他所处的时代、环境可以找出答案。

    庄子所处的战国中后期，堪称是中国社会典型的乱世，既有政治的动乱、社会的混乱，又有人心的紊乱、思想的淆乱；既诱发出人的欲望无限放纵、喷薄膨胀，又表现为活力四射、激情洋溢。由于它是伴随着经济社会、思想文化全面的转型与裂变，因而呈现出社会整体的动荡不安、险象环生。说是“天崩地坼”，不为过也。

    ——战乱飙风口。“战国”二字，真是名副其实，二百四十八年中，竟发生二百二十二次不同规模的战争，长则几年，短则数月。国家与国家、集团与集团之间，生存竞争日趋激烈。争城夺地，杀人盈野，老弱转乎沟壑，少壮散之四方，“易子而食，析骸以爨”的惨痛情景，时有发生。庄子所在的宋国，是个夹在几个大国之间的小国，所谓“四战之地”。由于地处中原，交通便利，土壤肥沃，物产丰富，拥有当时初现繁荣的商业都市商丘、定陶，结果长期为周围的列强所垂涎，不断遭受到赵、魏、齐、楚等国的进攻；而宋君偃又是个道地的“战争狂人”，穷兵黩武，四出挑衅，东伐齐，南侵楚，西败魏，灭滕、攻薛，最终为齐所灭。在庄子的有生之年，一直是战祸连绵，无时或止。

    ——暴君昏上图。宋君偃是历史上有名的暴君。他公开声言：“寡人所说（悦）者勇有力也，不说（悦）为仁义者。”他骄纵无道，以皮袋盛血，悬挂起来，然后对它放箭，叫作“射天”，还鞭打土地，砍烧谷神、土神的牌位；辱骂劝谏的老臣，掊击驼背人的背脊，砍断清早过河人的腿骨，“所杀戮者众矣”，“又多取妇人为淫乐，一夜御数十女”。为此，众诸侯都称他为“桀宋”，并说他又重蹈其先祖商纣王的覆辙，“不可不诛”；最后，终于导致“国家残亡，身为刑戮，宗庙破灭，绝无后类，君臣离散，民人流亡”。庄子生活在这个暴君肆虐的政治环境中将近半个世纪，耳濡目染，所获得的都是最为真切的实际感受。

    ——生民水火境。庄子所在的宋国，“十年十一战，民不堪命”，以致“殊死者相枕也，桁杨者相推也，刑戮者相望也”。被处死的人骸骨堆积，戴镣铐的人相推相拥，连绵不断，遭刑戮的人随处可见。个体生命处于无常状态，危机四伏，命运惨酷，人心惶惶，简直就是“游于羿之彀中（弓弩射程之中、必中之地）”；到处都是“机辟”（陷阱）、“网罟”，人生不过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一系列残杀链条中的一个环节；再加上，水、火、虫、风、疾疫等自然灾害频仍，内忧外患绵延不绝，生民处于“倒悬”状态，陷入如水益深、如火益热的痛苦深渊。相对于整个社会都已陷入苦难的深渊，个人的困穷、灾难以至于惨遭刑戮，已经无足轻重，失去了它的震撼力量，更何从昭示公理、伸张正义呢！

    ——精神“失乐园”。比起社会动乱，环境险恶，蒿目时艰来说，更使庄子精神极度痛苦的，是人心险恶、道德沦丧、世风日下，整个社会普遍存在着追逐财富与权力的精神沉沦。当代著名学者李泽厚先生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中对此有所描述：“财富、享受、欲望在不断积累和增加，赤裸裸的剥削、掠夺、压迫日益剧烈。‘无耻者富，多信者显’，贪婪无耻，狡黠自私，阴险毒辣……文明进步所带来的罪恶和苦难，怵目惊心，从未曾有。”人们在充分享得文明恩赐的同时，也日益感受到它的负面效应——发展进程中所产生的异己力量。就是说，伴随着社会分化、职业分工、货财积累、贫富悬殊，造成了人的等级分化，机心、机巧愈演愈烈，世风、人性每况愈下，生态危机日益加剧。面对这种种“异化”现象，庄子慨然兴叹：“日出多伪，士民安取不伪？”“世丧道矣，道丧世矣，世与道交相丧也。”种种精神创伤与文明异化，使庄子倍感情怀抑郁，沮丧悲观，所谓“近死之心，莫使复阳也”。当然，从另一个角度看，对于一位出色的思想家，没有比碰上一个恶象环生、复杂多变的时代更为幸运的了。时世愈艰危、愈动乱，真正的思想家所思考的问题，就愈接近于根本，亦即表现为一种终极关怀。从其为精神世界提供思维动力与心理张力来说，正是时代塑造了旷世哲人庄子。

    三、庄子的心灵世界与平民情结

    庄子是一个大知识分子，思想绝对超前，而且学问精深，博闻广见，大到宇宙、时空，远至南冥、北冥，小至蝼蚁、稊稗、浮尘、芥子，近及牛羊、鸡犬、彩蝶、游鱼，他无不涉猎。在哲学史上，是他最早提出了时空概念，为时空下了准确的定义。他能用生动的语言、形象的事例，来表达天道与人道的微言妙义；他许多看似日常生活化的议论，都蕴涵着深邃的哲理。

    按照一般人的揣度，凡是那些须仰视才可得见的大师级人物，特别是凭着思想和头脑营构世界的大哲学家，必然都是神情冷漠、凛然不可侵犯，令人产生一种高不可攀的惶悚感与疏离感。可是，这种心理用到庄子身上，并不符合实际。庄子是平民，庄子就在人间，就在我们身旁。在我的读书印象中，觉得如果给他画像，不应忽略这样三个特征：首先是那种宠辱不惊，心平气静，悠然自得，潇洒从容的神情和气度；其次，要把他那饶有风趣、好开玩笑、滑稽幽默、富于感染力的智者形象表现出来；最后，形貌上看去，和蔼可亲，平易近人，属于那类钻到人群里很难辨识出来的普通人物；引人注目之处，是身形瘦削，“槁项黄馘”——干瘪、细长的脖子，托着一个面色枯黄、前额笨重的脑袋。

    受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人生鹄的所支配的儒家学派的读书人，明确提出要“上致君，下泽民”，“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庄子则异于是。他完全脱离统治阶级的利益，明确提出，“不为有国者所羁”，和那些“治人者”严格划分界限；他的思想倾向、所持立场，许多都是站在平民百姓一边。可能是由于他身居草野，远离上流社会，长期同底层民众在一起，因而始终存有浓重的平民情结。他不仅同那些贫贱的农民、勤劳的手工业者有着相同的身份、境遇，而且，常常出入市廛，置身于百工居肆，有时本人还从事一些手工业方面的体力劳动。这样，作为其中的一员，他就有机会、并能注入深厚的感情，同那些耕夫、渔民、屠户、木匠、驭手和编织匠、洗染工、采漆工等被剥削、受压迫的社会底层民众，以及拒不出仕的畸人、隐者，拉近了距离，进而建立良好的关系。

    他游踪不定，一会儿进到屠户棚中，唠起宰牛的闲嗑儿；一会儿，又蹲在河边上，擎起鱼竿，屏息注视钓丝的摆动；一会儿，同那些畸人隐者道出一段尖刻无比的寓言，充当一个世路人生的解剖师；一会儿，又漫步在黄沙古道上，负手低吟：“迷阳迷阳，无伤吾行”，成为一个道地的诗人。他还乐于同那些残疾人打交道，神情凝重地听他们诉说惨淡的人生、曲折的经历。他很善于讲故事，是一个想象力超群、表情丰富、善于模拟的故事大王。举凡飞禽、走兽、游鱼、草蛇、蝴蝶、鸣蝉、蚊虫、蚂蚁，到了他的口中、笔下，都活灵活现，生动传神，而且被人格化、情感化、形象化了。

    《庄子》是一部哲学著作，可是我们展读开来，就会发现，里面随处可见大量形象逼真、性格特异、各有所长、活灵活现的人物，大别之，有六种类型：

    第一类是各种残疾人。散见于《庄子》内七篇的，有生下来就只有一只脚的右师，有遭受刖足之刑的王骀、申徒嘉，有被砍断脚趾、只能用脚后跟走路的叔山无趾，有肢体变型、形态扭曲的哀骀它，有曲足、伛背、无唇的闉跂支离无脤，有颈间瘤大如盆的瓮㼜大瘿；还有形态极为怪异的丑陋者，像脸部隐藏在肚脐下、肩膀高过头顶、颈后的发髻朝天、五脏的血管向上、两条大腿和胸旁肋骨相并的支离疏，有腰弯背驼、面颊隐于脐间的子舆等。这些人大都具备优良的品德、高尚的操守。这些人，一个共同特点，是身体残疾、形貌丑陋，却都是“德有所长而形有所忘”，就是说，他们都具备上好的品格、素质，有出色的道德修养；因而博得庄子的情有独钟，在提到他们时，总是神凝气聚，笔端常带感情。这些残疾人大多数都是庄子哲学思想的形象鲜活的践行者。

    第二类是各类体力劳动者。木瓦匠、粉刷匠、乐器匠，斫轮工、铸工、锻工，宰牛的、屠羊的、灌园的、种田的、捕鱼的、捉蝉的、驾车的、制陶的、卖浆的、养斗鸡的、喂猴子的，林林总总，不一而足。从宫廷到民间，从闾巷到村落，从户内到野外，从农业到百工。行业之全，工种之多，几乎涵盖了社会、民生的各个方面。

    第三类是“神乎技矣”，“用志不分，乃凝于神”的“专家型”人才，以及具有高超技艺的形形色色的工匠师傅，诸如庖丁、轮扁、梓庆、伯乐、纪渻子、真画者、任公子、佝偻老人、吕梁丈夫等；还有大量的各有所长的百工技人。

    第四类是摒弃有为而归于无为，从而成为一介布衣的隐者。像善卷、伯成子高、汉阴灌园叟、徐无鬼、老莱子、子州支父、石户之农、北人无择等等。他们多是知识者，在庄子笔下，往往是作为“道”的一种存在形态出现的。

    第五类是狂者、社会越轨者，如楚狂接舆、盗跖等。

    第六类，行为独特、乖异人伦、不同流俗的所谓“畸人”。

    庄子表面上是冷对世情，清净无为，但在内心深处却充满着对现实世态的悲愤和热望，他是一个对现实有着强烈爱恨的人。宋代的朱熹和清代的胡文英都说，庄子心肠最热而眼睛最冷。心热，故感慨万端；眼冷，故能脱略世情。明知无用，他还是要讲要说，终竟不能忘情；但他只在一般观看，并不实际着手。

    庄子的心灵世界极度复杂。他是相当孤独的，但凡先知和有大智慧者都是孤独的。因为他们的神理过于高妙，不能为一般人所理解。庄子的内心里，确是丘壑密布，块垒重重；可是，他善于化解。三十三篇都是他及其弟子对自身命运有了一番透彻的解悟之后的产物。

    四、庄子的哲学思想

    庄子作为一位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他的哲学有哪些基本特征呢？概括地说有三点。

    第一，庄子的哲学是间世的哲学，或者说游世的哲学。身处乱世的庄子清醒地认识到，战国时期一些有志之士，为了力矫时弊，实现其自身价值，纷纷著书立说，游说诸侯，但这些学说绝大多数是人与人争斗基础上的产物，是为诸侯所用的政治工具。就是说，这些以政治理想的实现为目的的学说，非但不能救世，使之契合于清静无为的天道，反倒会使人世愈加纷乱不堪。因此，庄子“立于天而间于世”。这种“间世之道”更多地带有批判性。他既非入世，也不完全出世，即脱离现实、隔绝世界，而是要在现实生活中保持超脱的境界。

    第二，庄子哲学是心灵哲学，是一种性情哲学。这种哲学基本上不是社会政治哲学，不同于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闻一多说，“他（庄子）的著书，与其说是哲学，毋宁说是客中思家的哀呼；他运用思想，与其说是寻求真理，毋宁说是眺望故乡，咀嚼旧梦”。我们在用哲学的眼光考量庄子的时候，庄子同时展示着另一种精神气质——诗性的风采。逍遥游的尘垢之外的世界不是上天，不是天国，不是西方净土，而是自己的心灵世界，所以逍遥游也叫作“游心”。这种精神追求有如美国社会心理学家马斯洛所说的“高峰经验”，是个人自我感受的最高境界。

    第三，庄子的哲学是主体美学和心灵美学。这么说的根据：一是，庄子所开辟的是自如放达的精神境界、人生境界和艺术境界，这就是他赢得后世知识分子追慕的根本原因所在，也是他超越于先秦诸子的地方。二是，庄子的思维方式具有非概念、非逻辑性的审美的特征。《庄子》作为哲学，很少运用逻辑论证、推理的形式来阐发固定的结论；而是采取形象的类比、寓意的直观思维方式，使你在特殊的具体的直观领悟中去把握真理。三是，庄子的审美精神主要借助于诗意思维、神话意识和寓言方法等要素得以体现，也由于这些结构，使之完成文本的创造活动。

    庄子哲学，或者说庄子思想，对后世的影响是深远的。闻一多说：“庄子穷困了一生，也寂寞了一生，他不肯仕进，并挖苦权贵，他的言行里映射着他的潇洒与放达；然而，最终取代他毕生沉寂的，是永久的辉煌。”历朝历代，大凡文人无不熟悉老庄、言说老庄。老庄的隐逸型的人格与儒家的君子理想，共同构建了中国传统文人的文化心理。特别是庄子的独立的人格，崇尚自由的精神，超然物外、潇洒出尘的丰标，都积淀在中华民族的性格中，为后世文人所追逐与景仰。庄子深刻地意识到个体在现实生存中的有限性、受制性，从而将思考的重心移到了人的精神领域，将人的精神生命的自由与飞跃当作人生价值追求的至上目标。这填补了先秦思想的空白，并为后世文人营造了一块排除社会干扰、心灵自由放任的精神土壤，提供了一种抵抗人生逆境和苦闷的精神力量。它可以陶冶、培育、丰富人的精神世界，教人忘怀得失，摆脱利害考量，超越现实种种庸俗的计较，特别是为心灵创伤、命运挫折、生活苦难提供某种抚慰。中国许多知识分子之所以在遭遇惨重失败或人生不幸之后，一般并不走向宗教或者主动毁灭自己，而是保全生命、坚持操守、遁迹山林，这当是一个重要原因。也正是为此，知识分子大都喜欢庄子。欣赏他、仰慕他的人，自是喜欢谈论他；就连恨怨他的人（比如宗儒者）也都愿意接近他、研讨他。儒家的“内阁总理大臣”朱熹（冯友兰语）明明知道庄子专门掘他的“祖坟”，却偏偏对他爱赏不置。

    根据我自身学习《庄子》的体会，要领会其精神旨趣，除了直接解读经典文本，上升到一定的理论高度，还必须辅之以情感的投入，借助生命体验，做到情感相通，体验契合。正如陈鼓应先生所说，“也许一个人的生活体验愈多，愈欣赏庄子思想视野的宽广、精神空间的开阔及其对人生的审美意境；一个人社会阅历愈深，愈能领会庄子的‘逍遥游’实乃‘寄觉痛于悠闲’，而其思想生命的底层，则未始不潜藏着浓厚的愤激之情”，“他那开阔的心胸和审美的心境，是我们的这个世界所欠缺的，他所具有的宇宙视野最能和全球化视域相对应，而他所倡导的自由精神和齐物思想，则最具现代性的意义”。

    当代学者林春红指出，庄子哲学是庄子对自身命运作了一番透彻体悟之后的产物，后世之人多能羡慕并向往庄子所拟构的逍遥游之境，但真正能够理解庄子的只能是同样经历过命运的自我感悟与自我超越的人。只有感受了人间苦痛，产生了人生困惑的人，才能明白庄子在讥笑功名利禄、乐道逍遥之后，何以总在文章结尾散发出一丝不易感知的惆怅与哀伤之味。而这才是庄子深层心理的真正呈现，是一个活脱脱的庄子式的人生感叹。

    庄子最先扮演起我国文化史上的反叛角色，成为与正统儒家文化双峰对峙、相得益彰的另一个传统。这一传统之所以形成并受到后世的认同，是因为在超越了“物欲”、“智能”之后，一种新的生命状态即自由自适的境界，得以展现在人类面前，追求个体生命自由也就成为庄子哲学的一个核心的内容。如果说孔子具有十分执着的人生态度，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以一种无穷的理性力量感染着后人的话；那么，庄子则是凭着他超脱的人生智慧以及追求个体精神自由的诗意魅力，吸引了一代又一代的人。

    五、庄子的人生智慧

    庄子具有人生的大智慧。三十三篇中，随处都闪现着智者的光芒。

    庄子在《齐物论》中谈到最高的智慧：“古之人，其知（智）有所至矣。恶乎至？有以为未始有物者，至矣，尽矣，不可以加矣。其次，以为有物矣，而未始有封（疆界）也。其次，以为有封焉，而未始有是非也。”当代学者傅佩荣认为，庄子达到了智慧的顶点。这里有三个层次：一是超越谁是谁非的争论，因为人世间的是非总是有相对的成分，而每个人也难免有其主观的想法。二是超越万物之间的区分，“以道观之，物无贵贱”（《秋水》）。三是超越对万物存在的肯定，如能觉悟“未始有物”，也就根本不曾有万物存在。——“本来无一物，何得染尘埃”。这第三步，应该是最高智慧。

    具体说到庄子的人生智慧，集中地体现于以生命为贵，以名位为轻，“完身养生”上。他在《让王》篇中，用“隋珠弹雀”（所用者重而所要者轻）的比喻，讥讽“世俗之君子多危身弃生以殉物”，论证“重生轻物”的道理。《列子·杨朱》篇载录一段杨朱与孟氏的对话：问：人为什么要功名？答：以名者为富。问：既富之后，为什么不停止？答：为贵。问：既贵之后，为什么还不停止？答：为死。问：人死之后，又为什么？答：为子孙。集中描绘了人们贪得无厌，“一为寿，二为名，三为位，四为货（财）”，以功名利禄为幸福追求的心态。这种“重生轻物”，在先秦诸子中，体现一种人生观、价值观的转换，体现了人类自身生命价值的认知和主体意识的觉醒。

    庄子的人生智慧，最有名的是他的“散木情结”。他在《人间世》篇讲过一个故事：木匠师傅走到一座山脚下，见到了一株大树，枝繁叶茂，干粗百尺，高指云霄，树冠宽如巨伞，能遮蔽十几亩地。观赏的人很多，可是木匠师傅却不屑一顾。他的徒弟忍不住发问，木匠师傅说：“此树大而无用，用来做舟船，则沉于水；用来做棺材，则很快腐烂；用来做器具，则容易毁坏；用来做门窗，则脂液不干；用来做柱子，则易受虫蚀，此乃不成材之木。不材之木也，无所可用，故能有如此之寿。”

    庄子还曾借南伯子綦之口，说：“此树因不材而得以终其天年，岂不是无用之用。树无用，不求有为而免遭斤斧；白额之牛，亢曼之猪，痔疮之人，巫师认为是不祥之物，故祭河神才不会把它们投进河里；残废之人，征兵不会征到他，故能终其天年。”庄子总结性地说，“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却不知无用之用也。”

    一次，庄子与弟子游山，晚宿于故友之家。主人很高兴，命儿子杀雁款待。儿子问：“一雁能鸣，一雁不能鸣，请问杀哪只？”主人道：“当然杀不能鸣的。”第二天，出了朋友之家，弟子便忍不住问道：“老师，昨日山中之木，因不材得终其天年；今主人之雁，因不材被杀。弟子真糊涂了，请问先生，将何以处？”庄子笑道：“处于材与不材之间。”

    这里也涉及到了有用与无用的问题。一天，庄子的老朋友惠子和他说，魏王给我一个大葫芦种子，我种下之后收获一个大葫芦，大到什么程度呢？容积可达六百多斤（五石），用它来盛水，“其坚不能自举”，用它做瓢吧，“瓠落无所容”，太大了，“吾为其无用而掊之”。庄子一下就听明白了，是转弯抹角骂他的理论无用呢！于是说，“我给你讲个故事吧。宋国有一户人家，世世代代给人家漂洗丝絮以维持生计，由于手总泡在水里容易皲裂，所以这家人就研究一种药，往手上一涂，管保顶用，这就是专利。这事后来被一个精明人听说了，就找到这家，想给一百金买下这个配方。这家人想：我们一家人干这么多年，也只不过才攒了几金，这一百金得够咱们干多少辈子！结果就卖了。那个精明人买完这秘方之后，就跑到吴国国君那里去了，他和国君说，咱们现在不是和越国总有摩擦吗，我有一个绝招儿，咱们要打就在冬天打，因为冬天手一冻，就容易皲裂，他们越国人肯定没有办法，但是我有一个秘方，只要涂上它，士兵的手就不再皲裂，肯定能够取得胜利。吴王一听，就接受了。后来到了冬天，吴越两国果然发生了战乱，吴国用上了这个配方，结果真就取得了胜利。吴王高兴，对他列地而封。那咱们下面对比一下就知道了，一个是把这个秘方用于世世代代干粗活，另外一个却能够列地受封，这不就是一个会用大、一个不会吗。你呢，就是不会用大——你有这么大的葫芦，为啥不考虑做个腰舟而浮于江湖呢？”

    论者认为，庄子提出的“介于有用无用之间”，可以理解为类似儒家的“中庸”思想。因为太“有用”的，可能会遭致嫉恨，所谓“巧者劳而智者忧”，为才所累陷入困境；而过分“无用”的，又将遭人鄙视乃至欺凌。唯有不温不火，既不凌人，也不为人所凌，才是相对平和的状态。不过，这种“中庸”其实并不容易把持。因为要去判断怎样算过分，也是很麻烦的事情。稍有不慎就会弄巧成拙。所以庄子提出了第二种态度，那就是，完全抛却所谓的荣辱观，既不去刻意地追求有用，也不去刻意地显示无用。一切无大欲，无大求，本着自己心中的自由道德，做自己认为应该做的事，用自己认为正确的态度待人。

    鉴于人间种种纷争，寻根究底，全在于求名用智，庄子反复强调韬光养晦、藏锋不露的生存智慧。主张退隐、藏锋、遁迹、避世：“自埋于民，自藏于畔，其声销，其志无穷，其口虽言，其心未尝言，方且与世违而心不屑与之俱，是陆沉者也”。（《则阳》）与此相对应，庄子在《徐无鬼》篇讲个“骄猴中箭”的故事：吴王泛舟于长江，登上猕猴山。群猴看到他，惊慌地逃走，逃到荆棘深丛中。有一只猴子，来回跳跃，向吴王显示它的技巧，吴王射它，它敏捷地接住箭。吴王就召集左右射手一齐来射它，最后猕猴遂被射死。吴王对他的朋友颜不疑说，这只猴子自夸它的灵巧，自恃它的敏捷来挑战我，最后命丧箭下，可要引以为戒呀！颜不疑平素骄纵自恃，从此改变了骄狂之态。其所以骄狂自恃，就在于“德荡乎名，知出乎争，名也者，相札也，知也者争之器也。二者凶器，非所以尽行也”。大意是，德的失真是由于求名声，智的外露是在于争辩是非。名是人们相互倾轧的原因，智是人们相互斗争的工具。这两者都是凶器，不可以将它们推行于世。所以，“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缘督以为经，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养亲，可以尽年”（《养生主》）。

    庄子提倡即便才德出众，也要形同无知，大智若愚，像是无知的婴儿一样，“行贤而去自贤之行”，“为而不恃，长而不宰，功成不居”，做到“无天灾，无物累，无人非，无鬼责”，“光矣而耀，信矣而不期”（《刻意》）。这样就符合“天地之道，圣人之德”了。天地覆载万物，生养群伦，从来不自大，故能成其大；不居功，故能成其功。要像大海那样，“不辞东流，大之至也”；要像圣人那样，“并包天地，泽及天下，而不知其谁氏”，“生无爵，死无谥，实不聚，名不立”，“其知之也，似不知之也”（《徐无鬼》）。

    庄子强调知足知止。“一受其成形，不化以待尽。与物相刃相靡，其行进如驰，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齐物论》）一个人的追求应该是有限度的，不属于自己的东西，不要紧抓不放。一旦让名利迷住了心窍，那么就会弄巧成拙，让本来美好的追求化为泡影。名利都是缰锁，必须适可而止。

    论者认为，庄子的生存智慧，是生于乱世的弱者在无可奈何形势下一种无奈的选择，它包括无用论、虚己论、随化论以及逍遥论，而这些又都是为了心灵的超越而论的。这种生存方式，既可消解现世的伤害，又能在精神世界提升认知的层次。

    六、庄子的思维方式与“三言”叙事策略

    在古代的思想家中，庄子的思维方式是至为独特的。论者一般都把它概括为“直觉思维”，即不经过逻辑分析而直接体察事物的内在本质；也有的考虑到它的突破常规、冲决框范、不受时空限制，以想象、联想和逆向、侧向为基本特征，而以“非逻辑思维”目之；有的索性称之为“意象思维”——用某种具体的形象来说明某种抽象的观念或原则，实现一种由具体到抽象的认识飞跃；还有的概括为“混沌思维、方外思维、梦幻思维”；等等。看来，都符合庄子的思维实际，有其足够的理由。也许，这些从不同视角、不同方位总结出来的思维方式，合到一起，便是庄子思维方式的整体特征。

    庄子是艺术家的气质，不注重外在客观性的知识，而看重主体内在的感受；不重视概念的分析、剖断，而看重实际生活的感受；不重视语言文字的表述，而看重直觉的把悟。应该说，这类思维方式在先秦诸子中是独树一帜、独一无二的。它不同于《周易》的整体思维，它并未形成二仪、四象、八卦、六十四爻等整体结构模式；也不同于老子的逻辑思维方式。老子认为，为学与为道走的是不同的路径，为学靠知识的积累，因而收“日益”之功，这是做加法；而为道则要求做减法，体道之人需要心怀淡泊，要不断地减损俗世欲望，最后达到返璞归真的境界。那么，他是如何表述这一思想的呢？只用了四句话：“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

    而庄子则有其独特的表述方式。他要讲物类互相累害、互相制约、互相召引，都是由贪得谋利所致。但他并不直说，而是付诸一系列的形象：“庄子游于雕陵之樊，睹一异鹊自南方来者……一蝉，方得美荫而忘其身；螳螂执翳（隐蔽）而搏之，见得而忘其形；异鹊从而利之，见利而忘其真。庄周怵然曰：‘噫，物固相累，二类相召也！’捐弹而反走，虞人逐而谇之。”（《山木》）庄子家里青黄不接之时，来向监河侯借粮暂渡困难。可是监河侯却说，等我收了地方税，再借给你。庄子心中恼怒，但他并不直说，而是讲了一个寓言故事：昨天我从这里路过，忽然听到有人叫我的名字。四下一看，原来车辙里有一条小鲫鱼，在那儿跳呢。我就问鲫鱼，在那里干什么呢？小鲫鱼说：“我是东海的水官，现在处于困境，你只要给我一斗一升的水，就能救我的命。”我说：“好啊，我这就要去吴越那个地方，引来西江的水救你。”这个小鲫鱼说：“你说这话，还不如干脆去卖鱼干的铺子里找我吧！”庄子用寓言形式，无情地揭露了那些见死不救，反而用貌似慷慨大方的话掩饰其一毛不拔的卑劣行径的权贵人物。

    闻一多先生说，庄子是“最真实的诗人”。就其直觉的、意象的、梦幻的、非逻辑性的思维方式，倒真的和诗人的思维方式有些相似，它使人想起中国诗歌史上的一大串诗人来。而且，这种思维方式具有模糊性、超邈性，就其缺乏概念的明晰性和确定性来说，有些类似情感体验，这也类似诗人的思维方式。但是，它又并非出于情感因素和心灵呼应，因此有着显著的差别。何况，即使是屈原、李白这些最伟大的诗人，又有哪一位具有庄子那样深邃的洞察力、穿透力，宏阔的视野和卓绝的识见呢！

    《庄子》一书最值得注意的，是它的“寓言”、“重言”、“卮言”形式与叙事策略。司马迁在庄子传中说：“其著书十余万言，大抵率寓言也。”有人统计，《庄子》一书中共有二百多个大小寓言。对这里说的寓言，不能理解为都是架空虚构、全凭幻想的言词。“寓言”一词，最先由于庄子提出。后来我们翻译国外的《伊索寓言》，借用了庄子的说法。其实，它们的含义并不完全相同。庄子寓言的“寓”字是寄托的意思，也就是把一个事实或道理不直接说出，而是间接地寄寓在另一个类似的故事里，要人们透过这个故事的背景来解读其语意。《庄子》已摆脱语录问答的形式，能围绕中心论题展开阐说论证；语言华丽，词藻丰富，时或韵散相间，错落有致，声韵和谐，优美动人。

    庄子自叙其著述特点时，曾说：“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寓言》）关于“三言”，晋人郭象在《庄子注》中作如下解释：“寄之他人，则十言而九见信。世之所重，则十言而七见信。夫卮，满则倾，空则仰，非持故也；况之于言，因物随变，唯彼之从，故曰‘日徂’。日徂，谓日新也，日新则尽其自然之分，自然之分尽则和也。”可见，所谓寓言就是借形象思维寓理于事，表达己意；所谓重言，就是借重古人之言以申明作者自己的观点；（清·郭庆藩在《庄子集释》中认为，重，复也，重言乃重复之意。可备一说。）所谓卮言，就是依文随势而出现的一些零星之言。

    庄子之所以大量应用“三言”，首先是考虑到，先秦时期，百家争鸣，各执一端，诸子表达言意，辩论、著书，都十分注重修辞方式，竞相采用稽古、引经形式作为立论的根据，以增强文章或话语的说服力与感染力；庄子自然也不想板起面孔来进行空洞的说教，于是，以“三言”的方式，借人、借物、借事来说“道”，并把自己的感情倾注进去。再就是，鉴于群雄并起，“礼崩乐坏”，社会秩序紊乱，致使是非混淆，大道不显，所谓“以天下为沉浊，不可与庄语”，也就是“以天下之人愚而沉浊，不可以诚实之言喻之。庄语，端庄而语诚实之事也”（宋·林希逸语）。因此，庄子便采取这种“三言”的形式。有论者认为，庄子的认识论为怀疑主义和直觉主义相结合，由此决定了他的文章经常借用寓言、象征来克服语言的局限性，并留给人以极广阔的想象空间。也有的认为，庄子之所以要说一些“荒唐之言”，盖由于他要说的“道”是既不能用“正的方法”来说“是”，也不能用“负的方法”来说“非”的东西。唐·陆德明说，《庄子》“辞趣华深，正言若反，故莫能畅其弘致”。

    可见，“三言”的应用原本是一种叙述策略。这里有多方面考虑：其一，为了追求精神自由和表达超脱的思想，需要采取“寓真于诞，寓实于玄”的表达方式，把深刻的哲学思想形象地寄寓于扑朔迷离、真伪莫辨的虚拟情节中，呈现一种超现实的艺术氛围。其二，不标示一己成见，或寄托在一种虚设的情境之中，或借他人之口，说出一种道理、一种看法，略去结论，个中究竟留待读者去自由体悟。其三，跳出是非判断的圈子，避开争辩、驳议的干扰。其四，借助一些名人、古人、“乌有先生”之口，既平添一种亦庄亦谐的艺术氛围，又可以破除无谓的猜疑，从而增加可信度与说服力。其五，为了体悟回环运行的“道”，就要诱导人们进入回旋式思路；而进入回旋式思路的最有效途径，莫过于运用轮转无端、回环往返式的语言表达方式。其六，这种“诗性语言”，自足而又开放，显豁而又朦胧，正好是对“工具性语言”、干瘪僵死的话语方式的超越。其七，庄子为了超越“言不尽意”的语言局限，不是以先秦哲理散文惯用的言说方式——论述性的语言、严密的逻辑推理去阐释哲理；而是以不受逻辑与常识的约束、富于想象力又不太精确、模糊混沌的“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来演绎，所谓“言归文字外，意出有无间”，“悠然心会，妙处难与君说”（张孝祥词）。其八，庄子认为，道是无形无限的，以有限的言辞难以状述，所以用“无端崖之辞”来表述，但也只能步步趋近，而不可能真正穷尽。

    当代学者张洪兴在其《〈庄子〉“三言”研究》一书中指出，《庄子》三十三篇中，除《骈指》、《马蹄》、《胠箧》、《刻意》、《缮性》、《天下》六篇没有辩对外，其他二十七篇都离不开辩对。在说话、辩对过程中，为了增强说服力和感染力，庄子非常讲究方式方法。如直陈法——直接就问题展开陈述。一般是由地位较低、年龄较小的人向位高年长的人请教问题，并就此展开论述；或者是持不同观点的人就有关问题进行辩论。这种方法在辩对最常用。迂回法——不是直接陈述道理，而是先否定再肯定或者讲故事等间接、迂回地进行论述。譬喻法——用各式各样的比喻进行论证。铺陈法——在辩对过程中，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对同一问题反复加以论证。

    七、庄子的幸运与悲哀

    在浩瀚的史海中，有些人是生前热浪蒸腾，死后却阒然沉寂；而庄子则恰恰相反，在他殁后两千多年，远比他在世时风光得多，喧闹得多。后世的学人对于庄子其人其书，贬之者固然所在多有，但誉之者更是为数极多，注《庄》、解《庄》、论《庄》者，代不乏人。他们不仅从哲学的层面上解读《庄子》，而且在人生道路抉择、客观事物解析、价值取向探究方面，渗透着异代同心的深情理解，回响着一声声沉重的悲慨与叹息；特别是在文学与美学方面，更是热衷于分析、判断，赏识庄子的才情，接受《庄子》的影响。正所谓：“名理孕异梦，秀句绣春心。《庄》、《骚》两灵鬼，盘踞肝肠深。”郭沫若先生有言，秦汉以来的一部中国文学史，差不多大半是在庄子的影响之下发展的。他还说：“庄子固然是中国有数的哲学家，但也是中国有数的文艺家，他那思想的超脱精微、文辞的清拔恣肆，实在是古今无两。”

    从方勇先生的《庄子学史》中可以看出，两千年来，对于庄子其人其书的批评、研究，迄未中断。由于立足点、出发点不同——有的站在崇儒卫圣的立场上；有的着眼于教民励俗、世道人心方面；有的从社会发展进步或现实政治需要出发——批判的着眼点和侧重面也各有差异，大别之，可分为哲学角度（学术观点，如相对主义、虚无思想），政治角度（社会发展、科学文明、秩序建立），人生观角度（价值取向、人生道路、处世态度）等多个方面。在研究方法上，也是五花八门，各极其致：有的以儒解庄，有的以释解庄，有的以道解庄，有的以程朱之理通庄子之意；有的采用传统的考证方法，有的以时文（科举时代应试之文）方法，有的引进西方的哲学观念、研究方法，有的进行中西哲学的比较研究，等等。这一切，都决定了庄子批评、研究的“众声喧哗，莫衷一是”的独特现象。这种情况，不要说在先秦诸子中为仅见；即便是在整个中外学术史、思想史、文化史上，恐怕也是十分特殊的。

    同那些着眼于学术、心性、思想观念、处世态度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解放后有些人站在极“左”的立场上，对庄子予以全盘否定，包括《庄子》的精华部分，也一律粗暴地加以“横扫”。最典型的是上世纪60年代之初，关锋从政治需要、阶级斗争的角度，对于庄子所进行的政治批判。他首先下了定论：庄子“是一个反动的思想家”；然后，从哲学体系、哲学思想、哲学观点上判断：其一，“是一个彻头彻尾主观唯心主义的体系”，其特征是“虚无主义、阿Q精神、滑头主义、悲观主义”；其二，“是没落的、悲观绝望的奴隶主阶级的阶级意识的反映”；其三，“他的哲学观点、所达到的结论，则都是错误的、荒谬的，没有什么可以肯定的东西”；其四，“庄子的唯心主义，是最坏的唯心主义”；最后指出：“庄子哲学毒性最烈的，就在于使人醉生梦死、精神堕落，特别是它被裹上了一层糖衣”，“庄子哲学思想，是人类的精神堕落。每一个历史转折的时期，反动的没落的阶级，总是这样来毒化人类的”。通过这样全盘否定、无情批判，庄子其人其书的一切价值，就都被这个“笔杆子”一笔勾销了。

    当然，我们反对对庄子全盘否定的错误做法，并不意味着庄子的一切都是正确无误的，一概都应加以肯定。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客观、全面地进行分析，是其所是，非其所非，看他为思想文化传统提供了哪些前辈们所没有提供的有益的东西，又有哪些他应该做到、也能够做到而他却没有做的事情。同一切伟大的历史人物、伟大的思想学说一样，生活在两千三百年前的庄子及其哲学思想，充满着内在的矛盾，也存在着鲜明的历史局限性。

    说到庄子的悲哀，并不在于遭受到后世多方面的批评。批评首先是一种关注；批评只要准确，而且具有足够的深度，那它对于学说的传播与发展是绝对有益的，甚至是必不可少的；即使有的批评，失之于期望过高、要求过苛，甚至不着边际，毫无道理，也用不着大惊小怪，眼明的读者自会慎思、明辨，决定弃取。庄子的悲哀，在于他的著作“解味”者不多，未能得到世人充分的、足够的理解，以至于长时期地遭到冷落，无人问津；后来的情况是，出于不同需要、不同考虑，被扭曲，被肢解，被利用，被改造。

    其中最明显的是道教的改造与利用。道教形成于东汉末年，是在原始宗教巫术和秦汉以来神仙方术的基础上发展而成。本来，老庄的“道”属于境界形态，并非实有，因而不可能成为超自然的力量，更不可能成为崇拜的对象；道家也不讲苦业、原罪，解脱、救赎，仅仅限于生命修养，消解心智的执着与人为造作的困扰；可是，道教却将“道”神秘化，把它改造成具有人格属性的至上神，在把老子奉为“道德天尊”（太上老君）的同时，还利用庄子“真人”、“神人”、“圣人”的说法，发展其神仙意识，将他说成是宗教神，将庄子学说演化为神仙术，炼丹、补气、辟谷、气功，长生不死，得道成仙，与庄子思想相去日远。庄子超凡的想象力，设想能够“乘云气，骑日月，而游乎四海之外”；能够“登天游雾，挠挑无极”，超越时空限制，实现寰宇遨游。这在两千多年前，真是了不起的创见，它为后来的伟大的航天实践，无疑地起到了启迪与激发作用。可是，这科学的遐想、伟大的探索精神，后来却被曲解、蜕变为升天求仙、肉身超升的宗教修炼。对于庄子来说，这可说是始料所不及的悲剧。

    最后，顺便说说民众眼中的庄子。两千多年来，庄子思想精神已经融入传统的生活方式、生活习性、民间信仰、文化爱好之中，形成了丰厚的文化积淀，成为民俗民风的重要组成部分。杨义先生在《庄子还原》一书中谈到，先秦诸子在创造其学说的时候，除了面对有限的文字文献系统之外，他们面对的主要是异常丰富多彩的民间口头传统和原始的民风民俗。同样，今天我们在还原庄子思想、形象时，也不应忽视千百年来口耳相传的民间文化积淀。实际上，豫东、鲁西南、皖北的商丘、民权、曹县、东明、蒙城等地，确实都流传着大量的有关庄子的民间传说，体现了对自然的思索、对社会的审视、对人生自由的追求等丰富的内涵，形式主要有史志记载、口头传承、说唱艺术等。山东东明县已经整理出四十篇有代表性的传说，申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并得到批准。尤其值得重视的是，这五个县都分别成立了民间庄子研究会，许多中学教师、方志编者、政协委员、退休干部参与进来，有的成了庄学专家，出版多种学术著作。

    庄子是一部大书，三天两天都说不完。这里只就几个重要方面，略加阐述。不当之处，尚请各位不吝赐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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