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的清晨，空气十分清新，仿佛其中凝聚着磁铁一样的力量，吸引着初到柏林的人忍不住想走进其中。

    走在清晨的柏林大街上，我感到有一种新生的力量在鞭策和鼓励着自己。这种新生的力量不是拂面的清风，不是嘤嘤的鸟语，也不是正在冉冉上升的太阳，而是城市中弥漫着的那种无形无声，但又激动人心的气氛。这一点，在走过洪堡大学时感受尤其深刻。

    洪堡大学坐落在柏林市中心，与我们所住的宾馆只有几分钟的路程。我到达洪堡大学门前时，第一缕霞光刚刚跃上学校的大门，把大门装扮得金碧辉煌。大门旁有一块方形碑，上边记载，这所大学创建于1810年，是德国最古老的大学之一。它的前身是原先汉利希王子的王宫。直到今天，它的整体建筑还基本保留着当年王宫的面貌，只不过飘荡在校园里的不是皇家贵族奢华的酒气以及化妆品的气味，而是浓郁的学术气息。

    有人曾形容说“没有洪堡大学就没有光辉灿烂的德意志文明”。看过坐落在这所大学里的一个个人物雕塑，我对这句话深信不疑。他们既是与这所大学有关的人物，也是对欧洲乃至世界文明都产生过深远影响的人物。这所大学的创始人威廉·冯·洪堡，是德国近代著名的自由主义政治思想家、教育家、外交家、比较语言学家和语言哲学家，曾出任当时的普鲁士教育大臣。洪堡的教育理念是，现代的大学应该是“知识的总合”，并首创性地提出了“研究教学合一”的教学方式，即致力于培养学生多方面的综合素养，提高学生的思维能力和思辨水平。洪堡认为，大学应该肩负着两项任务：一个是对科学知识的探求，另一个则是个性与道德的修养。为此，他还提出了大学的两项基本组织原则：寂寞和自由。有人把它归纳为“寂寞原则”和“自由原则”。“寂寞原则”包含着三层含义：第一是大学应“独立于一切国家的组织形式”；第二是大学应独立于社会经济生活；第三甘于寂寞是做学问的重要条件，大学的教师和学生应甘于寂寞，不为任何俗务所干扰，完全潜心于科学。“自由原则”包含两层意思：外部的自由和内部的自由。外部的自由是针对国家而言的，要注重大学的权利与国家的职责；而内在的自由则是指大学的研究应遵从科学的内在要求，在自由的条件下进行。

    洪堡在当时的条件下提出这些办学理念，应当说是对传统的修道院式教育的摒弃，是一种超前的现代化的办学理念。因此，后来有人把洪堡大学称之为现代大学之母。这种办学理念在世界上广为借鉴，至今还在影响着世界上众多的高等学府。站在洪堡的雕像前，望着他深思熟虑的神情，你不能不生出些许感叹。有人说一校之长是学校的舵手，我认为称为船长更贴切。舵手往往只管航行方向，而船长则更需要有全局观念、决策能力和开拓创新精神，决定着船的前途和命运。

    在洪堡大学校区人物雕塑里，还可看到一些对世界产生过重要影响的人物。德国著名的哲学家费希特，一代哲学宗师、继费希特之后出任过哲学系系主任并在1830年出任校长的黑格尔，以及法学家萨维尼，古典语言学家奥古斯特·柏克，医学家胡费兰及农学家特尔，物理学家爱因斯坦、普朗克，哲学家谢林、叔本华，以及神学家施莱马赫，法学家萨维尼等人都曾在此任教。共产主义理论的创始者马克思、恩格斯，还有德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卡尔·李卜克内西也都曾就读过柏林洪堡大学，其他曾在此就读过的杰出人物还包括欧洲议会主席舒曼、哲学家费尔巴哈、著名诗人海涅、铁血宰相俾斯麦及作家库尔特·图霍尔斯基等。中国也有一些著名学者曾在这所大学留学，如美学家宗白华、哲学家陈康、物理学家王淦昌等等。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周恩来曾于1922年2月由法国迁居德国柏林，在洪堡大学勤工俭学。据有关资料统计，1946-1985年间，洪堡大学先后向国际上150位杰出人物颁发了名誉博士证书，其中就包括中国的周恩来和郭沫若。北京大学第一任校长蔡元培先生在留德期间，就曾广泛吸取了柏林洪堡大学的办学精神，丰富北大的办学理念，为北大成为中国最著名的高等学府之一奠定了基础。

    这所大学先后产生过29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分布在化学、医学、物理和文学等多个领域。第一个诺贝尔化学奖的获得者就出自柏林洪堡大学也就是当时的柏林大学。看着这些人物雕像，我的第一个强烈感受就是，这所大学具有一种广阔的胸怀，或者说叫一种优良的品格，再或者说高尚的学风，即包容。既然叫大学，就应当有着宽敞、祥和、平等、自由的学术氛围，容许各种思想、各种观点、各种流派、各种学者存在。正因为如此，这所大学才出现了无产阶级伟大的革命导师马克思，也出现了资产阶级自由派的代表人物。

    清晨新鲜而又亮丽的阳光，在校园里涂抹着辉煌。和煦的晨风不时地送来一阵阵悦耳的乐声。循声望去，我看见在一株菩提树下，有一个长发少女正在拉小提琴。她的身子随着小提琴的节奏不时地扭动，长发也不时地飘舞，阳光透过菩提树落在她黑色的上衣上，仿佛缀满了一层闪闪发光的金丝，让她更加充满了想象，也更显得朝气蓬勃。如果不是看到她旁边的椅子上放着只学生常用的书包，我不会相信她是这所大学的学生。

    这时，我也才发现，走了半天，在校园里遇到最多的是一些过往的行人，也有一些外国游客在一座座人物雕像前，一边观看，一边低声议论，几乎看不到捧着书本孜孜不倦地学习的学生。由此我想到了学风问题。我们习惯于把埋头学习当作优良学风，把考试成绩作为衡量学生取得的知识的标准，从六七岁的童年时期到二十几岁的青年时期，也就人生最宝贵最辉煌的时期，几乎都是在围绕着一些过去的知识、或者说传统的公式度过，等到拿到大学文凭，走出大学的围墙时，有不少人等于重新学习。这种学习方式是否应当彻底改革呢？也许只有文凭不再被人们当作就业、升职的主要条件，考入大学也不再是为了找一份职业时，大学才能真正称之为“学”，才能培养出更多优秀的人才。直到走出洪堡大学，我还在想，一所大学，出了27位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到底有什么秘诀？是严谨的学术氛围，还是求真务实的精神？是超然俗事、实务之外的境界，还是寂寞与自由共存的心态？这个问题的回答恐怕还有待时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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