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季玮 赵研均

    【摘要】新时期对新闻采编提出了新的要求：更应该强调“政治正确性”。建立“政治正确性”应注意三点：议程设置、新闻构架、公信度。

    【关键词】新闻采编 政治正确性 议程设置 新闻构架 公信度

    我国大众传媒在20世纪70年代末以前所凸显的政治性和阶级性，随着时代的变迁已经完成其社会和政治使命，取而代之的是适应受众的需求，传媒的功能向服务性和娱乐性转化。那么，在现今全球化传媒环境当中，新闻是不是可以挣脱所有的政治的、民族的或者集团的功利束缚，成为真正独立、客观、公平、公正的呢？我认为，不仅不是，而且恰恰相反，这种全球化带给我们每个媒体从业人员的——不论是中央级还是省级、市县级的——应当是更加关注所发布新闻的“政治性”。不仅我们中国的传媒工作者应当这样，即使是以自由、民主著称的西方传播理论，近年来也关注到了“政治正确性”（the political correctness）［1］的概念。

    1.“政治正确性”概念的由来和作用

    “政治正确性”是西方媒体界已经流行，而且还正在向全世界蔓延的一种传播学理论。主张坚持“政治正确性”，不是莫谈国事、让你闭嘴，而是指说话的时候，遣词用语和态度一定要表现出潜在约束下的严格、公正。

    比如说，美国攻打伊拉克有“政治正确性”的因素；美国的教师不敢和学生独处一间教室，也是符合“政治正确性”的原则；中国发射载人飞船，在美国媒体的报道中也能找到“政治正确性”影子。在这个概念下涉及的问题方方面面：种族歧视、反犹太人、反同性恋等。避免还是坚持、倡导还是规避某些敏感话题的原则，也都包容在这个概念之中。

    所以在西方，现在无论是从事新闻报道或学术研究，都有一种心照不宣的“政治正确性”的要求。甚至从某种角度来讲，在重大新闻事件面前，西方记者坚持“政治正确性”的态度，比我们更坚决，也更积极。

    比如，2002年初，美国总统布什访华期间在清华大学做演讲，有30个美国记者和30个中国记者在现场。其中有一个细节：布什演讲的最后一个环节是接受在场的清华学生自由提问，女研究生黄瑞被布什点中，她提出的是有关台湾的问题。以布什访华的目的，他不想在这个问题上引发太多的不愉快，可是他也不能放弃美国的立场。而同时对于中国的大学生来说，中美两国在台湾问题上分歧最多，台湾问题是大家最关心的焦点，所以他们不能不反复追问。布什回答起来难免闪烁其词，黄瑞当场就表示对他的回答不满意。但是当布什演讲结束走下讲台，正好从黄瑞身边经过的时候，中国学生黄瑞表现出特别好的外交态度。她很友好地站起来，主动伸出手和布什总统握手。在握手的时候，布什也不失时机地显示了一下幽默和人文精神，夸奖黄瑞的红毛衣：“你的毛衣真漂亮”。

    这个细节被《华盛顿邮报》的记者捕捉到了，并在他的报道《聆听完布什的讲话，中国人等待被世界倾听》［2］中着重运用了这个细节，他的报道是从布什称赞黄瑞毛衣切入，同时又以“你的毛衣真漂亮”做结束语。

    单纯从新闻技术上分析，这是个软切入。但是，记者报道布什访华，包括在清华的演讲，应当有很多内容比他对女大学生衣着的赞美更有新闻价值和政治价值，那么，记者为什么在他的专稿里这么详细地描述这个细节，而不是把其他更具政治性的东西放在导语部分呢？是不是他找不准新闻点？

    我认为，作为总统出访的随行记者，他没有必要从新闻技巧上显示自己的功力了，那就让我们不得不从“政治正确性”的角度来分析一下这篇报道传递的另一个信息——在美化布什的形象！小布什的好战和强硬是世界人民有目共睹的，但是美国的媒体还是能想方设法地在传播中把布什打扮成一个温良敦厚的总统形象，从而美化布什政府的国际霸权姿态。可见“政治正确性”无时无刻不体现在美国的内外传播上。

    美国现在主宰着全球80%的声音，也就是全世界80%以上的新闻来自于美国。其他国家的媒体和记者，如果不能认清这些声音持有的“政治正确性”，就很容易陷入他们设置的“政治议程”当中，成了他的传声筒。

    所以，强化我们编辑记者的“政治正确性”，是当务之急！

    在新闻编采中建立“政治正确性”的观念，必须引入三个关键词：“议程设置”、“新闻构架”和“公信度”。

    2.建立“政治正确性”需关注的三个问题

    2.1 有关“议程设置”［3］的问题

    什么是“议程设置”？举个例子来说明：2003年初，美英发动了伊拉克战争——我把它称为一场边打边寻找开战动因的战争，全世界都反对美国开战，包括联合国也想方设法制止这场战争。而一贯反战的美国人民支持这场战争的态度出奇地一致。这是为什么呢？因为美国人民相信设在白宫的全球传播办公室所发布的有关“伊拉克自由”的信息：“我们的军队正给心存感激的伊拉克民众送去食物和水。”［4］媒体也紧随白宫的“议程设置”，把发动这场战争的真正目的淹没掉了。

    “议程设置”作为传播学的理论，它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它的做法就是，大众媒体通过持续一段时间对某一问题的集中报道，使原本不出现在公众视野之内的事件，成为一时间社会关注的焦点，并引导公众的舆论倾向。具体地讲，就是对某一类新闻话题有意识地做设定、策划、组织和引导。现在这个理论已经被许多国家接受，成为全球传播学共有的理论了。

    应当说“议程设置”的有些方面类似于我们常说的“统一宣传口径”，“把思想统一到和党中央保持一致上来”这样的概念，只是“议程设置”所表现的不是那么赤裸裸和强硬，而是比较巧妙地把受众“引导”到传播者的思维圈套中。

    美国传媒也并不是天生就会运用这一功能的。在越战期间，那时候新闻自由的程度还比较高，尤其是电视刚刚介入美国民众的生活，让很多人直观地了解了战争的性质和残酷。所以，美国第一次全国性质的学生罢课运动就是因为越战而爆发。甚至后来在越战老兵的坚持下，美国修建了越战纪念碑。黑色纪念碑下，记载着的不是美国军人的光辉历史，而是一段让美国人不愿回忆又不得不回忆的战争伤痕。

    就是这样一个有着黑色战争记忆的民族，今天的伊拉克战争却让他们没有愧疚感，相反，激发了他们的国际使命感和爱国激情。所以说，我们不能不叹服，经过30年的发展，美国政府通过全球传播办公室等机构对大小媒体的全面掌控，使他们的“议程设置”成功地转化为受众的市场需求。尽管“议程设置”与美国自我标榜的新闻自由南辕北辙，但是现在，它们可以同时并驾齐驱地出现在“政治正确性”的概念之下。

    近现代中国是重实践、轻理论的。我们国家的新闻活动尽管开始于1000多年之前，可是近代以来，理论上实在没有什么建树。“议程设置”理论由西方进入中国，并被中国学者关注还是这几年的事情，所以，研究和重视程度还有待提高。

    我觉得有三点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第一，当心被别人的议程所设置。

    前一段时间，《环球时报》上有一篇文章说：媒体也别“傍大款”［5］。作者举例：世界各国在报道今年伊拉克战争中使用的关键词，大都是照搬美国的，像报道美国“扑克牌通缉令”的新闻时，普遍使用了“在逃”、“被俘”的说法，以及用“炭疽夫人”、“细菌先生”等说法来称呼伊拉克专家。用这位作者作为读者的眼光来看就是媒体在“傍大款”，而从传播学的角度讲，我们认为，这是被美国媒体设置了议程。

    再比如，国内个别媒体当初对克林顿性丑闻的报道，很明显，媒介议程有暴露阴暗面的成分，也有猎奇的成分。总之，这个议程设定对美国政府和政治不利。但当它经过媒介的炒作，转化为公众议程以后，中国公众从这里得到的并不是对克林顿的蔑视和反感，相反倒激发出他们对美国的民主和法制的羡慕来，这和中国媒体当初设置议程的初衷恰恰相反。

    现代社会，新闻大战的力量不亚于一场真正的战争。要想打好、打赢新闻战争，就必须洞悉和有效地使用实用的新闻理论。

    第二，搞清楚，是谁在设置议程？

    2007年7月末，西班牙“皇家马德里”足球队踏上中国土地之后，从南到北受到政府、媒体和球迷异乎寻常的款待，“龙马大赛”被炒作得好像是一场国际大赛。

    球迷的热情我们可以理解，而媒体爆炒的热情就让人费解了：精明的媒体人，明明知道这是商业运作中玩弄的概念而已，却家家媒体都跟风报道，结果免费成全人家的商业运作。

    我们认为，这其实是受制于一种潜在的制约，叫作“媒体间的议程设置”。如果家家媒体都关注这个焦点，只有你避而不谈，那你的收听收看率、发行量就会大打折扣。所以有的媒体记者说：“这是身在其中，不得不跟啊！”

    其实，如果所有的媒体都能理智地选择和判别自己的定位和立场，冷静地思考一下，是谁在设置议程？要不要跟风？理智地对待媒体间存在的议程设置，就不会总让自己的报道被别人的议程所设置！

    第三，学会“让我来设置议程”。

    不想总被别人设置，就要尽快学会“让我来设置议程”。

    2001年4月1号，美国军用侦察机在南中国海中国领空活动时，和中国飞行员王伟驾驶的飞机相撞，造成我空军飞行员王伟失踪，美国军用侦察机也在未经中国允许的情况下，降落在中国领土上。毫无疑问，无论是从国际法还是人情常理的角度，我们都是理直气壮的受害者。可是事实上我们并没有得到更多的同情。

    据统计，中美撞机事件发生以后的头3天，从两国关系的角度考虑，我们国家只有新华社介入报道，一共发了5篇稿件。而这3天里，美联社发了51篇稿子，全部是谴责中国的。［6］

    从大众传播的角度分析：新闻发生的头3天应当是受众最急于获取信息的时机，这时候，新闻就是权力！国际社会被大量来自美国的声音轰炸，他们的想法和观点能不倾向于美国吗？而且此后，美国把报道议程设置在美国人民和机组人员的家属盼望亲人归来这个焦点上，用情感掩盖侵略的事实，颠倒事件性质，把侵略者变成了受害者，以此博取了国际社会的同情。

    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美国的霸权不单单体现在对外政治、经济上，还体现在其对世界声音的控制上。它绝不顾忌其他国家对它善意的容忍和谦让，相反，它总是不失时机地利用自己圆熟的新闻技巧，进行着舆论的侵略和扩张。

    如果一个国家的媒体不会或者不能很好地使用“议程设置”理论来指导新闻实践，它的声音就可能无法压倒来自敌对集团的声音。当然，它所坚持的“政治正确性”就可能得不到贯彻。

    所以我觉得，不想在新闻大战中吃亏，就要学会“让我来设置议程”。

    2.2 有关“新闻构架”［7］的问题

    构架是通过使用或者拒绝使用某些关键词、常用语、固定形象、信息源和句子，通过某些事实和判断的聚合来强化主题。这里涉及到：一个是用语、一个是事实和判断，以此来为某类话题的性质进行定位。

    那么为什么要进行定位，而不是全面、客观地报道新闻事件呢？

    因为即使我们再努力，也是不可能作到真正的全面、客观！在新闻传播学里，有个“注意力瓶颈”［8］理论：人们所能看到和听到的全部东西，只有非常少的一部分会在一个短暂的时间内影响他们的行为。记者、公众和政府部门，在相对一段时间里，只能关注问题的一个方面或者考虑几个有限的事情——这种现象被传播学者称为“注意力瓶颈”理论。新闻报道如果面面俱到，读者就会感到一团混乱，什么信息也接收不到。所以，你只有用“新闻构架”来界定，才能把想让受众第一时间知道的事情凸显出来。

    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新闻机构，出于自己的宣传需要，会采取不同的“新闻构架”，那么体现出来的报道内容，也千差万别。

    举个例子：

    2003年10月15号，“神舟五号”载人飞船上天，我们成了世界上第三个探索太空的国家。但是，在发射之前，不同国家采用了不同的新闻构架来预报这件事。

    路透社的报道里使用的关键词就是中国在向全世界炫耀国力，基调就是如果“神五”失败，中国的社会问题如工人下岗、农民不满、贫富分化等将被一触即发，让读者对中国进行的这项壮举实在不敢喝彩。

    《读卖新闻》也推出特别报道，标题就是《中国发射载人宇宙船，是为了炫耀国威，瞄准军事动机》，文中说中国“决心和美国、俄罗斯分半个天空。”还说：“尽管中国政府一再声明不在宇宙空间进行军事竞赛，但是日本的专家们都指出，神舟装有高性能的摄像机，在飞行时有着间谍卫星的任务。”日本媒体通过中国发射载人飞船的目的和装备的分析，完成了它的新闻构架！当然日本的这个态度也不是没有根据的，据《联合早报》透露，日本当局也曾经计划要自行开发航天飞船，可是，后来因为经费问题没有实现。这次，被中国“神舟五号”赶在前头，他们心里当然是酸溜溜的。

    《纽约时报》的报道基调是美国在伊拉克展示的高科技，让中国人眼花了，大量暗示中国在借此夸功和炫耀实力。

    我在网上看到很多中国网民对来自老牌新闻机构的这些言论表示愤怒。其实，我认为都是正常的。

    用“新闻构架”的理论来分析，构架在不同意识形态上的新闻，本来就有按照自己的意志来突出或者削弱某一方面的权利。也就是说，你可以通过夸大和缩小所描述事实的元素，把读者的注意力导向被突出的部分，同时也可以使不突出的部分淹没掉。上述这些新闻机构的做法，就是应本国政治利益的需要，想把中国发射载人飞船的积极意义埋葬在他们构架的消极观点之中。

    其实我们国家的外宣部门也期待着更多有分量的稿件进入国际传媒当中，尤其是能针对国际社会误解中国的一些具体问题进行驳斥的。这些年来，我们国内的对外传播机构和各个省、市担负对外宣传任务的媒体，都在致力于这项工作。

    1997年，黑龙江电台和阿穆尔州电台签订了节目交换合作协议以后，我就一直担负着俄语节目的制作任务。这几年，我制作的俄语节目有近十个，都在国内获了奖。同时，每年给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和福建东南广播公司等一些对外宣传机构也制作了大量稿件。

    2001年，黑龙江台和俄罗斯交换的节目《徐铁林和他的儿女们》获“中国彩虹奖”一等奖。《徐铁林和他的儿女们》是针对国际社会对中国环保问题的发难而采写的。我们选取的是丹顶鹤的故乡——扎龙一家两代人——这么一个群体来展示：父亲徐铁林是中国最早的放鹤人；大女儿徐秀娟为保护野生动物献出了生命，歌曲《一个真实的故事》唱的就是她；儿子徐建锋放弃优越的工作回到艰苦的保护区，继承了年迈父亲和姐姐的事业，2006年湿地着大火，他为了抢救丹顶鹤，又差一点献出生命；小女儿徐怡姗大学毕业后，也从事了环保工作，她给朱总理写信呼吁保护扎龙湿地和丹顶鹤。这篇报道通过这个家庭的每个成员的经历，展示了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工作者们一代又一代前赴后继、流血流汗的奉献精神。

    当年在全国彩虹奖颁奖研讨会上，我为这篇获奖作品撰写的论文：《给节目在异国落地一个理由》［9］引起了参会同志的好评。这篇论文谈的就是：我们如何能让节目在外国人的心灵中激起波澜，引发他们对中国的兴趣，发自内心地想来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从而潜移默化地打破西方预先设置好的那些新闻框架。

    2.3 有关“公信度”的问题

    “公众信任度”和“政治正确性”有关系吗？当然有！

    从小的方面说，如果媒体在受众中缺乏信任度，受众就不会相信你所说的一切，对你传达的思想就不会响应。

    从大的方面讲，在全球化时代，如果一个国家的公众不相信自己的媒体，就会转向国际媒体，甚至来自敌对国家的媒体，这种来自意识形态领域的侵略被“新新闻学”的倡导者称为“软力量”。而且事实证明，这种软力量绝对不亚于发动一场战争。它的后果是可能导致这个国家的国民对本国媒体信任的崩溃。

    我有个朋友，一遇到重大事件，他就听《美国之音》，而且好多人还特别喜欢和他打听《美国之音》说了什么，因为他们觉得那儿的声音比较客观、公正。

    事实上，《美国之音》是美国对华政策和意识形态侵略的桥头堡，它对中国的宣传绝对是在既定的框架之中的，根本没有公允可言。

    那么，为什么很多人认为它“可信度”高呢？我想有两个原因：

    首先是美国方面的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的标榜误导人，让人以为他们的言论都是公允的；而我们公开宣称自己是喉舌，让人有被灌输的错觉。

    另一个原因是我们自己的媒体社会良心的个别缺失，造成虚假报道时有发生，这也使媒体的公信力受到损伤。

    媒体的公信度越高，媒体的议程设置越容易被公众接受，它的“政治正确性”才越能体现出明显效果来。那么，怎么做才能提高公众对媒体的信任度呢？有以下几点可供商榷。

    首先，树立传播的态度。无论编辑、记者还是主持人，都是在满足听众的知情权，新闻从业人员不是导师，而是服务员。有了这样的意识，才会去寻找大家感兴趣的切入点，才能达到传播的效果。

    其次，要用事实说话。根据我们上面提到的议程设置理论，不同的媒体对于同一事实的要素，选取“放大还是缩小”的选择不同，呈现出来的结果也不一样。所以有人说：真相永远藏在记者的身后。作为媒体人，要尽量靠近事实真相，避免虚假新闻从我们手上制造出来。

    再次，要善于使用信源。专家、学者、政府工作人员、邻家大妈都是你的信息来源，为了保证传播的公正、公平、客观，要尽量不通过信源的口来表达你认为正确的观点，而避开个人的情感好恶。

    最后，提高自己的专业化水平。河南省登封市公安局局长任长霞生前接受一家媒体的采访，当时某主持人问任长霞：“你在预审中面对罪犯是怎么让他开口的？”稍有一些法律常识的人都会知道，在法院没有终审判决之前，不可以认定任何人有罪，只能称为“犯罪嫌疑人”，包括通常口语说的“疑犯”都是对公民人身权利的侵犯。干新闻这个行业，虽说不能成为各行各业的专家，但是原则的错误应当避免。所以，提高记者的专业化水平也是提升新闻“公信度”的重要手段。

    我们今天所说的“政治正确性”并不是我国历史上政治性或者阶级性在全球化新语境下的转型，而是传媒全球化对媒体的新要求。对中国传媒来说，“政治正确性”还是一个新概念，但它早已经存在于我们的新闻实践中，媒体的决策者及从业者对这一概念及相关三个理论的理解、把握和运用程度，将直接体现在媒体的时代性与竞争力之中，体现在媒体的整体实力和传播水平之中。接受并运用这个观点以及与之相关的理论，不仅可以了解国际传媒的一些做法和经验，也是师夷之长以制夷的策略，更主要的是，它对于我们树立国家传播机构在公众中的形象大有益处。

    注释：

    ［1］李慎之：《数量优势下的恐惧——评亨廷顿第三篇关于文明冲突的文章》，载《太平洋学报》1997年第2期。

    ［2］《华盛顿邮报》2002年2月22日（记者：潘文）。

    ［3］参见郭庆光：《传播学教程》（人民大学出版社）之第十二章《大众传播的宏观社会效果》第213页。

    ［4］美国全球传播办公室编辑的“全球信使”，2003年3月31日发布。

    ［5］《环球时报》2003年5月23日第14版言论（作者：孔寒冰）。

    ［6］参见李希光、赵心树著：《媒体的力量》一书中《谁在设置今天的议程——电子论坛在重大新闻事件中对党报议题的重构》，第156页。

    ［7］张洪忠：《大众传播学的议程设置理论与框架理论关系探讨》，《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10期。

    ［8］参见李希光：《新闻学核心》，《新闻框架与新闻视角》，第54页。

    ［9］《国际广播》2002年第9期。

    （作者简介：任季玮，男，黑龙江人民广播电台高级编辑。赵研均，男，黑龙江人民广播电台记者。地址：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汉水路333号。邮编：150001）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