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剧上的尝试

    布耶及福楼拜的写作态度，影响了莫泊桑的文学创作形式。布耶的讽刺人生观和福楼拜在叙事诗中愚弄整个的中产阶级生活的表现，助长了莫泊桑对生存的憎恨和对中产阶级的反感。这些观念，可从他早期的诗和作品中经常讽刺中产阶级的不适宜及失败看出来。

    另外，这段时间，莫泊桑也喜欢写一些恐怖故事。《格劳斯医生》描写一位有怪癖的医生，发现了一份古人的原稿，待研究后，才知道是一种阴阳轮回投生的理论，这种理论使他深信，他最喜欢的一只猴子就是他前生的化身，这种对前世身世追认的探索，最后使他发了疯。

    这个故事，不仅反映了他自己对生命的恐惧，也表示他对轮回投生这种说法很有兴趣。他在《格劳斯医生》中写道：

    格劳斯医生走到书房门口，犹豫了一会儿，还是进去了，他到底还是个很勇敢的人。虽然他不相信什么妖魔鬼怪，但是这时似乎确实潜伏着某种令人战栗的恐怖。

    他进入书房，对着壁炉坐下，桌上的孤灯如豆，四周悄无声息……很显然，格劳斯医生正在潜心研究他手上的古人稿子。这时他忽然想到，如果前世的他也在这儿……那位前世的他见到了今世的他，岂不是会吓得魂飞魄散了！当他正疑虑的刹那间桌上的蜡烛啪一声掉在地上，这一声把他吓得半死。前世的他来得这么凶猛吗，待这位被吓呆了的医生定睛一看，原来是他的猴子。

    除了这两则恐怖故事外，莫泊桑也喜欢一些经典的传奇故事。这种故事充满了神秘、恐怖和幻想。

    此外，这一时期的莫泊桑也编过一些戏剧。由于受福楼拜和布耶的影响，加上他本来就喜爱历史和诗歌，他的戏剧也和早期的恐怖故事一样，充满传奇色彩。在他小时候，在埃特尔塔的家里，他母亲就常帮他和朋友们演些短剧，所以在70年代，他也继续和他的表妹露易丝·波德芬以及一些要好的朋友，参加业余的戏剧表演。

    在戏剧方面，莫泊桑是初出茅庐，他想成名，当然应该用戏剧来做实验。他的第一部实验类型戏剧是1875年10月写的，是一出三百行诗歌体的独幕喜剧。可惜这出剧被戏院认为太文雅了，未能上演。

    莫泊桑并未气馁，在1876年11月，莫泊桑又写了一场三幕的史诗历史剧。初稿完成后，又经过不断地修改，直到1878年1月，他才把它拿给福楼拜和左拉看。

    他把剧本拿给福楼拜和左拉后，他们不置可否。1878年3月，莫泊桑写信给他母亲说，他把剧本给了法兰西戏院，但是他觉得不会被采用。法兰西戏院一直没有给他消息。他在焦急之余，又写了一封信给他的密友——编剧劳伯第·宾康，在信中他大骂剧院，并声称再也不写剧本了。

    他的决心并没有坚持很久，到了9月，在福楼拜的帮助下，他写了另一部喜剧，名叫《往昔的故事》。这出剧是描述一位老公爵和一位女公爵，年轻时在不列顿的乡村相恋，因故失散后又重逢的故事。它的优点是剧情单纯，角色少，场景少，适于小型戏院及私人场地演出。戏院老板巴奈德答应过宾康，如果预算不超支的话，他要在他新开的裘西盟戏院，安排上演莫泊桑的剧本。

    1879年2月19日，这出戏在日场首次演出。一个星期后，莫泊桑写信给福楼拜，那时福楼拜因为受了伤不能来巴黎。在信中，莫泊桑埋怨福楼拜的侄女未能代表福楼拜前往看戏。莫泊桑对福楼拜说，那出剧出乎意料地成功，并获得了新闻界及文化界名流的一致喝彩。

    福楼拜非常希望这出戏能在玛希尔黛公主的8月沙龙上演，由他的演员朋友帕士卡夫人饰演女爵士。玛希尔黛公主回信答应他，只要他一回到巴黎，她便会安排演出。公主也写信给莫泊桑，说她正在和帕士卡夫人联系，也希望演出时他能到场指导，协助演出。但是帕士卡夫人因为一些原因没有参加演出，而福楼拜和莫泊桑两人整个夏天都不在巴黎。

    左拉与“自然主义”

    1875年4月，莫泊桑收到一本左拉的小说，名叫《穆雷教士的过错》。左拉比莫泊桑大10岁，是当时法国文坛的主将。

    左拉早期曾醉心于豪华、放纵的传奇文学领域，如雨果的历史小说和诗歌、莫西特的歌剧、勒弗尔和拉马丁的尚古神秘诗等。他早期作品短篇小说集《妮侬的故事》、长篇小说《克洛德的忏悔》，都脱不开对浪漫主义作家的模仿。

    后来，左拉对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逐渐产生浓厚兴趣。从19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左拉提出了自然主义创作理论，主张以科学实验方法从事文学创作，按生物学定律描写人，无动于衷地记录现实生活的一切方面。他强调深入体察社会，大量掌握生活素材，所遵循的基本上还是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

    在写实文学方面，龚古尔兄弟已经做了先导，他们写过几篇历史性的专论和文艺评论，描绘劳工阶级的形象和社会价值情势，颇为感人。龚古尔兄弟在1865年出版的一部名叫《热曼妮·拉瑟顿》的小说，描述一位女佣热曼妮生活的痛苦。为了描述逼真，龚古尔兄弟也像福楼拜一样，真实地刻画了书中角色的形象。他们常带着笔记本，亲自到低级舞厅、监狱、医院去探访。他们还费时费力地研究热曼妮的性格，又从许多病例中探讨酒鬼的生活情形。

    左拉的许多作品也是根据史实来写的，而他1871年所写的系列小说《卢贡—马卡尔家族》则是借医药书刊的帮助而完成的。左拉效仿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要反映这整个历史时代。这部巨著以女主人公阿·福格为中心，从她两次结婚所生的后代来证明遗传和环境对人的影响。它的题材非常广泛，涉及法兰西第二帝国和第三共和国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方面，出场人物有1200多个。虽然自然主义的理论影响了这部作品的社会意义，但作者还是成功地描写了19世纪后期法国社会的生活画面。

    左拉在写作《卢贡—马卡尔家族》系列小说之前，已分别写过两部这种近似科学手法的小说，如1867年的《黛莱丝·拉甘》和1868年的《玛德兰·费拉》。左拉在小说的情节构思和人物塑造上都突出了生理因素和遗传因素，在探讨人物悲剧的成因时，不强调社会因素，仅强调生理因素起决定性的作用。在这两部小说的前言中，左拉声称，他对书中角色的描写，像外科医生对待病人一样，予以公平精确的描述，不考虑什么道德和迷信。

    由于工业革命的来临、铁路的发达，以及他对科学理论与实验的浓厚兴趣，左拉决心要把科学带进文学领域里去。他继续以“科学”作为他的工具和武器，写出前所未见的下层生活面貌来震撼那些愚昧而势利的中产阶级。这便是所谓的“自然主义派”的重要由来。那个年代的青年作家，包括莫泊桑在内，都对“自然主义派”心悦诚服。

    莫泊桑在看完《穆雷教士的过错》后，高兴得不得了，马上回了封信给左拉：

    您的大作我刚拜读完毕，这的确是一本优美而且引人入胜的好书，很少有书能给我这么深刻的印象，难怪原先批判您的那些报纸，现在也转而对您敬仰佩服了。我把整本书看完之后，爱不释手，然后再次品尝其中妙处……

    尽管莫泊桑对他那部《穆雷教士的过错》赞扬有加，左拉却并未因它而功成名就。真正使他蜚声巴黎的作品是一部专门以劳工阶级为背景的《小酒店》。这本书起初是在报纸上连载的，在连载时便有人指责，左拉把劳工阶级描述得大低级、太刻薄了，左拉只好将故事转往更自由、更开放的《国家》杂志上登载，不料同样遭到禁载的命运，最后再转到他朋友孟代斯的《文学共和国》杂志上刊载，直到整个故事完成。最后整部书出版时，报纸的编辑怕引起读者的反对，还为这部小说的出版作了一个说明。

    事实上，每一家报纸和每一位名评论家，都对这部作品展开了口诛笔伐。故事叙述的是，洗衣女工绮尔维丝原来是个积极进取的青年，结婚后开了家洗衣店，婚后生活的逐步改善使她和她丈夫古波慢慢堕落——她开始讲究排场，好吃懒做，而她丈夫则开始酗酒，这使他们一步步滑向深渊。先是洗衣店倒闭，后是绮尔维丝受尽羞辱，穷苦潦倒而死。小说中绮尔维丝与其他的洗衣妇在洗衣房打架的情景，以及对工人阶级的粗鄙话语的描述，对习惯了雨果传奇故事，以及乔治·桑田园风情诗的读者来说，当然是难以接受的。

    于是一群爱好浪漫主义文学的评论家，与一群以科学精神写作的自然主义派之间终于爆发了一场论战。在左拉与报纸和评论家辩论的时候，他的这本书销量剧增，在1877年一年中，他这本书已经印刷了38次。

    与此同时，左拉的另一部名著《娜娜》于1880年3月出版，书中描述了绮尔维丝的女儿娜娜的命运。这本书的销量甚至超过了《小酒店》。由于书的热销，左拉也成了有钱人。1878年，他不仅在巴黎波洛街买了公寓，还在郊区梅塘购置了别墅。

    在与保守派的论战中，左拉赢得了最后胜利，他也因此成为一群作家的首领。这一时期，莫泊桑也受他的影响，慢慢放弃了对历史传奇文学的兴趣，转而写作现实和讽刺作品。

    “自然派”的成员每周四晚上都在左拉家后面的一间小馆子里聚餐。这些成员大致有保尔·阿莱克西、昂利·塞阿、莱昂·埃尼克、于斯曼和莫泊桑。另外，也有些临时访客，大都是青年艺术家。

    有时候他们也到各成员的家里去聚会，包括莫泊桑在卡劳左街的住处。这个地方小得可怜，他们聚会时，椅子只好堆到碗柜里去。1873年8月1日，于斯曼撰文回忆说：“我们的谈话如同我们咽下的食物，常常粗陋得很，但是气氛总是活泼的，尤其是莫泊桑，每次他一到，就成了聚会中的灵魂和生命。”

    1878年以后，这种餐会被改名为“牛肉晚餐”，自从改供这种饭菜之后，气氛也就与前不同了。他们又从小馆子移到了大饭馆，会餐的人员除了左拉那一帮追随者之外，还有小说家保尔·包格、诗人弗朗哥·考彼以及印象派画家塞尚和马奈等。随后，这个聚会又迁移到左拉的梅塘别墅里去了。于是左拉夫人要以丰富的酒菜招待这些客人。酒足饭饱后，他们便彻夜畅谈文学。

    其实早在1874年年底，福楼拜、龚古尔、屠格涅夫和左拉等人，就每月一次在咖啡店或别的地方聚餐，他们称之为“被嘘下台的作家晚餐”，因为他们的戏剧都已不在戏院上演了。

    除了梅塘别墅的聚餐外，1877年4月13日，他们在巴黎的一家餐厅举行了更盛大的聚会。这次聚会中，福楼拜、龚古尔也参加了。龚古尔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

    今晚于斯曼、塞阿、埃尼克、阿莱克西和莫泊桑等“自然派”或“写实派”的青年作家们，都在这次招待晚宴中，称福楼拜、左拉和我为现代文学的三位领袖。这是一支新形成的文化队伍……

    龚古尔虽然对自己被邀请参加这次晚宴感到荣幸，但是敏感而自负的他见到左拉的作品中有剽窃他的写作技巧和结构的成分，难免感到不快。

    福楼拜之所以参加这个晚宴，是因为莫泊桑的劝说。他这个“克鲁瓦塞的隐士”从来就不相信什么派别运动。左拉作品中对下层阶级作缺乏文艺形式和美的写实表达，使这位保守的隐士很难接受。福楼拜虽然对左拉的“自然主义”不以为然，但是当他在左拉的小说中发现生动有力的描述时，他也对这个36岁年轻作家的才华感到佩服。福楼拜之所以来参加这次晚宴，除了莫泊桑的劝说，还因为他爱好美食，而且最近他的心情烦闷，想趁这个机会与朋友轻松一番。

    这次晚宴因为有法国当代文坛长辈参加，加上报纸的大力渲染，《文学共和国》杂志更是宣称4月13日为文坛的大日子。有了这些渲染，左拉及他的追随者获得了大量的出版机会。他们的胜利对法国当时的文学趋势产生了重大影响。再也不是左拉一人在为“自然主义”摇旗呐喊了，这位《小酒店》的作者，已获得青年一代和老一辈作家们的集体拥戴了。

    希望成名的念头驱使莫泊桑去接近左拉，并加入他的圈子，这情形正如他之前想获得福楼拜的协助而与他接近一样。“自然派”者描绘角色，根本不考虑什么文体、道德和心理状态，而只从事物的外表来描写。这种风格并不适合这位曾经受过福楼拜教导的青年。

    这一点，莫泊桑一开始就感觉到了。当他的《往昔的故事》上演时，莫泊桑便对福楼拜报告说，左拉及他的门人并不喜欢他这种传奇故事和贵族事迹，他们认为这些违背了“自然派”的精神。塞阿参观过表演后写道：“我们应邀去参观过了，但没什么兴趣。我们在爬上舞台去向莫泊桑道贺后，便一起到戏院去观看《小酒店》第40集的演出。”

    但是，为了巩固自己的利益，莫泊桑只好继续与他们为伍。事实上，左拉的运动确实对莫泊桑的成功大有帮助。1877年2月，左拉的《小酒店》正在流行，莫泊桑仍在写他的历史剧。他写信给他的朋友宾康：

    我身处的这个文学圈，人人都讨厌诗歌，但是诗歌对写作大有裨益，这个想法不会错。我在戏剧与小说方面，被迫站到了“自然派”的队伍里，因为这种作品越是写得多，就越容易被人接受……别人都认为这是对的，但是总有一天，会有一种新的形式来取代它吧……

    显然莫泊桑是想利用“自然派”的出版圈，获得更大的利益。但是不幸的是，左拉的小说《娜娜》出版以后，也引起了一股新的反对浪潮，有些激烈的群众也开始批评莫泊桑在报纸上刊登的两首诗。幸亏有福楼拜的辩护，证明他的诗中的文学价值，莫泊桑才没有被卷入更大的风波。

    莫泊桑参加过“自然派”的聚会，当左拉的小说《小酒店》和《娜娜》在戏院演出时，莫泊桑也到场观看。莫泊桑甚至帮左拉买了一艘船，取名为“娜娜”，并于1878年7月，在封丹和埃尼克两人的协助下，把这条船由49公里外的比桑，送到左拉的乡村别墅。

    起初左拉的别墅小得可怜，他把它形容为“兔子窝”。直到1878年夏天，左拉才把房子扩建，在旁边添建了一座四方塔形的房子，从花园中可远眺河流的风景。左拉发迹之后，他大部分的时间住在“梅塘别墅”接待宾客，与门人聚会，也不去巴黎了。偶尔他的门人乘坐“娜娜”号在河上遨游。

    《羊脂球》

    当福楼拜在克鲁瓦塞埋头创作小说时，莫泊便频繁地来往于“梅塘别墅”。他去“梅塘别墅”，不仅可以追求他的文学前途，还可以满足他爱好乡村的愿望。他在描述“梅塘别墅”的情形时提到：

    这所方形、又高又大的新建房子，好像童话里的大山生了一幢小白房子，这小房子是原来的主人建的，而这座塔是左拉建的。门铃一响，一条庞大的杂种狗便开始咆哮，佣人们把狗呵斥住后，再去开门，把来客的名片呈给主人，接着佣人请宾客进去，长长的走廊外面，是一座美丽的花园。

    进门就是一间宽大的客厅，高高的天花板，光线充足，四壁是古色古香的挂毡，左边有两座大石像，一个大火炉，这火炉如果整天烧着的话，恐怕要烧掉一整棵大橡树。中间一张大桌子，桌子上堆满了书、报纸和稿子，客人一进门最先看到的，是一位躺在旁边一张几乎可坐20人的东方式大沙发上的大块头。

    请客人坐定后，左拉就在对面沙发上盘腿而坐。他的旁边放着一本书，右手握一柄象牙色纸刀，一只眼看着刀缘，另一只眼则凑得更近，因为他是近视眼……

    他的一对眼睛似乎能把人看穿，使人觉得他足智多谋。初次与人见面，他一定会察言观色。他那个圆圆的脑袋，正与他铿锵有力的名字相符。

    莫泊桑虽如此描述左拉，但他对左拉的不满，可以从1879年4月24日，他写给福楼拜的一封信中看出来：

    您对左拉的看法如何？我发现他说的实在荒唐！您看过他评论雨果的文章、《现代诗人》上的文章，以及他的小册子《大家与文学》吗？他说，社会群众都会成为“自然派”，否则他们便不能生存。我们可以从书的背面看到，他说“依据‘自然派’的公式，我是位伟大的小说家”，这种往自己脸上贴金的行为，奇怪，竟然没有人笑话他。

    1877年1月17日，他写了一封信给左拉的一个追随者（一般猜测可能是保尔·阿莱克西）：

    我再也不相信“自然主义”和“写实主义”了，这些字眼我觉得毫无意义，只有增加争执。我不相信什么自然、写实和真实的生活是文学工作的必要条件，这只是几个平凡的字眼而已。

    柏拉图说，“美丽是真理的光辉”，这个说法我完全同意。只要作者对事物的感觉是准确的，事物经作者感触到后，通过他的思考，依据他空虚的想象，加上特别的色彩、形象和价值判断……这样，无论这个事物是发生在哪个时代或国家，都会是美的，因为这是出自各种不同作家的手笔。

    17世纪的古典文学时期为文学创下了崇高、肯定的文学准则，它留下了什么作品？浪漫文学在那时发出了巨大的呼唤，也获得了大家的一致响应。他们发明的，而且都认为是崇高的文艺形式，它们留下了些什么？

    现在又冒出了一派人，他们自命为“写实派”或“自然派”，他们是这个时代的天才作家，也会随着时代的结束而成为过去，他们能留下些什么？

    今天左拉成了一名领袖，他只是提供了一种艺术的形象，这种艺术形象和雨果的形象并不相同。他们采用了不同的方式去解释这个世界，但他们并未为文学找到永恒的出路。但他们都有特殊的天才，所以他们都以为自己办到了。只要“自然派”一出现，那么反对他的一派——即顽固的理想主义——也会出现。这是文学发展的逻辑决定的。历史告诉我们，这一逻辑不会像人性那样善变。

    不要让第三个人知道这封信。当然，如果您给左拉看了，我更下不了台，因为我很崇敬，也很喜欢他……

    即使不看这封信，左拉也明白，因为梅塘集团一年前出版了一本合集，其中有一篇莫泊桑的《羊脂球》，莫泊桑在文中已经表明了他的观点。面对“自然派”内部的分歧，左拉只好睁只眼闭只眼。

    莫泊桑举出许多理由来反对左拉的对文学绝对真实的意图，他强调左拉的观念与他有不同之处，他作结论说，尽管左拉讲的是写实主义，在理论上是实体的改革者，但是他的小说《卢贡—马卡尔家族》中，却常流露出诗歌的意象和夸大其词，与很多浪漫文学作品相似。因此，在莫泊桑看来，左拉并不是一位文学的改革者，只是一位有才华的作家。

    由左拉与他的追随者所写的六个故事汇编成的《梅塘之夜》集子，是在1880年4月16日，由查潘特出版的，序言中强调这些文章的内容均与普法战争相关，采取立足于现实的、非英雄主义的视角。

    第二天，莫泊桑就在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在这篇文章里，不再强调与左拉及其门人之间的友谊及相同的文学观点，只解释为何这六位作者要把他们的故事汇编在一起出版：

    我们没有理由成为一个派系。我们只是些相互仰慕的朋友，喜欢在左拉家里聚会。由于个性和观念的相似，还有哲学观点的一致，我们更为亲密，我们都不自觉地、不约而同反对浪漫文学的感情主义……

    下面为我们的集体故事提供一点由来：

    夏天，我们在左拉的别墅里聚会，在漫长的吃饭时间里，我们开始聊起来。左拉对我们说他要写一本书，他的意见是要包含各种文学。

    吃完饭我们去钓鱼，埃尼克是钓鱼的能手，最糟糕的是左拉，他连虾子也钓不到。我躺在“娜娜”号上，或游泳几个小时。于斯曼喜欢抽香烟，塞阿在乡下待不习惯。整个的下午就是这样消磨掉的。

    ……

    夜间美极了，很温暖，充满了树叶的馨香，所以每晚我们都到别墅外面的“大岛”上散步。

    于是我们开始思索所有的短篇小说作者，热烈地指出每一个作者的优点。我们所想到的最伟大的那个，就是几乎成为法国人的俄国作家屠格涅夫。阿莱克西说，写作短篇小说其实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左拉却说，他认为我们每一个人都该讲一个故事。起初大家都觉得这个提议好笑，后来也接受了他这个意见。没法解决的问题是，我们都同意，大家都保持第一个编故事者的结构，再用这个结构去发展各人的情节……

    在《梅塘之夜》的六个故事中，论主题、写作技巧和文体，莫泊桑的是最好的了。左拉的小说《磨坊之役》描述了一个女孩和她的父兄，在磨坊里被敌人掳走的悲惨命运；于斯曼的《背上背包》描述一位军士，他宁愿患赤痢住医院，而不愿意到军中去；阿莱克西的故事是说一位太太去收殓她死在战场上的丈夫，却对一个“可怜的伤兵”动了心——这个伤兵原来是位神父；埃尼克的故事是说，一位受伤的士兵为了他的伙伴，去向一位风尘女子的情人报仇；塞阿谈到巴黎的围城，重复了荷马史诗以来一直袭用的题材——女人永远能够促使许多男人去干那些愚蠢的事情。与这五个人的作品相比较，莫泊桑的《羊脂球》可说是其中的翘楚了。

    1879年年底，莫泊桑已着手撰写短篇故事《羊脂球》，描述了一个发生在普法战争中的真实的故事。小说描绘了1870年普法战争期间，有一辆法国马车在离开敌占区时，被一名普鲁士军官扣留。军官一定要车上的一个绰号叫羊脂球的妓女陪他过夜，否则马车就不能通过。羊脂球出于爱国心断然拒绝，可是和她同车的有身份的乘客为了各自的利益，逼她为了大家而牺牲自己，羊脂球迫于无奈而作了让步。可当第二天早上马车出发时，那些昨天还苦苦哀求的乘客们却突然换了一副嘴脸，个个疏远她，不屑再与她讲话。她觉得自己被这些虚荣的混帐东西的轻视淹没了，当初，他们牺牲她，现在又把她当作一件肮脏的废物扔掉。。

    莫泊桑以一连串的人、情况和符号的合并对比，来描述不同线索的主题，其中的评论和讽刺技巧也是福楼拜所常用的。他也以简单、巧妙的模仿，适当刻画人物的某种思想和行动，以塑造他角色的代表典型。

    这个故事很可能是莫泊桑的叔父、母亲或表妹露易丝·波德芬告诉他的，但是莫泊桑却把这个真实的故事转变成一个崇高伟大的象征。虽然是描述一个妓女和一个好色的普鲁士军人的故事，但其中却没有下层阶级的粗鄙言语，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莫泊桑的写实主义观念与左拉自己及其门人们有所不同。

    莫泊桑遵从福楼拜的教导，在遣字和表达方式中都要做到精确无误。虽然他不完全赞同福楼拜的那种唯美观念，但个别的写实说明和个别的技巧、文体，他已经学会了。而福楼拜当然能从他这位爱徒的文章感觉出来。这些既不是“浪漫文学”的才能，也不受“自然主义”的影响，而是莫泊桑自己的愿望，这些是一位作家必备的特质。

    1880年2月1日，福楼拜回信给他的学生，称他这篇作品为至宝，并附上了一点意见：

    我正要告诉你，你这篇《羊脂球》全篇想象美妙、风格独特，是一篇杰作，真是杰作！总之，我很高兴，事实上，我已大笑了两三次……

    随函附上纸笺一张，这是我的一点意见，考虑看看，我认为这样比较好些。我可以保证，这篇作品会流传永久，你把中产阶级们的面貌刻画得非常形象，个个惟妙惟肖。考劳德蒂也描绘得真实美妙，戴假面的女尼真是绝透了，弄得伯爵竟叫她“我的好孩子”！别人在高唱马赛曲时，那女孩却独自哭泣，真是一种高洁的升华。真的，我太高兴了！这是我爱看的书，我衷心地赞许。

    但是正因为这个主题稍嫌粗俗，会使中产阶级觉得难堪，其中有两点，虽然不是太坏，可是有些笨蛋可能会有误解：第一，那青年把国家制造的武器投入泥中的态度；第二点，你描写的那位小姐是位可爱的姑娘，你如能把她的肚皮写小一点，那我将会更加地喜欢！

    《羊脂球》出版后被称为杰作，获得赞许。4月20日，左拉的一位朋友罗德在报刊上称赞莫泊桑的文章踏实和有幽默感。莫泊桑于4月底写信给福楼拜说：

    《羊脂球》彻底地成功了……孟代斯还特别来向我道贺，他说的和你一样，说，这个短篇小说至少会流传二三十年，我真是高兴极了！因为他是一位有智慧的学者……

    这本书在短短的两星期内，便再版了8次。这本书也增加了莫泊桑诗集的声望和销量，也使公众发现他有写小说的才华。等他到查潘特办公室查询这本书的收益时，发现他只能分得500法郎。虽然他这篇《羊脂球》很受欢迎，但是其他的作者却坐享其成。但无论如何，《羊脂球》是他成功的开始。

    痛失良师

    《羊脂球》出版后一周，莫泊桑也紧接着出版了一本《诗集》。1880年4月15日，莫泊桑在寄给福楼拜的《诗集》中写着：

    献给

    居斯塔夫·福楼拜

    我衷心挚爱的杰出的慈父般的朋友

    我最最敬慕的无可挑剔的导师

    1880年5月3日，福楼拜在写给莫泊桑的信中提到，“《梅塘之夜》出了八版，而我的《三故事》才出了四版。我简直要嫉妒了。”他们约定在七天后，也就是5月10日见面。

    1880年5月8日，星期六，离他们约定见面的时间还差两天。下午下班后，莫泊桑返回住所，准备收拾东西，去比桑划船。下午三点半，他收到电报，说福楼拜因为中风，当日猝死。

    莫泊桑不肯相信。就在一个多月前的复活节，福楼拜还在克鲁瓦塞寓所设宴款待龚古尔、左拉、查潘特和莫泊桑等好友。几天前，他还在鲁昂邀请帕士卡夫人、拉培利和布兰妮夫人，参加为纪念圣·玻利卡蒲而举行的晚宴，这次的晚宴他显得特别愉快。首先是他侄女婿的财务问题终于得到了解决；其次，他的小说《布瓦尔和佩库歇》的前半部分已经快要完稿了。现在克鲁瓦塞和在鲁昂的两次宴会中，他都显得那么称心愉快，现在却突然传出死讯，怎不令人震惊！

    不久之后，从比桑也转来了一份电报，证实了福楼拜去世的消息。

    莫泊桑立即搭乘晚上六点的火车赶往克鲁瓦塞。莫泊桑在给屠格涅夫的信中提到了这次的行程：

    我在极度的悲哀中挨到了傍晚六时，在圣拉萨尔火车站与科曼维尔夫妇（福楼拜的侄女和侄女婿）会齐，便同车前往鲁昂。到达他的寓所后，我们发现他平躺在床上，中风使他的脖子红肿淤血，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异样，他看上去就像睡着了一样，实际上却已经死了。他们告诉我，星期五晚上吃过饭后，他还和他的医生以及邻居福田先生一起研究高乃依的作品，晚上睡得很好，直到第二天早上八点才起床，起床后洗了个澡，换过衣服，他便去读新到的信。他感到有些不舒服，便叫佣人去叫医生。佣人回来后，告诉他医生外出了。他对佣人说：“我的老毛病又要犯了，幸好发觉得早，我明天就要去巴黎了，要是在火车上犯起病来，那可糟了！”他打开了一瓶古龙水，在太阳穴上擦了一点，便慢慢地躺下来，自言自语道：“鲁昂……这儿到鲁昂并没多远……赫洛特—加龙省医生……我对赫洛特家很熟……”不久他便昏过去了，脸部充血，两手痉挛……没过多久，他就停止了呼吸。

    下葬之前，尸体是由莫泊桑、福田医生和保契特医生三人清洗的，他们又给他擦上了古龙水，为他穿上丝质内衣，加上背心、衬衣、领带和手套，并梳整他美丽的胡须和那一头被人称之为“海盗”的金色头发。莫泊桑也守在灵前，接待所有前来吊祭的客人。

    葬礼于5月11日举行，那天是星期二，时值暮春，天气暖和，先是在距克鲁瓦塞三里处的康特诺教堂举行追思大会，然后安葬于鲁昂纪念陵园。左拉、龚古尔、都德等很多文坛好友都来参加了。

    福楼拜的墓穴还是他父亲早年为他造好的，因为福楼拜小时候生过一场大病，他的父母都觉得他可能活不下来了，便为他准备了后事。谁知道这个孩子后来居然痊愈了。当然了，当年那小小的墓穴怎么能容得下这偌大的灵柩呢？没有办法，抬棺的人只好把福楼拜的棺木直立起来放置。这情景令来送葬的左拉、龚古尔、都德等不忍看下去，纷纷提前离去了。但是莫泊桑却不以为然，他对这位老师非常了解，他为人乐观豁达，在《包法利夫人》和《布瓦尔和佩库歇》这两部小说中，他称人类是愚蠢的，如果他地下有灵，看到这一场景，恐怕他会拍掌大笑呢。

    不过，福楼拜在这个时期溘然长逝，对莫泊桑的打击确实不小！在他的文学之路上，还有谁会像福楼拜那样鼓励他、批评他、帮助他和照顾他呢？

    莫泊桑在给福楼拜的侄女的信中写道：

    我越是想念他，内心便越觉得痛苦！他的影子一直在我的脑海里浮现，我看见他穿着棕色的长袍站在那里。他的音容笑貌，历历如在眼前。本来我们相依为命，爱好与共……谁知道晴天霹雳，顿时阴阳两隔！我可怜的母亲，他的逝去使她失去了幼年的最后的朋友，在她生命中，再也没有幼年时美好欢乐时光的回忆了！她再也不能问他“你记得这个吗？你记得那个吗？”

    我此刻痛切地感觉到生活多么无益，一切努力全是徒劳，事物如此可怕的单调，精神何等的孤独。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这种精神孤独的状态中，我只有在能够同他促膝交谈的时候，才不那么为其所苦……

    这些都是沉痛的事，但这种沉痛的思想，在我们心情沉重时，比任何不相关的事都来得有效……

    科西嘉的收获

    福楼拜之死，引发了莫泊桑潜在的悲观心理，使他比以前更感到寂寞与不安了。当然，福楼拜之死对莫泊桑的那位多愁善感的母亲的打击，更是非同小可。他们母子本来就有神经失常的毛病，在这一次的打击下更严重了。

    洛尔曾多年在巴黎遍访名医，却还是不见好转。这次，由于福楼拜之死的打击，加上第二个儿子艾尔维的不争气（艾尔维不务正业，挥霍无度，经常在外面四处向人借钱，债台高筑），洛尔的病情更加恶化了。医生劝她找一个安静的地方休养，以摆脱埃特尔塔的经济压力与心中的烦闷。洛尔选择了科西嘉，那儿的气候温和，景色宜人。

    莫泊桑也是一样，他的视力已经受损，加上这次的哀恸，情况更加恶化。关于他的眼病，他在3月初便已写信告诉过福楼拜了：

    我的右眼不能灵活地转动，艾巴德医生说没有办法治疗，我只能去配一副矫正眼镜，才能使视力恢复正常。但是拜访医学院担任教授的兰都医生时，他却认为可以治好，因为艾巴德不了解我的心理状态。据兰都医生诊断，我的毛病与我母亲的一样，都是上脊椎骨受了轻微的刺激，引起了心悸亢进，不但头发脱落，也引起了眼睛的毛病，只要从根源上治好，其他的毛病便可不药而愈……我认为他说得对……

    福楼拜对莫泊桑的病情也很关心，3月17日，莫泊桑到克鲁瓦塞参加复活节宴会时，福楼拜还让他的私人医生福田替莫泊桑诊断。据福楼拜所说，“诊断的结果并没我想象的那么严重，他的身体并没有什么毛病，只是一种严重的风湿和神经过敏而已”。

    福楼拜去世的打击，以及《羊脂球》和《诗集》两部作品的成功，使得莫泊桑必须加紧写作，于是在1880年6月，莫泊桑向教育文化部请了两个多月的病假。

    在他的假期快结束的时候，他又请求续假。显然，他的病只是借口，好争取时间继续为《高卢人》杂志写东西倒是事实。此时，他的母亲正在科西嘉，莫泊桑也想到那里去探望他母亲，他认为这个小岛也是搜集写作题材的好地方。于是在8月3日，他又写信给他的部长：

    部长：

    感谢您在6—8月份发给我三个月的薪水，使我能安心地养病。尽管我耐心地调养，奈何迄今仍无好转。随信附上兰都医生的诊断证明，他劝我到空气新鲜、有温泉的环境里去疗养，为此特请再予续假三个月……

    续假又被批准了，莫泊桑确实有病，但他却不愿为了治病而放弃他的文学。他并未到温泉去，而是去了科西嘉，在那里也只逗留了几天而已。9月29日，他从威科写信给埃尼克说：

    我到科西嘉是为了要陪我母亲几天，因她老人家身体不太好，虽然现在有些好转了，但是她为了不与我分开，每次我出发去一个新地方，她都要跟我一起去。现在她又在威科病倒了，显然是劳累过度。我无法把她送到科西嘉去，只好留在这儿照顾她。虽然我的旅程未能完成，有点遗憾，但我会尽快把船开回来，只是今后恐怕很难有这种机会了。我花了不少冤枉钱，只游了一趟，为了她老人家的病，我不敢马上离开，不然她会很失望。

    莫泊桑抵达科西嘉后，科西嘉温和的太阳抚慰了他的疲劳和烦恼，他趁着这个机会，参观了拿破仑的故居和著名的“麦加尔”家族的生活，该家族以海盗业著称于世。这个小岛的历史、炎烈的阳光和原始的自然风光，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科西嘉虽然整天在炎炎烈日的普照下，街道仍然是美丽清洁的，到处都是高大的树木，空气中充满了神秘的芳香，令人心旷神怡。拿破仑虽然死在老远的圣赫勒拿，可是科西嘉仍然到处可以看到他那伟大的身影，到处都是第一议会及皇帝的雕像、图画和碑文，街道都以这个家族之名来命名，以示纪念……

    科西嘉位于碧波万顷的海湾里，市外环绕着橄榄树、无花果和柑橘等各种丛林，只需稍加整理，这里就能成为地中海上最迷人的避寒胜地……

    为了拜访在福楼拜家认识的狄当神父，莫泊桑甚至骑骡子到卡巴拉修道院去。科西嘉的原野风景优美，难怪狄当神父宁愿在这儿寂寞地修道，而不愿返回巴黎了。莫泊桑曾对他说：“等到我老了，想当隐士的时候，我就来到这里，和你一起祷告。”可惜，当莫泊桑有了名誉和地位以后，却再也不想避世隐居了。

    莫泊桑骑着骡子走山路，经过了美丽的艾东尼和弗多尼罗森林，进入尼罗峡峪，再翻越崎岖的派拿山峰，在勒沙村过夜。那里没有旅馆，也没有餐厅，只有太阳和起伏的山峰，以及山边一些小小的茅舍。

    莫泊桑在科西嘉时，经常寻访山林中的原始美景，有一次，他遇上了科西嘉的盗匪，这名盗匪由他们的同党护送，通过了警察检查的关口。莫泊桑以他丰富的想象力，将盗匪的感人事迹融入了他的作品中。他也发掘了著名的“贝拉柯西亚”兄弟的许多事迹，为了爱情和家族的荣誉，他们杀了很多人，却始终没有被警方逮捕。

    科西嘉的男人仍会为爱情和荣誉决斗的野蛮行为，被莫泊桑拿来作为他小说《一生》中的写作材料。书中主角珍妮和朱利安到科西嘉去度蜜月，结果这对新人从科西嘉回来后居然分道扬镳了，珍妮感到悲观失望，朱利安则从一开始就对她不满。这个故事可能正是反映莫泊桑自己的心情的，因为他终究要告别科西嘉的骄阳和美景而回到巴黎，继续他那枯燥乏味的工作。

    创作高峰期

    莫泊桑从科西嘉回来以后，整个冬天都埋头写作，由于他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以至于他的健康情况继续恶化。1881年1月，他曾写了一封信给福楼拜的侄女，说他没有马上给她回信，是因为他的头和眼睛非常痛。尽管时值隆冬，外面整个呈现一片肃杀荒凉的景象，莫泊桑却独自待在埃特尔塔家里，完成了一个短篇故事，名叫《泰利埃公馆》，他自认为至少可以和《羊脂球》媲美。此时他的母亲还在南部，她的病情也略有好转，在莫泊桑写给母亲的信中，他描述了他在写作时的孤单和失望、生病的痛苦和写作时遭遇的问题：

    冷风似箭般从门缝里钻进来，把桌上的蜡烛吹得忽明忽灭，火炉里的火虽然很旺，但整个屋子并不暖和。四周静悄悄的，古老的家具也显得暗淡凄凉，我觉得内心有一种孤寂的凄凉，远比这房子的寂寞更难忍受。我感觉整个世界快要崩溃，生命的空虚感把我击倒了。想到一切的一切都是空虚时，我的脑海又浮现了对生命的茫然……

    这种孤寂、悲观的意识形态，大部分都反映在他的作品中。他这部名叫《泰利埃公馆》的作品，是1880年12月，他请过另一次病假后才完稿的。这部作品表现了莫泊桑的情感以及讽刺和放荡的幽默，彻底匿藏了他私人生活的烦闷和痛楚。

    男女的非法结合问题，或因经济、野心的不协调而导致的家庭纠纷或分离等题材，是莫泊桑的拿手好戏。这类题材是莫泊桑对这世俗社会的虚伪以及那些高贵的制度的揶揄和讽刺。读者们可以信手拈来，作为日常谈话的谈资。

    事实上，莫泊桑的作品在社会秩序及人伦道德方面，的确引起了大众反感。书商哈弗特甚至拒绝在全国火车站内销售他的《泰利埃公馆》。

    尽管遭到很多保守人士的反对，这部作品的销量还是很好。莫泊桑还特别送了一册给屠格涅夫。屠格涅夫不但对这部作品赞赏有加，而且还推荐给了托尔斯泰。托尔斯泰很快读完这部小说集。他确信这位年轻作者具有“那种能在普通事物和生活现象中见到人所不能见到的特征的天赋注意力”。著名小说家皮利罗第也认为这是法国文坛最佳的短篇小说。1881年7月11日，左拉也在报上撰文，称赞这部作品的故事和心理分析简单扼要。他的这部作品使他的很多朋友和评论家认为，他不是一颗一闪而过的流星，只要他坚持写下去，一定可以成功。

    1881年，莫泊桑也将他的故事和小说在《高卢人》杂志上连续刊载。他的文学创作严重地影响了他的健康，他不得不再次向教育部请了一次病假。此时他已经在巴黎买了一栋新公寓，但他却仍然与封丹住在沙桥威河畔的白屋中。

    1881年7月，当《泰利埃公馆》仍被热烈地讨论时，莫泊桑决定和他的朋友到阿尔及利亚旅行。7月6日，莫泊桑从马赛搭乘阿狄柯达号前往阿尔及利亚。

    离开生活舒适的法国，进入阿尔及利亚后，一行人便一路南下到亚特拉斯山和撒哈拉沙漠。白天，他们骑着马，顶着烈日在沙漠中行走，夜晚则睡在帐篷里，与秃鹰毒蛇为伍，行程相当艰辛。

    沙漠之行使莫泊桑了解了游牧民族的生活，他看到他们的帐篷和用具都非常简陋，但都有讲究的毯子当寝具，女人们也有美丽的珠宝来装饰，这些都是阿拉伯民族的天性使然。尽管旅途上有许多的不便，莫泊桑却仍然显得非常愉快。1881年8月，他写信给母亲说：

    亲爱的妈妈，我要告诉您一个好消息，我已经进入了沙漠中……这儿的炎热我还能忍受，不过要是到了高原地带，我肯定就撑不下去了。拂面的沙漠热风真是令人难受，太阳把来复枪的枪把晒得烫人。每个大石头下都有毒蛇盘踞，我也看到了天空中不断盘旋的秃鹰，它们在寻找胡狼和骆驼的尸骸……

    他这趟旅行全是为了写作，当他在一望无垠的撒哈拉沙漠中走了一天，晚上躺在敞开的帐篷中，看着星月皎洁的夜空时，他愉快极了：

    在这么矮小简陋的帐篷里往天上看，只能看到星星，从帐篷边往外看，则是一片广大的荒漠，这使我想到，我和这个世界的人和事离得多么远啊！

    每天的景色几乎都是一样，凶猛的烈日吞噬大地，太阳一下山，月亮便紧接着从荒原上升起。

    这块土地虽然沉寂，却充满了尘沙和原始的淳朴。这一幅宁静、荒凉而充满了耀眼光芒的景色，极目无穷，引人入胜，甚至连仅有的一点植物，也都是稀有而令人叹为观止的。日复一日，这种宁静的沙漠，便会渐渐地进入人的灵魂深处，像刺入皮肤的沙漠热风一样，贯入人的思维中，使人渴望成为游牧民族，像他们那样，终生在无涯的沙漠里打转……

    回到巴黎后，莫泊桑将这次旅行写在他1882年5月出版的《菲菲小姐》中。

    此时，莫泊桑被当时社会上的一股反“自然派”浪潮所连累，人们指控他的作品，像左拉的其他门人一样，完全是描写色情。

    其实，莫泊桑的那本《菲菲小姐》并没有什么色情可言，但是，当他把这故事提供给出版商出版时，他便预料会“产生一种震撼”。

    《菲菲小姐》记述普法战争中，普鲁士军队入侵法国。少尉冯·艾里克因其身段漂亮，脸色苍白，对人蔑视，常发出“菲菲”的声音而成为“菲菲小姐”。他是一个性子火暴的战争狂人，在一次军官们举行的宴会中，“菲菲小姐”出言不逊，流露出对法国的蔑视，最后被法国妓女拉歇尔杀死，而拉歇尔在神父的帮助下，顺利地逃过普鲁士军队的捕杀。当这位普鲁士军官下葬时，她还在为他敲响丧钟。故事的结尾说她勇敢地待在教堂里，直到战争结束后嫁了一位有钱的丈夫，她的先生把她塑造成一位“名门淑女”。这显然是借此以讽刺1870年时，地方上一些消极的天主教中产阶级的。这种讽刺的意味，正和《羊脂球》中的爱国妓女相互呼应。

    从1883年2月25日开始，莫泊桑的长篇小说《一生》开始在《吉尔·布拉斯》上连载。这部小说是专门献给莫泊桑的好友布兰妮夫人的，因她对莫泊桑一向友善。

    这部小说的创作几经曲折，一开始，他曾在信中与福楼拜讨论过多次，并获得福楼拜的支持，但是由于他的工作和健康的关系，一直拖了好几年，也没有动笔。直至他的工作环境改善了，其他的作品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他才想起来这个酝酿已久的故事。

    《一生》是一部成功的作品，有人说它是继雨果的《悲惨世界》之后最优秀的法国小说。小说以朴实细腻的笔调，描写一位出身破落贵族的纯洁天真、对生活充满美好憧憬的少女雅娜进入人生旅程后，遭遇丈夫背叛、父母去世、独子离家出走等一系列变故，在失望中逐渐衰老的过程，概括出了人们生活的一种基本状态：人生既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好，也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坏。

    这部小说表现了作者对事物的正确道德观，借着善良、追求完美的女人雅娜的一生，反映了女人在任何时代都可能面临的问题。这一次，莫泊桑是站在善的一面，以最真诚的心、最完美的形式叙述了雅娜的一生。

    离开政府机关后，莫泊桑专心致力于写作，1883年一年中，他便为《高卢人》和《吉尔·布拉斯》写了七十个短篇小说和两部长篇小说。他不断地写，直至他的神经痛复发，他的眼睛几乎瞎掉为止。

    他曾写信给左拉，说他的眼睛几乎不能看书和写作，没有办法，只好请他的朋友帮他校对。但是他仍对病情满不在乎，继续埋头写作。只要报纸的编辑和出版商想要他的作品而且肯出高价收购版权，莫泊桑便有求必应，拼命地写。

    由于教育的启蒙和天性使然，莫泊桑与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也许他发现文学是逃避外在世界的天堂，也是脱离残酷现实生活的最佳借口。现在，莫泊桑成了欲望的奴隶，他被名利所驱使，且不顾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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