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什么是学习

    学习对一个人来讲非常重要，孔子提倡的学习，不限于对书本学习，更重要的是学习做人、做事，学以致用，强调实践。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学而篇第一·1》）

    《论语》开宗明义，首先告诉人们学习是学和习的统一。“学”就是继承前人的文化；“习”就是在实践中感受、理解、消化所学到的知识，并最终使知识成为自己血肉的一部分，成为引导自己行为的指南。此处对于“时”的理解，有人解释为不断、经常，我以为这样解释还不足以尽其意。“时”是儒学体系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有“时中”的意思，在此处应该指学习要有阶段性，否则就会“时过然后学，则勤苦而难成”（《礼记·学记》）。一般而言，13岁之前是人的记忆力最好的时期，在这一时期，学习内容应以背诵经典为主，打下人生最重要的学习基础，至于理解、分析等能力的培养，则不是此时期学习的重点。如要问背诵些什么东西，我认为应该是《论语》《孟子》《道德经》《古文观止》，英文版《圣经》五书。在小学阶段若能通背这五书，以后再博约结合，就比较容易做到中西兼容了。

    为什么在小的时候一定要背诵一些经典？我认为有以下原因：第一，这个时候人的大脑原始空间大，就像一张白纸。第二，大声朗诵经典有助于培养人的浩然博大之气。第三，只背诵经典而不明白其中之意正好可以养蒙，也就是不破坏儿童天生之性情，使其顺性而长，长大以后略有裁减即可成材。天人合一的理念告诉我们，天人的同然处在仁爱、善与良知，人生只有将此仁爱或者良知保养好，即可与天同在，其德性与智慧与天一样高，因此教育重在启发人的自性，人的智慧德性在人的自性当中，而不在外面。所以在15岁之前应以养蒙教育为主。养蒙阶段，除了诵读经典，还应到大自然中去，与花草树木鱼虫鸟兽为伍，在与诸多动植物的接触中，感受大自然的灵性，培养天人合一，心物一体，直接感受，为未来正确世界观、认识论的形成奠定基础。在养蒙阶段之后，就可以进入博学笃行阶段，所谓博学笃行，意思是要广泛地学习、博览群书，并且在学习的同时积极参与社会实践，将学习书本与实践结合起来，只有通过实践，才会对书本的东西有体会，变成自己的东西，否则，书本所讲仅仅是一些知识，与自己的生活工作会毫无关系，只是充实自己有学问的门面，不仅无用，还滋长了自己的虚伪之心。在博学笃行阶段之后，则需要在博学的同时，返回到简约，即博而反约，打通各类学问，掌握“一以贯之”，用“一以贯之”的常道，统领所学的支离破碎的点点滴滴的学问，然后在此通达的基础上，根据自身的爱好、特长以及社会的需要，选择某个方面或者某个领域，从而达至“通专合一”，完成人生基本的教育。也因此我不主张给儿童读太多的像快餐一样的文化读物，快餐读物弊端很多，占据了过多的大脑原始空间，过早地裁减了儿童的天性，会使其灵性泯灭。第四，13岁之前重在培植人一生所需知识的根本，是培植人生元气的阶段，而快餐文化则不能作为人的根本，更不能培植元气，唯有这些经过几千年以来千锤百炼的经典著作才能称得上是文化本根的东西，对人生的健康成长最有价值。伴随儿童年龄的增长，人生阅历的丰富，对于这些经典中的东西他们会逐渐明白，有些经过老师启发后可以明白。

    其次，孔子告诉人们学习不能无友，正如《礼记·学记》中所言“独学而无友，则孤陋寡闻”，意思是说只是个人独自学习，没有同学相互交流切磋，就会学识浅薄、见闻不广。如果从反面言，就是告诫人们交友不可不慎。《礼记·学记》中也说：“燕朋逆其师，燕辟废其学”。意思是说结交那些只顾玩乐的朋友，必然对抗老师的管束，要求不严格，经常违反学习纪律，必然导致学业荒废。我们如果能“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也”，那就是更高的人生境界了。

    最后，孔子告诫人们学习不是为了炫耀自己，而是为了成就君子的人格。

    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子路篇第十三·5》）

    孔子说：“背熟了《诗经》三百篇，交给他政治任务，却干不顺当；出使到了外国，却不能独立地应对、交涉；像这样，即使背诵了很多，又有什么用呢？”

    西周时代，《诗经》是培训政治人才的教科书。春秋中期，在社交与外交场合盛行“赋诗言志”，《诗经》成为士大夫们的必读之书。

    “学”在《论语》以及儒学体系中有广狭两义。狭义指“行有余力，则以学文”的“学”，即指学习文献知识、读书、研究等，相当于今天的书本知识。但孔子更强调广义的“学”，即对做人、做事所具备的德行和能力的培养。

    子夏曰：“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学而篇第一·7》）

    子夏的意思是说：对待妻子，看重其品德而轻其容貌；侍奉父母，能尽心尽力；侍奉君主，能尽其忠；与朋友交往，说话守信用。这样的人，虽然说没有读过书，但我认为他是有学问的人。元朝的教育家许衡甚至提出了“治生”的观点，主张教育和现实生活密切结合，他说：“为学者，治生最为先务”。在他看来，为学者不能只注重空疏的学术探讨，不食人间烟火，必须注重“治生”，也就是注重解决日常生活中的实际问题。

    解决了日常生活中的实际困难，一来有利于对学问的深刻理解，使学问与现实密切结合起来；二来解除了后顾之忧，使学习不受干扰。除了务农之外，必要时也可经商，只要“不失义理”，合理赚钱即可。为了证实自己的看法，许衡举例说：三国时的诸葛孔明身为蜀国的宰相，死后廩无余粟，库无余财，其廉洁之能如此者，虽然与他的道德修养有很大关系，但与他在成都有田地种植粮桑，后裔的衣食能自给自足，也不能说没有关系吧！这是许衡对儒家做学问与做人、做事相结合思想的一种发展。

    韩非子所说的“君子终日行不离辎重”，意思是君子不离开自己的权位，权位不可轻易授人，在这里可以引申为君子也不能不考虑经济问题，我以为这也正是孔子“君子不器”的真正含义，只有这样才能做到“内圣外王”实现“三不朽”的理想。

    二、学习的宗旨和内容

    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述而篇第七·6》）

    孔子所说的“道”，是一种可以提高心灵境界的东西，是人的安身立命之地，也可以说是一种哲学体系。这里的“道”也可以理解为天道、地道、人道，也就是一阴一阳谓之道的“道”。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道”，还可以理解为一个有道的社会，也就是说人生要立志改变社会，将一个无道的社会变为一个有道的社会。

    “德”是一种实现完美人格的道德规范；“仁”是完全的人格，是一种精神境界。具备完全人格的人，就具有“仁”的精神境界，就被称为“仁人”“仁”，也是人与人之间、人与天之间之“同然处”的东西，一旦达到“仁”的境界，便近可以知人，远可以知天。“仁”在人的自性之中。因此道德还是来源于“仁”。

    人习于艺，如鱼在水，自由自在。故游于艺，不仅可以成才，也可以提高道德修养。艺，即六艺，指礼、乐、射、御、书、数，是孔子的教学内容。

    “六艺”在今天理解就是要懂得礼俗与法律常识；懂得文学艺术与音乐；具备健身强体的知识与自卫能力；具有运用现代科技手段的能力，如利用电脑、驾驶汽车等；能写一手好字；了解以数学为代表的自然科学知识。总之，就是德才能技或德才能艺全面发展。艺一定要在道德的指导下，不能与道德相分离。

    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就构成了孔子所说的道、法、术相统一的知识体系。教育的最终目的是要实现“下学而上达”，达到人的最高成就，即成为“圣人”。而“圣人”的最高成就，就是个人与宇宙的统一，即天人合一的境界。

    孔子的人文教育主要包括四项：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述而篇第七·25》）

    孔子从四个方面教育学生：古代文献，行为规范，对人忠心，诚实守信。

    孔子强调学《诗》，实际上学《诗》也是仁义礼乐教育的一部分。

    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为政篇第二·2》）

    孔子说：“《诗经》三百篇，可以用一句话概括其特点，就是：‘纯正无邪’。”

    《诗经》分风、雅、颂三部分，都是音乐的歌词。风诗是各地的民歌，据《汉书·艺文志》说：“孟春三月，行人（采诗官）振木铎（以木为舌的大铃）徇（音xún）于路，以采诗献之。太师（古代乐官之长）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天子采诗是为了“观风俗，知盛衰”，因为每年都要采，所以积累起来，数量相当可观，据《史记》说有三千篇。后来经太师筛选，最后由孔子编定为三百零五篇。

    采诗和编诗都要有一个标准，采用的是“可施教化”的道德标准，孔子概括地说是“思无邪”。说雅、颂“思无邪”还可以，说风诗“思无邪”就有异议了。因为风诗中有许多表示男女爱情、幽期密约的内容，这在道学家的眼里就不能说“无邪”了，而孔子说是“无邪”，该怎样解释呢？孔子的思想是肯定人有真情实感的，承认人有七情六欲，只要节制而不过分，适度就可以了，比如孔子说“欲而不贪”，就是这个意思。而“风”诗中的爱情都是美好的，适度的，因此孔子认为“风”诗也是“思无邪”。

    学诗还有更重要的意义。

    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阳货篇第十七·9》）

    孔子说：“弟子们，何不好好学一学《诗经》？《诗经》，可以激发志趣和联想，可以借助它观察事物，可以使人合群，可以使人学会适当的怨恨。学了《诗经》，近一点说，可以更好地服侍父母，远一点说，可以更好地侍奉君主；还可以使人知道很多鸟兽草木的名称。”

    孔子对《诗经》作了总的评语，即“思无邪”。学习《诗经》有三个方面作用：第一，《诗经》可以兴、观、群、怨，开发人的智慧。“兴”是感发意志，就是说可以鼓动人积极进取；“观”是“考见得失”，就是说从《诗经》里面可以看见前人的成功和失败，从中吸取经验教训，以为借鉴；“群”指人的和而不同。《诗经》一方面是配乐的，起着以乐育人的作用，而内容又“思无邪”，起着礼的作用，有这两种作用，就可以增强人与人之间的团结了；“怨”是指“怨而不怒”，对人间不平事，可以直抒胸臆。第二，使人按道德行事，坚持正道。“迩之事父，远之事君”，是父子、君臣之道，只是举其大者。关于夫妇、兄弟、朋友等人伦之道，也都可以由学习《诗经》而得以巩固。第三，知识的扩充。通过学习《诗经》，可以加深对自然和社会的认识。

    孔子不仅强调学诗，说“不学诗无以言”，还强调学礼，说“不学礼无以立”。

    孔子的弟子陈亢一直怀疑孔子偏爱其儿子伯鱼，为伯鱼开小灶。一次陈亢向伯鱼问道：“在您父亲那里听到过一些特别的教诲没有？”

    伯鱼回答道：“没有。有一次，他独自站在庭院中，我从院中经过时，他问我：‘你学《诗经》了吗？’我回答道：‘没有。’他就说：‘不学《诗经》，就不能在正式场合讲话。’以后我便学《诗经》。又有一天，他又独自站在庭院中，我又从他身边经过，他问我：‘你学礼了吗？’我回答道：‘没有。’他说：‘不学礼，无法立足社会。’于是，我便学礼。我私下只听到过这两次教诲。”

    陈亢回去后高兴地说：“我问了一个问题，却得到三点收获，知道了《诗经》的重要，知道了礼的重要，还知道了君子不偏爱自己的儿子。”

    乐是六艺之一，孔子强调对乐的学习不可忽视。

    “礼、乐”是六艺中的重要内容，相传在三皇五帝时的大学叫“成均”，其主要的教育内容就是仁义礼乐。庄子说：“昔者黄帝，始以仁义撄（音yīng）人之心，及至圣人，屈折礼乐以匡天下之形。”（《庄子·在宥》）意思是说古代以仁义教化人的心灵，以礼乐影响人的外在行为。

    《周易》堪称中国哲学的源头，它包含易理之学和象数之学。孔子不主张把《周易》看成是一部占卜之书，有人问“善易者不占，子信筮乎？”子曰：“吾观其德义耳，君子不占而已矣。”有人问孔子说：“精通《周易》的人都不占卜，你相信卜筮吗？”孔子回答道：“我只是看到其中所说的仁德和仁义罢了，君子是不必去占卜的。”

    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述而篇第七·17》）

    这句话一般理解为：如果多给孔子几年时间，50岁开始学《易经》，就可以不犯大过失了。

    《周易》通过对占卜的统计，把应验的事按照一定的排列顺序记载下来。后人通过对这些占卜案例的分析，得出具有一般规律性的东西，这样逐渐使《周易》哲学化。《周易》所揭示的人生规律，与《论语》告诉人们的道理是一样的。只不过《周易》囊括的范围还要广大一些，既有对人天道、地道的认识，也有对人与自然万物的相互关系的论述，更有对人类社会规律的揭示，而《论语》更强调人生。《周易》以神道设教，使人易趋于迷信，所以说“君子以为文也，小人以为神也”。而《论语》却有极大普及性，所以孔子说自己知命之年研习《周易》，可以不犯错误，准确地说是不会走偏，不仅不犯一般人读《周易》的错误，而且，还可以很好地运用《周易》指导自己的人生。

    孔子对言辞学习主张达意为止，不追求华丽的文章。

    子曰：“辞达而已矣。”（《卫灵公篇第十五·41》）

    孔子说：“言辞，只要能清楚表达意思就行了。”

    在为人处事上，孔子不赞成表面的华丽胜过实质的内容，曾说过“文胜质则史”，“巧言令色，鲜矣仁”之类的话。

    三、老实好学的态度

    1.好古敏求，好学为己

    子曰：“由！诲女知之乎？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为政篇第二·17》）

    孔子说：“仲由呀，教给你什么叫真正的知道，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这才是真正知道。”

    子路好勇，容易鲁莽，容易犯自以为是的错误。一次，子路问孔子：“假如卫国国君请你去治理卫国，你首先抓什么工作？”孔子说：“那一定是正名了。”子路说：“您真是太迂腐了。名分还有什么要纠正的吗？”子路不懂“正名”的重要，就说孔子迂腐。孔子当即批评他说：“你怎么这么鲁莽！君子对他听不懂的事，要采取保留的态度，你怎么能乱说呢？”

    “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一种诚敬的学习态度和科学的求真精神，在孔子身上有充分的体现。孔子入太庙，每件事都要问得清清楚楚。有人为此嘲笑他，认为他不知“礼”，他不在乎。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述而篇第七·20》）

    孔子说：“我不是生来就什么都懂的人，而是爱好古代文化，依靠勤奋敏行求得了学问的人。”

    虽然孔子认为人的智慧和能力是有差别的，但是，他自己一直很谦虚，把自己看得很普通、很平凡，这也许是孔子成为圣人的重要因素之一。此处孔子特别强调了“好古”，“敏以求之”，意思有二：一则，时间越久远的文化，越有价值，因为时间越久越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同时越久远的文化尤其是在文化形成之前，第一个创造文化的祖先，更具有灵性，孟子称之为“性之者”，意思是说这种创造是人之性与天之性达到同然时，自然而然形成的文化，是天人合一的结果，就如同土葬之礼的发明一样。在土葬之礼未发明之前，人死了是随便扔掉的，有一次一个人到野外去，看到一具尸体被野兽、苍蝇吃着肉、吮吸着血。走进一看，原来是自己父亲的尸体，乍然间生出一丝悲悯心，什么也没有想就迅速回家拿来了农具，将自己父亲的尸体掩埋了，这个人的行为就是“性之者”；第二个人看到这个人的土葬行为后，反思之，觉得有道理，便仿效之，用同样的土葬方式埋葬了自己的父母；第三个人也仿效，直到很多人仿效，即反之者……，最后土葬之礼便形成了。因此，在孔子看来直观事物，尽心知性是非常重要的方法论，“性之者”而来的文化或者知识是最全面最具有天人观的。这与墨子关于知识的标准即“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是一致的。所谓有本之者，意思就是任何知识是要与人、与天地同然之性相一致的，而不是与人性相违逆的。有原之者，其实就是强调该项文化成果，经过的历史要长久、跨越的空间还要大，言下之意就是在选择文化时要尽可能地选择古老的、空间广大区域的传统文化，这种文化要较之历史短暂、空间狭小区域的文化更具有普世性。“有用之者”就是文化要具有学以致用的特点，不仅如此，还要尽可能为人类大群所能用。今天的很多知识已经脱离人类大群而是为人类小群或者某一个阶级、某一个国家所能用，因此文化的狭隘性日益突出。二则，学习文化一定要敏行。不敏行无以理解书中的深意，不敏行也不会有足够的功夫去体会、消化书中的道理。因此，孔子注重“好古”，“述而不作”，“敏以求之”。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公冶长篇第五·28》）

    孔子说：“只有十户人家的小地方，也必定会有像我一样忠诚信实的人，只是不如我好学罢了。”

    要树立正确的学习态度，必须清楚学习的目的。孔子认为学习不是为了炫耀，而是为了全面提高自己，使自己获得尽可能的最高成就。

    子曰：“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宪问篇第十四·24》）

    “为己之学”是儒家极重要的思想。这里的“为己”，不是为自己牟私利，而是为了充实和完善自己。“为人”也不是为他人着想，而是说学习是为了修饰自己，以便向别人炫耀。

    “为己之学”不仅仅是“独善其身”，还要“推己及人”。学者应该努力做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是儒家充实和完善自己的目的。儒家认为知识和德行必须统一于一身，在生活中必须实践自己的信念。

    2.不能画地自缚

    冉求曰：“非不说子之道，力不足也。”

    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废，今女画。”（《雍也篇第六·12》）

    冉求对孔子说：“不是不喜欢您的学说，只是我力量不够。”

    孔子说：“力量不够，至少走到中途走不动才停下来，而现在你还没有开始走就给自己画了一条线。”

    力不足者，想为而不能为，而自画者，能为而不肯为，两种心态，两种截然不同的表现。冉求说“非不说子之道”，恐怕也是托词吧？如果他真的喜欢孔子之道，岂肯画地为牢？所以孔子批评了他。

    冉求这句话大概是在做了季氏家的总管之后说的。冉求在季氏家里可以说是春风得意，帮助季氏做了许多违背夫子之道的事，受到孔子的严厉批评：“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

    一个人对自己的能力估计过高，认为别人不如自己，就容易骄傲或埋怨自己不受重视；对自己的潜能估计过低，就会画地为牢。对冉求这种治学态度，如果仔细分析，大概还有被物欲、权欲所拘的缘故。孔子培养的君子既要有治理天下的才干，还要有终身学习的志向，既要谋生还要治学，使治生与治学相结合。要治生不可能不考虑利害得失，要治学不可能不权衡利弊。如果没有相当的人生修养，确实会像冉求一样放弃治学。元朝教育家许衡说：“圣人之心，如明镜止水，物来不乱，物去不留，用工夫主一也。主一是持敬。”“汲汲焉，毋欲速也；循循焉，毋敢惰也。非止学问如此，日用事为之间，皆当如此，乃能有成。”无论做学问，还是处理日常生活中的各种事务，都应采取一种豁达的态度，做到拿得起，放得下，专心致志、聚精会神、全心全意，就容易获得成功。孔子就是这样一个人，既要持家，又要诲人不倦、述而不作、周游列国、参与政治活动等。后来的曾国藩也是这样的一个全才，打仗、当官、齐家、治学、教学等皆备于一身。

    3.见贤思齐，以多问寡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述而篇第七·22》）

    孔子说：“几个人同行，其中必定有值得我学习的。选择他们的优点而学习，他们的缺点，我便引以为戒，加以改正。”

    孔子说：“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贤与不贤的人都可以作为我的老师，贤可以作为学习的榜样，而不贤也可以引以为戒。但自古以来，人们对待老师往往不是这种态度。唐朝的韩愈早就感叹道：“师道之不传也久矣，欲人之无惑也难矣。”意思是说从师的风尚不流传已经很久了！一个人想要没有疑惑也难了。现在的人往往认为自己身上一点缺点也没有，别人都不如自己，从别人身上学不到什么；对有缺点的人，更是不屑一顾。这种盲目自大、自欺欺人，如何能够进步？

    4.勤奋有恒

    季康子问：“弟子孰为好学？”孔子对曰：“有颜回者好学，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先进篇第十一·7》）

    季康子问道：“在你弟子中，谁最好学？”孔子回答说：“有个叫颜回的最好学，不幸短命死了，现在啊，没有好学的了。”

    子曰：“语之而不惰者，其回也与！”（《子罕篇第九·20》）

    孔子说：“听我讲话而始终不倦怠的，大概只有颜回吧！”

    孔子说：“吾与回言终日，不违，如愚。”颜回听老师讲课，尽管时间很长，但一直是全神贯注，从不懈怠。这是颜回“好学”的具体表现。

    孔子对颜回抱有很大希望，可惜颜回不幸早亡。在颜回死的时候，孔子哭得很哀痛，说：“天丧予！天丧予！”并说：“像颜回这样的人死了，才真正值得哀痛。”

    子夏曰：“日知其所亡（wú），月无忘其所能，可谓好学也已矣。”（《子张篇第十九·5》）

    子夏说：“每天学到他所没有的知识，每月不忘他已学到的知识，可以说是好学了。”

    “日知其所亡”，是有上进心的表现。“月无忘其所能”，就需要经常复习和思考，还要学以致用，使学过的知识，真正成为自己的知识和智慧。这样日积月累，积土成山，积善成德，在进德修业上就必有所成。

    孔子的“好学”标准很高。孔子认为众弟子中，只有颜回称得上好学。子夏的“好学”标准，来自他自己的观察体验。虽不如孔子的标准高，但要做到，也必须有“学如不及，犹恐失之”的精神。

    四、学习的方法

    1.学思兼顾

    子曰：“学而不思则罔（音wǎng，通“惘”，迷惑之意），思而不学则殆（dài）。”（《为政篇第二·15》）

    孔子说：“只学习而不思考，就会迷惑，没有收获；只思考而不学习，就不能解答疑惑甚至有偏执的危险。”

    子曰：“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卫灵公篇第十五·31》）

    孔子说：“我曾经整天不吃、整夜不睡地思考，结果没有收获，不如去学习。”

    孔子强调学习，同时强调思考。“学”与“思”应并重。二者哪一个应摆在前面？当然是“学”。《论语》开篇就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没有学习做基础，只坐在那里冥思苦想，是不会有长进的，也是非常危险的。

    学习是对前人的继承，如果不学习前人积累的经验和知识，我行我素，闭门造车，对于前人已经总结出来的文明成果，我们还在继续探索着，这样，人类的文明就不会进步，更危险的是我们会走很多弯路，继续犯前人犯过的错误。

    2.正反法

    子曰：“攻乎异端，斯害也已。”（《为政篇第二·16》）

    孔子说：“用力钻研事物不同的两个方面，这样就不会有害处了。”

    这种从正反两个方面进行学习的方法叫正反法。就像我们学习“仁”一样，正的一面我们强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反的一面我们克服“己所不欲而施于人”，“己所愿而勿施于人”，意思就是从反面克服不仁的行为，诸如我不希望别人侵辱我，但是我却侵辱别人，我希望别人敬爱我，但是我却鄙视别人等等，这样坚持正确的，克服不正确的，“仁”就在其中了。两者合起来，就是忠恕，也就理解了“仁”的内涵。这也是中庸思想在学习方面的一种体现，即兼顾两端。

    子曰：“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子罕篇第九·8》）

    孔子说：“我有学问吗？没有。有一个心胸狭隘的人问我，我是一点也不知道，脑子是空空的；我可以从对方所提问题的首尾两头、正反两面去发问，然后尽己所知详告之罢了。”也就是说孔子掌握了思维的方法，处理事情的方法，这是一种看不见的能力。

    此处“鄙夫”，是指气量狭小的人。《孟子·尽心下》：“闻柳下惠之风者，薄夫敦，鄙夫宽。”柳下惠是一个“圣之和”者，心胸宽广，能包容形形色色的人，因此，学习柳下惠，可以使轻薄者敦厚，气量狭小者海纳百川，所以说，鄙夫，是指气量小的人。气量小的人一旦掌握了叩其两端的方法，凡事从阴阳两端处考虑，并以超越两端的境界对待事物，自然会超越自身的狭隘。

    3.温故知新

    子曰：“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为政篇第二·11》）

    孔子说：“温习学过的知识，能从中悟出新的道理来，就可以做老师了。”

    孔子指出，当老师必须“温故而知新”，这样才能在旧的基础上不断创新，这样的知识才是“活”的。孔子一生删诗书，订礼乐，修春秋，是一位“温故知新”的好老师。

    子曰：“学如不及，犹恐失之。”（《泰伯篇第八·17》）

    孔子说：“学习就像追赶不上什么似的，追赶上了，又担心会失掉。既急求新知，又恐失旧识。”学习就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孔子说的是一个好学的人应有的心理。“学如不及”，才能奋勇前进，设法赶上；“犹恐失之”，才能“学而时习之”，巩固所得。孔子的意思是：追求学问，巩固所得，必须全力以赴才行。比如，孔子与别人一起唱歌，如果认为别人唱得好，就一定请他再唱一遍，然后跟着他一起唱，唯恐失去向别人学习的机会。

    4.学无常师

    卫公孙朝问于子贡曰：“仲尼焉学？”子贡曰：“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子张篇第十九·22》）

    卫国的公孙朝问子贡：“仲尼的学问是从哪里得到的？”子贡说：“文王、武王之道，没有失传，还在人间。贤人懂得其中的大道理，不贤的人懂得其中的小道理，因此人人都保存了一点文王、武王之道。我的老师哪里不学？又哪有固定的老师呢？”

    唐朝大文学家韩愈的《师说》在谈到孔子求师之道时说：“圣人无常师。孔子师郯（tán）子、苌弘、师襄、老聃。郯子之徒，其贤不及孔子。孔子曰：‘三人行，则必有我师。’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意思是说，圣人没有固定的老师。孔子曾以郯子、苌弘、师襄、老聃为师。郯子这些人，他们的品德才能并不如孔子。孔子说：“几个人一起走，那一定有可以当我老师的。”所以，学生不一定不及老师，老师不一定比学生高明。懂得学习有先有后，技能业务各有钻研与擅长，不过这样罢了。这是对孔子学无常师的最好评价。

    5.博约结合

    子曰：“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雍也篇第六·27》）

    这句话按照毛奇龄的理解最妥，意思是君子既要博学，又要有所专精。

    所谓“博”，即广博，就是全面地、广泛地学习，获得宽广的基础知识；所谓“约”，就是专精、简要，掌握知识的要领、问题的关键、事物的精华。博和约是学习过程中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二者相互依存，相互补充，相得益彰。具体而言之，广博是专精的基础，专精是广博的升华或概括；广博对专精起着决定作用，专精又能为广博创造条件；广博离开了专精就会转化成“杂”，专精离开了广博又会转化为“陋”。

    子夏曰：“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子张篇第十九·6》）

    意思是要广泛学习，坚守自己的志向，急切诚恳地发问，思考眼前的实际问题，这样才能学以致用，仁德也就在其中了。

    博学如同广种，笃志约礼如同精耕细作，只有广种而不精耕细作，就只能薄收；博学如同开疆拓土，攻城略地，笃志切问如同建立根据地。只有博学，没有“约之以礼”“笃志”，如同流寇作战，猴子掰玉米。不切问近思，则学而无用。

    蔡元培先生曾经题赠刘海粟“闳约深美”，闳即是博广，约，就是要有所选择精研的东西，闳约结合，才会有深度，达到美的境界。

    知识广博，理解问题就会深刻全面，解决问题就会正确迅速。但知识过于驳杂又会扰乱人的思维，分散人的注意力，使人难于达到精深。所以，必须有一个中心，把广博的知识，按照一定的逻辑顺序贯穿起来，所谓“一以贯之”，这样就能以简驭繁，使所学的知识博而不杂，广而有约。但是，知识过于专一，又容易导致知识面狭窄，使人孤陋寡闻，思维呆滞，思路不畅，不易进行创造思考。孔子的“博学于文，约之以礼”的论断，是对知识广博和专精关系的最好论述。

    《中庸·问政》中也讲：“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其实质也是一种博约结合、精泛统一的学习方法。

    6.学问的最高境界：一以贯之

    子曰：“赐也，女（rú）以予为多学而识（zhì）之者与？”对曰：“然，非与？”曰：“非也，予一以贯之。”（《卫灵公篇第十五·3》）

    孔子说：“赐呀，你以为我只是学得多又记得住吗？”子贡回答说：“是的，难道不是这样吗？”孔子说：“不是这样，我是用一个基本思想贯穿学问的。”

    子贡很聪明，多学能识，但不注意思考事情的根本，即注意下学而忽略上达。孔子这次谈话就是想教育他。孔子说：“赐也，女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与？”子贡以前正是这样认识孔子，所以说“然”。但子贡听出老师的话中有弦外余音，于是追问一句：“非与？”孔子告诉他说：“非也，予一以贯之。”

    孔子的学生一般只知道孔子博学多识，却不知道他的“一以贯之”。

    至于这个“一”是什么。曾子说是“忠恕”，但“忠恕”似乎高了点。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卫灵公篇》）子贡问道：“有没有一句可以终身奉行的话呢？”孔子说：“大概是‘恕’吧，自己所不想要的事物，就不要加给别人。”

    有人说隔行如隔山，但是隔行不隔理，这个“理”有“一以贯之”的“一”之意。那么到底孔子思想中“一以贯之”的“一”是什么？有人说是“仁”，有人说是“礼”，我以为应是仁礼之统一，这个能将仁礼统于一的东西就是孔子之道，大概就是中庸吧！

    五、为教之道

    孔子是一位伟大的教育家，他突破春秋前“学在官府”的政教一体模式，开创了私人办学的先河。他成功地使自由教育体系在中国站稳脚跟，他的教学内容融才智培养与道德培养为一体，为以后的中国教育思想体系奠定了基础。“传不习乎”是孔子教育思想的一大特点，意思是说传授给学生的知识必须经过自己的亲身体会，经过自己的实践证明是正确的东西。这种思想与孔子主张的学习之道、学以致用的观点一脉相承。

    1.为师的条件

    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述而篇第七·7》）

    意思是说：自愿缴十条干肉作为学费的，孔子从来没有不给予教诲的。在古代，十条干肉作为初次拜见老师的礼物，是非常菲薄的。

    孔子开春秋时代私人办学的先河，打破了学在官府的局面。只要交一点菲薄的礼物，便来者不拒，悉心教导，不分贫富、地域、学历、身份。孔子这样来招收学生，体现了他提倡的“有教无类”的思想。

    子曰：“二三子以我为隐乎？吾无隐乎尔。吾无行而不与二三子者，是丘也。”（《述而篇第七·24》）

    孔子说：“你们以为我有所隐瞒吗？我对你们是没有隐瞒的。我没有一点不向你们公开，这就是我孔丘的为人。”在教学方面，孔子对弟子们一视同仁。在办学方面，孔子提出了“有教无类”的主张。

    子曰：“有教无类。”（《卫灵公篇第十五·39》）

    孔子说：“人人给以教育，不要区分贵贱、贫富的类别。”

    本章也有人解释为人人都可以进行教育，都可以培养成有用之才，也妥。这样理解符合天人合一，也有人皆可以为尧舜之意。

    在上古有所谓“畴人”之学，那是贵族的家学，与平民孔子办的私学不同。当时的官学只有贵族和官僚子弟才能入学，而孔子的私学却不分贵贱、贫富，任何人都可以入学。

    “兴办私学”在孔子之后成为中国传统教育，尤其是成为儒家教育的主流。后来的书院教育虽不是纯粹的私学，有政府支持，但在管理上政府基本上是不干预的。难怪蔡元培先生一直主张教育要独立，其实也是这一教育传统的继承和发扬。

    教育要自由的精神除了中国自孔子之后形成教育自由传统之外，还有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直奉行学术指导政治，道统高于政统的传统，所以孟子有“善政不如善教者也”，教育一旦受制于政府行政管理，教育又何以能指导政治，教育是培植一个民族元气的，既要与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相结合，但又不能完全政治化、经济化、军事化，在“道”层面应永远不受政治、经济、军事等影响，但在应用层面可以有所倾斜。今日西方教育的自由精神已有千年的历史，西方教育自由精神是受西方文化“分”思维的影响，学校代表“智识”，政府代表“权力”，宗教代表“信仰”，因此在西方教育自由已有上千年的历史，因此，我们如果不能与之有同等的教育自由制度，在教育方面我们将会永远落后于西方，受制于西方，在教育方面受制于西方，必将在各个方面屈从于西方，虽然西方教育思想极其片面，只在于专一，只在于智识，欠缺综合，欠缺道德人文。

    子曰：“默而识（音zhì，记住之意）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述而篇第七·2》）

    孔子的意思是说：学习要日积月累，从不满足，教人要不知疲倦，要有耐心。诲人不倦是老师应具备的一项非常重要的素质，老师不应因学生的天资愚钝、品行不端而放弃教育；恰恰相反，正因为学生有所短，才更需要老师的关怀和教诲，使之通过学习有逐步成为有“所长”的有用人才。元朝教育家许衡提出“教人与用人正相反，用人当用其所长，教人当教其所短。”正是此意。

    老师除了教学以外，还有传承文化、著书立说、进行科研的职责。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述而篇第七·1》）

    这是孔子谈自己对待古代文化典籍的态度，说自己是“信而好古”的。孔子删《诗经》《尚书》，订礼乐，赞《周易》，修《春秋》，围绕古文化典籍的整理做了大量工作，在一生的教学过程中，也是以古文化典籍为教材的。对此，孔子的“述而不作”是在强调一种做学问的精神和态度，意思是不要轻易地修改前人的东西。做学问首先是继承和发扬，只有在继承和发扬的基础上，把前人的东西真正搞懂了，搞通了，才能进行扬弃。今天我们对待传统文化，也应该发扬“述而不作”的精神和态度。

    实际上，孔子是儒学的创始人，是既述且作的。夏商周三代历史的演进为中华民族积累了灿烂的文化。到春秋末期，周代文化已经逐渐没落，中国文化到了反省时期。所谓反省，就是自觉地解析。天生孔子，他兴办私学，自觉地承担起三代文化承传的历史使命，把周代文化的核心由“尊尊亲亲”提升为道德为上的仁义原理。如果说周代文化是一条长龙，孔子的仁义原理实是点睛之笔，使这条长龙有了生命，有了灵魂。《论语》中关于“仁”与“义”的论述是前无古人的，儒学自此有了以“仁”为核心的理论体系。

    此外，作为老师还要学会普通话，这一点在今天社会里尤为重要。

    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述而篇第七·18》）

    孔子在读《诗经》《书经》，主持行礼仪式时，都用普通话。

    由此可见，远在春秋时期，我们的祖先就已经重视标准音的问题了。在今天，作为一名老师，用普通话教学，已经是一个不可或缺的条件了。

    2.因材施教

    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雍也篇第六·21》）

    孔子说：“中等以上才智的人，可以对他讲高深的道理；中等以下才智的人，不可以对它讲高深的道理。”

    孔子对学生因材施教，认为对中等才智以下的人讲高深的学问，就违反了循序渐进的原则，学生是接受不了的。

    在实践中，孔子就是按这一原则进行教学的。如几个学生都问什么是“仁”，孔子的回答因人的才智而异。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意思是说，抑制自己，使言语行动都合于礼，就是仁。司马牛问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讱”，意思是说，仁人的语言迟钝。樊迟问仁，子曰“爱人”。

    但孔子并不是说才智低下的人就不能学习高深的学问，只要刻苦学习，愚笨的人也可以变得聪明。在孔子弟子中，“柴也愚，参也鲁（鲁，钝也）”，而结果曾参对夫子之道领悟最深，成为儒学的传人。因材施教的教学方法与孔子倡导的有教无类、一视同仁的教育理念，并不矛盾。所有学生在精神上都是平等的，但因为每个人的才智与家庭环境的不同，以及接受教育的时间不同，所以在教学方法上，老师应该根据每个人的情况，因材施教，这正是平等教育理念的体现。

    因材施教还是天人合一的思想的体现。天人合一意思在于人与天是一样高的，人的才华德性在人的自性当中，因材施教用意正是在启发人的天性，所以因材施教不是因教施人，教育重在启发学生的自性，德性与智慧在内而不在外。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季氏篇第十六·9》）

    孔子是说：生来就懂的，是上等的；学了才懂的，是次一等的；有了困惑再去学习的，是又次一等的；有了困惑也不学习，就是最下等的。

    在这里孔子把人分为四等，既强调天分，又强调肯不肯学。人们都说孔子是圣人，是生而知之，而孔子自己则反对这种说法。他说：“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现实里即使有“生而知之”的人，但如果他自以为是、骄傲自满，其结果也会聪明反被聪明误，一无所成。本章孔子之意仍在于教育要以启发学生的自性为主，有的学生生来不用学习稍有点化即可以得道，有的学生自性中也有，但要通过学习才可以得道，还有的学生需要长时间的启发，还有一些学生必须强迫其学习才可以得道。总之，所有的人都可以得道，只是方法不同，勤奋程度不同，得道的时间不同，但是人人都可以得道，这正是天人合一，有教无类思想的体现。

    孔子对子路、冉有的教诲正是因材施教的写照。有一次，子路问孔子道：“听了就要照着去做吗？”孔子说：“父亲、兄长都在，听了怎么能不经请示就去做呢？”

    冉有问道：“听了就要照着去做吗？”孔子说：“听了就要去做。”

    公西华不解地问：“仲由问‘听了就去做吗’，您说‘父亲、兄长都在，要请示他们’；冉求问‘听了就去做吗’，您说‘听了就要去做’。我很迷惑，同一个问题为什么回答不同？冒昧地问一下道理何在。”孔子说：“冉求遇事犹豫退缩，所以要促进他去做；仲由好勇过人，所以要将他往后拉一拉。”

    这是孔子“因材施教”的典型案例。一个教师能做到因材施教，首先要了解学生，“知其心，然后能救其失也”（《礼记·学记》）；其次要有丰富的学识；再次要掌握教育方法。但归根结底，要有一颗像孔子那样热爱教育事业、热爱学生的心。

    因材施教其实质就是从学生的实际出发来教育学生。人各有其材具、品类不一、气禀不同：有早熟的，有晚成的，有可大成的，有可小成的，有兴趣爱好近于此科而远于彼科的，故教学方法不可划一，甚至教材也不可划一。当然有一些知识是学生必须在同一个时期都要掌握的，但这些共同的东西一定不能太多，多了就缺乏一般性。教师因势利导，尽可能使学生从厌恶学习到知道学习，再到喜欢学习，最后到以学习为快乐，也就是“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

    3.启发诱导

    子曰：“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述而篇第七·8》）

    孔子说：不到冥思苦想而想不通时，不去开导他；不到心里想说而表达不出时，不去启发他。提示事物的一部分，他却不能推知出其他几个部分，或者说告诉他南方在哪里了，他却找不着西、北、东了，也就是说如果不能触类旁通，就不可再教他新的知识了。

    孔子在批评他人时，也多采取让他人自我反省的方法。

    孺悲，据说是孔子的弟子，鲁国人，曾学丧礼于孔子。一次来见孔子，孔子推说有病而不见。孺悲一出门，孔子就拿出瑟来边弹边唱，故意让孺悲听到。

    孔子不愿意接见孺悲，而且又让他知道，这会促使孺悲自我反省，这样的教育方式，有时比当面教育更有效。

    4.循序渐进

    颜渊喟然叹曰：“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已。”（《子罕篇第九·11》）

    颜渊深深慨叹说：“老师的思想学问，越仰望它，越觉得它高，越钻研它，越觉得它深。看看就在前面，忽然又像在后面。老师循循善诱地教诲我们，用文化典籍来丰富我广博的知识，用礼约束我的言行，使得我想停下来也不可能。我竭尽了自己的才智，却仍然像有一物高耸在前面。虽然想登上去，却苦于没有途径。”

    这是颜回跟随孔子二十多年的心得。开始接触孔子，他对孔子博大精深的思想不能彻底了解，于是有“瞻之在前，忽焉在后”的感觉。初看起来，自己好像和伟人接近了，可是实际一接触，就发现自己远远落在后面，而且愈接触伟人愈感觉自己望尘莫及。后来经过孔子的循循善诱，又“博我以文，约我以礼”，再加上自己竭尽全力的学习，对孔子有了一些了解，但仍感到孔子的精神人格在自己面前高高矗立，想学习，却不知怎样下手。

    孔门弟子中，子夏特别注重循序渐进的教学方法。

    子游曰：“子夏之门人小子，当洒扫应对进退，则可矣，抑末也。本之则无，如之何？”

    子夏闻之，曰：“噫！言游过矣！君子之道，孰先传焉？孰后倦焉？譬诸草木，区以别矣。君子之道，焉可诬也？有始有卒者，其惟圣人乎！”（《子张篇第十九·12》）

    子游说：“子夏的学生，做洒水扫地、陪客说话、迎送尊长等事情还可以，不过，这些只是细枝末节的事，根本的东西却没有学到，这怎么行呢？”

    子夏听了这话，说道：“咳！子游错啦！君子的道，哪些先传授，哪些后传授，就如同对于草木一样，应当区别种类。君子的道，哪能不根据情况乱传授呢？从头至尾完全学通的，大概只有圣人吧！”

    子游认为洒扫应对进退是末节，不应作为教学内容，应该教给学生《诗经》《尚书》、礼、乐、仁、义等基础课程。子夏则认为教学内容要根据深浅，有先后顺序。开始应教浅近的，实践也应从洒扫应对进退这些末节开始，逐步再走向深远。孔子教育子贡“行仁”要“由近取譬”，即从身边的人和事做起，根本的道理就寓于洒扫应对进退的生活常事之中，因为“下学”才能“上达”。

    我们应该相信：在日常生活的小事中，蕴涵着做人的根本道理，并且人道与天道是相通的。

    5.重视考核，及时鞭策

    子曰：“由之瑟奚为于丘之门？”门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于室也。”（《先进篇第十一·15》）

    孔子说：“仲由弹瑟，不合乎雅、颂要求。”弟子们不理解孔子对子路的评价，于是不尊敬子路。孔子因此进一步解释说：“仲由学问已经不错，但还没有达到精深的程度，就像已经进入正堂了，还未能进入内室啊。”

    子路的气质刚勇好胜，弹奏的曲调有杀伐之声，而缺乏中和之音，孔子反对这种杀伐悲壮的曲调，所以说：“由之瑟奚为于丘之门？”

    子路年龄大，性格刚直，重友情，在门人中很有威信，很多事情，都由他牵头。孔子怕自己的话影响子路的威信，又对子路作了全面的评价：“由也升堂矣，未入于室也。”一个人的学问、技艺，能够得到孔子的“升堂”的评价，就很了不起了。在适当的时候，以适当的方式，给学生一适当的评价和赞赏是教师要不断学习的一门教育艺术。学会评价并不难，学会批评也不会太难，学会表扬也不难，难的是在恰当的时候，以恰当的方式进行批评与赞赏，这是一门很高妙的教育艺术，难怪颜回赞叹孔子说“仰之弥高，钻之弥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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