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庸的君子观

    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述而篇第七·6》）

    孔子说：“立志在‘道’上，据守在‘德’上，依凭在‘仁’上，游乐在‘艺’中。”

    “道”、“德”、“仁”、“艺”四者兼备者，才堪称为君子。

    1.君子志于道

    “道”是什么？

    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公冶长篇第五·13》）

    子贡：“老师有关古代文献的知识，我们能听到；老师有关人性和天道的论述，我们没办法听到。”

    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阳货篇第十七·19》）

    孔子说：“天说过什么话了吗？四季运行，万物生长，一切照常，天说过什么话了吗？”

    天不说话，天道不能说，由此看来，“道”是常道，是万物发生的总原理。

    关于“道”是万物生成之总原理，韩非也有论述：“道者，万物之所然也，万理之所稽也。”（《韩非子·解老》）道还有“自然不变的规律”的意思，也就是常道。所谓“常”就是：“夫物之一存一亡，乍死乍生，初盛而后衰者，不可谓常。唯夫与天地之剖判也俱生，至天地之消散也不死不衰者，谓常。”（《韩非子·解老》）意思是说，物之一存一亡，忽生忽死，开始兴盛，后来衰亡，这些都不是“常道”，不能称为自然不变的规律。唯有那些与天地初分时一起生，直到天地消散也不死不变的东西，才可以叫做自然不变的规律，即“常道”。一次我向导师汤一介先生讨教关于常道与绝对真理的问题。我以为常道就是绝对真理，汤先生回答说，虽说是绝对真理，但人们对它的认识却有一个过程，因此你讲出来的绝对真理，由于认识的相对性而使绝对真理又变成了相对真理。讨教先生的话已有很多年了，但是至今记忆犹新，先生的话一语中的当今社会之弊，尤其是在西方哲学引入中国以来，人们总认为真理尤其是绝对真理需要一个很长的实践过程，不承认中国古代圣人直观事物的方法，更不相信可以顿悟，由此导致后来者居上，历史发展永远是向前的，事物是进化的，认识事物永远无止境，因为无止境所以不断否定以前人的理论成果，从而使世界永远在无序中进行。譬如“天人合一”，天人合一就是绝对真理，我们的祖先就是凭着自性感悟而得。然而今天人类就是非要经过实践尤其是科学实验一番才对此有一结论，最后的结果就是不断地破坏开发大自然，直到有一天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开始报复人类时，才如梦初醒恍然大悟，但为时已晚。天人合一就是绝对真理，也正是有此天人合一的真理所以人类才能通过修炼，在与天同然之时，其智慧、灵性、道德达至天的境界，从而悟道明理。也就是说人完全可以依靠自性达到对绝对真理的认识，当然在表述方法上，会由于文字而有局限性。也因此古人有尚古效法前圣往哲的传统，孔子就说“述而不作”，言下之意就是大真理、大道都在祖先那里，因为在文明之初，往圣前贤受到的污染少，思想纯正，诚敬专一通灵，容易达至天人合一之境界。而后世自性因受到的干扰多，还有执着于人类已有的知识成果，反而在认识能力方面有很大的障碍，正如《老子》言：“为学日益，为道日损”，再加上自性损害大，往往求之于外正是“其出弥远，其知弥少”，由此可见，“好古敏以求之”是非常正确的。

    “道”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也多有论述：

    “道”的本义是指道路。《周易·履卦》有“履道坦坦”，《阳货篇》中有“道听而途说”。

    “道”的意思还引申为政治路线。“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学而篇》）实行了正确的政治路线，天下太平，叫治世，孔子称为有道；相反即乱世，孔子称为无道，孔子说：“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泰伯篇》）

    “道”的意思又引申为人生观、世界观、思想体系和政治主张，以及深刻的哲理。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里仁篇》）子曰：“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里仁篇》）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里仁篇》）

    “道”也指正确的方法。孔子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里仁篇》）

    “道”也指人生理想。孔子所说“志于道”中的“道”就是人生理想的意思。

    志向和理想对人的一生影响巨大，树立理想在某种意义上决定了一个人事业的方向大小。许衡是元代著名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少年时就有大志。他自幼聪慧异常，7岁入学，老师讲授《四书章句》，他便问老师为什么要读书，老师回答说是为了通过科举考试达到做官的目的。他反问道：“如斯而已乎？”老师感到非常惊奇。他每读一书，都要探求书中的精神和深刻的意蕴，老师解答不了，就对许衡的父母说：“儿颖悟不凡，他日必有大过人者，吾非其师也。”许衡的父母强求他留下来，终未能阻止老师的离去。其后，随着许衡年龄的增长和知识水平的提高，一连换了三个老师都不能满足他如饥似渴地探究学问的要求。后因遭战乱，逃难途中，家贫无钱买书，见到别人家有《尚书疏义》一书，便请求借宿数夜，将此书全部抄完才离开。在他避乱逃入徂徕山时，得到王弼注释的《周易》，他细心抄录，“夜思昼诵，身体而力践之，言动必揆诸义而后发。”有一则脍炙人口的故事，说的是许衡曾经在酷夏中路过河阳，口渴极了，道旁的梨树上有熟透了的梨子，难民们争先恐后地摘梨吃，独有许衡神态自若地端坐在树下不动。人问其故，他答：“非其有而取之，不可也！”旁边的人解释说：“世乱，此无主。”他又严肃地回答：“梨无主，吾心独无主乎？”由于许衡刻苦钻研儒家经典并能用“慎独”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所以他在青年时代就被人视为有高尚道德的人，逐渐有人登门向他求教。

    2.君子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

    古“德”字作“徝”，徝即直，与“得”相通，指得到或占有奴隶、财富。周人提出“有德”，是说明其得天下，有才能、品质等因素的作用。孔子将“德”阐发成儒家的伦理范畴，专指道德、品德，是“仁”的具体化。

    子曰：“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音xǐ），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述而篇第七·3》）

    孔子说：“品德不修养，学问不研究，听了正确的道理不能照着去做，有了错误不能改正，这些都是我担忧的。”

    可见道德修养是成就君子人格的重要方法。那么，如何提高一个人的品德呢？

    子曰：“主忠信，徙义，崇德也。”（《颜渊篇第十二·10》）

    孔子说：“以忠诚信实为主，唯义是从，就可以提高品德。”

    子曰：“君子义以为上。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阳货篇第十七·23》）

    孔子说：“君子首先看重的是义。君子只有勇而没有义，就会犯上作乱，小人只有勇而没有义，就会偷窃抢劫。”

    子曰：“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同“逊”）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卫灵公篇第十五·18》）

    孔子说：“君子把义看作事业的根本，按照礼的规范去做，用谦逊的言语来表达，用诚实的态度来完成。这才真是君子呢！”

    孔子说：“君子对于天下的事情，没有一定可以做的，没有一定不可以做的，要看它与‘义’接近的程度。”

    子路曰：“不仕无义。长幼之节，不可废也；君臣之义，如之何其废之？欲洁其身，而乱大伦。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微子篇第十八·7》）

    子路说：“不出去做官是不符合义的。长幼之间的礼节，不能废弃；君臣之间的义，怎么能废弃呢？想洁身自好（而隐居不仕），却破坏了（君臣之间）重大的伦理关系。君子出来做官，是实践君臣大义。至于大道实现不了，那是早就知道的了。”

    子曰：“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里仁篇第四·10》）

    可见“义”确实是君子为人处世的根本原则，“义”和“仁”的意思是相同的，只是孔子重仁，孟子主张义。仁义实为人道的根本。

    孔子说要“依于仁”，仁是衡量道德的最高标准，是一个人道德修养的出发点和归宿。

    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

    “请问之。”

    曰：“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阳货篇第十七·6》）

    子张问孔子，怎样做可以称仁。孔子说：“能将五种品德施行于天下，就可以称仁了。”

    子张说：“请问哪五种。”

    孔子说：“恭敬，宽厚，信实，勤勉，给人恩惠。恭敬就不会招来侮辱，宽厚就能得到众人拥护，信实就会得到别人任用，勤勉就会有成绩，给人恩惠就足以使唤人。”

    恭，指待人接物恭敬、肃穆的态度。孔子要求：“貌思恭”（《季氏篇》），“居处恭”（《子路篇》）。孔子本人平时“恭而安”（《述而篇》），“温、良、恭、俭、让”（《学而篇》）。孔子认为恭是达到仁不可或缺的一种生活态度，又认为恭必须以礼为准则，“恭而无礼则劳”（《泰伯篇》）。

    南宋朱熹说：“恭者，敬之发于外者也；敬者，恭之主于中者也。”（《孟子集注》）以为恭是敬外在的表现行为和态度，恭和敬两者完全一致，“人常恭敬，则心常光明”（《朱子语类》卷一二），是程朱学派道德修养的规范。

    宽，言待人宽厚。孔子把宽视为一种重要的品质。待人宽厚，就会得到众人的拥护。统治者如若待人不宽，就不可能治理好国家。孔子说：“居上不宽，为礼不敬，临丧不哀，吾何以观之哉！”（《八佾篇》）意思是说，居于统治地位不宽宏大量，行礼的时候不严肃认真，参加丧礼的时候不悲哀，这样子我怎么看得下去呢？

    孔子弟子子张也说过：“君子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子张篇》）意思是说君子尊敬贤人，也接纳普通人；鼓励好人，可怜无能的人。这是对“宽”的最贴切注解。孔子曾以“赦小过”答复仲弓什么是为政之道。著名的管理大师彼得·杜拉克也一再强调经营者要善于利用部属的长处，“有意忽略”部属的短处，而不要有褊狭的心理，只凭某人的短处就认定这个人一无是处。

    日本经营之神松下幸之助从自己的管理实践中深深体会到：要找一个完全没有缺点的人，是不可能的，只要优点占了七分，即使缺点有三分，这个人也是可用的。就人事政策而言，他认为不能太宽，否则容易造成部属贪图安逸，而不长进的后果；反之，也不能太严，过于严苛，部属就会畏缩，而失去自动自发的精神，组织也就失去活力。

    信，指待人接物诚实不欺，言行一致，为儒家的“五常”之一。孔子将“信”作为“仁”的重要体现，认为是贤者必备的品德，提出“敬事而信”“谨而信”（《学而篇》），凡在言论和行为上做到真实无妄，便能取得他人的信任。当权者讲信用，百姓也会以真情相待而不欺上，“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子路篇》），因此“君子信而后劳其民”（《子张篇》）。就是说在上者讲究信用，老百姓就没人敢不说真话，君子只有诚实不欺才能动员百姓。

    敏，其义有二：一是敏捷、力行。《学而篇》言：“敏于事而慎于言”。

    在力行方面，孔子非常赞赏他的弟子子路。

    子路有闻，未之能行，唯恐有闻。（《公冶长篇第五·14》）

    子路听了一个道理，如果还未来得及实践它，就唯恐又听到新的道理。子路的这种力行精神，还表现在遵守诺言和工作作风方面。

    子曰：“片言可以折狱者，其由也与？”子路无宿诺。（《颜渊篇第十二·12》）

    孔子说：“根据单方面的陈述就能判定案情的，大概只有仲由吧？”子路许诺别人的事，从不拖延兑现。

    二是勤勉。孔子以为敏是达到仁所不可少的品质，说“敏则有功”（《阳货篇》），又说：“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述而篇》）

    惠，指一种予人恩惠、授惠的道德行为，是“仁”的表现之一。孔子说“惠则足以使人”（《阳货篇》），执政者施行恩惠就能更好地让百姓听从于己。又指出“君子惠而不费”（《尧曰篇》），要“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尧曰篇》），而不是别有用心地收买人心。孟子将“惠”和“仁”看成是道德上的两个不同层次，说：“分人以财谓之惠，教人以善谓之忠，为天下得人者谓之仁。”（《孟子·滕文公上》）南宋朱熹对此句的解释是“分人以财，小惠而已……为天下得人者，而其恩惠广大，教化无穷矣，此其所以为仁也。”（《孟子集注》）认为分赐给穷人一点财物，只能算是小恩小惠，而如果在此基础上泛爱天下人，便可达到“仁”的境界。

    除此之外，《论语》中关于“德”还提到勇、直、刚、俭、贞、让、忍、恒、良、温、明、重、耻等方面。

    最后，我们再回归到“仁”。

    仁，是德的依据和总纲。“仁者爱人”，爱人是“仁”的本质和基本内容。实现仁的方法和途径是忠恕，忠恕之道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以直报怨，以德报德”，要做到推己及人就要修己、克己，而修己、克己则为伦理道德修养。仁的最后境界就是泛爱众，泛爱众是一个由近而远的过程，从近的方面来说，即孝、悌、慈。

    孝，孔子最重孝悌，认为孝悌是仁的基础。曾对“孝”作了新的解释，认为孝不仅限于对父母的赡养，而应着重对父母和长辈的尊重，说：“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为政篇》）认为如缺乏孝敬之心，赡养父母也就视同于饲养犬马，乃大逆不孝。孔子还认为父母可能有过失，儿女应该“事父母几谏”（《里仁篇》），即婉言规劝，力求其改正，并非对父母绝对服从。孔子论孝，还讲“父母在，不远游”（《里仁篇》），“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里仁篇》），表现的是在农耕文化社会的情景，由此可见孔子是主张农耕文化为主的，但是无论社会怎样变迁，“父母在，不远游”背后隐含的敬爱父母的精神却是永远有价值的。即使在今天，我们每到一个新的地方，也应该给父母打个电话，不要让父母太多地操心。至于“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在今天也有价值。我们在继承父辈的事业时，要秉承父辈的精神，也就是说父辈思想背后的东西，这种东西是活的灵魂，唯有继承了这种精神才能使父辈留下的东西发扬光大。如果对先辈的精神还理解不够，就不要不负责任地做轻而易举的改动，这是对父辈的不敬。唯有在彻底了解了父辈的意图和精神后，再根据实际情况的需要而有所损益，这样才是敬，也才是孝道。同样，如果实际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但仍然固守教条，不做调整改进，自认为这样才是尽孝道，其实这叫败家子，是先辈最不愿看到的。孔子有关“孝”的思想，对后世影响很大。后世之儒又为“孝”制定了繁琐仪式，《礼记》中规定父母死后，子“水浆不入口，三日不举火”，“哭泣无数”以致“身病体羸”，纯粹是精神和肉体的自我摧残。反映西汉儒家思想的著作《孝经》，把“孝亲”与“忠君”合而为一，即“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孝经·广扬名》），同时也强调“孝”亦当以“义”为准则，“当不义，则子不可以不争于父，臣不可以不争于君”（《孝经·广至德》），从而修正了愚孝的思想观念。

    鲁迅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一文中认为“慈”和“孝”是父子间各尽的社会责任和义务。“孝”的观念在剔除宣扬封建主义糟粕后也有一些合理因素，如提倡子女对父母的“尊”、“敬”、“养老”，将孝亲与忠于民族大义相结合，主张死后薄葬节用等。

    悌，古通“弟”，指对兄长的敬爱之情。孔子非常重视悌的品德，其弟子有若根据他的思想，把“悌”与“孝”并称，视之“为仁之本”，说：“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学而篇》）他的为人，孝顺父母，敬爱兄长，却喜欢触犯上级，这种人是很少的；不喜欢触犯上级，却喜欢造反，这种人从来没有过。君子专心致力于基础工作，基础树立了，“道”就会产生。孝顺父母、敬爱兄长，这就是“仁”的基础吧。

    慈，指父母爱子女之情。孔子提倡孝慈，即子女对父母孝敬，父母对子女慈爱。鲁国宰相季孙肥问孔子：“使民敬、忠以劝，如之何？”孔子答道：“临之以庄，则敬；孝慈，则忠；举善而教不能，则劝。”（《为政篇》），认为只有对父母孝顺，对子女慈爱，才会受到他人竭诚相待。孟子也把“敬老慈幼”作为人应有的一种重要品德加以提倡。经过儒家学者不懈的倡导，孝慈遂成为中华民族的道德传统。

    “游于艺”，艺指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

    礼，是六艺之首，是“仁”的表现形式。孔子提出视、听、言、动，都必须合乎礼；合乎礼就是“仁”，因此“礼”已包括在“仁”中了。“礼”是行为规范，有了“仁”作为指导思想，又符合行为规范，就能真正体现出“仁”来，真正表现出“爱人”和“克己”的行为。《泰伯篇》记载了孔子对“礼”的作用的论述。

    子曰：“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音xǐ），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

    孔子说：过分注重态度的庄重，却不知道礼的本质，就会劳倦；只知一味谨慎却不知有度，就会畏葸懦弱，畏缩不前；专凭敢作敢为的胆量，却不知节制就会盲动闯祸；心直口快却不知以礼为度，就会尖刻刺人。

    在《学而篇》中有孔子弟子有子之语：“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这也说明“礼”是用来团结人，使社会安定的。人们的行为要靠“礼”来节制，才能达到中和的境地。要想具有“恭”、“慎”、“勇”、“直”这些美德，就必须以“礼”为度。

    乐，儒家常以乐作为表现“礼”的一种手段。《孝经·广要道》中说：“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孔子则把“礼乐”并提，《泰伯篇》：“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先进篇》：“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子路篇》：“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孔子认为，“乐”本身不仅具有和谐性，而且被赋予一种道德属性。《述而篇》：“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八佾篇》：“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韶》，虞舜之乐；《武》，武王之乐。舜受尧之禅，以揖让得天下，故舜之“乐”尽善、尽美；武王伐纣征诛得天下，使用的是武力，故武王之乐尽美而未尽善。以后儒家也各有发挥，孟子说：“闻其乐而知其德。”（《孟子·公孙丑》）荀子认为乐“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故乐者，天下之大齐也，中和之纪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荀子·乐论》）。“乐”在今天也可理解为一种美育。

    射，射箭的知识技能。孔子所推崇的西周时代，天子即以试射的办法来选拔人才。天子亲自在学宫主试，录取的标准是：以射中次数的多少，结合行动是否合乎礼仪、动作是否合乎乐律。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对体育之重视。但是，射箭比赛与其他体育项目体现的精神是不同的，《论语·八佾》中有记载孔子的话，即“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言下之意就是将君子的争限制在射箭方面，射箭比赛要正心诚意，不借助外力，也不依靠力气，全凭向内的功夫，因此中国文化在让、在向内而不在向外。也正是这种文化精神，中国的人才选拔制度没有采取民主选举的方式而是依靠科举考试。民主竞选在于争斗，凭借的是双方的财力、宣传力量等，而科举考试如同射箭比赛，凭借的是自身的修养与才学。

    御，驾车的知识技能。古代有生活用的马车与战争用的兵车，都要求培养能驾车的人才。在孔子的教育实践中，即把“御”列为一门基本课程。他周游列国时，也由学生（如樊迟）为之驾车，当有人讥刺他“博学而无所成名”时，他便对学生说：“吾执御也”。（《子罕篇》）这表明了孔子对“御”的积极态度。

    书，即书写。《卫灵公篇》记载：“子张书诸绅”。意思是子张把老师讲的几句话写在自己的衣带上。在“六经”中，“书”指《尚书》。

    数，算术的知识技能。在孔子的教育实践中，亦把“数”教列为一门基本课程。

    “游于艺”，在现代社会就指某种知识、学科、技能以及健康体魄、协调沟通能力与表演才能等。“艺”除了六艺的意思，在我看来还有权变的意思，即将“道”、“德”、“仁”应用于日常生活与工作的能力。

    子曰：“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子罕篇第九·30》）

    意思是说，可以同他一道学习的人，未必可以同他一道取得某种成就；可以同他一道取得某种成就的人，未必可以同他一道事事依礼而行；可以同他一道事事依礼而行的人，未必能够同他一道知晓权变。

    孔子认为掌握“权”的能力与方法，要根据具体情况，既有所变动，但又不违背常规，这需要有很强的能力才能达到。如遵守礼的规定，但又可以有所变通，孔子说：“麻冕，礼也；今也纯，俭，吾从众。”（《子罕篇》）有一次孔子与其弟子在鲁观蜡祭，子贡认为“一国之人皆若狂”，对于“礼”失之于“过”。孔子认为百姓“百日之劳，一日之乐”有何不可（见《礼记·杂记下》与《孔子家语·观乡射》）。后来孟子对孔子的权变思想有所发挥，他说：“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权也。”（《孟子·离娄上》）又认为“执中无权，犹执一也”（《孟子·尽心上》）。

    权变的思想也是中庸时中思想的体现。孔子推崇的“道”、“德”、“仁”、“艺”，此四者的统一，就是一种中庸之德。由此可见道既是一种很高的人生境界，也是一种理想，还是一种一以贯之的常道。要到此境界，必须要有相当品德修养，中国古人认为道德修养对人认识能力的提高至关重要，而道德修养又依靠仁爱，因为在孔子看来，“仁”是天人合一的同然处，只有至此同然处，其智慧道德才能如天一样高大。艺则是此道德仁爱在具体领域的表现形式，艺离不开道德与仁。

    3.孔子的君子观

    为更好地理解什么是君子，我们有必要从反面即什么不是君子来进一步加深对君子的理解。

    首先，不仁者肯定不能称为君子。

    子曰：“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里仁篇第四·5》）

    孔子说：“君子离开了仁，怎么能成就好名声？君子哪怕吃一顿饭的短暂时间也不离开仁，匆促急迫的时候必定立足在仁上，颠沛困窘的时候也必定立足在仁上。”

    “吾闻君子不党，君子亦党乎？”（《述而篇第七·31》）

    意思是君子公正而无所偏袒，此处的“党”指相互隐瞒不义的行为。可见君子应唯义是从，“义”在于尽可能地扩大组织的力量。唯有依靠强大的组织，才能立大功、立大德，使仁义之举通行天下。单靠一个人的力量不可能兼济天下，独善其身又未免过于“清”。若不能正确理解“君子不党”的含义，就会极大阻碍组织的发展，使人人处于散漫不羁之中，最终难以形成强大的社会力量。这一点也许是中国自宋以来被异族入侵的主要原因之一。君子如果缔结为党派，成为一强大的组织，一旦完成历史使命就应该撤除，否则，对中央集权产生威胁，从而不利于天下的统一，在中国历史上从来都是“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要在中央，事在四方”的中央集权式的统一模式，即使在封建制为主的周朝，周天子仍有强大的甸服区以维护中央力量永远保持最大的优势。而君子一旦缔结为党，便会成为诸如土族门阀类的贵族或者军人贵族或者资本贵族等，对王朝的大一统极为不利。因此，孔子强调君子不党。

    其次，子曰：“君子不器。”（《为政篇第二·12》）

    很多人将这句话理解为：君子不会像器皿一样，君子是通才，是博学者，没有专长。我们认为这样理解有失偏颇。

    子贡问曰：“赐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琏也。”（《公冶长篇第五·4》）

    子贡问道：“我怎么样？”孔子说：“你像一件器物。”子贡问：“哪种器物？”孔子说：“就是瑚琏。”

    如果按照一般人对“君子不器”的理解，那么不管子贡是何种器，也不管这种器如何珍贵，子贡只要是器，就不能成为君子。事实上子贡不仅是君子，还是贤人。

    子贡品德高尚，学问好，还是一个优秀的商人。孔子说他“亿则屡中”，也是一个成功的社会活动家和外交家。由此我们可以说“君子不器”不应该理解为成器之人就不算君子，或者是有一技之长的人就不算是君子。恰恰相反，君子必须成器，但不仅仅是一种器，也就是说不仅仅是有一技之长，还应该有理想、有道德，能够敬业乐群，这样的人才堪称为君子。也可以这样理解“君子不器”，就是说君子不是小器而是大器，器就是用，小器就是可以小用，大器就是可以大用。

    孔子还说“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卫灵公篇》）。意思是说君子可以大用，可以赋予他重任，但不可以用小聪明、小技艺来衡量他。实际上在孔子看来，人都要成器，都要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如果一个人只有小的技艺、小聪明，那么是不会有大用的。必须要树立远大的志向，提高对事物的根本认识，增强对知识的理解，才能成大器、有大用、立大功。作为一个君子，要有成大器、立大功的伟大志向，还要有“下学而上达”的踏实认真精神。

    《论语》中还有几句话需要澄清。

    达巷党人曰：“大哉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子罕篇第九·2》）

    这句话很多人译为：孔子真伟大啊！学问广博，可惜没有足以树立名声的专长。这种直译，没有什么不对，但是如果仅此理解孔子，不联系《论语》中对孔子的其他记载，就会有误。孔子难道没有专长吗？实际上博学就是他的专长。他善于教书育人，“发愤忘食”，“乐以忘忧”，“诲人不倦”，“述而不作”，“循循善诱”，教师也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职业。

    不仅如此，孔子在治理国家方面也很有建树，做中都宰，成绩优秀，当司寇，摄宰相职，并且在与齐国的会盟中注重文武兼备，使鲁国免受齐国的胁迫。可以说为政也是孔子很擅长的职业。至于做学问，传承文化更是无与伦比。

    太宰问于子贡曰：“夫子圣者与？何其多能也？”子贡曰：“固天纵之将圣，又多能也。”

    子闻之，曰：“太宰知我乎！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子罕篇第九·6》）

    太宰向子贡问道：“孔先生是圣人吗？为什么他有那么多技艺呢？”子贡说：“本来就是上天要使他成为圣人，又赋予他很多技艺呀。”

    孔子听说了这事，说：“太宰了解我呀！我年轻时很贫贱，所以会做很多低贱的事。真正的君子技艺会多吗？不会多的。”

    这里有一句关键的话，即“君子多乎哉？不多也。”“不多也”其实不是说不学技艺，不学专长，只是强调人的专长不该太多，多而不精，多了就不专心，“艺”就不会高超。如果这样理解，恰恰“君子不器”不仅要博学，并且在博学的基础上还要有所专长，也就是“博约结合”、“通专合一”。对“多乎哉，不多也”，进一步理解，此处还有如果技艺多了，人的思想会执著于技艺当中而很难自拔，正所谓看到远处而敝于远而不知近，看到此处而敝于此而不知彼，对正确全面地把握事物有负面作用。由此可见，在当今科技日益发达而知识日益繁密的社会，人们的精神境界不能提高，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弊于专业知识技术而不能自拔。

    子曰：“莫我知也夫！”子贡曰：“何为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宪问篇第十四·35》）

    孔子感叹道：“没有人能了解我啊！”子贡问：“为什么没有人了解您呢？”孔子说：“我不怨恨天，不责备人，下学礼仪文章而上通性与天命。了解我的，大概只有天吧！”

    孔子以自己的经历向其弟子传授如何从“多能鄙事”的具体实践中悟出更多的大道理，那么这大道理是什么呢？“上达”要达到什么样的境界呢？

    子曰：“赐也，女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与？”对曰：“然，非与？”曰：“非也，予一以贯之。”（《卫灵公篇第十五·3》）

    孔子说：“赐呀，你以为我只是学得多又记得住吗？”子贡回答说：“是的，难道不是这样吗？”孔子说：“不是这样，我是用一个基本思想贯穿学问的。”

    孔子认为多闻、多记，甚至阅历多，只是认识的基础，关键在于“一以贯之”，所谓“上达”就是要达到这种“一以贯之”境界，也就是有一个统一原则把所有的知识都贯穿起来，这个原则就是“道”。当然要“下学上达”，还需要一个人具备一些品德和精神。由此可见，“君子不器”的实质是从反面说明了君子是“道、德、仁、艺”的统一体。

    二、成就君子人格的精神

    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里仁篇第四·8》）

    孔子说：“早晨得知了真理，就是当晚死去，也值得了。”

    子曰：“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卫灵公篇第十五·9》）

    孔子说：“志士仁人，不要为了苟全性命而败坏仁德，只有豁出性命去成全仁德。”人生既然立志于道，如果没有不怕死的精神，是难以有成就的。

    成就君子的人格，还要排除各种干扰与诱惑。比如颜回：

    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雍也篇第六·11》）

    孔子说：“多么好啊，颜回！一箪饭，一瓢水，住在破旧狭小的巷子里，别人忍受不了那（清苦带来的）忧愁，而颜回却不改变他（修学求道）的快乐。多么好啊，颜回！”

    子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述而篇第七·16》）

    孔子说：“吃粗粮，喝凉水，弯起胳膊当枕头睡，乐趣也就在其中了。为人不义而享受富贵，对我来说就像天上的浮云毫不相干。”

    追求君子的完全人格，还要有自信和定力，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击水三千里。

    子曰：“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述而篇第七·23》）

    孔子说：“上天赋予我这样的德性，桓魋又能把我怎么样？”

    子曰：“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述而篇第七·30》）

    孔子说：“仁离我们很远吗？我想得到仁，仁就到了。”

    子曰：“譬如为山，未成一篑，止，吾止也；譬如平地，虽覆一篑，进，吾往也。”（《子罕篇第九·19》）

    孔子说：“好比堆一座山，只差一筐土而没有堆成，停止了堆土，是我自己停止的；好比填平一块地，即使只倒了一筐土，（也是有了进展，）有了进展，也是我自己取得的进展。”

    在追求真理的道路上死不足惜，穷不足惜，困不足惜，畏惧不足惜，卑贱的职业也不足惜。“不怨天，不尤人”，还要“上学而上达”，这就是君子追求完美人格的精神写照。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泰伯篇第八·7》）

    曾子说：“士人不可以不志向远大，坚毅不屈，因为他担子很重，路途遥远。把实现仁德作为自己的责任，这担子还不重吗？为仁奋斗到死方休，这路途还不遥远吗？”

    由上述可见，要成就君子，首先在于立志与精神。明朝的海瑞，在很早的时候就立下了“必为圣贤，不为乡愿”的伟大志向，并以“读圣贤书，干国家事”为座右铭，最后成为一代贤臣、直臣、忠臣与廉臣。

    三、成就君子人格的方法

    1.修身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学而篇第一·4》）

    曾子说：“我每天多次反省自己：替人办事没有尽心尽力吗？与朋友交往没有做到诚实守信吗？老师传授的学业没有经常在实践中反复体会吗？”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学而篇第一·1》）

    意思是说学习要和实践相结合，在实践中理解、消化所学的知识，还要通过交友提高自己的修养，更重要的是成就君子人格是自己的一种人生追求，不是为了炫耀。这是一个君子应有的人生态度。

    向朋友学习最好的态度和方法就是：

    子曰：“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里仁篇第四·17》）

    孔子说：“见了贤人就想向他看齐，见了不贤的人，就要内心反省自己（有无和他一样的毛病）。”

    这也可以叫做“以友辅仁”。

    曾子曰：“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颜渊篇第十二·24》）

    曾子说：“君子靠礼乐文化结交朋友，靠朋友帮助培养仁德。”

    成就君子人格的方法也有正反两面的内容：修身为正，克己为反。

    2.克己

    子不语怪、力、乱、神。（《述而篇第七·21》）

    孔子不谈论怪异、暴力、叛乱、鬼神（这四类事）。

    《朱子集注》谢氏说：圣人语常而不语怪，语德而不语力，语治而不语乱，语人而不语神。

    子曰：“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宪问篇第十四·2》）

    孔子说：“一个士人如果眷恋在家的安逸生活，就不配称作士了。”

    所谓士必须以天下为己任，怎可贪图安逸的生活呢？大丈夫应该志在四方。

    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子罕篇第九·4》）

    孔子完全没有这四种毛病：不瞎猜，不独断，不固执，不自以为是。

    孔子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以客观为依据判断事物的是非曲直。

    子曰：“贫而无怨难，富而无骄易。”（《宪问篇第十四·10》）

    孔子说：“贫困但无怨气，很难做到；富有却不傲慢，则容易做到。”

    处贫难，处富易，且家里富裕，受教育的机会就多，也就容易具有良好的品德，正如管子说的“仓廪实而知礼节”。

    孔子曰：“益者三乐，损者三乐。乐节礼乐，乐道人之善，乐多贤友，益矣。乐骄乐，乐佚游，乐晏乐，损矣。”（《季氏篇第十六·5》）

    孔子说：“三种快乐是有益的，三种快乐是有害的。把礼乐的节制当做快乐，把称道别人的长处当做快乐，把多结交贤良的朋友当做快乐，就有益了。把骄纵恣肆当做快乐，把纵情游逛当做快乐，把沉溺于安逸当做快乐，就有害了。”

    不是所有让人快乐的事都是对人有益的，我们要多选择一些对身心健康有益且快乐的活动，比如旅游、劳动、社会调查、以文会友等，既能增长见识、开阔视野，还能理解社会，增强体质，学会交流，扩大合作。

    孔子曰：“侍于君子有三愆（音qiān）：言未及之而言，谓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谓之隐；未见颜色而言，谓之瞽（音gǔ）。”（《季氏篇第十六·6》）

    孔子说：“陪伴君子谈话容易犯三种过失：不该你讲话你抢先说，这叫躁；该你讲话你不说，这叫瞒；不看君子脸色，随意说话，这叫盲目。”

    君子要不躁、不隐、不瞽，与《荀子·劝学篇》提到的“不傲、不隐、不瞽”相同。“隐”“瞽”的问题不大，“躁”“傲”问题就严重了。因此，毛泽东主席告诫全党要戒骄戒躁。

    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季氏篇第十六·7》）

    孔子说：“君子有三种情况要警惕自己：年轻时，血气未定，要警惕的是迷恋女色；到了壮年时，血气方刚，要警惕的是逞强好斗；到了老年时，血气已经衰弱，要警惕的是贪得无厌。”

    人生三个阶段，要力戒色、戒斗、戒贪，三戒之中，最可怕的应是晚年戒贪，否则晚节不保。

    慎言语对一个人至关重要，佛家也讲不打妄语。

    子曰：“道听而途说，德之弃也。”（《阳货篇第十七·14》）

    意思是在路上听了传言，随即就传播开去，这是道德所不容许的。

    子夏曰：“小人之过也必文。”（《子张篇第十九·8》）

    子夏说：“小人有了过错，必定会加以掩饰。”

    文过饰非是普通人常犯的错误，人都容易宽容自己，而对别人要求严格，尤其爱面子的人，更容易掩饰自己的错误。此外，还要在一些细节上注意自己的言行、态度等。

    曾子曰：“君子所贵乎道者三：动容貌，斯远暴慢矣；正颜色，斯近信矣；出辞气，斯远鄙倍矣”。（《泰伯篇第八·4》）

    意思是，使自己的容貌和颜悦色，则会远离暴力凶狠与傲慢；使自己的容颜端庄，则会让人感到信实可靠；说话声注重言语的音调强弱与缓急，则远离粗俗与错误。此处“倍”同“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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