尧帝能够任用品德高尚之士，舜帝能重用八元八恺等有才能的人，商汤能把奴隶伊尹提拔为宰相，周文王以河边钓鱼的吕尚为师。这些帝王之所以功业有成、青史留名，是因为他们都独具慧眼，找到了辅佐自己的人才。
一、人才的类别
1、以中庸为标准划分的五类人才
子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雍也篇第六·29》）
孔子说：“中庸这种道德，该是最高的了，大家已经长久地缺乏它了。”称赞中庸可以作为平常行事的标准，是先王之道。
真正的伟大是单纯，真正的智慧是坦诚，真正的力量是谦和。刘邵说：“观人察质，必先察其平淡，而后求其聪明。”他把平淡列为择人的最高标准，其义与孔子所言的中庸之德一脉相承。
中庸之人也就是中和质性的人，不偏倚，不固执，在遭遇事故时，不被虚假的事实所蒙蔽，总能冷静客观地分析，调和金、木、水、火、土等五材用之，因应变化，进退有节，锋芒内敛，大智若愚，不好名，不好利。具备“温”“良”“恭”“俭”“让”“智”“慧”“敏”“宽”“信”等十种品德，为一等的领袖人才。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雍也篇第六·1》）
仲弓问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简。”仲弓曰：“居敬而行简，以临其民，不亦可乎？居简而行简，无乃大（同“太”）简乎？”子曰：“雍之言然。”（《雍也篇第六·2》）
孔子说：“冉雍啊，可以让他做一国的君主。”
仲弓（冉雍，子仲弓）问子桑伯子怎样。孔子说：“他办事简要，很好。”仲弓说：“立足于严肃认真的态度而办事求简，以此来治理百姓，不也可以吗？如果立足于简单省事而办事求简，岂不是太简单了吗？”孔子说：“你说得很对。”
孔子对冉雍赞赏有加，认为他可以有大作为，具备成王的素质和才干。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子曰：“焉用佞？御人以口给，屡憎于人。不知其仁，焉用佞？”（《公冶长篇第五·5》）
有人说道：“冉雍么，有仁德而不善辩。”孔子说：“哪里用得着善辩？快嘴利舌地对付别人，常常遭人憎恶。我不知道他仁德怎样，但哪里用得着善辩？”
孔子认为不着边际的话要少说，说多了就成了花言巧语，是让人讨厌的。如果牙尖嘴利、花言巧语成为一个人的特点，那这个人就是“佞者”了。能让孔子称得上“仁”的人是很少的，而冉雍却被孔子评价为“仁而不佞”，冉雍自己也有“居敬行简”的体会。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将冉雍归于中庸之人之列。
按照孔子的观点，中庸之人也就是全材之人，为第一等人物，而仅次于中庸之人的人是兼材之人。
孔子认为子贱即宓（音fú）不齐就属于兼材之人。孔子有个侄儿叫孔蔑，跟宓不齐一块做官。孔子去看望孔蔑，并问他：“你做官得到了什么？失去了什么？”孔蔑回答说：“没得到什么，却失去了三样东西：一是工作忙，没有工夫复习，使学到的东西总也弄不明白；二是俸禄少，无法周济亲戚，因此与他们的关系日渐疏远；三是公事多，不能吊死问疾，致使友情也淡漠了。”孔子听了很不高兴，又拿同样的问题去问宓不齐。宓不齐说：“我自己做官没有失掉什么，却得到三样东西：一是过去背熟的东西得以实践，使学到的知识更明白了；二是得到的俸禄除自用外，还能帮助亲戚，使骨肉更亲近了；三是虽有公事，但同时可以吊死问疾，所以友情更深厚了。”孔子听后十分感叹，不无遗憾地说：“可惜子贱只做到单父宰，他远非只有治理一个采邑的才具，如果他的官做得再大一些，成就会非同一般。”
子贡问曰：“赐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琏也。”（《公冶长篇第五·4》）
子贡问道：“我怎么样？”孔子说：“你像一件器物。”子贡问：“哪种器物？”孔子说：“就是宗庙里祭祀用的器皿瑚琏。”
孔子说子贡是“瑚琏”，属于廊庙之材。这一评价非常高，子贡听了，自然高兴。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子罕篇第九·29》）
孔子说：“智者不疑惑，仁者不忧愁，勇者不畏惧。”
一个人进德修业，要先明智，次修仁，再次讲勇。《中庸》称：“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这个“一”是指什么？朱熹说是“诚”。意思是说，智、仁、勇三达德本是人所共有，但想去实践，必须有诚心。《中庸》还借用孔子的话，提出培养三达德的办法：“子曰：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一个人只要好学，差不多就是个聪明人了。懂得一种道理，能够身体力行地去做，几乎就是仁者了。人不是圣贤，会做错事情，但只要能引以为耻，迅速改正，可以说就是勇敢了。这是达到不惑、不忧、不惧的必由之路。
兼材之人以下为偏材之人，偏材之人仍属人才之列。
按照古代的阴阳观点来看，人是以阴阳之气确定性情的，阴气太重则失去刚；阳气太重则失去柔。太柔则处事小心谨慎，不敢大刀阔斧，表现为“不及”；太刚则狂，表现为“过”。这两种人各有长短。
子曰：“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音juàn）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子路篇第十三·21》）
孔子说：“找不到与言行合乎中庸的人交往，那必定要同狂者和狷者交往了。狂者一味进取，狷者洁身自好。”
孔子认为言行都合乎中庸的中行者，是品德最高尚的人。中行者善于协调各方面的关系，使之合于“道”。狂者勇于进取而办事不细，狷者为人耿直而有所偏激。如果勇于进取而又考虑全局，为人耿直而又善于与人合作，那么也就近于中庸之道，成为中行之人了，但在现实生活中这样的人太少了。
刘邵在《人物志》中以中庸为准则，将不符合中庸之道的人才分为亢奋和拘谨两类，又将这两类人细分为十二种不同的偏材。在实际生活中，人们要处处不偏不倚，非常困难，对某事往往都有所偏向。有偏材的人针对自己的偏颇，可以在实践中通过不断地修炼，予以改善。对于偏材之人，可以用其所长，避其所短，使之在适宜的岗位上发挥作用。譬如严峻正直的“凌楷之人”，原则性强，但是也有固执专一的缺点，应变能力不足，可以安排他们从事管理财务的工作，却不宜做顺应人心、争取群众的事。性情宽厚，喜欢交际的“弘普之人”，可以从事安抚民众的工作，却不适合去做整顿风纪的事。人才众多，各有特点，只有充分认识各类人才的特别之处，根据他们的特点予以任用，就会人尽其才。
孔子认为子路过于刚强，少谋好强，对他的批评和教诲最多。
子谓颜渊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惟我与尔有是夫！”
子路曰：“子行三军，则谁与？”
子曰：“暴虎冯（音ping，同“凭”）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述而篇第七·11》）
孔子对颜渊说：“出仕就去行道，否则就藏道于身，等待时机，只有我和你能做到这点了！”
子路说：“如果您统领军队，那么同谁一起共事？”
孔子说：“空手斗虎，涉水过河，即便丢了性命也不后悔，我不同这样的人共事。必须是遇事恐惧谨慎，善于谋划以求成功的人，我才愿同他共事。”
在《公冶长》篇中，孔子批评子路“好勇过我，无所取材”，可是子路一直把勇敢视为自己的长处，而看不到它的负面结果。此外，他对颜渊的优点也没有认识，当他听到老师夸奖颜渊时，就很不客气地问孔子：“子行三军，则谁与？”意思是：你总不能带颜回吧？只能带我。孔子严肃地批评了子路，并告诉他说，一个统帅三军的大将，必须“临事而惧，好谋而成”才可以。
第四类人物是依似之人，属于伪人才之列。
依似之人，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洁，正如孔子所言“巧言令色，足恭”。众人都喜欢他，名扬乡里，其实他是与世俗合污同流的人。《中论·考伪》云：“乡愿亦无杀人之罪也，而仲尼恶之，何也？以其乱德也。”因为依似之人乱德，所以孔子最讨厌这种人。
子曰：“其言之不怍（音zuò），则为之也难。”（《宪问篇第十四·20》）
孔子说：“一个人说起话来大言不惭，那么，要他干点实事一定很难。”
子曰：“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惠，难矣哉！”（《卫灵公篇第十五·17》）
孔子说：“同大家整天生活在一起，没有一句正经话，喜欢耍弄小聪明，这种人是难有作为了！”
子曰：“论笃是与，君子者乎？色庄者乎？”（《先进篇第十一·21》）
孔子说：“人们称赞说话诚实的人，但这个人究竟是真君子呢，还是表面上假装正经呢？”
子曰：“狂而不直，侗（音tóng）而不愿，悾悾（音kōng）而不信，吾不知之矣。”（《泰伯篇第八·16》）
孔子说：“狂放而不正直，无知而不老实，样子诚恳而不信实，我真不知道这是怎样的一种人了。”
孔子主张言行一致。特别是君子，应该“先行其言而后从之”，“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一个人说话看起来好像诚恳笃实的样子，单凭这一点就认为这个人是君子而可以依赖信任，就容易上当。而应该“听其言而观其行”，不要“听其言而信其行”。言行一致、说到做到的是君子，只说不做，就是伪装的“好人”了，有时伪装的“好人”比真的君子说话更“笃实”。
最后一类是间杂之人，也属伪人才之列。
间杂之人常摇摆不定，人云亦云，也称无恒之人。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善夫！”
“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子路篇第十三·22》）
意思是说这种三心二意、翻云覆雨，无恒德的人，什么都做不成，不必占卜就可以肯定地下结论。巫是上接通天，下接通地的人，医是寄于生死，古时巫医常常是一个人，巫医必须有恒心、有恒德。
2.人有四类
人的质性本来就有差别，再加上后天环境的影响，因此每个人都具有与他人不同的才干。人才除了按性情分为五等之外，根据其才能及所适宜的职业，还可以分为四类，即德行突出之人、擅长言辞之人、擅长政事之人、通晓文献之人。
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先进篇第十一·3》）
孔子弟子中德行突出的有：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擅长言辞的有：宰我，子贡。擅长政事的有：冉有，季路。通晓文献的有：子游，子夏。
3.士有三等
在殷周之际，出现了“士”阶层，春秋时，士人多为卿大夫家臣，后来成为为官的知识分子的通称。根据士人与“义”的关系，可以把“士”分为三等。
子贡问曰：“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子曰：“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
曰：“敢问其次。”
曰：“宗族称孝焉，乡党称弟焉。”
曰：“敢问其次。”
曰：“言必信，行必果。硁硁（音kēng）然小人哉！抑亦可以为次矣。”
曰：“今之从政者何如？”
子曰：“噫！斗筲（音shāo）之人，何足算也？”（《子路篇第十三·20》）
子贡问道：“怎样才配称作士？”孔子说：“为人有羞耻心，出使外国，无愧于国君使命，就配称作士了。”
子贡说：“请问次一等的。”
孔子说：“宗族里的人称赞他孝顺父母，乡里的人称赞他敬重兄长。”
子贡说：“请问再次一等的。”
孔子说：“说话一定兑现，做事一定坚决。这是不懂变通的固执的小人呀！不过也可以算是再次一等的士了。”
子贡问：“现在从政的人怎样？”
孔子说：“咳！都是些器量狭小的人，哪配称得上士呢？”
孔子把“士”分成三个档次：
最名副其实的“士”是德才兼备的人。他们在道德方面“行己有耻”，言行顾忌名节，有所不为，但在国家大事上又有所为：“使于四方，不辱君命”。这种“士”是国家的脊梁。
第二类“士”，有德而才不足，气度还不够大。“宗族称孝，乡党称弟”，即孟子所说的“一乡之善士”（《孟子·万章下》），他们还没有担当、处理国家大事的心胸和能力。
第三类“士”，言行也有过人之处，但所守的是小忠小信，还不一定能完全按道义行事。
而孔子认为当时的从政者大都目光短浅、器量狭小、品德低下，连最次等的士都算不上。
二、识人的原理
识人是一件很难的事情，识人的方法也非常多，《论语》中所讲的基本方法有三种：
1.听其言观其行
听其言，观其行，就是看一个人是否言行一致，这也是孔子行胜于言思想的体现，和韩非循名责实、重视考核的方面是一致的。
宰予昼寝。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杇（wū）也，于予与何诛？”子曰：“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于予与改是。”（《公冶长篇第五·10》）
宰予大白天睡觉。孔子说：“朽栏的木头不能用来雕刻，污秽的土墙不能加以粉刷，对宰予，还能用什么话来责备呢？”孔子又说：“起初我对于一个人啊，听了他的话就相信他的行动；现在我对于一个人啊，听了他的话还要看看他的行动，我是因为宰予而有这个变化的。”
如果把“听其言观其行”的方法运用在企业和其他组织的话，也就是要重视业绩考核，凭业绩来判断一个人，这是识人的最基本的方法，也是一个组织识人用人的文化精神之所在。
2.所以、所由、所安识人法
子曰：“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音sōu）哉？人焉廋哉？”（《为政篇第二·10》）
孔子说：“看他的所作所为，观察他为达到一定目的所采用的方式，了解他的心情，安于什么，不安于什么，那么这个人怎样隐藏得住呢？这个人怎样隐藏得住呢？”
这是孔子的三步识人法，首先“视其所以”。就是观察一个人是什么样子，在做些什么，为什么这样做。一般而言，如果这个人做的是好事，人们就认为这个人人品不错，但这还不够，还要继续观察他为什么做这件事，动机如何？即使这个人有良好的动机，所做事情也深受人们的拥护和赞赏，但对这个人的评价还不能下最后的结论。
其次是“观其所由”。意思是要观察他所做之事的路径和方法是否正当、是否合情合理，在做事的时候是有所顾忌呢，还是不择手段？这一点非常重要，隐含着一种深层的价值理念。“观其所由”可以看到一个人内心对社会规范、圣人之言、天命是否有所敬畏。“观其所由”，还反映一个人在做事时，是将道义放在前呢？还是将事情本身的成功放在前呢？也就是说功与义之间孰轻孰重的问题。将义在任何情况下都放在根本的地位，就是谋其义不计其功的思想，这种人则可以大用，反之则谋其利不计其义，先利后义甚至唯利是图，用这种人则是很危险的。
再次是“察其所安”。意思是说通过观察他安心于什么、不安心于什么来判断他心灵深处的追求和凭依。比如一个人老是做着有益于社会的好事，但内心觉得自己非常委曲，没有得到社会应有的认可，于心不甘，总想寻求一种回报。这种虽然做有益于社会的事很值得赞赏，但抱有委屈的心态，说明他还未达到“但求耕耘不问收获”的人生境界，仍然在于交换，有重得失的人生境界，这种人还是不在重用之列。再比如，如果一个人做了些错事，表面看起来这个人不值得一谈，但若和他深交，发现他总是在为自己的错误而忏悔，那么这个人的内心世界就不像外人所了解的那样。如果加以启发，给他一个机会，可能还会浪子回头，如果能给他一个立功赎罪的机会，说不定还会成就一番事业。
3.观其所短，以知所长
了解一个人，除了从正面观察外，还可以从反面观察，主要看其缺点和所犯的错误。看一个人所犯的错误，就可以知道他的精神境界如何，人非圣贤，孰能无过，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想要知道一个人的优点，就必先知道他的缺点，缺点突出的人往往优点也一样突出。
子曰：“人之过也，各于其党。观过，斯知仁矣。”（《里仁篇第四·7》）
孔子说：“一个人犯的错误，总是和他同类的人所犯的错误是一样的。考察一个人所犯的错误，就能了解他的精神境界了。”
后汉的吴祐是酒泉太守，为政清廉宽厚，体察民情，在任期间当地的诉讼案件大大减少，手下的官吏在他的教育影响下，个个都清廉守法。有一个叫孙性的乡官，为了给父亲买件衣服，竟私下里向老百姓要钱。他父亲知道后，十分生气，说：“吴太守这样清廉，你怎么忍心给他抹黑？快去自首认罪！”孙性惭愧地拿着衣服去向吴祐自首，吴祐屏退左右问是怎么回事。孙性就把自己的错误和父亲的教导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吴祐。吴祐说：“你为了孝敬父亲而背上不好的名声，正所谓‘观过，斯知仁矣’。”就叫他回去向父亲认错，并把衣服也送给了他。由孙性所犯的错误和悔过的表现，可以看出他是一位孝子，但是不知礼，而伤害了孝道，不仅没有给父母增光，反而害了父母的一世英明。对这种孝而无礼之人，只要稍加教导即可归于正途。
观察一个人的短处，就会发现一个人的长处，这与“观过，斯知仁矣。”是同一道理。
比如，“讦”具有“直而无礼则绞”之意，是直的缺失，却也是直的象征。因为直如果不含有讦，就无法做到直了。“厉”有严厉之意，是刚的缺失，却也是刚的象征。“软弱”有懦弱之意，是温和的缺失，却也是温和的象征，因为温和如果不含软弱，就无法做到温和，所以既然欣赏温和，就不要非议软弱了。拘谨是耿介的缺失，却也是耿介的象征，因为耿介如果不含有拘谨，就无法做到耿介。所以，既然欣赏耿介，也就不要用错误的眼光看待拘谨了。
三、用人
1.举直措诸枉
樊迟问仁。子曰：“爱人。”问知。子曰：“知人。”樊迟未达。子曰：“举直错（“错”通“措”）诸枉，能使枉者直。”
樊迟退，见子夏曰：“乡也吾见于夫子而问知，子曰，‘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何谓也？”
子夏曰：“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选于众，举皋陶（yáo），不仁者远矣。汤有天下，选于众，举伊尹，不仁者远矣。”（《颜渊篇第十二·22》）
樊迟问什么是仁，孔子说：“仁就是爱人。”樊迟又问什么是智，孔子说：“能识别人。”樊迟没有理解，孔子便又说：“把正直的人提拔到不正直的人之上，能使不正直的人变得正直。”
樊迟回来，见了子夏说：“刚才我去见老师，问他什么是智，他说‘把正直的人提拔到不正直的人之上，能使不正直的人变得正直’，这话是什么意思呢？”
子夏说：“这句话含义真丰富啊！从前，舜拥有天下，在人群中提拔了皋陶，那些不仁的人只好远远地走开了。汤拥有天下，在人群中挑选了伊尹，不仁的人也只好远远走开了。”
这与亲贤臣而远小人的用人方针如出一辙，只有这样才能择优劣汰，振奋人心。
2.不求全责备
仲弓为季氏宰，问政。子曰：“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
曰：“焉知贤才而举之？”子曰：“举尔所知；尔所不知，人其舍诸？”（《子路篇第十三·2》）
仲弓担任季氏的家臣，问孔子怎样从政。孔子说：“委任官吏，建立组织，对他们的工作进行考核，宽恕他们的小过错，选拔贤能的人。”
仲弓问：“怎样知道是贤能的人而提拔他呢？”孔子说：“提拔你所了解的人，至于你所不了解的人，难道别人会遗漏掉他们吗？”
冉雍（仲弓）做了季氏家的总管，也领导着一群官吏，同时掌管着人事的任免大权。孔子回答仲弓问政，正是针对他的职位特点，给了他三点意见：“先有司”以安人；“赦小过”以感人；“举贤才”以得人。
周公谓鲁公曰：“君子不施（同“弛”）其亲，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旧无大故，则不弃也。无求备于一人。”（《微子篇第十八·10》）
周公对鲁公说：“君子不疏远自己的亲族，不要使大臣抱怨不被任用。老臣旧友没有大过错，就不要抛弃他们。对一个人不要求全责备。”
周公嘱咐儿子的这些话在当时都是金玉良言，“故旧无大故，则不弃也。无求备于人”，在今天仍然是可行的。可“君子不施其亲”的论点，就是中国重血缘亲族的大家庭的传统观念。这种传统观念巩固了封建社会的统治，却带来了许多负面影响，特别是今天我们所批判的“任人唯亲”就来源于此。但若以其“不施其亲”的精神来理解的话，就是不应该疏远自己了解的朋友，荐贤要从自己周围开始，举荐自己熟悉的贤才，若人人如此，以贤荐贤，天下还缺贤人吗？
孔子还从正反两面谈求全责备在君子和小人身上的不同反应。
子曰：“君子易事而难说（同“悦”）也。说之不以道，不说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难事而易说也。说之虽不以道，说也；及其使人也，求备焉。”（《子路篇第十三·25》）
孔子说：“给君子做事容易，但难于使他喜欢。不用正当的方法使他喜欢，他是不会喜欢的；当他用人时，他能量才任用。给小人做事难，但却容易博得他喜欢。即使用不正当的方法使他喜欢，他也会喜欢；当他任用人时，却样样求全责备。”
君子全面看人，更多看一个人的长处，包括品德和才能，所以在君子手下工作比较容易。但君子有原则，你的工作令他满意却不容易，他用人是量才使用。所以，有才之士在君子手下，可以充分发挥其才能。
小人则相反。胸无大志，目光短浅，所以在小人手下不容易工作，很难满足他的无理要求。但叫小人高兴并不难，因为他没有原则，见利忘义。他用人不是量才，而是求全责备。所以，有才之士在小人手下，发挥不出自己的才能。
子夏曰：“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子张篇第十九·11》）
子夏说：“一个人的言行，在大节上不能出格，小节上有点出入是可以的。”也就是说，用人不要求全责备，因为人至察则无徒，水至清则无鱼。
3.用其所长
用人的最高境界，就是让人各得其所、各尽其力、各尽其智。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雍也篇第六·20》）
孔子说：“对于学问、道德，懂得它的人不如爱好它的人，爱好它的人不如以它为乐的人。”
如果能让每个人都达到乐之者的境界，从功利角度而言，就是达到了资源配置的最大化；从道义角度而言，就是实现了“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人生境界，从而也为无为而治奠定了基础。
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卫灵公篇第十五·34》）
孔子说：“君子不可以用小聪明来衡量，却可授予他大任务；小人不可以授予他大任务，却可以用小聪明衡量他。”
在小事上，君子可能没什么突出的表现，却可以接受重大的任务。有才有艺的人很多，才艺双全的人也不在少数，他们的特长往往超过君子，但不能担当重任。《淮南子·主术训》说：“譬犹狸之不可使搏牛，虎之不可使搏鼠也。”就是说的这个道理。
用人所长是用人的一个基本原理。任何人都有所长都有所短，即使是全才之人也有所不能，兼才之人的长处在于考虑问题心胸不褊狭，有容人之量，能从大局出发，有战略眼光，其不足在于不可能事事有专，因此必须依靠更多偏才之人来协助。
4.征求民意选拔干部
子贡问曰：“乡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
“乡人皆恶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子路篇第十三·24》）
子贡问道：“全乡的人都认为他好，这个人怎么样？”孔子说：“还不能认定他好。”
子贡又问：“全乡的人都说他坏，这个人怎么样？”孔子说：“还不能认定他坏。不如全乡的好人都说他好，全乡的坏人都说他坏，这样的人才能认定他好。”
这段话已蕴含民主考察干部的思想了。孔子说乡里的好人喜欢他，坏人都厌恶他，这点很难操作，因为判断坏人和好人很难，且判断成本太高。但是这段话给我们一个启示，即能得到最大多数群众拥护的，肯定不会是坏干部。本章虽有类似民主选拔干部的思想，但是又不同于西方的民主选举，孔子反对提拔任用大家都投他选票的人，孔子赞成好人支持他，坏人反对他，这样的人才可以提拔，因此按照选票多少来提拔干部未必能提拔到好的干部。况且在选举中还有操控民意的各种措施发挥副作用，致使民主、民意被绑架而影响选举的效果。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民主政治基本上被资本绑架，民主政治的根本精神还在于争，与市场经济下推销产品几乎没有两样，一个是推销人，一个是推销商品，而推销过程往往要借助媒体的力量，而媒体是需要资本支持的，因此，民主只是个理想。
5.重在考察
“听其言而观其行”，体现了循名责实，重在考核的用人思想。
子曰：“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子罕篇第九·28》）
孔子说：“严寒时节，才知道松树柏树是不凋零的。”
在治世时，小人与君子混合在一起，让人难辨忠奸。但在遇到变乱的利害关头，君子的高尚气节就显露出来了，就像严冬的松柏一样，即所谓“士穷见节义，世乱识忠臣”。
一个组织和企业要想获得成功，必定会经历一系列的挫折、磨难，甚至有时是关乎存亡的大灾大难。值此之际能否渡过难关，化险为夷，关键在于领导班子的整体精神和对事业的忠诚。如果有坚韧不拔之毅力，有忠信的重臣，团结一致，拧成一股绳，自强不息，那么就可能转危为安，使组织和企业经受住考验。在克服困难的过程中，我们很容易看到人心深处的东西，认识一个人的本质。
子曰：“众恶之，必察焉；众好之，必察焉。”（《卫灵公篇第十五·28》）
孔子说：“大家认为他坏，自己不能听从，必定要亲自考察一下；大家认为他好，自己也不能听从，必定要亲自考察一下。”
识人误区有很多，最大的一个误区就是“察誉有偏颇之缪”，意思是说，识人容易被传闻的声誉所误导，产生与事实不符的偏差，这是识人常犯的谬误。
通常我们要了解一个陌生人，常用的方法就是四处打听。但是打听得来的情况，只能参考，不能够百分之百采纳。因为大家说他好，他不一定真好，可能是他善于交际、性格圆滑的结果；大家说他坏，他不一定真坏，可能他特立独行、刚正不阿，导致他人缘较差罢了。所以刘邵在《人物志》中说：“州闾之士，皆誉皆毁，未可为正也。”
人的耳朵根子是相当软的。当听到有人说他好，我们就容易认定他是好人；当听到有人说他坏，我们就容易认定他是坏人。当我们听到有人称赞或批评某人，表面上自己觉得丝毫不受影响，其实内心已经逐渐受其左右，这就是所谓“心虽无嫌，意固疑矣”。所以孔子一再强调要“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一方面受传闻影响，另一方面加上自己主观的爱憎，识人必产生偏差。为了避免以“耳”败“目”，就应该在“察”与“试”两方面多下工夫。
“察”是查证，当我们了解到若干情况之后，必须去查证，以确定其真假。
“试”就是测试、试用。
孔子说：“吾之于人也，谁毁谁誉，如有所誉者，其有所试矣！”圣人对众人所赞誉的人，必有所试，以避免看走了眼，所举非人。
目前各单位在用人时，普遍采取试用制度。试用是识人的好方法，任何人在做事时，其能力、品德、态度都将一一显露出来。因此，了解一个人最好的方法，就是让他做一件事，试用一段时间看看。
还有一种误区就是所谓“接物有爱恶之惑”，意思是不论贤人或愚人，都喜爱善良之人，讨厌邪恶之人，这乃人之常情。可是由于人性好恶的作祟，往往发生善待邪恶之人、疏远善良之人的反常现象。
为什么会善待邪恶之人呢？邪恶之人纵使有百恶，必有一善，只要这一善刚好与我们的长处相通，符合了我们的口味，我们就会不由自主地忘其百恶，而对其产生好感。
为什么会疏远善良之人呢？善良之人纵使有百善，必有一短。只要这一短处刚好与我们的长处相违，不符合我们的需要，我们就会不知不觉忘其百善，甚至拿我们的长处鄙视他的短处，于是就对善人产生反感而疏远他。因此全面地考察和认识一个人是很难的。人人都知道治理国家、管理企业重在用人，也都知道国家混乱、企业濒临破产是因为在用人方面出了大问题。汉朝的察举制，三国时的九品中正制，唐宋以后的科举制，都是适应时代需要而选拔人才的制度，但是这些制度并没有很好地解决官吏的晋升等问题。官吏的晋升与降职，还是依靠吏部的考察以及监督评比进行的。而考察评比的工作要做到完全客观是很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
6.任人唯贤
子谓仲弓，曰：“犁牛之子骍（xīng）且角，虽欲勿用，山川其舍诸？”（《雍也篇第六·6》）
孔子谈论仲弓，说：“耕牛所生的一头小牛，毛色通红，两角端正，即使想不用它作祭祀，山川之神难道会舍弃享用它吗？”
据说冉雍（字仲弓）的父亲是“贱人”，品行也不好。这种家庭背景的人在当时是不能受到重用的。可是孔子认为，冉雍的德行、才学都好，子能改父之过，变恶以为美，是可以做大官的。
孔子主张“有教无类”，虽然他的学生众多，出身也不一样，但他都一视同仁。在选拔人才上，他主张任人唯贤，用人不看出身，只看其才德。
7.干部年轻化
子曰：“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十而无闻焉，斯亦不足畏也已。”（《子罕篇第九·23》）
孔子说：“年轻人值得畏惧，哪能预知他们的将来不如现在的人呢？不过，如果到了四五十岁还不出名，也就不值得畏惧了。”
孔子的这一论断，给我们指出了如何正确认识和对待年轻人，也给那些顽固的守旧势力敲响了警钟。孔子对四五十左右的人特别关注。一个人一生的成就，看年轻时期的努力如何，到四五十岁大致可作结论了。
孔子勉励人应该在年轻时发愤图强，成为真正“可畏”之人。否则，“少壮不努力”，后生就不足畏了。
子曰：“年四十而见恶（音wù）焉，其终也已。”（《阳货篇第十七·26》）
孔子说：“到了四十岁还遭人厌恶，这个人终身都完了。”
人到四十岁仍然品行不端，改起来就困难了，所以孔子说“其终也已”。
人在年轻时就应该敦品励学，否则，到壮年以后再改正就来不及了。
8.用人须慎重
子路使子羔为费（音bì）宰。子曰：“贼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读书，然后为学？”子曰：“是故恶（wù）夫佞（nìng）者。”（《先进篇第十一·25》）
子路让子羔担任费邑的长官，孔子说：“这是害了人家的子弟。”子路说：“那里有百姓有社稷，可以学到治民事神的学问，为什么非要先读书，然后才能在实践中学习治国的学问呢？”孔子说：“正是这缘故，我讨厌强词夺理狡辩的人。”
费邑是一个多事之地，民情多变，鲁国几次内乱都源于此地，所以那里的邑宰很不好当。子路敢作敢为，多难的事他都不怕，于是让高柴即子羔去当费宰。孔子认为高柴年轻，学业未成，让他去做费宰无异于害他。一个人固然可以在实践中学习，但在担任费宰这样重任之前，没有适当的学问作基础，不仅工作做不好，恐怕还要招来祸患，所以孔子反对。不仅孔子这么想，有经验的政治家都是这么想，《左传》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情：郑国的宰相子皮，想让尹何当邑宰。子产说：“太年轻了，恐怕不行吧？”子皮说：“这个人谨慎顺从，他不会背叛我的。让他在工作中学习，慢慢就知道事情该怎么办了。”子产说：“不行。别人喜欢一个人，总是想法对这个人有利。现在您喜欢一个人，却把政事交给他，就好像一个人不会拿刀，却让他去割东西，在多数情况下，是要割伤自己的。您喜欢他，不过是在伤害他罢了……我听说，学习以后才做官，没听说把做官作为学习的……”子皮听了子产这一番话，认为很对，就改变了主意，同时认为子产很忠诚，就把政事全交给了他，子产后来成为一位杰出的政治家。从这个故事中，我们不难看出孔子主张先知后行。知，是通过学习而来的，学习本身又是学习和实践的统一，所以说知本身就是知行合一。
9.老好人不能用
子曰：“乡愿，德之贼也。”（《阳货篇第十七·13》）
孔子说：“谁也不得罪的老好人，是败坏道德的人。”
“乡愿”这种人，就属于我们所说的依似之人，是属于伪人才，很难辨别。从表面上看不出什么问题，但他的心里缺乏真实感情，其言行都不是发自本人的真性情。《子路篇》中孔子说的狂狷之士，虽各趋一端，但还值得肯定，因为他们内心真实，其言行都是发自本人的真性情。有了这种好的素质，经过培养和学习之后，就可以成为“中行”之士。儒家并不认为拘谨、守规矩的人就一定是有道德的人。
据说印度的泰戈尔来中国之后，听了梁漱溟先生对“乡愿”的解释，才恍然大悟。他说：“我长这么大，也没有听说过儒家这样的道理；现在听梁先生的话，心里才明白。”（《梁漱溟全集》第二卷《朝话》）他也误认为拘谨、守规矩就算有道德。
乡愿之人其本质特点就是虚伪不直，这是最坏的一种品质。有人对别人有怨气，却反而友好地相待别人，孔子说他最讨厌这种人。西方在文艺复兴运动中主要反对的就是人的虚伪性，主张怎么做就怎么说，而不是说一套做一套。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也是要求教会怎么说就怎么做。由此看来古今中外无不痛恨虚伪之人。
10.患得患失不择手段者不用
子曰：“鄙夫可与事君也与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无所不至矣。”（《阳货篇第十七·15》）
孔子说：“品德低下的人，难道可以同他一起侍奉国君吗？他没有得到官职时，就担心得不到；得到官职了，唯恐失掉。如果唯恐失掉，那就什么手段都会施出来了。”
孔子认为，患得患失的人，品质卑劣，不可以与之共事。这种人，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小则吮痈舐痔（吸吮脓包，舔痔疮），大则弑父与君，皆生于其患失之一心。”
齐国历史上的易牙、竖刁、启方就是不择手段的佞臣贼子。易牙杀自己的儿子给齐桓公吃；竖刁受宫服侍齐桓公；启方的父亲去世了，启方都不回家奔丧，这些人都是违背人之常情，为了获得君主的宠幸而不择手段。管子临死前告诉齐桓公，一定要除掉这三个人，否则会给齐国带来灾祸。齐桓公不听告诫，自食其果。
11.将相出寒门
子曰：“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先进篇第十一·1》）
孔子说：“先学习礼乐而后做官的，是原本在下层的人；先做官后学习礼乐的，是原本就在上层的人。如果选用人，我赞成选用先学习礼乐的人。”
周朝主要采用贵族世袭制，到春秋末期已实施了几百年。孔子针对时弊提出有教无类、任人唯贤的主张。当时的卿大夫子弟，承袭父兄的庇荫，不学无术便去做官。孔子认为先接受礼乐教育再去做官比较好，即“学而优则仕”。
郑国政治家子产，也主张“学而后入政”。在他当政时期，郑国选拔人才不看出身，就看能力，所以贵族子弟都纷纷入学学习。为什么孔子赞成选用先学礼乐的下层人呢？在我看来有以下原因：第一，有丰富的生活阅历；第二，了解民间疾苦；第三，珍惜学习和为官的机会；第四，内心质朴纯正。相反，出身于贵族的子弟一般都会缺乏这几点，所以难以担当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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