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夏，新四军击溃了韩德勤十多万打内战的顽军后，建立了苏北根据地。当时如皋县城被日寇侵占，通如线（南通至如皋）水陆交通被日伪控制，把8400平方华里的旧如皋县境分割成东西两片。因此上级决定将如皋县组成如东、如西两县。如西县政府建立后，于1940年9月委我筹建县立医院。工作人员最多时有30多人。我在该院先后担任过医务主任和负责人。当时周围的城镇都驻有日寇、伪军。我院就在这东西60华里、南北80华里的县境农村打游击，与扫荡的敌伪军周旋。数日、十数日一迁，紧张时一夜转移数地。大都选择偏僻的村庄分散居住农民家。由于医院的辎重多，加之重伤病员还须雇民力协助搬运，游击十分不便，艰难困苦是不言而喻的。医疗方面的情况由于日伪封锁严密，药械来源困难，可谓穷则思变。例如，调制疥疮药膏没有凡士林，则用猪油、米糊代替；没有药棉、纱布，则用普通棉花和蚊帐布土法脱脂；手术器械不全，曾经向修理自行车的工人借来钢锯消毒后截肢用；输液用水也是自行蒸馏。手术室则用土布缝制蚊帐，请社会医生帮忙。严冬季节，有一次，因猪油调制的疥疮药膏冻结成硬块，只好把它放在门外阳光下晒融，不料被狗子偷吃掉大块，那只狗当即中毒死亡，狗肉也被大家吃了，记于此聊以解嘲。我们采购药械时也十分艰险。一些贩猪往上海出售的商人，我们常托他带药回来。他们大都冒着生命危险，把药品藏于木帆船内或花钱买通轮船上的工作人员，协助避过敌人的检查，完成任务。有时，我还装成走亲戚的老百姓，潜至如皋城南门外附近的胡文远同志家（胡后来任分区卫生部材料科长，现离休住苏州）购药。他从城里偷运回来，我再接运到解放区。大都是夜间行动，通宵不睡。
当时由于生活环境艰苦，睡的地铺，加上洗澡换衣不勤，几乎每个党政军人员都染过虱子，患过疥疮，连我做医务工作的也未能幸免。身上虽然痛痒，心里却很乐观，还风趣地称为“革命虱子救国疮”。在治疗疥疮时，为了加强药效，我们不是发药给患者了事，护士总是用木质压舌板一类的东西，先替患者在皮损部位刮一阵（主要是背部，因患者自己处理不到），然后再替病人搽药，搽药时用纱布蘸药膏用力在皮肤上擦数遍。她们那种不怕脏、不怕臭、不厌烦的操作精神，也是值得后世学习的。伤病员大都分散借住在农民家的堂屋、更棚内，甚至与猪舍牛棚在一起。大的村庄，一个尚可容纳，小村庄则住两个以上，逶迤几华里。无论雨天雪天、炎夏寒冬，医护人员每天都要拿着药械逐一查房、换药、打针、发药等，一跑数里。雨雪天路滑，没有高筒靴，常常跌得像泥菩萨，爬起来再跑。尤其是年轻的女同志，从不叫苦或掉泪。为了改善伤病员的伙食，增强其食欲，丰富营养，事务长不顾个人安危，常到敌人据点的镇上买可口的食品，满足伤病员的需要。
治疗伤病员是医院的第一任务，第二任务是保护好伤病员不被敌人俘虏。医院与军政机关不同，辎重多，重伤病员不能跑，每逢敌人扫荡，工作人员必须先将重伤病员和药械藏好（例如藏入青纱帐），还必须将借住的老百姓室内可疑物清理干净（敌人见到我们用的东西，知道有新四军住过，便烧老百姓的房子），最后工作人员才能撤走。1942年秋，医院驻在朝西庄，下乡扫荡的日寇忽然从卢庄南犯，朝我们的方向而来。因为我们情报迟到，等到将重伤病员和药械等物藏好，约有一个连的日寇排着队伍已到眼前。由于我当时穿的便服，急中生智，便冒充老百姓大模大样从日寇队伍旁边走过去（敌向南我向北）。就这样，我凭着勇敢沉着脱了险。我不会游泳，为了和敌人打游击巧周旋，身边不离一根长绳子。敌人来了便和会游泳的沈孔庆同志在一起，如果逃避敌人有大河阻挡时，沈即用绳子拉我过河，吃几口水不会淹死，上岸再跑。等到敌人赶到河边，我们早跑得老远了，他们只得“望河兴叹”。夏秋季节，高粱、玉米田里就是我们的宿舍，我们常常因避敌人扫荡，在田里轮流睡觉，并派人轮流在田边站岗。有时连续几夜不能安眠，站着时也打瞌睡，腿一弯就惊醒了。
范锡品：江抗两月
江抗（江南抗日义勇军的简称）是新四军一支东进部队，抗战期间活跃在苏南江阴、无锡、常熟、太仓、嘉定诸县农村广大地区，在常熟何市、徐市和太仓归庄、横泾一带建立了较巩固的抗日民主根据地。1939年5月，曹挺进抵沪郊，袭击了敌占虹桥机场，创造了焚毁敌机三架的辉煌战绩，是江南敌占区坚持团结抗战的主要力量。那时国民党江苏苏省第二区保安第四团王士兰部随江抗一起游动，国民党太仓县党部也迁至江抗根据地内协同对敌。我作为国民党军校出身的一员，也有幸于1940年3月至5月在江抗待了两月，亲身的见闻和并肩战斗的情景，给我留下了最为难忘的美好回忆。
头一天，我随司令何克希来到一处庄院的广场。在晚霞的余晖中，江抗各连队正从附近村落向这里集中，战士们走在田埂上，歌声荡漾在麦浪滚滚的上空。到达广场，我才看清一个个英俊的笑脸，每人一个背包，一支步枪，几颗手榴弹，外加几支机枪，他们的欢声笑语和此起彼伏的歌声，顿时汇成欢乐的海洋。军服和军帽跟国民党军一个样，但分不清谁是兵谁是官，而是不拘队形和礼节，轻松友爱，活跃自然。我是第一次看到这样的队伍和场面，既感新鲜，又不胜惊讶与惑然。这里不是后方或山区，而是敌伪据点星罗棋布、近在咫尺、水陆交通四通八达的江南平原，怎能这样大模大样地集结？凭如此简单的武器装备，怎能叫鬼子叫苦不迭？但他们不仅站稳了脚跟，而且日益发展壮大？个中奥秘，我没有接触过，在国民党里也没学过。
江抗每晚要转移驻地，步行数十里于深夜到达另一宿营地。走的是蜿蜒曲折的小道，有时得过由十多艘民船结成的浮桥，也有时穿越大道而去，神不知鬼不觉，如入无人之境。真是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我从中悟出了一些道理。
一次，部队于午夜到达一处看来基础尚较薄弱的昆太边区。老百姓出于对旧式军队的畏惧，不敢开门接纳他们，尽管战士敲门良久，声称新四军，仍是“十扣柴门九不开”。怎么办？这在我看来重重击几下吼几声不就行，而战士们耐着疲劳，始终鹄候在门外，只让少数人继续轻敲轻喊。大凡诚则灵，半个多小时后，屋内油灯亮了，门开了，主人笑容满面地请他们进屋，互相问好，热情交谈，亲如家人。是晚我躺在铺上，思潮起伏，久久不能入睡。
又一次，我看到动员来的民夫不够数，队伍已集中待命转移，一台老式的军用电台撂在场上没人挑，按国民党的做法拉个民夫就解决。这时传来了何司令高亢的四川音：同志们！这件事说明了什么？它说明人民还没有完全了解我们，跟我们还有距离，也说明我们的群众工作做得不够，这是我们的缺点和耻辱。要牢记这个教训，改进工作，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队伍，这个困难要自己来解决。何司令言犹未了，只见队伍中蹿出一位战士，二话没说，提起扁担挑着电台就走，另一战士奔过去，将他的步枪放在了自己的肩上。我随队默默行进，默默思索着什么。
五一劳动节来临，指战员们热烈地计划着准备着，决心用实际行动来纪念这个劳动人民自己的节日。
4月30日深夜，繁星点点，春风拂面，锡沪公路的常、太、嘉一线某些地段，同时出现了一簇簇不速之客。他们挥动着镐、锹、斧、钳等工具，向公路、桥梁和电杆奋起征伐。一时间，各种声音交织成一部别有情趣的交响曲，随风向黑黝黝的田野飘去。伴随着轻盈的欢声笑语，一座座桥梁断了，一段段路面毁了，一棵棵电杆倒了，一截截电线撒落在道边，真是一幅壮丽的战斗画面！我是第一次躬逢这样的盛会，并分享了同样胜利的喜悦。
不日，日军发动了大规模的扫荡，从嘉定的外岗、太仓的沙溪、常熟的支塘向江抗进逼，企图分进合击，给江抗狠狠一锤。何司令和东路指挥夏光对此早有预料。那天白昼在太仓、常熟境内，先后与日寇进行了三次大的战斗，没有天然的崇山峻岭，却有人为的铜墙铁壁，江抗神出鬼没，利用水乡地利人和，牵着鬼子鼻子走，朝着鬼子背上打，给予重重杀伤。夜间，江抗迂回曲折辗转120里，于第二天午后回到何市根据地。总结会上，何司令同样提了我的名。
部队的物质生活很艰苦，一日三餐经常是一铅皮缸咸菜之类的，既当菜又当汤。由于大家都一样，没有国民党军队那样的等级森严，生活悬殊，加上频繁的战斗环境，每人都自觉为革命而来，有自觉的纪律和共同的理想与语言，从而精神生活充满生机与欢乐。每个人既是战斗员又是宣传员，司令员、炊事员或小鬼都能滔滔不绝地讲一套抗日救亡的大道理。这种政治思想的一致，保证了行动上的一致，增强了克服困难的力量，提高了战斗力，武器装备虽较国民党差，文化素质则要超过多倍。从形式到内容，江抗是一支我前所未见的特殊的队伍。
5月下旬，我离开了江抗。临别时何司令拿出纸和笔，要我提点意见，我的眼睛湿润了。当何司令问到教导队男女同志有没有在谈恋爱的，我又不禁破涕为笑了。
吴志勤：难忘的革命情谊——反清乡负伤历险记
1941年6月，敌伪对沪宁东路地区重点清乡，只见集镇碉堡相望，村村篱笆相隔，干道封锁，河关设卡，以超过我军十倍以上的兵力，采取大包围中小包围，妄图把东路抗日民主根据地一口吞掉。威名东路的老虎部队新四军五十二团，精选了50多名战士组成突击队，由我任政指。在7月31日夜，袭击望亭车站外围据点，15分钟解决战斗，歼敌一个中队，我右腿中枪弹负伤。
8月下旬，我部北撤，重伤员留下，有团组织股长葛永和、政指裘亦明、排长李小根及我四位伤员，由女护士陈冰负责，还有14岁小鬼周宝根协助，分散埋伏在无锡茅塘乔一带。我埋伏在王祥仁村，由王三和老夫妇认作儿子收留在家。陈冰住在一故堂屋内，由刘老太认作女儿隐蔽起来。她是19岁上海姑娘，乔扮农村少女。天黑后提着竹篮，抄小路踏草丛，走荒丘蹂荆棘，奔波为伤员换药，脚上刺破溃烂。我们让她保重身体，她毫不在乎地说：“与你们相比，算不了什么。”小鬼周宝根，装做放牛娃，蹿东踱西，远近打听消息。我们叫他注意安全，他稚气地说：“你们在枪林弹雨中都不怕，我怕什么。”敌伪在军事上清剿搜查，在政治上实行“连保制”。叫嚣一人通“匪”，全家杀头，一家藏“匪”，全村烧光，见“匪”喊者有奖，报者重赏，疯狂地进行“三光”政策。我们依靠老百姓掩护照料，蹲稻田、桑园、芦苇，钻牛棚、猪圈、草堆，无数次危险都躲避了过去。伤口污染，溃烂生蛆。药品匮乏，仅一把镊子，几卷纱布药棉，盐开水消毒。葛永和因流血不住，裘亦明因肩部弹片无法取出，相继牺牲了。我亦因腿部有弹片，伤势日益严重，生命危在旦夕。陈冰为我焦急地四处奔走，不顾个人安危，寻医抓药，终于在梅村找到了西医张福康。他是具有高度爱国思想的医生，遭到敌伪迫害坐牢，刚释放回来，继又冒着危险来为我看伤。没有麻醉药，把我按捆在一条长凳上，用毛巾塞住了我的嘴，使用一把消毒过的脚刀，手术进行了一个多小时，挖出了一盆血肉，终于取出了三块弹片，把我抢救过来。有次，敌伪召开老百姓大会，清乡队长在台上讲：“新四军是‘匪’军，共产党是‘匪’党，只要交出新四军伤员，大家可太平无事，不然你们一个不留。”14岁的周宝根在台下气愤地讲：“新四军打鬼子最勇敢，共产党最爱老百姓，你们是汉奸。”他被敌人抓去，遭受严刑拷打。他坚贞不屈，最后在敌人枪口下高呼：“打倒日本鬼子！共产党万岁！”慷慨就义了。
风声越来越紧，我在王三和家无法再蹲下去了。怎么办？便悄悄地转移到青莲庙，化装成和尚以避风险。房东替我剃了个光头，赶发僧衣，给了一串佛珠，连夜把我驮到青莲庙。看青莲庙的叫王老二、清江人、老佃农。他夫妇俩天天为我拜佛求签，祈祷菩萨保佑，并安慰我说：“张网捕虾，总有几只跳出网的。”不久，外有传言：“青莲庙来个小和尚不规矩，有个漂亮女的天天晚上去。”这时清乡已进入深入阶段，日伪奸淫烧抢，地痞恶棍，更是为虎作伥。有个地头恶棍叫高和当，先敲了王三和竹杠，即对陈冰起了歹念。在一个大雨滂沱的夜晚，三个恶汉拿着凶器进故堂屋内，围着对陈冰说：“今夜你到高和当家去，可太平无事，不然你和伤员一个也跑不掉。”这时陈冰在这突如其来的紧急情况下，临危不惧，沉着机智地说：“今夜昏天黑的我不去，要去，明天光明正大地去。”随即顺手在抬上拿起一把剪刀，对准自己喉咙，“今夜硬要我去，还是用棺材来抬我的尸体。”恶汉们思念她已是笼中之鸟，飞不到哪去，便吆喝着向高和当交差去了。陈冰即跑到我处诉说不幸的遭遇，我叫她：“你快走吧，不要再顾我们了，我们死了也无愧。”她却坚定地说：“照顾伤员是党交给我的任务，我要与伤员生死共存。”可是如何逃脱虎口？
正在一筹莫展时，来了两个青年，急匆匆地说：“我们是来救你们的。”这样的情况不能麻痹，心想昨夜高和当用硬的一套未成，今早用软的一套使我们落网，因此没有接受。在这不容迟疑的时刻，他俩亮出了是地下党蔡天生、蔡伯琴。我经仔细盘问，确信无疑。即把我驮上早备好的小船，秘密地送往鸿山铁山寺。我在铁山寺仍当和尚，李小根装香伙，由来法、铁生和尚收留我们，陈冰在离铁山寺不远的泰伯墓坟屋内隐居。
不久敌人在另一寺庙中发现了我地下党同志，因此对所有寺庙严密搜查。铁山寺又不能存身了。我们商量不能坐以待毙，不如撞个鱼死网破，分散冒险突围。如谁能侥幸冲了出去，向党汇报伤员坚定斗争的意志和陈冰自我牺牲精神，请求党组织批准陈冰同志入党。我们宣誓：“如被敌人抓去，决不叛党，决不出卖同志，决不带害群众，宁死不屈。”当我们离开了铁山寺后，铁山寺即遭到敌人搜查，来法、铁生俩和尚在敌人毒打下，始终未招出伤员的去向。李小根分散走了后，被敌人抓去，他实现了临别誓言，在敌人连戳八刺刀下高呼共产党万岁，英雄就义了。
陈冰看我腿上伤口仍行动不便，她硬不肯离开我，为了便于照顾我，我俩便扮成一对小夫妻，流浪栖息于小河浜芦苇中隐蔽。小渔船周阿菊夫妇看到我是新四军伤员，无路可去，便叫我俩上船，装成看病的，设法送出封锁线。连续转了五个昼夜，经历了多次险境，实无法穿过封锁线，只好上岸，白天躲在田野芦苇中，晚上由陈冰扶着我上村要饭吃。当时气节已入寒冬，挨饿受冻，闹病更重，死神在威胁我。
有一夜到洪斗村要饭时，遇到原我村长陈耀明，见我俩惨状，便设法搞到了一张作废的“良民证”给我，女裁缝钱若兰把自己的一张“良民证”给陈冰。由茅家弄小学教师给我俩拍了照片，用铜板在“良民证”按了个模模糊糊的国印，并再三叮嘱我俩：“出去还是凶多吉少，如被敌人抓去，千万不能带害我们。”我俩表示了态度，并相互誓言：“如跑出了虎口，回家伤病好后即找部队和党组织。”第二天一早，便在刘潭乔搭上了轮船，以伪造的“良民证”小心翼翼地混过了重重检查。
到苏州陈冰乘火车去上海，我回到无锡西乡毛村老家。伤愈后打听到了锡西地下党，我在党的领导下，开辟了锡西，发展了锡西警卫大队，建立了锡西办事处。
盛学仁：爱兵如子，我们的好首长
那是抗日战争时的1942年，我跟江苏省六合县保安分处主任常布礎同志当小鬼。1942年是最艰苦的一年，全年三个月不发粮，要自力更生，开展大生产，而且还要做好反清乡的战斗准备。凡是不会游泳的同志都要在夏季的大热天学会游泳，这是政治任务，是战争的需要。我们这些跟首长的警卫员、通讯员、警务员为了做好对首长的保卫工作，也不例外。要学会游泳就得下水，警卫员盛学仁同志、通讯员万如意同志他们都会游泳，下水不成问题。我是个勤务员，年龄最小，对游泳一窍不通，下水就不那么胆子大了。他们两个带着我下水，教我学游泳，差不多每天我们都要去池塘。
我们三个都是小孩，我小孩子气十足，贪玩。有一天下水我特别高兴，游泳学得似会不会，下水就不想上来了。从上午9点到下午1点多，我们三个越游越高兴，中午饭也忘记回来吃了，首长开会等我们回家打饭，直到12点我们也没回来。之后炊事班给首长打的饭。饭后首长仍未见我们回来，怕我们在外边出什么事，叫人分头找我们。之后听说，我们三个去池塘游泳了，首长这才放心。但又怕我们人小不懂事，在水里泡的时间太长要生病，从关怀和爱护出发，首长给门岗交代，我们三个如果回来，不要先给进门，叫我们在太阳底下晒两小时再回来。当时我们不理解，回来门岗不给进门，说首长交代的，先在太阳底下晒两小时再进门。我们三个晒得汗流浃背，心里非常不高兴，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首长今天怎么发了这么大的火。首长把我们三个叫到他的办公室，问我们：“中午叫你们三个在太阳底下晒两小时，你们可知道原因？”我们三个都回答不出，但心里认为这是首长对我们的惩罚，而后首长说：“不叫你们在太阳底下晒一晒，出出汗，人要生病的。你们洗了几小时的冷水澡，不把冷水晒出来，今后生病把身体搞坏怎么办？”这时我们三个才清楚，这不是对我们的惩罚，这是首长对我们一片爱子之心。随后我们三个都笑了，首长也笑了。
（冯国士整理）
赵宏基：智探虎穴
1942年春，我在新四军挺进支队基层情报站工作。正月十八日上午，我接受任务到日伪军杠桥据点侦察敌情。杠桥据点坐落在汜水以南的运河堤上，连同附近的东福记伪自卫团据点，成了对我湖东行署与淮南联系的严重障碍。为此，上级决定吃掉这两个据点。
正月里，百草虽已排芽，但仍是一片寒凝大地的景象，我挑着补锅担子，顶着寒风向杠桥走去。刚到离杠桥不远的海上庄，就碰见几个伪军向老百姓“要”鸡蛋。我连忙“补锅哦——补锅哦——”地喊着在庄上转了一圈，等敌人走后，我向群众了解杠桥据点外围的基本情况，就向杠桥走去，见到门口的膏药旗子随风摆动，我本能地哼道：看你还能在这里飘动多少时日。岗哨两边直挺挺地站着一个日军和一个伪军，枪上的刺刀寒光闪闪。我不紧不慢地走到他们跟前，深深地鞠了一躬，喊声“洋先生”，然后对伪军说：“先生，刚才你们的伙夫在东庄买菜时，说是伙房里有口锅坏了，叫我来补的。”“是哪一个？”伪军大声喝道。“我不知道他的名字，只听他说等着锅烧菜，叫我快点来。”他听我说等着锅烧菜，考虑了一下，在我身上抄了抄，又翻了翻我的补锅担子，对日军说了几句。日军扒开我的手左看右看以后，吼了一声，伪军说“进去”，我听到“进去”二字，如释重负，挑着担子拔腿就向里面跑。走不多远，就到第二道岗哨。岗哨前面横着一个拦挡来往汽车的木头架子。伪军哨兵厉声喝道：“干什么的？”我说明来意，他说：“没有人出来带你，不准进去！”我说：“伙房里等着锅烧中饭菜呢。”他斜着眼说：“不行！”我又看看太阳，故意说：“太阳快正中了，这下子要误事了。”他听我说得像真的，请求了日军，然后对我说：“你自己到伙房去吧，补好了快点出来。”我点点头，挑起担子径直向里走。第三道门岗听我说明来意后，没有多问就让我进去了。忽然两个伪军拦住我对排长说：“排长，这个补锅的不知怎么进来的？”伪排长劈头问我：“干什么的，谁叫你进来的？”我说：“在海上庄你们的一位同事叫我来补锅的。”他听了忙叫一个伪军到伙房去问，不一会儿，那个伪军大声喊道：“报告排长，伙房里有口锅坏了要补呢。”伙夫也出来说：“不错，不错，我们是有口锅要补呢。”这时我心上的石头才落到地上。
我把担子放在伙房门口，从炊事班长手中接过坏锅敲敲看看，他拿过我的小“爬爬”凳坐在我对面，我敬他一支烟，并请他替我拉风箱，他很高兴。我发现他讲话有点儿“张口黄”，便决定在他身上做些文章。我说：“班长，你们这么多军队只用这八张子小锅，煮饭还是烧菜？”“这是皇军和我们长官小伙房里用的，他们人不多，加上我们‘和平军’两个排共八十几个人，用这几口锅煮饭、烧菜是有些忙人呢。”总人数知道了，但日伪军各有多少还不清楚，于是我们说：“你们八十几个人吃饭，一天要吃多少米呀，我们老百姓吃得起吗？”“老百姓哪能吃得起呢。皇军20个人和我们两个排一起，一顿午饭就要吃三斗多米。”“自卫团同志的饭量恐怕就更大了！”“这些饭桶吃饭人数不固定，有一半在外面赌钱喝酒。”我们正谈到兴头上，十几个日伪军从我们面前走过：一挺轻机枪、一个掷弹筒和十来支步枪。我借题发挥地问：“你们皇军实力多足呀。”“皇军有一挺轻机枪和十来支步枪，我们有三挺轻机枪、六个枪榴弹和一个排的步枪，没有重机枪，我们连驻七里间的一个排没有机枪。”武器装备情况也知道了，就剩碉堡、工事和库房没有实地察看，我边收拾担子边想法子，忽然灵机一动，借上厕所之名察看了碉堡工事的情况。
这时太阳已经偏西，我说：“班长，我肚子痛，跟你要点饭吃吃行吗？”因为饭没有，伙夫给我盛了一大碗锅巴，又盛了一碗萝卜汤，我站在伙房门口边吃边向外看，忽见西边一幢房子中间的门半开着：墙上挂满了步枪和子弹袋，两头房间的门都关着，估计放的也是武器弹药，前后两殿是营房。我正看得入神，忽见一个日军从前殿气喘吁吁地向我奔来，我一惊，以为是不小心露出了蛛丝马迹。欲往屋里跑，又怕跑出嫌疑来，于是我仍站在门口吃着，筷子不停地在碗里捣来戳去，脑子里激烈思考着应变措施。一个日军逼近了，他野猫一样的眼光直向我射来。我忙向他鞠了一躬，他大吼一声。正在僵持时，伙夫拎出刚补好的锅，又指指我的补锅担子，告诉他我是来补锅的。日军看看锅，又看看我，吼了一声就向后殿去了。我轻轻地松了一口气，伙夫告诉我，他是皇军小队长，我想抓俘虏时不会认错你了。
我抬头看看太阳，已经大斜西了。炊事班长给了我十元伪币的补锅工钱，我便挑起担子离开虎穴，踏着春风回到了情报站。不久，部队根据我提供的情况，收复了这两座据点，并打死伪团长刘德文、活捉副团长胡林以下50余人，使我汜水以东大小几十个村庄与里下河根据地连成一片，打通了与淮南联系的新线路。我分享着胜利的喜悦，沉浸在无限幸福之中……
张师祝：最初一课
往事如烟，但在烟波浩渺的往事海洋里，却常常闪烁着一些令人神往的光点，经久而不灭。每当我回顾往事，这些光点，如同电影镜头一般，推到我面前，清楚、放大。
1942年冬，快过春节了，苏北平原断断续续地下了几场大雪，雪花铺满了田野，整个大地成了银色世界。雪停后，西北风像老黄牛似的吼了一天一夜。天冷得出奇，人朝屋外一站，喘一口气，热气往上一冒，眉毛上就凝成了一层霜花。
天气寒冷，局势也很紧张，日本强盗在我苏北盐阜地区展开疯狂的大扫荡，妄图把我盐阜根据地的共产党人全部剿光。因此，日军采取极野蛮的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日本强盗野蛮，地方上的土匪二黄也跟着作乱。白天，可以听到不断传来的枪声，看到一股一股的浓烟不停地冒，顺着风，还可以闻到刺鼻的焦味；晚上，这里是火光，那里是火光；夜深人静的时候，还可以听到一声声的哭泣。白色恐怖，遍及乡村，几乎天就要塌下来了。
那时，我是一个才参加革命不久的青年学生，在分区文工队里。我们这个文工队里的学生，是从几个学校挑选来的，共三十几个男女青年，平均年龄16岁，跟随黄克诚的三师二十二团七连和区大队开展反伪化、反清乡、反扫荡的宣传活动。七连连长孙礼宪，40出头，身强力壮，声音粗犷，一声大喊，震得地动山摇。土匪二黄不用说和他打仗，听到他的名字就吓得筛糠一样抖颤。可是，不知怎的，孙连长染上了肺病，一个金刚大汉，却被折磨得骨瘦如柴，卧床不起，行军时，都得用担架抬着。指导员胡冰香，身材矮小，十分精干，他是个知识分子，参加革命前，在地方上任教，他和连长是亲表兄弟。区长孙礼浩，也是个粗壮汉子，跑起路来，一步能跳过八尺沟，他和连长孙礼宪是亲兄弟。区大队长罗运洪，精明强干，处理问题坚决果断，他和胡冰香是亲子舅。这四个人，领导着七连和区大队，紧密配合，在他们的活动范围内，敌人很难立足。可是，当时的局势十分紧张，日寇每天组织几百人下乡进行梳篦式的大扫荡，部队不得不沿着黄河两岸，躲来躲去。
一天下午，天气昏沉，看样子又要下雪了。区长孙礼浩叫我和他一起去看连长，连长住在乡村小学校隔壁的一户人家。我们来到他的身边，只见他的床前吐着碗口大的一摊鲜血，他紧皱眉头，局促不安。见我们来了，忙拉区长在床沿上坐下，叫我到外间去。我来到外间，隐约听到他们在谈论徐发祥。徐发祥是七连三排排长，打仗很勇敢，身背双枪，连长很喜欢他。最近不知什么原因，把他从七连调到区大队去了。一顿饭工夫，区长从房内走出来，指着我的肩膀说：“今天晚上我们去七连慰问，你现在回去好好地睡一觉，到时我去叫你。”
我们文工队是搞宣传的，演戏、刷标语、印发传单，很少和战士打交道，吃饭也不在一起，现在听说去慰问部队，还要找战士聊聊，我很高兴。
我心里兴奋，觉就睡不好，躺在床上，眼睁睁地等到天黑。吃过晚饭，区长来了，他叫大家睡觉不解衣服，不放背包，气氛一下紧张起来。文工队里的歌声没有了，琴声也没有了，连天上的星星也没有了，好像要发生什么事情。区长对我说：“走吧，把它挂在腰带上。”说着，他从怀里掏出一支小手枪递给我，说“把子弹顶上。”
我们文工队员摸的是胡琴、笛子、锣鼓、板子，从来不摸枪。但是，我们又非常想摸枪，每当我们演出，或者战士来文工队看戏，枪往那儿一放，大家都想去摸摸。区长给我一支小手枪，我可高兴了，别在腰上，觉得神气不少，不时要去摸摸，心里觉得挺威武的。
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区长在前边走，我跟在后边，一步不落，不过，我心里挺奇怪，为什么慰问部队只我们两人，又放在夜里，还要带枪，顶上子弹？我忍不住问道：“区长，是不是要打仗？”
“不，我们是去做一项重要工作。”区长说，“七连的一部分军队，是才反正过来的伪军，思想不纯，副连长刁保三原是伪军中队长，他见局势紧张，连长病重，觉得新四军游击队没希望了，又想把军队拉过去。今天下午，抢了老百姓的鸡，拉了老百姓的羊，副指导员批评他，把他大骂了一顿，还叫战士关了他三小时禁闭。据内部消息，他和区大队一些人秘密串联，打算在今夜12点攻打区公所，杀害我区干部和连长。然后，把小学校和附近村庄上的财物抢劫一空，带走文工队的女生，投奔新安镇的鬼据点。”
我听了心里有点害怕，忙问：“那怎么办？”
“他们才秘密串联，还没有公开发动，战士们还不知道。我们以区政府的名义去慰问部队，找战士谈心，他们不疑心。因为战士大部分是本乡本土人，有乡土人情。我们明是慰问，实际是拖延时间，等待主力。”
一切我都明白了。
“要沉着、冷静，千万不要露出不安神色。”区长嘱咐着，“要知道，这一班人，都是亡命之徒，什么事都能干得出来。枪一响，人心大乱，文工队和区干部都手无寸铁，又无作战经验。我们的任务是拖延时间。拖住时间，就是胜利。”
七连住在小学校前边的一个庄子上，和区公所、文工队一河之隔，区大队另住一处，离七连有两里多路。我们来到连部，这是一个大院子，院子里有十几名战士，有的站着，有的坐着，有的吸烟，有的摆弄枪支，乱七八糟。副连长刁保三住在后屋，用门板搭着一个高铺，屋子正中有一张八仙桌，两把木椅，两张长凳，桌子上点着一支蜡烛，烛光被寒风吹得摇摇晃晃，流了一摊烛泪。
刁保三和几个歪戴帽子的战士在议论着计谋，见我们进来，吃了一惊，霍地站了起来。我虽然一再警告自己沉着、冷静。可我毕竟不是什么久经沙场的英雄好汉，心还是在扑通扑通地跳。区长拉过椅子在桌边坐下来，向他们打着招呼：“同志们，你们辛苦了！”可是，没一个人回答。区长又向我示意，在他的对面坐下。这时，刁保三叫大家出去，自己留下了。
沉默，很长时间的沉默。
区长没有问话，他用锐利的眼光，把屋子里外扫了一下，然后才和副连长扯起来。他问副连长家住哪里，有几口人。然后，又问起全连战士的家乡分布情况，战士们的生活怎样，吃得好不好，穿得暖不暖？战士们想不想家？
刁保三含糊其词，好像醉汉似的，所答非所问。这时，有两个背大枪的战士进来了。区长热情地招呼他俩坐下来，亲切地和他俩拉起家常，问他们家里的老人是否健在？老婆孩子生活可好？几句问话，就把战士的心问得热乎乎的。
突然，一阵哨子声传来，接着，村子里的狗又叫起来，院子里的战士开始活动了，拨动着枪支。有的往外走，有的往里进，空气十分紧张。区长问：“你们吹哨子干什么？”
“我们集合！”
“半夜三更集合干什么？”
“查哨。”
“查哨？”区长用责备的口吻说，“哪有像你们这样兴师动众的查法？”
进屋来的几个战士又出去了。院子里的战士又抱着枪坐下来。一切似乎又冰消雪融了，鸡不叫，狗不咬，十分平静。可是，愈平静，就愈可怕，内心就愈紧张。区长摸出烟壳里的最后一颗烟，点燃之后，在烟壳上写了几个字，推到我的面前：万一发生意外，快把蜡烛打灭！情况已到了十分紧张的地步了。我的心跳得很厉害，手里拿着的字条有千斤重，烛火抖抖颤颤地燃烧，烛泪也越流越多了。
就在这战士进进出出的紧张时刻，两个农民打扮的人，大模大样地闯进来。劈头问道：“谁是区长？”
区长站起来说：“有什么事？”
来人说：“慰劳品送来了，放在哪里？”
我的心这才平静一下。区长说：“全部送到这里来。”
来人转身走了。区长说：“快把刁副连长找来，老百姓送慰劳品来了。”
一会儿工夫，四副担子挑着粉丝、猪肉、黄芽菜，还有曲酒，全部放在刁保三的床上、地上，桌子上还摆了曲酒和花生。
刁保三来了，一看屋子里摆了这么多慰劳品，还有曲酒、花生，喜得合不拢嘴，露出的一口金牙，活像几颗烂着的黄玉米粒子。他吩咐几个战士为我们做了丰盛的夜餐。吃饭时，还有几个排长作陪。区长有意多敬刁保三几杯，把他灌醉了，他像猪一样直打哼哼。几个排长，也灌得东歪西斜，躺到一边去了。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似乎听到金鸡二啼，突然，一群人拥进屋子，为首的是个高个子，一手提着驳壳枪，一手抓着棉军帽，只见他气喘吁吁，脑门上冒着热汗，进了门，大声问道：
“谁是区长？”
“我。”区长站起来。
大个子伸出大手和区长紧紧地握着，亲切地说道：“你们的任务完成了，请回吧！”
大个子首长把我们送出大院，大院门前有三挺轻机枪对着大院。区长贴着我的耳朵说：“主力来了！”
我这颗一直悬着的心才落了地。我们走出村头一看，到处是人。这时，东方已露出鱼肚白，太阳从地平线上慢慢地爬上来。区长没回机关，拉着我的手说：“看看连长去！”
我们来到连长身边，只听他连声咳嗽，两眼布满了血丝，显然，又一夜没有合眼了。见我们来了，他高兴地对区长说：“叛乱已经平定，早饭后开军人大会，将七连和区大队改编。”区长又把这一夜的情况向他讲了。刚讲完，胡冰香和罗运洪来了。连长问：“徐发祥呢？”
“跑了。”胡冰香冷冷地说。
连长在病床上一跃而起，摸出枕头下的盒子枪，朝床头柜上一掼，骂道：“妈的，我枪毙你！”
罗运洪一见连长拍案大怒，抢步上前，笑眯眯地说道：“连长，请勿动怒，指导员是和你开玩笑的，人已逮捕了。”
连长这才松了一口气，连声咳嗽，吐了三口鲜血，又躺下去了。
后来我才知道，原来这三排长徐发祥，也是个土匪出身，在郑潭口战斗中被俘，战士们已把他带赴刑场，连长赶到把他解救了。他感谢连长救命之恩，对连长特别尊敬。在桃元战斗中，日寇兵分三路包围七连，连长又犯病，他背着他一口气跑了二里多路。谁知他见局势变化，又暗中和刁保三串通，企图杀害我方干部，鼓动战士，带枪逃跑投敌。连长发觉，把他调到区大队，谁知他到了区大队后，又在那里串联，计划叛乱。连长得知后，采取紧急措施，一面派人向主力部队求援，一面派区长假借慰问拖住时间，另一面派胡冰香和罗运洪趁徐发祥不备，把他逮捕。
太阳升起来了，冰雪开始融化，在小学校的大操场上，召开了有主力部队、七连、区大队、区公所干部和文工队员参加的大会，区长站在大桌子上讲了昨夜的危险情况。当他说到叛乱军队已全部被缴械改编，副连长刁保三和三排长徐发祥已被逮捕时，有的人激动得流下泪来。文工队的女生有的还哭了。她们拉着我的手说：“你真勇敢！”
连长陪着主力部队的团长来了。连长宣布了徐发祥的罪状，并说：“经党组织研究决定，对徐发祥处以死刑，就地枪决！”
这时，传来了密集的枪声，是新安镇的敌人来接应叛乱军队了。主力部队团长做了战前动员，一场激烈的战斗又打响了……
沈保民：军用信鸽的妙用
1943年，我任苏中军区第二军分区司令部侦察科长兼分区情报总站长时，在高邮附近的张家庄捕捉到一只日本信鸽。联想到日军在扫荡、清剿我根据地的时候，屡次使用信鸽，使我军陷于困境，遭到不必要的损失，顿时触发了我在情报总站饲养和使用信鸽作情报传递的决心。
鉴于当时分区司令部位于樊北（樊川以北地区），后又移到临北（临泽以北地区），而日军经常封锁北澄子（高邮到兴化的公路）及临界（临泽到界首公路），致使我们的情报经常传递受阻。在情报传递受阻时，我们往往以信鸽为联络工具。
鸽子能找到自己的家，这同星星、月亮和太阳的位置以及地球的磁场有关。鸽子识家的天性使它们能够成为一名可靠的通讯员，最好的信鸽可以从北京飞到上海。
我们饲养的信鸽来源有：原日军使用，由于气候突变不能返程而被我捕捉的；有从上海买回的日本神瓦灰、大鼻子信鸽；德国种雨点、中鼻子信鸽；有从中国种挑选出来的红、黄珠河眼的信鸽。
前一个时期在樊北龙王庙饲养，后来北迁到临北尼姑庵饲养，主要以高庙为显著标志，地点隐蔽，且日军对庙宇破坏不太严重，较能保障信鸽的安全。信鸽屡建奇功，其中有两次记忆犹新：
一次是1944年日寇对临北大扫荡，为了使各地区日军动态能像千条小河归大海一样，汇集到神经中枢——分区情报总站，我把总站饲养的100多只信鸽都预先发放到各支站及监视小组，宝应地区是德国种信鸽，一色是鱼鳞的、雨点的中鼻子；界首地区是日本种信鸽，一色是瓦灰的大鼻子；临泽地区是中国种信鸽，一色是瓦灰的，少数是鱼鳞的、雨点的，都是小鼻子。规定鬼子窜到哪里，就把敌动、静态情报装入信管，放鸽飞回，情报总站通过多个方向的情报，就能正确地知道鬼子已到达什么地方、正在干什么或者将要干什么、各有多少兵力装备，有信鸽作无影无踪的千里马，配合情报网那星罗棋布、洞察秋毫的眼睛，鬼子的任何行踪都躲不开，保障我军对敌情了如指掌。
果然，扫荡开始的第一天，就收到了出乎意料的效果，我坐镇在情报总站，从宝应、界首、临泽三个方向参差不齐的信鸽飞回来了，我细心地捉起信鸽，从信管里取出情报，把情报整理出来，把代表敌伪的绿旗插在墙壁的挂图上，对敌伪合击根据地的兵力、部署判断清楚了及时报告军分区司令部，并且直接指挥武侦队在反扫荡中灵活机动地作麻雀站、伏击战及截击战，保障了战斗的胜利。
另一次是得到南京内线的战略情报：坂垣旅团有大批军火将于三日内由水路运到淮阳，分区司令部命令武侦队用水雷在运河中炸毁敌运输艇。这一战的成功关键在于迅速、准确地传递敌运输艇的行动情报。当时我苦思冥想，触发了灵感，把这个要飞越几道日军封锁线而保证顺利传递情报的任务交给了一只德国种公信鸽来担任。
在情报联络系统派人护送下，这只信鸽提前到达了江都即伯镇南面运河口的老艄公处。老艄公在我军的监视哨的渡船上，久经风霜，忠于职守。那些天，由于险恶的环境和完成任务的战斗烈火燃烧着，使他辗转反侧，难以入眠，除定时用大米等喂饱信鸽并让它喝足水外，老艄公不时在船头观察着，眼观南方，耳朵还要兼听远方。
那天，旭日东升，运河波光粼粼，老艄公隐约听到有汽艇声阵阵传来，他一跃而起，更凝神啼听着越来越清晰的轰鸣声。良久，看清了越来越近的由南向北疾驰而来、排成一路纵队的三艘汽艇，顿时，一颗心几乎跳到了喉咙口，他争分夺秒地在纸上画下了三个下弦月似的符号作为情报，放入信管，从筐篮里捉住鱼鳞公信鸽，把信管固定在它的脚上，用手摸了摸它嗉嚷，含情脉脉地凝视良久，又用面颊贴近信鸽摩挲着羽毛，恋恋不舍地松开双手，祝福式地长吁了一口气。
信鸽脱手而出，张开双翼，扑闪翅膀，擦过运河上即伯镇的排排瓦屋，凌空先翱翔了一圈，而后昂胫奋翼，冲上蓝天，螺旋式地扶摇直上。信鸽轻盈如飞燕，矫健如山鹰。当飞过即伯镇上空后，沿着运河向北捷飞而去。老艄公双眼凝视着、凝视着，信鸽在蓝天白云间炫耀丰姿，像跳跃的音符，谱写了一支激昂小歌。老艄公不觉间疑感顿消，完成任务的信心倍增。随着信鸽渐渐地远去，像小燕子似的消逝时，老艄公不禁手舞足蹈，从心中迸发出战斗的凯歌。
果然，这只信鸽飞行一个多小时，到达了总站饲养地点。由总站捕鸽拆开信管得到准确情报后，迅速放出三堆烟火，作为三艘运输艇在航行的情报。我那时正处在界首与汜水之间的运河边等村庄的高屋顶上，得到三堆烟火的信号后，供给部队指挥员特预定水雷爆炸部署，把三只敌运输艇全部击沉。埋伏部队奋勇冲上运河堤，以枪、弹像爆豆一样撒入运河，幸存的鬼子一个个中弹沉入运河，无影无踪，只见河面上泛起一股股殷红的血色，还有大片大片的石油花，在阳光照射下翻滚过去，三只运输艇及几十个押运的鬼子兵都报销了，而信鸽放飞的成功奏响了胜利的前奏曲。
沈保民：化险为夷
1943年1月，我在新四军抗大总分校上干队结业返回苏中二分区。在未分配工作前接受了护送华中局党校负责人彭康经二师地区回华中局的任务。彭康及秘书、警卫员四人都穿着便衣，我便衣打扮，先到了江都独立团，由团里派出两名侦察员护送。
由于任务紧急，我们赶路前进，在下午3时多乘渡船过卲伯湖。日寇的汽艇飘着太阳旗在湖中耀武扬威地穿梭往来。我叫所有人都掩藏在船舱里，独自在船尾帮着老渡工摇橹观察。虽几次日寇汽艇“咚咚”地在船旁擦过，但未上船检查，我们安然无恙渡到湖西，上岸后紧接着向西行进。这天是大年初三，太阳快落到树梢，左前方的扬州城雄威地屹立着。进入卲伯湖，是敌伪顽统治的地区。
我走在最前面，进入一个大村（村名记不清了），村中有个大院落，大门口一边一个头戴礼帽、身穿长袍的人，他俩斜倚在门旁。当时我初步判断是拜年的客人。我不动声色走过大门，突然身后齐叫一声“别动！”我稍回头一看，见两人两枪抵住我腰后。我当机立断：宁死不做俘虏。于是急中生智，说时迟，那时快，我起身乘势一跃跳下场坎，快手从长袍下拔出驳壳枪，打开保险，“砰砰砰”一个点发，击毙了一个匪徒。另一个匪徒听见枪响人倒，惊呆瞬间，骤然反应过来，慌得未及还枪朝大门里逃窜，大声叫嚷：“有土匪！快！”话音未完，我又追上去“砰砰砰”一个点发，把伪军击毙。这时，跟在我身后约有30米的侦察员急速赶来支援。大门里正在聚赌的便衣队伪军闻声慌作一团，从门里往门外开枪射击，子弹像雨点落在我和侦察员的身旁。我们一边向大门堵射，一边掖出手榴弹甩向大门里。我透过场坎小树丛扫视了一下周围，发现匪便衣队正蜂拥地冲出大门，有的从侧门迂回过来。匪众我寡，情势万分紧急，我斩钉截铁地对侦察员说：“我掩护，你立即后撤，保护首长安全向来路转移！”侦察员见我处境十分危险，不忍离去。突然，伪军们的子弹从几个方向射来，情况更为危急。我再次命令：“不能耽误时间，快撤！”侦察员愣愣地看了看我，怀着沉重的心情离开了。
敌人又疯狂地扫射，叫喊着：“抓活的！”我向面前的伪军猛烈迎击，接连甩出了手榴弹，“轰轰”两声，伪军们倒下了几个，迫使正在追击的敌人趴在地上，不敢动弹。我见侦察员已保护彭首长迅速向东撤去，又见东西迂回过来的伪军正隐蔽地运动过来，心中如同清水明镜，决心将敌人吸引过来，就一边向匪徒射击，一边不断向南撤。伪军发现只有我一个人，即大胆地从东、西、北三个方向压缩过来。这样虽然我陷入包围，但首长及战士们可以顺利撤离危险地区。“别动，投降！”伪军们喊叫着，向我冲来，企图活捉我！我心中愤怒的火焰在不可遏止地燃烧着，凭着据守的有利地形——几个坟包，向敌人还击。敌人冲上一个被打倒一个，怕死的匪徒不敢再往前冲了，匍匐着向我爬来，不时疯狂射击着，甩出手榴弹。我乘势在一阵烟雾中迅速后撤，却被豆田里的越冬小豆藤蔓绊住，磕倒下去，驳壳枪在我耳边着地走火，“嘭”的一声把耳朵震聋。我一时误以为头部中弹，摇摇头颈，醒悟过来后，继续边射边撤。不久，前面出现一条横断大河，河面结了一层冰凌，在夕阳照射下泛起晶莹的亮光。匪徒们以为我走入绝路，从多方位向我逼近。我镇定自若，背水一战，隐藏身体，开足火力，使敌人不敢越雷池一步，只是声嘶竭力地喊叫。突然，我的驳壳枪卡壳了，手榴弹也甩光，我一时心中着急，从裤袋里摸出小刀，想拔出弹壳，但因枪膛膨胀，烟尘凝结，弹壳怎么也退不出来。
“好汉敌不过一群狼！”我的枪不能用了，便趁敌人甩手榴弹爆炸的一阵烟雾，翻身跃入河中。河水冰冻刺骨，我一鼓作气从冰下潜水，过半河才顶冰浮起换气，我边扒开冰凌边游向南岸，棉袄被浸透，越来越重，我几乎沉没下去，但我顾不得许多，拼力游到南岸。敌人听不见枪声又不见人影，顿时一跃而起大喊：“快！抓活的！”蜂拥来到河北岸。我这时正滑向南岸，几次努力爬得上岸，手脚已冻得麻木僵硬。敌人的枪弹向我倾泻过来，打得水土飞溅，落得我满身满头。我咬紧牙关猛然一跃，终于用手拉住河岸的残草枯根，借助翻身滚过河堤，从一个猪圈旁绕过，进入河南村庄庄头。
这时，匪徒们高声吆喝村民说：“快抓住土匪！”“快抓！”在匪徒的淫威下，几十个村民拿着钉耙锄头、铁钎、棍棒、扁担等聚拢过来，举起器械向我步步逼近。我把驳壳枪往腰里一插，空手伸出四个手指亲切地说：“乡亲们！不要听信匪言，我是从河东过来的子弟兵，西去有任务！”聚拢来的人群中有位白发苍苍的老大爷说：“你是四太爷（敌占区人民对新四军的尊称）？”“是的，我遭遇了匪徒！”老大爷眼见我一身透湿，棉袍、棉衣淅沥滴水，言语亲切，神态镇定，胸有成竹，就认定我是新四军。他紧凑几步上前对我说：“同志！你赶快从村西南下河沿向西走，狗杂种们来了，我们叫他们向东南扬州方向追！”老大爷拳拳之忱，感动得我一时说不出话来，眼里闪耀着感动的泪光……我匆匆谢了老大爷，赶紧到村西南下了北河沿，直向西奔走，甩开了敌人。匪徒们绕过河进村庄时，老乡们故意指使他们朝东南扬州城追去，顿时枪弹大作，乱喊乱叫声四起，匪徒们一路向东南方向穷追！我耳听枪声知道敌人已朝东南方向远去。
太阳已经落山，面前出现一座大坟园，里边苋棵丛生，我走进坟园隐蔽休憩。突然一阵砭人肌骨的寒冷袭来，同时，我刚由高度紧张状态中解脱出来，感到猛地被抽了筋骨，几乎瘫软在地上。这又引起我的警惕，于是，我抖擞起精神，从衣袋里拿出小刀拔出弹壳，拿出手帕将枪膛拭干净，取出尚剩的一条子弹掀入弹槽。在茫茫黑夜中，我辨清方向，朝西北走，终于摸到了十多里处的一条秘密交通站。在交通站生火烘干了棉衣，第二天傍晚东返河东，在江都团与彭康首长会合。第三天晚上利用夜色掩护，绕村走小道，终于顺利地完成护送任务。“得民心者必胜”，依靠人民群众的掩护化险为夷，终身铭记。每念及此，战志倍增。
戎政：镇江城南血仇记
1944年3月6日，正是江苏南部地区日寇反扑猖獗的日子，我党小北县一区区长王元清同志正在当地池家坝学校内工作。隐藏该村的汉奸特务池大狗向敌告密，日伪军60多人前来包围，王元清同志先叫老师带领学生撤出，他只身一人与敌进行枪战，十多分钟后子弹打光不幸中弹，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英勇牺牲。6月3日，该区区委书记郑锡兰同志在丁甸村又被伪保长丁兆之告密，遭日寇偷袭包围，受伤被捕。他在敌辛丰据点惨受毒打重刑仍只字不讲我党机密，最后壮烈牺牲。为此，小北县表彰王郑两位烈士功绩，6月中旬将一区命名为王郑区。这一年的9月16日，苏中区第五地委组织部部长陈云阁同志分配我到王郑区担任区长，为王郑两烈士血仇除奸成了我此行的首要任务。
该区紧靠镇口城南，地处沪宁铁路之中，东面是大运河，北面是日寇大本营镇江。抗日民主区政府领导14个乡，4万多人口，管辖从官塘桥至辛丰车站长约60华里、宽约15华里的地面。此地自茅山革命根据地建立以来是我党军政人员和部队来往于大江南北的必经之路。我任过五地委交通科科长，曾亲自护送过惠浴宁同志等地委以上负责干部十几人，更觉这块南北交通枢纽位置的重要。日伪顽为和我党争夺该地，频繁地对该区进行“清乡”，铁路沿线拉上了电网，官塘桥、马陵、潭滓、徐东、辛丰筑上了碉堡，运河要道布上了巡逻兵，并竭力收买汉奸走狗充当其鹰犬。王郑区内就有一个以镇口城内日本宪兵队汉奸特务队长江辅华及其姐江月华设立的封建帮会。这个反动帮会在各乡均布有爪牙，暗地给日寇递消息、送情报，破坏我党在该地区的抗日斗争。前任我党区长王元清、区委书记郑锡兰就是被这些汉奸走狗告发，先后壮烈牺牲的。要完成地委交给的任务，必须铲除特务队长江辅华设在该区头目及其势力，切断汉奸为日本鬼子提供消息的来源，才能保证全区抗日斗争的顺利进行。我和该区隐蔽留下的区抗会主任胡猛等七个党员碰上头后，马上着手除掉江月华的准备工作。
在各乡群众的协助下，我们通过摸情况、排线索、分析王郑两位同志牺牲时的背景，弄清了出卖王郑两位同志的主谋就是江月华及其喽啰伪保长丁兆之、特务池大狗。江月华之所以在这个区消息灵通，主要是依仗其弟为日本人当汉奸的特务队长的势力到各乡去收徒，并通过这些徒弟收集我党活动情报。仅我区就有60多人做她的耳目。“擒贼先擒王”，我们把主要矛头先对准江。但江月华经常来往于镇江，行踪诡秘，一时难寻到她的老窝。为搞清她的行动，我们先抓住一个和她交往比较密切的拜把徒弟屠夫孙华见，警告他一有江月华的情况就要向我们汇报，否则随时拿他问罪。10月中旬的一天，孙华见来向我们汇报江月华这两天正在白兔小镇附近的一个村子里活动，且手下带的人不多。我通过内线证实其话后，立即详细研究“除害”计划。
第二天晚上7时多，天上时隐时现地闪烁着稀疏的星光，我们一行六人腰插手榴弹，手持短枪押着孙华见乘着夜色疾行在前往白兔镇的小路上，将近8时，我们到了一个临近小路的小村上。这时整个村庄已静寂无声，只有几家屋内隐约闪着灯光。当我们转弯来到村西头一个院子附近时，只见里面爆油灯大亮，并从屋内飘出人的话语声。我回头对孙华见问道：“是不是这间屋子？”他连忙点头称是，我即叫他喊门。他喊了几声后，我们听见里面有人应声问：“是谁这么晚来叫门？”孙华见报了姓名，回答是向江帮主送情报的。只听“吱”一声，大门开了半扇随后探出个人头来。说时迟那时快，孙国安和另一个区武工队员一把上去把他像拎小鸡般地拎将出来，我和其他三个同志旋风般地冲进里屋。这时，只见屋内的床上躺着一个40岁上下干瘦的女人正在抽大烟，旁边站着个点火服侍的男人。那女人便是地头蛇江月华。她看见我们几个陌生者闯进屋内，吃惊地坐起并将手本能地伸向怀中，我一个疾步上去把她腰间的手枪缴到了我手中，这个平时横行乡里、不可一世的女霸主顿时从床上滚落在地上。我叫武工队员把吓得浑身发抖的孙华见等三人带进屋内，历数江月华的罪行，警告他们今后不准为日寇作伥，否则就会和江同样的下场，然后命他们老实待在屋内到天亮才准出门。我们六人则立刻把捆着的江月华拖到白兔通往镇江的公路旁，随着我手枪“砰砰”两声，江月华已毙命于地，结束了其甘当日寇走狗的丑恶人生。除了江月华以后，我们又接着杀了血债累累的池大狗和伪保长丁兆之，为王元清、郑锡兰两位同志血了仇。
此事震动了镇江城内的日伪军队，他们由特务队长江辅华带路先后多次前来“清乡”，但我们在群众掩护下一次次机智地避开了敌人，使其一无所获。等敌人缩回城中，我们又马上公开到各乡活动。由于我们及时除害，震慑和瓦解了区内各种反动封建势力，除极少数人逃进城中，各种身份的汉奸均到区里登记自首。至此，整个区内抗日活动逐渐兴起，我党交通线得到恢复，我们也真正在群众中站稳了脚跟。
沈保民：争取伪军机枪班班长为武侦队谋得第一挺机枪
1944年春夏之交，我任苏中军区第二军分区司令部侦察科长兼分区情报总站长，奉司令员刘飞命令组建了武装侦察队，归我直接指挥。部队建成后，经过短期突击整训，不久又胜利完成了临北（高邮县临泽镇以北地区）、宝应地区的保卫夏收的任务。为了改善武侦队的武器装备，即布置情报站系统大力开展瓦解日军、争取携械反正。
一天，据临北情报支站沙沟小组长来汇报，有一个在宝应伪军团部特务连内担任机枪班长的王昌山，本是唐家桥人，最近带着妻子脱离伪军回了老家。沙沟小组秘密地和他们接上了关系，后经过多次教育和启发，王昌山吐露了来龙去脉。
王昌山原是特务连的排长。一次，与另一位排长聚众赌博，在连续作弊中，被王昌山识破天机，当场捉拿。这个作弊的排长，仗着是连长得宠的内弟，自认为有靠山，不但拒不认账，反而迁怒于王昌山，并对王昌山大打出手，不想却被素称是“大力士”的王昌山反击一掌打翻在地，吐血不止。
事后，这位作弊的排长恶人先告状，王昌山虽然也是连长的得力助手，但碍于内弟的情面及过不了太太的一关，只好把王昌山贬职当了班长。王昌山有冤无处申，只得忍气吞声，加以自己的太太被鬼子司令官横加侮辱，经常哭哭啼啼，闹个不休。王昌山尝尽了“伴君如伴虎”的苦味，一气之下，借机带了妻子回了老家，另觅生活出路了。
我对这个线索很感兴趣，因为他任特务连机枪班长，只要争取得好，携械投诚是有可能的。于是便和他们商定会谈的地点和时间。
会谈的这天，天公不作美。早晨，蓝汪汪的天空，不一会儿云层匆忙地推动，随后阳光收敛，满天乌云，竟一下翻起脸来，下着没有闪电、没有雷鸣的瓢泼大雨，屋檐下一片水声。天气影响不到我见王昌山的决心，我毫不犹豫地沿着泥泞的道路，只身冲进雨网。风急急吹来，像一张帆推着我的身子。我怀着焦急的心情，在雨水中深一脚浅一脚地紧紧赶路。不一会儿，全身淋得像水鸭子一样，衣服里滴滴答答直往下漏水，头发上也挂着一串水珠子，水珠不停地从脸上直滚下来，布鞋上也沾满了烂泥巴，一抬脚就趔趔趄趄要跌跤，而我顾不得这些，我仍挺立胸膛一滑一跌急急向前走。有时走上小田埂更像滑油山一般，我像踩着钢丝绳一样，继续往前走。直至深夜才到达我们的约定地点——双据。
王昌山与妻子杨春梅两人在沙沟小组长的带领下早已在约定的地点等我，当我到达时，沙沟小组长急忙相迎，并对我们作了相互的介绍。当时我额头上雨水淋淋，衣服上的泥浆像面拖鱼一样，连脸上也嵌上了几颗突出的大麻子。我毫无倦意地与他俩一一握了手，并关心地问他俩是否淋到雨，说了几句安慰话，使他俩感到一种温暖的气氛，对我也顿起敬仰之情。
我在沙沟小组长的帮助下换好衣服，交谈就算正式开始了。我先打量着他们，捕捉他们的心理变化。王昌山是一个高大汉子，我魁梧的身材还矮他一个头。他肤色黝黑，一对大眼睛显得有些狡猾，头上的分头，线索明晰，梳得油光地滑，连苍蝇落脚都会掉下来，嘴里两三颗金牙不时露出光亮。由于他在敌伪的团队里混迹多年，尝过甜酸苦辣，也染上了一股流氓习气。这种人如果站在敌伪营里，是个罪恶的帮凶，如果把他争取过来站到人民一边，也可以做出有益、甚至是不平凡的事情来。
杨春梅长着两道翅膀般的眉毛，长长的乌黑头发披垂在浑圆有力的肩上，一对丹凤眼很妩媚，浑身显出雍容大方的样子。她本是个农村妇女，曾经跟随丈夫走过几个码头，很懂得一些人情世故，一举一动都得体大方、轻松随意。由于她亲身受过敌伪的欺侮，耻辱感容易点燃起心头的满腔怒火，执着地促使丈夫脱离火海回到老家来。
我首先在了解他俩的身世、顾虑及愿望等后，就热情、诚恳地说：“正义的战争必胜，非正义的战争必败。得民心者必胜，失民心者必败。”“所谓‘中日亲善’，‘大东亚共荣圈’，实质上就是要中国亡国灭种，甘愿受日寇奴役……”
我见他俩听得出神，频频点头称是，又进一步针对他俩担心因在伪军中犯下许多罪恶，害怕新四军和群众会同他算旧账的事，我耐心地为他们答疑解惑，并着重解释说：“我党一贯无私无畏，宽宏大度，对弃暗投明，缴枪投诚者，既往不咎，主动受奖。如果甘心屈膝做奴才，与人民为敌，终究逃不脱人民布下的天罗地网！”我的话像桌上那盏跳腾的油灯一样，照亮了王昌山的眼睛，触发了他的回忆，他两眼闪烁出愤怒的火焰说：“与屎壳郎混在一起浑身都是臭的，日夜听着鬼子残杀中国人的凄惨叫声，使人胆战心惊！唉，这实在不是人过的生活……”
我见他受到良心的谴责，就鼓励地说：“你有很有利的条件，可以组织全班反正，对祖国、对人民做出贡献！这是一项极为光荣的任务。”
王昌山夫妻俩对视良久，默契地互相面露微笑。王昌山拍拍胸膛说：“长官，‘士为知己者死’，我刀山敢上火海敢闯，一定为国效劳！”
在王昌山动身回宝应时，我略置酒菜送行，举杯预祝成功。他三杯酒落肚，乐不可支，兴奋地说：“长官，你放心，我一不做二不休，在半个月内送上礼物！”
我发给了王昌山回宝应、杨春梅作联络的费用，握手送行。
王昌山按我的布置，一心想先秘密地组织班内几个自己能控制的士兵，团结他们作助手，等到单独出发抢粮扫荡时，掉转枪口，携械反正。但一连两个礼拜都没有这个机会，即使是出发也都有鬼子督战。
边区麦子快收割完时，几次下乡抢粮，都遭到民众基干队阻击，不得不龟缩进据点。因此只得另想办法。他沿城察看了地形，选择了城东北部，只要越城踩水过护城河，上岸都是起伏的乱坟包，如果在黑暗中隐蔽运动，哨兵是观察不清的。刚巧，宝应城戏院新到了名角，伪军不是去看戏就是到大街上游逛。于是，他先叫杨春梅联系我们，希望到时候能接应他。我们立即答应，并按王昌山的要求由杨春梅把我们引到预约的联络点。
待到黄昏时，他将一挺新捷克式机枪身卸下装在背后裤带里，将有200发子弹的子弹带盘缠在腰里，把机柄、机槽、枪机、弹夹、枪衣及其一切附件都卸下，放入了一只特大的干粮袋内。他高昂着头走出特务连的营门，哨兵见他这般官腔，连问都没有问一声就放行了。他在黑暗中抄近路走过几条小街，先拿出隐藏好的粗大麻绳，从斜道上跑上城垛，系好绳，像只大猫似的攀绳下垂在城外落地，进入护城河，青蛙四处嚣叫，帮了大忙，即使稍有涉水声，敌伪军哨兵也一时听不到。
上岸后，沿着乱坟堡隐蔽地向东南方向走。突然，东北角上一个碉堡内电光一闪，敌伪哨兵隐约见有人影在蠕动，伪哨兵慌叫：“哪一个？”鬼子哨兵也吼叫：“八格亚鲁！”随着喊声送来了“叭砰”的枪声。
王昌山沿着地形地物挺身跃过开阔地，钻过一个树丛坟园。他深知敌伪不敢在夜里出动，即在黑暗中摸索着将机枪完全组合起来，装上弹夹。这期间，城东门、北门乱哄哄的有大部队奔跑的声音，电筒光和枪声划破了平静的夜幕。为了制造敌伪混战局势，他先对城东北角打了一梭子，又对城东门打了一梭子。清脆的连发的机枪射击声使全城顿时更加慌乱起来，四面碉堡上一时都互相呼喊着、射击着，乌龟与王八竟然对打起来，自相惊扰了好一阵子。
王昌山若无其事地扛起机枪向东南方向迅速行走。路上，遇见武侦队二班长张仁兴奉我命令去接应他的一个班，翌日上午顺利地回到武侦队驻地。队员消息十分灵通，便一窝蜂地聚在庄口，手舞足蹈地指点着那挺乌黑发亮的机枪欢呼。
张仁兴边走边端起机枪欣赏着枪身上的亮光，嗅着浓烈的油味，躬着身，缩着脖，看过来看过去，瞧得没个够！好多队员簇拥在张仁兴身边，也抢着伸手摸摸枪筒、炮身，十分喜爱！张仁兴嘴里还“啧啧”地说：“这玩意真漂亮，打鬼子顶呱呱，横扫一大片，多带劲呀！”几个小鬼好奇地拍着手，翘起大拇指直喊：“呱呱叫的，呱呱叫的……”一时惊喜得热烈地搂抱着，几个人连气都出不匀了！有个小鬼嬉皮笑脸地说：“看，张班长扛着机枪多神气！比讨新娘子还欢乐呢！”小鬼们边说边笑，搂抱着直蹦跳。
队员们前呼后拥像看猴把戏一样全围拢来了，一时机枪周围挤得水泄不通，每人心里像燃起一团火。我走过去，先握了握王昌山的手，并赞扬了几句。为了试试枪，吆喝大家让开一条缺口，自己俯身在河堤上，把机枪固定好，脸贴在枪托上，瞄准对河的坟包顶帽，先“嘎、嘎、嘎”打了个点发，尔后拨到扳机上，打了一个连发，直打得坟帽不翼而飞。在场的队员拍手叫“好！”连叫“打得准，真准呀！”我诙谐地对队员们说：“机枪像新娘子一样配上我们张仁兴小伙子，生活的浪花就会像欢度蜜月一样了！”逗得队员们都“哈哈”大笑。
指导员陈明伦也情不自禁地指挥队员们唱起《游击队之歌》，特别唱到“没有枪，没有炮，日军给我们造”这句歌词时，激起了胜利的信心和活跃的劲头。歌声此起彼伏，响遍全队角落，拨动着整个队员的心弦，鼓舞着他们顽强的战斗意志。
经我向司令部报告后，刘飞司令员批准奖赏王昌山伪币50000元，并交代我把王昌山夫妻俩都分配了情报联络工作。
武侦队从此装备了第一挺机枪，如虎添翼，在以后的战斗中屡战建功。
杨爱民：书房脱险
抗日战争，在敌后建立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最主要的一条，就是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当时有这样的比喻：军民关系，是鱼水关系，鱼儿离不开水。确实如此，我在皖南—南芜货管局工作，有一次幸亏群众的掩护，才脱离险境，转危为安。这件事我一辈子也忘不了，使我深切理解“鱼儿离不开水”的道理。
南芜货管（税务）总局地处芜湖西南，南陵西北交界处，范围包括芜湖南关、湾汕、清水河、埭南圩一带，扼华东至西南地区一条旱路咽喉。那时，水路长江，有日寇军舰巡弋，铁路已遭破坏，一切货物均由此旱路去西南地区。因此，这里税收甚巨，是七师财经收入一个主要来源。总局有局长一人（彭肆同志），总会计一人（我），还有三四个会计，一名事务长，一名通讯员，两名炊事员（女，干部家属）。下面有一个分局，几个公所，另有一个护商队（缉私队）20多人，后来又增设一个区公所，五六个人和我们在一起。我是1945年春季调到这里来的，过了一个多月，刚把地方跑熟了，就发生了这次的险情。
头两天，我们接到清水河来的情报，说“敌人将要有一次出动”。由于听惯了，我们并没重视，仍住在埭南圩西北大河埂上一个宅子里，并没有转移。第三天，敌人果然出动了。这天早晨，天刚刚亮，村子外面大河沿上的“地步哨”（群众的监视哨）慌慌忙忙跑来汇报：“对面河埂上有不少人活动。”因河很宽，天又未大亮，看不清楚。这时候，我们都起来了，有一个分所送来款子，正在后屋点数，前屋大桌四面站着人吃早饭。我们打算吃过早饭再转移，谁知已来不及了。敌人已到前门，于是我们转身走后门，由我和通讯员小钟拿两条驳壳枪在前冲，我们把后门一开，两条枪一响，敌人向后一闪，我们冲过去，向大圩坎南边方向跑去。正在跑的时候，事务长挑的箩筐翻了，扁担碰伤我右腿，我不顾疼痛，跑了两三里路，把敌人甩远了。局长彭肆叫我下圩，从稻棵田过去，到东边小庄上去隐蔽。
我到了小庄上，全身被泥水湿透了，钻进一所私塾里，老先生赶忙把我带到他宿舍，我脱下湿衣，穿上干衣，出来坐在学生中间。老先生递一本书，叫我念书，不要讲话。我刚刚坐好，就来了十几个日本鬼子，他们站在书房门外，一个头戴钢盔，手端一支三八式大盖子，一脚踹在门里，一脚踏在门外，说不太流利的中国话：“有，大大的新四军！”老先生和同学们一起说：“新四军没有的，都是好良民。”幸亏当时没有伪军、汉奸跟着，这些鬼子愣头愣脑的，也没有进来搜查，就走了。
鬼子走后，转身进来两位老农民，一位50岁左右，一位60多岁。那位年纪大的，拍拍我的肩膀，说：“快跟我走！”那位50多岁的老人，从同学头上抓一顶草帽给我戴上，他二人把我带出书房，走屋檐下小巷出村，走小路到圩心地里，叫我在这里锄地，由一位陪着我，让那位年纪大的回去拿饭，中午送来。天黑时，二人接我回村，在他们家吃过晚饭，洗了澡，他们送我到一个稻场棚睡觉。半夜，我们一个公所所长知道我在这里，带了一条小船，来接我出去。还是这两位老人，把我送到河边小船上。我感动得不知说什么好，只不断说：“谢谢，大爷！”（我们南方喊叔叔为“大爷”）以后听说鬼子第二次来，毒打了老先生，老先生为了我，吃了很大的苦！
由此可见，我这次遭遇，没有私塾老先生的掩护，是脱离不了险境的，以后，没有两位老农民及时把我带走，我更加危险！现在回忆过去，虽然时隔多年，仍历历在目。那位老先生，那两位老人的形象，仍清清楚楚在我心中，永远忘不掉。不久，到农历八月中秋节，日寇无条件投降了。因大江阻隔，我们不能回江北四七师随大队人马北上（时毛主席在重庆谈判，决定撤退皖江根据地）。经组织命令，我们转移到苏南，随一师经扬中过江到泰兴，北上至淮阴——苏皖边区政府。当我离开皖南时，仍念念不舍，这里的人民有着深厚的阶级感情，值得人尊敬！
孙运松：我在新四军侦察兵江淮印钞厂
我年轻时，生长在苏北高邮一个贫苦农民家庭里，那时，我们祖国的大好河山很多地方都被日本帝国主义、汪伪军队占领着、统治着，真是国破家亡，妻离子散。百姓们无法生活，离乡背井，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整个祖国大地上空乌云密布，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无数劳动人民都处在水深火热之中。记得那时，我们家乡有一首民谣，大意是：天上有个扫帚星，地下有个韩德勤，他见鬼子不去打，专门欺压老百姓。我这个在苦水里泡大的放牛娃，也和全国各地劳动人民的孩子一样，多么希望有一个大救星来把我和千千万万个劳动人民从苦海里拯救出来啊！
盼星星，盼月亮，1940年秋，陈毅同志领导的新四军，在苏北黄桥发动了举世闻名的黄桥战役，一举歼灭了韩德勤反动军队3万余人。这一大胜仗，大长了新四军的军威，大灭了反动军队和日伪顽的反动气焰。这以后，在整个苏北地区，就流行起一首家喻户晓的民歌：“黄桥烧饼黄又黄，黄桥烧饼慰劳忙，烧饼要用热火来炕，军队要靠百姓来帮。”不久，我们家乡就相继获得了解放。新四军来了武装工作队，他们根据陈毅同志的指示，为了发展苏北，解放后建立牢固的抗日根据地，争取抗日战争的早日胜利，他们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和发动群众，一边组织农会，搞减租减息，实行耕者有其田；一边动员青年参军，增加军队的兵源。为了广大劳苦人民的解放，我在新四军武装工作队同志们教唱的一首“吃东西要吃白美心，当兵要当新四军”的歌词感召之下，为了不当亡国奴，卫国保家乡，早日赶走日本帝国主义，就暗暗地下定决心，带头动员了和我同样受苦受压迫的几个年龄相仿的青年阶级兄弟，在动参工作队和村干部的组织下，我们戴上了光荣的大红花，骑上小毛驴，在喧闹的锣鼓声中，于1945年2月告别了父母双亲和朝夕相处的同胞兄妹，参加了新四军，离开了家乡。我们跟随部队向北进发，在宝应县油坊头苏中行政公署驻下。我被编入三中队当侦察兵，领导发给我一支手枪，我高兴得跳了起来。他们教我怎样使用，怎样携带手枪以及怎样注意军事机密和纪律等。经过半个月的军事训练，老战友就根据不同情况需要，要我化装，有时装扮成农民，有时装扮成小贩或商人……经常带我深入日伪军据点，侦察敌情，收集情报……正当我将要配合前方部队英勇杀敌、报仇雪恨的时候，突然接到上级的调令，说后方军部某工厂急需人员，这样，我就被调到新四军军部直属的江淮印钞厂工作。
江淮印钞厂厂址设在一师司令部约20里的林上庄，这里是苏北里下河地区一个水网地带，是四面环水的小岛。周围几十里都是荷藕和芦苇荡，到处水草丛生，只方便小舢板船进出。日伪军的铁板汽艇是进不去的。没有向导熟悉地形，就会迷失方向，重要水路都打上了暗桩，真有水泊梁山的味道哩。这是多么理想的地方啊。我被调到江淮印钞厂时，印象最深的是，厂房是用芦苇篱笆和木架子支撑起来上盖茅草建造的，宿舍是几个人一组分散居住在老百姓家里。记得我们这批参军不久的农民战士由部队调来时，是当时的凹版股长冯锦璋同志欢迎我们的。老冯同志身材高大，他身穿灰色军装，腰系皮带，讲着一口上海普通话，声音洪亮，很会说笑话。他安排好我们住宿以后，就带领我们去凹版工场间和老战友们见面。他一进工厂间，对着正在紧张生产的同志们说：为了抗日根据地的建设，为了抗日战争的早日胜利，我们江淮印钞厂要继续扩大，我们经济战线上的队伍，也要不断地发展壮大。同志们，上级又给我们厂调来一批新战友，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向新来的同志们表示欢迎，欢迎新同志来我们这里和我们一起共同工作、共同生活和共同战斗！我看到同志们一张张的笑脸，听到热烈的掌声中交响着叮当叮当的票版声和机器声时，心中真有说不出的热乎感觉。
冯锦璋同志在欢迎我们这批新同志之后，就把江淮印钞厂的情况简要地给我们介绍，并强调印发江淮币的重要性和前线抗战的关系以及重要意义。后来就给我们新同志分配工作任务，我和陈怀同志被分配在凹版股烘票组，石春林、姚定源在湿纸组，陈立翠、倪尚进分在机器上攀架子，张步潮、倪怀克分在划票组，朱和芳分在炊事房烧饭，还有的被分配在其他部门。记得那时有些同志认为被调来江淮印钞厂不是革命的前方，印钞做工没意思，思想上不安心。对冯锦璋同志讲的“战斗”二字很不理解。后来通过领导的教育，在老同志言传身教的影响下，才逐步地理解了“战斗”生活的真正含义。前方若没有后方支持是打不了胜仗的。
那里的生活条件很艰苦，烧饭没有像样的伙食房，搭建一间茅草房，用土砖块砌上灶头就是伙食房了；吃饭时没有桌子和凳子，到开饭时，炊事班同志就把饭菜打在淘米箩和木桶里，抬到各个工厂间露天外面，由炊事员同志按几人一组打一盆菜，各组自寻合适的地方，蹲在烂泥地上围着菜盆吃饭，有什么吃什么。小菜一般都是生菜萝卜，夏天就吃芋头、冬瓜和豇豆等，有时吃点豆腐，荤菜一个月内最多只能吃一两次猪肉烧生菜。由于敌人的封锁，我们穿的衣服，春天就是一套灰色军装，夏天只有一件龙头细布长袖衬衣和一条短裤（有时成衣没有，只发给每人几尺土布、针和线，要自己缝制。由于裁剪缝制不像样，穿在身上闹了很多笑话）。冬天就发一套棉衣（要破得不像样才能以旧换新）。一年发两双鞋，冬天发棉鞋，春天发单鞋，不够穿就自己动手，用破衣布头纺织草鞋，袜子没有就用布包包脚。被子一条只有两斤重。睡觉就谈不上有什么床了，一般都是借老百姓家的稻草垫在地上打地铺睡。到开春时，有时蛇虫百脚（蜈蚣）爬进被窝里。生活上是实行供给制，每人每月发津贴费五角江淮币，只够买一些肥皂、草纸和学习用品等，抽烟的人就不够用了，只能买些烟草用纸头自己卷制喇叭烟吸，其他日用品如牙刷、牙粉、毛巾是发的（女同志加发草纸）。那时我们生活上有两怕：冬天怕虱子，夏天怕蚊子，就是不怕敌人。夏天没蚊帐就设法把棉被里的棉花拿掉，人钻进被套里睡觉，过露天生活。当时我们编了一首打油诗：风扫地，月当灯，蓝天当被，地做床，全绿地毯（稻草）暖洋洋。后来，由于我党领导的各个抗日根据地的军民，在军事上不断地击败敌人的进攻，抗日根据地迅速扩大，民主政权更加巩固，与此同时，在经济上也不断地粉碎敌人的封锁，眼看我们盼望已久的抗日战争快要接近胜利了，这时又由于军事大发展和各根据地生产建设等的需要，上级要求我们江淮印钞厂迅速扩大生产规模，加紧生产发行钞票。于是我在1945年2月，随江淮印钞厂由林上庄迁移到北边的新舍村，建立新厂。这时的厂名改为华中印钞厂，工厂的厂房和宿舍仍然是用芦苇笆篱和茅草盖起来的。同志们风趣地说，这种厂房真是“冬暖夏凉”、“通风设备齐全”啊。
为了支援前线，为了争取各根据地党政建设和争取抗日战争的早日胜利，同志们人人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个个意气风发，斗志昂扬，把多印制钞票、多发行江淮银行钞票作为战斗的共同目标。在新四军的军部号召下，记得我们全厂职工，在新舍河南桥堍下的草棚大礼堂里，用背包坐在地上开大会。老红军胡全魁厂长，给我们做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报告。他用生动形象的语言讲红军爬雪山、过草地的艰苦斗争历程，又从抗日战争的形势讲到我们江淮印钞厂在当前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对我们印钞职工寄予的深情愿望。就在这时，毛主席又从延安向全国各解放区发出“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的号令，军部的号召和胡厂长生动的报告，让我们每一个同志都受到了极大的鼓舞，进一步激起了大家的革命责任感。
全厂大会以后，各个部门都雷厉风行地投入了紧张的生产战斗。记得我当时在凹版股刘猛同志机上摆纸头，他是机长，每部机器上要有四个人才能开机生产，分别负责汰版子、揩墨、摆纸头、攀架子。我们凹版股开始是分日夜两班制进行生产的。江淮票子有壹元的、伍角的和贰角的，印制凹印钞票的版子上的油墨一定要用酒精炉子加高温烘，机长用两只手掌在滚烫的票版上揩去浮墨，方能印钞出图纹清晰的票面。开始一班只能印200多张左右，后来数量就不断地提高了。记得在开展“红五月生产劳动红旗”竞赛时，每个印钞职工把工厂当成战场，机器当作刀枪，全厂上下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大家你追我、我赶你，我们凹版股的印钞数量不断地刷新纪录。昨天你是500张，今天我是700张，明天他是1000张，后天有人就设法创造更多的产量。那时候，也不分什么日班和夜班了，有的同志为了多印制钞票支援前线打胜仗，觉也不想睡，偷偷从窗子爬进工场间，开动机器生产，做到人停机不停。我们印钞职工真是革命加拼命，谁都不愿当落后分子。全厂到处热气腾腾，捷报频传。凹版机是用脚蹬手攀的，不少同志的脚都蹬得红肿了。酒精炉烧热的票版，烫得揩油墨的手掌和摆纸头的手指头都起了泡。但同志们在这样的工作条件下，仍夜以继日紧张和艰苦地工作，都是轻伤不下火线，没有一个人愿意离开机器。那时候我们厂部的领导和干部们看到这样紧张战斗的场面后，无不受到感动，他们也深感不安，就分批地组成慰问队，来我们凹版股工厂间，给同志们倒茶水、送毛巾，用口号激励大家，慰问大家。真是干群一条心，阶级情谊深，你我互关心、生产日日增。那时候，我们厂十来个炊事员，为了配合生产需要，白天除了要供应几百人的三餐外，夜晚还要加班加点做好夜点心，送到工厂间的机器旁，把热茶热汤端到同志们手里，这种革命大家庭的温暖至今我仍记忆犹新！
我们印钞厂的生产任务虽然那样的繁重和紧张，但我们的业余生活却是始终非常愉快、丰富多彩的。记得那时候在草棚大礼堂里，一到天晚挂上汽油灯（后来自己用汽车引擎发电解决了照明电灯），不少同志吃过晚饭就三三两两来到这里，听老厂长做形势报告，有时在这里开展学习讨论会，文化教员刘煜同志在这里给我们上文化课。总之，这里一到晚上就成了我们印钞职工文化娱乐活动的中心，时常人挤得满满的，有的在学跳秧歌舞，有的在教唱歌，有的在打扑克和下棋，有的在打乒乓，有的在比手劲和摔跤，有的三五成群在排练庆祝抗战胜利的节目。在礼堂外边有个简易球场，男同志打篮球，女同志开展排球比赛，真是龙腾虎跃啊。特别是星期六晚上，礼堂里灯火通明，职工们和新舍村上的老百姓经常联合举行文娱晚会，节目大多是自编自演的。演出前在观众队伍里，各个部门同志都自发组织起啦啦队，互相对立唱歌。刘展华站起来喊：“一二、一二，凹版股来一个。”桂有恒也立起来附和：“踏版股唱得好不好？”“好，妙不妙？”“妙，再来一个要不要？要！”李士林同杨茂华也同时站在队伍中用手势指着喊：“整版股在哪里？喏！在这里，他们的歌唱得好不好？好，要他们唱一个要不要？要！要！要！”整个礼堂歌声彼伏，低一阵高一阵，大家都是尽情地唱啊，跳啊，有大家唱，也有独唱，不会唱歌的就唱段京戏，或者唱张家姑娘要陪送等小调，或者跳个舞蹈，或者来一段口技学公鸡叫……大家真快乐极了。如果军部或师部有文工团来我厂演出的话，那更是热门得像过喜庆节日一样，我们厂里都要把村上的党政干部、军烈属请来，和我们职工一道看！军民一家人，军民鱼水情谊深。
江淮印钞厂的战斗生活，距今虽已过去几十个年头了，但回顾这段时间的工作和战斗生活，仍深感回味无穷，无限留恋。尽管这段时间是那样的短促，生产任务是那样的繁重，我们都还年轻，大的20多岁，小的只有十几岁，但作为新四军健儿，为了中华民族的生存和祖国的解放，为了彻底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争取抗日战争的早日胜利，为人民利益流血流汗，艰苦奋斗，为人民利益出生入死，是我们的光荣和幸福。我们“一手拿枪和敌人战斗，平时就两手开动机器”加紧生产印制钞票，我们许多同志，不分男女老幼，对困难的事情抢着干，艰苦的担子争着挑，危险的地方带头上。现在回想起来，我们为有幸参加这段史诗般壮丽的抗日烽火的战斗生活而感到自豪，总觉得我们青年时代没有虚度华年。当然，这一切应当归功于我党的正确领导，党的抚养和教育。每每回忆起一些已过世的老领导、老同志和老战友，在抗日烽火的年月里，他们曾和我同生共患难过。我们的好领导老红军胡全魁同志，从延安调来，在抗日烽火年代里，他曾领导我们江淮印钞厂，日以继夜地与敌人开展经济斗争；我们的好同志王龙宝，他从敌占区的大上海奔向苏北解放区，在抗日战争即将胜利的前后，他团结同志，用汽车引擎发电，解决了全厂印钞机器的动力和照明用电，使产量倍增；我们的老战友石春林、倪怀克同志以及杨茂华同志，在战争年代里，他们对工作那股干劲和那种拼命的革命精神以及他们的音容笑貌，至今仍历历在目。以上几位老领导、老同志和老战友，虽已离开我们多年了，但每当看到祖国四化建设蒸蒸日上、欣欣向荣，大地上开放出一朵朵胜利的鲜花时，我都会情不自禁地怀念他们！悼念他们！抗日的烈士们永垂不朽！
（倪尚和整理）
戴玉印：洪泽湖畔共患难
1948年夏季，我15岁时，于淮北宿（县）参加了抗日工作，活动的地区在敌人宿（县）以东，与敌据点隔河相望，“鼓角相闻”，敌我之间“缓冲”地带不过三五华里。与敌人天天接触，哪天没有战斗听不到枪声，算是太平之年。当时，中共淮北区党委委、新四军第四师师部等领导机关常驻在洪泽湖畔，半城一带叫作皖东北根据地。它是领导淮北300万军民抗日的精神支柱，是敌后一块被解放了的土地。说是根据地，它的中心地区离敌人也不过三五十公里，敌人机械化部队可在两三小时之内到达。不过敌伪畏我军声威，害怕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不敢轻举妄动罢了。
1943年，虽然随着反法西斯力量不断扩大，我国人民经过了六年坚持抗战，形势大为好转，但从敌我力量对比来看，我军仍处于劣势，仍面临着百万日寇、七八十万汪精卫的汉奸军（其中有80%是国民党投降日寇的部队）。一县之境，设有大小据点百余处，星罗棋布，碉堡林立。每一道口戒备森严，严密搜查过往行人，稍见可疑，立即捕杀。敌伪对边沿区几乎天天进行“扫荡”，捕捉我军政人员和抗日群众。敌人对被捉的我方人员采用杀头、挖心、刀铡等残酷手段杀害，妄图挫伤我抗日积极性，扑灭抗日烈火。敌后抗战艰巨复杂、激烈、尖锐，每开垦一项工作，扩大巩固一寸土地，都要付出血汗的代价。
在根据地中心区工作，比边缘区相对稳定一些，可在白天工作，在边缘地区工作游走不定，各级领导机关是隐蔽活动，情况紧急时日夜要转移几个地方，如稍有疏忽，就会造成严重后果。如不是交通员联络，谁也不知谁在何处。当时地方工作，主要服从装武斗争，发动群众，吃住都在老乡家中。每到一处，首先了解当地群众的生活疾苦，关怀解决他们的切身利益。认真贯彻党的“减租减息”、“增加工资”政策，使广大的贫雇农有饭吃，对待地主、富农和其他阶层人士，认真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联合一切抗日的人民，团结可以团结的力量，只要他们不当汉奸，拥护抗日民主政府，就要团结他们，保护他们的合法权益。对开明绅士吸收他们参加抗日工作，有的安排当参议员，有的安排为政府或群众团结的领导成员，调动他们的抗日积极性。对伪、保、甲人员进行具体分析，区别对待。凡能争取的尽量争取，警告他们不要为敌效劳，教育、启发他们爱国。经教育后有的人可明处为敌人办事，暗中为我办事，为我送粮交款，变敌占区的“一面政权”为“两面政权”。
由于我军紧密依靠群众，处处为群众着想，深受群众拥护和爱戴。如遇敌扫荡时，群众把我们视如子女、亲人进行掩护。有一次宿县敌人在水池铺一带扫荡，我一区委书记被击伤，在麦田地中隐蔽。当敌人搜查时，要枪毙他。附近一新娘得知后，冒死营救，拉着区委书记称是自己的丈夫，背回家中护理，最后脱险。又如一个连队的通讯员马四，在敌人扫荡时送一封紧急通知，途中被伪军纠缠不放，一过路老乡见状恨恨打了马四几个耳光，自称是其父，骂他不该呕，扯着他的耳朵将其拉回家中，使之脱险，完成了通信任务，我军得以安全转移。又一次宿县、因镇等地处敌人千余人分五路向我中心区扫荡，夜间，在东三铺附近集中和我军一个连队相遇。我军发现敌人后，迅速转移，敌察觉时已不知我军去向，事实上我军并不远走，仍在近处隐蔽。主要是群众对我军行踪守口如瓶，使敌人变成了睁眼瞎子。类此事例，层出不穷，不胜枚举。
侵华日寇仗有飞机、大炮、坦克等现代化武器，横冲直撞不可一世。一个连有九挺轻机枪、两门掷弹筒。我军没有武器弹药的供应，全靠从敌人手中夺取。我地方一个营的武器，赶不上日寇一个排的装备。地方工作人员更是少枪，无炮。在对敌作战中，我主力部队采取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大踏步前进，大踏步后退，避敌精锐，伺机歼灭。地方人员就地坚持，县不离县、区不离区地斗争。淮北地区是一望无际的平原，不利于我方隐蔽活动，有利于敌人扫荡。为阻滞敌人进犯，我们广泛发动群众，在夜间拆桥破路。把农村所有道路，挖成一米五深、一米五宽的封锁沟，村村相通。使敌的机械化武器无用武之地。每年夏、秋季，青纱帐起，满村遍野都是高粱、苞谷，形成天然屏障，是袭击敌人的大好机会。夜晚，部队到敌据点附近鸣枪、喊话，向敌伪上“政治课”，散发宣传品，或有时在公路两侧伏击、捕捉小股敌人。我宿（县）东县大队有个外号叫王和尚的侦察员机智勇敢，常化装出入敌区，捕杀作恶多端、民愤极大的汉奸，群众拍手称快，编了首民谣，“伤天害理命不长，出门还见王和尚”。伪军谈八色变（群众对军政人员通称八路军），不敢轻易外出。
敌后抗战受到敌人严密封锁，没有后方，没有固定给养，生活相当困难。没有“工资”、“薪金”，每人每月只有两角钱的零用费，以当时物价计算，仅够买两包牙粉，买不到牙粉就用食盐刷牙。一把牙刷要用两个月的零用费，一支牙刷三四角钱，谁也舍不得用这种“奢侈品”。菜金更少得可怜。每人每天五分钱，不够吃一盘豆芽菜。每逢过节把几天的伙食钱加起来吃二两肉，算是最高的享受。淮北曾盛产小麦，但为了减轻群众负担，我们吃的主食是高粱、苞谷、红薯等杂粮，有点麦面，留给伤病员食用。在衣着方面，只能遮体，每到夏季每人发粗布一二丈，自己缝制衣服。我参加工作时，从家中只带一套衣服，因发布时间已过，连套换洗衣服都没有。一女同志见我人小，送条下装，才有换洗衣服。那时一条下装的代价，比现在一套高级别墅还要实惠。布鞋每年发两双，有时发不上就打赤脚，穿袜子则是种享受，谁也不穿，男女同志一年四季以穿自然“肉袜”为荣。除此，每人尚有一床粗布被子、一个挂包、一支低劣钢笔。论办公更简单，机关分散在老乡家中，有张桌子用就算不错了，一个纸烟盒，一片废纸，可以写重要的通知、指示，写东西开门见山，三言两语，简短扼要，不说客套话、旧话，县、团级领导讲话、做报告，都是自己动手，没有稿子，也不要秘书代劳。当官不像官，老乡有事可随时找区长、县长。大家见面互称同志，或叫老张、老李，感到特别亲切。谁叫官衔，认为他旧意识严重，感到厌恶。在敌后看书报、学习极为困难，边区政府（相当省级）才有油印小报，由于到边区沿途受到敌人层层封锁，虽只有200来华里，要半月、20天才能看到。不过淮北地区的《拂晓报》办得相当好，字迹清晰、工整，不亚于铅印，是新四军第四师师长彭雪枫同志亲自创办的，是他的三宝之一。据说这种报纸，抗日时期在莫斯科当抗战文物进行过展览。看书籍、文件更不容易，偶尔得到一本马列和毛著如获至宝，争相抄录传阅。书过千手，揉成麻团，还补了又补携带身边，舍不得丢掉。
当时生活虽苦，环境恶劣，但在思想上充满革命的乐观和自豪，同志间团结友爱、患难与共。思想上有什么隔阂，可以开诚布公地提出来。批评者与人为善可以知无不言，被批评者胸怀坦荡，可闻者足戒，不闹无原则纠纷。组织和个人之间犹如母子关系，如果谁遇到什么挫折和不幸，思想上有什么苦闷，组织上谈几句话就会迎刃而解，感到宽慰和鼓舞。如果组织上分配一项艰巨甚至危及生命的任务，认为是莫大信任和鼓舞，千方百计地设法去完成。当然，在革命的大熔炉中，参加革命的人思想上可不是整齐划一的，有前进的，有落后的。对革命生活中途抱着罗曼蒂克想法、患得患失的人也是有的。这种人经不起洪流滚滚的冲荡，中途想抓住浪中漂浮向岸边游去。
王明传：奔赴苏北，投身抗日
我家原来住在安徽省肥东县店埠乡，因为生活所迫，迁居本县杨塘乡种田。我于1938年参加抗战工作，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回想当年，战火纷飞，我在组织的派遣下，也曾深入敌穴，搜集情报，也曾随军转战南北，身经多次战斗。
一、深入虎穴，搜集情报
1938年冬，我才19岁，在杨塘乡种田，做小生意。本乡中共地下党员孙家元介绍我参加革命工作，地下党负责人、鸡鸣小学校长孙家祥经常指派我到日本重兵所在地——滁县县城了解敌情。我每次都化装成卖香油的，利用在滁城的朋友搜集情报。比如两年前我认识的朋友陈家富，当时就在日伪和平军里任中队长，驻守西门，鬼子开会，有时他也参加。我经常请他吃喝，有时也在他家落脚，以便从他嘴中搞到日伪军的人数、武器、弹药、车运、营房、动态等情报。和他往来甚密，对于我在滁城活动的安全也有保障。
有一次我正在滁城街头，向一位本地朋友梁保平打听情况，被日本特务机关“东洋司令部”的两个便衣特务盯上。他俩拦着我说：“干什么？”我说：“我是本地做小买卖的，住在西门二保十二甲，现有‘良民证’在此。”说着我将“良民证”给他们看。特务看罢还是怀疑：“听口音你不是本地人，你跟我们到镇政府走一趟。”我看不去不行，便暗示梁保平先去安排。梁会意，从小巷抄近路先到镇政府，一面找伪镇长讲明，有个朋友是好人，被“东洋司令部”两个便衣盯上，请他帮忙；一面又打电话给陈家富，叫他来救人。当我被带到伪镇政府时，镇长迎上前去，用烟茶招待两个便衣，帮我讲好话。陈家富得悉后，立即从他所带的中队中挑出一个排的伪军，跑步赶到镇政府，进屋便问：“是哪两位兄弟，与我朋友过不去？”两个特务连忙说：“误会，误会。”镇长又从中劝解，陈家富便将我带走，然后放掉了。
二、奔赴苏北，投身抗日
1939年6月，我在广兴乡中队当班长，由乡长李杰介绍到藕塘干部训练班学习。两个月后我在学习班内由肖惠如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学习结束后，我回广兴乡任乡长。1941年皖南事变后，新四军向东挺进，黄桥战役胜利后，苏北新区缺少干部，我奉命调到苏北，在阜宁县张沟区任区联防大队长。
1941年元月29日，我参加了新四军在盐城召开的新军部成立大会，刘少奇同志任军政治委员。在会上，先由刘少奇宣布军部重新成立，后由陈毅代军长讲话，将全军编为七个师，一个独立旅。
1942年新四军军部迁到来安县半塔，这时我军在苏北的兵力减弱。日寇从南京调来肖林支队1万多人，汪伪部队郝鹏举、孙良诚3万多人，共日伪军4万多人，对苏北进行疯狂扫荡。日寇实行灭绝人性的“三光”政策，提出“消灭韩德勤，赶走新四军”的口号，形势十分紧张。我带领一个区中队的90多人配合三师十九团，采取化整为零、有分有合的作战方针，开展反扫荡斗争。
三、突袭陈集，围歼倭寇
1943年2月，我们发现日寇300多人住在小陈集，我立即去找十九团首长汇报敌情，请求围歼敌人。
十九团陈团长立即召开干部会议，我亦参加，介绍敌情和地形，研究决定，利用当晚是农历年三十、又下大雨的机会，趁敌不备，来个突然袭击。
会后，部队乘夜黑分左右两翼，向敌人驻地移动。我和区大队指导员刘贵各自带领40多人，分两路带着十九团的战士扑向敌人。午夜1点，战斗打响。我们把棉被盖在敌人的铁丝网上，翻越过去，冲进鬼子住房。英勇的战士们，硬是用大刀将敌人劈死，我也用短枪打死几个日寇，自己腰部也负了点轻伤，但我一直坚持到战斗胜利结束。这一仗基本上将敌人完全消灭，缴获了3门钢炮、10挺机枪、200多支步枪。战士们扛着胜利品，满载而回。
四、上村遭遇，伏击敌寇
1943年春，我到射阳县三区任区大队长，带100多人。有一次我带领部队在射阳湖边渔港东南的上村，突遇200多名日本兵和400多名伪军。我考虑当地是水网地带，敌人是单兵前进，威力施展不开，我们虽然人少，但对当地地形熟悉——上村和靠鱼湾村等连接不断，我们打仗容易转移，就当机立断，下令打一个伏击。我命令战士们散开，隐蔽在村头，等日伪军靠近，我一声喊“打”，100多支枪一齐射出愤怒的子弹，一下就打死、打伤日伪30多人，我军只有几个人负轻伤。虽然我的颈部负了伤，还是指挥着部队利用有利的地形，边打边撤。当我们走了四五里远时，还听到日寇的枪炮声。
五、总部命令，接受敌伪投降
粉碎敌人的扫荡后，我被调到盐阜地区参加整风学习班，任第一组组长，就在我们组内，还揪出一个汉奸。
1945年4月，我到盐阜军分区任大队长（相当于营长），生病住院。8月11日，上级传达朱德总司令的命令，要求各解放区人民军队迅速前进，缴收敌伪武装，接受日军投降。我立即出院，随部队到响水口办理日伪军的投降工作。日伪军不愿向共产党的部队缴械投降，我们就用武力包围，迫使其投降。但日军100多人还是向连云港方向逃去，所余汪伪军200多人，则乖乖地放下了武器。
我终于看到了日本侵略者应得的下场。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
小提示:漏章、缺章、错字过多试试导航栏右上角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