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兵讲述2游击队

    陶森：新四军南芜游击队智歼日伪记

    抗战时期，我故乡安徽省芜湖县十连乡，是新四军南芜游击队的根据地。南芜游击队创建人之一、人称老区长的强日增同志是我父辈之交，队长陶裔超同志是我同村的长辈，其他地方同志也熟悉，故他们打游击常来我家。现就当年听他们所讲和我亲眼所见的一段智歼日伪之事，回忆如下。

    1938年年初，日寇侵占芜湖后，自芜湖至湾址一段铁路和水路上，遍设据点。附近村庄，统被烧光，整个县境都沦陷了。仅离铁路稍远的十连、白沙二乡，成为抗日前沿的游击区。

    1938年冬至1939年年初，新四军某连首先来此前沿的十连乡驻防，宣传抗日救亡，播下了革命火种。强日增等地方同志，就是那时开始从事革命活动的。皖南事变后，强日增曾被国民党芜湖县政府逮捕，由我堂兄陶良赞设法保出，转移到江北新四军根据地。1944年年初，强日增和金厚初同志奉命自江北重返十连乡，建立地下奎湖区政府和南芜游击队。金任行政督导，强任区长，以十连乡为游击根据地，开展武装斗争。同年五六月间，新四军皖南支队刘营长率部开来，由奎湖区同志配合，夜袭芜湖县埭南乡王家埂鬼子据点后，转移到老鹳嘴休息，突遭叛变投敌的南陵县地方武装从后偷袭，刘营长即率所部及南芜游击队，全部撤往繁昌县老根据地休整。仅留下金、强二位率地方战士五人、步枪两支，坚持前沿游击根据地的斗争。那时通往皖南后方的咽喉要道南陵县，因不久前被日寇侵占而切断，与十连乡为邻的南陵县下北乡全部沦陷，距老鹳嘴一二十华里的西边奎潭镇与北面方村镇，均驻有日伪军，仅剩十连乡未沦陷。接着突有大批日伪军侵驻老鹳嘴，筑起碉堡，架起电话线，长期占据，妄想铲除这个游击根据地。同时日伪军又在老鹳嘴与方村间的肖家渡，增设据点。这样一来，十连乡就变成日伪军层层包围中的沦陷区了。

    奎湖区政府面临如此万分险恶的处境，如何战胜日军，坚守这个根据地，实属极为不易。于是金督导决定先采用两面政权的办法，由强区长派乡人陶贤福，利用日伪强迫民选乡长建立伪乡政权的机会，去充当伪乡长，然后再相机歼灭日伪，收复根据地。

    就在日军占据老鹳嘴、成立伪乡政权不久的一天，有两个伪军佩带两支盒子枪，要到奎潭去。我区领导获悉后，决定先干掉这两个伪军，压压鬼子嚣张气焰。于是金督导和强区长亲率五名战士，分伏在由老鹳嘴往奎潭必经的殷家嘴强村渡。战士们有的装作放牛的，有的装作打柴的，陶裔超个子矮小，戴顶大草帽，装作小孩在河边捉鱼玩，另派一人假扮摆渡人。因渡口距离老鹳嘴与奎潭两处鬼子碉堡都只有几里路，一旦枪响，鬼子追来，那就会两面受敌，易遭伤亡，所以只宜肉搏，不能响枪。金、强二位布置好伏兵后，就各自隐蔽在渡口两岸，监视着两处碉堡的鬼子动静。当那两个伪军哼着小调，叼着香烟上船过渡时，假摆渡人故献殷勤，使贼不防，把船摇至河心水深处，突将渡船搞翻，使两个伪军落水。陶裔超立即扑跳水中，用鱼叉戳死一个伪军，另一伪军正欲拔枪挣扎，两岸化装的伏兵，早已纷纷跳入河中，将那伪军抓住。陶裔超转身再用鱼叉结果了那贼狗命，缴获了两支盒子枪。从此区队有了长短四支枪，这是被困后的首战告捷。

    接着在金督导的部署下，强区长叫陶裔超通过乡亲去做肖家渡伪军中一个当地兵的工作。乘那个伪军中午值岗，陶裔超带两个人挑着柴担，装作去给伪军送柴草，顺利地通过岗哨冲进敌营。当时伪军正在午餐，陶裔超亮了盒子枪，大喝不许动，并宣告我们是新四军，缴枪不杀。其他队员也即随后冲入，一个班的伪军都吓得乖乖就擒。陶裔超等将伪军枪支全部缴下，向伪军宣讲政策，发给遣散费后，遂即撤离肖家渡。不一会儿，方村日军就和湾址老鹳嘴、奎潭等处日伪军全部出动，四路围剿。我游击队立将所缴武器，藏在芦苇荡中，转移到敌后埭南乡去。日军围剿扑空，拷问被缴伪军和当地居民，均不知游击队去向，只得又退回各处去了。次夜，金、强二位又亲率战士返回十连乡，深夜潜入芦苇荡，取出枪支，分散隐蔽起来。报经上级批准，以缴来的伪军枪支，重建一支南芜游击队。次年（1945年）1月，奎湖区政府奉命扩为南芜区（南陵、芜湖两县地区）政府，成立中共南芜县委会。由新来的孙宗溶同志任县委书记兼南芜总队政委，原行政督导金厚初任县委副书记，强日增仍为区长，游击队长由陶裔超担任，坚持敌后抗日。

    自那两次连歼伪军后，南芜游击队威名远扬，各据点的日伪军都吓得闻风丧胆，不敢再随便出来骚扰。占据老鹳嘴的日军，约还留有一个小队，在伪军遇袭后，怒将伪乡长另换一人。连续搜查几天，气势汹汹，其实是外强中干，余悸未除，整天龟缩在碉堡内，特别是晚上，更不敢稍越雷池一步。加以老鹳嘴是个大村庄，有300多户人家，鬼子碉堡在村西出村的大城门处，与村中隔开了。故游击队仍旧经常晚上住在村中，我家就是住处之一。这个游击根据地，表面上是沦陷了，实际上仍在我游击队手中。

    到了1945年初夏，南芜游击队已由原来的几个人，武装起一个分队了。在这扩充阶段内，暂时未再袭击日伪，以已远撤的假象麻痹鬼子，鬼子的戒备因而有所松懈。于是在孙政委亲自指挥下，做好一次速歼日寇夺回据点的战斗部署。头天晚上，由陶裔超亲自去叫伪乡长以做寿为名，诱邀鬼子次日中午到他家吃寿酒。他家就在我家大门前，仅隔一条小巷，位处村中，前靠圩堤，小巷纵横，易于埋伏。酒席就摆在他家门前稻场上，所有驻守鬼子，除留两个守碉堡站岗外，都来赴宴了。正当众鬼酣饮欢笑之际，陶裔超潜入碉堡附近，一枪将鬼子哨兵打死，又一枪将一个正在洗澡的鬼子打倒。赴宴的鬼子听到枪声，急忙朝碉堡奔去。这时陶裔超已率队登上碉堡，用鬼子的机枪向鬼子扫射，四下伏兵，一起跃出围歼，片刻间，就将一小队日军全部歼灭，又缴获了一批日式轻重武器。

    南芜游击队后来壮大成南芜游击大队，由于南芜游击队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做得好，深得地方上各阶层人士的拥护，军民一体，同仇敌忾，结成一个牢不可破、坚不可摧的精神堡垒。尽管十连乡只是一个平原圩乡弹丸之地，无高山可据，无险隘可守，而游击队却是到处可隐蔽，随时可出击，得以长期守住这个游击根据地，直至抗战胜利。这段英勇事迹，可算是气吞山河的八年抗战史歌中一个微妙音符吧！

    高镜海：白洋淀边上孟中峰村保卫战

    白洋淀盛产鱼、虾、蟹和稻米、芦苇等物产，同时连通海河，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抗日战争爆发后，1939年秋，上级命令我们九分区十八团三营挺进白洋淀，开辟和坚持那里的根据地斗争。我们全营同志在营长王韬同志率领下，坚决执行命令，夜间乘船穿过芦苇荡航道，到达安新、新安地区，一面发动群众，一面开展游击战争。一次听到群众报告，有敌人乘船出动到附近村庄抢掠。我们营派一个连队即赴寨里大堤上，准备伏击敌人。因部队行动不注意隐蔽，不料被敌人发觉，故在大堤上发生遭遇战。我们的干部战士是刚经过在晋察北军区整训的部队，军事战术技术都有一定的提高，所以战斗打得十分英勇顽强，以致同敌人展开刺刀肉搏战。因我们当时的技术装备仍感不足，部队有些伤亡，受了一些损失，后来撤出了战斗。

    鉴于当时敌人对白洋淀地区控制比较严密，我军活动有些不便，部队需要休整等情况，我们部队到白洋淀边上高阳县孟中峰村驻下。次日早上，日本侵略军五六百名，协同炮兵汽艇三面包围了这个村庄。天刚亮，敌人就开始向我们打炮。孟中峰村地势险要，三面是水，一面是陆地，街道楼房较多。我们把重点楼房街道打通连为一体，准备同敌人决一死战。营长王韬同志是我军老地下党员，富有斗争经验，勇敢沉着、机动灵活，巧妙地指挥同敌作战。他有时把轻重机枪集中使用在一方打击敌人，有时调到另一方打击敌人，使敌人摸不清我们的兵力，因此敌人一步也不敢前进。在水路的敌人被打得从汽艇跳下水，像打落水的鸭子一样滚的滚爬的爬。四五个人抬着一挺重机枪慌慌张张地接近我阵地时，被我军打倒了几个敌人，其余的扔下重机枪就跑。我们想派人去取，敌人用火力封锁；敌人想取，我们就开枪打，就这样双方都望着它丢在那里。还有陆上的敌人，不断向我们阵地打炮，打了一二百发炮，有的阵地被打垮，但我们仍坚守不动，敌人也不敢前进。这样战斗了一天，直到晚上我军安全转移。这次战斗敌人死伤100多名，我军只伤十几人，我认为，这是一次成功的村落保卫战。

    我当时担任营的特派员，在这次战斗中被敌炮弹炸伤面部，当时虽然负了伤，头部肿得很厉害，嘴里还在流血，但都不感到疼痛。我们是为着民族解放而战。战斗中，孟中峰村群众热情的支援，给我们送开水、烙白面饼、炒鸡蛋，不断地给我们送到阵地来，我们从心里感到高兴。

    张白水：忆冀鲁边区抗日游击队的几次战斗

    冀鲁边区抗日根据地，地处黄河以北、天津北碱河以南、津浦铁路以东沿海的狭长地带。七七卢沟桥事变以后，这里的国民党地方政权，在日寇未到来之前，都已跟在国民党部队的后边逃跑了。这片大好国土，便轻易地沦丧于日寇汉奸之手。800万人民无端地陷入了水深火热之中。中国共产党边区的党员挺力而出，带领人民群众于1937年九十月间，高举义旗，组织起抗日游击队。

    1938年7月，八路军一一五师、一二九师的东进部队到达边区，使冀鲁边根据地得到了进一步巩固与扩大。老八路主力部队，在边区打过多次出名的大仗、硬仗。如1939年春夏雨季，就有陵县与上千日寇苦战竟日，歼日寇军数百人的大宗家战斗，及连续两次打东光灯明寺据点，全歼日寇数百人的大胜仗。这些都给边区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人们当永记不忘。在老红军、老八路的影响教导支持帮助之下，边区的游击队迅速成长为一支坚强的抗日武装。1939年冬季八路军主力转移出边区之后，边区的游击队继续发扬老八路的战斗作风，英勇顽强，艰苦奋战，与敌人进行了千百次的战斗，粉碎了日寇无数次的扫荡袭击，如上千兵力的所谓“铁壁合围”、“拉纲奔袭”的大规模扫荡，打破了敌人碉堡洪沟的严密封锁，英勇地坚持到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仅将记忆较深的冀鲁边游击队的几次战斗，列述于下。

    一、几分钟活捉一个日本兵

    1940年夏天，冀鲁边一军分区的武装部队住在南皮县三区的潞灌镇附近。黑龙村据点的日本鬼子，开着两辆汽车在潞灌镇西边抓人平沟。我军得知，立即派一部分部队顺着交通沟运动上去，到达离敌人汽车二三百米时，敌人骤然发觉，没来得及打枪，扒上汽车，掉头就跑。我们部队遂开枪射击，虽未截住敌人的汽车，但是由于敌人跑得仓促，竟将一名日本士兵抛在那里，被我俘虏。这个日本士兵，差几步没赶上，汽车就急忙开走了。他正连跑带号地朝汽车追赶，我们的部队就到了他的面前。他吓得脸色发青，急忙将枪一扔跪在地上。我们的战士将他扶起来，并用日语向他说明我军“优待俘虏”的政策。那时我们的部队和地方工作人员，都经常带着向日军发的传单，并且都会唱《尼洪诺海代桑》、《优太斯虏》一些很简短的日本歌曲。军分区设有敌工股，营设有敌工干事，很重视敌伪军工作。

    我们将俘虏的那个日本士兵带回驻地，经敌人干事的谈话及给他看阅传单以后，其恐惧心理有所消失。给他一杯水喝，又经过一番谈话，他即慢慢地平静下来，主动地从身上掏出一张身份证。他说是一个普通士兵，入伍前是北海道的农民，名广赖秀雄。这时发现他胸部鼓鼓囊囊的，好像藏着手枪或其他什么东西。问他，他一直摇头，经过一番动员，他很勉强地解开胸前的纽扣，将怀中的东西拿了出来。原来是一个打得很紧的小包裹。又经过动员，他遂将包裹打开。像我们中国农村老太太包贵重东西似的，一层又一层。解到最后，现出了一个黄色的小铜佛和一只小令箭，还有几张画着朱砂符咒的黄裱纸。看！这就是日本军阀欺骗他们士兵的铁证。

    中午给广赖秀雄做了一盆面条，打了两个荷包蛋。当时我们的战士和干部天天都是吃粗粮，而给广赖吃鸡蛋白面，说明我们游击队认真地执行了我军的俘虏政策。一分区将广赖秀雄送到冀鲁边军区政治部，经过一段学习，他参加了日本反战同盟支部，后来去了延安。

    二、半小时夺得轻重机枪各一挺

    1940年冬天，振华县（现在的宁津县）与鬲津县（当时由南皮县的南半部和宁津县的北半部划成的县）交界的长官镇日寇据点，新换防来的日寇小队长，带队到鬲津县扫荡。他们换上农民穿的便衣，伪装成赶集的群众，企图混进鬲津县的中心地带——路黄辛集镇。他们既然伪装，就不能背着步枪，我们派进的“伪人员”给他“献策”，把枪支都集中起来，捆好，放在农民盛粮食的布袋里，轻重机枪也用此法和步枪分别用铁丝固定在几辆手推车上。他们扮作农民卖粮食的样子。日寇的路线已定好，从长官镇据点去路黄辛。我们鬲津县大队弄清这一情况以后，就决定打他的埋伏。当时县大队只五六十人，加上一个区队，一共也不过80多人。当夜我们埋伏在敌人的必经之路、距长官镇只有六里地的小苑家。大队副姜思民同志和区、县队的战士们一起埋伏在小苑庄东寨门的两旁，隐蔽在破旧的寨墙内。战士们安静而紧张地等待着即将到来的黎明。姜大队副预先下了严格的命令：第一，一定要隐蔽好，谁也不准探头探脑地向墙外观看，只许他一个人由破墙的缝隙向外监视敌人的行动；第二，没有他的命令谁也不准打枪；第三，他打第一枪为令，每一个人向敌人扔一个手榴弹，打一两枪，就跑步向敌人冲去。并预先安排了各中队的任务，一个中队夺重机枪，一个班夺轻机枪，一个班夺步枪。其余的队伍向日寇射击，掩护夺武器的部队。夺得武器后即迅速转移，不要恋战。

    天刚拂晓，果然一队稀稀疏疏的黑影向小苑庄方向晃来。两三辆手推车走在前头，三三五五的人群跟在车子的后面，零零散散，缓缓前进。姜思民同志既高兴又紧张，他已经在微明的晨光中看清楚是化了装的日本鬼子无疑，于是传令要大家注意，照原计划执行。敌人走得很慢，大家等得很急，每个人的心突突地直跳。姜思民同志勉强控制着自己激动的情绪，并传令大家一定不要慌，要沉住气等着敌人靠近。

    三里、二里、一里，几百步，一百步，“不行，还得近点。”姜思民同志在命令着自己。好！敌人差几十米就要进大门了。

    “打！”姜思民同志的驳壳枪嗒嗒地响了，大家的手榴弹一起向敌人扔了过去，步枪声和手榴弹的爆炸声响成一团。说时迟，那时快，人们都飞也似的奔出村去，按原订计划人们分别奔向重机枪和轻机枪的手推车，很快地将枪弄下来，抬着进入了道沟。这时蠢猪似的日本兵乱作一团，慌了手脚，乱窜乱跑，因手中无枪无法战斗。敌人的步枪本来也是装在布袋里用铁丝绑在手推车上的，因车子走得较慢，落在距离较远的最后边。姜思民同志见轻重机枪及几箱子弹已经到手，自己人数不多，不敢多贪，便命令队伍立即退出战斗，掩护着夺得的轻重机枪迅速转移。吓呆了的鬼子兵醒悟过来，取下步枪，我军早已远离阵地，并有交通沟隐蔽着，无处追寻了。县游击队夺得敌人重机枪，自抗日战争以来，在冀鲁边区还是第一次；并且那挺重机枪是日本最新式的机枪，有个四人抬的架子，好像个平射炮，子弹不用带子，30粒一个铜牌子，随打随挂；机枪带着很新的烧兰，好似还未用过。轻机枪也很新，是呱呱叫的短歪把子，带压弹机，压一槽子弹就是25粒。重机枪交给了冀鲁边军区主力部队，轻机枪留在了鬲津县游击大队。从此，这个县大队不止因夺得机枪出了名，并且战斗力大大提高了，成了冀鲁边区一支坚强的县游击大队。

    丢了重武器，日本队长傻了眼，当天好像疯了似的，乱窜了一天。夜里也没回据点，好似拼死的笨熊，埋伏在鬲津河西段砥桥镇的要路口上，等了一夜，又连窜了三天。据说这次丢了轻重机枪的小队长，被驻沧县的日寇军司令部以军法处决了。

    三、一个人打败敌人一个团

    1943年春天，振华县正处在被日寇洪沟高墙、保甲制包围封锁着，天天清乡、扫荡，是黎明前黑暗的最困难时期。4月的一天夜晚，八区助理员阎成同志住在双碓据点附近的程庄。第二天晌午，敌人包围在村子里，很快闯进阎成同志住的院子。阎成同志是军伍出身，枪法很有根底。他见敌人来势很凶，立即啪啪两枪，将冲在前面的伪军打倒，其他敌人随即退出不敢向前。这股伪军是由宁津县城伪大队副李振标带领的。李见一开头就死了两个人，其他伪军又退下来，很恼火，气急败坏地逼着他的队伍往上冲。阎成同志躲在屋子的门后边，不慌不忙，对冲来的敌人，一枪一个，首先把闯进屋子的两个汉奸击毙，又打了几枪，闯进院子的几个敌人也应声倒地。这时汉奸被阎成同志的枪法镇住了，谁也不敢再往上攻，李振标的凶恶气焰也被压下来了。他见死伤这么多，难于向鬼子交账，尤其几具尸体和伤兵摆在那里，谁也不敢去抬，很是难堪。于是他心生一计，要人喊话，要与阎成同志谈判，只要阎成同志不打枪，允许他们将院子和房子里的死伤人员抬走，他就退兵罢战。阎成同志知道是骗局，根本不加理睬。

    这时，已是下午，日已偏西。阎成虽匣枪子弹不够，但已将屋内一个被打死的汉奸的步枪和子弹取下来，充实了抵抗的武器。由于李振标一再喊话，说他以人格保证，绝不自食其言。阎成同志为了争取时间，稳住敌人，便将计就计，答应他们将院子的伤号及死尸抬走，屋内两具不准动。但当敌人刚战战兢兢地将伤员死尸抬走以后，李振标立即变了卦，又喊话要阎成同志投降。但只是喊话，谁也不敢向前进攻。阎成同志为了惩罚李振标等一些汉奸头头，拿出了身上带的唯一的一颗手榴弹，用力向院外扔去。一声巨响，果然把伪酋李振标炸伤了，更震破了敌胆。阎成同志住的院子，被汉奸看成了生死的界限，谁也不敢靠近。敌人也曾在房顶上打过主意，但他们还没有把屋顶挖穿，阎成同志从下边打出的子弹就把挖洞的汉奸吓跑了。敌人一计不成又生一计，就从墙外往院子扔起了柴草，企图用火烧死阎成。

    这时天已黄昏，敌人对着掷满柴草的院子没有立即放火，仍然喊话，以火威胁阎成投降，并在院子外边大喊大叫。机智的阎成同志，从柴草堆及敌人的乱喊声中，看出了一条路子，趁着敌人震耳欲聋的乱喊声，他匍匐着身子从柴草堆的缝隙钻到院子。敌人喊一阵，他就往前钻几步，不一会儿奔到了一个拐角。那里正好靠墙有一棵树，这时天色已黑，阎成同志毫不犹豫地趁着敌人的喊声，抱树上爬。忽然一阵剧疼使阎成同志昏倒在树下。当他清醒过来，才知道自己的左臂受了枪伤。他定了定神，坚定地向自己下了命令：再疼也得冲出去！于是他咬了咬牙，又攀了起来。虽然伤口如刀绞，满头满身的汗而且两餐没吃一口东西、没喝一点水，但他终于以一个共产党员无比的毅力攀到了墙顶，又靠着缴获的那根子弹带子和步枪滑出了墙外。他绕了个弯子，大步走出敌人包围的程庄。

    敌人见威胁阎成同志投降无望，便点了冲天大火。被烧得火光冲天的房子里，传出一阵噼噼啪啪的枪声，敌人满以为阎成同志冲不出去而自杀了。其实那不过是他们士兵尸体上的子弹爆炸使他产生的幻想罢了。阎成一个人打败一个团的故事，传遍了全振华县。抗日军民说起来无不扬眉吐气，人人自豪；敌人一提起，则心惊胆战，垂头丧气。

    四、奇袭

    1944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苏联红军给予德寇以毁灭性的打击，把德寇完全驱逐出苏联国境，并在9月间攻入德国境内。1944年6月，英美派军队在诺曼底登陆，开辟了第二战场，日本帝国主义在太平洋的战争也节节失利，国际形势大大有利于中国的抗日战争。在这种有利的形势之下，我们华北抗日根据地经过1943年的恢复和发展，于1944年夏季发动了对日寇的反攻。山东抗日根据地和各根据地一样，向敌人展开了强大的攻势。冀鲁边这时已和清河区合并为渤海军区第一军分区，主要是攻打乐陵。在洪沟高墙封锁圈内的振华县游击队为了配合总的攻势，在县境内向敌人展开了反攻战役。

    1944年夏季，振华县游击队进行了多次战斗，其中打得最好的是攻克道口。作战以前，振华县委对道口据点的情况做了详细调查，请了几位熟悉情况的人画出了据点的平面地形图，并弄清了据点敌人兵力的分布、装备情况。这个据点驻有一个连队伪军和几十名伪警察，只有步枪，没有机枪等重武器配备，但是碉堡、围墙、洪沟都修得很好。如果硬攻，伤亡代价要大，并且我们缺乏攻坚战的装备和经验，条件不具备。当时的有利条件是有青纱帐，敌人比较麻痹，战斗力又不强，我们采取奇袭的办法成功的可能性较大。道口据点靠近东光边界，经与东光县抗日游击大队联系，决定两个大队配合战斗。当时我们抓住敌人各部分之间联系不密切、有矛盾的情况，决定了采用奇袭。选定一个加强排，换上伪军军装骑上自行车，扮作敌人铁心队的车子队，担负突破任务，在青纱帐的隐蔽之下，顺着大公路，一直奔向道口据点；还选了一个连队紧随车子队，进入据点担负主攻任务；另有两个连队分别占领据点两侧的有利地势，准备阻击偶然自公路蹿来之敌；其余所剩部队在据点外警戒，以防据点内之敌窜逃。

    当我军在据点门口猛然出现，敌人岗兵迟疑发问时，我们迅速将其枪支下掉，迅猛闯进据点。主攻连队也立即赶到，按预先安排的位置，各班排立即进入战斗。各要路口及房门完全被我占领，在敌人还未弄清是怎么回事的时候，枪口已经对着他们的胸膛。这时伪警长正在房内，躲进一个角落，负隅顽抗，并指挥伪警向我们开枪。在几个角落和岗楼里的伪军也向我军射击。大约经过20分钟的战斗，我军将伪警长击毙，伪军警随即举手交枪，岗楼也停止射击，战斗很快结束。除伪警长及30几名伪警被击毙外，所有伪军警，包括伪中队100余人，全部生俘。缴获长短枪百余支，我军无一伤亡。

    五、吴桥县城是怎样打开的

    1945年5月8日，德国签署了无条件投降书，美国加紧了在太平洋上对日本的军事进攻，6月占领了冲绳，8月6日在日本广岛投下了第一颗原子弹，9日又在长崎投下了第二颗原子弹。8月8日苏联宣布对日作战。8月9日苏联百万红军和苏联太平洋舰队在总长4000公里的战线上，同时发动进攻。8月10日，在苏联出兵的第二天，日本政府表示无条件投降。8月10日，中国共产党以延安总部朱总司令名义发布了受降及配合苏军作战等七号命令，命令“各解放区任务抗日武装部队均得依据《波茨坦宣言》规定向其附近各城镇交通要道之敌人军队及其指挥机关送出通牒，限其于一定时间向我附近部队交出全部武装。各解放区所有抗日武装，如遇敌伪武装部队拒绝投降缴械，即应予以坚决消灭”。遵照上述命令及渤海军区的部署，我一分区及县武装都分别向各敌伪据点发出要其投降的通牒。由于蒋介石8月11日下令给各色日伪军以保护，蒋日伪合流，一些日伪军便持蒋令拒绝向我投降。我一军分区遂展开全地区的反攻战役，向各拒绝投降的敌伪军展开猛烈攻击，绝大部分据点迅速被我攻克。最后，除铁路线外，就剩一个吴桥县城，凭着深沟高垒进行顽抗。

    吴桥县城距津浦铁路只有20来里，他们随时可以得到救援或向铁路线逃跑，这是他们顽抗的依据之一；再就是吴桥原来就是砖城，又经加厚加高，十分坚固；还有环城数米宽深的洪沟，那年当地雨量较大，洪沟的水灌得满满的；并且城东面、东北角和东南角，围成多半周的洼地注满了水，一片汪洋。敌人把东南北三个城门护城河（洪沟）上的桥，也都拆掉了，只剩下一个准备逃跑的西门桥，并在西城门上加强了工事，驻守了重兵。我军在对敌人的围困中经过调查研究，认为只能从西门突破。但是我们没有重炮，敌人城门上下有加固的水泥工事，有密集的交叉火力。强攻，代价太大，一般的炸药包不易奏效，没有成功的把握。最后决定，还得从地下打主意。但是如从水下挖洞是不可想象的，只能从桥身打主意。桥身只一米多厚，穿凿难度太大，是否能凿透通过，还成问题。既无他法，也只得试试。于是我军从城外关厢的院子开口，向桥头方向打洞。由于敌人已将关厢靠近城池的房子都扒掉，得挖较长的一段路程。当然这还不算艰巨，问题在于挖到桥头以后，在不厚的桥身穿凿，难度就大了。幸好桥身是水石子浇灌，虽然难凿，但无塌陷之危，但难度确实太大了。工作面很小，水泥坚硬，灰粉大，氧气少，碴块堵塞，仰卧操作十分困难。我们八路军的英雄们以极大的毅力，进行了这一艰巨而伟大的工作。围城部队为了不使城楼上的敌人发觉，一直向城楼不断地打枪打炮，以掩盖桥内凿打的声音。

    敌人已经发觉我们在挖洞，但是他们错认为我们是从地下挖进城去，便筹备了许多长枪大刀，准备在我们的战士从地下钻出时，进行搏斗。其实，我们将桥挖通以后，继续在城门下边挖坑，虽然往外运土非常困难，得小袋小袋地往外拖拉，但都被勇士们以极大的耐心和毅力给克服了。另一个困难是测量，当时我们没有先进的仪器，只凭估测。必须将坑挖在偏于城门的一边，不能在正中，也不能太偏，过偏了离开城门就是一块空地，那就失败了。好容易经过一再测试，终于按着要求将坑挖成了，遂将大量炸药一包包地运进坑内。当时运进的土药和黄色炸药共1万多斤。一切攻城措施准备好之后，就点燃了导火线。

    “轰”的一声，真是惊天动地，附近的房屋都晃动了，城楼防御工事的后磨盘都被抛出三里多地，城门南侧塌陷了。爆炸声一响，我军的两个尖刀班就从桥面往上冲，刚跑过桥的一多半，桥塌陷了，我们的一些战士被埋了下去。为了抢时间，二梯队接着从塌陷的桥上涉水往爆破口猛冲，城楼继续塌陷的砖土又把我们一些勇士压在土石之下！但是我们有将近一个排的兵力，在与飞沙走石竞赛中，在我方火力掩护之下，爬上了城楼。被震昏了的守城敌军，尚在蒙头转向还未定神之际，经我英勇战士的扫射肉搏，大部被结束了性命。我军占领了突破口，大部队随即冲进城去。敌人见神兵天将随着巨响冲了进来，即东奔西逃乱作一团，大都举起双手向人民投降。但也有的还躲在角落里垂死挣扎，也有的越过城墙向外逃跑，被淹死在洪沟及大洼的水里。没用多大工夫，号称一个团的守城伪军被全部毁灭。伪酋尤美玉当时藏在炕洞里，我们查找了两天，没有找到。到第三天，我们的战士点着火冲洞里扇，一冒烟，他在炕洞里待不住了，就自动钻出来，举起了双手。至此，吴桥攻城战役胜利结束，获得了全胜。

    石甫：回忆“百团大战”中的一次深夜任务

    1941年，晋察冀军区，聂荣臻司令员组织了一次“百团大战”，整个军区几百华里，同时出击，给当时日寇华北驻屯军最高指挥官冈村宁次以最严厉的打击，从此他不敢小看土八路了。日寇在沦陷区实行了“强化治安”，对解放区实行严格的封锁，炮楼林立，封锁沟漫长，但是这并不顶用。当时有一支歌曲：“炮楼儿高又高，挡不住咱们八路军去打仗，封锁沟深又长，挡不住咱们老百姓送公粮，炮楼儿虽然多，聋子的耳朵是摆设……”

    “百团大战”那天夜里，游击军司令员唐子安命令我带一个民兵营，执行填沟毁路的任务，给我一个步兵班做掩护。我们晚9时出发。一个民兵营共有500多人，编成五个连。出发前我做了动员报告，说明了这次战役的重大意义。我们的掩护部队已经出发，完全控制了敌人炮楼，我们要坚决彻底、出色地完成这次的光荣任务。民兵营浩浩荡荡出发了。

    我把掩护班部署在炮楼附近，命令他们严格监视，只要敌人一出炮楼的门，就开枪顶回去，否则不许开枪、不许动，等民兵完全撤退后再撤。

    民兵营11点到达了目的地。民兵平时虽有训练，但究竟比部队差得多，尽管动员时强调，不许说话、不许吸烟、不许武器撞碰有声，但是哪里能严格做到。民兵营到了阵地，窸窸窣窣，加上锹镐的反光，炮楼发觉了。日本的三八式歪把机枪盲目地打起来，声音同爆豆一样，民兵沉不住气了，像潮水一样退下来了。我一点办法没有，退到两华里以外才不跑了。我当时抓住了三个连长强迫命令，让他们集结民兵再上。好不容易又集合了300来人，我在先头，三个连长督后又带上去了。这次距离炮楼稍远一点，敌人盲目射击并没有停止，但他们始终没敢出炮楼。

    我们进行了三小时的战斗，共填平了封锁沟一华里多，破坏了公路约三华里，我们撤退了。回去后，我向唐司令员报告并检讨。一个营民兵竟跑了200多人，我没有很好地完成任务。

    唐司令员没有责备我，并说：你这次任务完成得较好，休息去吧。

    宋晓亭：抗日战争亲历记

    1938年12月，日寇进犯到滕县以北的两下店。我军和日军交战，炮火激烈，硝烟四起，乡亲们扶老携幼，弃家背井，到处逃难。

    不久，日寇侵占滕县，进行疯狂扫荡，到处烧杀掠夺，奸污妇女，肆意蹂躏群众。驻界河的日寇头目大谷少佐，在大坞村设据点，先后有中村、官根、大塚三个日寇小队长驻扎这里，其兵力少时有十二三人，多时有200余人，配有手炮、重机枪、轻机枪、六五步枪等。还有伪军1个中队，100余人，枪100余支，轻机炮6挺，六〇迫击炮2门。

    日寇的据点，第一道是水泥院墙，墙上插有玻璃片；第二道是寨墙，寨墙上设有鹿寨；第三道是铁丝网。最外面挖有海壕，营房四周有4座炮楼、4个碉堡，大门两旁有两个水泥修筑的暗堡。日寇为强化治安，又挖了长达40公里的封锁壕。北至池头集，折向东至界河；南至赵坡，折向级索。沟东为“治安区”即“日寇统治区”，沟西为我国游击队活动地区。

    1941年春至1942年夏，日寇在望塚安伪据点20余人，手枪1支，步枪20余支，名曰中队，中队长党金祥，副中队长龙兴德，一班长盖言振，二班长马××，碉堡3座，营房周围筑有高墙。大坞是滕县至济宁、界河至望塚两条公路的交叉点，交通方便，是东至滕县县城、东北至界河、西北至济宁、西南至留庄沿湖一带的中心。因此，日伪军在大坞设了一个规模较大的据点。

    日寇经常扫荡，残害百姓，有志气的中国同胞绝不愿意做亡国奴。沿湖一带是我抗日游击活动地区，群众团结起来，抗日对外。

    在1941年春，我由王有持、马宗沛和周永孝三位同志介绍，参加了中共的地下工作。当时，日伪军对我根据地和新开辟的游击区都进行疯狂扫荡、蚕食，筑碉堡，建据点，修公路，挖封锁沟，妄图阻止我抗日部队的活动。在此情况下，组织多次派我到盖村、大坞、望塚、级索一带的日军据点，与我军联络员联系，取得了重要情报，狠狠地打击了日伪军。

    1944年，野战军军长陈毅和鲁南行署主任李乐丰视察我们部队工作，决定让八师成立骑兵连。没有马怎么办？如果买民用马，一是要花很多钱，二是不能立即参加战斗，等把马训练好又来不及。经首长研究决定，夜袭济宁南郊军马场。我们化装成老百姓进入军马场，摸清情况后，在一个深夜突然袭击，消灭了敌人，获取战马70余匹。老八师成立了骑兵连，连长是刘杰。后来在对敌作战中，骑兵发挥了很大的威力。

    1945年高粱晒红米的时候，我军奉陈毅同志的命令攻打闫村，追击时，骑兵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活捉了伪军山东保安第二师师长申宪武，为民除了一大害。在滕县以东，由王吉文亲自指挥，我们先后占领了羊庄、土城等日伪军据点。

    有一次，我和一班长郭继胜一起，与日军进行了肉搏战，我一口气刺死三个日本兵，但自己负了重伤，在沃里村住进了二分院王永昌家里。等到伤势基本治愈，我马上返回部队参加战斗。

    1945年8月15日，日本军队宣布无条件投降，我们取得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訾声远：马昂寺截粮

    马昂寺古庙，位于安徽省砀山县城东20公里，南距陇海铁路三公里，面临徐（州）商（丘）公路。1942年冬，日、伪军一个中队和伪警察一个小队盘踞于此，和西南方向的李庄火车站、东南方向的黄口火车站成三角相望，正面和铁路上的汪集大铁桥护路日军相呼应，妄图往北蚕食与敌占区毗连的我抗日边缘地区。

    1943年春，我砀山县第二区游击直属中队奉命在接近敌据点以北的地区活动，待机消灭敌人。4月12日晚10时，获悉敌据点伪军将于13日早往砀山县城运粮，当即做了截粮部署：正面用两个分队埋伏于敌据点南面铁路以北公路以南的毛堂村，待敌人和粮车走上公路时，迅速出击，打垮敌人并掩护所截粮车东撤；另一个分队埋伏据点以东的南唐集村，待正面打响后，佯攻敌据点，扼制敌人增援。我当时在中队担任事务，也和文书一同要求参战。队长考虑我俩没有作战经验，教我们随机枪班埋伏敌据点西南方向的李寨村，正面打响后用机枪封锁敌据点寨门，并警戒铁路住汪集大铁桥的护路日军出动增援敌人。

    13日早7时许，伪军一个分队在前，一个分队在后，约一班日军乘坐着满载粮食的12辆太平车居中，开出敌据点向南缓缓行进。当走上公路时，我正面埋伏的两个分队从东西两面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迎头冲向敌人，猛烈的火力使敌人猝不及防，溃散逃窜。与此同时，埋伏南唐集村的佯攻分队，发起攻势，一度逼近敌据点外围，迫使留守的敌人慌忙拉起吊桥，群集围墙据守，不敢出动。意外的是我埋伏李寨村的机枪班，因为敌人出据点时，亦派有一班伪军做右翼掩护部队，并向我埋伏方向搜索前进，直至进入李寨村转南奔向公路时，正面方始打响，因而失掉了歼灭这股敌人的机会，只击伤其两人。余皆凭有利地形顽抗，并与正面溃逃的敌人会合，逃往汪集大铁桥的护路日军住地。

    这次战斗自发动起至结束，约15分钟，毙敌2人，伤6人，缴获手炮1门、步枪5枚、炮弹13发、步枪子弹400余发，所有的粮食全部缴获。我方无一伤亡。在抗战史上，类似这样的胜利何止千万，实微不足道。但在当时，确实重创了敌人，使其惶惶不可终日，为而后拔除敌人这个据点打下了基础。

    李秀民：军民一家，和谐团结——桃园沟的马大嫂

    1943年秋天，我在晋察冀边区党校学习时，正遇上敌人集结重兵扫荡边区机关驻地阜平县。党校根据中央分局指示，把学员化整为零，分散到各地打游击，我们这个组被分到北山西大道上的团柏沟。敌人扫荡了南山后，又集中兵力开始扫荡北山。这时，中央分局派人领我们再转移到南山去。我们从栗元铺出发，由中央分局派来的李同志带领，经过腰庄、马鞍桥、柏崖、长崖来到了椿树湾村休息了几天，又转到南山上的栗树漕村。这是个大村，但来的人多住不开，于是中央又把我们这个小组分配到一个六户人家的桃园沟来了。

    桃园沟顾名思义是因为有桃树而得名。这里有很多的桃树，还有核桃树。虽然桃花时节已过，吃桃子的时节也过去了，但在这深秋季节里，满山的桃树和核桃树的叶子，由绿色变成深红色，颇有唐诗《山行》的意境：“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你四面瞭望，庄前庄后庄左庄右都是树木，再加上庄前弯弯曲曲的小溪流，十分秀美。若不是敌人的大扫荡骚扰，这里恰有陶渊明写的《桃花源记》之趣。我们组住在一个姓马的家里。这家除了夫妇二人还有个孩子。丈夫30多岁，妻子也接近30。我们通常称呼马大哥和马大嫂。马大哥身强力壮，是干活的一把好手。马大嫂精明强干，家务活都由她来承担。这一家可以说男耕女织，夫妇和睦，日子过得挺美满。

    来到这里，不知是长途跋涉的疲累，还是精神上过度紧张的原因，我病了，是疟疾，老乡把这种病叫“打摆子”。我病得很厉害，每天都打两次“摆子”。起初是全身发抖，盖两条被子都不顶事，后来干脆躺在阳光直射的柴火堆上，还是冷得浑身打战。冷过后就是发高烧到39摄氏度，一连几天不想吃饭。马大嫂看见我病得厉害，急得满头大汗，围着我打转转，不知如何是好。她说：“这得想个办法，同志们出门在外打日本军，不能这样干受罪！”“叫医生看过了，说这种病需要吃‘奎宁’。可敌人正在大扫荡，眼下弄不到‘奎宁’这种药。”我们组里的同志们回答马大嫂。“没有这种药？也总得想个办法治病！”“我们也着急，有什么办法呢？我们都是冀中人，不知道该如何治，马大嫂你看如何办？”“好吧，我去想办法，你们那里是平原，我们这里是高山。山里有各种药材，我去给找一找！”马大嫂出去了，背了一个筐，拿了一把镰刀，头上围了一条毛巾上山去了。走了整整半天她才回来，采了一筐草药，累得满头大汗。她向同志们说：“过了几道沟，爬了几道梁，总算没白跑，已经找到治这种病的药材了。”她很高兴，回到家里也没休息，就开始燃火烧锅熬药了。大约熬了半小时，马大嫂把药从大锅里舀在瓦盆里端在我跟前说：“李同志你起来，脱了鞋袜，提起裤角，把脚泡在熬药水里。慢慢的，不要烫着！”我下了炕，坐在炕沿上，把两只脚慢慢泡在热药水里，感到血液流动，由脚到腿，由腿到全身，血脉畅游，全身出了大汗，病情大大减轻了。

    马大嫂连着给我熬了三天六盆药水，病全好了。我起了炕站起来，走到院子里，看见马大嫂正忙着给她小孩缝衣裳。“谢谢马大嫂，你把我的病治好。”我对她感激地说。“李同志，你好啦！好了就好。”她很高兴。“马大嫂，你找的药真灵！想不到几天就把病治好了！”她说：“这是我在娘家当闺女时，见到有人打摆子，就用这种草药熬水泡脚治好的。”我说：“谢谢马大嫂！”“没有什么可谢的，军民都是一家人，你好我也就放心了。”从她的言语里，可以看出治好了我的病，她的心情也就轻松了。我说：“我的病好了，叫你受忙受累，还烧了你家好多柴火。”“这没啥，‘留有青山在，还怕没柴烧’。打走日本鬼子，才有我们的好日子。你们可是我们的靠山啊！”

    谁是靠山？我心里想啊，想啊，山庄、山村、山树、山柴、山药……和阜平山的乡亲们！都和“山”字分不开。可爱的阜平“山”，可敬的马大嫂，可敬的李绕梅，可敬的顾洪村长，我怎么能忘掉你们呢？想起了阜平山，就想起了这些人，也想起了马大嫂说：“你们是我们的靠山！”这是富有哲理的一句话。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过上了安生的日子，也就是我们胜利了！也就是马大嫂和我们的愿望实现了！那么谁是靠山呢？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佚名：瓦解敌人攻克据点

    1945年正月初三夜晚，一弯新月高挂天空，沉沉大地万籁无声，人们在默默地过着旧历新年。这时一片火光照亮了平原，这是冀中十一分区藁城县大队攻克了敌后的高玉炮楼。1942年五一扫荡后，日寇在冀中中原碉堡林立，沟壑成网，高玉炮楼就坐落在该村东北一带里的地方。据点内驻有伪军一个中队人员编制且武器配备较齐全，还指挥着周围村的小据点。敌人占据交通咽喉要道，严重地威胁着人们的生命安全。有时日寇住在这里，持枪带狗，四处出动，骚扰抢掠，使四周村庄遭受极大损失。他们白天流窜，夜间便龟缩在炮楼里。人们对其恨之入骨，但苦无办法。

    1944年，组织上派我与高玉炮楼伪军小队长杨守仁接上关系。我与杨既是同乡，又是同学，自小关系很好。这样就秘密地开展了抗日的地下工作。杨拥护抗日政府，有较高的民族自尊心和爱国热情。这个时期正是敌寇在各个战场上失利时节。这是个大据点，占地约百亩，内存枪支弹药粮食等物资。伪军也有一定战斗力，在据点四周筑有墙寨，寨外有沟，设有吊桥，只有一门出入，岗哨严禁，夜间尤甚。我们进入据点后，便抓紧时间与另外几个关系开了紧急会，安排了具体任务，最后强调，一是一定完成任务，二是严格保守秘密，三是坚决服从指挥。此时淡月西下，周围沉寂，规定的时刻就将到了，我们紧张而迅速地行动起来，纷纷去执行自己的任务。我在靠近吊桥的唯一的大门附近徘徊，突然听到急促的“口令”声，我听得准，行动快，顿时打开大门，放下吊桥。战士们就像一只只猛虎，飞快地冲了进去，占领了预定的地点，随即迫使全部敌人缴械了。这是一个伪军中队，不小的力量，在人民子弟兵出奇制胜的威慑下乖乖地做了俘虏。此时炮楼被点燃了，通红的火光照亮了原野。各村来的数不清的大车，先装武器弹药，后装粮食物资，迅速地源源不断地拉到解放区。在敌占区作战，我们打得干净，行动利索。我节节胜利的时候，敌伪思想混乱，士气低落。

    年除夕，我们得到一个重要情报，说中队长带着狼狗进城过年了。这给了我们攻克据点的好机会，我当即和敌工部张度如同志出发到达县委所在地南固庄村，高瑞芳同志动身到高玉村观察敌人动静。县委书记张屏东同志对此情况非常重视，立刻召开了会议研究行动计划，同时召开了县大队全体指战员动员会。战前动员是在村边大院进行的，天寒地冻，冷风袭人，但每个干部、战士都精神集中地听县委部署任务。他讲话简捷有力，声声打动人心，都表示为解放家乡、扩大解放区愿意勇敢杀敌。

    我接受任务后，为避免意外便先行出发，绕道南营再到高玉村。后张度如同志按预定时间也到了高玉与我们会合，并在日落前在房东家和杨守仁见面。在短短的碰头会上，张度如同志首先传达了县委交给的任务，同时我们也定了应对意外的应急措施。很快我随杨到了炮楼内。我们把俘虏集中起来，进行党的政策教育，对为非作歹的伪军给了批评教育并指明了出路。对离家远的伪军发了路费，让他们回家团聚过年。

    高玉炮楼解放了，震惊了石家庄的敌寇。此时四周村庄欢声雷动，子弟兵所到之处都受到热烈的欢迎。在祝捷的军民大会上，战士和儿童团高声唱着“一九四五年，正月初二三，高玉的炮楼起了狼烟……”会后，我怀着兴奋的心情回到我的卫生岗位。

    附录一 肖健识：为八公桥讨孙战役报捷信

    八公桥讨孙战役之主要成就，乃彻底摧毁日伪三十四集团军孙逆良诚八公桥前方首脑机关，活捉其中将参谋长甄逆记印，据说，此乃我军数年来生俘伪将官中之最大者。

    伪八大处、兵工厂及医院全部为我解决。据现已查知者，缴获机枪30余挺，20响盒子枪15支，俘人枪2000多，战马500余匹，并连克八公桥、王郭村等8个据点。

    八公桥被我攻克后三日，盘踞我濮县中心之伪五军所辖四十一、四十二两师，星夜偷撤至柳下屯以西，濮县县城东西50余据点，一夜之间，扫数退尽，伪军部更是望风远遁。

    此役，我军采用“擒贼先擒王”之挖心战术，从基础上打碎了日伪向我濮县、濮阳、范县、观城、朝城、阳谷等县中心区的蚕食阴谋。即被我生俘之伪中将甄逆纪印和伪特务团长等，亦为之敬佩不已。

    再者，敝部此次参加八公桥攻坚战斗，亦获战胜品一部，计机枪四挺，步枪百支，子弹3000余发，造枪机器三部，俘伪军121名。我支队亦伤五亡一。

    冀鲁豫军区抗日游击第四支队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

    附：此信稿之末，有当年记载下的如下两段小记——

    此信由我支队宣传队长赵传芳和队员董兆祥等同志共抄20份，分别送给：寿张县一区韩、刘两乡长，梁荫堂，王守业，秦怀芳，毛万秋，刘怀波，吕星文，张骏业等。阳谷一区任、曹两乡长，朱子敬，李云鹏，陈万平，陈万超和该县伪区长姜永泰，王林义等。

    经五日连续讨孙逆作战后，我支队又单独去濮县以西做了一天一夜武装侦察。然后，沿一百余里黄河故道凯旋，在寒风与尘土夹击中，赶到范邑乔凹。才安睡一夜，又奉命率部北上也。

    说明——

    （一）冀鲁豫军区，是刘、邓首长领导的晋冀鲁豫大军区下辖的一个二级军区。当时主要负责人有杨勇司令员，宋任穷政治委员，王宏坤副司令员，朱光政治部主任，郝德全参谋长诸首长。

    （二）孙良诚，原系蒋帮第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他一向顽固地奉行蒋介石消极对日，积极反共的臭名昭著的“曲线救国”反动谬论。孙率部降日后，原番号原官衔不变，驻守日寇侵占下的河南开封，成为我军区南面的大敌。又，毛泽东主席为淮海前线司令部所写的《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第三行云：“孙良诚，是国民党第一绥靖区副司令兼一百〇七军军长，于1948年11月13日，淮海战役第一阶段中，率该军军部和一个师共5800人，于江苏省睢宁西北投诚。”

    （三）1943年秋，日伪军从济南、徐州、开封、安阳等战略要地抽调重兵，用所谓“分进合击”、“梳篦战术”、“反复清剿”等最残酷手段，向我冀鲁豫军区发动了长达47天的“九二七”大“扫荡”！当时，我军区主力部队转向敌人心腹地区积极作战，先后攻占过平阴、东阿、泰西等地敌伪守城；而后，又乘敌伪仓皇滚出我中心区之际，在我中心区和接敌区以及敌占区广大群众的积极支持与掩护下，杨、宋首长等指挥军区主力，出敌不意地采用远距离奔袭：“擒贼先擒王”的挖心战术，使八公桥讨孙战役获得完全成功。

    （四）笔者本人，当时任抗日第四游击支队政治委员。前述告捷信，就是由我起草然后抄送给各方面的统战人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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