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灾害，我们应该怎么办？
面对异常气候和由此造成的灾害，我们应该怎么办？
有人认为人类应该反省自己的行为，因为这是人类没有善待自然的结果。从总体上说，这没有错，但要具体分析。
的确，人类应该善待自然，与自然环境和谐相处，尽可能少改变（实际是程度不同的破坏）或影响环境，尽可能少消耗资源，尽可能减少污染或废弃物。无论全球变暖是否是必然趋势，无论引起全球变暖的原因是什么，无论自然界还有多少未解之谜，这样做总是有利无害的。而且，无论如何，人类以往的活动加剧了气候的变化，使异常气候更加频繁和严重。
不过，就不同时期或发展阶段的不同人群而言，无论是道义上的或具体的责任，都是有区别的。人类活动对自然环境变迁的影响是积累起来的，是全球范围相互影响的。例如，发达国家以往产生的温室气体和造成的污染会使今天或明天的环境受害，完全可能波及从未产生过温室气体和保持着原始环境的不发达地区；人均排放温室气体量并不高的中国，必须承受排放量远比中国人均高的其他国家所产生的影响。“厄尔尼诺”现象和“拉尼娜”现象的后果并不与某一地区、某一人群以往的行为存在直接关系。营养过度、饮食过量的人必须反省过去的行为，并采取切实措施；而营养不良、难免饥馑的人只需要了解前车之鉴，却不应该就此节食。
何况一味反省并不能感动自然，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从来就是互动的，要是人类放弃自身的努力，不用说与自然和谐相处，连人类本身都不可能产生。至于因为遭遇这次冰冻雪灾，就认为“后天”就在眼前，或者认为明年或未来肯定会出现更大的灾害，甚至认为人类已面临万劫不复的局面，如果不是愚昧无知，就是别有用心。即使这次出现的最严重的灾情，都没有超过数十年或百年一遇，至少不是史无前例。很多更严重的灾害出现在完全没有工业化、人口更加稀少的古代，难道那时的温室气体排放量比现在还大？资源消耗比现在还多？环境污染比现在还厉害？
其实在反省的同时，我们更应该继续进行科学研究，探索自然的奥秘，了解自然环境演变的规律。例如，对直接引发这次异常气候的拉尼娜现象，对它形成和演变的规律，人类的了解还相当有限，更无法作出准确的预测和预报。在人类还没有能力消除自然灾害或改变异常气候的情况下，能否作出准确预报，结果就大不相同。
应该承认，从政府主管部门到普通民众，都还缺乏应对异常气候和灾害的经验。即使在现有条件下，这次造成的灾情，并非完全不可避免的。当第一次灾情出现时，很少有人想到，更严重的灾情还在后面，而是心存侥幸，以为已经万事大吉，没有及时启动可以采取的措施。南方地区大多数政府官员、管理人员既缺乏亲身经验，又没有事先制定或演习过应急措施，只能坐待上级的指示或外界的救援。
还应该承认，社会组织能力的薄弱，信息发布不及时、无权威甚至相互矛盾，组织性和公德性的不足，都加剧了灾情，造成了不必要的损失。例如，即使某一大城市或交通枢纽对外的交通全部断绝，如果信息发布及时而准确，指挥得当而果断，民众能充分动员且有效组织，旅客能服从调度又相互照顾，无论如何不应该发生伤亡事故，也不至于出现人流盲目往返移动。
2008年2月14日
日食与“天人感应”
晴朗的天空阳光灿烂，忽然一个阴影开始遮蔽阳光，天空渐渐暗淡，太阳完全没入阴影，天上现出点点星星，大地一片昏暗。毫无准备的人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灾难，有人以为末日来临，惊恐地匍匐在地；有人以为天降处罚，跪地求饶；有人不知所措，号呼奔走；有人举火照明，有人鸣锣击鼓；连鸡犬也不得安宁。没有多久，天色渐明，太阳重现，就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人们悲极而喜，纷纷叩谢上苍的庇佑，也有人依然忧心忡忡，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天降奇祸。
这是古人描述的日食发生时的情景。在人类对日食的原理还不了解时，也不可能对日食的发生作出预测预报，出现这样的情况毫不奇怪。尽管日食是一种正常的天象，但每次能观察到日全食的地方不过一百多万平方千米，只占地球面积很少的一部分，并且未必是有人居住的地方，还受到时间和气候的影响，所以一个人一生中能看到日全食的机会并不多，不可能积累多少直接的经验。即使以往见过，或者听长者说过，一旦日全食真的出现，还免不了会产生恐惧。
奇特的日全食更会引起震惊，在中国的史书《竹书纪年》中就记载着这样一项重大事件：“懿王元年天再旦于郑。”（懿王元年，在郑这个地方，早上天亮了两次。）这看来是不可思议的，却千真万确，并且已经得到科学的验证。1997年3月9日，在新疆观察到了一次类似的日全食。早上日出前，天已大亮，这时日全食发生了，天空重新变得黑暗，星星闪烁，然后第二次天亮。有了这样的实证，科学家断言，“天再旦”发生在公元前899年4月21日凌晨5时28分，今陕西华县（当时的郑）一带可见到一次日全食，于是当地人产生天亮了两次的错觉。这无疑是当时从未见过的“灾异”，值得载入历史。
古代中国以农立国，农业生产是国家、部族、家族以至个人赖以生存的基础。当人们还不具备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时，只能尽力观察自然的变化，包括天象、星象的演变，以便作出解释或判断。相传尧已经设立“掌天地四时”的专职天文官，负责观察天象，由四个人分别驻在东西南北四个地方，通过观测太阳和星宿来推定春分、夏至、秋分、冬至四个节气的具体日期，以利农事。《尚书·胤征》记载：夏王仲康时（约公元前2050年前后）发生了一次日食，由于天文官羲、和二氏沉湎酒色，疏于观测，居然没有及时作出预报，以至引起全国震恐。
尽管这些传说还没有得到充足的证据，但到春秋时期，史官已对日食作了完整的记录。
在《春秋》所记的二百四十二年间，发生了三十六次日食，每次都有年月日的记载。照理说，日食不会像其他自然灾害那样给人类带来直接的损害，既然有了预报，大可不必再惊慌失措，为什么还会被视为不祥，当作灾害呢？这是因为中国古人一直有一种“天人感应”的观念，天上的日月星辰都与人事相对，太阳自然是与国君相应。所以太阳中出现黑子，说明国君有错误，应该好好反省。而太阳居然被黑暗所遮蔽，说明国君肯定有更大的罪过，所以上天才要发出警告，或者预示着惩罚的降临。对于春秋期间的日食，《史记·天官书》解释为：“天子微，诸侯力政，五伯（霸）代兴，更为主命。自是之后，众暴寡，大并小。秦、楚、吴、越，夷狄也，为强伯（霸）。田氏篡齐，三家分晋，并为战国，争于攻取，兵革更起，城邑数屠，因以饥馑疾疫焦苦。”《汉书·天文志》讲得更加具体：“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三十六次日食居然会对应三十六位国君被杀，而且从此天下大乱。《汉书·五行志》已将日食列为灾异，具体记载了西汉二百一十二年间的五十二次日食。
其实天文官和史官心里都明白，并非每次日食都能找到对应的灾害，即使勉强能与某次灾害挂上钩，也不存在严格的时间、地点的关系，那么为什么还要坚持这样的结论呢？一方面当然是敬畏天命，天威不可测，即使不明白也不能不重视。另一方面，包括天文官在内的臣民都明白，国君再昏庸无道，再骄横残暴，对老天爷还是怕的。所以像日食、月食、异常星象、地震这类灾异发生后，正是向国君进谏的好机会。“日变修德，月变省刑，星变结和”（日食后该增加德行，月食后该减少刑罚，异常星象后应该讲究和谐）。国君照例要换上素服，停止娱乐活动，降低膳食标准，临时住在偏房中闭门思过，甚至还要下“罪己诏”，广泛征求臣民的批评建议，采取赦免罪犯、减轻赋税等具体措施以示悔改的诚意。
就这一点而言，日食对中国古代社会还是有一定积极作用的。
2009年7月19日
反思雪灾
今年以来中国十多个省、市、自治区出现的大范围持续雨雪低温天气创造了多项纪录，有的是数十年或百年一遇，有的是有气象观测记录以来的极点，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和社会影响。国家气象局发言人肯定这是属于异常气候，并且说都在意料之中。但气象局长坦承，对此次连续发生四场低温雨雪冰冻天气，没有事先料到，对后面可能出现的灾害缺乏足够的估计。
都是全球变暖惹的祸吗？
这次异常气候过程及形成灾害的根源在哪里呢？几乎众口一词：是全球变暖引起的。由于大多数科学家都认为未来气候变化的总趋势是在变暖，将这一阶段中的异常气候归结于全球变暖当然没有错。但就具体原因而言，就没有那么简单了。例如，一位澳大利亚科学家就认为，中国这次雪灾与全球变暖无关，而是“拉尼娜”现象的结果，几十年就会出现一次，以前也出现过。尽管这一说法尚未得到多数科学家的认可，但他的思路还是值得重视的。因为即使全球变暖的总趋势已成定局，也不等于不存在其他在短期间或局部地区影响气候变化的其他因素。例如，上世纪菲律宾的皮纳图博火山一次爆发就曾使当年北半球冬天变得异常寒冷。“厄尔尼诺”现象和“拉尼娜”现象都会引起大范围的异常气候，而这两种现象在全球变暖前就已存在，它们与全球变暖的关系如何，目前还不是很清楚。
就拿去年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报告的结论来说，正式的说法是气候变暖“非常可能”是由人类活动引起的。非正式的解释是“非常可能”相当于90%，那么也还有10%是人类以外的活动引起的，其中主要应该是地球本身的变化。可以肯定，这个比例不是一成不变的，更不是在全球每个角落或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中都是平均分配的。要是地球本身的因素在某一区域或某一段时间内集中释放出来，那就完全可能成为90%，甚至100%。正因为如此，在变暖的过程中会出现剧烈的气候变化，在局部区域或阶段气温会出现大幅度的波动和异常气候，包括变冷。
当然，如果人类活动对气候的影响没有那么大，或者变暖不是唯一的可能（至今仍有一部分科学家持此观点，我也赞成），那就更加复杂。实际上，人类对自然变迁的规律还知之不多，有很多现象用现有的科学知识和技术手段还无法作出合理解释。例如，在媒体上一度报道过的南极上空出现不少的臭氧空洞，并不是始终在扩大的，也未必与温室气体的排放量成比例关系。在以往几年间，臭氧空洞曾经意外出现过大幅度的缩小，其原因谁都说不明白。
中长期的天气预报至今仍是世界性的难题，所以科学家在预测全球变暖的趋势时，只能提出一个幅度很大的估计。尽管预料会出现异常气候或某方面的剧烈变化，但要预测会出现哪种异常气候，发生在什么时候、什么地点，几乎没有可能，更不用说精确预报了。就像最近气象局长所说，“当前技术水平很难对一周以后的天气作出肯定的预报”。
无论是人类活动，还是地球本身的作用，都不一定直接地、即时地反映在气候变化上，都有一个累积的转换的过程。今天在中国出现的冰雪灾害，或许是多少年前、其他地方人类活动所造成的结果，也可能是地球甚至宇宙间某种目前还不为科学家所知的因素所致。这些难题不攻克，就不可能对气候变化作出精确及时的预报。
至于有人怀疑这次冰雪灾害与三峡水库的形成有关，至少目前尚未发现可靠的证据。三峡的蓄水量固然很大，但能与“厄尔尼诺”现象或“拉尼娜”现象引发温度变化的太平洋海水比吗？能积蓄那么大的能量吗？
为了防范可能出现的类似气候灾害，为了减少可能发生的气候灾害造成的损失，无论是对“全球变暖”，还是地球本身哪怕只有百分之几的因素，都必须继续进行深入研究，而不是简单地将“全球变暖”当作包罗万象的答案。
同样的灾害为什么会有不同的后果
这次冰雪灾害尽管相当严重，有的地方是数十年一遇，甚至是一百年一遇，却并非史无前例。我国大多数地方的气象观测记录不足百年，有些“百年一遇”是一种概率性的估计，并非实际记录。就单项记录而言，如最低气温、降雪量、积雪厚度、持续时间等，在历史上都曾出现过。从长时段的气候变化来看，都在正常的范围之内。
翻开中国的史籍，“大雨雪”（“雨”是动词，即现代汉语“下大雪”）、“自冬至春不绝”“积雪盈尺”“平地深数尺”“商旅不行”“樵采断绝”（打柴采集无法进行）“冻馁死者（冻死或饿死的）以万计”之类的记载屡见不鲜。例如，《春秋·成公十六年》记载的“正月，雨，木冰”，就是农历正月发生在鲁国（今山东曲阜一带）一次严重的冻雨。又如，汉武帝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十二月“大雨雪，民多冻死”；元鼎三年（公元前114年）“三月水冰，四月雨雪，关东十余郡人相食”。从《汉书》开始设置的《五行志》《灾异志》一般都有大雪和雪灾的记录。与那些灾害的生命损失相比，这次雪灾显得微不足道。
但是为什么这次雪灾会造成那么大的社会影响和财产损失呢？
首先是人们的价值观念和参照体系不同了。在专制的等级社会，底层民众的生命贱如蚁蝼，加上因饥寒而死的现象始终存在，人们对这类灾害习以为常，只有危害到社会的上中层时，或灾情特别严重时才会得到记载。而今天，人类平等、珍惜生命已经成为社会的共识，维护每个人的生存权是政府的基本职责。在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民众不会再满足于不冻死饿死，不仅要求基本的物质生活，还要有必要的精神生活，如要能在春节前回家过年，保持通信联系，用上电、水，看电视“春晚”，燃放烟花爆竹，走亲访友。
其次，随着工业化、现代化程度的提高，社会对资源、技术和设施的依赖度越来越高，一旦达不到要求或失去，就会造成严重后果。例如，在还没有电力供应的时候，再大的雪灾也影响不了照明、供热、动力。在铁路没有电气化以前，只要轨道和道岔不冻结，蒸气机车或内燃机车就能通行；而电气化铁路一旦断了电，就全线瘫痪。以往一家电厂供应一片，出了故障或断了线影响有限，修复不难；现在却实行区域联网，或通过国家电网进行全国调度，关键的线路或枢纽中断，就会影响一省或数省，恢复也不容易。在基本没有个人电话的时代，电信是否畅通只影响公务或紧急联系；而在固话、手机都已普及的情况下，线路不通、基站失效就会影响千家万户的日常生活。
再则，由于这些年总的说来冬天偏暖，在我国的大部分地区，严寒、大雪、冰冻、持续低温离人们的记忆越来越远，二三十岁的人毫无亲身经验。而去年12月南方气温普遍偏高，更使人们产生了又一个暖冬的错觉。就是经历过数十年一遇异常气候的人，大多也淡忘了。其实像我们这些六十多岁的人都应该记得，以往江南的冬天曾经滴水成冰，连砚台上的墨水和用过的毛笔都会冻住，挂在屋里的湿毛巾成为一个硬片，尽管脚炉、手炉、热水袋、棉鞋、棉手套都用上，手指、脚趾上有冻疮还是免不了。1980年冬天，上海还有不少居民因自来水管（包括在朝北的室内的）冻裂而临时断水。
正因为如此，同样的雪灾产生了完全不同的结果。
2006年2月14日
古代旱灾
中国古代就有后羿射日的传说：天上出现了九个太阳，大地被晒得火热，庄稼枯焦，人畜饥渴，最后由后羿射灭八个太阳，一切才恢复正常。这个神话实际是先民对长时期、大范围干旱的记忆，反映了根除旱灾的愿望。
现存史料中对旱灾的记载从未间断，《竹书纪年》载，商汤时连年大旱（大致发生在公元前16世纪）。据不完全统计，从公元前206年至1949年这2155年间，较大范围的干旱发生了千余次。这是由于中国气候类型属大陆性季风气候，逐年间的季风不稳定造成了大范围的干旱频繁发生。加上占今国土一半的西北地区属干旱和半干旱地区，水资源本来就不足，一遇旱灾雪上加霜，后果更加严重。即使在东南季风湿润地区，也常常出现季节性的干旱和不同长度的旱期。
在诸多自然灾害中，大范围的连续干旱为害最烈，往往造成大批人畜死亡。干旱会持续多久，即使到今天也无法准确预报。因此在旱象初显时，人们都会有侥幸心理，不会放弃农业生产，也不会减少饲养的牲口，更不会轻易逃离家乡。一旦长期无雨，农作物无法生长时，人畜用水也难以保证。等到存粮耗尽，饥渴难忍的人开始外逃，但往往已经走不动，走不远，最终倒毙途中。求生无望的灾民中往往会出现人相食、易子而食的惨象。官府即使能筹集到赈灾粮，也会因缺乏运输工具和人力，难以深入灾区，更不可能向灾区供水。长期旱灾和人畜大量死亡，还会引发蝗灾，爆发传染病。大范围的持续旱灾所造成的严重后果，也是引起社会动乱、民众暴动的重要因素。
例如，明朝末期（崇祯七年至十六年，1634—1643年）发生了近500年间持续时间最长、受灾范围最广的大旱灾。旱情最重时，遍及今山东、河北、内蒙古、安徽、江苏、浙江、湖北、湖南、贵州、四川、甘肃，而陕西、山西、河南最为严重。黄河断流，沁水枯竭，洛水深不盈尺，井枯川竭，蝗灾相继，瘟疫流行，树皮剥尽，野草挖光，赤地千里，十室九空，饿殍载道，哀鸿遍地，人相食的惨象比比皆是。以李自成、张献忠等为首的暴动就是在这样的大灾中发生的。
又如，清光绪二年至六年（1876—1880年）的大旱几乎遍及北方山西、河南、陕西、河北、山东等省，并波及江苏、安徽等省北部。因其中丁丑、戊寅两年灾情最重，山西、河南受害最烈，被称为“丁戊奇荒”或“晋豫奇荒”。估计山西人口损失近半，死亡八百余万；河南人口损失超过20%，死亡七百多万；陕西人口损失二百多万；五省合计人口损失约二千三百万，堪称中国灾害史上一场空前浩劫。
对旱灾本身，历代统治者无能为力，只能“求雨”，往往由皇帝亲自斋戒祷告，乞求上天大发慈悲，及时降雨。民间也用各种方式祭拜求雨。由于运输困难，比较有效的救灾措施是移民就食、就水，即将灾区人畜转移到能供粮供水的地方。关中旱荒时，隋、唐的皇帝都曾率领官民到洛阳就食。1920年，华北发生特大旱灾，严重的灾情与“丁戊奇荒”相似。但山西的死亡人口大幅度减少，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往河北、山东的铁路已经通车，既能运入救灾粮，又使大批灾民能被外迁就食。
2010年4月16日
今夏高温
今夏上海和国内外不少地区出现的持续高温引起了普遍关注，有些人认为这是全球变暖的新证据，其实未必。
以上海为例，今夏的极端高温达到40.8℃，破了1934年40.2℃的历史纪录。但上海的器测（以温度计等现代仪器观测气候）年代是从872年开始的，至今一百四十一年，所以至多说是这一百四十一年间的最高记录，却不能轻言为有史以来。实际上，根据孢粉分析、考古发掘和历史文献的记载，上海在以往数千年间不乏气温更高的阶段和现象。而且，今年的观测点与1934年的完全相同，小气候却已有了巨大变化。当初徐家汇一带除了教堂的塔楼外没有高层建筑，观测点周围建筑密度很低，不远处就是农田，驶过的机械车辆很少，没有向外排放热量的空调，没有城市的“热岛效应”。尽管观测点的气温高了6℃，但自然条件下的气温未必有那么高，同一时间上海的其他观测点甚至低2℃以上。何况现在还无法预测今冬的情况，更不能肯定今年的平均气温会超过1934年。
所谓全球变暖，是指一种趋势，是就一个阶段而言的，并非一定是逐年或逐时变暖。近百年来的观测记录证明，世界上大多数地方的气候有变暖的趋势，这是不争的事实，也是一些科学家预测全球将继续变暖的依据。但人类的器测时代大约只有一百七十年，拥有完整记录的观测点只有五十个，其中四十五个集中在西欧。上海器测历史只有一百四十一年，中国其他地方时间更短，绝大多数省市不满一百年。而气候变化的周期往往长达百年、数百年甚至上千年，不到二百年或数十年的观测可能连半个周期都没有完，如何能证明以后肯定是向变暖的趋势发展呢？即使以较短的阶段来说，上海1934年出现的高温纪录（至少从1872年起）并没有继续提高，而是到七十九年后才被打破。即使以年平均气温计，中间也是有起伏的。所以全球变暖的趋势究竟会持续多久，达到什么高度，还缺乏科学根据，至多只是一种粗略的估计。
至于变暖的原因是人为的还是自然的？二者兼有或以哪种为主？有人简单地归咎于碳排放导致的温室效应，既解释不了历史时期的气候波动，也解释不了当代的极端气候。今夏的高温范围很广，一般都是六七十年之最，难道上海和中国大部分地区在六七十年前就有现在那么多的人口、车辆、机器、散热系统、燃料、温室气体？商周时代黄河流域的年平均气温比现在还高，那时有多少人口？多大的生产规模？能排放多少温室气体？能对环境造成多大的破坏？从历史地理的研究成果看，以往四五千年间中国出现过多次气候变化，极端的寒暖都比近代的器测纪录要高。欧洲历史上也存在千余年的气候变化周期和超过器测年代纪录的极端气温，同样无法以人为因素来解释。
每次极端气候出现后，都有人出来说明原因。其实这些因素是一直存在的，但往往只是诸多因素之一。实际运行就极其复杂，因为还有其他因素，每种因素又随时在消长变化，自然和人为因素都可能发生突变，目前还无法预测，要得到验证后才能合理解释。要不，为什么不事先预报呢？无非是做不到。
我毫不否认人为因素对气候的作用，也赞成控制和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至少这对环境保护和节约资源有利。但努力探索自然因素与气候变化的关系更重要，更紧迫，必须采取严格的科学态度。不能以“全球变暖”的不变应万变，更不能将是否承认全球变暖、是否承认温室气体为元凶作为“政治正确”的标准。
2013年8月20日
灾异与人事
中国自古以农立国，对水旱灾害相当敏感。加上中国东部主要农业区受季风气候影响，大小灾害频繁，成为统治者和民众经常性的威胁。现实的需要使中国古代对天文、气象、物候的记载和研究相当重视，并注意考察人类活动与自然变化的关系，形成了一些独特的观念，其中之一即“天人感应”或“天人合一”。
时下流行的看法都将天人合一解释为人类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更多的是反映了时人的愿望，是对传统观念一种积极的但也是实用主义的解释。尽管原始的天人合一观念的确包含了这样的内容，却并不是它的主体。所谓天人合一，是指天意决定人事，而天意是通过天象或灾异来显示的。君主是“天子”，由天意确定，也代表天命。所以君主如有失德，或治理不当，或人事有悖于天意，必定会受到天象的警告或灾异的惩罚。正因为如此，从最古老的史书开始，天象和灾异都是不可或缺的记载。“二十四史”中大多有《五行志》《天文志》《灾异志》，但所记内容无不与朝代兴衰、天下治乱、君主贤愚、大臣忠奸相一致。凡国之将兴，天子圣明，大臣贤能，则风调雨顺，紫气东来，吉星高照；反之则灾异频仍，天象错乱。
在这种观念的主导下，一旦出现罕见的天象或异常的气候，如日食、太阳黑子、流星、陨石、星宿异位、地震、山崩、水旱灾害等，皇帝就要换上素色服装，不吃荤腥辛辣，不近女色，迁居偏僻清静的场所，反省自己的过失，征求臣民的意见。有的皇帝还会下“罪己诏”，公开承认错误，宣布改弦更张的政策。有的虽没有具体措施，却会请求上天千万不要与天下百姓为难，一切罪责由自己担当。为了通达上天，感动诸神，往往还要在正常的祭祀典礼以外，按需要举办各类额外的祭祀或祈祷仪式。
这样做一般不会错，因为皇帝总有失德之处，政府的举措不会十全十美，臣民们平时不敢说的话、不便提的意见也可趁机上达天听。即使是昏君暴君，在上天的警告面前也不得不有所收敛。在专制集权体制下，只有这样的机会才能给最高统治者一点警诫。何况举办这些活动一般花不了多少人力物力，一旦渡过难关，就能博得万民称颂，名垂史册。万一无效，也是天威莫测，天意难违，君臣都已尽了人事。这对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也不无积极作用，因为人能敬畏天命天意，总会格外小心谨慎。
不过“天人合一”也是一把双刃剑，奸臣小人也能利用天象灾异做手脚。因为对天象的解释在人，也没有什么标准答案，所以大权在握的人完全可以随心所欲将矛头指向政敌异己，或者趁机按自己的意愿改变政策。正人君子和书呆往往泥古不化，只知援引古代圣君贤臣的先例，只会侈谈修身进德，不屑采取具体措施，或者不知如何应对灾情。极端的做法就是听天由命，毫无作为，以为只要绝对敬畏，专修人事，灾害不除自灭。如唐玄宗时发生严重蝗灾，一部分大臣的意见竟然是不应消灭，只能听任蝗虫自生自灭，才符合天意，皇帝只要深刻自省，定能得到上天的宽恕。幸而唐玄宗听从宰相姚崇的建议，下令灭蝗，才没有造成更大的灾情。
现在面对异常气候和严重灾情，自然又会想到天人合一的观念。我希望在运用和阐述这一观念时能实事求是，尊重历史，采取辩证而积极的态度。
2008年2月5日
地图应有更广泛的应用
中国古代的地图测绘长期领先于世界，1986年在天水放马滩古墓中发现的七块绘在松木板上的地图，大致制作于公元前4世纪，是我国迄今为止所发现的最早的地图实物。而世界上已发现的具有严格意义的最古地图——公元2世纪罗马帝国时代托勒密《地理学》一书上的地图，即使不考虑是否是原书原来的附图，也比放马滩地图晚了近五个世纪。
至迟到战国时代，中国地图的使用已相当普遍。但由于地图的测绘和制作都相当困难，在军事、经济等方面的作用又非常重要，并且在政治上是土地拥有的象征，所以被蒙上了神秘的外衣，由官方所垄断。在专制集权时代，私人拥有地图可以被看成企图谋反作乱的证据。古代将一个政权的疆域称之为“版图”，版是指户籍，图就是地图，可见地图的重要。当一位君主或一座城市的统治者向敌方投降时，必备的物品就是象征权力的印玺、记录人口的户籍和标明地域范围的地图。
清代康熙皇帝任用西方传教士测绘中国地图时，最终成果《皇舆全览图》在中国还是皇家秘藏，只有少数大臣才能偶然看到，一般民众根本无法知道这些地图的存在。乾隆年间，学者齐召南著有《水道提纲》，人们都惊叹他对河流的描述竟如何精确，其实是因为齐召南有机会查阅《皇舆全览图》的缘故。而参与测绘的法国传教士回国后就将此地图献给国王，并很快印刷出版，在西方广泛流传，成为了解中国地理状况的工具书。以后此地图被日本人利用，修订改编为军用地图，用之于侵华战争。但在清朝，此地图直到晚清时才由胡林翼改编为《大清一统舆图》，原图则直到民国时才出版。
19世纪后，西方一些“探险家”深入中国腹地和边疆，测绘了一批大比例尺的地图。20世纪前期，美国军队还通过航测航拍制作了大批高精度的中国地图。这些地图早已公开，但这块土地的主人却很少有人见过。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测绘事业已取得巨大进步，掌握了最新的科学技术，特别是广泛利用了卫星遥感遥测信息，研制成大批高精度、大比例尺的纸质地图和数字地图。但在扩大地图的运用、充分发挥地图的社会功能方面还有很大的潜力。
有些规定显然已不合时宜。对一些涉及国家机密区域的地图实行保密，是完全必要的，但范围不能太大，并且应根据实际的必要性进行调整。现在，Google earth 及各种遥感卫星照片早已成为可以随意购买的商品，一般都已达到相当高的分辨率，远远超过万分之一比例尺的地图。此时再对五万分之一、十万分之一比例尺的地图保密还有什么意义？何况有的地图早已陈旧，时过境迁，本来就已没有什么作用了。又如，公开发行的地图上不许画等高线，连小范围的旅游图上也不许画。一方面，随着GPS（全球定位系统）的普及，实测高度已方便到连举手之劳都不必要，等高线有什么保密的必要？另一方面，学生在地理课上学了等高线的概念，却从来没有机会看标有等高线的实际地图，所以学过后往往毫无感觉。
还有很多本来可以通过地图普及的历史、地理、政治概念和知识，至今尚未实现。如位于外蒙古与俄罗斯之间的唐努乌梁海本是中国领土，外蒙古“独立”后成了中国的飞地[1]，以后被苏联吞并，改称图瓦共和国。但今天除了《中国历史地图集》中还看得到这个地名和它的范围外，其他地图上都找不到了，以至见到普京去图瓦过生日的报道，绝大多数人不知道那里本是清朝和民国的一部分。又如，印度侵占着我国西藏的达旺地区，并擅自设置“阿鲁纳恰尔邦”，这块面积达九万多平方千米的土地在地图上也看不到。再如，我国的南海诸岛中有不少岛礁实际被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等国占据，但在地图上我们只能看到一块标有九段不连续线的插图，却看不到显示南海诸岛实际态势的详细地图，使人对我国究竟应该有多大的海疆，目前的形势究竟如何，很难形成准确的概念。
其实，无论是历史地图还是现状地图，都可以承载更大的任务，得到更广泛的运用。
2009年5月20日
飞地：指隶属于某一行政区管辖但不与本区毗连的土地。
更改地名之忧
中国古代最爱更改地名的要数王莽，在他当政期间，几乎把全国能改的地名统统都改了，以符合他“托古改制”的梦想。例如，长安改名常安，河南郡改称保忠信卿，雒（洛）阳改名义阳，无锡改名有锡。将全国的地名改一次已经够麻烦了，王莽却乐此不疲，差不多每年都改，有的郡名前后改了五次，最终又改回了原来的名称。不仅老百姓记不住，就是地方官也弄不明白，公文中都要加注新旧地名对照。《汉书·王莽传》中还保留着一个样本：
制诏陈留大尹、太尉：其以益岁以南付新平。新平，故淮阳。以雍丘以东付陈定。陈定，故梁郡。以封丘以东付治亭。治亭，故东郡。以陈留以西付祈隧。祈隧，故荥阳。（译文：诏书命令陈留大尹和太尉：将益岁以南的地方划给新平。新平即原来的淮阳。将雍丘以东的地方划给陈定。陈定即原来的梁郡。将封丘以东的地方划给治亭。治亭即原来的东郡。将陈留以西的地方
划给祈燧。祈隧即原来的荥阳。）
这段六十一字的公文，其中注解地名就占了二十个字。这些地名都只注了一次，即只注了现地名之前一次。如果要将以往三五次的地名都注上，那注文肯定会超过正文。
当然，由于各种原因，地名不可能一直不变。我们所知的最早的地名如今大多已不复存在，即使用字不变，其含义（如所指地点、范围等）也已不同。有的改名的确必要，有的实属无事生非。但这些改变都是局部的、分散的，像王莽那样全面、频繁、反复地改地名是绝无仅有的。
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也出现过全国普遍改地名的“革命行动”。此事起源于“红卫兵小将”的“破四旧”，当《人民日报》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报道北京红卫兵将苏联驻华大使馆所在的扬威路改名反修路，将大批“封资修”的路牌店招砸烂烧毁，贴上“东方红”“井冈山”“反帝”“造反”“立新”等新名称。消息传出，各地纷纷响应，上海一天之间“旧貌变新颜”。来不及拆下或一时砸不了的路标招牌，一律用红纸写上新名字加以覆盖。我工作的古田中学这个名称也成为红卫兵的冲击对象，质问我们为什么用“古”字作为校名？为什么校牌还不砸掉？我赶紧从《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上抄下有关“古田会议”的内容贴在门前，才使他们明白这本来就是与伟大领袖有关的革命地名。由于变起仓促，“东方红”等名字到处都是，有的马路同时被改成多个新的革命名称，有的想改又不敢改（像复旦大学等名称都曾由毛主席题写）。几天后逐渐稳定，明显不合时宜的都正式改了，如和平电影院“和平”改名“战斗”，广慈医院“广慈”改名“瑞金”。文革结束，“和平”又被恢复，“瑞金”则沿用至今。
应该承认，有些地名的确应该改，建国后都陆续改了。如迪化、绥远等名称都含有对当地少数民族的蔑视，并宣扬汉族的优越感，采用当地民族的原名乌鲁木齐、呼和浩特无疑更能体现民族平等。将镇南关改名睦南关，安东改名丹东，自然有利于睦邻友好。把一些生僻难认的地名改为通用文字也无不可，在全国范围内消除县级以上政区的同名更属必要。少数民族地区有些地名在采用汉字译名时往往只注意读音，不顾及意义，如西藏的穷结县。后来改为琼结县，给人的印象就好多了。
但近一二十年来一些地方的改名大多并无必要，甚至莫名其妙，有的还反复改了几次。
一是盲目复古。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不少地方恢复了此前的名称。即使有的名称显得陈旧，或含义不甚妥当，不过当地人的心情可以理解。但此后有的地方一味复古，非要采用最早的地名，以显示本地的历史悠久，却不顾这个地名与今天行政区划间的明显差异，实际影响了对当地历史的正确理解。
一是为了争夺历史上的名人、名山、名水、名物，抢先改名，形成既成事实，甚至以假乱真。上级政府或者不认真核实，或者同样出于地方利益或特殊利益，居然予以批准，客观上介入了地方之间的利益之争，破坏了地名管理的严肃性和权威性。
一是为了开发旅游业，将辖境内某一著名旅游点的名称取代整个行政区域，造成矛盾和混乱，徒添麻烦。如外地游客想游黄山，购买了到黄山的火车票、汽车票，到达后却发现是在“黄山市”政府的驻地屯溪。但在当地要去“黄山”（指屯溪），却往往被送到了真正的黄山。
一是撤区建市、撤县建市时，非要同时改名，有的称某州市，有的是当地人也不熟悉的、不知从哪里找来的名称。像当初仙桃市出现时，很多人不知道它是哪个省的，却原来就是从元朝起就沿续下来的沔阳。
一是随意改变国家的命名原则。如从镇江至扬州的长江大桥，按规定应称为镇扬大桥，实际却被命名为润扬大桥，采用了镇江历史上用过的名称——润州。扬州人或许高兴了，但查阅这一带地图的人，又如何知道其中的奥妙呢？如果今后其他大桥命名时也各行其是，国家的规定还要不要呢？
当然这样改来改去，对拉动内需特别是促进地方经济，还是不无贡献的。且不说要办成改市这件事要花多少钱，一个县名一改，哪怕是动一个字，多少公章需要重刻？多少信笺信封、公文袋、档案袋、登记表、介绍信需要重印？多少机构、单位的牌子需要重制？多少人的证件需要更换或重制？
改地名对我这个专业有好处。先师季龙（谭其骧）先生曾以一篇《新莽职方考》（考证王莽时的行政区划）著名。要是地名一直不改，今后如何能写新的《职方考》？
2008年11月9日
地名就是地名
地名——一个特定的、有明确范围的空间的名称，它的主要功能就是一个地方或一个地域范围的代表或识别标志，因而应该尽可能保持稳定。这本来是一种常识，也是地名使用的惯例，但近年来却刮起了一股改名风，并且有愈演愈烈之势。
地名并非不能改。比如由于中国领土辽阔，地名众多，在命名的过程中免不了出现同名，如果全国出现同名县，一省出现同名城镇，一市出现同名道路，一县出现同名乡，必定会造成很大的麻烦，因此对已出现的同名要更改。又如，少数以往延续下来的地名含有对少数民族或邻国的侮谩蔑视，有的地名是帝国主义侵略殖民的产物，有的直接显示了反动的政治内容，当然需要清除替代。但近年来有些地方的改地名却是出于其他原因。
一是行政区划的改变。有些地方行政区划变化频繁，县改为市，市又改为区，还不时调整辖境。本来，政区的通名（县、市、区等）改了，前面的专名不必改，辖区的主体不变，专名也可以不变，但一些地方热衷于改名，非用一个新地名不可，以致当地居民刚适应一个地名，又得用另一个新地名了。有的一味复古，却不考虑这个古地名与今天的辖境已完全不同。有人说，改地名可以拉动内需。的确，改一个县级地名必须新刻很多公章，制作很多新招牌和标志，印许多新文件袋、信笺信封、办公材料，重制很多证件，重编很多电脑程序，或许还能增加多少个就业岗位，甚至养肥多少贪官和承包商。这与劳民伤财何异！
一是用辖境内某一旅游景点的名称取代原来的地名，如徽州改名黄山，灌县改名都江堰，大庸改名张家界，中甸改名香格里拉，等等。这样做唯一的理由是为了发展旅游，据说直接打景点的牌就能吸引更多的游客。其实，一个著名景点，特别是全国闻名的景点，绝不会被所在地名所掩盖，除非游客是文盲又没有起码的地理知识，才会不知道这个景点在哪里，或者到了当地还不知道有这个景点。相反，用景点的名称取代当地地名，反而增加了外来游客的不便。如黄山市的驻地在屯溪，离真正的黄山还有数十千米。于是无数外地游客走错了地方，而本地人却继续沿用原来的地名。交通部门怕引起纠纷，只能在列车或航班的到达地点“黄山”后括注“屯溪”，比不改还麻烦。而且有些地方的景点不止一个，总不能同时用两个或几个景点名吧！像原灌县境内既有都江堰也有青城山，如果按照改名者的逻辑，都江堰的名固然扬了，青城山岂不是被冷落了吗？
被改掉的地名大多已有数百年、上千年的历史，连接着无数历史事实、人物、典故、文艺作品、民间传说，随着这些地名的消失，其中很多内容已经不为当地人所知，或者虽然知道这些内容却不知道就发生在当地。如徽州始置于宋宣和三年（1121年），一直是当地的州、路、府的名称，有八百多年的历史。灌县设置于明朝初年，此前还有过灌州，存在了六百多年。徽州、灌县的消失，意味着与这两个地名有关的文献和史料将越来越鲜为人知。
某些策划专家声称改地名促进了旅游发展，创造了可观的经济效益，实际并无根据。从表面看，有些地方在改名后游客的确增加了，旅游收入的确提高了，但这是旅游产业本身发展的结果，并不能说明究竟有多少效益是来自改名，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看到一份有说服力的分析报告。相反，并不乏改了名后旅游并无起色的例子，却被这些专家刻意回避了。
还有些地方虽然至今尚未改成，改名的声浪却一直没有停歇。但万变不离其宗，都是出于现实的目的。如河南新郑，有人想改名轩辕，自然想以此巩固“黄帝故里”的地位。而要将石家庄改为西柏坡，无非既要借重“红色旅游”，又能摆脱“全国最大的（村）庄”的地位。更离谱的，是有人以骆马湖谐音“落马”为由，要求改为“上马湖”，完全将地名当成祈福辟邪的工具。这些企图之所以受到抵制，是因为多数人还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如新郑本来就是一个有二千七百多年历史的地名，是全国为数不多的有确切年代可考、还在用的古地名之一。放弃它而改用一个有争议的新地名，究竟会带来什么好处？石家庄作为一个省会城市的名称已有几十年，试问国内外还有谁将它当作村庄？至于听到“骆马”就想到“落马”，恐怕只有贪官、愚官，如果官运才能随着吉利的地名而来，人类社会岂不太简单了！
面对这样的声浪，地名主管部门应该依法办事，严把地名审批关，而不能迎合某些人的不合理要求，或屈从于现实利益，更不能随意破例。例如，大桥的命名一般都是以两岸地名的简称合成，先南后北。建于镇江和扬州（扬中）之间的大桥应该称“镇扬大桥”，实际却用了镇江的古称“润州”，成为“润扬大桥”。试问全国有多少人知道这个“润”代表哪里？与镇江有什么关系？按这些人的逻辑，莫非要将镇江改名“润江”？莫非要将全国以“镇”字开头的地名都改掉？
2010年6月3日
请不要再折腾地名
中国是世界上地名历史最长的国家之一，有些传说中的地名存在于五千多年前，见于甲骨文记录的地名至少已有三千多年的历史。今天还在使用的地名很多可以追溯到二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秦、西汉时期，甚至夏、商、周三代。有些县，从秦汉设置至今，名称和治所都没有变过，连辖境也大致稳定。这些地名既是中国珍贵的文化遗产，也是历史的坐标。离开了这些坐标，历史的空间因素就无法准确复原或重构，国家、民族、群体、家族和个人的记忆就会断裂以至消失。在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延续过程中，稳定而准确的地名起了重要的支撑作用。
由于疆域盈缩、政权更迭、政区沿革、人口流动、民族迁徙、经济开发、文化传播以及天灾人祸等种种原因，不少地名不得不因此而产生、改变或废弃。但在一般情况下，除非为了地名的准确规范，不得不进行必要的调整、归并、析置、改名、去同名外，不会轻易更改地名。而且，不恰当的改名往往无法持久，最终还是回到原来的地名。王莽当政时曾在全国范围更改地名，把能改的地名都改了，并且一改再改，最多的政区名称反复改了五次，造成极大不便，也引起广泛抵制。但随着王莽的覆灭，这些被更改的地名几乎全部恢复原名。这是典型的劳民伤财的折腾。文化大革命初期也曾普遍更改地名，几乎所有的地名标志、包括一些文物级的标志无不被破坏毁灭，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但有的地名不久就恢复了，到文革结束后，新改的地名大多被废止。
建国六十年来，国家对少数不适宜的地名陆续作了更改，县一级政区消除了同名现象，除了有些通名仍然不够规范外，绝大多数地名已经符合准确规范的标准，应该保持稳定。但近年，一些地方热衷于改地名，有的还改了不止一次。改名的原因，有的是盲目复古，非恢复历史上的旧地名不可。有的是追求“高雅”“响亮”，认为原来的地名“太土”“难听”。有的是因为行政区划的变动，要突出政府驻地的地位。但更多的是为了地方利益，如争夺名人出生地、墓葬地或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地，突出旅游点，企图用这种办法提高当地的知名度，垄断旅游资源，吸引更多游客，招商引资。
但实际效果如何呢？首先是耗费巨大。且不说更改成功的过程要花费上千万用于论证、上报、宣传、公关、“跑部”，被批准后的花费更大。所有带旧地名的公章、证件、文书、档案、招牌、信笺、介绍信、表格、推介材料等全部要作废或改动，上级主管部门、下辖机构、全部有来往的单位和个人的相应资料都要修改，全部带旧地名的文献资料都得陆续加注或说明。由于一时不可能彻底做好以上工作，这一过程会持续相当长的阶段。
以景点名称作为政区地名的做法往往会造成很大混乱，特别不便于外地游客，降低了游客的满意度。如徽州改名黄山市、屯溪成为黄山市政府驻地后，外来者大多分不清作为景点的黄山与黄山市的关系，而当地人从不将屯溪称为黄山。现在居然还有人将这类改名当作成功的例子，以为旅游的发展和游客的增加得益于此，所以也想用景点的名称取代原来的地名。其实这是本末倒置，黄山、张家界等地旅游的发达，根本的原因还是景点本身的巨大魅力、设施的改善和服务的提升。没有这些条件，仅仅依靠改名是不会产生那么大的效益的。
有些地方不惜抛弃延续二千多年的地名，而改用一个历史短得多的景点名称，实在得不偿失。据说有人主张将陕西扶风改名法门寺，如果真这样做，从西汉开始就以“三辅”之一闻名天下的扶风、以“豪侠”著称的扶风、与大量重要史实联系的扶风，从此将找不到归宿，这样的损失或许要许多年后才会表现出来，却是不可弥补的。其实，扩大法门寺的影响完全不必以放弃扶风为代价。
请不要再折腾地名，特别是那些历史悠久、意义重大的地名，也请政府主管部门把好这个关。
2009年6月12日
关键在于地名的准确和规范
据报道（6月9日《东方早报》A10版），西门子高管徐建国调研三年后致信《东方早报》，建议相关部门建立全新道路交通标志系统，交通标志应“多用地名”。徐先生现在专职负责公司的世博会项目，其中包括上海的智能交通项目，他的建议对未来上海道路交通标志系统的建设会有相当大的影响。
就上海的交通指示牌而言，的确存在徐先生所指出的弊病。我在上海生活了半个多世纪，又有多年驾车经历，也深有同感。但我以为，问题的关键还在于上海的地名如何能做到准确、规范。没有这个基础，全新的道路交通标志系统是无法建立的。即使建成了，徐先生所指出的弊病依然会存在。
一个准确、规范的地名，必须有明确的地理坐标和空间范围，即它的中心点或代表性地点的经纬度，它所覆盖的范围。无论是一个点、一条线，还是一个面，都应该有明确的界线。应该有一个符合地名主管部门规定的名称，包括全称、简称、别称，必要时还应有正式的外语译名。如果是一个历史地名，还必须明确它的起讫时间和使用年限。在同一区域内，不应出现相同的地名。避免使用同音（包括用方言发音）和容易混淆的名称。由专名和通名构成的地名，也要尽量避免采用同样的专名。
但上海目前的地名，离这样的标准相差很远。
就拿上海这两个字来说，至少代表了三个不同的地名。第一是指上海市这个行政区域，即中央直辖的上海市。它的界线是明确的，面积是基本固定的（因还有沿海沿江淤积与冲刷的变化），它的中心点是人民广场，也是上海市道路系统的零千米处。第二是指上海这座城市，但它的范围是不明确的。它与政区界线并不重合，现在上海市在大陆部分都已设区了，但没有人认为这里都是城市。在地图上它没有明确的界线，或许有官方的概念或统计上的界线，也有民间的习惯性范围，却不断在变化。第三是指上海市的中心区，但与第二个地名的情况相同，也没有明确的界线和范围。人民广场附近固然是中心区，但东西南北到哪里为止呢？
所以在目前条件下，不用说徐先生和他的同事搞不明白，就是地名专家也束手无策。譬如有人说到上海去，谁能准确说明他要到哪里去？就是他说要到上海市中心去，也未必非到人民广场去呀！但如果使用明确的地名，这个问题就不难解决了。如规定“上海市”是指整个上海市行政区；“上海主城区”是指以人民广场为中心的城市区域，如以外环线为界；“上海中心城区”是指以人民广场为中心的核心城市区域，如以内环线为界。在上海市内部使用时，“上海”两字可省略，简称为市区、主城区、中心城区。那么，无论是在地图上显示还是在道路上标志，都不至引起误解。如进入上海的高速公路可分别标为离上海市区、主城区、中心城区、人民广场还有多少千米。
与上海主城区不连接的区的地名也有这样的问题。如奉贤，是上海市下辖的一个区的名称，区政府的驻地在南桥。外地人说到奉贤去，既可以指进入奉贤区的范围，也可以指去南桥。但不知道南桥这个地名的人只能说去奉贤，而当地人却只会说去南桥。在奉贤设县的时候，还可以用“县城”指南桥；如今改了区，却没有一个“区城”的名称。如果能划定一个范围称为“奉贤城区”，以区别于整个奉贤区，又不限于南桥或南桥镇，这个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徐先生主张多用地名，从保存历史和人文记忆的角度考虑是有道理的。殊不知上海的地名大多也有这样的问题。如静安寺，既可指那个真正的静安寺，也可以指一个具体的地点或区域，但地名管理部门并没有明确划定并公布，所以不同的人所指的地方并不相同，甚至连中心点也不同。又如五角场，可以指五条路相交的这个广场，也可指广场周围一个并不明确规定的范围，还可以指以“五角场”命名的一个街道及其辖区。连本地人都无法准确判定地点和范围的地名，如何能用于道路系统的标志？多用地名的前提是地名本身的准确和规范，这恰恰是目前最缺乏的。
还应该指出，交通标志不仅是为本地人设置的，也是为外地人设置的；固然可用以提醒认路的人，更是为了帮助不认路的人。如果过多地使用地名甚至老地名，对外地人和不认路的人能起什么作用？目前通行的地址是某路某号，如果道路上的标志只写着外滩、徐家汇、十六铺一类地名，尽管徐先生会一目了然，但外地人和不认路的人怎么找到那条路呢？至于徐先生所说的面对“中山东二路”“中山南路”的标志，司机会分不清哪里是外滩，哪里是徐家汇，其实是很容易解决的，只要在路名后加注某某方向就可以了。
总之，当所有的地名（市、区、县、镇、乡、街道、路、里弄、村等）都做到准确和规范时，全新的道路交通标志才能建立。
2009年6月11日
淮安真的恢复了吗？
1月31日，江苏省政府发布通知：经国务院批准，淮安市楚州区更名为淮安市淮安区。经过十余年的努力抗争，一度被官方改名楚州、当地坚持称为“老淮安”的县级行政区终于“夺回”了本来属于自己的地名。
自南宋绍定元年（1228年）改山阳县为淮安县，到元代至元二十年（1283年）复名山阳县，1914年又改名淮安县。到2001年被改名楚州区时，淮安这个地名已存在了八十七年。而这里虽曾三度称过楚州，并长达六百多年，却是在南宋改称淮安之前，当地绝大多数民众是不知道的。但淮安这个地名并没有取消，而是成了下辖五区（含楚州区）四县的“地级市”的名称。楚州区复名淮安后，当地就有了一个淮安市和一个淮安区。所以只要淮安（地级）市还存在，从地名意义上的“淮安”已经不是原淮安县（县级市）的专属，是恢复不了的。例如，对当年人来说，或许可以用“市里”或“区里”“清河”（地级市政府驻地）或（老）“淮安”加以区别，而对外地人来说，一般是分不清两个淮安的区别的。首次寻访周恩来故居的人，只会找到淮安去，不会明白要找“淮安市淮安区”，就像当初不知道要找“淮安市楚州区”一样。
但这番反复是以很大的损失为代价的。
首先是纳税人的钱，且不说两次改名过程中活动于从地方到中央各部门所花费的明的暗的，光改名后直接所需费用就是几千万上亿计的。这对于拉动某些行业的内需或许有利，却是以社会财富和物资的浪费为前提的。而且，因为地名频繁更改造成的电信、物流、公关、旅游、人际交往等方面的差错更不知会有多少，会持续多久，这些无谓的损失难以估计。
其次是历史地名及其人文意义的丧失。原来的淮阴县置于二千二百多年前的秦朝，其间虽屡有废置，但治所的位置基本未变。现在虽还有淮阴区，却已经不包括原来的城区，名实不符。在全国二千多个县级行政区中，历史可以追溯到秦朝的已经不多，名称与治所地点都相同的更是屈指可数，所包含的历史人文价值随着时间的推移将越来越宝贵，并且无可替代，轻易更改放弃岂不可惜！
再次是造成国人地理概念的混乱和贫乏。本来，稍有文化的人对本地历史沿革都能了解，对著名的风景名胜都知道它们的确切地点，介绍自己的籍贯或出生地至少要精确到县级政区。由于近些年来行政区划和地名的频繁变更，加上“地级市”的普遍化，如今连大学生、研究生都弄不清自己家乡的历史沿革和地名来历了。在介绍自己是哪里人时，都只称某某市。对全国知名的风景名胜、世界遗产，一般人也只知道在某某市（一部分就已以景点命名了），却不知道实际在该市所属的某县或某乡镇。
既然如此，为什么地方当局与当地部分民众还如此热衷于重划政区、更改地名呢？而且还有不少地方正在密锣紧鼓地推进呢？原因很简单：追求利益最大化。淮安市一位领导曾说：“老淮安是一个灯泡，放在一间房子里照得人睁不开眼睛，现在把他放在大礼堂里，让它照到更多的人。老淮安是一把雨伞，以前下面站了一个人，现在下面站了九个人（地级淮安市下辖五区四县），这是多么好的事情。”这位领导难道没有想过，如果这个灯泡还是那么亮，或者不增加新的灯泡，能照亮一个礼堂吗？一把伞如果不扩大，能挤得下九个人吗？用通行的话讲，只有做大蛋糕，大家才能吃得多。一味吃老祖宗留下的人文资源，大家分一个地名的含金量，只是将一块蛋糕切薄摊大，一平二调吃大锅饭，最多只能产生望梅止渴式的错觉，能有实际效果吗？
某些不负责任的专家出于私利推波助澜，如一再宣扬某处地名一改，增加了多少亿旅游收入。实际上，这主要是该地成为世界遗产后大量投资、大规模开发的结果，改名的作用微乎其微。像徽州改名黄山，反而增加了麻烦。其他没有改过名的世界遗产，在申遗成功后旅游业也蓬勃发展，又作何解释？
另一个因素是“地级市”的普遍设置，给频繁更改地名提供了机会。限于篇幅，不再赘叙。但还是要指出一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找不到“地级市”的合法地位。
2012年2月9日
旅游点的成本为什么会越来越高
中国一些著名景点的门票价格早已进入世界最高水平，但还是不断要求涨价，理由是成本上涨。有的装模作样开个听证会，出示的主要证据也是成本。
按理说，中国的人力资源成本不可能是世界最贵的，实际上景点大多数工作人员的工资很低。中国的建筑材料、电器、家具、食品、饮料等也是世界上比较便宜的（如果不是最便宜的话）。绝大多数景点的设施既不先进，更不完善，其中免费又高质量的服务极少，很难找到免费饮用水、卫生纸、洗手液，烘手器不是坏了就是没有电。莫名其妙的收费、罚款倒不少，有些景点连自带照相机、站在某一位置拍照也要收费。
那成本高在哪里呢？
首先是主管部门或地方政府将景点当成摇钱树、小金库，规定每年要上缴多少钱，而且该由政府拨的款也不拨了。本来，旅游资源属于国民，享受旅游资源是国民的基本权利，政府完全可以并应该将一部分纳税人的钱用于旅游开发和管理，以造福于民众。有的旅游点同时也是文物，政府应该拨发保护经费。旅游点的一些配套设施如道路、桥梁、电信、水电等的建设和维护是政府的基本职责。政府该出的钱不出，连上级部门的拨款也挪作他用，景点的成本焉能不高？
有些旅游点是承包给企业或私人的，主管部门只关心自己能收到多少钱，却不管门票卖多少钱，或者简单地根据承包者列出的“成本”审定门票价格，这样的成本又怎会不高？
其次是管理费。虽然景点大多数基层员工的收入并不高，管理层和上层、重要关系户的收入却相当高，甚至高得惊人。超标准的办公室、办公室器具、办公楼、宿舍以至豪宅、别墅，甚至非旅游点工作人员的开销，都能计入管理费。
招待费也是各旅游点一项庞大开支，大概没有一个景点不需要准备大量供馈赠的门票，还有种种免票对象。对重要人物及其家属、随员，还得招待他们玩好、吃好、住好，临走时带足带好。要是该旅游地不幸有土特产（可惜多数景点都有，本身没有，所在地也肯定有），四时八节还得主动“进贡”。旅游点有些豪华建筑和设施根本不向游客开放，本来就是为高官要人建的。为了保证他们的舒适，往往占用大片风景，即使空着也不许游客进入。但这些费用是无法公开的，也难以按实际开支报销，最终不是列入建设费，就是纳入管理费，最终计入成本，转嫁到游客头上。
所以，要使门票不再涨并能逐步下降，必须对旅游点的成本进行严格审计，向公众公布结果。在此基础上，明确哪些钱应该由哪个政府部门出，哪些钱不得列入成本，哪些钱不容许进入私人钱包。主管部门应对旅游点运行和管理的费用作出规定，不许突破，对已经被承包的也不能例外。
发改委应该规定，在对成本的审核没有进行并获得通过前，旅游点门票价格一律冻结。
2010年7月22日
关于以每年5月19日为国家旅游日的建议
自1979年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确定以每年9月27日为“世界旅游日”以来，已有很多国家确定了本国的旅游日。事实证明，这一做法有利于提高国民的旅游意识，推动各级政府重视旅游和旅游产业，吸引更多国际游客，促进旅游事业的持续发展。
我国已在纪念郑和航海六百周年之际确定了中国航海日。几年来，通过纪念中国航海日和一系列相应活动，对加强国民的海洋意识，普及航海知识，推动航海活动，巩固蓝色国土和建设航海大国，都发挥了积极作用，显示了设立这一纪念日的必要性。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旅游事业飞速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已进入世界旅游大国之列。但与我国辽阔领土、庞大人口、悠久历史、众多民族、灿烂文化相比还很不相称，在世界所占份额很小，旅游业在经济总量中的比例偏低，特别是国民人均旅游消费还相当少。目前正经历国际金融危机，振兴经济、拉动内需为当务之急，为有力推动我国旅游事业的发展，提高国民的旅游意识，促进旅游消费，国家旅游日的设立实为当务之急。
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我以为，以每年的5月19日或5月的第三个周末为国家旅游日是最合适的，理由如下：
一、徐霞客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旅行家，是一位具有自觉旅游意识和科学观念、又留下了最丰富记录的杰出人物。《徐霞客游记》开始于明万历四十一年三月晦，即公元1613年5月19日，他于此日“自宁海出西门”，开始新一段旅游。这是中国最有影响的一位旅行家一次长途旅游有明确记载的出发时间。
二、徐霞客的籍贯和出生地在今江苏江阴，而游踪遍及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贵州、云南，还可能到过山东、河南、陕西、湖北、河北、天津、北京等地。这些地方旅游资源丰富，以纪念国家旅游日和徐霞客为契机，便于举办一系列纪念活动，促进各地旅游业开发。
三、5月中下旬我国各地的气候条件都比较适宜举办纪念活动和旅游。
四、5月19日或5月的第三个周末，与现行的国定节日（5月1日、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都有一定间隔，便于安排。
2009年1月12日
新疆不“新”，新疆常“新”
新疆，从字面上解释就是新的疆土。但这是对清朝而言，因为从644年入关开始，清朝首先致力于消灭明朝的残余势力，占有明朝的全部领土。由于当时据有今新疆的准噶尔一度扩张到蒙古高原，康熙皇帝必须先击败准噶尔的攻势，恢复对内外蒙古的统治，对西北地区还鞭长莫及。直到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天山南北路才归入清朝版图。对清朝统治者来说，今新疆和相邻的中亚地区的确是最后和最新的疆土，称为“新疆”名副其实，所以当时就有了这样的名称，但在那里设立的行政区还是命名为“总统伊犁等处将军”，直到光绪九年（1883年）设置行省时才以“新疆”为名。
但对历史上的中国来说，新疆的归属并不是从清朝开始的，所以“新疆”并不“新”。
新疆与中国内地的交往可以追溯到遥远的新石器时代，因为在内地甚至沿海地区的遗址中，都发现过和田玉，其产地绝对是在新疆。无论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这些玉石总是有人从新疆运来的。早在公元前3世纪，以蒙古高原为基地的匈奴人已经扩展到西域，包括今新疆的一部分。公元前2世纪，原来居住在河西走廊西部的月氏（支）人和乌孙人，为了摆脱匈奴人的控制，西迁至伊犁河流域，并进而迁往中亚。汉武帝派张骞通西域后，汉朝与西域的交通线已经开通，人员来往已相当频繁，汉朝的使者、行政官员、将士已进入西域。西汉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汉宣帝正式设置西域都护府，今新疆和中亚巴尔喀什以东以南的区域归入汉朝版图。尽管汉朝仅派驻少量军队，并且继续保持当地民族和政权的自治状态，但对这块土地拥有主权。在西域范围内，无论是有三十万人的大宛和六十三万人的乌孙，还是只有数百人的小国，都服从汉朝的统治。《汉书·西域传》中对它们的户口、“胜兵”（合适的兵源）数量都有具体的统计数。
由于两汉之际战乱的影响，汉朝对西域的统治一度中断，但东汉、曹魏、西晋都设有西域长史府，继续行使主权。十六国的前凉、后凉、西凉和北魏，都曾拥有西域的一部分。隋朝在今新疆设立了伊吾、鄯善、且末三郡，是中原王朝首次在西域设置的正式行政区。武功赫赫的唐太宗，于贞观十四年（640年）灭高昌（在今吐鲁番），贞观二十年破降薛延陀，唐高宗永徽元年（650年）擒突厥车鼻可汗，显庆二年（657年）破降西突厥，龙朔二年（662年）破铁勒，平定天山南北。至此，不仅今新疆境内全部归入唐朝版图，连中亚的锡尔河流域和阿姆河流域也成了唐朝陇右道安西都护府的辖境。尽管在755年安史之乱后，吐蕃取代唐朝成为今新疆大部分地方的统治者，中原王朝对西域的控制中断了相当长的年代，但来自中国北方的辽朝遗臣建立的西辽（黑汗、喀喇汗）曾长期统治西域，元朝、明朝都曾拥有西域的一部分。
不过从文化发展的角度看，新疆的确经常处于新的位置，历经数千年而常新。
新疆地处中国西部，与中亚各国相邻，而通过河西走廊又与中部及沿海地区相连，是东西方交通大动脉经过的地方，在丝绸之路开通后更是长盛不衰。中国的传统文化早就通过河西走廊传播到西域，西域乃至欧洲、非洲的文化也从河西走廊东传。由于在唐朝后期以前，外来文化主要通过丝绸之路和河西走廊传入中国，中国对外开放主要的方向是西部，因此这条陆上交通线的重要性并不亚于海上航线。即使在它为“海上丝绸之路” 所取代后，民间的人员和物资交流也一直没有停止过。
在新疆阿斯塔纳发现的保存完好的古尸中，有的明显属于欧洲白种人，说明在两三千年前欧洲人就到过新疆，有可能带来他们的文化。当匈奴控制着从东北亚到中亚的广阔地域时，因种种原因进入匈奴地区的华夏人、东胡人、中亚人就有可能在新疆这块土地上交融繁衍。乌孙和月氏从河西走廊迁入新疆又继续西迁的过程，既是两次民族迁移，也是两次文化传播。根据《史记》《汉书》的记载，在汉朝控制西域之前，西域已形成“城郭诸国”——依托绿洲并以城市为主要居住地、以农业生产为主的数十个小国和一批“行国”——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
这样的地理环境使今新疆境内曾经拥有过相当多的民族，如古西域人、欧洲人、匈奴、乌孙、月氏、华夏（汉）、鲜卑、高车、铁勒、突厥、薛延陀、波斯、天竺（印度）、吐火罗、粟特、吐蕃、吐谷浑、契丹、蒙古、回纥（回鹘）、维吾尔、哈萨克、阿拉伯、回、满、锡伯、俄罗斯、塔吉克、乌孜别克、柯尔克孜、塔塔尔等民族，使当地的文化不断变化，也不断更新，有的今天依然繁荣，有的已成千年绝响，甚至杳无踪影。在新疆保存和发现的古文字也堪称世界文化宝库，有的早已绝迹，或者至今还无法破译。
到过敦煌莫高窟千佛洞的人无不为这个文化艺术宝库的博大精美而惊叹，但佛教文化包括石窟这类建筑方式正是经新疆传入中国并逐渐传入内地的。我到过新疆的克孜尔、库木吐拉和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云冈石窟和龙门石窟，曾经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克孜尔石窟内画的飞天是裸体的，到了敦煌一带就半裸了，而到了云冈和龙门就全身盛装了。这个例子足以说明，一种外来文化是如何一步步中国化的。但新疆处于进入中国境内的起点，所以能保存比较原始的外来文化。但是对由中国外传的文化而言，新疆也处于中国境内的终点，尽管长途的传输或许已经产生变异，却往往能意外地保留住一些文化化石。
当高仙芝率领的唐朝大军在怛罗斯（今哈萨克斯坦江布尔）大败而归时，唐军中被俘的造纸工匠却完成了世界文化史上的盛事——将造纸术传到撒马尔罕，最终取代古埃及用草莎草的造纸术，成为一项世界性的技术。黑衣大食（阿拉伯帝国）已经将扩张的矛头指向东方，但趁安史之乱隔断河西、据有新疆的吐蕃人也同时隔断了阿拉伯人对唐朝的威胁。吐蕃的长期占据使新疆境内的佛教文化臻于极盛，却在伊斯兰教东扩后烟消云散。蒙古铁骑一度成为西域的主人，但军事上的征服者很快成为文化上的被征服者，蒙古征服者最终不仅皈依伊斯兰教，连他们自己也融合于当地民族。
到了近代，便捷的交通使人口的交往和迁移更加频繁，新疆的丰富资源、辽阔土地、多元文化和战略地位吸引了怀着各种动机的人群，也带来了更为多样的文化。当阳光驱散乌云，屈辱成为历史，融合代替冲突，干戈化为玉帛，新疆又一次向世人展示出常新的风姿。
“新疆”不新，她早已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新疆常新，她在各族人民不断的滋润下永葆青春。
2006年6月8日
新疆好地方
秦始皇统一的疆域不过三四百万平方千米，而18世纪中叶清朝乾隆年间的疆域超过一千三百万平方千米，所扩展的部分主要是今天中国的边疆地区，少数民族为这些地区的开拓、发展和巩固做出了最大贡献。公元前60年，西汉设置西域都护府，将今新疆和中亚一部分纳入版图。但在此前，已有来自亚欧的古西域各族在那里生存繁衍，原来生活于河西走廊、祁连山下的乌孙、月氏已经迁入，形成了数十个以农耕为主的“城郭诸国”和以游牧为主的“行国”。特别是自公元9世纪以来，迁自蒙古高原的回鹘与当地民族结合而形成的维吾尔族始终是新疆经济、文化、社会发展的主力，为祖国边疆的建设和巩固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15世纪迁入并与当地民族结合而形成的哈萨克族、18世纪回归祖的土尔扈特部蒙古族、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由东北迁入的锡伯族和其他各族，都是新疆这块辽阔的领土上勤劳的开拓者和勇敢的守卫者。特别是在19世纪中叶以后，面对沙俄和英国等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宰割，如果没有他们与汉族的团结和对祖国的忠诚，就不会有今天新疆这个各民族团结友爱、安居乐业、欣欣向荣的好地方。
中国文化是五十六个民族文化的总和，尽管是以汉族文化为主体，但如果没有其他民族的文化，就不可能如此丰富多彩和富有生命力。新疆各族的文化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的更是举世无双的。有的民族文化的主体在境外，但其在中国的部分因与周边各族的交流融合，已经形成了不同于母体的特色。古代西域的文化还是华夏（汉族）文化的重要源泉，特别是音乐、舞蹈、艺术等方面，这些因素早已成为华夏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没有龟兹乐、和田乐，就不会有盛唐舞乐和此后的华夏正音。没有传自西域的乐器、乐曲，就没有今天的民乐（国乐）。中国的玉文化和“玉石之路”主要的源头就是昆仑，包括石窟、造像、壁画在内的佛教艺术也主要传自西域。
历史上，新疆是中国与外界交流的基地和枢纽，是丝绸之路的重要环节，是河西走廊的延伸和扩展。即使是在与中原分离的阶段，这些作用依然存在。但只有在中国本身繁荣富强、新疆与内地的交流畅通、新疆对外全面开放的时代，新疆的作用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在汉唐盛世，这些作用都曾经得到一定程度的发挥，但只有改革开放才能使这些作用臻于极致。今天，航线、铁路、高等级公路、网络已经形成便捷的亚欧大陆桥和中国西部中心，未来的新疆完全能从亚洲的地理中心变为亚洲的经济、文化、能源和物流中心之一，成为亚洲的好地方、世界的好地方。
新疆既是古老的，又是年轻的，很多地方还刚开发，不少资源还有待发现和利用。独特的自然条件蕴藏着巨大的财富，完全有可能建成世界上主要的生产基地，风、光、热等清洁能源的开发利用使新疆有可能走出一条可持续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新路。新疆不仅是今天的好地方，更是明天的好地方。
2013年7月10日
赞美拉萨！祝福西藏！
5月7日下午，驶离羊八井不久，公路的高度就开始下降。车上装的和我腕上戴的气压式高度计测量的上限是四千米，前几天已经失效，这时又都重新显出数字——我们又回到了海拔四千米以下。
树木渐渐增加，在拉萨河边连成一片。空气变得清新，带来了春天的气息。公路旁的农田中见到了正在犁地的农民，最引人注目的，是并排引犁的两头耕牛，身上都披红挂彩，头上竖起的花球足有一人高。我们刚在为未能拍上照而惋惜，前面路旁出现了更多成对的“彩牛”。我们索性停下车来，步入春天的田野。这是由三家农户组成的“互助组”，动用了八头牛，九个人在掌犁和整地，五个人在撒播青稞。地里还停着一台手扶拖拉机，原来昨天已经先用拖拉机翻过地，今天再用牛犁后才能播种，明天还要引水灌溉。
农田的尽头就是一排新树起的铁栅，后面是即将通车的铁路。大概是为了人畜的安全，不少路段都是封闭的，为人畜另辟了专用通道。在沿途的车站和公共场所，还看到过不少形象生动的宣传画，用汉藏两种文字说明注意事项，如不能随便穿越铁路，不要从列车底下钻过，禁止拆毁铁路及其附属设施等，都配着卡通画或实物照片。要知道，沿途藏民祖祖辈辈从未见过火车，内地的常识在这里得从零开始普及。
路对面的山下是他们的村庄，无论新旧，一幢幢住房一律藏式，藏红、土黄的基色在蓝天白云的映照下分外鲜艳。每座院墙上都竖着风马旗，飘着经幡，外墙上贴着待晒干的牛粪饼——这是农民们的主要燃料。但在院子里可以见到正在烧水的太阳灶，在这片离太阳最近的高原上，阳光已成为新的能源。
这是我的第三次拉萨之行，离上一次已有十年，但在进入城区时，就像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自治区成立四十周年大庆和青藏铁路的建设，使拉萨变得更年轻更美丽。记得十九年前从城里到罗布林卡时，公共汽车要穿过大片荒野，而现在已经连成一片。宽阔平坦的道路、连排成片的新建筑、各式各样的商店、如流的车辆和如云的游人，使拉萨博得了“小成都”的称号。欣喜之余，我也在担忧，心目中的拉萨还存在吗？
我们直接来到布达拉宫前，虽然还是长假的最后一天，但出入口已经相当宁静。早就听说布达拉宫已严格控制每天的参观人数，一到限额，绝无通融余地。穿过大道，在广场眺望这座高达一百五十米的雄伟宫殿，就像在瞻仰一位历经风霜的百岁老人，他穿上了新衣，但慈颜依然。这就是拉萨，就是西藏。
第二天来到大昭寺前，上次见到的成排商铺已经拆除，寺门前一览无遗。供酥油灯的场地从露天迁入地下室，免除了古碑和唐柳的烟熏火燎。只有柏枝和藏香燃烧时冒出的淡淡轻烟，带来阵阵清香。大批远道而来的信众和僧人按照藏传佛教的规矩，或在寺前叩长头，或者围着大昭寺、沿着八廓街转，虽然有时比较拥挤，却井然有序。八廓街上游人如云，但地面平整光洁，见不到一点污物。以往在人群中免不了会闻到异味，拥挤中会将衣服弄脏，但如今新来的游客不会再有这样的感受。这固然是藏民生活水平提高的结果，但也得益于这些圣地严格的管理。保洁员在人群中穿行巡察，不放过一点纸屑垃圾。不过，从她们几乎空着的篓子看，游人已相当文明，信众僧人自然更会维护圣地的洁净。我问一位值勤的警察，有没有采用罚款或什么其他手段。他有些茫然：“从来没有呀！就是让保洁员清扫嘛。”
中午，我们在附近一家藏餐馆用餐，羊肠和酥油人参果是典型的藏菜。我不喜欢吃羊肠，尝了人参果，像是一种煮得很酥的豆子，很甜很油。我吃得最多的还是菠菜，不过可能这并不是藏菜，因为以前拉萨不种菠菜。同时用餐的有不少外国游客，有的吃得津津有味，有的和我一样，只是试着尝尝。但谁也不必勉强，因为同一条路上就有川菜馆、清真餐馆，也有麦当劳和肯德基，市场旁还有大量各色小吃。
下午3时，色拉寺大殿二层平台上出现一位僧人，他手持一面大锣缓缓敲响。闻声而来的僧人涌入一个院子，早已等候着的游客纷纷举起相机或摄像机。僧人们丝毫不受外界影响，双双结组后就开始辩经。我们听不懂藏语，就是听懂了也未必理解，但一片击掌声和他们专注的神情使我相信，这不是表演，而是他们的日常生活。我注意到，一位年轻的僧人不时面露得意的微笑，而他的对手——一位胖僧虽急于说话，却常显焦虑，大概处于下风。金巴师父的友人——从塔尔寺来这里进修的学问僧陪同我们参观，我问他怎么可以不参加辩经，他说特意请了假，这是寺规允许的。我问他，要是下大雨或天气太冷是否还举行，他说一般会暂停。看来寺规也相当人性化。大厨房的僧人告诉我，那口大锅已用了几百年，如今举行重大活动时仍然在用，但炉灶下已安装了电力鼓风机，大锅旁也有高压锅。我看到离开辩经场的僧人开启手机，电视、电脑在寺院中早已不罕见。
我曾不止一次与西方人讨论过西藏，也发生过多次争执。如有人说：真正的西藏已不复存在，拉萨的街上都是汽车，再也看不到骑牦牛的人了。我反驳：为什么藏民不能坐汽车？为什么拉萨街上只能骑牦牛？请问你们国内的城市还用马车、牛车吗？还有人说，他在学校看到学生在学汉语，这样下去西藏文化还能不能延续？我说，藏族学生同时在学藏语，农村的学生一般只学藏语。而且你们也看到，不少藏族学生还学英语，寺院里的喇嘛也在学英语，为什么看到他们学英语，你们就不担心，看到他们学汉语，你们就会担心影响藏族文化的延续呢？
在接待墨西哥负责人权的副外长时，我将这个例子告诉她。她说这是典型的双重标准，有些人惯于如此，她有同感。其实，来自发达地区的人、某些专家学者也是如此，他们自己充分享受着现代文明，却希望西藏长期停留在骑牦牛的时代，成为“Living Museum”（活的博物馆），供他们观赏或研究。
当然，作为中国和人类文化的组成部分，藏族文化应该得到充分的保护，特别是其中的文化遗产。这不仅是藏族人民的愿望，也是全体中国人的义务。西藏现代化的过程和青藏铁路的通车，可能造成对文化遗产和自然环境的破坏，但并非不可避免，也不应该让西藏人民付出不发展的代价。青藏铁路修建时，已经充分考虑了对自然环境和人文景观的保护，但真正的考验还在通车以后。
我与《南方周末》的年轻朋友约定：在青藏铁路通车十周年时再来拉萨。当我乘坐的飞机离开贡嘎机场时，我想对拉萨说：“我会再来，等不到十年。”
赞美拉萨！祝福西藏！
2006年6月2日
从现在做起，圣地净土将永驻雪域
据预测，即将于7月1日试通车的青藏铁路每年将给西藏带来八十万游客，以每位游客在西藏消费一千元计，每年就能给西藏提供八个亿收入。自治区政府一位官员的估计更加乐观，认为人均消费可能会超过二千元。随着运力的提高，今后乘火车进藏的游客肯定还会增加。加上乘飞机、坐汽车与自驾车的，还有骑自行车的、徒步的，由境外进入的，来西藏的游客将会迅速、大量增加是可以肯定的。
与西藏一百二十万平方千米的面积相比，一二百万游客实在不能算多。但要知道，这是一片平均海拔三千五百米以上的世界屋脊，一般超过海拔四千米，大多是无人的雪山、冰川、高山、荒漠、草地，生态环境极其脆弱，一旦某一环节被破坏或中断，往往要相当长的年代才能修复，或许永远无法复原。在地球上，青藏高原是为数不多的较少受到人类活动影响的地区之一，另一方面，这里是长江、黄河、澜沧江、印度河、雅鲁藏布江水系的源头和上游，也是影响大气环流的重要因素。对青藏高原的任何污染，都会给人类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西藏是藏族人民与藏传佛教的圣地，有大量神山、圣湖、古刹、名寺，还有在严酷的自然条件和人为破坏下幸存的石窟、壁画、唐卡、佛像、经卷、法器等文物和藏戏、说书、歌舞、节庆、民间技艺等文化遗产。但与数以百万计的游客相比，西藏的常住人口不到三百万，人口最多的藏族也只有二百多万，门巴族人口不满七千，珞巴族才二千多。
我在1987年、1996年和今年5月三次去西藏，最远到过阿里地区的古格王国遗址，1987年和今年都是由青藏公路乘汽车驶至拉萨。根据我的亲身经历，我深信，只要政府与民众重视，从一开始就制定严格规范，采取切实措施，游客自觉遵守，旅游的兴旺并不一定要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拉萨是外来游客最多的地方，而大昭寺、八廓街又是游人最集中的场所，但我的印象是一次比一次好，这次的感觉简直超出了期望。尽管有“小成都”之称的拉萨已是一座现代化城市，但划定的街区和建筑物保持或恢复了藏式风格。四大寺院都整旧如故，周围山川也受到严格保护。在雅鲁藏布江和雪山间的村落，新建的藏式住宅前飘着经幡，外墙上贴着待晒干的牛粪，院子里放着太阳灶——都是绿色能源。手扶拖拉机旁，两头一组的耕牛披红戴花——它们同时承担着春耕重任。
但另一类现象使我不无杞忧：公路旁、城镇边，常常能见到垃圾和粪便，随风飘荡的废塑料袋甚至在杳无人烟的旷野中也能见到，离开羊八井温泉不远就是一大片塑料垃圾。在圣洁的纳木错，游客跳进湖水游泳，还有游客让藏民牵着牦牛步入湖水照相。湖边的山洞曾经是高僧修行的场所，竟有游客在大小便。规定不许照相的殿堂内，只要付一笔钱就能用闪光灯自由拍摄。汽车刚爬上海拔4800米的甘巴拉山口，成群的商贩就围了过来，一些人牵着藏獒——这种世界稀有的物种已经成为供人抱着拍照的道具。冒着黑烟的老旧汽车，在其他地方或许早已被强制报废，但照样行驶在青藏路上。
我还想起1996年旅途中的两件往事。
一天夜里，当地村长到我住的帐篷来，要我代他向“洋菩萨”要钱，大概他已经知道我们陪同的外国人是亿万富翁。我说：“他不是给你们捐了一大笔钱吗？”“那是给庙里和公家的，总得给我们一些吧！”要是他会说英文的话，看来早就直接去要了。在中尼边境出境前，这位富翁已经给每位司机发了不菲的“小费”，但当他要求司机将他送往友谊桥尼泊尔一侧时，司机竟又开口索取三百元。气得他步行走过友谊桥，从尼泊尔招来一辆中巴，花费不到一百元。这说明，如果不注意加强道德和法制教育，再淳朴的民风也抵不住金钱的冲击。
在扎达县深山中一处岩洞里，有一批古代唐卡。由于岩洞前悬崖上的小道已经崩塌，主管官员就让当地藏民将这些唐卡取到村里拍照。当天晚上，村长就代表村民前来交涉，尽管他知道面对的是区政府的厅级官员和县里的主管，尽管他知道那位外国人给当地捐了大款，他还是坚决要求，立即将唐卡送回岩洞，因为这是他们世世代代的圣物。藏民就是这样虔诚坚定地护卫着先人的遗产，为了防止外人进入，一些岩洞已经被封闭，或者装上了带锁的门。只要这样的传统得到保持，权力和金钱就无可奈何。
所以我还是相信，在其他文化遗产或旅游胜地出现过的遗憾不会在西藏重现。如果说以往的保护只能靠环境闭塞、交通不便、民众贫困这些因素的话，今天的中国政府和民众已经有了自觉保护的意识。西藏人民一定会更加珍惜自己那些举世无双的自然和人文资源，让它们作为藏族世世代代的财富，永远成为人类的骄傲。
从现在做起，圣地净土将永驻雪域。
2006年6月17日
江河源头 青藏文化
随着青藏铁路的通车，它的起点青海省又一次引起世人瞩目。不久前与友人谈到青海省的历史文化定位，知道大家有不同的看法。我想这是很自然的，因为历史上的青海不仅有其独特的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环境，而且还披上过层层神秘的面纱，有的到今天还没有揭开，所以很难加以概括。不过我以为，就历史自然地理而言，青海对中国和世界最大的奉献，无疑孕育了长江和黄河，并且延续至今。而就历史人文地理而言，最能涵盖其特点的名称就是青藏文化。
当然，青海省有青海湖，并且得名于它。青海，古称鲜水海、仙海、西海，由于远离中原，常常处于华夏诸族的边缘。高海拔的地势使来自平原地带的人联想到神仙所住的天堂，与海水相似的特点又使人以为到了环绕“天下”的“四海”的西缘。昆仑山和西王母曾经吸引过多少人向往！据说周穆王曾以万乘之尊，不远千里与西王母相会。而昆仑山早在先秦时就被中原人想象为天下最高、最雄伟、遍地黄金白玉的神仙聚居地。王莽为了弥补没有“西海郡”的缺憾，不惜让羌人“自愿”献地，在人烟稀少的青海湖畔设立西海郡。为生存和发展，因误解或歧视，民族之间往往兵戎相见，刀光血影，烽火狼烟，一次次令湖水变色，留下了“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的叹息。
湟水也为这一区域做出过奉献，养育了各族民众——无论是农业还是牧业，无论是羌族还是华夏。以彩陶闻名的新石器时代遗址柳湾，离不开湟水的滋养；中原王朝最早设置的政区金城郡，就因湟水而建；华夏移民靠湟水生存，湟水流域和河湟谷地今天还是粮仓、菜园、财富的源泉和民众的乐土。
但是对中国、对世界而言，又有什么比长江和黄河更重要的？而这两条中国最长、世界前列的大河都发源于青海省。世界最长、最大、流域最广的河流中，有的不止一个源头，来自不同的国家，有的流经多个国家，或者源头与出海口（终点）不在一个国家。能够将一条大河从头至尾容纳在一个国家已属罕见，何况有两条？而它们都发源于青海省境内！
这两条大河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无论如何高度评价也不为过。尽管中国各族人民、全国各地都对中华民族、中国文化、中国的形成和发展做出过贡献，尽管中国的早期文明如满天星斗遍布各地，但最终是在黄河流域形成了华夏文明，并重新传播扩散到全国大多数地方，成为中国和中国文化的主体，影响到东亚各国。尽管人们曾长期宥于儒家对黄河“伏源重流”的误解，一度以为黄河的源头在积石山，或者以为远在今新疆，但对黄河正源的探索一直没有停止。公元635年，侯君集和李道宗经过星宿川，来到柏海（今扎陵湖和鄂陵湖）。821年，刘元鼎在出使吐蕃途中经过紫山（闷摩黎山），即今巴颜喀拉山南麓的黄河发源地。1280年，都实和阔阔出奉忽必烈之命考察河源。将黄河正源定于星宿海西南百余里处。清康熙帝先后派拉锡等人考察和实测河源。1781年，乾隆派出的阿弥达，肯定黄河的正源为卡日曲。长江和长江流域继黄河和黄河流域之后，支撑着中国和中华民族，至今滋养着世界上最多的人口。早在二千年前，汉朝人就知道长江来自遥远的“绳水”（今金沙江），以后逐渐查清了江源所在。
广义的“江河”还包括发源于青海的其他河流水系。青海南部诸曲属澜沧江水系，每年平均有107亿立方米的水由此流向西藏、云南，直到湄公河流域。
由于地势高寒，环境闭塞，交通困难，不仅江河源头地区长期杳无人烟，就是青海省境内也是人口稀少，经济和文化落后于全国大多数地区。但江河源头的重要性和影响力并不会因此而减弱，相反，历史和自然给中国和全人类留下的这片圣地净土，必将成为人类未来的乐园，这样巨大的优势是其他地方所不能具备的。
历史上在青海省境内产生和存在过的文化类型也是多样的，其历史也堪称悠久。在华夏文化传入之前，羌人与本地其他民族就创造过自己的文化，并且影响到周边其他民族。在华夏（汉）文化到达湟水流域后，不仅原有的非华夏（汉）文化依然存在，新的民族和新的文化继续在迁入和流动，鲜卑、吐谷浑、突厥、吐蕃（藏）、回鹘、党项、女真、蒙古、回等民族的文化都曾在这里存在和发展，但大多没有成为延续的、主体性的因素。另一方面，尽管从清朝中期以来，青海已处于中央政府完全的管辖之下，但民族自治依然是各民族聚居区内的主要治理方式，汉族文化和儒家学说也没有因此而享有独尊地位。
作为世界屋脊，青藏高原独特的地理特征造就和保持了青海独特的文化——尽管它们属于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形式，却具有共同的特点。例如，来自低海拔地区的人很难克服因缺氧而产生的高山反应，所以外来人口不易迁入，更难定居。即使是源远流长的汉族移民，也往往不绝如线，一直没有明显的扩展。另一方面，习惯于高海拔地区的居民也不适应低海拔地区，“醉氧”（氧气吸收过多而使人体产生不适的现象）同样是他们难以克服的障碍。所以，来源于西藏的吐蕃人可以轻易地扩张到青海、新疆、河西走廊和陇右，却不能顺利地居留在关中平原，唐朝后期一度占领长安却迅速撤离，而对青藏高原和周边高地的控制却能长期延续。吐蕃扩张到河西走廊和陇右后，曾将成千上万的汉人迁回西藏，但这些移民的后裔已影踪全无。而随着吐蕃征服者迁入青藏高原边缘的吐蕃（藏族）人却就此定居，并繁衍至今。
这样的地理环境为牧业民族提供了广阔的牧地，却限制了农业民族的活动范围，也使青海成为西藏与内外蒙古之间广阔的过渡地带。青海的塔尔寺是黄教创始人宗喀巴的诞生地，是黄教的重要基地，成为藏传佛教外传的走廊，还是几位达赖和班禅转世的地方。来自蒙古高原的游牧者赶着他们的牛羊逐级登上青藏高原，蒙古大汗成为西藏的实际统治者。黄教的喇嘛和活佛从此北上，不仅使在青海游牧的蒙古人皈依黄教，还使整个蒙古族成为黄教信徒；不仅使蒙古人有了自己的活佛，还在蒙古迎回了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
当然，在藏传佛教形成和传播之前，青藏高原已经存在其他宗教和文化，在此后也是如此。即使是在吐蕃统治时期，华夏文化还是有巨大影响的，形成不少汉藏合璧的文化现象。回、土、撒拉、蒙古等族先后迁入，并适应了青藏高原的地理环境。因此，只有青藏文化最能概括出如今青海省境内历史文化的共同特征，因为青藏高原的地理环境在中国和世界都是独一无二的，任何类型的文化，无论是本地产生的，还是外来的，都必须适应这样的环境，它们能够延续至今就证明了这一点。
2006年6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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