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众参与是近年来世界范围内兴起的一种颇有成效的民主形式，通过公众讨论、协商等多种途径，有效化解立法、决策中可能出现的失误，提高法治水平。
在中国，公众参与不仅是一个法律问题，更是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重要途径，是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补充和完善。不久前，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举办的公众参与法律问题国际研讨会上，与会者梳理了中国公众参与的历程，并对如何更好地完善这一制度提出了建议和展望。
一、开门立法效果好
2008年4月至2011年10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共公布了30部法律草案，征求到3000多封来信、15万余条意见。法律草案的公布量是过去的两倍。“从4982个听证申请人中遴选了20位参加听证，不亚于一场选秀活动。”提起全国人大常委会历史上的第一次立法听证会，即2005年就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草案关于工薪所得减除费用标准举行的听证会，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国家法室主任许安标风趣地说。这次听证会的听证公告在全国范围内发布，公众申请报名踊跃。在听证的基础上，法律将减除费用的标准作了调整，由原来的1500元提高到1600元，降低了广大工薪阶层的税负标准。“虽然说只提高了100元，但是对中央财政的收入减少达几十个亿、上百个亿，这是公众参与立法的主要实践。”许安标说。
“从1982年新宪法的制定开始，新中国立法的公众参与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刘莘介绍，“1982年的宪法给公众留出了4个月的时间进行广泛的参与和讨论，但没有公开征求意见，也没有将公众参与制度化；第二个阶段是从1988年开始到2007年。这个阶段的主要特征是公开征求意见逐渐制度化。从1988年的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草案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后，有14部法律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第三个阶段是从2008年4月开始，这是公开征求意见进入了制度化的阶段。”
“2008年4月15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会议作出一个重要决定，今后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法律草案，原则上都通过中国人大网公开，面向社会征求意见。”许安标说，“到2010年10月，我们一共公布了30部法律草案，法律草案的公布量是过去公布量的两倍。征求到3000多封来信、15万余条意见。”
专家介绍，征求意见常态化以后，由原来的一般不公开变成基本都公开，是根本思路的转变。与此同时，意见的反馈机制也逐渐得到建立，立法机关定期将意见汇总、公布，选择意见反映集中的问题，通过召开新闻发布会的形式予以回应，提高立法透明度，有助于立法公开。
“公众提出的意见在立法中要体现。”许安标说，所有网上收集到的意见，都要进行归纳整理，作为重要的参阅资料印发给人大常委会会议，每一位立法者都会看到。“作为法律草案起草修订部门，我们不断地研究社会公众提出的意见，并采纳吸收。”
二、行政决策求公开
截至2009年底，国务院共有70部行政法规草案向社会征求意见，29个省级人民政府在拟定地方性法规草案、制定规章过程中公开征求意见。
2009年11月1日起，贵州省贵阳市出租车起租价正式下调，中心城区起租价白天从10元调至8元，夜间从12元调至10元。这次价改方案是由贵阳市物价局提出，并在9月份召开的“中心城区出租汽车票价改革听证会”上经过了20名各界代表的讨论。此次听证打破了“一听证就涨价”、“听证会就是涨价会”的怪圈，令人耳目一新。
事实上，近年来类似的价格听证会已经广为公众熟悉，而北京圆明园湖底铺膜事件、厦门PX项目事件、上海磁悬浮争议等一系列事件，更是公众积极参与公共决策的体现。“各级行政机关要进一步建立健全重大决策的制定规则，把公众参与、专家咨询、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和集体讨论决定，作为决策的必经程序。”在2010年8月27日的全国依法行政工作会议讲话中，温家宝同志如是说。
“近年来，公众参与行政立法和决策的途径越来越多样，如传统的电话、函件征求意见，以及通过网络、媒体公布征求意见，立法听证和其他一些创新方式。”国务院法制办公室法规译审和外事司司长吴浩总结，“从2003年第一次将物业管理条例（草案）全文向社会征求意见，截至2009年底，国务院共有70部行政法规草案通过各类媒体和‘中国政府法制信息网’向社会公布征求意见，得到社会各界积极响应。”
吴浩介绍，在地方层面，目前已有29个省级人民政府在拟定地方性法规草案、制定规章过程中公开征求意见，其中北京、天津等18个省、市、自治区以省政府规章的形式在“拟定地方性法规草案和制定规章程序规定”中对公开征求意见和听证做出规定，其他11个省、市、自治区以规范性文件、法制办内部工作规则或者省政府批准形成制度等形式对公开征求意见或听证做出规定，初步形成了地方行政立法的公众参与制度体系。
行政决策的公众参与也逐步纳入法制化轨道。吴浩举例说，天津、云南、甘肃规定政府在做出重大行政决策前必须听取公众意见；内蒙古自治区政府规范性文件要求政府年度立法计划编制要听取公众意见；安徽以省政府规章的形式要求所有规范性文件必须公开征求意见，等等。
三、参与方式待完善
2007年9月至2009年6月，西北政法大学教授王周户就“公众参与”项目在陕西西安、宝鸡进行了问卷调查。982份调查问卷结果显示：绝大多数人（78%）认为公民应该参与人大立法和政府决策；77%的被调查者表示如果有机会愿意参加人大立法和政府决策；82%的人认为人大立法和政府决策应该向社会公开。虽然这些数据反映出公众的参与意识已经很强，但调查结果同时显示：只有15%的被调查者曾经向人大或政府反映过意见或建议，在这些人中，只有极少数人（14%）对人大或政府的处理结果表示满意。
有意愿而没有行动和途径，以及有参与而无结果，是摆在公众参与面前的问题。“公众参与大多表现在对某一重大事件的关注，具有偶然性、非持续性特点，公众参与作为一项制度还没有完全普及开来。”王周户在调研中还发现地方政府部门对公众参与模式和认识还存在误区。这些部门介绍经验的时候，往往谈的是召开了多少座谈会、专家论证会，而真正以市民代表为主体参与的情况不太多。北京市法制办主任周继东也认为，专家座谈会和论证会、网上征集意见都各有其局限性，不能代替真正的公众参与。
缺乏有效的反馈机制也是王周户在调研中发现的问题之一。“无论是对团体或者个人进行的直接回复，还是整体的回复，有反馈的情况在地方上不多见。单个回复难以做到，但是整体回复也很少。”王周户说。这一点也得到了清华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教授李檐的响应：“公众参与不应该只是政府部门单向的征集和听取意见，而应该逐步做到有双向对话。”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王万华认为，目前的公众参与制度还有待于实现广泛参与和深度参与。“应该转变当前政府主导型的公众参与模式，转向交涉性的沟通模式，让公众参与成为公民的切实权利。此外还应该构建以非正式听证为主要形式的多元化公众参与机制，如网络听证等。”
“中国在公众参与方面虽然起步晚，但是已经取得了非常重要的成果，尤其是2008年5月开始实施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在法律方面对公众参与进行了再次的保障。与此同时，在公众参与的方式方法、参与的范围以及参与的保障和司法救济等方面，我们还有很多问题需要完善。”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法治政府研究院院长马怀德教授表示。
第二节 服务型政府步入法制化
近年来，“服务型政府”成为一大热词进入政府和公众视野，其前进脚步日益加快，法治化步伐也日渐明晰。
2002年，党的十六大提出要“完善政府的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职能”。服务型政府建设蓄势待发。
2004年，国务院发布《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提出了转变政府职能，建设服务型政府的任务。纲要开启了服务型政府法治化建设的先河。随着纲要的发布，服务型政府建设在各地陆续启动。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强调要“建设服务型政府，强化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党的十七大报告再次明确：“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服务型政府建设开始提速。
2008年5月1日，备受社会关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正式施行。“用法律打造透明政府”，条例被各界评价为“加快推进服务型政府建设的一个重大举措”。
2010年3月5日，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努力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服务型政府建设再度成为人们关注焦点。
一、服务型政府立法“试水”
2011年4月7日，来自全国政协、最高人民法院、国务院法制办、司法部、民政部等国家机关的代表及众多知名学者齐聚湖南长沙，参加第二届“法治政府南岳论坛”。代表们感兴趣的不只是论坛的主题“服务型政府法治化”，更兴奋的是在第一时间看到了我国首部关于服务型政府建设的省级规章，也是全国第一个为服务型政府立法的“法律蓝本”——《湖南省政府服务规定（征求意见稿）》。
“将服务型政府建设纳入法治轨道，将政府服务固定为法律上的义务，使政府服务成为一种硬约束，既是依法行政的必然要求，也是加快服务型政府建设步伐的有效途径。”在向与会者作起草说明时，湖南省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副主任张建华谈出了自己对服务型政府立法必要性的认识。
而正是基于对立法必要性的充分认识，在初步完成法治政府建设五年规划目标的基础上，湖南省政府决定全面推进服务型政府建设进程和服务型政府法治化进程，并决定2011年制定出台《湖南省政府服务规定》（以下简称《规定》）。
“就服务型政府立法，在全国还是第一次。立一个什么样的法，即怎样给这个《规定》定位，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张建华介绍说，“对《规定》的起草工作，我们拟定了四个指导原则：起点较高、理念较新、内容较全、措施较实。”
正在征求意见的《规定》分为总则、政府服务主体、政府服务内容与措施、政府服务平台、政府服务公开、政府服务保障、监督管理、附则八章，共206条。不仅明确了政府服务应该遵循合法、公平、公开、参与、高效便民、普遍、适度、管理与服务相结合等原则，而且规定市（州）、县（市）人民政府应当设立统一的全天候的社会救助中心、公共企事业单位要编印服务手册、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该设立行政效能中心并在30日内办结行政效能投诉案件。此《规定》自2011年10月1日起正式施行。这是继2008年出台中国第一部系统规划行政程序的政府规章——《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和2010年出台《湖南省规范行政裁量权办法》之后，湖南省政府法治建设迈出的重要一步，也是引人瞩目的一步。
二、各地加快服务型政府建设进程，“ISO9000”引入政府管理
湖南的服务型政府立法正待瓜熟蒂落，而各地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实践正开展得如火如荼。为了规范建设服务型政府的行为，不少地方制定和发布了专门的有关服务型政府建设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时间有先后，亮点各不同。
早在2003年2月，江苏省南京市人民政府就出台了《关于推进服务型政府建设的实施意见》，意见明确提出要建立民主、科学的公共决策机制，推行行政法治化，提高公共服务效能，完善公共财政体系，加快建设公平、规范、有序的市场环境，加快建立精干、廉洁、高效的公务员队伍等任务及措施。服务型政府建设有了具体的操作指南。
2005年，吉林省人民政府出台《关于加强服务型政府机关建设的意见》，提出要按照以市场和企业为社会主体的要求，切实把服务作为政府机关履行职责、行使职能的起点，通过更新行政理念，改革行政体制，转变政府职能，创新管理方式。该意见明确要“使政府治理模式由管制型向服务型转变。”
2008年4月，湖北省武汉市委、市政府出台关于加快服务型政府建设的若干意见，推出进一步优化发展环境的系列举措，打造与群众“零距离”的服务型亲民政府。引人注目的是，该意见将企业管理模式首次引入政府管理，提出“在市建委、市规划局、市国土房产局、市公安局、市工商局、市教育局、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等7个部门试行建立ISO9000质量管理体系”，以期提升政府管理能力，提升行政效率。
从2011年5月1日起，一项为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创新立法——《深圳市行政服务管理规定》正式施行。该规定在行政服务项目的设定、提供机关及方式、程序、监督检查、法律责任等方面，制定规范管理行政服务地方性法律制度。通过这项立法，政府为公众提供行政服务将成为一种法定职责，行政机关如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行政服务申请不予受理、不提供或不及时提供都将被追究责任。这部颇具特区特色的立法也填补了中国行政服务立法的一项空白。
三、服务型政府需要法治保障，由控制管理转向提供服务
服务型政府建设不仅需要观念更新，更需要法治保障。“建立服务型政府，意味着政府由原来的单纯控制者和裁判者，转变为引导者和服务者，意味着施政目标完全由行政机关和专家决定，转变为由民众希望和合法期待来决定。政府从以控制管理为要务转变为以提供服务为要务，管理目标由经济领域更多地转移到公共领域。”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莫于川教授认为，“服务型政府适应了我国面向工业化与后工业化两个过程一起走的现实，是一种更理性、有效率的政府模式”。
现代政府首先是法治政府，对行政权力的法治控制是现代法治的基本要求。全国政协社会与法制委员会副主任、中国行为法学会副会长张穹指出，“依法履行职责，对法律负责，建设服务型政府，是政府法治的具体体现和重要载体。推进依法行政，关键是提高政府的法治水平，将政府服务纳入法治轨道。”
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刘熙瑞认为，服务型政府法治化建设的直接目的，是形成一整套规范公务员服务行为的法律法规。刘熙瑞建议，在服务型政府法治建设上，要做到“问政于民”、“决政于共”、“行政于和”、“监政于公”。其中，“监政于公”包含四层意思：一是政府必须接受公民监督；二是服务过程和内容必须公开；三是监督的标准要体现公平公正；四是发展各种公共渠道，保护人民群众利用网络、报刊等各种传媒监督政府的积极性。
而对于包括湖南为服务型政府立法在内的区域法治建设，司法部副部长张苏军给予充分的肯定。“国家的法治是统一的，国家的法治不等于地方法治的简单相加。从法治国家建设进程来看，不可能在中国这样一个具有13亿人口的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大国，全国各地在法治建设上齐步走，一朝实现全面法治。”张苏军认为，“只有各地区实现法治建设，依法治国才能从宏观的治国方略转化为具体的实践。可以说没有区域法治建设作为基础，依法治国就永远只是一种政治理想或政治口号。”
“法治”对一个地方的经济社会发展到底有没有作用？有多大作用？会不会一个地方重视法治了，经济发展反而倒退了，改革停滞了，社会不稳定了？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副主任袁曙宏指出，“湖南近几年的法治实践，给了我信心，给了我一个非常明确、很有说服力的答案，这就是在一个地方推进法治，对推动发展、深化改革、维护稳定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的作用。”
第三节 上海市探索与实践社会管理新模式
近年来，上海按照中央提出的积极探索现代大城市的社会管理模式，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提高社会服务和管理水平的要求，结合特大型城市特点，把加强社会管理摆在十分重要的位置，努力探索现代大城市的社会管理模式，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一、深刻认识社会管理面临的新挑战
上海作为产业集中、人口密集、开放度高的经济中心城市，既面临率先“创新驱动、转型发展”，加快“四个中心”（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建设的机遇，也更早更多地碰到各种新的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社会管理方面出现了一系列新挑战。
第一，新社会阶层不断出现，中等收入群体为主的新社会阶层不断壮大。新行业、新业态、新职业迅速发展，第二产业从业人员比例下降，第三产业从业人员超过50%，小白领、自由职业等非体力劳动者的比例大幅增加。
第二，非户籍常住人口持续快速增长，人口服务和管理不适应的矛盾突出。2010年外地来沪人员近900万人，占常住人口的40%。500万来沪农民工中，“80后”新生代农民工超过半数，正由亦工亦农向全职非农转变、由城乡流动向融入城市转变、由谋求生存向追求幸福转变。上海还居住着30多万外籍人员和港澳台同胞，形成古北、碧云、联洋等国际社区。
第三，特大型城市利益主体多元，新老矛盾交织，利益关系复杂。产业链从国际分工的最高端一直延伸到最低端，收入分配也出现较大差距，加上传统行业差距、地区差距、在职人员与退休人员等收入差距，还有支内支边支疆等群体的利益问题，情况更为复杂。
第四，市民素有海派文化传统，平等、法治、维权等意识不断增强，对传统的社会管理提出挑战。随着家庭财产逐渐增多，城市房屋、土地等资产快速增值，各种利益与维权意识增强，移动通信基站、变电站、垃圾处理场等设施大多出现选址难、建设难现象。市民对政府依法行政的要求提高，工作稍不周密，就可能引发社会矛盾。
第五，社会组织大量涌现，参与社会管理的意愿强烈，发挥好社会组织作用，是必须面对的新课题。上海社会组织每年以20%以上的速度增长。全市有注册登记的社会组织近万家，备案登记的社区群众活动团队2万多个，还活跃着大量的网络社团、高校和企业内部社团。这些社会组织汇集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单位人”正变成“社会人”，传统行政性社会组织的动员组织能力逐渐弱化。
第六，互联网、新媒体普及面广，城市生活网上网下一体化的特征明显，社会管理领域需要拓展。目前，上海有1200万网民，占常住人口半数以上，18至65岁人口的手机普及率接近100%，网上论坛、博客微博、网上购物等迅速发展，在虚拟社会与现实社会之间，信息、商品、资金的流动已融为一体。
第七，基层社会组织逐步分化，社区居民需求多样化，亟待构建新型基层治理结构。居委会正从行政色彩较浓的基层组织向居民自治组织转变，居委会之外，业委会、物业公司、群众文体团队、志愿者组织大量出现并参与社区治理。
第八，城市化水平显著提高的同时，城市布局调整呈现新趋势。2009年上海城市化水平已达到88.3%。郊区农村城市化明显加快，中心城区人口大量向郊区迁移，外来人口大规模集聚郊区，郊区的形态、产业和人口结构发生质的变化。
二、积极探索现代大城市的社会管理模式
上海努力探索符合特大型城市特点的社会建设和管理新路，重在把握“五个坚持”：坚持以人为本，把促发展和惠民生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切实解决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坚持群众路线，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服务群众，全力做好新形势下的群众工作；坚持改革创新，不断推进社会管理制度建设和体制、机制、方式方法的创新；坚持立足国情市情，实事求是，因地因时制宜，把握和尊重不同发展阶段社会建设和管理的规律；坚持统筹兼顾，充分反映和全面协调好各方面的利益诉求。主要抓了六方面工作。
第一，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从根本上解决社会问题。坚持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每年新增就业岗位超过50万个；不断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市民各类基本社会保障覆盖面达到98%；建立了养老金、最低工资、城乡低保、失业保险金等正常增长机制，不断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着力促进教育公平和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积极推进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加快廉租住房、经济适用住房、公共租赁住房和动迁安置房“四位一体”的住房保障体系建设，帮助中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改善居住条件。第二，把人口管理作为社会管理的基础性工作，积极推动人口管理从以户籍人口为对象向以实有人口为对象转变。实施居住证制度，所有具有稳定职业和稳定住所的来沪人员都可以申办居住证。按照寓管理于服务之中的理念，依托居住证制度构建来沪人员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只要持有居住证，来沪人员就可以享受就业服务等公共服务。率先探索“实有人口、实有房屋”全覆盖管理和服务，全面采集全市实有人口、实有房屋的信息，建立全市共享的实有人口信息系统，为加强社会管理创造了基本条件。
第三，以社区建设实体化、管理网格化、党建全覆盖为抓手，夯实社会管理的基础。根据特大型城市特点，不断完善“两级政府、三级管理、四级网络”体制，以街镇为主推进社区建设。在社区党建方面，明确社区（街道）党工委是社区各种组织的领导核心，对社会性、群众性、公益性的工作负全面责任，对区有关职能部门在街道的派出机构实行双重领导和双重管理。在社区内按照行政机关、居民区、驻区单位三条线设立党组织，在组织设置上实现了社区党的工作全覆盖。在公共服务方面，推进“三个中心”全覆盖。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强调标准化，为群众提供“一门式”办事服务，200多个事项大部分可以当场办结。社区文化活动中心，强调因地制宜，满足群众基本文化需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强调保基本，为群众提供便捷实惠的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在社会管理方面，依托网格化管理开展社区综合执法，快速处置社区各类事务和违章违规行为。
第四，注重源头治理，及时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一是推动关口前移。建立重大事项社会稳定风险分析和评估机制，对涉及群众利益的重大工程、重大政策，把社会风险评估作为政府决策的必须程序。建立旧区改造事前“二次征询”机制，把征询居民动拆迁意愿、征询居民对动拆迁方案的认同度，作为启动旧区改造的先决条件，充分尊重群众意愿。二是建立基层大调解工作体系。以人民调解为基础，加强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和司法调解的衔接联动，努力把矛盾纠纷化解在萌芽状态。三是完善信访工作机制。探索信访代理制度，在区县构建了信访代理工作的“三级平台、四级网络”，方便群众维权。建立信访事项核查终结办法，重点解决重信重访、“案结事未了”、“官了民不了”等问题。引入律师作为第三方参与信访，由律师为信访群众提供法律服务，指导群众依法维权。
第五，积极引导公众参与社会管理，完善基层党组织领导下的群众自治机制。一是理顺基层治理关系。出台一系列文件，修订《住宅物业管理规定》，规范居委会、业委会、物业公司的关系，明确业委会在居委会监督指导下开展活动，居委会要在业委会人选把关、维修资金使用监管、物业公司选聘等方面加强管理。二是增强居委会自治能力。对全市3000多名居委会主任进行集中培训，优化居委会队伍结构，动员退居二线或刚退休的党员干部参与居委会选举，鼓励属地的高校毕业生通过法定程序进入居委会工作。三是广泛开展基层民主自治实践。全市95%以上的居委会建立听证会、协调会、评议会制度，让群众自己管理自己的事。在落实“三会”制度的基础上，鼓励基层因地制宜开展民主自治，完善居委会的民主选举、民主管理、民主决策、民主监督功能。
第六，培育发展和管理监督并重，发挥社会组织协同社会管理的作用。一手抓培育扶持。建立政府购买服务机制，引导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和服务。探索开展公益创投和公益招投标，鼓励社会组织针对社会需求，开发民生服务和公益项目。建立社会创新孵化园，以孵化公益项目的形式，培训公益创业者和社会组织从业人员。一手抓规范引导。探索相近行业相互融合的枢纽式联合管理，将业务主管单位的职能授权给枢纽组织，由枢纽组织按行业、区域管理和服务其他社会组织。推进专业社工队伍建设，将专业社工组织引入青少年社区纠正、禁毒帮教等领域，发挥专业社工在社会管理中的作用。
三、提高特大型城市社会管理的科学化水平
第一，突出三个始终坚持。始终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从严治党、从严治政，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始终坚持群众路线，尊重群众意愿，维护群众权益，动员群众参与，把群众满意不满意作为评估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成效的标准，不断增强社会管理工作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始终坚持依法治理，加强社会法制建设，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引导群众理性合法表达诉求，把社会管理纳入法治化轨道。
第二，重视社会管理制度创新。切实推进从重政府包揽、轻多方参与的社会管理模式向政府主导、社会多方共同参与的社会治理模式转变。从制度上划清政府、社会、市场的职责，坚持在党委领导下，加快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强化政府社会管理职能，着力提高社会组织自我发展和服务社会的能力，充分鼓励公众参与公益活动和社会公共事务。夯实基层基础，提高基层服务和管理的能力和活力。充分把握特大型城市社区建设的特点，在街道层面推动社区共治，促进基层管理力量整合联动，提高为市民服务的水平；在居委会层面推动基层民主自治，支持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
第三，注重解决紧迫问题与加强薄弱环节。加强和完善党和政府主导的维护群众权益机制，正确反映和协调各种利益诉求，兼顾各方面群众的关切。强化企业社会责任，健全劳动关系协调协商机制，着力解决好劳务派遣用工等突出问题。完善实有人口全覆盖管理和服务机制，逐步实现居住地管理和服务，促进来沪人员融入上海。强化城市运行安全和生产安全，进一步提高城市安全水平。加强虚拟社会管理，建立网上网下一体化管理体系，完善网上舆情引导机制，第一时间回应社会关切。
第四节 福建省乡镇一级党委政府转变职能谋服务
中央在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各级领导干部要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现阶段，在“三农”问题越来越被重视和乡镇机构改革不断深入推进的大背景下，对乡镇一级党委政府服务能力的要求被提到了一个新高度。在由“管理型”向“服务型”转变的进程中，乡镇党委书记的政绩如何，“服务做得好不好”所占的评价比重将会越来越大。做好服务群众的工作，不仅能有效维护农村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提升农民的生活水平，而且也是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巩固基层政权的必然要求。
如何提高乡镇党委书记和乡镇干部的服务能力？一方面，应该对乡镇党委书记和乡镇干部的服务职能和服务能力提出更为明确的要求，进行更加规范的考核。目前，有的乡镇党委书记和乡镇干部脑子里还缺少服务这根弦，或者说这根弦绷得并不紧，仍然习惯于用老办法来解决新问题，用旧思路来看待新情况，这表明有些乡镇党委书记和乡镇干部对服务群众职能还认识不清，自身的服务能力还有待加强。
另一方面，也要客观分析当前乡镇一级党委政府所面临的实际情况与现实困难。比如，有的乡镇提供服务的“家底”并不丰厚，如何解决有钱服务的问题；有的乡镇干部队伍能力不强、结构失衡，如何解决提升干部队伍服务能力的问题；有的乡镇干部“无心”服务，如何解决激励机制的问题，等等。只有解决了这些制约乡镇增强服务能力的因素，才能期望乡镇的服务水平大幅提高。
一、转变职能，强化服务
“我们是提供服务，不是发布命令。百姓接受了的就改，不接受的先不改。”
山好水好，福建龙岩红色旅游兴旺，农家乐日益红火。上杭县古田镇五龙村的农家乐，去年一户每月只赚一两千元，2011年一个月能赚八九千元。在这个过程中，镇里忙了两件大事：一是规划整个产业的布局，出台政策扶植；二是加强引导，帮助农户提高接待水平。“核心就是为百姓致富服务。”镇党委书记张毓章说：“过去，乡镇干部主要忙催收催种，发号施令习惯了。现在，服务群众是乡镇干部的最重要职能。”
张毓章是“古田老干部”，1999年至2003年在古田镇任镇长，之后到上杭县的两个乡镇任职，2007年12月回到古田担任党委书记。“原来，古田镇区只有一条街道、一个农贸市场。现在，周围的8个村庄被划为镇区。”他感慨地说：“变化如此大，我们的工作思路怎么能不与时俱进？”
怎么服务？张毓章说，农民首要面临增收问题，急需解决小生产与大市场的矛盾，我们就帮助他们办好一家一户办不了、办不好、办起来不合算的事，重点是解决信息、营销等服务不到位的问题。“比如如何把闽西的红色旅游和乡村旅游结合起来，如何吸引更多游客……”
“现在，老百姓的自主意识和维权意识强了，也要求我们在工作中更加注意方式方法。”张毓章介绍，2011年古田镇为扶持农家乐发展，引导一些民居改造成传统客家风格，一些群众开始觉得麻烦，镇里也不强行推广。“我们是提供服务，不是发布命令。百姓接受了的就改，不接受的先不改。”令张毓章高兴的是，发展旅游的效益逐渐显现后，主动改造的农户越来越多。
随着乡村群众需求的增长和变化，乡镇为群众直接提供的服务，数量与质量都与日俱增。有乡镇党委书记形容说：“赚钱的事要干好，花钱的事更要干好”。
“强化环境整治已经成为乡镇政府必须提供的公共服务之一。”南安市永头镇党委书记王培育说，这些年，水头镇经济突飞猛进，2009年实现工业总产值130.4亿元，人民群众对环境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老百姓说，农村变城区，就要有城区的样子。目前，水头镇已关闭污染“三无”小企业300多家，在原先已有一座日处理垃圾120吨的镇级垃圾中转站的基础上，新增建2座垃圾中转站并完善相应的垃圾收集转运设施。
教育、卫生、计生、文化、社会保障，这一项项，都是乡镇一级需要向群众提供的服务。王培育告诉记者，人口不到12万人的水头镇，目前已有28所小学和5所中学，有二级乙等达标医院1所，全省乡镇级规模最大室内体育馆1座，老年大学、文化中心各1座。
二、从“司令员”到“服务员”
提高服务能力，硬件上可能受限于一时一地的经济实力，软件上则主要取决于乡镇机构改革的力度，尤其是乡镇党委书记的工作态度。
最近几年，福建省已在100个交通发达、经济繁荣、人口密集的乡镇，开展“三农”服务中心试点，整合乡镇原有资源，搭建一个综合服务平台，从土地流转、证照办理、合同管理、法律咨询等方面，为群众提供“一站式”服务。老百姓赞叹：“在乡镇一级能办好的事情越来越多了！”
职能变化带来的是角色的调整，乡镇党委书记们清醒地意识到：必须从“司令员”向“服务员”转变了。王培育说：“提高服务能力，硬件上可能受限于一时一地的经济实力，软件上则主要取决于乡镇机构改革的力度，尤其是乡镇党委书记的工作态度。”
“下乡时常听到农民说，到政府部门办事比种几十亩田难多了，因为一年到头难得进一次机关，人生地不熟，程序流程更不熟悉，难免要走冤枉路。”虞朝兵介绍，2008年10月起，莒口镇在各村设立代办点、指定代办人，全程为基层群众代办房产证、准生证等事宜。由熟悉乡镇机关和办事流程的“村官”们代办证件，群众“只进一个门，只找一个人”，舒心多了。现在，全程代理制已经在建阳全市推广。
当好“服务员”，也不能局限在坐等群众上门提要求上。惠安县黄塘镇是一个有4万多人口的大镇，镇党委书记黄育聪说，要想服务得好，先要摸清楚群众正在想什么，最需要什么。在黄塘，书记带头落实走访联系服务群众制度，所有镇村干部都要做到“六访六问”。“访贫困户，问生活所需；访致富能手，问致富经验；访孤寡老人，问健康赡养；访信访人员，问意见建议；访党员干部，问兴村良策；访代表委员，问强镇谋略”，黄育聪扳着手指一一数过来，“我们乡镇干部在一线，就必须将下基层、办实事作为常态。”2011年前9个月，黄塘镇仅镇机关干部就下乡走访3157户次，现场调处群众纠纷27起。
“服务员”的工作要细致。“我们的服务既要不落伍，又要不脱离农村实际。”南平市延平区夏道镇党委书记陈道键说起这样一件事：当地2011年遭遇暴雨，灾后重建中，受灾安置点统一的公寓式新居底部都留了一个架空层。“为什么呢？这是考虑到大部分农民都有农机具，特意设计了放置农机具的场所。新房子设计、建设得再好，没考虑到这一点，就会给百姓生活造成不便。”
乡镇干部在一线，除了顾及“面”，更要关照“点”，“挂村包村”于是又成了每个乡镇党委书记必须带头的一项工作。黄育聪介绍说，在黄塘，每位机关干部要做到“四个一”即挂钩帮扶一个村、一个计生户、一个贫困户、一名困难党员，而党政领导在此基础上还要挂钩帮扶一个项目，一个企业、一所学校。
三、服务动人心，服务得稳定
服务动人心，服务得稳定。在福建，越来越多的乡镇干部意识到，服务群众与发展经济、保持稳定三者间相互协调、促进的关系。
长乐市湖南镇，地处福建东部工业走廊的核心地带，原来是一个农业镇，2005年的财政收入只有1000多万元，这几年随着工业化呈爆发式增长，2011年预计将达7千万元。镇党委书记陈家登说，工业化带给湖南镇的变化巨大除了体现在直接增加了老百姓的收入，更体现在镇里服务群众的能力提高了。现在镇上各个村公共设施相当齐全，有文化礼堂、图书室、卫生室、公园，垃圾全部集中处理，“这分别叫美化、净化、绿化、亮化、文化”。随之的变化还有，每个村都有了便民服务中心。“群众平时对我们的服务满意，遇事情我们去做工作就容易多了。”陈家登说，比如现在难度最大、矛盾最突出的征地问题，他们特别注意保护过日子艰难的弱势群体的利益，先做他们亲属、信任的人的工作，走外围，摸清他们的困难，在就医、就业等方面解决他们后顾之忧，再谈征地，谈经济发展给大家带来的共同福利，谈“大家庭”与“小家庭”的关系，他们就容易接受了，“服务员总比司令员更有亲和力”。
服务职能的提升，也给乡镇党委书记和乡镇干部带来了转型、转变的压力。三明市泰宁县朱口镇，藏身在茫茫群山之中，镇党委书记黄志远这样说乡镇干部转型：人在山里，眼光要在山外；人在镇里，感情要在村里。“过去交通传媒不发达，乡镇干部说什么，老百姓信什么、认什么。现在不一样了，老百姓说不定比你干部知道得还多，一不学习就赶不上趟了。”张毓章说得更直白：“懂政策、懂技术，才能在群众面前说得上话。一问三不知，别说为群众服务，连群众的信任和尊重都得不到。”现在乡镇干部学习，最喜欢的就是形势分析、政策走势解读，学习法律法规。
服务不易，转型更难，无论是干部个人还是乡镇机关整体，都是如此。很多地方乡镇一级的机构配置和行政管理体制，已经与人口规模、城镇体量和经济总值等发展现状不相对称，不少乡镇党委书记都愁于人才、资金的紧缺和权责不尽一致。采访结束之时，正值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闭幕，接受采访的多位书记注意到，会议公报中强调要统筹城乡发展，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完善农村发展体制机制。“我们充满期待，也充满信心。”
第五节 浙江省慈溪市创新社会管理之实践
一、加强创新社会管理的十一个举措
1.实施“网格化管理、互助式服务”基层和谐促进深化提升工程
深入研究实践基层和谐促进工程的工作内涵拓展、工作机制健全，探索和谐促进会成为村（社区）党支部得力助手、村民委员会工作有效平台和村经济合作社工作载体的长效机制，外来务工人员融入机制、自治机制，建立新型社区参与型社会管理体制，力争把和谐促进工程建设成一个集“社会管理服务大局、社会治安群防群治、社会矛盾排查化解、社情民意诉求表达、重点人员服务管理、维稳信息源头获取、突发事件应急处置、乡风文明培育营造”八大功能于一体的大稳定、大平安、大和谐工作体系，最大限度发挥“六大员”、“六必访”和“五大平台”作用。
2.深化推进和谐企业建设，实施企业社会责任强化工程
立足高起点和高标准制定规划，强化企业与社会和谐相处、良性互动。强化工资集体协商，开展职工心理援助计划，推进蓝领人才工程建设，建立健全标准评审、管理激励、合作共推和舆论宣传机制。
3.推进社会保障全覆盖工程
按照“全民参保、多层覆盖、分步推进、适时提高”的原则，推进养老、医疗、工伤、生育、失业等五大社会保险扩面征缴工作，强化政策引导扶持，推进城乡均等化待遇，深化医疗保险体制改革。
4.强化优秀外来务工人员住房保障
按照“统筹规划，分步解决，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原则，量力而行确定优秀外来务工人员住房保障范围和保障标准，进一步完善保障方式；加大经济租赁房建设力度，逐步建立起租赁为主、购买为辅，分层次多元化的优秀外来务工人员住房保障体系。
5.加强居家养老服务工作
积极拓展居家养老服务覆盖面，大力构建专职生活服务员和助老服务志愿者两支队伍建设，广泛开展“邻里守望”、“银龄互助”活动，让更多的社会力量参与居家养老服务工作，减轻社会管理的压力。
6.建立市民与政府互动平台与回应机制
加强群众有序参与，深化服务型政府建设，建立一个传统群众工作方法与现代信息技术相结合的数字化群众工作管理系统，实现社情民意信息“一个平台受理、分级处理”。
7.创新新时期社会组织格局
探索建立统一的管理服务机构，以及分类监管、资源引导和行为控制的新型管理机制，改进政府部门工作方式，引导社会组织建立现代社会组织制度，积极发挥社会组织在社会管理中的特定作用，努力形成发展有序、门类齐全、层次不同、覆盖广泛、监管有效的新时期社会组织格局。建立与社会组织协同的社会管理体系，整合社会资源、加强社会协同、提供保障支持，努力探索“两新组织”管理服务的体制机制和有效办法，真正把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创新延伸到“两新组织”，确保其依法、有序、健康开展活动。同时，要继续深化对“两新组织”管理服务规律特点的研究，如建立健全党的基层组织，完善以登记、审批、监督、管理、服务为主要内容的社会组织管理服务体系，并有针对性地组织好实施。
8.完善创新“数字城管”管理模式
按照拓展延伸、全面提升的原则，通过“整合管理资源、改变管理流程、调整管理轴心”，2010年中心城区34平方公里数字城管全面运营，形成指挥统一、监督有力、沟通快捷、分工明确、责任到位、处置及时、运转高效的城市管理长效机制，实现管理、监督与服务一体化和城市的科学、严格、精细、长效管理。
9.加强农村社会工作者队伍建设
完善推进村干部“选聘分离”职业化建设，通过建立系统科学的选拔、培养、使用、激励、保障机制，对农村片区工作者实行规范化管理。创新村级自治管理体制、模式，试行议行分离的自治管理模式。
10.加快城乡社区建设步伐
加大城市尤其是农村社区建设，规范城乡社区服务中心的日常运营，为居委会、村委会等基层自治组织实施自治活动和服务居民、村民提供长效的机制和平台，提升基层自治组织的社会管理能力。以社区建设创新农村管理体制，重在建立健全农村社区居民委员会，理顺乡镇机关、基层党组织与居民自治组织之间的关系，构建适应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需要的农村社区组织体系，形成“党委政府领导、民政部门牵头、相关部门协同、村级组织主办、社会力量支持、居民广泛参与”的新格局，建构起政府公共管理与社区自我管理良性互动、公共服务与社区自我服务相互补充的新型体制平台。其主要职能：其一，公共管理功能。其二，社区自治功能。其三，社区服务功能。其四，文化组织功能。
11.网络虚拟社会建设管理的创新
按照公开管理、依法管理、主动管理的原则，综合运用法律的、行政的、经济的、教育的、技术的等手段，加强对网络虚拟社会的建设与管理，最大限度地发挥网络积极作用，最大限度地遏制网络消极影响。进一步健全网上综合防控体系，把网上防范控制与网下落地查处结合起来，严厉打击网上违法行为以及利用网络实施诈骗、盗窃和黄赌毒等犯罪活动，切实防止网上非法活动演变为现实社会危害，以更好地保护人民权益，维护网上秩序，净化网络环境，促进网络虚拟社会的健康发展。
二、团慈溪市委强化“三项制度”
团慈溪市委以制度建设为推动，从工作指导、典型培树、民主探索三方面为非公企业团组织参与到社会管理创新工作聚合保障力。
一是强化联系制度，加大工作指导。强化团慈溪市委常委联系基层制度和团建指导员制度，把组织引导企业团组织参与社会管理创新作为工作指导的重要内容。团市委常委部长分片联系，加强对镇（街道）非公企业共青团工作的指导力度，实现上下联动、整体谋划；“团建指导员”负责帮助企业团组织寻找参与社会管理创新工作与企业团工作的有效结合点，引导企业团组织在服务企业发展和青年成长成才发挥更大作用。
二是强化激励制度，注重典型引导。注重发挥示范带动作用，全市确立了重点非公企业团组织，作为企业团组织参与社会管理创新试点工作的“先遣兵”和“排头兵”，探索企业团组织在社会管理创新试点工作的作用发挥的有效途径，使周边非公企业团组织有样本可学、有标兵可比。实施非公企业团组织星级考核评价制度，把非公企业团组织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综合试点工作作为考核评价的重要内容，从评价制度上保障企业团组织参与社会管理创新工作的积极性。
三是强化民主制度，突出青年参与。加大团内民主探索力度，注重激发青年员工的参与社会管理创新工作的热情。在企业团干部选配上，推行海选、直选的方式，增强团员青年的主人翁意识和参与意识，保障企业团组织工作的活力。在工作谋划和实施过程中，注重推进民主决策，建立健全青年听证、民主恳谈等制度，提高团工作的透明度和科学化水平。如斯佳公司开通了青年中心网站，社会活动的组织和发动都通过网上平台完成，实现了和企业青工的充分互动，使他们能更好地参与社会管理创新工作中。
三、为社会管理创新寻求有力支撑
2010年10月，浙江省慈溪市诞生了“浙江大学—慈溪市社会管理研究院”。这是中国人文社科领域首创性的平台。慈溪市政府与浙江大学合作成立社会管理研究院，这对加强社会建设，创新社会管理，全面提升政府社会建设管理履职水平，必将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支撑和智力支持。
近年来，正在开展社会管理创新综合试点的浙江省慈溪市高度重视加强社会建设与管理，在改善民生、解决民忧、保障民安等方面取得了积极成效。新成立的研究院以慈溪市社会建设与管理实践为蓝本开展理论和政策研究、设计、评估，对于提升慈溪市社会建设与管理能力和水平，对于创新科研体制、促进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科发展都将产生重要意义。
浙江大学高度重视这一校地合作的重点项目，校方以郁建兴教授领导的社会管理研究团队为主导并依托浙江大学雄厚的科研资源开展社会建设与管理研究工作，力争将其创办成国内知名的研究机构，总结提炼出具有示范、推广意义的社会建设与管理的理论成果，以助推慈溪市在社会建设与管理实践中发挥引领作用。研究院研究团队立足地方社会建设和管理实践，对当前社会建设与管理的重点、难点以及未来发展趋势开展全面研究与探索，为提升慈溪市社会建设与管理能力和水平、率先形成新型社会服务管理体系作出积极贡献。
研究院院长、慈溪市市长徐华江认为：浙江大学——慈溪市社会管理研究院将基于慈溪市政府的社会建设与管理实践，全面展开政府社会管理职能及其履行方式研究，旨在通过校、地合作，建设一家既能为提升慈溪市社会建设与管理能力和水平作出实质性贡献，又能创新科研体制、促进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科较大发展的知名研究机构。
浙江大学说明了研究院的功能定位：全面、系统研究发达国家及我国发达地区政府社会建设与管理的理论和实践，形成政府社会管理职能及其履行方式的系统理论；总结、提升慈溪市政府社会建设与管理的经验和做法，并提出创新政府社会管理职能及其履行方式的工作举措和政策建议；揭示慈溪经验、慈溪模式的普遍意义，策划示范、推广活动。
第六节 大庆市延伸社会工作手臂
黑龙江省大庆市，是一座典型的资源型城市。作为我国最大的石油工业基地，这座城市的和谐稳定，不仅关系着百万市民的安居乐业，而且关系整个国家的能源战略安全。近年来，大庆市通过推进社会管理创新，努力构建“大调解、大防控、大安全”立体化工作机制，有效促进了社会和谐稳定。2009年，大庆市信访案件总量下降19%，群体信访下降13%，群体性事件和越级访总量由前几年的全省前位，下降到全省末位；严重影响群众安全感的8类犯罪下降14.9%，交通、消防安全生产隐患等指标大幅下降，社会安全指数达到96.7%。
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资源型城市一些固有的体制性和结构性矛盾开始暴露。大庆不但面临社会转型期矛盾凸显的共性问题，也面临老工业基地的特殊问题。企业改制、征地拆迁、下岗再就业、新社会群体诉求……在推进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过程中，大庆肩负的改革发展任务艰巨，维护稳定的担子更重。
如何从源头上预防和化解矛盾，做好“保平安、保稳定”工作？近年来，大庆市发挥党委领导作用，整合社会资源，着力向基层延伸社会工作手臂，构建维护保障群众利益的长效机制。
一、社会工作委员会整合资源统筹管理
2010年6月15日，大庆市萨尔图区铁人街道奔二社区，居民李凯荣高兴地说：“现在小区生活丰富多彩，有两个活动室。以前，活动室属于通讯公司，外单位人不准进入。现在小区居民都可以进去活动。”
大庆因油而生，油田企业众多。过去，这些企业的社区活动室等公共资源大多只为本企业职工服务。2008年11月，大庆市在全国地级城市中率先成立了社会工作委员会，由一名市委常委兼任书记，负责全市社会建设的总体规划、宏观指导和统筹协调。社工委成立以来积极促进地企融合，整合公共服务资源，推动社区居民自治。大庆油田物业三公司党委书记谷树军说：“小区居民的成分越来越多样化，企业也想通过和地方政府合作，共同利用社会资源，共同管理好小区。”
物业三公司管理着28个小区，现在成立了16个“党员联系服务站”。他们把一些原属企业的活动场所开放为公共场所，吸引社区党员积极参与活动，推动社区居民自治。社区有栋楼因为一层有户人家开商店，电子门常被人破坏，老党员秦晓平带头组织居民商定“楼道管理公约”。在公约的约束下，不但电子门再也没被损坏过，楼道乱堆垃圾的现象也没有了，楼道变得十分整洁。
二、群众工作四级网络，解决信访老大难题
大庆把信访作为新形势下群众工作的重要部分，作为社会管理创新的一大抓手。2009年3月，大庆成立了市委群众工作部，由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兼任部长。群众工作部与信访局合署办公，下设群众来访接待调处中心。
2010年1月28日，眼看就要过春节了，在大庆干了一年工程的景林（化名），却拿不到工钱。虽然官司赢了，但对方公司没有支付能力。抱着试试看的心理，景林来到群众来访接待调处中心。中心通过联动调查，发现该企业有一笔农民工工资保障金。在中心的协调下，不到一周时间，景林拿到了工钱。
中心的效率为何这么高？因为有群众来访接待调处中心。通过负责人的介绍，人们了解到中心的“不同之处”：
——不踢皮球，一条龙服务。中心设有政法、城建、文教卫生等7个调处室，各相关单位直接进驻，一站式办公，现场调处。来访群众到这里反映问题，实行首问负责。
——后备干部轮值，尽心竭力。市城管委华玉宝是第二批进驻信访调处中心的25名后备干部之一。他说：“到这之后，对基层群众了解更多，感情更近了。以后回到单位，制定政策，一定要多听听群众意见。”
——领导重视，积极解决实际问题。群众工作部由市委常委任领导，协调力度大。市级领导每个月都要在中心进行接待日活动，并预先在大庆日报上公告。很多群众经常“奔着领导”来，感到“真管用”。对一些信访难题，实行领导包案。
目前，大庆市逐步建起市、县（区）、乡镇（街道）、村（社区）群众工作四级网络。半年一次群众工作联席会，每季一次部长办公会，半月一次例会，特殊时期每周一次或随时召开会议，重点解决群众诉求。通过群众工作部体制创新，信访部门不再无职无权，而是成了能“表硬态”、“话算数”的部门，由群众投诉的“收发室”、“中转站”变为“终点站”。
三、“六调联动”，借大调解活血化淤
调解，是新时期化解社会矛盾的一大法宝。大庆市在实践中找到了一条新路——“六调联动”。
所谓“六调联动”，就是在党委统一领导下，由综治办牵头，对社会矛盾实行司法调解、行政调解、人民调解、群众团体调解、行业协会调解、中介组织调解联调联动的工作机制，构建起大调解格局。他们本着“调解优先”的理念，用诉调对接、调访对接、人民调解与行政调解对接等8种形式，化解矛盾纠纷。
林甸县黎明乡原来是个“上访户大乡”。2007年，黎明乡是“小四轮子满当院，集体上访不问断，乡村干部团团转，正常工作没法办”。通过推行六调联动，他们设置了13个村级调解室，配备专兼职调访员28名，调访信息员397名。他们在全乡推行“一线工作法”——“情况在一线了解、问题在一线发现、措施在一线制定、困难在一线解决”。2009年，黎明乡实现了“三个零”：到市以上个体访为零、到县以上集体访为零、越级访为零。
大庆市政府决策层认为，当前的社会利益主体多元化。与之相对应，调解主体也应当多元化，应建立矛盾纠纷的多元解决机制。
目前，全市58个乡镇、29个街道全部成立综治维稳中心，党政群团齐抓共管、社会组织广泛动员全员参与，社会矛盾最终用社会力量化解。全市各行业、系统、场所都相继成立了调解机构，还配备了专职人员。萨尔图区曾利用汽车协会，化解了一些汽车配件销售中的矛盾纠纷；利用温州商会，解决了一些温州商人在经营中出现的问题。
去年全市法院的民商事一审案件调撤率达到75.3%，法院案件受理案件数首次出现负增长。大量案件在审判前就得以及时调处化解。
四、夯实基层重心下移，源头治理长治久安
2009年12月，大庆市在肇源县让胡路区开展群众工作站试点。两县区在行政村和社区共成立群众工作站228个，抽调617名干部进站开展工作。每个站设立2—3人的工作组，每月5日、15日、25日“逢5进站”，了解群众意愿，化解矛盾纠纷。
绝大部分社会矛盾发生在街道、社区等基层单位，而基层也是社会管理的薄弱环节。在让胡路区东湖第五社区，群众工作站联络员赵树坤告诉我们：“每个工作日，工作站干部必须入户走访老党员、老干部、信访户、贫困户、企业家，称为五必访。同时还得将接访、入户、排查隐患等情况记入工作日志。”
肇源县从县直部门科级、科级后备干部中选派了306个人，进入群众工作站。实践证明，群众工作站建在基层，效果很好，成为党的政策的“宣讲队”、矛盾纠纷的“扑火队”、为民服务的“先导队”。
大庆市公安局通过警务改革，把警力推到了一线，推动建立大防控格局。从2005年开始大庆市公安局通过整合机构，把大部分机关警力推向了基层，基层一线执法警力比改革前增加85.5%。2009年，在立案同比下降15.02%、八类案件同比下降14.9%的情况下，抓获刑事作案人员数增加2.8%，打击犯罪能力得到有效提升。
红岗区主动创新体制将社会管理重心下移，推行强街扩权改革，把数十个科级编制放到街道去，增强街道职能和综合实力。同时，将城管、劳动等6个部门11类136项权力下放到基层。在基层街道，他们创建了经济发展局、综合执法局、社会管理局和党政工作部“一部三局”的办公模式。
社会管理是篇大文章，探索创新没有止境。“过去，群众多数要的是吃饭、就业、上学、看病等基本温饱需求，现在群众更多的是要地位、要尊严、要公平、要正义。在这样的新形势下，我们抓社会管理创新，就是抓经济发展，就是抓社会和谐，就是抓民生改善。”大庆市委书记韩学键如是说。
第七节 苏州市借力民众管理“城中村”
2011年，全国公安机关社会管理创新工作座谈会在广东深圳召开，破解“城中村”管理难题，成为与会者热议的话题之一。“城中村”是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一种社会现象。“城中村”通常环境脏乱、人员混杂、治安混乱，是社会管理的薄弱环节。
2010年6月中旬，记者来到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城南街道红庄社区，这个曾号称“城中村”的红庄，常住人口3350人，暂住人口4.5万人。前些年因“乱”出名，人人避之；近年来因“治”宜居，想租房，一屋难求。这个昔日令多少人避之惟恐不及的混乱小区，如今旧貌换新颜，红庄是如何“转身”的呢？
一、部门联动，合力治理脏乱差
曾在2005年的年底，红庄社区一家小饭店，河南人小孙和他人发生口角被砍伤。当时，像这样因小事引发的血案在红庄屡见不鲜。
小商小贩、外来人员一时成了众矢之的。为此，社区专门组织了3个月的专项整治，城管、公安协调集中整治无证商贩。红庄社区居民当初的想法是，既然红庄乱的根源是人多人杂，将这些游商游贩赶离红庄，治安情况应该就能好转。3个多月的集中清理，基本扫除了乱设摊点造成的路面障碍，解决了出行难的问题，改善了治安环境。然而让红庄人没想到的是，虽然因游动商贩引发的纠纷减少了，但红庄的治安案件发生率却并没有大幅下降，社区治安转好的愿望依然没有实现。
经过一番深入调查摸底，红庄社区管理者认识到，红庄的乱，并非仅仅是人多人杂而已，类似这样的反复清理，往往是按下葫芦浮起瓢，治标不治本。随后，他们积极向街道党委政府建言献策，组建起了一支由政府牵头，以公安为主力军，由工商、城管、文化、卫生、劳动、综治等部门组成的一支执法前移的政府职能部门联合管理队伍。
联合执法队首先瞄准赌博游戏机、地下赌场进行严厉打击，收缴各类赌博游戏机1000余台，捣毁地下赌场十余处，抓获涉赌人员百余人。因赌引发的治安案件陡然下降。此后，联合执法队采取书面告知、宣传发动、重点、整治等手段，相继开展了“黑摩的”、“黑中介”、路面摊点等专项整治行动，共取缔各类无证营业场所百余家。
二、以房管人，分层管理出租屋
公安机关在办案中发现，红庄违法犯罪活动多，受害者的2/3是外来人员，加害者同样有2/3是外来人员。如何保护并管理好外来人员？社区民警想到了外来人员基本上都要租房，因此有了“以房管人”的理念。
“城中村”有个共性，就是出租房多，而很多房主只管收租，什么人来租，租去干什么，懒得去管，以至于部分出租屋成为一些违法犯罪活动的窝点。在红庄社区，有1228户居民，其中私房出租户908户，私房出租屋16580间。针对出租屋多、各类店铺多的现状，社区民警和辅助人员对私房出租户、暂住人口、沿街店铺信息进行逐一采集。在加强房主管理责任的同时，社区警务室对私房出租户实行分层次“三色”管理。按照租住人数、人员成分和治安隐患大小，他们把社区908户住宅分成红、黄、蓝三个等级，红色列为重点关注户、黄色列为一般关注户、蓝色列入放心户，并绘制成平面图，挂在警务室的墙上，使社区民警便于分层次管控。出租屋分级管理，使红庄社区违法犯罪率降幅连续3年保持在20%以上。
三、借力民众，社会力量参与管理
社会治安管理量大面广，单靠执法部门力量难以形成持久广泛效力。如果要从根本上改变红庄的面貌，还得下大力气投入人力、物力，可是作为治安主管机关的南区派出所已经派不出更多的警力。五六个警察管4万多外来人口如何管？这可让社区民警伤透了脑筋。
“当时有一个美籍华人回国想做义工，我就想义工能不能和我们的社区巡防结合在一起。”南区派出所所长谭秋华发现周边的几百家企业一共有500多名保安。这让谭秋华萌生了和辖区内企业联合组织“义工巡逻队”的念头。
执法部门的倡议得到了企业的积极响应。辖区360余家企业约500名厂企内部保安组织起来，成立了红庄社企义工巡防队，同时规定每名队员全年参加义工巡防时间不少于一周，每天不少于8小时。这样一来，每天都有6名以上社企义工队员在社区巡逻。
“为社区做点贡献，毕竟我们以前也当过兵，身手方面还是比较符合要求的，我们尽点自己的微薄之力。”巡逻保安杨小伍高兴地说。从2007年社企义工巡防队组建以来，社区治安秩序明显好转。
四、共享成果，以人为本增强归属感
“城中村”难管，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外来人员把自己当“过客”，缺乏共同建设家园的归属感、自觉性。而其根源，是他们享受不到“城里人”的待遇。
在红庄，社区工作人员常挂嘴边的是“居民”，一般没有“本地人”和“外地人”之称。红庄社区在教育宣传“同城待遇”理念的同时，从解决民生问题入手，增加外来人员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在这里就像在家一样。”在红庄开了一家发廊的安徽籍小伙刘明说，这里的本地人，很少把他当“外地人”看，同时自己的孩子就在对面的东湖小学上学，用不着交借读费。
每到春节、农忙季节时，外来人员一般都要回家，而一些贵重物品留在出租屋不放心，带在身上又怕路上不安全。针对这一情况，社区警务室专门购买了保险箱，开辟了储藏室，自2009年3月起实行了居民群众金银首饰、数码产品等贵重物品免费寄存制度，并制定完善了物品登记、保存、领取流程，解决了居民的后顾之忧。
第八节 广东建立维稳体制机制
——化解矛盾纠纷在基层
2009年10月27日，广东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省综治委副主任梁伟发，接受了包括中国平安网在内的中央17家媒体记者的集体采访，就广东省镇街综治信访维稳中心建设的有关情况介绍时说，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维护社会稳定是衡量是否真正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标准，是贯彻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关于保持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精神的具体体现，是做好抓基层打基础工作、夯实党的执政组织基础的重要举措。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当前90%以上的矛盾纠纷发生在镇街以下基层，解决问题的支点也应该在基层。为了把矛盾解决在基层广东省开展了全面推进的镇街综治信访维稳中心建设。镇街综治信访维稳中心建设，是指在全省镇街一级建立以综治办为牵头，以司法所为基础，实现综治办、信访办、司法所等部门集中办公，同时整合综治、信访、司法、公安、法庭、纪检、民政、城管、国土、劳动、文化、交通、安监、林业、社会事务、流动人口和出租屋服务管理等部门力量，统筹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三大调解资源，各职能部门既依法履职、各负其责，又密切配合、协调联动，形成统一受理调处群众信访及矛盾纠纷、开展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大综治大调解工作平台。
一、广东推进镇街综治信访维稳中心建设的特点
（1）是重在加强领导，切实提高组织协调能力。全省落实镇街党（工）委书记兼任综治委主任，党（工）委副书记兼任综治办和综治信访维稳中心主任，另选配一名素质好、业务精的专职副主任。
（2）是重在整合资源，切实形成大综治大调解新格局。实现综治办、信访办、司法所集中办公、统一运作。在一些地方，哪类问题突出的，其主管职能部门也进入中心办公。如珠三角地区的劳动保障所、山区的林业所或国土所等，其他部门采取联席办公会议方式协调联动、随时集中。
（3）是重在健全运行机制，切实提高“中心”运作管理水平。建立健全各项工作制度和联合工作机制，规范运作管理，加强监督管理。什么事情离开监督，就会产生懒惰、甚至腐败。
（4）是重在增强素质，切实提高中心工作人员能力水平。加强对“中心”工作人员“应知应会应懂”学习培训，使他们懂政策、懂法律、懂业务、会做群众工作。
（5）是重在解决问题，切实把矛盾纠纷和治安隐患化解在基层。通过“中心”平台形成工作合力，切实做好源头治理、落实前端防范，努力达到“六提高六减少”目标。
“五个重在”的落实，形成了四个特点：一是体制创新、整合资源，产生了1+1＞2的效果。二是盘活存量，增强活力，降低成本，提高效率。三是重点下移、责任落实。目前不少镇街“中心”正积极向村居（社区）和规模企业延伸工作网络。四是同心协力，减少扯皮。以前各部门人手少，部门分工细，也容易扯皮，想干事也干不成事。现在力量整合起来，规定程序、规定责任、规定期限，集中办公、统一处理问题，发挥了任何单一部门无法胜任的作用。
二、推进镇街综治信访维稳中心建设的难点
1.是统一思想，提高认识
省委领导高度重视，但最重要的是各级党委政府一把手的重视，切实拿出“第一责任人”的劲头，把中心建设作为紧跟中央、服从全局的固本工程，作为维护社会长治久安、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的民生工程，作为促进各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护航工程，作为履行综治委主任重要职责的“一把手”工程，拿出切实可行的招数，千方百计解决存在问题，创造条件建设好综治中心。
2.是运作磨合，协调联动
综治信访维稳中心的核心是综合，困难也是磨合。综治信访维稳中心建设是个新生事物，其核心是综合，困难是磨合，要坚持不懈地抓好磨合。几个部门集中在一个平台干事，一套人马，多块牌子，怎么样有效磨合？广东省的做法是，一是增强大局观念。“中心”各职能部门和工作人员要进一步树立大局观、服务观、协同观，增强事业心、责任心和合作心，共同履职尽责、齐心协力打造好中心平台。二是选好配强领导班子，高配专职副主任。三是强化“中心”权威。赋予“中心”的工作任务分流指派权、工作人员指挥调度权、工作进展检查督办权、工作责任倒查问责权、干部绩效考核奖惩和一票否决建议权。四是规范工作流程。中心统一执行“扇形”调处工作流程，真正做到“一个窗口服务群众、一个平台受理反馈、一个流程调解到底、一个机制监督落实”。五是规范台账簿册。各镇街“中心”统一使用省综治办制定的五个基本台帐簿册，对每一纠纷调处、每道工作程序如实录入，反馈及时准确，存档一案一卷，并逐步实施信息化操作，在此基础上建立信息管理平台，最终实现全省综治信访维稳工作“一网通”。六是完善内部管理监督。建立健全“中心”职责，明确各部门具体分工，健全联席会议制度，制定首接制、督办制、问责制等制度，结合每年度综治考核，建立对成员单位和下属工作站的年终考评通报制度；建立健全工作人员业绩量化考核和奖惩制度，工作绩效与干部收入、评先授奖和晋升提拔直接挂钩。
3.是贵在坚持，常态长效
社会是发展的，矛盾一定会不断涌现。只有不断改革创新、完善机制、提高素质、增强效能，不断解决好“中心”碰到的新问题、新情况，才能不断彰显中心的作用，使之在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维护基层社会稳定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也才能让群众知道来中心、方便来中心、愿意来中心。
各地围绕“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大局，把加强镇街综治信访维稳中心建设和基层“强综治、创平安、促发展”主题活动紧密结合起来，坚持边建设边运作边出成效，注重解决实际问题，确保社会和谐稳定，促进当地经济社会协调稳步发展。
三、镇街综治信访维稳中心建设的效能作用
1.是整合资源、创新体制，产生了1+1＞2的效能。
过去各镇街综治办、司法所一般只有1～2人，信访办只有1人甚至只是镇街党政办1名干部兼任。现在整合起来就少则有5、6人，多则有十几个人集中办公、统一处理问题，发挥了任何单一部门无法胜任的作用。
2.是规范运作，“一竿子插到底”，大大增强了矛盾纠纷调处效能。
一个窗口统一受理，办事高效，公正公开，深受群众欢迎。据初步统计，广东省已建“中心”受理各类矛盾纠纷130275宗，已调处115275宗，成功调处率达88%。群体性事件起数和人数分别下降9.8%和24.8%，很多地市群体性事件实现零发生。而在此之前广东省民事案件递增速度年均10%，而建立镇街综治信访维稳中心后已出现下降势头，说明基层调解的能力加强后，进行法律诉讼的民事纠纷案件相应减少。
3.是依托中心平台、延伸工作网络，既认真解决上访问题，又坚持下访解决问题，上下结合，相得益彰。
4.是因地制宜、探索创新，不断注入活动主题，激发了中心活力。
像广州市依托“中心”，强化“人、屋、车、场、网”综合管理，组织村居社区建立乡规民约、开展无发案竞赛活动，重奖平安无事村居社区；深圳市龙岗区建立社会“大综管”格局，南山区实现“一格三员”组织运作机制，推行社区网格化、精细化、信息化管理；佛山市南海区推行两级考核、“三色预警”综治维稳责任制，每月兑现奖惩；肇庆市封开县、湛江徐闻县建立健全县镇两级人大监督、检查、考评、问责、奖惩激励等机制，这些创新做法凸现了“中心”作用，有效支撑了“六联”工作开展。
5.是为群众化解矛盾、解疑释惑、排忧解难。成为党委政府联系群众、方便群众、服务群众的桥梁纽带，成为提高基层群众法制水平、凝聚群防群治力量的重要阵地。
6.是发挥强综治、创平安、促发展作用，镇街党委政府有了履行发展第一要务、落实维稳第一责任坚实的工作平台。
由于“中心”集中受理了辖区群众的各种矛盾纠纷和信访诉求，辖区社会和谐稳定，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就可以从一些矛盾中解脱出来，投入更多的精力去抓经济社会发展，改善民生福祉。
第九节 合肥社会管理创新：“把社会建设像经济建设一样去抓”
2010年，中央政法委、中央综治委经过严格筛选，最终确定包括合肥市在内的35个近年来在社会管理创新方面不断探索并取得突出成绩的城市，率先开展社会管理创新综合试点。合肥也是全国7个试点省会城市之一。
2010年11月27日，合肥市召开全国社会管理创新综合试点城市动员大会。正如中央综治委副主任、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中央综治办主任陈冀平在会上所说，“确定全国社会管理创新综合试点城市的条件很高，合肥成为试点城市本身就是对合肥社会管理创新工作的充分肯定，同时更是一种激励”。以此为契机和起点，合肥又进一步全面部署，精心运作，力争按照“创造经验、作出表率”的要求，争当创新社会管理的排头兵，推动合肥社会管理创新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促进合肥建设成为区域特大城市的目标顺利实现。
一、实施风险评估制度推进社会管理创新
近年来，合肥市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经济发展与社会建设两手抓、两手硬，实现了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截至2010年底，全国省会城市中，合肥地区生产总值增速连续4年位居第1位，规模从2005年的第18位升至第15位。合肥市连续4届16年荣获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优秀城市，2005年荣膺首届“长安杯”，2009年再次确认为“长安杯”，向全国介绍了城市建设中维护稳定工作的经验。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2010年中国城市竞争力蓝皮书》，在全国294个地级以上城市中，合肥综合竞争力居22位，其中“社会公平”名列第一，被列入未来10年全国24个最具潜力城市之一。
合肥在工业化、城市化快速推进中，大力度改革、超常规发展、快速度建设，实现了不稳定隐患不升反降、非正常上访不升反降、群体性事件不升反降，实现了可控的、持续的、动态的稳定。这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合肥始终把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作为科学发展的重要内容，加快发展的前置条件，和谐发展的有效抓手；始终把风险评估作为党政领导的第一责任，重大事项的第一关口，维稳工作的第一要事来抓紧抓实；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风险评估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如在被原建设部称为“合肥模式”的“大拆违”中，合肥本着以人为本、依靠群众、依法办事、公开透明的原则，拆除违法建设1380万平方米，实现了“零补偿、零冲突、零事故”；在城市征地拆迁中，合肥创新推出“两级认照、三榜公示”制度，做到阳光拆迁、阳光安置、阳光补偿，将不稳定风险降至最低限度。
2009年，合肥市出台实施《合肥市重大事项社会风险评估暂行办法》，风险评估工作不断在发展中创新、在实践中探索、在推进中完善。
加强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建设，必须要抓住关键环节，做到规范运行。在评估范围上，合肥将范围扩展到自然灾害、重大疫情、群体性事件、公共安全事件、生产安全事件、防恐反恐等方面，做到应评尽评。在评估主体上，合肥突出企业改制、征地拆迁、涉农利益、教育医疗、环境保护、安全生产、食品药品安全等容易引发社会矛盾的重点领域，要求相关部门年底前制定具体操作办法。在评估程序上，合肥不仅注重机制内评估，还强调社情民意、网络舆情、社会评价等因素的加入，强调立法、司法、政策制定部门和有关专家学者的加入，切实保障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确保依法按政策办事。在评估结果的运用上，合肥准备在政策法规层面上出台一些硬性要求，并制定实施细则，将风险评估纳入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政绩考核。
风险评估的实施，旨在从源头上预防、减少和消除影响社会稳定的隐患，由于存在历史、政策体系、社会利益协调机制不健全、评估能力和水平等原因，并不能彻底杜绝不稳定因素和信访稳定问题的产生。其中有些问题还非常棘手，如涉军群体、老民师等老问题，非法集资、物业纠纷、劳资纠纷等新问题，还有物价、环保、生产安全、自然灾害、重大突发性事件等应急问题。为此，合肥要求在风险评估工作中，一是将风险预测常态化。关口前移，重心下移，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建立健全社情民意调查机制，完善党政领导定期接访、重点约访、带案下访制度，畅通社情民意反映渠道，定期搜集、分析、研究、办理社情民意特别是网上舆情。二是将风险评估大众化。完善公开听证、专家论证会等制度，建立社会调查、社会评价等机制，采取媒体公示、公众表决等办法，确保出台重大社会决策或实施重大工程项目前，充分听取各方意见。三是将风险化解定期化。建立党委常委会、政府常务会定期分析调度稳定工作机制，加大对重大不稳定问题的调度化解力度。凡决定实施的重大决策、项目和事项，都要制定风险化解方案，定期排查、定期研判、定期化解。四是将风险处置制度化。建立完善统一的应对社会稳定风险应急联合指挥机制。对群体性事件，严格按照《合肥市处置群体性事件现场指挥暂行规定》，做到第一时间处置、对话协商处置、依法依政策处置。同时加强群体性事件应急处置力量建设，以特警队伍建设为重点，建立由维稳、公安、信访、谈判专家及相关部门参加的应急处置联合力量。
二、项目化促进社会管理创新
社会管理创新要借鉴学习先进经验，更要勇于创新，形成自己的特色。把社会建设像经济建设一样去抓，以项目化的方法来推进社会管理创新，是合肥的一个重要特色。为此，合肥市在项目分解上想点子，根据“实施方案”，把社会管理创新工作任务逐一分解，明确责任领导、牵头单位、责任单位、项目内容、项目保障、项目要求，并做到牵头领导原则上是一名，牵头单位必须是一个。同时细化项目，对“项目书”上指定的23个项目，各牵头单位必须对项目进行细化、实化，拟出详细的项目书报市领导小组，然后与市发改委进行对接。
而在项目推进上，合肥主要抓四个环节：一是开展项目论证。牵头部门负责前期调研，拿出项目方案。牵头领导组织相关责任单位、专家学者、两代表一委员、市民代表对项目方案进行论证，特别是对一些综合性、基础性、创新性项目，必须要过论证这一关。如社区服务管理项目座谈论证了6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项目征集论证了3次，风险评估项目调研论证4次。二是细化项目分工。在论证的基础上，统一制定了牵头单位的项目方案，设定了项目内容、责任单位、项目要求、配套措施、项目保障5项内容，要求必须要有时间表和路径图，必须要主体明确、责任明确、目标明确。如社区服务管理项目共有6个配套文件，包括市民政局的总体方案和网格化建设意见，市委组织部的社区人才队伍建设意见，市经信委的信息化建设意见，市房产局的物业小区建设意见，合肥报业集团数字化便民服务亭建设意见。三是做好项目对接。与规划对接，不仅将社会管理创新纳入十二五发展规划，对需用地、用房的项目通过发改委将其列入年度项目规划；与财政对接，将项目经费纳入财政预算；与考评对接，将项目内容纳入综治考评、政绩考核。四是推进项目实施。分县区和牵头部门两块，办公室根据项目推进方案制定项目督查考评，做到随时掌握、及时跟进、适时督查、定时验收。除了强化项目化推进方法外，合肥还以强化大信息的方法，充分运用最新信息化科技成果和手段，以社区信息化建设为基础，整合公安、民政、司法、人社以及商业服务等信息资源，搭建信息资源共建共享的综合平台，尽快形成全面覆盖、动态跟踪、联通共享、功能齐全的社会服务管理综合信息系统。
三、社会管理突出以人为本
社会管理创新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合肥市在服务群众中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通过实施好民生工程来提升社会管理。“十一五”期间，合肥投入民生工程建设资金90多亿元，受益城乡居民500余万人次；同时建设好城市社区和服务好流动人口，对流动人口实行“1+X”服务，在医疗、教育、社保等方面给予同城化待遇和服务，使他们有归属感。
抓发展，做好民生保障工作。从2007年的12项民生工程到2010年的33项民生工程，从2007年的6亿元，到2010年的24亿元，短短四年间，合肥市各级财政民生投入达到近90亿元，其中直接发放到人的资金就达到了近50亿元。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各类政务活动费用一压再压能省则省，新增财力近一半投入民生工程建设。通过实施民生工程，合肥市初步实现了“四个全覆盖”——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城乡全覆盖、医疗保险和合作医疗制度城乡全覆盖、困难群众医疗救助城乡全覆盖、义务教育经费保障城乡全覆盖。民生政策惠及面从2007年的300万人次大步跃升至2010年的450万人次。
抓基础，做好社区服务管理工作。合肥市通过“网格化、信息化、组织化、服务化”“四化”建设，让市民的难心事、烦心事、忧心事在家门口就能够得到很好的解决，让“一刻钟生活圈”成为大多市民的生活常态，学在家门口、购在家门口、乐在家门口。
抓服务，做好流动人口及特殊人群的服务管理工作。通过更好的服务，让流动人口在就学、就业、创业、参保等方面享受市民化待遇，让他们真正把合肥当作自己的家，有归属感。通过更多的服务，让刑释解教人员、重点青少年群体、精神病患者等特殊群体享受到社会的关爱和帮扶，让社会多一些和谐，多一些温暖。
抓管理，做好平安合肥创建工作。通过重点地区排查整治、社会治安辅助力量建设等工作，对违法犯罪时时保持高压打击的态势，让老百姓生活得安心、安全，让“长安”成为合肥的品牌。
四、两年内打造社会服务管理新格局
2011年实施“十二五”规划开局之年，也是合肥市社会管理创新综合试点市建设开局之年。做好社会管理创新试点工作，不仅是贯彻中央和省委的要求，更是把合肥加快建设成区域性特大城市，促进合肥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的内在要求。
基于此，合肥对试点建设进行了周密部署，并提出，从2011年起，合肥市将用两年时间，针对社会管理中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突出问题、薄弱环节和工作盲区，创新社会服务管理理念、政策体系、体制机制和手段方法，努力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服务管理格局，形成具有时代特征、省会特点、合肥特色的社会服务管理新体系，营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协调发展的经济环境、安居乐业的生活环境、公平正义的法治环境，努力把合肥建设成为全国最稳定的省会城市之一，在全国率先形成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社会管理体系。
具体而言，合肥将以强化组织领导为前提，以项目推进为核心，以宣传发动为手段，以落实责任为关键，以为合肥区域性特大城市建设创造良好社会环境为要求，强化理念创新，强化重点突破，强化进度要求，强化保障措施，深入推进社会管理创新各项工作纵深开展。
认识上进一步提高。进一步提高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经济建设和社会建设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自觉性，真正把社会管理工作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而不是说起来重要，抓起来就放一放、让一让；进一步提高各级各部门协同配合的主动性，而不是政法部门牵头的事与我无关；进一步提高试点地区和牵头部门实践工作的创新性，善于创新，勇于尝试，敢于破题，而不是谈到工作要条件，遇到问题交上面；进一步提高全社会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积极性，依靠和发动各类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人民团体和广大群众来共建共享。
下一步，合肥市将定期召开社会管理创新领导小组工作会议，传达精神，提高认识，分析形势，部署工作；市委常委会、市政府常务会定期研究社会管理创新工作，特别是具体项目中的政策法规、财力保障等问题；下半年，召开全市社区建设工作会议、全市社会矛盾化解工作会议、特殊人群管理工作会议。
内容上进一步拓展。在集中力量抓好23个项目的同时，合肥市将按照中央有关项目建设意见和要求，进一步丰富和拓展社会管理创新工作内容，如在社会管理制度建设、社会诚信制度建设、基层社会管理服务、社会心理服务工作等方面。
进度上进一步加快。合肥将列出“时间表”，对23个项目进行分类，确保各个项目2011年8月份开始实施。列出“推进表”。进入实施阶段，分政策法规类、工程实施类、工作开展类等，由责任地区和部门分别列出推进计划，尽快落地。列出“跟进表”，办公室定期跟进掌握，通过工作简报、进展通报、新闻公报等，跟踪推进。列出“督查表”，下半年由市领导小组拿出督查考评细则，到期进行考评验收，对考评结果根据有关规定进行奖惩兑现。
特色上进一步培育。作为试点市，作为中部地区省会城市，合肥将在特色上重点培育。在城市管理“和谐拆迁”上力求特色，进一步完善体制机制、加强制度建设、规范运作程序、创新工作载体，力争在“和谐拆迁”工作理念、工作制度、工作路径等方面，理论上出经验、实践上出效果。在社区服务管理上力求特色，以“网格化、组织化、信息化、服务化”建设为抓手，今年年底实现城区网格化管理全覆盖；在社区管理体制改革上力求突破；到2012年实现100%城市社区和30%农村社区信息化，在区、市建立信息综合平台；到2012年初步建立城乡社区服务体系，形成较好完善的市民“十五分钟生活圈”。在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上力求特色，将风险预测常态化，建立健全社情民意调查机制，完善党政领导定期接访、重点约访、带案下访制度；将风险评估大众化，完善公开听证、专家论证会等制度，建立社会调查、社会评价等机制；将风险化解定期化，建立党委政府定期分析调度稳定工作机制，对风险评估项目定期排查、定期研判、定期化解；将风险处置制度化，建立完善统一的应对社会稳定风险应急联合指挥机制。此外，在综治工作中心建设、治安辅助力量建设、特殊人群服务管理等方面力求出特色、出经验。
机制上进一步完善。构建社会管理格局，必须要不断完善社会管理机制。完善工作运行机制，强化市社会管理创新领导小组办公室建设，完善工作网络、规范工作制度、强化协调组织。完善工作创新机制，在社会矛盾化解组织体系和工作保障体系、群众权益保障机制、信访处理机制、基层服务和管理体系、应急处置机制等方面加大创新力度。完善工作保障机制，在政策法规、规划建设、财力投入、人才队伍、考评激励等方面加大保障力度。
宣传上进一步加强。加大理论宣传力度，筹备召开社会管理创新高层论坛，举办社会管理创新理论培训班。加大新闻宣传力度，8月份开始，分别开展县区委书记访谈录、牵头部门领导谈创新、社会管理创新工作亮点展示、工作成果巡礼等主题系列报道，在“人大视点”、“政协论坛”、“庐州人家”等栏目举办专题论坛。加大对外宣传力度，组织中央、香港驻皖、省市媒体开展集中采访活动。加大网络宣传力度，邀请市领导作客人民网安徽视窗、新华网安徽频道等网站视频访谈。加大社会宣传力度，邀请中央有关部委领导和专家学者，举办一期“庐州讲坛”。
第十节 酒泉市创新社会管理的实践探索
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不仅是各级党委、政府落实维护社会稳定第一责任的必然要求，而且也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维护国家长治久安，保障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蓬勃发展的重要战略任务。近年来，酒泉市各级党委、政府立足酒泉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顺应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进程的发展要求，迎接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等新情况的挑战，以建设富裕文明和谐幸福酒泉为目标，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己任，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为实现跨越式发展，守好甘肃西大门做出了积极贡献。
一、创新理念打基础
在全市每年召开的经济工作、组织工作、思想建设、农村工作、政法工作和工业强市等重要会议上做出全面部署，把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工作贯穿于市委、政府各项重点工作全过程，层层签订责任书。在党委中心组学习、市委常委会议、政府常务会议集体学习，四大班子主要领导亲自撰文研讨社会管理创新工作。在全市第三次党代会报告中用较大篇幅阐述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目标任务、途径措施，把社会管理水平明显提升作为全市今后五年“五翻番”、“五提升”奋斗目标和重要考量标准，写入全市党政工作重要任务，并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予以全面诠释和具体分解。明确要求各级党委、政府顺应社会管理新形势、新特点，积极推进社会管理理念、体制、机制和方法创新，努力做到在促进发展中关注民生，在深化发展中维系民安，在统筹协调中实现民安，在维护稳定中促进民和。县（市、区）党委、政府及各级基层党政组织通过多种渠道，把市委决策贯穿落实到各项部署和安排之中。各级党委政法委召开专门会议、组织社会管理创新业务培训、举办社会管理创新论坛、赴兄弟省、市观摩学习，把理念创新作为首要任务，全面提升全市政法干警、综治维稳、反邪教干部、基层党政骨干认识、理解、掌握、运用社会管理新知识的能力和水平。同时，抓住政法系统开展的“发扬传统、坚定信念、公正执法”主题教育实践活动、纪念中央两个《决定》和省上《条例》、综治宣传月、纪念建党90周年系列活动和综治集中宣传等有利时机，强化群众性的宣传教育实效，为社会管理创新工作大造声势，营造良好的社会舆论氛围。今年，市、县、乡三级共举办社会管理创新培训班96期，培训骨干3.5万人，征集社会管理创新论文256篇，汇编论文集2册。
二、创新机制抓保证
以提高党委引领社会、组织社会、管理社会、服务社会能力为抓手，构建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社会管理的新机制。各级认真贯彻上级文件和指示精神，及时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更名为“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委员会”，充实加强了综治委领导机构，市委副书记、市长康军同志亲自担任市综治委主任。市委、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协13位地市级领导干部分别担任八个具体工作小组组长、副组长事务。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石建明同志兼任综治办主任。市委常委会议作出决议，加强和创新酒泉社会管理工作，尽快完善和建立综治工作新的领导机制，并督促县、乡抓好更名和新机构建设。
以着力解决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突出问题为抓手，构建以人为本，服务为先，方便群众，体现公平正义，注重平安和谐的社会管理长效机制。致力于加强和完善六项机制：一是以反恐处突情报研判处置机制为核心的对敌斗争长效工作机制，从根本上解决长治久安问题。二是以重大事项风险评估机制为核心的维护社会稳定长效工作机制，从根本上解决源头性问题。三是以“天眼工程”、“百卡工程”为核心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长效机制，形成网格化治安防范管理新格局，从根本上解决打防失衡等问题。四是以矛盾纠纷和治安突出问题“两排查”机制为核心的社会治安重点整治工作机制，打防结合，预防为主，从根本上解决治安隐患和社会管理漏洞问题。五是以现代科技信息手段充分利用为核心的舆情监测和分析长效机制，提升对舆论工作引导能力，从根本上解决“社会炒作”无序等问题。六是以平安和谐酒泉建设为载体的社会公共安全防治工作长效机制，提高对安全生产、交通运输、食品药品监督和地质灾害的预防和治理的实效，从根本上解决人民群众对社会治安的实际需求问题。
全市在“天眼工程”、“百卡工程”等项重点建设中，投入2100多万元，建成各类视频监控点10899个，整合接入视频管理各类平台2148路，其中城乡公共部位1228路。完成省、市、县际道路智能卡口点46个建设任务。下一步酒泉市政府将再投资1472万元，完成26个卡口，1450个视频监控点建设任务。
三、创新模式求探索
酒泉市各级党委、政府在创新社会管理实践过程中，变思路、变方法，形成了和现行社会管理发展同频共振的基本模式，走出了一条具有酒泉特色的社会管理发展新路子。
——全市推广的敦煌市农村治安看护有偿承包、玉门市村设“农村专职综治员”等农村治安防控模式结出丰硕成果。全市近三年来农村发案上升势头得到根本遏制，始终在低位运行。
——全市推广的肃州区出租房屋旅店式星级化管理、敦煌市旅店业前台信息自动比对系统建设、玉门市村设专管员、阿克塞县流动暂住人口“一体化”管理。建设、国土（矿管）系统“以业管理”等实有人口管理工作模式见得明显成效。全市旅馆业信息、暂住人口、出租房屋信息、建筑、矿山、工商业等五大行业用工人员信息录入比对规范化，综治、公安、人口和计生委三位一体管理体系日趋完善。2011年全市近300万旅游人口、30万暂住人口、15万五大行业用工人员，1万间出租房屋实现“以业管人”、“以证管人”目标，没有出现在省、市有影响的重大治安问题。
——全市推广的肃州区“54331工程”。即健全五大组织（基层综治组织、社会服务管理组织、两新组织、网络监管组织、文化市场监管组织）、构建四大体系（构建思想道德建设体系、法制宣传教育体系、社会矛盾化解体系、维护公平正义体系）、创新三大模式（创新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组织模式、创新流动人口分类管理模式、创新流动人口优质服务模式）、打造三大网络（打造群防群治网络、打造技防监管网络、打造公共安全网络）、完善十大系统（完善常住人口、流动人口、刑释解教人员、社区矫正人员、精神病人、吸毒人员、邪教人员、青少年教育管理、重点信访人员及矛盾纠纷化解十大信息系统建设），社会管理创新模式全面铺开，为全市社会管理工作水平整体提高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全市推广的玉门市刑释解教工作新模式得到全市响应。全市现场会的召开推进了全市刑释解教、社区矫正、人民调解诉前确认及“三调联动”工作再上台阶。
创新为酒泉政法综治工作提供了不竭动力，也为全市政法综治工作赢得了良好声誉。全市政法综治工作多次受到甘肃省委、省政府的表彰，先后被命名为全省社会治安良好地区、全省社会治安优秀地区称号。
社会管理创新是政法综治工作全新的挑战和良好的发展机遇，在省、市委的正确领导和坚强有力的保证下，酒泉社会管理工作水平一定会有一个新的提高和新的突破。各级政法综治战线的全体干警创新探索的步伐也永远不会停歇……
第十一节 如东：推行“责任关怀”，激活社会管理细胞
如东是一个化工大县，对于化工安全和环保风险，党委政府如履薄冰，周边群众提心吊胆，社会管理面临空前考验。如东县委、县政府大力开展“责任关怀”活动，促进社会管理创新，反响良好、亮点频现。国内农药工业行业知名专家以及拜耳公司、杜邦农化、泰禾集团等八大跨国公司齐聚如东，交流、分享“责任关怀”的成功和进步，如东沿海经济开发区近70家企业作出“责任关怀”承诺，全省首例化工园区“责任关怀”活动正式启动。
一、理念“倒逼”管理创新
如东沿海经济开发区，一个占地面积26平方公里的化工集聚区，每天的危化品运输量达数千吨。面对“谈化色变”的成见，着力强化园区企业“责任关怀”理念，引领企业在创造财富的同时，主动参与社会管理创新，自觉履行和谐发展责任，全国农药工业行业“责任关怀”十佳企业，这里就占了两家。
严格“准入”。“决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的发展，决不在接受产业转移中接纳污染的转移”，对污染严重、且难以治理的项目坚决拒之门外。仅今年以来，如东沿海经济开发区就婉拒亿元以上项目22个，均因环保或安全“一票否决”，从源头上杜绝了环境污染等社会问题。
忍痛“断臂”。兴盛化工原是一家主要生产染料中间体的企业，每年销售近6000万元。由于污染严重，公司决定转上高档工业涂料树脂项目，7月份投产，今年销售有望突破4000万元。在如东沿海经济开发区，这样的例子并不少见，目前已有近10家企业或成功转产，或强制关闭。
科学“减排”。“九九久科技”投入300多万推行AOI+SBR工艺，利用生产系统余热蒸发废水中的盐，年节约标煤600吨，增加效益800多万；“沃兰化工”新上雨污分流及废水处理系统，废水实现零排放；“新农化工”已完成投资100多万，对可能产生废气的生产、储存系统进行全覆盖……
二、载体“支撑”管理创新
围绕着“和谐发展”的总体目标，如东着力打造务实的“责任关怀”载体，每一个“责任关怀”载体的建设，都是该县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的一次有效提升。
“智能园区”构建特色载体。以沿海经济开发区为主体，在苏中地区率先建成集环保、安全、社会治安为一体的数字化视频监控系统，并整合现有各种安全报警信息、设施和应急力量等资源，新建全省首家“维稳与应急救援指挥中心”，并通过与110、119、120联动，有效提升了维稳与应急救援指挥能力。
“就业服务”打造爱心载体。在“责任关怀”中，区内企业不满足于低层次的捐款捐物，而是加大就业帮扶力度，为周边群众创造近万个就业岗位，并建立外来人口服务中心，提供“求职零门槛、培训零费用、创业零障碍”等服务，增强了归属感，促进了社会和谐。
“公用配套”夯实基础载体。近年来，如东沿海经济开发区累计投入13亿元，相继建成集中式污水处理厂、危险废物焚烧场、集中供热站等公共配套设施。其中，尾水排海在线监测系统全省领先。最近，园区又投资3亿多元，开工建设3.2万多平方米的“四海家园职工生活区”。结合新农村建设，对附近居民实施整体搬迁……昔日盐碱荒滩，如今已是初具规模的现代新城。
三、机制助推管理创新
实施“责任关怀”，需要良好的机制推动。这不是一句泛泛的议论，而是如东实施“责任关怀”的经验总结。该县在严格执行环评安评、科技合作、精细化管理等制度的同时，探索建立“镇区共建”机制。如东沿海经济开发区与洋口镇联手强化责任关怀，搭造区镇联动、互惠共赢的社会责任共建平台，特别是区、镇共建社会责任关怀基金，用于妥善化解周边社会矛盾和解决相关问题。社会责任关怀基金由区、镇按照既定的筹集方案筹措，由镇按照共同商定的方案予以分配，专款专用，不作截留和挪用。这一机制，有力拉动了整个小洋口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
第十二节 泰安六大工程
山东省泰安市作为全国35个社会管理创新综合试点城市之一，市委、市政府把试点工作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围绕“建设经济文化强市、打造国际旅游名城”的目标，在确立8项重点创新工作的基础上，精心组织实施“六大工程”，有效提升了社会管理服务水平。
一是加快“平安协会”建设，大力实施公众参与的“平安工程”。平安协会是辖区内单位和个人自愿加入、依法登记注册的非营利性社团组织，在参与社会管理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主力军作用。2008年起，泰安市在认真总结新泰市成功经验的基础上，整合社会资源，依托社会力量，在市、县（市、区）、乡（镇、街道）三级和行业组织中广泛建立起“平安协会”。工作中，精心指导协会加强政治建设、队伍建设和业务建设，使其真正做到章程合法化、机制科学化、管理制度化、运作规范化。三年来，通过不断总结实践，创新机制，“平安协会”从起初专搞治安巡逻，后发展到调解矛盾纠纷、宣传法律知识，直至如今积极参与社会管理，协助处置群体性事件等，初步形成了政府调控机制与社会协调机制互联、政府行政功能与社会自治功能互补、政府管理力量与社会组织力量互动的新格局。目前，全市6个县市区、87个街道（乡镇）发展各类平安协会168个，平安分会2079个，会员12万人。2010年以来，泰安市各级“平安协会”化解各类社会矛盾7600多起，防止民转刑案件128起，有效预防群体性事件苗头32起。泰安市卫生平安协会完成调解的43起医患纠纷中，索赔金额由320万元调解为合理赔偿72万元，减少248万元，占索赔额度的78%，而在72万元的赔偿中，有近40万元是平安协会通过艰苦细致的工作，依理依据为困难患者争取到的，实现了医患双方满意的工作目标。
二是加大社会矛盾化解力度，大力实施协商协调的“和谐工程”。建立健全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坚持把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作为社会矛盾化解工作的首要环节和第一道防线，制定了科学完善的风险评估制度，对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项目和重大政策，在决策前进行经济效益和社会稳定风险“双评估”，凡是不能使绝大多数群众受益的事情不做，凡是不能得到绝大多数群众支持的政策不出台，凡是未经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项目不审批，凡是经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后社会矛盾没有得到化解的不实施，有效防止了在决策、审批等前端环节因工作不当引发新的社会矛盾。建立健全社会矛盾预警机制。坚持日常排查、定期排查、专项排查和重要敏感时期集中排查相结合，对一些多年积压未能及时化解的矛盾纠纷和信访积案，建立台帐，落实责任，因案施策，限期化解，确保重大矛盾纠纷、事件的预警率达到100%。建立健全非诉调解司法确认机制。坚持将调解作为解决发展中各类社会矛盾的主渠道，建立完善市、县（市、区）、乡（镇、街道）、村（居）四级人民调解工作平台，规范矛盾纠纷化解流程，形成从统一受理、分流交办、挂牌督办、化解销案的一条龙办理机制。积极创新调解工作机制，推广建立非诉调解司法确认制度，实现了人民调解、行政调解、行业调解等非诉调解与诉讼调解的良性互动和有效衔接，引导群众把调解作为解决矛盾纠纷的首选方法，努力使大量的矛盾纠纷解决在基层、解决在萌芽状态。
三是加强重点人群服务管理，大力实施服务为先的“关爱工程”。重点人群服务管理是社会管理中的一个难点问题。在这方面，泰安市牢固树立“服务为先”理念，坚持管理与服务相结合，多措并举，分类施策，积极探索重点人群服务管理新举措，形成社会管理长效工作机制。搭建多元平台，不断探索青少年群体教育帮助工作的新路子。我市是团中央确定的五类重点青少年教育帮助和预防犯罪工作唯一全面试点城市，经过积极探索，精心搭建五个平台，让政府部门和社会组织协同共进，琴瑟和鸣，营造了一个全社会共同关心帮助青少年健康成长的良好氛围。对闲散青少年，搭建“培训就业平台”；对流浪儿童，搭建“保护关怀平台”；对农村留守儿童，搭建“爱心温暖平台”；对服刑在教人员未成年子女，搭建“帮扶成长平台”；对有不良行为或严重不良行为的青少年，搭建“矫治救助平台”。建立了240多个青少年学习教育“阳光课堂”，累计开课737场次；举办各类培训班25期，对1620名闲散青少年进行了劳动技能培训。通过青春创业基地、小额贷款等载体和手段，积极为青少年就业创业提供方便，累计帮助470名闲散青少年实现就业和创业。4月19日，团中央第一书记陆昊同志在泰安市召开的全国座谈会上，对泰安市五类重点青少年教育帮助和预防犯罪工作给予高度评价。加强对刑释解教人员的服务管理。重点建立完善了信息联通、人员衔接、过度安置、社会保障、接茬帮教、考核奖惩六项工作机制，最大限度地预防和减少重新违法犯罪。加强对肇事肇祸精神病人的服务管理。依托市精神病医院建立起“安康医院”，对易肇事肇祸精神病人进行专门治疗，做到应收尽收。加强对流动人口的服务管理。重点完善了市、县（市、区）、乡（镇、街道）、村（居）四级出租房屋和流动人口服务管理体制，探索实施以居住证制度为核心内容的流动人口服务管理机制，依法保障流动人口的合法权益。
四是密织治安防控网络，大力实施全方位覆盖的“天网工程”。以人防、物防、技防、心防“四防”建设为总抓手，完善重点地区排查整治工作机制，加强对特种行业的管理，全面提升社会治安管理水平。全面强化“四防”体系建设。以社会化、网络化、信息化为重点，着力构建信息化引领、点线面结合、网上网下结合、人防物防技防心防结合、专门力量与群防群治结合的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形成防范严密、控制有力、全面覆盖的社会治安防控网。全市80%以上村（居）技防与当地公安机关的信息平台联网，实现了“村村通”。城区中小学校、公办幼儿园，乡镇中心中小学、幼儿园，规模较大的民办幼儿园全部安装侵入报警系统；金融、商业网点、“三电一水”等关系国计民生的重点要害部位，侵入报警系统覆盖面达到80%以上。完善社会治安重点地区排查整治机制。按照“什么问题突出就整治什么问题，哪里问题突出就整治哪里”的原则，采取滚动排查、重点整治、专项整治和综合整治相结合的方法，先后在火车站周边、学校周边、铁路周边等重点区域开展了集中排查整治，有效净化和优化了社会治安环境。加强对特种行业的管理。特种行业是当前社会管理的一个薄弱环节，部分行业成为影响市容甚至藏污纳垢的场所，管理难度较大。对此，泰安市探索并成功实践了“四有一管一监督”的管理模式，即：有一个自治的组织（指导成立特种行业平安协会）、有一个自我约束的《章程》、有一系列参与公共事业的活动、有一套成熟的自我管理经验；加大工商行政部门的管理力度；加大公安机关的监督力度。指导特种行业在政府引导下实现自我管理、接受监督、规范运营、健康发展。
五是提升综治工作中心效能，大力实施规范高效的“强基工程”。以开展“综治基层基础规范化建设年”活动为载体，有效整合维稳力量，规范工作运行程序，全力打造规范高效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平台。严格按照“九统一”、“六规范”标准，建立起功能齐全、机制创新、运行规范的市、县（市、区）、乡（镇、街道）三级综治工作中心信息平台，并积极探索在村（居）建立综治工作站。工作中，不断充实服务内容，创新服务方式，实现矛盾联调、治安联防、警务联勤、问题联治、平安联创，大大提高了综治工作中心实战能力和水平。目前，全市6个县（市、区）综治办与87个乡（镇、街道）综治工作中心正在建立信息共享网络，进一步畅通督导调度监控渠道，使综治工作中心进入规范化建设轨道，提升综治工作中心效能，提高综治维稳工作水平。
六是高度关注民生事业，大力实施利民富民的“惠民工程”。始终坚持把解决好民生问题作为社会管理创新的根本，在确定8项重点创新工作的基础上，从广大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期盼的民生实事抓起，通过民意调查和充分征求意见，确定了提高城乡社会保障水平、全面实施基本药物制度、提高城乡医疗保障水平、建设公办幼儿园、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灵山大街建设工程、城区河道治理及污水管网建设工程、城区环境综合整治、生活垃圾城乡一体化收集和无害化处理、城市公用事业建设、财源大街西段改造工程、建设泰安文化艺术中心12件民生实事，涉及社会保障、教育、医疗、文化、公共设施建设等多个方面，件件都体现出以人为本、改善民生的原则。为确保把实事办实、办好，分别确定了一名市级领导牵头一件实事，明确了具体责任部门、推进计划和完成时限，半月一督导，一月一调度，一季一通报。目前，12件实事正按照预先确定的“责任制、路线图、时间表”稳步推进，部分实事目标已经提前实现。全市政府办85处基层医疗机构均已全面实施了国家基本药物制度，药品实行零差价销售，药品平均降价幅度达到46.3%，人均门诊药费、住院药费分别下降24.36%和30.36%。新农合补助标准提高到每人每年200元，个人缴费提高到50元以上，新农合乡镇、行政村覆盖率达到100%。17所公办幼儿园建设全部启动。公共租赁住房先期开工建设的2.1万平方米、324户已进入主体六层施工阶段，二期工程正在进行前期图纸设计。927套廉租住房已完成前期图纸设计，3112套经济适用房正在加紧建设中。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
小提示:漏章、缺章、错字过多试试导航栏右上角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