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林克勒在他的《未完成的探险》一书中写道：“10天来，途中唯一遇上的是卵石和光秃秃的岩石，轰鸣的山溪和蓝色的冰川，这是一片残酷的土地，多么具有诱惑力啊！亚洲的忧伤之路的确如此。”几年来，特林克勒笔下的“穿越喀喇昆仑的忧伤之路”深深地吸引着我。经多次考察昆仑山玉石之路和喀喇昆仑山的冰峰雪岭，2008年成功穿越克里雅山口古道后，同年冬季，我带领伙伴们沿着特林克勒的足迹第一次进入了桑株古道，最后齐腰深的积雪和零下40摄氏度的严寒迫使探险队在桑株达坂下折返。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收集掌握了必要的信息。2009年7月28日，我率探险队再次进入桑株古道。经过连续4天的跋涉，当我们站在海拔5050米的桑株达坂，眺望一望无际的高山雪岭，我也终于体会到特林克勒对喀喇昆仑之路描述的含义，也真正理解了为什么古往今来人们会不辞辛苦地往返于如此艰险的旅途。
进入塔里木绿洲的第一村
桑株古道也称为喀喇昆仑之路，它位于亚洲的中心地带，从新疆南部的皮山县桑株乡出发，穿越世界最高的山脉，到达印度的列城，构成了印度和中亚之间的桥梁。在西方探险家进入西域时，昆仑山地区人烟稀少，离皮山县30多公里的桑株乡所辖的地域成了昆仑山脚下、塔里木边缘的小绿洲。一个世纪过去了，桑株乡已不再是特林克勒笔下的小绿洲，而成了一个拥有5000多人的乡村。随着人数的增长，绿洲又向昆仑山浅山地带延伸。1984年皮山县政府又在桑株乡以南20公里的山区建立了康克尔柯尔克孜民族乡，从此，康克尔乡也就成了从印度沿桑株古道进入塔里木绿洲的第一村。
康克尔乡是皮山县人口最少的乡村，它管辖康克尔村、乌拉其村和色日克尔村，总人数不足1800人，其中柯尔克孜族占43％，维吾尔族占54％，但从与桑株乡相隔的康克尔村到昆仑山与喀喇昆仑山接壤的三十里营房(色日克尔村所在地)，横亘100多公里，使康克尔乡成为全县名副其实的地域最大的乡村。
此次桑株古道探险考察得到了《户外探险》杂志的资助，出发前几天由KAILAS赞助的帐篷和Ｔ恤衫也到了，参加这次活动的4名内地队员早已定好了打折机票。7月21日，我和乌鲁木齐登山探险协会副主席马玉山、秘书长甄晨光带领山东队员老张、上海队员陈建锋、河南队员田慧、珠海队员瓜子、北京队员郑燕和新疆队员高凌，驾两部越野车离开了乌鲁木齐，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于第二天到达了1500公里外的南疆重镇和田市。
7月23日，我们3个领队一大早就驱车行驶240公里来到了皮山县，在县旅游局的帮助下，我们来到了康克尔乡，这也是进入昆仑山的最后驿站。在这里请到了一年前曾为我们服务过的柯尔克孜族驮工依明和托乎提木萨。
7月24日，我的两位维吾尔族朋友驾车把其余队员送到了康克尔乡。由于县旅游局事先给乡里打了招呼，乡政法委阿书记把我们安排在乌拉其村村委会，并派了几个民兵负责我们的安全。乌拉其村就在康克尔乡政府所在地，村委会的条件虽然简陋，但在这个闭塞的小村子里这已是条件最好的地方了。
康克尔乡是和田地区的贫困乡，人均年收入不足2000元，村民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于牧业和林果业。由于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气候条件，自古以来这里的杏子就以个头大、肉厚、香甜而出名。我们到达时正是杏子成熟的季节，房前屋后，山坡谷底随处可见硕果累累的杏树。在村舍东侧的河床上，丰收的人们在忙碌着，他们把一筐筐杏子铺在阳光充沛的河谷中；傍晚，炊烟袅袅升起的河谷中，成片金黄色的杏干和银色的桑株河在夕阳的辉映下呈现出一派自然和谐的景象。
康克尔乡是昆仑山脚下的世外桃源，不仅景色优美，人们也很淳朴好客。在驮工托乎提木萨家，他的妻子为我们做了一顿香喷喷的柯尔克孜抓饭。他们把我们当成贵客，还特意请来了村里德高望重的几位老人作陪。托乎提木萨有3个孩子，大儿子在克拉玛依市上中学，家里还有一个上小学的儿子和6岁的小女儿。我们特意为孩子们带来了漂亮的衣物和学习用具。从来没有离开村子的小姑娘穿着我们带去的连衣裙开心极了，蹦蹦跳跳地进出果园，给我们端来了一盘盘黄里透红的大杏子。
探险队在康克尔乡的一天过得十分愉快。村子里充满了安静祥和的气氛，河滩上偶有妇女们带着女儿们在晾晒杏干，沿途遇上的乡人为我们热情地指点着道路，空山鸟语，和谐美丽的气氛使我们的心情完全放松了下来。
穿越桑株峡谷的古栈道
康克尔乡的牧民世代生活在大山之中，很少与外界交往，几乎不懂汉语。我们的驮工也不例外，和他们交流只能用简单的维吾尔语单词和手势。好在新疆政府大力推广“双语”(汉语和维吾尔语)教育，很多孩子都能和我们进行较为流畅的汉语交流。托乎提木萨的小儿子也成了我们的翻译。鉴于驮工队长依明反复强调栈道破损不堪、河水太大、桑株达坂冰雪等困难，最终我们租用了8头毛驴，驮工也由原定的2人增加到4人。
7月25日一大早，村委会门前聚满了送行的人，人群的喧哗声和毛驴的嘶叫声交织在一起。几只膘肥体壮的毛驴打斗在一起，使得不大的场地尘土飞扬，我们也顾不上欣赏这热闹的场面，急忙清点物资捆绑行李。前日到达村委会的时候，忙乱中重要的清油没有卸下车来，好在出发前及时发现，并进行了补充，直到11点队伍才离开了村委会。
出于好奇和兴奋，有的队员骑上了毛驴，一路狂奔，只用了不到一个小时就到了村子最南边的桑株岩画所在地。桑株岩画刻在一处不高的花岗岩山体下面，其面积虽说只有1～2平方米，但它却是昆仑山区相当著名的岩画。岩画内容涉及放牧、狩猎、星辰等，是昆仑山区先民们的生活写照，据考证此岩画少说也有两三千年的历史。值得一提的是，直到1927年德国探险家特林克勒路过此地时，才将桑株岩画公布于世。
对昆仑山而言，一年只有两季，每年的10月大雪封山直到来年的5月都是冬季，夏季才是古道开通的季节。但7～8月由于受塔克拉玛干沙漠气候的影响和强烈的紫外线照射，山区的气温急剧升高，融化的冰雪形成无数小溪汇入桑株河。每到傍晚，清澈的桑株河就变得异常浑浊，水势陡然变大，汹涌的河水裹着泥土和卵石咆哮而下，犹如万马奔腾，势不可挡。在此后的行程中，由于我们一直沿河谷上行，露营地也都扎建在河边，那巨大的水声确实使人难以入眠。
正午时分，当头的烈日洒向贫瘠的昆仑大地，河谷中没有一丝微风，空气似乎都凝滞了。大家的激动和兴奋渐渐地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沉闷的脚步声和淋漓的汗水。河谷越来越窄，水声越来越大，湍急的河水沿着河谷东侧的峭壁顺势而下。在离河道几十米高的峭壁上，一条蜿蜒曲折的小道依稀可辨，这便是穿越河谷人工开凿的栈道。这条栈道起于何时？何人开凿？我们无从知晓，在史书上也找不到任何记载。但从栈道上岩石磨砺的程度上看，这条栈道至少也有上千年的历史。不论是远古的先民，还是早年的商旅，栈道是他们赖以生存和去往西藏地区和印度的必经之路。
历经千百年的风雨侵蚀，栈道已残破不堪，许多塌方断裂的路段是用红柳和石块修复起来的，人走在上面有种摇摇欲坠的感觉。在我看来，有些路段毛驴根本无法通过。为了保险起见，我从毛驴身上取下了装有团队经费、照相机和摄像机的背包，以防老驴失足，带着这些东西坠入汹涌的桑株河里。当队员们在相互保护下通过了第一段栈道之后，我们目睹了毛驴过栈道那惊心动魄的一幕。
栈道是依着地形山势而开凿的，驮着沉重行李的毛驴根本无法靠自身的力量爬上陡峭的栈道，往往是4个驮工照顾一头驴，又是牵，又是推，加上用棍棒使劲地敲打，强行让毛驴通过。站在不远处的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毛驴颤抖的四肢，驴蹄的铁掌与岩石剧烈的碰撞发出的响声紧紧揪着我们每个人的心。一头驮着三个大包的毛驴终于坚持不住了，卧在了一处狭窄陡峭的栈道上，一条前腿卡在了石缝中。驮工用木棍使劲敲打毛驴的脖子，拼命挣扎的毛驴后腿突然踏空，身体险些掉入悬崖！原本心提到喉咙眼上的我们情不自禁地大叫起来，好在同行的驮工及时地拉住了毛驴的缰绳，连拉带拽地把毛驴拉了回来。
我真佩服昆仑山区的毛驴，它不但具有极强的耐力、高海拔的适应性和生存本能，像这样残缺的栈道，骆驼和马匹是根本无法通过的。陷入绝境的毛驴，在驮工们的努力下终于脱离了险境，但有一头驴后腿的关节处被岩石划开近10公分的口子，鲜血直流，我们赶紧拿出了绷带为它包扎伤口。
夜访老王的“家”
第一天的行军艰难而漫长，大家的体力损耗都非常大，终于在太阳落山前到达了地图上标有阿喀孜的地方。这里有个简易的铁索桥，过了桥在河西岸的高地上有一户人家，这也是我2008年冬季考察时住过的人家。河东岸有一个破旧的羊圈和两间干打垒的房子，房子周围没有树，只是在夏季有依明的两个亲戚在此放牧。正是由于这种关系，依明执意要把营地扎在河东。
晚饭后，河水暴涨起来，浑浊的河水震耳欲聋。山里的夜晚，黑得伸手不见五指，我、马玉山、高凌和郑燕顾不上一天跋涉25公里的劳累，点亮头灯深一脚浅一脚地向河西岸走去。
还记得一年前的冬天，我和马玉山、高凌到达此地时已是饥寒交迫，朴实善良的主人把我们让进了屋。在昏暗的油灯下，女主人默默地往火炉中添着柴火，一个衣着褴褛的小女孩静静地依偎在她的身边。这一场景对生活在昆仑山深处的人来说是再普通不过的，可它对我视觉和心灵的冲击是令人难以忘怀的。那破旧的屋舍、可爱的孩子、朴实的女人、温暖的火光，每每想起，既温暖又心酸。不知是为了还愿，还是为了寻求一份心灵的宁静，在准备这次探险物资的同时，我和伙伴们为这个孩子买了漂亮的衣服、会说话的洋娃娃和营地灯。露营时，一年前和我一起路经这里的马玉山开起了我的玩笑：“老王这次可以顺路回家看看孩子了。”逗乐的话越说越离谱，说得多了，使得第一次参加户外活动的田慧还信以为真，以为老王是个处处留情、连个乡下女人都不放过的大坏蛋，一度对我还产生了误解。
其实，傍晚时分当我们的队伍还在河东岸行进时，对岸的女主人就看到了我们，她坚信这些人就是去年在她家住过的人，一定会来看她的。所以，当漆黑的夜里，我们再次走进她家时，她早已在家门口恭候了。突然的重逢使她显得格外高兴，她用那双粗糙有力的手拍打着我的肩膀，一个劲重复着“牙克西”(维吾尔语“好”的意思)。从生硬的交谈中我们得知，这位一脸风霜、如同50岁老妇人般的女主人今年也不过30岁。她不到20岁就嫁到了乌拉其村，绝大部分时间就生活在昆仑山深处。为了生活，她的男人常年在100余公里外的三十里营房附近放羊。而自从有了孩子之后她再也没有走出过昆仑山，母女俩相依为命，孤零零地守候着大山深处的家。
当我们走进房间时惊讶地发现，在黑暗中，小女孩不停地摇着一个吊床，原来女主人今年又生了第二个女孩。小女孩也长高了许多，看上去应该也有3岁多了。我给她穿上了新毛衣，高凌摆弄着洋娃娃逗着她，大家都怀着怜惜的心情，渴望能给她带去一点点快乐，但小女孩始终面无表情，直到我们离开时也没听到她说一句话。这也许是小女孩生在昆仑山深处，长期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母亲每天都在辛苦地劳作，孤独的孩子大部分的时间都是一个人默默度过的，她的语言功能肯定不能被及时地开发，而长期缺乏营养的生活，也没能让她正常发育。大家的心情越来越沉重，气氛也逐渐黯淡了许多，眼泪始终在我的眼眶中打着转。在返回营地的路上大家都很沉默。我们多想看到孩子的一个笑脸啊！多希望我们的到来，能让她开心一点，我们送她的新衣服和新玩具能让她像别的孩子那样绽放出美丽的笑容。如果她能说句话该有多好呀，哪怕是像洋娃娃发出一点响声也是对我们的一种安慰。
走向曲谷达克高山牧场
曲谷达克是桑株达坂以南的高山牧场，它平均海拔4200米，也是古往今来人们翻越达坂前最后的落脚之地。从阿喀孜到曲谷达克高山牧场直线距离少说也有50公里，海拔会迅速地上升到4000多米。我们不仅要通过更险要的栈道，而且还会因为栈道的中断频繁地在河水中穿行。为了能让大家尽快地适应高海拔地区，安全地通过险境，出发前我就叮咛每个队员：照顾好自己就是对团队的最大贡献，只要能走就不要骑毛驴。
出发没多久我们便遇到了一个河汊，一条来自东边山谷的河流挡住了我们的去路。早已做好频繁渡河心理准备的我不由分说地脱掉裤子就跳进了冰冷刺骨的河中。当我登上对岸后，才发现马玉山已经带着其他队员从不远处的一个铁索桥上渡过了河。我的鲁莽引来了大家一阵嬉笑，都说我有暴露癖。我笑着想，也好，我能给大家枯燥无趣的行走添些笑料也是件幸福的事情。
通过前一天艰苦的“演练”，队员们在栈道上行走的速度也快了许多，两个小时后队伍进入了一处狭窄的河谷。两侧高山耸立，湍急的河水紧贴着右侧山体咆哮而下，在我们行进的河岸上堆满了山洪冲下来的卵石。让我们感到费解的是，在河岸上有一堵厚约2米、长约80米的卵石垒砌的墙。它依山势而建，从它那残缺不齐的墙壁可以猜测出，它至少也经受了近一个世纪的风风雨雨；从工程量和用途上来看，它绝非是当地的游牧民族所为。这墙究竟建于何时，用以何途，令我疑惑。如果是出于军事目的，那为什么详细记录这条古道的探险家特林格勒也没留下任何笔墨呢？这也成了我们此行旅途中的未解之谜。
中午时分，当我们登上一座山梁，视野豁然开阔。一个由绿树簇拥的院落坐落在河谷中央，这便是特林格勒在探险日记中提到过的库尔梁。这是一个古老的牧场，常驻有几户柯尔克孜人家，每到夏季，驮工依明80多岁的岳父就会到这里放羊。前方的道路被河流阻断，峭壁上也看不到栈道，我们别无选择只能强行渡河。
中午的河水涨了许多，已经没到了毛驴的肚皮。也许是“回家”心切，当我们赶到河边时，毛驴已经渡过了河直奔库尔梁，不见了踪影。轮到我们时可没那么幸运，湍急的河水把老张的涉水鞋冲走了；田慧虽有驮工的保护，还是被冲倒在河中浑身上下湿透了，随身带的各种电子设备也进了水；郑燕更倒霉，由于河水太急，在水中站立不稳，小腿被激流中的暗石撞伤，皮下血管破裂，小腿上瞬间鼓起了拳头大的包。好在其他的队员都有惊无险，最终大家齐心协力渡过了这段河道。
柯尔克孜人大都分布在昆仑山、喀喇昆仑山及昆仑山与天山的山结一带，是一个与高山为伍的民族，恶劣的环境造就了他们坚强的体魄。当我们沿着河道向库尔梁行进时，看到了几位从桑株达坂过来的牧羊人，他们身背行囊，穿着露着脚趾的解放鞋，在没有栈道的峭壁上攀爬跳跃，身手之矫健让我们这些户外老驴望尘莫及。
一整天的攀爬和不停地涉水，使队员们体力消耗很大，田慧、瓜子和马玉山的双脚打满了水泡。田慧第一次徒步就来到了昆仑山，行军难度远远超过了她的想象。其他的队员虽然有一定的心理准备，但也被崎岖艰险的道路折磨得够呛。直到傍晚，暴涨的河水阻止了我们前行，探险队到达地图上标有苏干特阿合侧的地方。这里海拔3000米，有一块昆仑山中不多见的绿地，葱绿的草坪中簇拥着茂密的马莲草，清澈的山泉汇成涓涓流淌的小溪在草坪中穿行。累了一天的我们，都四肢展开躺在草坪上，享受着大自然赐予我们的片刻安宁。扎好营地后，大家集中在一起，对几天的行程进行了客观的总结，并指出未来的几天可能出现的复杂情况，提示大家做好充足的心理准备。这一刻，甄晨光打开了摄像机，记录下每一个队员面对雪山之巅内心最深切的盼望与信心。
夜里，由于营地建在了河边，震耳欲聋的水声以及未知的旅程使队员们难以入睡。天一亮我们就出发了。
从苏干特阿合侧南行不久，河谷渐渐开阔。远处巍峨的雪山像一堵巨大的城墙把河谷隔断，河谷尽头跌宕起伏的山丘便是曲谷达克高山牧场。发源于南部雪山的一道道冰川，顺山谷而下，与山丘相接壤。在接近山丘时，河谷开始向东南方向延伸，河水渐渐小了下来。在河谷转弯处有一个向西延伸的山谷，十几个一米多高的天然石柱呈“一”字形排列，静静地耸立在山谷的入口处，每个石柱的上端都放有兽皮和石块。岁月斑驳，一个个耸立的石柱，一块块垒起的石头，似乎在向我们诉说着古道的沧桑。我和马玉山猜测这是千百年来来往于古道的人们的一种祭祀。我俩也走向石柱，虔诚地放上了一个小石块。
曲谷达克牧场四面环山，每到夏季，贫瘠的山丘在雪山融水的滋润下披上了一层绿色，成群的牦牛在山坡上悠闲地游荡。这里几乎不用放牧，因而也看不到牧羊人。千百年来人畜的踩踏，在山坡上留下了深深的沟堑。当我们沿着牧道攀登到海拔4100米的一处高岗时，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蓝天、白云、雪山、草地交织成的美丽画卷。我们冬季考察时住过的牧屋，依旧孤独地耸立在对面的山坡上。我们都放松下来，队伍此刻也拉开了距离，几个山头上都有探险队的队员。连日来超强的行军使他们无论在身体上还是心理上都承受着巨大的压力，难得的好天气里，随时可待的扎营地让他们放慢脚步，开始留意起周围那曼妙的风景。我也和几个队员躺在山坡上享受着微风和阳光的沐浴，心想今天的营地应该在不远处的牧屋处。
一个多小时过去了，我们眼巴巴地朝着牧屋方向眺望，始终没有见到驮队。无奈，我们继续沿着牧道向上走去。和驮工会合后，依明告诉我，如果按原计划在牧屋扎营的话，我们用一天的时间是根本翻不过桑株达坂的。柯尔克孜族驮工憨厚淳朴，从来不说假话，而且只要他答应你的事情就一定努力去做，即使再困难也从不反悔。记得我们上次在冬季到达曲谷达克时，气温降到了零下40摄氏度，桑株达坂下齐腰深的积雪使我们寸步难行，但驮工们从没说过一个“不”字，最后还是我们主动放弃了翻越达坂。这次依明的话，我完全相信，而且后来的行程也证明了他促使我们做出赶路的决定是非常正确的。我跟着驮队继续向上走去，同时招呼已经松懈下来的队员们尽快集中起来，抓紧赶上驮工和驴队的步伐。一路上我不停地问依明什么时间能到宿营地，他只是简单地回答我“阿孜”（维吾尔语“快了”的意思）。没想到，他这个“阿孜”让我们在山坡上一直爬到了天黑……
翻越桑株达坂
海拔上升得很快，没多久原本稀疏的牧草也看不到了。大家艰难地在布满砾石的山坡上攀爬，稀薄的空气让人透不过气来，队伍缓慢地以“之”字形向上行进。当我们转过一个山梁后，一条向西延伸的小道通向高高的山梁，山梁后面一座拔地而起的大山横亘在我们面前。毫无疑问，所谓的桑株达坂就是这座大山之巅。
当我到达海拔4300米的一个山梁下，回头再看时，走在后面的陈建峰和老张已经翻过了山梁，进入到我的视线中，但走在最后的队员田慧还不见踪影。由于只有一条明晰小道，我们虽然看不到她的人影，但也认定她不会迷路。海拔快速提升也使我感到力不从心，身上唯一的负重——相机也交给了驮工托乎提木萨。夕阳已被高山遮住，失去了阳光的山谷显得格外的寂静和寒冷，仿佛失去了生命的躯体，让人不由自主地感觉到一丝绝望。远去的驴队，像一个个小黑点在“之”字形的小道向上蠕动。“在这条喀喇昆仑之路跋涉，红尘中的一切享受都会变成精神负载，微不足道的困难都会被放大到极致。”恐怕只有此时置身于昆仑古道之中的我们才能真正体会到特林格勒这段描述的含义。
虽说老张有过7500米的登山记录，但还是被高山反应撂倒，到了宿营地，没等陈建锋把帐篷完全搭好，他便一头倒在帐篷里睡了过去。此时天已完全黑了，落在后面的田慧依旧不见踪影，在山上搭好帐篷的我们都非常着急，我、马玉山、陈建锋决定下山去寻找她。就在我们戴上头灯准备出发时，田慧摇摇晃晃地出现了，在山顶张望的我和郑燕急忙冲下去，把她搀扶进帐篷。又累又绝望的她浑身冻得发抖，像受了委屈的孩子似的号啕大哭起来。我连忙拉开几条睡袋裹在她已经失温的身上，瓜子和高凌也急忙端过来刚刚煮好的热茶。对于根本不了解这条古道，没有任何心理和体能准备的田慧来说，能到达这个位置已经很不容易了，她毕竟从海拔3000米爬到了4550米的高度，一天上升1500多米对任何人来说都是很困难的。在这种困难的攀登过程中，队员们在发挥自身潜力的同时也在影响和帮助着其他人，这种团队合作、互相帮助与关心的精神也是这漆黑冰冷的山谷里最温暖的光辉。
晚上气温降到了零度以下，强劲的山风不停地刮着。体力极度透支的队员们早早都钻进了帐篷，只有甄晨光戴着头灯在为大家准备次日的早饭。我和依明则在黑暗中清点着食品，准备留下一些食品以保证驮工返回时的供给。
清晨，冉冉升起的太阳照亮了山顶，一条清晰的“之”字形牧道直通山顶。1951年，为修筑从新疆进入西藏的道路，新疆军区曾在桑株达坂附近勘探，打通了这条驮道。直到1957年10月6日新藏公路开通之前，它一直是进藏部队的供给线。半个多世纪过去了，驮道大部分路段已被崩塌的砾石所掩埋，别说骆驼，就连毛驴也难以通过。
我们沿着更陡峭的牧道缓慢地向上攀登，因为高山缺氧，两条腿就像灌了铅似的，每走上几步就要停下来大口地喘气，所有的队员都在互相鼓励着缓慢前行。只是几百米的海拔距离，但每一步都是难以形容的艰难。3个小时后，当我们站在海拔5030米的达坂上时，眺望远方绵延的雪山，回首俯瞰山下的曲谷达克牧场，一种自豪感油然而生。此时，一切烦恼都似乎不复存在。队员高凌兴奋地在队友的伴唱下在悬崖边上翩翩起舞，她们用舞蹈与歌唱宣泄着，尽情地释放着终于站在达坂之上、终于将这段桑株之旅走到极致的那种狂喜、快乐、满足还有悲伤的情绪。我用手中的相机记录下了这难忘的时刻。
“上山容易下山难”这句话在桑株达坂上得到了充分的验证。虽说是夏季，但达坂的南坡冰雪还没有完全消融，在陡峭的山坡上，人工修筑的驮道成了名副其实的冰道。几天的行走使驴蹄上的铁钉早已磨平，毛驴走在驮道上如同穿着冰刀下山。驮工们齐心协力“护送”着毛驴通过了险境。我们相互搀扶着踩着毛驴踏出的痕迹向下挪动。每个队员都是提心吊胆地在冰雪路面上挪动，田慧更是踩在马玉山重装徒步鞋踏出的脚印一步一步地下到了雪线之下。
我们在下山的途中，时而会看到路边砾石上残留的堆堆白骨。据考证，这条路也是公元7～10世纪青藏高原通往新疆的古道。在近代，这条古道在军事上也发挥过重要作用。据1943年的《驮工日记》记载，1942年至1945年，由陆振轩带队沿着这条古道开辟了一条从印度到新疆的国际运输线。他们使用驼马1500余头，先后参加驮运人数达1300余人，其中绝大多数是新疆少数民族驮工。在徒步翻越喜马拉雅—喀喇昆仑山脉的1059公里古驿道中，人畜伤亡率达10%左右，共运进6600条汽车轮胎及抗战紧缺物资。1950年8月1日，进藏先遣连从新疆于田的普鲁出发，翻越克里雅山口进入西藏，几个月后，后续部队沿着这条古道翻越桑株达坂进入西藏。
翻越达坂意味着上多高就要下多深，冰雪消失之后的山上，全是坚硬而锋利的砾石，人员稍有不慎，便会滑倒受伤，这一路给几个队员的身上都留下了多处的瘀伤。下达坂后，我们在狭窄纵深的山谷中一路穿行，直到傍晚也没看到一个合适的宿营地，无奈只能在有洪水、落石裹挟的峡谷中扎营，翻越达坂的极度劳累使队员们早早就休息了。
沿喀拉喀什河走向塞图拉
7月29日，考察队进入了喀拉喀什河谷，在地图上标有蒙古包的地方有一座干打垒的院落，从周围粗大的柳树可以看出，大约一个世纪前就有人在此居住。在院落西边高耸的山壁上有许多洞穴，洞穴口面向东方，便于采光取暖，在洞穴的入口能看到人工垒砌的门栏，洞穴之间有通道相连。洞穴内有明显的烟熏痕迹，表明当时有人在洞穴内烧烤食物，或取暖驱寒。特林克勒路过此地时对洞穴也有所描述，认为是昆仑山穴居人的“家”，但洞穴开凿于何时，穴居人究竟是从何而来也无从考证。在昆仑山和藏北地区多处都发现了类似的洞穴，这也说明自古以来这一地区就有人类活动。
喀拉喀什河是新疆和田的两大河流之一，它发源于喀喇昆仑山，在下游与玉龙喀什河（白玉河）汇合后形成和田河，最终流入塔克拉玛干沙漠。离开蒙古包不久，喀拉喀什河阻断了我们的去路，我们又踏上了栈道。经历过千难万险的队员们此刻再走栈道，已经不觉得太苦太累了，归心似箭的我们行进速度也快了许多。可是没走多远突然发现栈道塌陷形成了一个3米宽的断崖。驮队别无选择，只能返回到蒙古包，从有洞穴的那座高山上翻过去，这一个往返最少也要3～4个小时。一想起翻越桑株达坂的痛苦，队员们没有一个愿意折返的，一致表决宁愿冒险去攀登悬崖也坚决不再翻山。攀登这座高50米、坡度超过70度的悬崖是整个行程中最危险的路段，一旦失手就会坠入汹涌的喀拉喀什河中。每位队员都认真收拾好身上的零零碎碎，徒手攀越已经严重风化的崖壁，我几乎是用单臂一点一点地举着、揪着田慧的衣服把她举过了这段最为危险的路程。翻过这座悬崖后，所有的队员都惊呼太惊险太刺激了！作为队长，我为有这样一群勇敢而坚强的队员们感到自豪。
翻过悬崖后能看到一个简陋的铁索桥横跨小河。过桥后我们沿着喀拉喀什河谷而行。喀拉喀什河（维吾尔语意为“墨玉河”），它因盛产墨玉而出名。当我们在河道上休息时，果真发现了一块60公斤重的上等墨玉。黄昏时我们到达了佩里塔含西，这里只有一户人家。当从房主人那里了解到再有20公里就到赛图拉时，我们彻底放松了。
晚上，房主人拿出了面粉，我们一起动手做了一大铁锅汤饭，这是几天来我们吃到的最可口的饭了，我一个人就吃了三大碗。
赛图拉是219国道路经之地，其往东10公里便是新疆的军事要地三十里营房。在国外地图上三十里营房的位置标为Shahidulla，这和赛图拉地名相似。赛图拉是维吾尔语的译音，Shahi是死者灵魂的意思，Sha-hidull也许就是殉教者的意思。赛图拉自古以来在军事和通商上都有着重要的作用。早在一个半世纪前，清朝政府就在赛图拉设防，在民国时期这里还驻有中国海关官员，特林克勒路经此地时还曾接受过检查。在219国道上就能看到高山顶上耸立的哨所，哨所的下方便是军营遗址。
7月30日我们渡过最后一道险关——图日苏河，下午3点到达了赛图拉。之后，我们沿着219国道徒步10公里抵达了考察活动的终点——三十里营房。
此时皮山县的领导正在色日克尔村检查治安工作，方圆几十公里内的牧民都被召集到了村委会。我们几个人的突然闯入惊动了整个村子，被熙熙攘攘的牧民、公安、民兵围得水泄不通，好在驮工和他们都很熟悉，不是他们作证没有人相信我们是从康克尔乡走过来的。
通过检查后，甄晨光拿出了帐篷的外帐，用记号笔写上了“新疆各族人民大团结万岁”的字样，队员和驮工在上面留下了自己的名字。
[后记]
从康克尔乡到赛图拉这段翻越桑株达坂的线路保存了喀喇昆仑之路的原始风貌。如今，从三十里营房沿219国道东行46公里到达康西瓦，再向南沿国防公路行驶120公里便到达了与印控克什米尔接壤的喀喇昆仑山口，中国最高的哨所——神仙湾就在那里。
7月31日，我们搭乘卡车到达库地检查站，与接应的维吾尔朋友汇合，当晚便抵达了和田市。
4名驮工赶着8头毛驴用了4天时间返回了康克尔乡。
路上我们捡到一块大墨玉，几经周折运回了乌鲁木齐，用它给每个队员做了个手镯，以此作为我们成功穿越桑株古道的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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