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朝夕相处的两名驮工却因其中一人生病不得已和我们分手返回。临别时，我和驮工依塔洪紧紧地抱在一起，他哽咽地对我说：“王队长，你就像我爸爸一样，以后你再也不要到这里来了，你太累了，看着你我很心疼。”此时我也哭了。我真的累了，身体疲惫不堪，心情无比沉重！
我们能翻过克里雅山口吗？
驮工依塔洪和阿曼能不能安全回家？
名队员最终能否顺利走出昆仑山？
这一切都深深地揪着我的心！
空旷的山谷就剩下了我们9个人了，一种登顶险峰时曾有过的孤独感再次涌上了心头。而更为强烈的是那种面对绝境别无选择的悲壮心情——我们已在平均海拔5000多米的高原行走了近200公里的山路、险路以及没有路的路。那魂牵梦绕的克里雅山口始终是召唤我们付诸全部激情的目标。在美景和幻觉、在梦想和眼泪、在人生难求的体验和收获中，我们不断地点燃着希望，跟随着内心的召唤，一步一步艰难地迈向它……
探险活动前期历经周折和磨难
自从我带队于2005年冬天成功考察亚洲一号火山以来，沿着神秘的昆仑秘道亲临火山、翻越克里雅山口、穿越羌塘、进入藏北的漫长道路深深地吸引着我，此后不论我去哪里登山探险，这条昆仑秘道总像一个挥不散的影子不时地浮现在我眼前，令我心驰神往。
2006年年底，我从网上得知，GORE-TEX（戈尔特斯.）品牌将在辛普顿-特尔曼（Shipton-Tilman）探险基金奖的基础上，面向中国户外活动爱好者首次启动“戈尔特斯体验无止境梦想实现”活动，活动通过网络面向全国户外爱好者征集探险方案，胜出者可以得到10万元的资金资助。这对我们这些资金缺乏的探险爱好者来说无疑是一个天上掉馅饼的好消息，我以克里雅山口古道为蓝本，制定了“重走英雄古道”的探险方案，经过几轮的网上角逐，最终，我们的探险计划被选为优秀方案，我的团队有幸到北京参加了总决赛。获得优秀方案的三支队伍的PK场面也热闹非凡，刺眼的舞台灯光，众多的媒体记者，主持人高声的调侃，这些都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经历的。但最终由于我们方案的难度和风险都较高，未能胜出，戈尔的10万元资助被策划去西藏札达做文化考察的一个团队拿走。最后我也明白了，这个探险基金虽然挂了探险家辛普顿的名字，但并不是资助真正的探险，仅是一种企业的宣传手段。
因路途异常艰难被认定为“冬夏不可行”的克里雅山口道，自1951年进藏先遣连走过后，半个多世纪以来再无人涉足。我翻遍所有的资料也仅仅找到了历史上的一些记载。为何“冬夏不可行”？究竟难在哪里？这对我们来说都是未知的。一旦我们翻越了克里雅山口进入羌塘，后援队在茫茫藏北草原从哪里能够接应到我们呢？这对制定探险方案是非常关键的。
2007年5月，我动员队友，骑摩托车从青藏线进入西藏，在考察了珠峰后到达了阿里地区。由于摩托车故障等原因，我们的车队走散了，最后，我单骑沿着新藏线进入了羌塘，察看沿途的路线，确定了探险队翻过克里雅山口后与支援队的汇合点。但在返回途中，快到达库地检查站时，摩托车不慎侧翻，我被摔出去30多米，髌骨粉碎性骨折，多亏检查站的边防武警，把我送到叶城医院治疗，然后辗转回到了乌鲁木齐。
2007年是建军80周年，乌鲁木齐各大媒体都在筹划宣传活动。经朋友推荐，新疆电视台看中了我们的探险方案，计划联合新疆军区和登山探险协会做一次“重走英雄路”大型电视活动，以此为由头，来讴歌进藏先遣连的英雄事迹。新疆电视台非常重视这次活动，不但成立了专门班子，还请到了《进藏先遣连》一书的作者。为此，我虽然腿伤未愈，也拄着拐杖到电视台开了几次会。
整个活动从人员的全国海选、物资的准备、建军节当天在普鲁村启动的出发仪式、电视全程直播等等都制定了详细的方案，耗资巨大，仅预算就做了好几百万。但因为当年8月在新藏线三十里营房地区有军事演习，新疆军区要求其他活动均推后时间，后来这个大型探险活动也就不了了之。
2008年春节我的腿刚好点，为了更多地了解古道沿途的实地资料，我带队徒步进入昆仑山桑株古道考察。这也是新疆连通西藏的一条古道，1951年进藏部队也曾经走过。在古道上连续4天的跋涉，齐腰深的积雪和零下40摄氏度的严寒迫使探险队从桑株达坂下折返。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搜集到很多必要的信息。
就这样，我们的实现梦想之路经历了许多坎坷，我有过懊悔，但同时也明白了，探险本身就是一种生活方式，就是一种自我体验，既然选择了这条路，就是要用纯粹的方式来实现探险，若脱离了这种纯粹，探险又有什么意义呢？之后，我把大家召集在一起，组建了英雄古道探险队，我任队长，马玉山和杨戈任副队长，吕俊任摄像师，老刘（刘清骁）、姜姐（姜辉）为队员，来自北京的大边(边兆鹏)、老宓（宓龙彪）、小侠(赵晓玲)也加入了我们的队伍。为了活动的安全实施，我还特地请来了高山协作马庆。
为了避免外界的干扰，我们这次探险活动以不申报、不发帖、不声张，悄悄地去安全地回来为原则。方案最终确定之后，时间已经很紧迫了，大家紧锣密鼓地开始了体能训练、高海拔适应性训练、探险物资的筹备等工作。
一切准备就绪，临出发时一些事情还是让我放不下心来。协会的主管部门乌鲁木齐市体育总会打来电话，通知我们，在奥运期间停止一切高危的探险活动；我们的向导依塔洪从普鲁村打来电话，说是必须有于田县公安局出的证明，才允许进山，他才敢给我们当向导，也才敢给我们租用毛驴。
为了防备不测，临出发前我们也制定了第二套方案——一旦从普鲁村方向进山受阻，就从西藏邦达错反方向徒步翻越克里雅山口到达普鲁村，这是一个全自助的非常冒险的方案。但我们决心已定，不论遇到什么困难和阻挠，翻越克里雅山口的计划不变，因为我们已经为之付出了3年的心血。
抵达探险之乡于田县
于田县是我们探险行程中的重要一站，它位于塔里木盆地南缘，昆仑山北麓。南与西藏自治区改则县、日吐县相连，西与策勒县相邻，北与沙雅县接壤。于田县在历史上是和阗六城之一，在维吾尔语中称克里雅。于田县的探险旅游资源十分丰富，享有“探险之乡”的美誉。它南部有穿越巍巍昆仑的古道驿站，历史悠久的古代玉矿；北有浩瀚的塔克拉玛干沙漠和掩埋于黄沙之下的众多古城遗址。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后兴起的沙漠探险，使得克里雅河下游的达里雅布依成为于田探险旅游的热点。而克里雅河上游的昆仑山一带由于自然条件极其恶劣，众多有价值的探险旅游资源还未被人们所认识。从2005年我徒步进入阿什库勒盆地考察昆仑火山后，昆仑山以它那博大的气势震撼和征服了我，连续几年在昆仑山腹地的考察，使我对深藏山中的两个宝藏——和田玉和昆仑古道的向往愈加强烈。
2008年7月20日，我带领探险队和支援队员乘3辆越野车离开了乌鲁木齐。一路不停地奔波，天黑后赶到了沙漠公路200公里处，为了节省开支，当晚我们在沙漠公路水泵房边上露营。
第二天，天刚亮我就把大家叫了起来，计划在下午赶到于田县。途中我接到了依塔洪打来的电话，他说：“10头毛驴和2只羊都准备好了。”但他没有提及公安局证明的事。对探险而言，能顺利进入险地是重要的一步。我在一个月前就和于田的王林副县长及旅游局联系过。王县长在策勒县工作时就成了我的朋友，为我们这次探险的事他已给阿羌乡(普鲁村属于阿羌乡管)的然书记打了招呼，出发前我也曾通过电话和然书记沟通了几次。放下依塔洪的电话，我急忙拨通了然书记的电话，可他的一句话又让我担心起来，他说：“最好让县里面出一个书面的东西。”
路上我一直闷闷不乐，想到了最坏的结果。我心想，钱也花了，队伍也出发了，我们没有退路，再危险、再困难我们也要翻过克里雅山口。下午4点多我们到达了于田县，住在了昆仑宾馆。我和马玉山放下行李顾不上洗脸，搭上三轮摩托就去了县委。
于田县城和两年前相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新建的县委大楼前是宽阔漂亮的文化广场，“中国人民解放独立骑兵师先遣连进藏纪念碑”肃穆地耸立在广场中央。据《于田县志》记载：“新疆军区独立骑兵师为了确定进藏线路，师参谋长、特级战斗英雄彭清云率9～15人3次进入昆仑山南麓侦察进藏线路。1950年8月1日，独立骑兵师根据新疆军区指示，决定派一个连进入西藏侦察线路，给大部队建立根据地。先遣连连长李狄山率领135人从于田县普鲁村出发进军西藏。在无向导、无地图的情况下，在荒无人烟的高原上行军45天，行程约600公里到达西藏改则地区，后来到达阿里。在进军西藏过程中有68人牺牲，其中包括连长李狄山。”为了纪念先遣连的英雄壮举，在2007年8月1日，正逢建军80周年之际，于田县政府出资修建了这座纪念碑。
在县委门口我们遇到了王县长和县委何书记。虽然我不曾与何书记谋面，但何书记对我几年来在于田的探险活动都很关注，我的名字他也早已耳熟。
晚上，在何书记的指示下，王县长、曹书记(常务副书记)、阿不来提常委为我们设宴接风。盛情难却，我和队员们都开了酒戒，大边拿出了精品大雪茄与县领导分享，队员们也很尽兴，一席13人喝了14瓶伊力老窖，外加2瓶于田特产大芸酒。
虽说是喝晕了，但阿羌乡的然书记问我要“县里的书面东西”一事一直是我的心病。当我把这事告诉了曹书记，曹书记不由分说立刻拨通了然书记的电话：“王铁男来了还要什么证明！明天你或乡长陪他们去普鲁村。”
酒也喝多了，心也放下来了，总算能睡个好觉了。
乡长陪我们进入普鲁村
一大早阿羌乡的党委书记和艾乡长就来到了我们下榻的宾馆。按计划探险队的切诺基和哈佛车去普鲁村送探险物资，丰田4500车载4名队员去和田，晚上所有队员在和田集中。
艾乡长亲自陪同我们去普鲁村。今年，塔克拉玛干沙漠难得下了几场小雨，贫瘠荒芜的昆仑山也焕发出了生机，原本一年四季被浮尘笼罩的昆仑山浅山地带似乎也变得清爽起来。在去普鲁村的路上，随处可以看到星星点点的绿色植被。
2007年县政府重新铺垫了通往普鲁村的公路，虽说铺的是石子路面，但越野车也能高速行驶，从县城到普鲁村110公里，3个小时就能到达，而我们2005年初访普鲁村时在这段路上则用了10多个小时。
去普鲁村的沿途给大家印象最深刻是那狭窄纵深的克里雅河道。发源于昆仑山的克里雅河，是于田的母亲河。过去克里雅河水势浩大，曾穿过塔克拉玛干沙漠与塔里木河汇合，而近几百年来随着冰川的逐年退缩，河水失去了往日的威风，它静静地消失在沙漠腹地——达里雅布依。
一路上，摄像师吕俊不时地停下来拍摄。这次活动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要拍摄一部纪录片，在记录这次探险故事的同时向人们再现古道的沧桑和鲜为人知的美景。吕俊是乌鲁木齐石化电视台的编辑，2005年冬天他作为摄像师和我一起去了昆仑山火山口，他也登上了海拔5114米的硫磺达坂，但遗憾的是在-40℃严寒的袭击下他患了感冒，最后没能到达火山口。这次他可以说是憋足了劲，不但在体能上做了充分准备，在拍摄准备方面也下足了功夫。在他的努力下，石化电视台为我们提供了价值2万美元的高清摄像机、40盘磁带、价值1万元的三脚架。为了解决探险途中的供电问题，我们购买了30W的太阳能电池板及蓄电池，还安排高山协作马庆协助拍摄。
经历了上一次火山口探险的磨砺，向导依塔洪和阿曼成了我们的好朋友，知道我们要来，他俩一早就在村口等候了。一晃3年过去了，老朋友再次相逢有种说不出的亲近感。普鲁村的面貌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家家都住上了政府修建的抗震安居房，虽说房子不大，但比起普鲁人世代居住的土坯房来说还是结实多了。我们3年前曾住过的村招待所已经拆除，取而代之的是漂亮的村委会办公室和正在修建的村卫生院。
我们那次的火山口探险给普鲁村的人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们制作的《激情纵横》纪录片普鲁村的人都看了，为此，当年给我们当向导的依塔洪和阿曼也成了村里的名人。特别是2007年他俩为5名俄罗斯人当向导，进入阿什库勒盆地以南的大雪山去漂流和田河，遭遇两人死亡、一人失踪的重大山难，中俄两国对遇险队员的大营救历时22天，依塔洪一夜间也成了众多媒体的新闻人物，他的身价也大为提高。随后到昆仑山探险和探矿的人都慕名来请他当向导。据他说，矿老板请他当向导每天付300元，毛驴每天付120元。
比我们早到2个小时的艾乡长，把我们在普鲁村的拍摄、助学等活动都向村支部书记作了交代，还特意向依塔洪打了招呼，安排了租用毛驴的事。依塔洪提出，毛驴租用费每天60元，向导每天100元，这还是我们三年前租用的价格，后来我们又把价格提高到毛驴每天70元。我们共租用了10头毛驴，整个活动下来租毛驴的费用也要花费2万元左右，这对人均年收入不到2000元的普鲁村的农民来说算是一笔非常可观的收入。
普鲁村的人对我们非常友好，像款待久别重逢的老朋友一样接待我们，特意为我们宰了一只羊。下午4点，我们婉言谢绝了乡长和支部书记的挽留，驾车向和田驶去。
晚上，和田的朋友买吐尔逊带我们去了附近的肖尔巴克乡，在那里队员们饱餐了和田最有特色的烤羊肉、烤鸽子和烤鱼。
重访新疆进入西藏的第一个驿站——库地
我们这次探险活动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所有队员沿219国道进入羌塘，侦察探险队走出羌塘的线路，确定探险队和支援队的汇合点，同时也提高队员的高海拔适应性。
7月23日一大早，10名队员乘3部越野车离开了和田，开始了第一阶段的探险活动。从和田到叶城250公里，一路上队员们显得很兴奋，大谈各自曾走新藏线的所见所闻，但我还是忧心忡忡，深知侦察的结果事关探险队的命运。如果支援队能到达邦达错我们就有成功穿越的希望，否则探险队将陷入困境。
3个小时后我们到达了叶城县，按约定，要在零公里处的乔戈里登山宾馆门前和支援队员宋玉江碰头。宋玉江是新疆登山界的元老级人物，1998年我们曾一同登顶博格达峰。为了这次探险，他刚从慕士塔格峰登顶下来就加入了探险队，我深信，凭他的野外经验和能力在关键的时候会派上用场的。
库地边防检查站属叶城边防大队管辖，在等候宋玉江的工夫，我和老刘去叶城武警边防大队拜访了陈大队长。
宋玉江赶到叶城时已是下午3点，大家饱餐一顿后沿着219国道向昆仑山驶去。
219国道又称新藏公路，于1957年通车，全长1455公里，北起叶城，南至西藏普兰，是继川藏、青藏公路之后通往西藏的第三条进藏公路，它途经地区平均海拔4500米，被称为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国道。
从叶城到库地165公里，有100多公里的柏油路，2个小时后我们开始翻越库地达坂。库地达坂是进入昆仑山的第一座达坂，它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垭口，而是一座陡峭的高山，虽然海拔只有3000多米，但当我们到达达坂顶部俯视脚下蜿蜒曲折的盘山公路时，无不为之而惊叹。在库地达坂顶上，吕俊架起摄像机记录下了新藏线最壮观的盘山公路。站在达坂上我思绪万千，在昆仑山极端恶劣的自然条件下，当初又没有现代化的工程机械，靠人力在一年多时间内竟能完成如此浩大的工程，其困难程度是难以想象的！同时，我也深有感慨——我们这伙吃饱喝足的所谓的探险者和当年的筑路英雄们相比实在是太渺小了，如果走不出克里雅山口道也有愧于“探险者”的称号。
太阳落山前我们到达了库地，在陈大队长的安排下，库地边防检查站的站长和杨指导员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安排我们在一家四川饭馆吃饭，晚上破例让我们住在了边防检查站的营房里。
库地坐落在一个狭长的山谷中，它是新疆进入西藏的第一个驿站，不足百米的街道两旁，有几家小旅店和一家汽车修理铺。由于这里海拔不高，气候湿润，和山外酷热的世界相比显得格外凉爽。边防检查站是库地最漂亮的建筑，它也是新藏公路从叶城到阿里地区唯一的检查站。2007年5月我在新藏线上因摩托车事故受伤后，陈大队长派专车连夜把我送进叶城县医院，住院期间，还派卫生员对我进行精心护理，从此，我和陈大队长也成了好朋友。
一年过去了，我的腿伤也基本好了。当年边防武警救助我的场面，被制成了巨幅宣传广告牌，高高耸立在边防检查站的大门前。重返库地，望着这一切，当初受伤时的情景历历在目，令我百感交集。
在新藏线上与队友分别
从库地到新藏线的第二个达坂——麻扎达坂，路程85公里，其中有20多公里是新修的柏油路。我们加大油门向达坂冲去，但不久就被长长的军车队堵住，原来前面的道路被山洪冲毁，一辆地方的油罐车陷入泥潭。有解放军在指挥疏导也不用我们操心，停留一个多小时后，车辆开始放行，很快我们就超过了军车队，12点多我们的车队爬上了麻扎达坂。
麻扎达坂海拔4900米，但其相对高度似乎没有库地达坂高，看起来也没有库地达坂壮观。在达坂顶端队员们都下了车。我在达坂上小跑了几步似乎也没有感到不适，心里多少感到些安慰，一年多来为恢复体能付出的汗水没有白洒，我深信，即使到了海拔5000多米的羌塘，我的身体也不会出现问题。
从达坂顶部沿着盘山道下行20多公里就到了麻扎。麻扎是个岔路口，219国道在岔路口向东延伸，向西有条85公里的国防公路直达塔吐鲁沟，沿着这条国防公路西行25公里到达伊力克，再向南步行90公里就到达了世界第二高峰——乔戈里峰的脚下。在麻扎有几排土房子，大都是四川人和甘肃人开的小旅店。在新藏线上小旅店都卖汽油，但价格是市价的一倍。我们在加油的时候遇到了一名开丰田越野车的驾驶员，据他说，他常年在这条线上运营。当他知道我们这3辆车要进羌塘时，连连摇头，说前几天他的朋友开了3辆丰田V8的越野车都陷入了羌塘的沼泽，我们这3辆车肯定是有去无回。听了他这番话，我虽然不完全相信，但心情还是很沉重的，如果连车都进不去，我们能走出羌塘吗？
离开麻扎我们又行驶了47公里翻过海拔5000米的科克阿尔特达坂，马不停蹄地向三十里营房驶去。按计划今天我们要到达大红柳滩。出来前考虑到新藏线的路况，丰田车和切诺基都换了新越野轮胎。由于哈佛车是新买的也就没在意换轮胎，谁知，刚下达坂后轮胎就被石子割破，由于道路非常颠簸，驶出几百米后才发现，结果轮胎彻底报废。换上备用轮胎后，宋玉江也放慢了车速，我坐在吕俊驾驶的切诺基上一直跟着他，可没走几公里就发现哈佛车的右后轮胎瘪了，我赶紧通过对讲机呼叫停车。大家急忙下来充气，往扎破的地方塞入补胎的胶条。搞好后我出了一身冷汗，如果这个轮胎再碾报废，我们只有返回叶城去买新轮胎了。
到三十里营房后，补胎铺的老板说，哈佛车的原车胎很薄，根本不适合在新藏线上行驶，在这里也没有可替换的轮胎。哈佛车是不能再往前开了，我决定让马玉山、老边、姜姐、小侠四人在三十里营房等候，其余两部车和5名队员前往羌塘侦察。决定已出，小侠一再缠着要和我们一起去羌塘，起初我也答应了，但老刘的一番话让我很为难，他说羌塘的情况我们一点都不知道，在这种情况下多去一个人也许就多了一分风险。经过再三考虑，我拒绝了小侠的请求。
在国外地图上三十里营房这个位置标定为Shahidulla，这和三十里营房以西15公里的赛图拉地名相同，它自古以来在军事和通商上都有着重要的作用。早在一个半世纪前，清朝政府就在赛图拉设防，如今在219国道上还能看到高山上耸立的清代赛图拉哨所。从三十里营房以东46公里的康西瓦向南120公里，便到达了与印控克什米尔接壤的喀喇昆仑山口，中国最高的哨所——神仙湾就在那里。这里也曾是1962年中印自卫反击战的西线战场，有100多位烈士长眠在此，他们的身躯化作了共和国西部边关的巍巍山脉，219国道边上的康西瓦烈士陵园便是历史的见证。
从三十里营房到大红柳滩还有125公里路程，而且途中还要翻越康西瓦达坂，此刻，我们也不敢停留，在队友的目送下匆忙离开了三十里营房。在荒凉的喀喇昆仑山上与队友分别有种说不出的滋味，特别是看着受了委屈似的小侠，我心里很难过，按着我的性格没有理由拒绝一个女人的请求，但困境面前我只能这样。
到大红柳滩时天色已晚，我们凭感觉将车停到了“老战士旅店”门前。饿了一天的我们，一进门就嚷着让老板娘给我们做饭。这家店的老板姓李，由于常年不修边幅，胡子拉碴，这一带人都叫他“李胡子”。他年轻的时候曾在罗布泊原子弹实验基地当兵，复员后回到了乌鲁木齐煤炭学校工作，11年前他辞去了工作来到大红柳滩，以给探矿的人当向导为生。我们花80元要了一份大盘鸡，花50元要了一洗脸盆白皮面，美美饱餐了一顿。
李胡子十几年来为了谋生跑遍了这一带所有的山沟，他告诉我们：如果我们能渡过马头湖和拉竹龙湖附近的两道大河，就有可能到达克里雅山口。他还提醒我们，在河床中，淌水的地方下面是硬的，没水的地方往往会陷车。
新藏线上的旅店条件十分简陋，狭窄昏暗的客房里摆满了床，床上的被褥脏得不能再脏了。多年的野外生活，我也不在乎这些，也总结出一条经验，在外住店一定要脱光衣服睡，免得沾上虱子。晚上，不知是海拔高的缘故还是天花板上老鼠哗哗的跑动声，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难以入睡，反复掂量着李胡子的话，设想了很多明天将遇到的困难。但李胡子提供的信息也多少让我心里有了点底，就是说我们的外围队员只要把车开到马头湖，从那里到邦达错湖只有50公里，即使车辆到不了邦达错湖附近，我们探险队多用两三天时间也能走出羌塘。
沿着车辙进入羌塘
7月25日对我们来说也是关键的一天，天不亮我们就起来收拾行装，把两部越野车的油箱加满，而且每辆车都带了90公升汽油。在新藏线上加油是让人心疼的事，丰田4500车正副油箱容量90升，一次加油就是900元，在颠簸的新藏线上也只能行驶400公里，进入羌塘也许只能行驶200~300公里了。
一路攀升，3个小时后我们到达了铁隆滩。路旁几座破旧的小旅店便是进入西藏的最后的驿站，它离界山达坂98公里，海拔5200米的它成了新藏线上最高的驿站，过往行人在这个高度停留，轻者头疼，重者会引发致命的高山肺水肿或脑水肿，因此，这个地方也被人们称作死人沟。我们在一家四川人开的旅店又补充了几桶汽油，然后就向界山达坂驶去。
也许是接近羌塘草原的缘故，虽说海拔越来越高，但山势却显得平缓了许多，山坡上的植被也逐渐多了起来。路两旁三五成群的羚羊似乎早已习惯呼啸而过的汽车，悠闲地在草甸上吃草。在接近达坂时，路的东侧出现了一个浩瀚的湖泊，放眼望去，碧波荡漾的湖水在阳光的辉映下熠熠闪耀，给贫瘠荒芜的高原注入了生命的气息，这便是羌塘草原三大湖泊之一的龙木错。在界山达坂以东的羌塘草原是一片十几公里宽、一眼望不到头的地带，由于南北两侧雪山的融水，使得这一地区大小湖泊星罗棋布，是藏北高原湖泊最密集的地区。除了龙木错、郭扎错、邦达错三个巨大的湖泊外，在三个大湖之间还分布着芒错、马头湖、兽形湖、窝尔巴错等大小不等的湖泊。我们一行在龙木错湖边停留一个小时后便驶向了界山达坂。
界山达坂是新疆和西藏的分界点，海拔5190米，但不知为什么在达坂上竖立的花岗岩碑上却写着：“区界碑海拔6700M”。界山是羌塘一带东西走向的雪山，离达坂最近的雪山是公路西侧的果扎刚日峰(海拔6241米)，最高峰是胜利峰(海拔7135米)，坐落在达坂以东60多公里处，这个“海拔6700M”碑文究竟是怎么来的令人费解。多事的宋玉江顺手捡了块尖石，在区界碑上写上了“此地高度5190米”的字样。
下达坂行驶几公里，在龙木错和芒错之间有一条向东延伸的车辙，这便是我们要侦察的线路。一年前，我曾骑摩托车沿这条路进去了50公里，今天再次来到此地，眼前除了小溪多了，草变绿了之外，一切都依然如故。我们的两部车沿着蜿蜒的车辙向东慢速行驶。7月正是羌塘的雨季，雨后的路面泥泞不堪，来自雪山的溪流和雨水汇合把原本崎岖的车辙冲出一道道深浅不一的沟坎。车刚驶过龙木错，让人提心吊胆的事还是发生了。宋玉江驾驶的切诺基轮胎被扎破，幸好气没完全漏完，他急忙下车，一边打气一边往破处塞入补胎的胶条。事后大家都一再提醒宋玉江，在石子路面上驾车时不要急刹车。想起来还真让人后怕，一旦切诺基的轮胎彻底坏了，即使换上备胎也不敢再往前走了，仅凭丰田单车是不敢贸然进入羌塘的。
绕过龙木错，遇到了第一条河，看到有新轧过的车辙，我们也没停车，加大油门冲了过去，沿着河对岸一条新推出来的路向北驶去。20分钟后，发现了一个清澈碧绿的小湖，一只羚羊沿着湖边疾速地奔跑。我们赶紧下车来到湖边，发现这个地图上没有标定的湖泊竟然是羌塘地区为数不多的淡水湖，我用GPS记录了坐标，突然发现我们偏离了预定线路12公里。当我们返回到河边时，根本看不到向东延伸的车辙，经判断，车辙肯定被河水冲没了。这条流入龙木错的河流水量不大，但河床很宽，按照李胡子的经验，在河里行车要选有水的地方走。我们让切诺基在前，丰田车在后(带电动绞盘)，油门踏到底在水里狂奔，坐在头车副驾驶位上的我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儿。
当我们再次找到车辙，展现在面前的是广袤的草原，成群的羚羊在车的两侧飞奔。虽然我们的车速已达到了70公里，但奔跑速度极快的羚羊仍然不时地从我们的车前穿过。宋玉江虽然驾车时间不长，但他以胆大而著称，他曾驾驶桑塔纳渡过越野车都不敢过的激流。此时他驾驶着切诺基在草原上与羚羊赛跑，令同车的我和吕俊都兴奋不已，仿佛进入了非洲大草原。
闯过大河流的车却陷入小泥潭
离开国道50公里后，我们在路的南面看到了马头湖。出来之前，我从一篇游记上得知，在马头湖附近有放牧的藏民。但到了实地却让人大失所望，除了奔跑的羚羊外，根本没有人活动的迹象。过了马头湖，路也变得崎岖不平。我们绕过五指山进入了一个小山谷，谷底基本看不到溪流，只是前方不远处有一片湿地，边上有一个废弃的卡车轮胎，一看就知道是曾经陷过车的地方。我们的车连大河流都闯过来了，这点小泥潭在大家眼里算不了什么。宋玉江没有停车，挂上四驱往前冲去，眼看就要冲出去了，可车没劲了，陷入了泥潭。开丰田车的邢睿选了一个似乎干燥的地面，想开车绕过去拖切诺基，谁知刚离开车辙，丰田车又陷了下去，越折腾陷得越深，连汽车的前后桥都陷入了烂泥里。此刻，我的心又悬了起来，深知遇到了大麻烦——此时我们已离开219国道约70公里，就算走出去求救也要三天时间呀。
我们6个人只好拼命地挖车，在丰田车前十几米的地方挖了一个大坑，埋入了一个200多公斤的大石头，想用自带的绞盘自救，谁知车没绞出来，反而把大石头绞了出来。我们只好又挖了2个多小时，把大石头埋下去了一米多，为了防止石头被拉出来，我们5个人顾不得危险都站在埋石头的土包上。这次终于把车向前绞出了一点，但关键的时候绞盘又打滑了。
此时太阳已经西斜，我们从早晨到现在没吃一口东西，在海拔5300米的地方已挖了5个小时的车，大家体力消耗也到了极限。我心急如焚，顾不得让大家吃饭，决定放弃丰田车，集中力量先把切诺基搞出来，这也是我们最后的希望。幸亏我们人多，经过一个小时的努力，终于将切诺基推了出来，绞盘也修好了，随后在切诺基和绞盘的牵引下终于将丰田车也拖出了泥潭。两车脱险之后，为了找到水源，我们又向前开了十几公里，来到了万泉河边，此时天已经完全黑了。
在海拔5300多米的羌塘，太阳刚一落山温度便迅速下降，营地边上的小溪流结了一层薄冰。劳累了一天的我们也懒得做饭，烧了点热水啃了几口干馕就躺下了。为了预防高山病，睡觉前我给老宓服了两粒高原康。
躺在帐篷里，吕俊一个劲地埋怨我，光催他挖车，整个过程也没拍摄。想想也真是遗憾。说实话，车辆被陷后，每个队员都非常紧张甚至恐惧，没顾上拍摄一张陷车、挖车的照片也不奇怪。
留守在三十里营房的队员快急疯了
7月26日，我们在羌塘高原安全度过了一夜，一早起来我们继续向东行驶，十几公里后便到达了兽形湖。湖边有一间用石块垒砌的房屋，紧闭的门上挂着一个绣有藏式图案的门帘，从周围环境看这里已经很久没住人了。我们也搞不清楚，为什么在水草丰盛的夏季没有人放牧，难道这里是冬草场吗？在5000多米的高原冬季能放牧吗？
中午，我们到达了邦达错，一条100多米宽的河床挡住了我们的去路，过河向北60多公里便是克里雅山口。我站在河畔，向北眺望，鳞次栉比的雪山一望无际，我们要翻越的克里雅山口就在雪山的那边。我们不敢贸然过河，此次侦察已基本达到了目的。我们用GPS标定了探险队和支援队的汇合点，还郑重地在此堆起石块，在上面竖起了系有红布条的木杆。
按照GPS记录的轨迹返回速度快了许多，天黑前我们就回到了死人沟。在我们下榻的旅店隔壁住了十几个四川测绘局的人，他们在完成一项国家测绘项目，据说要填补1∶50000的昆仑山地图。测绘队不但配备了三桥驱动的牵引车，还在清一色的帕拉丁越野车上安装了GPS跟踪系统，不管他们到了哪里，测绘总局都会知道他们的行踪。当他们知道我们刚从邦达错返回时都惊叹不已，照他们的说法，没有牵引车的车队是根本不能进入羌塘的。
7月27日，在离三十里营房还有几公里的地方我打开了手机，铺天盖地的短信响个不停，都是姜姐她们发来的三个字“到哪了”……
我们终于和留守在这里的队员会合了。见面后才知道，我们出去了4天，在三十里营房等候的4名队员都快急疯了。马玉山和大边没事可干，把三十里营房所有的店铺都转了几遍；嗜酒如命的马庆则成天坐在小商店的柜台上一边喝酒一边和漂亮的女老板聊天，据说4天把小商店里的啤酒、红酒都喝光了。
由于军事演习的缘故，219国道处于半封闭状态，下行的车辆只有到9点以后方能通行。我心急如焚，急忙赶到卡子和边防军交涉，谎称我们一个队员得了高山肺水肿，生命垂危。解放军看我们的着装和晒得爆皮的黑脸，也没说什么就放行了。
傍晚时分，是昆仑山水势最大的时候，湍急的河水横切公路而过，水深没过了车门。走在前面的哈佛车企图开过去时，不幸进气道进水，在水中突然熄火。眼看洪水就要下来了，我们顾不上脱鞋就跳入了水中，硬是靠马达和人力把车弄了出来。姜姐一气之下，顺手就把她15万元买的崭新的哈佛车10万元许给了宋玉江。
7月28日，我们一行完成了第一阶段探险，在返回于田的路上接到了王县长的电话，当时我就预感到了他要说什么。他问我，这次活动是否到和田地委备过案。这是我最担心也最不愿意面对的事实。我也很能理解王县长的担忧，如果在这个节骨眼上出了事，谁也担不起责任。但探险活动已经开始，我只能说了好多让他放心的话。一路上我暗暗地祈祷，但愿我们能顺利进入昆仑山，能安安全全地回来。我明白，一旦出事我是担当不起的。
出发前又去看望了普鲁村的孩子们
7月29日是探险队在普鲁村集结的日子，副队长扬戈和探险活动的新闻发言人奇峰也风尘仆仆地从乌鲁木齐赶到了。一大早，10名探险队员，两名支援队员和奇峰共13人，乘4辆吉普车抵达了普鲁村。村民们三五成群地站在街道两旁好奇地看着我们。
探险队要正式出发了，但似乎还有做不完的事。一进村我就让马庆宰羊，再把羊肉炒熟装在瓶子里，让老刘将探险物资打包，我急忙去见村支部书记。
三年前我们在普鲁村助学活动是孩子们最开心的事，为了让更多的孩子开心，在此次出发之前的送行会上，我介绍了探险地的情况，特意通过投影展示了普鲁村朴实的民风和贫困中的孩子。大家纷纷现场解囊为孩子们捐款。我们用此款购买了60套学习用品和一些文体活动器材。同时，内地网友“梦里花落知多少”汇来了2008元，受她委托我们给普鲁村小学购买一台彩电，还有DVD影碟机和卡通片。
7月底正是暑假，听到“村村通广播”通知的孩子们早早就来到了学校。在校园里举行的助学活动非常热闹，还引来了许多村民观望。队员们望着背着新书包、怀抱新文具的孩子们一张张可爱的笑脸，心中有种说不出的喜悦。
傍晚，村支部书记带话来让我去村委会一趟，原来县公安局打来电话询问我们这次探险的情况。自俄罗斯漂流队在和田河遇险事件后，当地政府对探险活动都十分敏感，生怕出现问题。回来的路上我闷闷不乐，和我同行的老刘看出了我的心思，安慰我说，明天我们进入普鲁河谷后，天王老子也休想阻挡我们的脚步。
晚上我躺在依塔洪家的大炕上，听到卡卡（杨戈的媳妇）给扬戈叨咕，话中之意是她也要和我们一起穿越克里雅。原本忧心忡忡的我当即拒绝了她的加入。这次活动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探险，不是谁想来就能来的，我们大家在一起就是一个团队，队员之间需要磨合，之前也需要体能的准备，随意加入一个人是对团队的不负责，我也没办法向大家交代。
夜里，我躺在炕上翻来覆去不能入睡，期待着天快亮，早点离开普鲁村。
穿越普鲁河谷，毛驴差点掉下山谷
7月30日，天刚蒙蒙亮，我就把大家叫了起来，等打好各自的背包，租用的10头毛驴和许多送行的村民已在依塔洪家门前等候。在村民的帮助下，不一会儿探险队的所有探险物资都结结实实捆在了毛驴身上。
清晨，昆仑山的气候格外凉爽，我们没有举行出发仪式，只是在村民的目送中悄然地离开了普鲁村。那一刻，我一直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
2008年夏季的昆仑山破天荒地连续下了几天的小雨，常年贫瘠荒芜的昆仑大地在雨水的滋润下焕发出勃勃生机。我走在普鲁河谷蜿蜒的牧道上，望着两旁泛绿的山坡心情格外地轻松。我们的支援队员和新闻发言人奇峰一直把我们送到普鲁村以南6公里的阿拉叫依。
阿拉叫依是个古驿站，也有人说是古代屯兵的卡子，它究竟建于什么年代也没有资料考证。当我向依塔洪询问时，他说，从他的爷爷的爷爷的时候就有这个卡子。我们从边上高大的杨树判断，这遗址少说也有几百年的历史了。据《于田志》记载，这个卡子一直沿用到民国时期。
阿拉叫依是新疆通往西藏古驿道的起点，在其附近有一座大木桥，2005年我们探险火山口时它虽已坍塌，但桥体尚存，而今桥已荡然无存，也许被普鲁村民当柴烧了，作为历史见证的大木桥的消失让我深感遗憾。
离开阿拉叫依后，我们和驮队沿着普鲁河谷狭窄的牧道向南行进。常年流淌的普鲁河是克里雅河上游的一条支流，七月底正是河水最大的季节。我们沿着牧道在河谷一侧的山坡上行进，时而爬上高耸的山梁，时而再下到谷底。
行进了20公里后，天色已近黄昏。一处陡峭的河谷挡在了我们面前，浑浊的河水沿着狭窄的河道咆哮而下。我站在谷底，举目仰望，一条依稀可辨的“之”字形牧道一直延伸到高山的顶部，此地海拔已达3500米，眼前的山顶起码还有200米高。我们要连续翻过三个达坂才能绕过这段峡谷。
第一天的负重行军，队员们还没有完全适应，体力消耗都很大，为了补充能量，我让依塔洪从牧羊人那里买了一只羊，晚上给大家煮了羊肉。
7月31日，天蒙蒙亮，老刘就拉开了我的帐篷，心事重重地告诉我两个坏消息：一是昨晚丰盛的晚餐消耗了5罐高山气。按照这个量计算，加上早餐和烧水一天起码要消耗7罐气，我们带的48罐气只能维持7天；二是他从依塔洪那里得知，在吾拉音湖附近没有牧草。这意味着我们的驮队无法翻过克里雅山口。
在严峻的现实面前我采纳了老刘的建议，即刻派依塔洪返回普鲁村取气罐（我们在普鲁村留了24罐气），再租两头毛驴，带50公斤包谷上来。我们和依塔洪约定，在60多公里外的阿什库勒盆地汇合。探险队按原定计划继续沿着河谷向南行进。
太阳还没照到山谷，队伍就出发了。经过三个多小时的攀登，我们终于登上了3800米的第三个达坂。俯视普鲁河谷，我们所攀爬的3个达坂直线相距不足一公里。下到普鲁河谷的路异常陡峭，一段段被泥石流冲刷的山坡根本看不到牧道，驮着行囊的毛驴下山更为惊险。一头小毛驴失去了控制，顺着陡峭的乱石坡直往下冲，眼看就要失蹄摔下山谷，在队员们的一片惊呼声中，毛驴终于控制住了脚步。见此情景，队员们都不敢大意，侧着身子，紧握手杖小心翼翼地往谷底挪动。
下午，河谷两侧高耸的山峰遮住了阳光，狭窄的河谷显得阴森森的。我们沿着牧道逆流而上，途中遇到了3个赶着羊群下山的普鲁村民，让我们大为吃惊的是，为首的一个老人竟然打着赤脚。望着刚翻过的碎石遍地的达坂，再看看我们脚下一千多元的徒步鞋，我们在感叹昆仑老人的“铁脚”的同时，也感到内疚：昆仑古道对我们来说是探险，可对世代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来说就是生活。
河谷越来越窄，河道两侧的高山越来越陡峭，牧道也消失了。我踏着大小不一的卵石，时而河东，时而河西，频繁地在激流中穿行，双脚都冻得失去了知觉。下午6点多钟，河水越来越大，望着湍急的河水，我们只得在河边扎营。
铁人依塔洪在山里奔走两天没合眼
8月1日，是值得纪念的日子，1950年8月1日李狄山率领135名先遣连战士就是沿着这条古道进军西藏。这一天我们迈出的每一步，似乎就在此时跨越时光，与英雄们的脚步相重合，时间再一次显现了它的质感与力量。
清晨，来自高原的山风在阴森狭窄的河谷中肆虐地刮着。队员们站在河边换上了涉水鞋，迈着坚定的步伐向河道走去。在海拔4000米的山上，河水冰冷刺骨，大家刚把脚踏进水里，都被冰得不由自主地喊出声来。在水中长时间行走的队员们似乎忘记了疲劳，忘记了高山缺氧，大家把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了自己的两条腿上。尽管万般小心，激流下暗藏的石块还是把队员们的腿碰得青一块紫一块。激流、寒冷加上疲劳，使得协调能力较差的姜姐在河道中几度失去了平衡。
探险队穿过狭窄纵深的普鲁河谷，越往上走，河谷渐渐开阔起来，湍急的普鲁河也逐渐变成了小河流水。和依塔洪分手的第二天，也就是8月2日，我们踏上了一条宽阔的路基，这便是通往苏巴什的大道。
苏巴什海拔4200米，维吾尔语意为“河水之源”，它也正是普鲁河的源头。在河岸平坦的高台上，有一个用石块垒起来的大院子，院子里有几间用石块搭成的长方形的屋子，这便是当年筑路大军的指挥部。经过半个多世纪的风吹雨淋，屋顶早已荡然无存，为了避风我们的帐篷干脆就搭建在屋内。
建好营地后，夕阳还没落去，我急忙拿出相机，轮番给队员们拍“标准照”。当有队员不情愿时，我就劝说他：“照片以后有用。”没想到此话一出，立刻招来了一片质疑声。其实，探险活动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出发前每个队员都要照一张全身和一张半身的照片，照片的用途不言而喻，不是上英雄榜，就是……
不知谁在帐外大喊了一声：“依塔洪回来了！”在帐篷里准备晚餐的我真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急忙爬出了帐篷。依塔洪真是铁人呀！从普鲁村到这里足有60多公里山路，我们艰难地跋涉了三天，可他一天就赶到了。寒暄后才知道，他当天就返回了普鲁村，并搭车去于田县城买了包谷，用卖羊皮的钱买了几个西瓜，返回到普鲁村已到了夜里12点。为了能在苏巴什赶上我们，他没有休息就出发了。也就是说，他和我们分手后在山里奔走了两天没合眼。“探险”对依塔洪来说似乎太遥远了，甚至他都说不出这两个字来，在他眼里为我们干任何事情都是劳动，都是为了养家糊口。
晚上，阵阵山风吹得帐篷哗哗作响，虽然习惯了野外生活，我还是久久不能入睡。我由衷地佩服依塔洪，心想，我们这些号称资深的户外老驴和他比起来真是太渺小了。依塔洪作为一个世代生活在昆仑山中的村民，凭他的虔诚和忠厚被昆仑山所接纳，使他成为了一名昆仑山的儿子。而我们千里迢迢来到这里，充其量只是触摸了昆仑山的一角。要想让昆仑山接纳我们，还有一段相当长的路要走，还要面对更多更残酷的挑战。
拼命赶路，翻越硫磺达坂到色格孜库勒湖畔
硫磺达坂海拔5114米，是新藏高原北部边缘上的一个标志性的达坂，翻过这个达坂就进入了阿什库勒盆地。我们必须用一天时间翻越硫磺达坂到色格孜库勒湖，因为全程33公里的线路上没有水，这对每个队员来说都是一次不小的考验。
8月3日，凌晨6点我就把队员们叫了起来，匆忙吃了点东西就出发了。
我们沿着干枯的河床向南走去，一个小时后踏上了一条向西南延伸的路基，沿着一条由彩色砂岩山构成的峡谷向达坂走去。连续几个小时的攀爬，我的全身被汗水浸透，出发时带的一升水已消耗过半，想到后面的路程，我强忍着口渴一步步地向达坂攀登。
在高原，人的红血球数量剧增，血液浓度也变黏稠，缺少饮水血液会变得更黏稠，这样会大大加重心脏的负担，严重时会引起心衰。途中我们看到了一头死亡不久的野牦牛。
北京队员老宓的状态很不好，我早晨起来就发现老宓的脸肿了一圈，两条胳膊上起满了可怕的大红疹子。快到达坂顶部时，他有点支持不住了，把身上唯一的负重——莱卡照相机也放到了毛驴背上。
从苏巴什到硫磺达坂距离不足10公里，我们用了近5个小时。当我们站在达坂顶上，回首眺望，4天来用双脚丈量的大地是一望无际的高山。虽说是盛夏，在5000多米的达坂上没有一点暖意，被汗水湿透的队员们不时地在寒风中瑟瑟发抖。尽管这样，口干舌燥的我们还是狼吞虎咽地吃掉了依塔洪带上来的两个西瓜。
站在达坂向南望去，远处的雪山在云雾中时隐时现。在雪山和我们脚下的高山之间夹着一个长约50公里，宽约15公里的洼地，这便是青藏高原上著名的阿什库勒盆地。此时，距色格孜库勒湖还有23公里路程，我们不敢久留，急忙沿着当年修筑的路基向东走去。路边除了满目荒凉的沙砾外就是一具具骆驼或毛驴的白骨。
行走了2个多小时后，离远处的阿其克库勒湖越来越近时，我们离开了路基，向正南的色格孜库勒湖方向走去。一天滴水未进的小毛驴似乎嗅到了湖水的气味，一路小跑地向湖边奔去，而队伍在平坦的盆地上也拉开了很长的距离。我们急于在天黑前到达营地，也顾不上高原缺氧，紧随驮队拼命赶路。
经过一天33公里的高海拔跋涉，天黑前我们终于到达了色格孜库勒湖边，并将营地建在附近的一条小溪边上。此时，老宓的体力已完全透支，到营地后他一头钻进帐篷就睡了过去。按原计划，我们将修整一天，考察阿什库勒盆地。
色格孜库勒湖是阿什库勒盆地三大湖泊中唯一的淡水湖，它与西面的阿其克库勒湖紧密相连。如今的色格孜库勒充其量是由一个个水洼连成的“湖”。实际上，早在几十年前湖水已基本干枯，只是在夏季阿其克库勒湖的渗水和来自南面雪山融水的注入，使色格孜库勒形成了一个个水洼。色格孜库勒湖畔也正是日本探险家橘瑞超在第三次中亚探险时所选择的营地。
1910年日本大谷探险队组织了第三次中亚探险，年轻的探险家橘瑞超从伦敦出发，经西伯利亚进入新疆。他从吐鲁番地区南下再次进入罗布泊，考察楼兰遗址，然后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对喀什及和田地区的文物进行考察挖掘后，一时心血来潮，克制不住好奇之心，改变了原定的计划，打算穿越西藏无人区，由西向东进入甘肃。照他的话说：“要在世界地图神秘的地方印上我这个日本人的足迹。”
1911年盛夏，橘瑞超从和田赶到了克里雅（今于田县），他计划沿着克里雅河而上，进入西藏高原。为了完成这次旅行，他以克里雅为基地，雇用了六七十人，租用了20多匹马，还有一批骆驼、牦牛，筹备了供人和牲畜用30天的给养。但这次旅行对他来说绝非容易。他用骡马、牦牛和骆驼先后几次往西藏高原运送给养，可是在穿越普鲁河谷过程中，由于骆驼体型庞大，遇到陡坡、崖石突出的溪谷，自身通行都很困难，驮载行李更是举步维艰，许多骆驼从悬崖坠入谷底摔死，结果在到达阿什库勒盆地之前，骆驼队陷入了全军覆灭的悲惨境地。在橘瑞超的游记《中亚探险》（新疆人民出版社）一书中有这样一段描述：“将克里雅的根据地移到普鲁村，在这里停留的一个星期中，我不断收到先遣运输部队的各种报告，有说骆驼被激流冲走溺死了，又有说马驮着行李掉入谷底，或发现了人和马能够通行的小路等等。得到各种各样的报告后，我也从普鲁出发前往西藏高原的色格孜库勒湖畔。这一带已进入昆仑山的深山峡谷，克里雅河水湍急，两岸如削，断崖绝壁，我们沿着大小岩石间的缝隙渐次前行，多次遇到困难，期间看到了许多遗弃后被乌鸦和狼啃吃的骆驼、马匹的尸体，这都是先遣运输部队的，足见他们遇到的困难。当我翻过西藏和新疆的分水岭阿土毕达坂（硫磺达坂）时，没走5步心脏就好像受到挤压，再下去10步感觉喘不上气来，大家感到头痛得厉害。到达目的地色格孜库勒湖畔时，呼吸更加困难，结果我们全部躺倒了。我静静地躺在帐篷里，用清冷的湖水敷在前额，最终完全昏了过去，直到苏醒过来什么事情也不知道。我们都患了高山病，一连数天躺在帐篷里。这些不习惯高原生活的维吾尔人，经历了艰难的历程，受到了病魔的袭击，渐渐开始露出怨言，对前途充满悲观。”
他还写道：“在色格孜库勒湖畔的第九天夜里，我走出帐篷外，一轮明月高挂在西藏高原的上空，倒映在湖心，大地铺上了一层银霜。当我走到临近的帐篷，让我大吃一惊——平时睡觉打鼾的队员已无影无踪，查看一遍，几十个队员只剩下两个人，其余的不知什么时候都逃走了。帐外的爱马在西藏高原的沉沉夜色中昂首长嘶，冲破寂静，好像在对我表示同情……”
橘瑞超不敢久留，他和两个驮工日夜兼程回到普鲁后，想再次召集人马取回留在色格孜库勒湖畔的物资，但普鲁的人没有人愿意前往。不得已他又回到了克里雅，可还是没有人应召前往。最后他又回到了和田，经过艰辛的筹备，组建了一支新的队伍。可当他回到湖畔一看，放养在附近的马有的死了，有的非常虚弱，还有两三头牦牛也不知逃到哪里去了。羊有一半找不到了，有的浑身血淋淋的，奄奄一息，还有一些散乱的羊头和羊腿，显然是一群恶狼袭击了营地。
在色格孜库勒湖畔，橘瑞超新招募的驮工又因高山反应大都逃走了，他和剩下的两名驮工曾几度陷入绝境。他们艰难地跋涉在前人未到过的山丘，最终回到了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至此，这支探险队终未能找到一条通往西藏或甘肃的便道。
老宓的病情加重了
8月3日清晨，营地边的小溪结了一层薄冰，在冰下缓缓流淌的溪水比起前一天清澈了许多。色格孜库勒虽说是淡水湖，但常年的蒸发使得一个个水洼变得咸涩不说，水中还漂浮着许多小生物。到了下午，雪山的融水夹带着泥土和各种生物汇入小溪，使这浑浊的溪水即使长时间地沉淀也难以清澈。
老宓的情况更加糟糕了，他身上又新出了许多大红疹子，对他过敏的原因大家说法不一。他自己怀疑是吃了路上采的野蘑菇，也有人说是饮用了小溪的水，而我则觉得是毛驴身上的一种特殊东西引起的，因为之前就发生过这样的病例。在2005年夏天，乌鲁木齐登山探险协会的会员邢睿带3名法国人到火山口探险，其中一名女队员就对毛驴身上的一种东西过敏。来之前，她知道昆仑山的运输工具是毛驴后，专门从法国带来了抗过敏的针剂，在探险过程中她始终与毛驴保持一百多米的距离，即使这样她还是过敏了。据说这种过敏非常可怕，严重时会蔓延到喉咙，将导致人呼吸困难窒息而死。在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盆地里，如果老宓病情进一步恶化，后果真不敢设想。
老宓在中石油工作，他风尘仆仆来到新疆，没经过适应性训练就进入昆仑山，开始高海拔长距离的行军，他经受住了比我们更多的磨难和痛苦。我们不敢拖延，决定第二天一早送他返回普鲁村。
对老宓而言，能到达这里已经很不容易了，为了能再多看一眼阿什库勒盆地的广袤与神奇，早饭后，老宓忍受着病痛的折磨，与我们一起涉过小溪向对面的山梁走去。
站在海拔4900米的山梁上，环视阿什库勒盆地，色格孜库勒一潭潭蓝绿各异的水洼似乎与东边的阿其克库勒湖连成了一片；在山梁和南边高耸的雪山之间镶嵌着一大片绿色草地；山梁的东南方向，一座梯形的山包醒目地耸立在阿其克库勒湖旁，这便是我们一直期待的阿什库勒火山，也是在学术上一直存有争议的昆仑山亚洲一号火山。
夏季，阿什库勒盆地处处都充满了生命的迹象：绿色的草地，蓝色的水湾，欢唱的水鸟，野牦牛踏出的道道足迹，无不给这片广袤的高原盆地带来了勃勃生机。
下午回到营地后，老宓的病情又加重了，他的大腿内侧新冒出许多红疹。这一症状验证了我的判断，毛驴身上某种东西引起的过敏已不容置疑，因为在去山梁的路上他始终骑着毛驴。而摄影师吕俊是我们这支队伍中最辛苦的人，几天来的劳累让他也病倒了，晚上体温烧到了39摄氏度，为了控制病情，我给他服用了一倍剂量的阿莫西林。
晚上，我来到了依塔洪的帐篷，让他派年轻驮工肉孜和两头毛驴护送老宓下撤。在整个行程中，阿什库勒盆地也是个折返点，再往前走，一旦出现问题安全返回的可能性就不大了。这一点在做应急预案时也考虑到了，为此，我们特意雇用了一名年轻驮工。
8月4日清晨，经队友的精心护理，吕俊的烧退了。我们必须按计划离开阿什库勒盆地，踏上翻越克里雅山口的道路。而老宓则没有别的选择，必须返回普鲁村。
谁来承担护送任务呢？在这个节骨眼上放弃探险，是非常痛苦的选择。为了这次探险，每个队员都进行了长达一年的准备，付出了太多的心血，一旦放弃有可能再没机会来到这里了。但老宓返回必须有人护送。如果让协作马庆护送，会大大增加摄像师吕俊的负担，势必影响到整个拍摄工作。
在我左右为难的时刻，副队长马玉山站了出来，决定放弃翻越克里雅山口，护送老宓回普鲁村。马玉山是2005年冬季到达火山口的三勇士之一。我们一起登山探险十几年，不仅是旅途中的伙伴，也是生活中最要好的朋友。关键时刻才显哥们情义，他毅然作出了牺牲。
前途未卜，前进和返回都充满了凶险，在分手的时刻，队员们心情都很沉重，只能默默无语地拥抱，挥手告别。
探险队兵分两路，走向火山口
告别队友后，探险队分成两路，杨戈、老刘、依塔洪、阿曼赶着毛驴沿小溪北岸向乌鲁克库勒方向进发，我带领姜姐、小侠、吕俊、马庆涉过小溪，直奔亚洲一号火山。两条路相隔2公里左右。因为前方的情况不明，我们没法约定汇合的地点。
出发后不久，突然发现，我匆忙中把探险队仅有的两部对讲机都带上了，这将导致我们无法和杨戈带领的队伍联系。这一致命的疏忽令我一路都忐忑不安。
广袤的阿什库勒盆地并不是一马平川，向东行进不久便是地图上标为“喀拉塔什勒克”的火山地带。喀拉塔什勒克是维吾尔语，意为“黑石滩”。它位于一号火山的西面，长约8公里，宽约4公里，喷发出的火山灰和熔岩堆积出一个个小山包，沿着阿其克库勒南岸一直延伸到色格孜库勒湖畔。受其南边雪山融水的滋润，夏季的黑石滩土地肥沃，野草丛生。我们是在山包间穿行，别说2公里，前后队员拉开200米距离就已看不到对方。
由于昨晚的抓饭太油腻，加上缺氧引起消化系统紊乱，一路上我的肚子又胀又痛，每走2公里就要方便一次。当到达了一号火山脚下时，我已两腿发软，但在摄像师吕俊的导演下，还得充当演员，咬着牙往上攀登。从底部到海拔4921米的一号火山顶部，相对高度150米。为了达到拍摄效果，吕俊给我们选了一条最陡峭的线路。
阿什库勒湖位于一号火山西北2.5公里处，面积超过12平方公里，阳光下碧波闪闪，在荒芜的盆地中显得格外抢眼。据资料介绍，阿什库勒盆地有14座火山，但我们所能看到有明显特征的就三座，成“品”字形遥相呼应。位于东北9公里处的二号火山锥体规模较大，相对高度264米，从形态上看火山口是中部裂开，可以反映火山沉寂后再度复活的历史。三号火山位于乌鲁克库勒东北1.3公里处，也保存了较为完整的火山锥体，相对高度仅70米，但它不具备一号火山那样典型的锅底坑，只是在北高南低的锥顶部有十几米深的内陷，并有积水痕迹。从一条直达锥体顶部的清晰小道可以判断，一年中大部分时间锥体顶部存有积水，是这一地区野牦牛赖以生存的水源地之一。
一晃一个多小时过去了，下午3点，我站在火山口的最高处，用望远镜仔细搜寻，仍然没能发现驴队。此时，原本忐忑不安的我心又提到了嗓子眼儿，我顾不上腹痛，领着姜姐跑下火山向乌鲁克库勒方向奔去。没转几个山包，跟在后面的吕俊三人也看不到了。如果天黑前不能和杨戈带领的队伍汇合，我们5人的处境将会非常危险。因为，我们出来时随身只带了一瓶水和一点路粮，所有的行装都在驮包里，我们随身的衣服更是难以抵御夜间的寒冷。
在海拔4800米的高度快速行军，加上神经高度紧张，肾上腺素快速分泌，我的心跳达到了每分钟120次，口干舌燥，只觉得嘴里发苦。一个小时后，我登上了乌鲁克湖北岸的山包，终于看到了一公里外缓缓移动的驴队。此刻，我紧张的心弦才一下子松弛下来，突然感觉一点力气都没有了，迈着沉重的脚步向湖边走去。
“王队长眼里只有依塔洪，就是不相信阿曼！”
乌鲁克库勒，维吾尔语意为“伟大的湖”，它长7公里，最宽处3.6公里，是阿什库勒盆地三大湖泊中最大的湖泊，水域面积几乎是阿什库勒的一倍。当我到达湖边，望着清澈见底的湖水，真想痛饮一番，但湖水又咸又涩，连毛驴都不肯饮用。腹泻了一天的我，试着撩起湖水洗了洗屁股，那感觉，犹如伤口上撒了一把盐，蜇痛难忍。
穿过乌鲁克湖北岸的盐碱滩，在离湖一公里外的山坡上我看到了杨戈，他孤零零一人坐在散落的驮包上。他告诉我：由于看不到我们的踪影，老刘非常担心，他爬到三号火山顶上观望去了，依塔洪和阿曼去找水了。今天早晨临出发时，依塔洪和阿曼就发生了争执，依塔洪要带两桶水，阿曼坚持说乌鲁克湖边有泉水。可到了湖边后才发现，这里除了有稀疏的牧草外，根本没有可饮用的淡水。在这个高度，毛驴一天不喝水可以生存，但人一天不喝水则是致命的。
不久，找水的阿曼回来了，我急忙过去询问。他用非常生硬的汉话加维吾尔语，气呼呼地说了一大堆，大概意思是，王队长眼里只有依塔洪，就是不相信阿曼。他用手指了指远处的山说，那个地方就有泉水。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望去，在东南方向的半山洼里的确有一片绿色，而且有一个小黑点在晃动。我用望远镜观察，那晃动的小黑点竟然是一头野牦牛。当时我就纳闷，既然有泉水，为什么阿曼提着空水袋回来呢？水对我们这支队伍太重要了，直接关系到我们的生命。我顾不上考虑，提着水袋向山洼的绿地走去。
望山跑死马，看上去近在咫尺的山坡，我马不停蹄走了一个半小时，可还是没到达，但已经很清楚地看到半山坡上的绿地和野牦牛了。草地下方的小溪已经干枯，从略带潮湿的水沟可以判断，这个长满绿草的山洼根本没有泉眼，只是汇集雨水的洼地，只有下雨时小溪里才会有水。
两个多小时后，我沮丧地回到了营地。阿曼望着拉长了脸的我，像做错了事的孩子，低着头一声不吭。我本想冲他发火，见此情景，话到嘴边又咽了下去。
太阳就要落山了，依塔洪去找水已经三个多小时了，队员们无心干别的，都面朝依塔洪离去的方向，眼巴巴地等待着他的出现。直到太阳落山依塔洪才回到营地。原来，依塔洪到达时才发现，在1∶100000的军用地图上所标定的营地以南4公里处那条汇入乌鲁克湖的河流已经干枯，他只好继续朝南绕过乌鲁克湖，在离营地9公里外的雪山下找到了泉水。
依塔洪在返回的路上一直被两只饿狼跟随，晚上为了防止意外，他把毛驴都拴在了营地附近。为了节约用水，晚餐时我们没有烧水，仅下了几锅挂面，口渴的队员们把又稠又咸的挂面汤都喝光了。
日落西山，在晚霞的映照下，静谧的乌鲁克湖和广袤的盆地显得古老而安详。我独自站在营帐旁，久久凝视着渐渐逝去的余晖，心灵得到片刻安宁的同时，也为后面的行程担忧——今天是我们离开普鲁村的第六天，明天要翻越脱破拉尕特达坂，进入海拔更高的无人区。从此而行，离普鲁村越来越远，一旦出现意外，自救的可能性也就越来越小。我默默地祈祷，但愿我们能安全翻过克里雅山口。
脱去了衣服，跳进了冰冷的河里尽情享受
8月5日，天刚蒙蒙亮，依塔洪就叫醒了我们，一个劲地敦促我们快点出发，说是再不走毛驴就走不动了。此时，一天一夜没吃没喝的毛驴已是疲惫不堪，只有翻过脱破拉尕特达坂，进入阿克苏河谷，毛驴才有救。
绕过营地东侧的山梁，我们踏上了一条宽阔的路基，这条道正是上世纪50年代筑路大军所建。由于阿什库勒盆地地势平缓，气候干燥，从硫磺达坂到脱破拉尕特达坂的道路基本完好，在谷歌卫星地图上也可以清楚地看到翻越达坂的盘山公路。我们连续几天在沟坎之间颠簸，一踏上大道，顿觉脚下轻松了许多，不到3个小时就到了达坂下方。脱破拉尕特达坂虽然海拔5030米，但由于盆地平均海拔超过4800米，抬头望去，正如依塔洪所说的那样，脱破拉尕特达坂就是一个小山梁子。
几乎没有怎么费劲，我们就翻过了达坂进入了海拔4810米的阿克苏河谷。阿克苏的维吾尔语意为“白水河”，在新疆，只要有“阿克苏”这个地名，无疑有一条清澈的河流。两天滴水未进的毛驴，不知是听到了水声还是嗅到了水的气味，离河还有好几公里就开始往河边狂奔。
我们沿着河谷南行一个多小时，河谷豁然开阔。河边平坦的草滩上有一间用卵石垒砌的房子，这便是阿克苏卡子。经过半个多世纪的风雨，房屋已面目全非，仅存的只是残缺的墙壁。
驮队到达后，依塔洪就把驮包卸了下来，让我们就地扎营。他说，昨天的晚霞很红，今天肯定要变天。毛驴两天没吃草也走不动了，再往前就是海拔更高的阿塔木达坂，牧草也越来越少，今天我们只能在此扎营。
此时已是下午3点，晴朗的天空没有一丝云，强烈的阳光照得人暖洋洋的。我、老刘和吕俊顾不上建营，脱去了衣服就跳进河里，尽情地享受着冰冷河水的沐浴。上岸后，我感到从没有过的轻松，躺在河边睡了过去。醒来时发现，姜姐的冲锋衣不知什么时候盖在了我的身上，顿时一股暖流涌向心头。
傍晚，依塔洪的预测成为了现实。一阵山风后，乌云向河谷压来，气温迅速降到零度以下，一会儿鹅毛大雪铺天而降。依塔洪和阿曼急忙把还没吃饱肚子的毛驴圈进了卡子。原来，聪明的毛驴能预感到危险的来临，会本能地往家里（普鲁村）跑。
恶劣的气候往往使人的情绪变得低落。队员们都静静地坐在帐篷里，听着风雪敲击帐篷发出的哗哗响声，透过门廊望着漫天飞舞的大雪，心情沉重。我默默不语，也不由得担心起来，前面就是海拔5550米的阿塔木帕夏达坂，雪要是照这样飘下去，我们还能翻过达坂吗？
一会儿，大雪就把帐篷埋得严严实实，帐篷内原本稀少的空气变得更加稀薄。夜里，雪还在不停地下，我几次被憋醒，起来清理帐篷上的积雪。这种天气在我的意料之中，事先，我们已经做了应对恶劣天气的预案，备有充足的食品和燃料。我打算就像攀登雪山一样，坐等好天气的到来。
关于昆仑山的天气，出发前我查阅了一些资料，甚至看了一些杜撰的故事。如《英雄先遣连》一书写道，先遣连在翻越达坂时遇到了乒乓球大的冰雹，砸死了许多马匹和骆驼。听起来真吓人呀，这种故事我是不信，冰雹大得竟能把高大结实的牲畜砸死？在昆仑山中生活了半辈子的依塔洪也从没听说过有这么大的冰雹。中国青藏高原研究会的一个研究员在他的游记中写道，“克里雅山口以南的高原湖盆多在海拔4800～5000米以上，终年寒冷干旱。隆冬季节最低气温达-20℃～-30℃；暖季日平均气温也仅4℃～6℃左右，全年都是冬季，年降水量在50～100毫米以下”。平均温度的描述应该是正确的，但“全年是冬季”的描述是有点夸大其辞，如果这一地区全年都是冬季，那只有北极熊能够生存了。
行走在野牦牛成群出没的高地
8月6日清晨，天还是阴沉沉的，一夜的大雪，使阿克苏河谷成了白色的世界，唯有欢畅的阿克苏河像一条蓝色飘带，在白色的世界里显得格外醒目。依塔洪和阿曼默默地在一边收拾驮包，他们说今天的路很长，达坂也很高，我们必须尽早出发。
阿克苏河谷是野牦牛的天堂，我们出发不久，河对岸便出现了一头野牦牛。当我们靠近时，牦牛低着头，一个劲地翘起尾巴，向我们发出攻击信号。依塔洪告诉我们，在昆仑山不怕成群的牦牛，就怕单独的牦牛，因为这往往是被牛群赶出来的公牦牛，具有很强的攻击性。
再往上走，河谷渐渐开阔，野牦牛也已越来越多。我们的出现打破了河谷原有的宁静，成群的野牦牛像发起冲锋的坦克，快速向雪山奔去。我们目送着渐渐消失的牦牛群，无不为这主宰高原的强悍生灵而赞叹。
海拔越来越高，我们沿着河谷南行8公里后，来到了一个河汊，涉过西南方向的主河道，沿着一条东南走向的河谷向阿塔木帕夏达坂走去。此时已是中午，海拔已超过5000米，在强烈的紫外线辐射下，路上的积雪完全融化，河谷中的气温也逐渐升高。长时间的缺氧，让我有点昏昏欲睡的感觉，在等待后面的驼队期间，我顾不上吃喝，躺在地上就睡了过去。
原来，走在后面的依塔洪和阿曼被两头野牦牛拦住了去路。驮着行李的驼队从牦牛身边走过，牦牛没有任何反应，可他俩准备通过时，牦牛做出了攻击的架势，他俩不敢硬闯，只得从山上绕了过去。
坡度越来越大，在河谷中行进的队伍也放慢了脚步，艰难地向达坂攀爬。从河汊到阿塔木帕夏达坂，距离14公里，海拔上升500米，漫长的攀登似乎没有尽头，从太阳升起到太阳西斜，我们艰难地爬了10多个小时后，终于登上了达坂顶部。
站在达坂上，我们仿佛走进一个红色世界，红色山坡，红色岩石，红色夕阳，把达坂装扮得格外壮丽。向东望去，洁白的雪山，葱绿的克里雅河谷，与红色的达坂构成了一幅美妙的画卷。身处美景之中，我忘记了一路的疲劳，兴奋地拿出了相机。同时，我也深为我的队员们骄傲，我们登上了古道最高的达坂，脚下的高度比博格达峰之巅（5445米）还要高出100多米。
下达坂的路非常陡峭，走了还不到3公里就降到了海拔4950米的克里雅河谷。此时，太阳已快落山，依塔洪带着队伍快速地向东南方向的河道走去，我、老刘、吕俊和马庆则向东直插克里雅河，因为那里有一座鲜为人知的古遗址——阿塔木帕夏古堡。
夕阳下的克里雅河谷格外美丽，成群的羚羊、野牦牛、野驴点缀着葱绿的草地，我们在这些自由自在的野生动物中穿行，仿佛进入了一个远古的草原。
被野牦牛吓得快瘫倒在地上
在克里雅河谷东边的山坡下，有一条深深的沟堑，一条大河沿着沟底咆哮而下，这便是流入塔克拉玛干的克里雅河。阿塔木帕夏古堡就像守护这片大地的卫士，面对阿塔木帕夏达坂，静静地耸立在陡峭的克里雅河的西岸。
我们在河谷中虽然看不到火山，但从遍地的黑色火山岩可以判断，这里曾经也是火山喷发之地。特别是陡峭的克里雅河床两侧，附着许多又黑又大的火山岩，似乎克里雅河道本身就是一个大裂缝，火山熔岩就像是从这个裂缝中喷涌而出的。
位于克里雅山口以南40公里处的阿塔木帕夏古堡，是用火山岩石垒砌而成，面积不超过20平方米。古堡的屋顶已不复存在，部分墙壁也早已坍塌。古堡的年代和作用至今没有明确的说法。零星的资料显示，古堡建于7~8世纪，它南抵西藏，北通和田，扼古道咽喉，是中世纪回鹘人为阻挡吐蕃人北上所设。另外一种说法是《新疆图志》记载的“唐将都督驻兵遗迹”。依我看，这两种说法都靠不住，把守要塞，至少需要几十个士兵，不到20平方米的古堡充其量只能住几个人。我想，古堡也可能是吐蕃人放牧的住所，因为阿塔木帕夏一带水草丰盛，是优质的高原牧场，吐蕃人常年在这里放牧，必定要建永久性的住所。
正当吕俊站到河床边缘拍摄古堡时，万万没想到，他的出现惊扰了正在河床底部吃草的野牦牛，一头一吨多重的野牦牛尾巴一翘，朝着吕俊就冲了上来。吕俊大喊一声，我们拔腿就跑。河床又陡又深，可一眨眼工夫，野牦牛就横在了我们面前，吓得我们一动不动地与近在咫尺的牦牛僵持了几分钟。牦牛最终姗姗而去，而我们几个却吓得快瘫倒在地上。
离开古堡时，天空飘起了雪花，气温也降到了零下，穿着单衣的我们在寒风中瑟瑟发抖。
为了避风，依塔洪把营地扎在了几十米深的河床底部。滔滔的河水正从营地边流过，发出震耳的响声。由于河床满地都是黑色的火山岩，流经这里的克里雅河也变得异常浑浊。我望着河水，一点食欲都没有。
晚上，躺在帐篷里，与野牦牛狭路相逢成了我们的话题，我半开玩笑地埋怨吕俊：“可惜啊！怎么不把这么精彩的镜头摄下来呢。”
让毛驴“殉职”的绝望达坂
克里雅河谷夹在两座西北走向的雪山之间。河谷西侧雪山长80公里，雪山的另一面便是和田河的发源地，东侧的雪山长达100公里，两座雪山南边的隘口便是克里雅山口。
从地图上看，从普鲁村到邦达错湖要翻越硫磺达坂、脱破拉尕特达坂、阿塔木帕夏达坂和克里雅山口，可依塔洪却说在阿塔木帕夏古堡到克里雅山口之间还有个“大达坂”。来之前我反复研究了卫星地图，不论是平面图还是立体图，通往克里雅山口的路都在较为平坦的河谷之中，怎么也看不出有达坂，没想到还真有一个大达坂。
在新疆，达坂通常是指山口或山梁，也就是人们所说的隘口或垭口，可这个“大达坂”远远超出了通常意义上的达坂。我们从海拔4900米的营地出发，没几公里就跨过了阿塔木帕夏高原草场，接踵而来的便是无休止地爬坡。除了两侧巍峨的雪山之外，前方的视野被一座座山梁挡住，每当我们登上一座山梁，呈现在我们眼前的似乎是同样的另一座山梁。在一座接一座的山梁渐渐耗尽我们体力的同时，我也体会到了“大达坂”的含义。这不但是一座真正的达坂，而且，对我们这伙精疲力竭的人来说，它也是一座“绝望达坂”。
无休止的攀爬使队伍拉开了很长的距离，走在后面的姜姐和杨戈渐渐消失在我的视野之外。驮队中最壮的那头毛驴也走不动了，不时地卧倒在地下。在昆仑山，毛驴是最好的运输工具，它不但能走崎岖的山路，也能适应5000米以上的海拔，这一点是马匹和骆驼都望尘莫及的。据依塔洪说，昆仑山中的毛驴别看个头较小，但能适应高海拔；平原上的大毛驴看上去很有力气，但上了高山就不行了。这头倒下的大毛驴正是从海拔较低的于田县城买来的。
8月7日下午5点，当我们爬上了海拔5400米的最后一个山梁时，视野豁然开阔：近在咫尺的雪山在夕阳的照耀下闪烁着刺眼的光芒，远在天边的克里雅山口在云雾中时隐时现。这也许就是依塔洪所说的“大达坂”，这里除了石头就是黄土，看不见丁点绿色，镶嵌在洼地处的3个碧绿水潭在贫瘠的河谷中显得格外抢眼。累了一天的我也没心情欣赏这稀世美景，坐在水沟边，匆匆吃了点路粮，喝了口凉水便躺在了地上。
等姜姐和杨戈赶到时，我们已经准备出发了，此刻，姜姐忍不住发火了……我也不敢多说什么，又等了一会儿就继续向克里雅山口走去。我理解姜姐的苦衷，在高海拔地区人本身就容易暴躁，何况她的体能已经透支，在这个节骨眼上，说什么都是没用的，只能由她自己调整体力和心态。
按计划，我们当天要赶到吾拉音湖畔，可姜姐和杨戈走得太慢。太阳快落山时，我们到达了距吾拉音湖还有7公里的小溪边。此时，海拔已是5470米，我们已经在5000多米的高度行进了27公里，大家也没有力气继续赶路了，依塔洪示意在此扎营。
饿了一天的毛驴，低着头啃着少得可怜的牧草。但最壮的那头毛驴一动不动地卧在地上，依塔洪盛了一盆包谷放在了它的嘴边，可它却只是嗅了一下没有吃的意思。依塔洪惋惜地说，这个毛驴不行了……这头毛驴是阿曼妹妹家的，也是我们这10头毛驴中唯一的母驴。我们就要翻过克里雅山口了，可一路陪伴我们的毛驴却即将毙命在这渺无人烟的高原……我慢慢走了过去，轻轻地摸了摸即将离开我们的毛驴，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滋味。
再往前走就是寸草不生的沼泽地带，毛驴没草吃，光吃包谷也难以维持生命。为了减少毛驴的损失，为了依塔洪、阿曼两人能安全返回，明天毛驴必须返回到阿塔木帕夏草场。晚饭前，我把大家召集在一起，说明了我们目前的处境，做出了3项决定：一是做3天赶到邦达错的准备，每人带3天的食品和水，7个人带一顶4人帐篷，男队员每人带2个气罐，老刘背一个高山炉，我、杨戈、马庆分担一顶帐篷，同时我还要带上急救药品，吕俊只负责背摄像机；二是尽量轻装，能不用的东西让依塔洪的驮队带回普鲁村；三是明天9点出发，我带领驮队急行军两个小时，走到哪里算哪里，依塔洪和阿曼必须在11点返回。
会后，杨戈拨通了支援队的卫星电话，宋玉江、邢睿、大边已经到邦达错附近。他们得知了我们的危险处境之后，决定明天将竭尽全力往克里雅山口靠拢。
攀登“绝望达坂”是连续几天行军中最累的一天，可晚上我躺在帐篷里却翻来覆去睡不着，特别是杨戈的状态让我很担心。几年前他在攀登慕士塔格峰时，就在海拔5400米的高度上得了高山脑水肿，被及时地救下山去。这种病是很容易复发的，一旦在这里复发，根本没有救治的可能。
夜里，正在酣睡的我被一阵急促的驴蹄声惊醒，霎时间，整个营地像炸开了锅，受了惊吓的毛驴在帐篷外来回奔跑，一道道手电光划破了漆黑的夜空。杂乱驴蹄声中，依塔洪和阿曼的吼叫打破了宁静的河谷。原来是外面的驴群遭到了狼群的袭击，我下意识地打开了头灯，掏出了猎刀，大家赶紧想办法驱赶狼群。
在昆仑山，狗熊、雪豹、猞猁等猛兽都很难见到，狼成了主宰这片大地的猛兽，别说是毛驴，就连体型巨大的野牦牛也难以抵御狼群的攻击。幸好我们人多，不然毛驴就要遭殃了。
王队长，你就像我爸爸一样
进入高原以来，牧草越来越少，毛驴的体力消耗也几乎达到了极限。为了再送我们一程，依塔洪选了3头毛驴，驮上我们7人的背包匆匆离开了营地。按照昨天拟订的方案，我领着驮队快速向克里雅山口奔去。在海拔5500米的高度急行军，憋得我喘不过气来，感觉比万米长跑还难受。行军半个多小时后我率先到达了吾拉音湖出水口。
吾拉音湖南北长约7公里，由5～6个小湖泊串接而成。每到夏季，东西两侧的雪山融水，形成多条小溪汇入了湖中，在湖泊周围也形成了成片的沼泽。据说这座海拔5400米的高山湖泊是于田县的维吾尔族人吾拉音发现的。在1929年春汛前，吾拉音为了探明克里雅河的发源地，率人沿克里雅河逆流而上，在穿越昆仑山险恶的峡谷地带途中，他不得不丢弃马和驴，靠肩扛背驮行进，在到达高山湖泊时，只剩下几个随从和一袋苹果。吾拉音朝湖北边的出水口投下了那袋苹果……半个月后，精疲力竭的吾拉音回到了于田县城，当人们将一盆从山上漂流下来的苹果递给他时，吾拉音确信那座高山湖泊就是克里雅河的源头。吾拉音死后被葬在了昆仑山，他发现的高山湖泊被后人称作吾拉音库勒。
虽说是盛夏，高原的清晨气温也在零度以下，河边上也结了一层薄冰。我们没有别的选择，不由分说脱去鞋子和裤子走进了冰冷刺骨的河里。短短的几十秒，我们的腿刹那间就失去了知觉。上岸后，大家急忙用手搓着失去知觉的腿脚。骑毛驴过河的依塔洪见此情景，解开了棉衣，把小侠的双脚抱在怀里帮她捂热，小侠感动得说不出话来……
时间一分分地过去，我很着急，想在预定的2个小时内赶到克里雅山口。渡过克里雅河后，我没等大家调整过来就催促驮队前行，可是没走多远，阿曼突然趴在地上呕吐起来。依塔洪说，昨天夜里把狼群赶走后，怕它们再来袭击毛驴，他俩一夜没睡，早晨起来阿曼头疼得厉害，也吃不下饭。看着阿曼痛苦的样子，我只能让队伍停了下来，当即决定让他俩返回。
整整10天的同甘共苦，我们就要分离了，前方未知的艰险在等待我们，而依塔洪和阿曼将要踏上漫长的回家之路。此刻，我们都哭了，紧紧地拥抱在一起。依塔洪含着眼泪对我说：“王队长，你就像我爸爸一样，你太累了，以后你再也不要到这里来了……”阿曼已泣不成声，我们紧紧地拥抱着，他用生硬的汉语，一个劲地重复着“王队长”三个字。
我们实现了梦想，但也陷入了生死攸关的境地
望着渐渐远去的驮队，一种从未有过的孤独感向我袭来，我再次感到了人在大自然中的渺小。我们7人背着沉重的背包喘着粗气艰难地沿着吾拉音湖岸一望无际的沼泽，深一脚浅一脚地向克里雅山口走去。虽说进入高原已有好些天了，但大家负重行军没走多远就感到胸闷，两条腿就像灌了铅似的。我们穿过了沼泽和吾拉音湖附近的几个水潭，直到2点左右登上了一块高地。此时海拔已达5446米，根据地图我们判断这个制高点应该是克里雅山口，这也是新疆和西藏的交界点，跨过去就进入了藏北的羌塘。克里雅山口在很多地图上都没有标定，这也许是它和通常意义上的山口有很大不同的缘故，它不但没有明显的上坡和下坡，也看不出是个隘口，似乎只是克里雅河谷的一个起点。
这一天是2008年8月8日，是北京奥运会的开幕之日，也是我们实现梦想的日子，我们作为第一支中国探险队到达了人迹罕至的克里雅山口。我站在克里雅山口感慨万分，深为我的队友们感到骄傲，同时，我也深深地感谢为我们这次穿越付出辛勤劳动的驮工和关注我们的朋友和亲人。我们拿出了队旗，面朝克里雅河谷记录下了历史性的一刻。
翻过克里雅山口后，出乎我的意料，海拔一点都没下降，我们的行军也变得异常的艰难。马庆见我非常疲惫，分担了帐篷的外帐。虽然老刘也很疲惫，但看着杨戈行动迟缓的样子，我还是让老刘分担了杨戈背的帐杆。
在海拔5400多米的高度，地上除了黄土和石头，几乎看不到一根草。中午，寂静的山谷中没有一丝风，头顶上的阳光照得人昏昏沉沉。我和老刘、马庆三人默默地走在队伍前面。一个小时后，我们到达了一条小河边，我惊奇地发现，河水是朝着我们来的方向流去，难道翻过克里雅山口后海拔还在上升吗？我急忙停下来让老刘察看GPS。结果发现，翻过山口后，海拔高度确实没有下降。
我们休息了半个多小时后，杨戈才走了过来，他的状态已经非常糟糕，见了我们只说了一句话：“克里雅山口还没到吗？”当时我没太留意，继续前行几十米后，突然觉得不对，我们分明在克里雅山口合过影，他怎么能不知道呢？这不是个好兆头，高山脑水肿的前兆就是记忆力极度衰退。几年前杨戈在慕士塔格峰登山时患过高山脑水肿，此刻，在他体力极度衰退的情况下，旧病极易复发。没有别的选择，我拉下了脸，郑重地告诉所有队员，我们的处境非常危险，支援队到达什么位置我们也不知道，按照第一阶段侦察约定的汇合点，至少离我们还有40多公里路程，即使快速行军也要两天。当务之急是我们必须把杨戈背的东西分担了，杨戈的安危就是全体队员的安危，只有帮助他走出困境，探险队才能安全走出昆仑山。
在这生死攸关的时刻，我也失去了冷静，冲着杨戈背包里一大堆累赘的东西发起火来，埋怨他没把这些累赘让依塔洪带回去。我和老刘、马庆分担了他的食品、气罐、相机等杂物，小侠也过来拿走了一公斤多的长焦镜头。最后在他背包的顶盖里发现了一个很厚的笔记本，我一气之下把写过字的那几页撕了下来，把本子丢在了地上。
下午4点，我们沿着小河边上的一条野牦牛踏出的小道，来到了一个山梁下，发现小河开始渐渐向东流去，沿着河走势必离我们原先设定的线路越来越远。在一边察看GPS的老刘告诉我，我们偏离了预定线路2.5公里，意味着我们要多走一个多小时才能回到线路上。本身焦急万分的我，又开始埋怨起老刘。老刘告诉我，在分担杨戈东西的地方有个岔路口，从那里翻过山梁就进入一条宽阔山沟，我们预定的线路就是顺着那条山沟一直到达邦达错湖。
此时乌云遮住了太阳，阵阵狂风扫荡着干燥的山谷。队员们已是精疲力竭，走还是就地扎营，队伍中出现了意见分歧。杨戈是说什么都不走了，他体力严重透支，已精疲力竭；小侠则说如果翻过山梁有水她就走；姜姐只说了一句：走与不走让男人决定；老刘和我坚决要走，原因很简单，一是，我们现在的位置离预定的汇合点还有两天的路程，不抓紧时间走，等把所带的给养耗尽也赶不到接应点；二是，我们已经偏离了预定路线，即使支援队的车到达了我们也会错过。同时我也深知杨戈的痛苦，他的确是走不动了，再走体力会进一步地透支，也可能会更快地引发高山病。但是，如果留在海拔5400多米的地方，很有可能当天晚上他的旧病就会复发。一旦在这个高度发病，如果不能在几个小时内降低海拔高度，生还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在现行救援体系极不完备的情况下，即使用卫星电话求救，飞机能不能来还说不准，即使政府调动直升机营救，须经层层审批，最快也得十几个小时，对高山病人来说也坚持不到这个时间。
终于安全走出了古道
在这生死攸关的时刻，我坚信自己的决定是正确的，立刻派马庆登上对面的山梁察看线路。正当我和杨戈理论走与不走的时候，突然对讲机里传来了熟悉的声音：“老王，老王，你们在哪里？我是宋玉江。”真是苍天有眼，不该我们死呀！我激动得手都颤抖了，在小侠递过来的餐巾纸上记下了宋玉江的GPS坐标，最终确定了宋玉江就在我们东南方向2.3公里处。
原来，支援队昨天从卫星电话中得知我们的处境后，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冒险强渡邦达错湖入水口处的大河，向克里雅山口方向靠拢。天蒙蒙亮，他俩驾驶两辆车趁水小时渡过了大河，一前一后沿着山谷向克里雅山口方向摸索前进。期间哈佛车多次陷入泥潭都被丰田车用绞盘拽了出来。在离克里雅山口6公里的时候，宋玉江为了能和我们用电台沟通，他竟然把哈佛车开到了海拔5450米的片石山的顶上，这不能不说是个奇迹。
我们用尽全力向片石山奔去。在接近山顶时，当我看到夕阳下泛着银光的汽车和随风飘荡的彩旗，我激动万分，泪水禁不住夺眶而出。我深深地感谢宋玉江、邢睿和大边，没有他们就没有我们的成功穿越，我们也难以安全走出昆仑山。
天黑前我们没能驶出山谷，在海拔5000米的一处小河边停了下来。风越刮越大，我们勉强支起了帐篷。此时，杨戈竟然连下车的力气都没有了，不管我们怎么劝说他都不下车，晚上我硬是让他吃了一碗西红柿炒鸡蛋。
夜里，风刮得帐篷哗哗作响，疲惫不堪的队友们早已进入了梦乡。我静静地躺在睡袋里，仰望着微微泛亮的帐顶陷入了沉思。我真该好好反省了，要接受大家的劝告，不能再组织这样高危的探险活动了，队友的生命也就是自己的生命，它都不仅仅属于自己。
但愿杨戈能平安度过这一夜……
8月9日，天还没亮我就爬出了帐篷，敲了敲车门，杨戈答应了一声——他安全度过了这一夜！至此我们大家也松了一口气。
两个小时后我们驾车穿过了邦达错的入水口，进入了羌塘草原。当行驶到马头湖附近时遇到了一户转场藏民。其中一个身裹羊皮袄的小姑娘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那可爱的小脸蛋被紫外线晒掉了皮，常年的高山缺氧和营养不良使得她的嘴唇发紫，面容憔悴。我们都是有孩子的人，心想，如果自己的孩子处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中，我们的心里会是什么滋味呢？触景生情，我心里很难受，离开时我们给这户藏民留下了所有的食品和支援队带来的蔬菜瓜果。
当我们到达三十里营房时军事演习还在继续，219国道仍然是半封闭状态，我们好说歹说才得以放行。
凌晨5点我们安全到达了叶城县。第二天一早，我非常意外地接到了依塔洪从普鲁村打来的电话。原来，在吾拉音湖分手后，他们昼夜兼程，用了75个小时回到了普鲁村。
8月10日，我们安全回到了于田县，县委领导为我们举行了隆重的宴会。当晚，我又喝多了。
8月11日，我和吕俊、姜姐、小侠来到了普鲁村。小侠给村里一个失明的小女孩带去了漂亮的衣服，还承诺要给她治眼病。我们给依塔洪补偿了2300元，处理完了毛驴的赔偿一事。不管怎么说，我们成功穿越的一半功劳应属于他们，我们不能亏待自己的朋友。
总有一天我们会在天堂相遇
两年后，2010年10月7日，我的好朋友、好伙伴杨戈，在青海玉珠峰登山途中，突发高山脑水肿，在海拔5500米的一号营地遇难，这一高度正与克里雅山口的海拔相当。
只有经历了才能体会，只有失去了才知道悲痛，只有面对严酷的事实，我才更能理解我的朋友。在我们这个集体中，杨戈是一个非常坚韧、执著的人。十几年来，他的足迹踏遍了新疆、西藏的山山水水，经受了无数痛苦的磨炼。在攀登慕士塔格峰时，他在5400米的高度得了高山脑水肿；在克里雅古道探险时，他在同样高度又差点复发脑水肿。这两次发病都被队友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但他从不言败，康复后，他以顽强的毅力坚持长跑锻炼。他认为人的潜能是无限的，只要挖掘就会有，他要坚持突破自己的生理极限，谁知这一执著却带他走向了生命的归宿。
当年我在写克里雅古道探险这篇文章时他还在我们身边，可现在修改这篇文章时，他却已经离去，这不时地勾起我对他的无限思念，也使我更加理解我的朋友，更加敬佩我的朋友。一个为了自己心中的信念，敢于用生命去挑战的人，不是莽撞，不是不热爱生命，而是用一种自我的挑战告诉我们——人必须要有信仰，一个没有信仰的国家必将衰败，一个没有信念的人将会碌碌终生，一个以奉献自己来求证生命价值的人，更是值得尊敬的。杨戈的离去使我更加热爱我们的事业，更加珍惜我们周围的朋友。“珍爱生命”是杨戈送给我们每一位探险者的箴言，“理性探险”是杨戈留给我们的最后的纪念。无论是在戈壁荒漠，还是在雪域高原，杨戈的祈愿是我们所有探险者的祈愿，杨戈未完成的事业，会由我们继续下去。无论是先驱者还是后继者，对事业的执著，将使我们永远走在一起。
杨戈虽已经离开了我们，但热爱新疆这片热土、热爱探险事业的我们，还会坚定地走下去。也许在未来的某一天，我们还将献身于我们热爱的雪山和荒原，但我们仍然会在这条路上继续前行，我们心中那份热爱大自然的炙热的情感永远不会熄灭。
2010年10月17日，乌鲁木齐登山探险协会在乌鲁木齐市为杨戈举行了追思会。在那一刻，我也不由得想起9年前遇难的我的好兄长董务新。2001年8月14日，在我们一起穿越夏特古道时，汹涌的木扎尔特河夺去了他年轻的生命。当我们把这一噩耗告诉了我们曾一起攀登博格达峰的日本登山家时，他给我们发来的唁电中写道：“总有一天我们都会在天堂与他相遇……”是的，杨戈，我们最亲爱的朋友，你和雪山在一起，在你热爱的雪山的怀抱中，你不会感到孤寂，总有一天我们会在天堂相遇……
此刻，任何言语都无法表达我的哀思。今天，我默默地为你献上一朵心花，你的执著，你的坚韧和勇敢，继续激励着我快乐地行走。我想这也是你的心愿。杨戈的故事不仅仅是在户外，也在我们的生活里。他的人格魅力，他身上人性的光辉，以及他给我们留下的美好回忆，都值得我们细细品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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