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学校工作，每逢暑假登山活动都安排得满满的，总是没有时间实现去火山口看看的愿望，直到2005年，我实在按捺不住了，决定做一次大胆的尝试——冬天到火山口去看看。这一冒险的想法遭到了众人的反对，没有人相信冬天能进入昆仑山海拔5000米的地方。路经火山口这条道按清末《西藏志》所言，“其路冬夏不可行，困难异常”。
尽管如此，马玉山、甄晨光两个资深的登山伙伴还是决定和我一起去作一次尝试。入冬后，我们便放弃了周末的休息，抓紧时间进行体能和耐寒训练。临出发时又有6名队员加入了我们的队伍。
从来没有见过这么糟糕的公路，越野车力不从心了
年初二，正当人们待在温暖的家里欢度新春佳节之际，我们一行9人乘两部越野车悄然离开了乌鲁木齐。
经过一天一夜1200公里的长途跋涉，大年初三我们到达了于田县。县旅游局朱局长和阿羌乡的麦乡长热情接待了我们。麦乡长还特意给我带来了一位名叫苏来曼的维吾尔青年，他是阿羌乡普鲁村人，由他作为向导带领我们进入普鲁村。当时我还不以为然，心想，凭我多年进行野外探险的经验，沿着公路进入普鲁村又能有什么问题？
初四一大早，我们离开了于田县城，向西南方向行进十来公里到达兰干乡后，又沿着乡村公路向南行进40多公里到达了克里雅河的渠首，乡村道路也在此终止了。在向导苏来曼的指引下，我们顺着两道车辙向昆仑山前山的冲积扇地带驶去。
昆仑山前山地带气候极其干燥，由于受塔克拉玛干沙漠气候的影响，干燥的粉尘漂浮在天空，也覆盖着贫瘠的大地，呈现在我们面前的也是一片灰蒙蒙的景象。从渠首进入普鲁村的路是1950年解放军进藏时铺设的一条简易公路，长度约40公里，高差约1000米。由于半个多世纪以来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南扩，大部分路面都被风沙掩埋。在这种极端恶劣的路况下，北京吉普车凭着高底盘和大扭力的优势，轧着黄沙中深深的车辙低速地向前行驶，而跟在后面的切诺基在这种路面上不得不甘拜下风。由于它的底盘低，不得不“骑”在两道车辙之间行驶，由于松软的沙土对车轮的阻力，使得车的方向也很不稳定，一不小心就会滑入深深的车辙之中，车的底盘就会被托起来，为此，我们一路上不知道挖了多少次土，推了多少次车。
越野车沿着克里雅河的西岸南行，进入前山的丘陵地带时，坡度越来越大，顺山势而建的盘山道多处被流沙掩埋，形成了一个倾斜的路面，路下方十几米处便是被河水冲刷而成的百米深涧，向下望去令人头晕目眩。四缸越野车显然力不从心。当北京吉普行驶到盘山路的一个急转弯处时发现路面被风沙掩埋，形成了一个很大的沙梁。为了安全起见，队员都下了车。甄晨光加大油门试图用二挡冲过去，但快到沙梁顶部时发动机开始“突突”起来，甄晨光试图换挡，但一踏下离合器，汽车就像紧急制动似的停了下来。第二次用一挡冲击也失败了。几次冲击后都没有开过去，大家都有点沮丧。我开始怀疑这条路是不是走错了，每当问苏来曼时，他给我的回答只是一个肯定的手势，他指着北京吉普说：普鲁村的人进出山都是坐这种车。若不是他这样肯定的回答，我们谁也不敢相信这就是进入普鲁村的路，如果没有向导我们肯定只能打道回府了。
正当郁闷的甄晨光从车上往下卸行李时，从普鲁村方向开来了两辆破旧不堪的北京吉普车，停车后从车里下来了至少20个人，其中一辆车的后工具箱里还装了一只大绵羊，看到此景我们都瞪大了眼睛：“这车怎么这么牛呀！”甄晨光半天不语，过去细细打量了一番普鲁村的北京吉普车，回来神秘地说：“那两辆车都增加了钢板，而且都是原厂制造的车。”此后甄晨光再也不敢叨咕“车拉得太多”了。
我们曾一起驾车去过阿尔金山，穿越过准噶尔盆地，大都是在没有路的高原戈壁上越野，但从来没有见过这么糟糕的公路。通往普鲁村的这区区40公里路程，整整折腾了我们6个半小时，可以说这是新疆最难走的公路。
隐藏于昆仑深处的小山村普鲁
普鲁，在新疆众多的绿洲中是一个不被人知的小山村，它坐落在于田县以南的昆仑山浅山地带。一条发源于昆仑山中段的河流穿过山村流入塔克拉玛干沙漠，这条河便是沙漠的生命之泉——克里雅河。源于上游的河谷蕴藏着大量的沙黄金，世代居住在这里的人们就以淘金和放牧为生。因为普鲁在维吾尔语意中为“金钱”，这个金沙流过的小山村也由此得名为普鲁村。还有一种说法，世代生活在山里的人们从远古时代就掌握了一种独特的编织工艺，用当地的山羊毛为原料，编织出工艺独特的地毯，深受吐蕃人的青睐，被称为氆氌毯。在历史上用“氆氌”二字命名这个小山村延续了很久，后来为了简化改为普鲁村。
普鲁村是于田县阿羌乡的一个小山村，人口1030人，以维吾尔族为主，但他们从长相上看与和田地区的维吾尔人还是略有不同，脸型和身材多少有点像藏族人。普鲁人的祖先究竟来自何方？为什么不居住在水草丰盛的平原地带而来到荒芜贫瘠的昆仑山中？
关于普鲁人的来历有几种说法：一是说普鲁人是西藏阿里古格王朝的后裔，他们为逃避战火，翻越昆仑山，进入了克里雅河谷；另一种说法是普鲁人原本是克里雅河谷下游的土著民族，由于战争被迫离开了美丽的家园，沿克里雅河逃到了昆仑山中。据现代考古发现，克里雅河的发源地阿什库勒盆地和普鲁村附近有多处距今3300～10000年的石器遗址，说明这一地区自古就有人类活动的痕迹，有着悠久的历史。
正是由于进出普鲁村的交通极为不便，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几乎很少与外界联系，他们依山傍水过着悠闲安适的生活。在普鲁村随处可见古老的宗教和文化的痕迹。普鲁村是新疆唯一使用“斤”作为度量衡的村落，至今村民们还把秤叫做斤，他们沿用柳树枝当秤杆，用河里的卵石当秤砣的斤。历史上的普鲁村因编织氆氇毯而出名，今天，这种传统的工艺受市场影响而渐渐地在衰亡，但在普鲁村还保留着这种传统的编织工艺，在老户人家里还能看到氆氌毯。
昆仑山博大而荒芜，除了矮小枯黄稀疏的高山植被外，看不到一棵天然树木。好在普鲁村所在的河谷一侧蕴藏着丰富的煤炭资源，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村民们每家都拥有一个小煤窑，以满足家庭用煤。普鲁村的男人除了放羊和挖煤外几乎不干家务，休闲时大都集中在村委会门前晒太阳和聊天。而女人则是普鲁村的顶梁柱，地位也相当显赫，穿戴也很独特，尤其是中老年妇女，头戴一种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状似杯盏、直径不足10厘米、维吾尔族语称之为“坦力拜克”的小帽。帽顶部用彩色绸缎做面，下沿用羊羔皮做成，做工十分讲究。妇女们用针把帽子别在头巾的右侧，近看似帽，远看宛如一朵花，样子十分别致。这种小花帽作为世界最小的帽子已被载入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如遇重大礼仪场合，在当地还常可以看到身穿“七箭服”的妇女，这套服饰维吾尔语叫“派里间”，是沿袭古代狩猎人穿着的猎装风格，胸前两侧带尖头的７条天蓝色缀饰，原为猎人的箭袋符号，后来渐渐演绎成衣服上的装饰图案，所以也叫“箭服”。这种奇特的服饰塑造了克里雅女人的高贵、典雅和神秘。它们的由来，现在已无从考证，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是克里雅地区多种宗教文化交融的产物。
普鲁小学是整个村子最漂亮的地方，几排整齐的砖房在土坯民居的簇拥下显得格外醒目。学校有6个班级，100多个学生，十几个老师，大部分课程都用维吾尔语授课。听说村里来了外人，学校特意在操场上升起了五星红旗，孩子们都穿上了自认为最好的衣裳，兴高采烈地在校园里排好队迎接我们。望着这些贫寒却快乐的孩子，我们禁不住一阵心酸，赶快将带来的学习用品和体育用具发给他们。孩子们拿着这些稀罕的奢侈品，都抑制不住内心的快乐，高兴得不知所措，只是一味傻傻而单纯地笑着。
村民都认为这个季节不可能到达火山
普鲁村在历史上也是进入西藏的门户，从这里到西藏有一条高原秘道，几个世纪以来，这条秘道曾在军事、商务和民间交往等方面发挥过独特的作用。在离普鲁村8公里处至今还保留着一处20世纪40年代的军事要塞。1950年5月为了进军西藏，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军独立骑兵师和于田的数万民工开始在这条高原秘道上筑路，到1951年11月铺设了伸向青藏高原野马滩的169公里路基，西藏和平解放后筑路也就停止了。当年在阿拉叫依要塞附近架设的唯一一座木桥也已坍塌。据普鲁村的老人讲，虽然修筑了公路，但他们从来没有见过汽车从这里通过。
我们的突然闯入成了村里家喻户晓的头号新闻，我们9个人也成为村里的焦点人物。虽说普鲁村是昆仑山前山中最大的一个村落，但村民几乎都不懂汉语。正当我们急得团团转时，向导苏来曼带来了一个在乌鲁木齐上汉语学校的小孩。
当普鲁的村民得知我们这伙人是从乌鲁木齐来专程来看火山的，都不可思议地摇头，甚至有人问我们：“你们到这里来，公家每天给你们多少钱？”所有的人都认为这个季节不可能到达火山，因为冬季大雪封山，人畜难行。
在近代探险史上，普鲁村曾有许多人给普尔热瓦尔斯基、斯坦因、橘瑞超当过向导，到过火山口，如今这些人早已去世，村里只有依塔洪和阿曼两个中年男子在20世纪90年代随日本NHK广播公司探险队到达过火山。晚上，我们在小翻译的帮助下找到了他俩，在我们再三地请求下，他俩答应为我们当向导，作为回报我们出了比以往高出一倍的价格租用了三头毛驴（毛驴和人工一天都是60元），并答应他们，毛驴如果死了我们会照价赔偿的。
第一天的行军，队员小雨意外地收到了情人节礼物
我们进入普鲁河谷时正赶上昆仑山一带普降大雪，气温降到零下20摄氏度。按照事先拟定的行程，计划第一天赶到苏巴什，因为地图显示从普鲁村到苏巴什直线距离不足30公里，根据我们以往的山间徒步速度，完成这个里程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离开普鲁村南行6公里，我们到达了地图上标有阿拉叫依的山口，这里河谷纵深，地势险要，是通往青藏高原的必经之路。在山口的高台处有一个干打垒残墙围成的大院，院内有十几间土房。根据院内高大的杨树可以推测，这个院落起码有上百年的历史。这就是史料中记载的南疆边陲的一处军事要塞——阿拉叫依要塞，自清代起这里就有驻军，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期。
我们离开阿拉叫依要塞不久，由于前方木桥已严重损坏，摇摇欲坠，人和驴都不敢通过，大家不得不沿着陡峭的山路绕行。此时，海拔也开始急剧攀升，我们走在狭窄的小道上，望着脚下几百米深的河谷，不由得感到心惊胆战。下午7点多，天空飘起了雪花，队伍翻过几个海拔3000多米的山梁后又下到了海拔2800多米的普鲁河谷。再往前就是海拔3600米、3700米的小达坂和3800米的琼达坂。站在谷底仰望前方，达坂上隐约可辨的“之”字形小径一直延伸到云雾之中，似乎给人一种通天之路的感觉。向导依塔洪告诉我们，在这个季节翻过眼前这三个达坂至少要用一天的时间。
在谷底扎营后，我拿出了GPS导航仪，其显示结果令我很沮丧——我们不停地行走了10个小时才前进了不足8公里的直线距离，这离我们预期的目标相差太远。照这个速度，我们4天才能到达苏巴什，所带的食物根本不能支撑我们到达目的地火山口。出师不利，大家都闷闷不乐，我也开始对计划产生了怀疑。向导依塔洪看出了我的心思，他和阿曼商量后，决定连夜返回普鲁村带两只羊来补充食物。
经过一天的攀爬我们都已精疲力竭，望着消失在暮色中的依塔洪和阿曼，我深深地被他们的淳朴和善良所打动。队员马玉山感慨地说：“如今即使在山里也很难遇到这样淳朴的人了。”
晚上，我们9个人挤在一顶帐篷里喝茶聊天，有心的吕俊突然从怀里掏出了一个大橙子作为礼物送给了小雨。大家突然想起今天正是2月14日情人节。小雨惊喜万分，她双手捧着这个“情人节礼物”激动地说：“这是我过的最有意义的情人节，8个汉子就我1个青春靓丽的女孩子……”
到达了萨郎开来，维吾尔语意思是“傻子才来的地方”
虽说是租用了3头毛驴，但每个队员负重都在20公斤以上。沿着克里雅河谷陡峭的山崖连续翻越3个达坂后，队伍又下到了布满冰瀑的谷底。纵深的峡谷挡住了阳光，雪花和雾气的笼罩使谷底显得格外的阴森。此时队员们已是饥寒交迫，体力也到了极限，尽管穿着厚厚的羽绒服还是在寒风中瑟瑟发抖。
我们进山前拜访了于田县玉石矿的安矿长，听说我们要去火山口，他认为我们是一群疯子，并反复告诫我们，昆仑山每年的11月到来年的5月大雪封山，气候极其寒冷，进山就等于送死。在人们的印象中，冬季的昆仑山自然是大雪封山，人迹罕至，其实，由于昆仑山是个干旱的极地，年降雨量很少，冬季下雪也很快被升华，留在地表的积雪很少。但山区的寒冷的确让人难以忍受，白天时而阳光普照，时而寒风凛凛，气温一般在-20℃以下，夜里气温超过-30℃。由于普鲁河水大都发源于上游的山泉，狭窄的普鲁河并没有被冰封，河谷中除了巨石和大大小小的冰川瀑布外，河道中始终流淌着一股清澈的泉水。
晚上，顺着山谷而下的风吹得帐篷“哗哗”作响，想想明天的行程大家心里都沉甸甸的。毛驴在冰上是无法行走的，河水也不知有多深，毛驴能否继续前行谁也不知道，才进山两天，如果毛驴不能走了，靠人力背上所有的物资，我们能到达火山口吗？
一夜的降雪给昆仑山披上了银装，气温也降到了-30℃。依塔洪和阿曼冻得一夜没睡好，一大早起来就急忙清理毛驴身上的积雪。早饭后，按照依塔洪的要求，所有队员开始在冰上撒沙子，给毛驴铺路，这是唯一让毛驴继续前进的办法。
连续的铺路、涉水，行军速度慢得像蜗牛似的，队员的体力消耗也很大。经过近10个小时的行进，下午6时队伍到达了萨郎开来（维吾尔语意思是“傻子才来的地方”）峡谷。这里海拔4100米，前方的峡谷变成只有几米宽的“一线天”，两侧垂直峭立的崖壁上满是摇摇欲坠的巨石，跌落的河水在峡谷底部形成了一个个数米高的冰瀑，当年筑路部队沿着山坡铺设的路基早已因山体坍塌而难以辨认。此时，天气突变，风雪交加，依塔洪说，毛驴不能再走了，几天没草吃的毛驴如不及时返回便会死在这里。
毛驴不能走了，小雨也必须下撤
望着从毛驴上卸下的物资，大家心里都在犯怵。按照目前的行军速度到火山口至少还要4天时间，更何况还要带上这些装备。在这最困难的时刻，大家的目光不约而同地集中到了小雨身上。她是9名队员中唯一的女孩，是从上海专程赶来的，为了能参加这次活动她献了400毫升血，换取了15天的休假。我对着风雪中瑟瑟发抖的小雨说：“你还能走吗”？她回答：“不背东西可能还行。”
“今天走到现在，直线距离才走了3公里，前面的路还远呢，小雨，你不背东西也走不动了……”我话音未落，小雨就哭了，默默地、不停地流泪，似乎是巍巍昆仑需要这样的眼泪，坚毅的汉子需要这份柔情……我脱去手套，用手背擦去她的眼泪。
有些地方一生也许只能去一次，即使失败了那也是一种美。对于小雨而言，虽说有点遗憾，但这种遗憾值得一生回味。
雪更大了，探险仍要继续，我挑选了吕俊、马玉山、甄晨光、邢睿四名队员，依塔洪也许是被我们的勇敢所感动，愿意与我们一同前行，而阿曼牵着3头毛驴带小雨、褚东田、刘湘晨、董在中返回。为了减轻重量，我们在此处埋下返程时用的部分食物及燃料，多余的物品全部让毛驴驮回，其中包括吕俊心爱的佳能70-200毫米的镜头。为了确保活动的成功，5名继续前往火山口的队员不得不分担了两只羊的肉，使得每人的负重达到了35公斤以上。
临分别时，吕俊从怀里取出了橙子再次送到了小雨的面前，那是她的情人节礼物，没舍得吃，让吕俊帮她带着的。
“带回路上吃吧。”吕俊对小雨说。“还是带到山上去吧。”小雨话音未落，便情不自禁扑在吕俊的怀里，再次流下了眼泪。
分手时，大家心里都很难受，紧紧地相互拥抱。
忍受不了寒冷，向导也不愿意向前走了
又飘了一夜的雪花，早晨起来天灰蒙蒙的，由于4名队员的突然离开，大家心里都沉甸甸的，多少感到有点孤单。
每个人的背包都重了很多，队员们一走一晃地很不适应，没走几步就明显感到胸闷气短。虽然气温达到了-20℃，但大家的内衣还是被汗水湿透。出发没多久，就进入了危机四伏的“一线天”峡谷，行进中不时地听到落石砸向地面发出的响声。我们不敢滞留，不敢大声说话，拼命地沿着谷底向上攀爬，只想尽快离开这个鬼门关。
走出一线天峡谷后，河道渐渐宽了起来，在河道东侧的一块平坦处有许多用石头垒起的无名坟堆。在一座黑色大山下有十几堆垒得很规整的铁矿石，少说也有几百吨。听向导依塔洪说，这些坟墓都是修路和开矿的人留下的，当年正是大炼钢铁的时代，开矿人指望着道路修通后能再把矿石运出去。
随着海拔的升高，气温越来越低，穿一双球鞋和一条薄毛裤的依塔洪，哪里能抵御住超过-20℃的严寒！当我们赶上他时，他正躲在一块巨石后避风，他似乎冻得话都说不出来，抬手指了指巨石的下方。我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望去，巨石下的一幕令人毛骨悚然——只见巨石下的缝隙里藏着一具死尸，衣服完好，骨肉也没有完全分离，在其周围十几米范围内还有一具被肢解的尸骨。听依塔洪说，一年前，有三个从普鲁村去火山口找宝石的人，翻过达坂到火山口后，一个人得高山病死在高原，剩下两个丢弃了所有东西往回跑，在这里一个给冻死了，另一个被狼吃了。看着死者狰狞的面孔和遍地散落的衣物和尸骨，我们都感到了恐惧。离开时，甄晨光虔诚地在大石头上放了9块糖，深深地鞠了一躬，代表我们9名探险队员向死者致意。
为了远离晦气的死人沟，当天我们一直行进到天黑，晚上在海拔4200米处的石崖下扎营。缺氧和寒冷使我朦朦胧胧地度过了一夜。天还不亮，向导依塔洪就拉开了我们的帐篷，说他腿痛得一夜没睡，要回家去。望着他那双冻肿的双脚我又能说什么呢？我烧了点热水，给他吃了一粒芬必得，甄晨光拿出了一双线袜，马玉山脱下了身上的冲锋衣给他穿上，临分别时甄晨光把仅有的西洋参含片也给了他。
望着依塔洪远去的背影，我们既难受也担心，祈祷他能尽快赶上昨天返回的队伍，安全地回到普鲁村。
路程、海拔、体能、重负行军，使我们在进与退中抉择
离开普鲁村的第四天下午，我们终于到达了苏巴什。卫星导航仪显示从普鲁村到这里直线距离27.8公里，而到火山口直线距离还有31.8公里，这意味着我们4天走了还不到一半路程，而且是马不停蹄地从天亮走到天黑，昆仑山的路真是不能用距离来衡量的！
苏巴什，维吾尔语意为“有水的地方”，海拔4220米。在两个河道交界处，尽管这里气温在-25℃，但仍然有一大股泉水在河道中流淌。当年修筑的路基一直延伸到一处平坦开阔的地方，那里有一个废弃的院落和几间石头垒砌的房屋，据说是当年筑路大军的前线指挥部。这里的石屋子都没有了屋顶，我们在一个较大的石屋中支起了两顶帐篷。
瓦斯炉在帐篷里不停地烧着，尽管昆仑山的冬季寒风刺骨，但坐在帐篷里还是有点家的温暖。面对严峻的现实，队员邢睿以开玩笑的口气说：“不行我们在这里住几天再回去，就说我们到火山口了。”虽说是句玩笑话，但大家心里都在犯嘀咕。
离开苏巴什沿着干枯的河床南行两个小时后，我们又进入了一个由彩色砂岩构成的峡谷地带，由于常年风雨的侵蚀，两边的砂岩形成了千姿百态的造型。峡谷的坡度很大，海拔急剧升高，前方几公里处便是让人谈虎色变的硫磺达坂。这座达坂的名字也许和火山喷发有着某种关系。据说当年部队到达这里时，硫磺的气味很重，故起名硫磺达坂，而当地维吾尔人把这座达坂叫依斯达坂，意为“有瘴气的地方”。下午五点左右，我、马玉山和甄晨光到达了海拔4700米的达坂脚下，看时间还早，我们轻装攀上达坂侦察。
硫磺达坂位于青藏高原的北部边缘，海拔5114米，翻过达坂就进入了平均海拔5000米的阿什库勒盆地。从山脚下到达坂顶直线距离2公里，海拔上升415米。坡大、雪深加上刺骨的寒风，使得翻越达坂如同攀登雪山一样。天快黑时我和马玉山到达了达坂顶部，我俩没敢停留，迅速下撤，途中劝退了正在向上攀爬的体力严重透支的吕俊。
我们已经离开普鲁村5天了，海拔也升高到了4710米，离村子至少也有70公里的实际行程。晚上我们5个人坐在一顶帐篷里，神情异常严肃。此时大家心里都明白，要想翻过硫磺达坂到达火山口来回至少还需3天时间，在平均海拔5000米的高原上负重行走近百公里，一旦翻过达坂后身体出现问题，后果是非常可怕的——那时谁也帮不了你，你将永远地留在高原。
说心里话我当时都想到了放弃，因为生命不仅仅属于我自己。晚上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我们决定让甄晨光和邢睿原路返回，同时达成了一个残酷的约定：翻过硫磺达坂后一旦有人身体出现问题不能自己行走，其余队员不用管他，迅速下撤保全自己。
我们孤零零的三人感到了孤独和恐惧
在严冬季节探访火山口可以说是一次史无前例的冒险行动。早在20世纪初，日本探险家橘瑞超在第三次中亚探险时，选择夏天最适宜的季节，试图沿着这条高原秘道进入甘肃。他在普鲁村雇用了30多名驮工，租用了几十头毛驴和马匹，最后也没能如愿以偿。当他历经艰险翻越硫磺达坂到达青藏高原火山口附近的色格孜库勒淡水湖时，驮工都逃跑了，毛驴和马匹几乎都死了，就连他自己也得了高山病差点死在那里。
一夜的寒冷和缺氧使得本已感冒的吕俊开始咳嗽，出现了高山肺水肿的病兆，如不迅速降低高度，病情就可能恶化，一旦发病想下也下不去了。在这危急关头，我不由分说让邢睿护送吕俊立刻返回。甄晨光担心我和马玉山势单力薄难以应付突发事件，决定和我们一起去火山口。
望着队友远去的身影，我的心情顷刻沉重起来。短短6天两批队员下撤了，加上放在帐篷外面的羊肉也被狼叼走，我们孤零零的三人在寒冷贫瘠的昆仑山深处真的感到了孤独和恐惧。当时最怕的是遇到狼群，出发时我把猎刀挂在了包外，默默地祈祷昆仑山能保佑我们安全翻越硫磺达坂到达火山口。
在阿什库勒盆地，硬着头皮每人喝了一碗盐碱汤
第六天清晨，天气异常寒冷，我们三人背着沉重的背包向达坂攀登。此时，空气似乎都已凝固，四周一片寂静，唯有我们的呼吸声和脚下的积雪发出的清脆响声。虽说只有两公里的距离，却用了我们两个小时的时间。当我们站在达坂顶部，回首自己用脚步丈量过的大地，大家都感到十分的欣慰。
严冬的阿什库勒盆地一片苍凉，我们所经之处除了满目荒凉的沙砾外，就是被风吹到低洼处的积雪。我们沿着当年筑路大军铺设的路基向湖边走去，沿途没有多远就能看到一具具骆驼或毛驴的白骨，可以想象当年筑路部队所历经的磨难。当我们行进16公里到达日本探险家橘瑞超驻扎过的色格孜库勒淡水湖时，发现湖水已经干枯，除了一个个被积雪覆盖的洼地外，看不到冰面。我们不敢停留继续向东行进，当到达阿什库勒湖时天色已晚，气温也降到了-28℃。
在高海拔不吃饭可以忍受，但不喝水则是致命的。经过一整天高强度的行军，我们已是饥渴难忍。我们虽知道阿什库勒是咸水湖，但还是忍不住用匕首敲下了几块冰。吃了几块冰后似乎没有感到特别苦涩，但为了安全起见，我还是决定融雪饮用。
阿什库勒盆地气候极为干燥，凛冽的山风把积雪和地表的盐碱都吹到了低洼处。融化的积雪掺杂着大量的盐碱和泥土，融水如同稀泥汤，还没拿到嘴边就能嗅到一股刺鼻的盐碱味。没有别的选择，我们硬着头皮每人喝了一碗。
为了最大限度地减轻负重，在翻越硫磺达坂时，我们没有带帐篷的外帐，以致帐篷内部温度几乎和外界一样，达到了-28℃，在阿什库勒湖畔的那一夜也成了进山以来最寒冷的一夜，我们穿上所有能穿的衣物钻进了睡袋。
一头野牦牛冲了过来，我扔下摄像机向冰湖中跑去
清晨，天空格外晴朗，一轮红日从东方冉冉升起，映红了阿什库勒湖对面的雪山，不知从哪里来的一大群鸟儿从天空中飞过，给这万物皆寂的盆地带来了一线生机。今天是离开普鲁村的第七天，阿什库勒火山已清楚地呈现在我们面前，似乎近在咫尺触手可及。我们出发时没带水和食品，心想，一两个小时就能到达火山口，用不了半天时间就能返回营地。
实际上，从营地到火山直线距离只有7公里，为了快去快回，我们决定穿过冰封的湖面直插火山口。冬季，海拔4700米的阿什库勒湖被冻得结结实实。也许是温度太低或盐碱度太高的缘故，冰层都被冻裂了，透过冰层望去，底下像炸开的玻璃似的，皆是密密麻麻的小裂缝。我们在明镜般的冰面上行走，寒风吹起的积雪在脚下流淌，我们仿佛进入了冰河时代。
快接近湖中央时，在阿什库勒南岸的一群野牦牛进入了我们的视野。为了近距离拍摄，我们向南岸走去。阿什库勒盆地人迹罕至，野牦牛似乎也从来没有见过人，对于我们的突然闯入，牛群没有任何反应，悠闲地在岸边吃草。当我们离牛群还有30米时，我让马玉山和甄晨光在湖面上等候，我一人拿着摄像机登岸向牦牛走去。正当我静心地拍摄时，一头体型硕大的野牦牛翘起尾巴向我们冲了过来，在他俩的惊呼声中，我扔下摄像机向冰湖跑去。聪明的野牦牛到了湖边立刻停了下来，也许它知道一旦在冰面上滑倒，笨重的身体一定难以爬起来。无奈之下，甄晨光点燃了纸炮，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吓得牦牛群向南边的雪山奔去。
整整7天，终于登上了阿什库勒火山
上岸后我们沿着喀拉塔什勒克（意为“黑石滩”的岩浆流经的地带）向火山走去。在阿什库勒盆地分布着11座火山堆，其火山熔岩面积达250平方公里。在其南边有几座6000多米的雪山，高山的融雪滋润着这片肥沃的土地，冬季的“黑石滩”上长满了一尺多高的针毛草，在阳光的照耀下呈现一片金色。阿什库勒火山是这一地区最大的火山，它的外形如同一个梯形，远在硫磺达坂上就能看到。据记载，1951年5月27日上午9时50分，阿什库勒火山再次喷发，它一度也标志着中国唯一的一座活火山在青藏高原诞生。
阿什库勒火山被命名为盆地中的一号火山，1951年《新疆日报》第二版进行了报道。1954年前苏联一家刊物以“中亚新火山”为题，对一号火山的“三次冒烟”“飞出石头”“看见红石头”“二百余公里外听见响声”“有熔岩流”等说法提出过质疑。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期，中国科学院对青藏高原进行了5次科学考察，虽然当初所说的“冒烟”和“响声”已无从查实，但从火山黑色玄武岩风化程度分析，1951年的火山爆发至少是没有岩浆喷出，因此阿什库勒火山爆发的准确年代和强度至今也难以定论。
越过黑石滩，下午4时20分我们终于登上了阿什库勒火山。火山口直径约有100米，深约60米，像是一个巨大的砖瓦窑一样拔地而起。在火山的顶部有一个向南开的口子，这无疑是岩浆流出的口子，其下方形成了巨大的火山舌。火山口的底部犹如一个巨大的锅底，而四周分布了许许多多的熔岩洞，红色和黑色火山岩如铅浇铁铸一般阴森凝重，在锅底坑和熔岩洞附近狼粪和动物的尸骨随处可见。
当我站在海拔4921米的火山口上，环视四周的皑皑雪山和明镜般冰封的湖泊，此刻的心情真是百感交集：整整7天，经过135公里的艰难跋涉，我们走进了昆仑山的怀抱，来到了火山口，了却了我十几年的心愿，同时也把全体探险队员的心愿带上了火山。
在我们将要离开时，甄晨光默默地掏出了9块水果糖放在了火山口的最高点，虔诚地祈祷，愿昆仑山保佑我们9名队员都能平安地回到普鲁村。马玉山捡起一块火山岩，郑重地说：“我要背上这块火山岩，再走135公里回到普鲁村，然后带回乌鲁木齐送给我的朋友。”
失魂落魄的我们加快了脚步向黑石滩方向走去
一个小时后，我们匆匆离开了火山口，想跨过冰封的湖面天黑前回到营地。此时，我们近10个小时滴水未进，明显感到体力不支。当我们行进到湖中央时，突然发现脚下湿漉漉的，一层清澈的水流在冰面上蔓延。我用手指蘸了一点放进嘴里，苦涩难言，细细观察才发现，前方有一条5米宽、看不到边的裂缝横断湖面，高浓度的盐碱水正从裂缝中溢出，我们如果再往前走几米就有可能掉入湖水中！
此时暮色已经降临，失魂落魄的我们加快了脚步向黑石滩方向走去。大家都不说话，也许都意识到了危险在向我们逼近。在离开营地时我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疏忽了用GPS保存营地的位置，在这广袤的阿什库勒盆地，一旦天黑之前看不到营地，天黑后我们就有可能迷失方向，即使营地就在附近也难以发现。
踏上黑石滩，我拔腿向营地方向跑去。在学校我是中长跑运动员，也曾经拿过国家三级运动员证书，可在近5000米的高原上跑步，没跑多远就感觉胸闷得喘不上气来，两腿就像灌了铅似的一步也迈不动。
也许是我们的执著和勇敢感动了昆仑山，当我们绕过冰裂缝再次踏上冰封的湖面时，终于看到了一公里外的营地。天渐渐黑了下来，我们摸黑向营地走去。
这是进山以来最累的一天，我们钻进帐篷连吃饭的心思都没有了，在甄晨光融雪烧水的工夫，我就睡着了。
连皮带肉吞下了那个当做情人节礼物的橙子
进山的第八天，对我们来说也是生死攸关的一天，因为融雪和取暖，我们的燃料已经耗尽，我们必须用一天的时间赶回普鲁河谷，在那里有我们预留埋藏的食品和燃料。
离开营地前，我们感慨万分，面对摄像机，留下了我们的肺腑之言。大家就要返回了，还有100多公里的路程等待着我们，在不久的将来我们还会回来的。在转身离开的瞬间，老甄挥手向火山告别：雄伟的昆仑再见！野牦牛再见！
中午，当我最后一个登上了冰雪覆盖的硫磺达坂时，已提前到达的马玉山跑了过来，我们紧紧地拥抱，他大声地说：“我们活着回来了！我们有救了！”是的，翻过硫磺达坂就安全了许多。
我们一路小跑来到了达坂下的营地，令人沮丧的是，留在营地的羊肉被狼吃了，剩下的只有一瓶冻硬的矿泉水和冻得像石头一样的橙子。这个吕俊送给小雨的情人节礼物，此刻似乎也成了我们的救命之物，老甄用石头砸开了橙子，我们迫不及待地连皮带肉吞了下去。
下午5点我们到达了苏巴什，望着清澈的泉水，我们不由分说地趴在河边痛饮起来。天黑后，我们赶到了预留食品的营地。
夜里，普鲁河谷伸手不见五指，我们三人坐在帐篷里不停地喝水吃东西，似乎一直处于饥渴之中。一想到留在达坂下的羊肉被狼吃掉以及一路所见的狼爪印，我们多少有点惧怕，谁都不愿意到河边打水。无奈之下，我们每次出去打水时都要放两个纸炮来壮胆。
终于安全地走出了昆仑山
第九天，在接近“天路”达坂时，我们发现了一串脚印，一直沿着河谷向下走去，我们判断是依塔洪的脚印。此时，我们已经筋疲力尽，谁也不愿意翻越来时的达坂，便踏着依塔洪的脚印向下走去。河谷越来越窄，脚印越走越高，望着脚下几十米的深涧，我们不由得心惊胆战，一旦滑倒必死无疑。面对一处接近70度、覆盖着冰雪的崖壁，我们谁也不敢贸然通过。我仔细观察脚下的深涧，没有发现有人滑坠的迹象，我猜测依塔洪肯定是通过了这段崖壁，他从小就生活在昆仑山，在山涧行走的能力比我们强得多。
再有一天就到普鲁村了，我们宁可多走几个小时路也不能去冒险。在返回的路上，我还在为依塔洪担心，分手的时候他没有带帐篷，这就意味着他途中无法宿营，他虽然通过了这段崖壁，但前面是否还有更加险恶的崖壁呢？
回家心切，我们在第十天一大早就离开了营地，没走多久，老远就看到了向导依塔洪和阿曼。原来依塔洪算好了我们今天会出山，天不亮他就和阿曼牵着两头毛驴来接应我们了。
见面后得知，依塔洪和我们分手后，日夜兼程，用了24小时赶上了第一批下撤的队伍，而邢睿陪着身体不适的吕俊用了两天的时间返回了普鲁村。
我们吃着馕，喝着依塔洪为我们烧的奶茶，顿时一股暖流涌向心头，此时此刻我们都感到无比的温暖和欣慰。整整十天的艰难跋涉，我们穿过了险峻的普鲁河谷，翻越了冰封的硫磺达坂，在极端严酷的气候条件下到达了火山口，开创了人类探险史上冬季到达阿什库勒火山的先河，实现了自身的梦想，与此同时，我们也发现了人间的真谛，感受到了人情的温暖。
天黑前我们回到了普鲁村。至此，我们9人都已安全地走出了昆仑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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