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武原

    我的祖父赵寿山将军一生不为高官厚禄所诱，他追求真理，要求进步，却一再遭到蒋介石的猜疑迫害，最后被迫去“西出阳关无故人”的甘肃武威坐“软监”，历尽艰辛，饱经风霜。在他最艰难、失意之时，我呱呱坠地来到这个世界。

    不久全家人被迫逃往边区，唯我年纪太小，被外婆吴晴兰抱回舅家躲难。善良的外婆抱着我东家一口奶，西家一口饭，受尽了难怅恓惶。为防不测，外婆还教会了我“撒谎”，无论谁问都不敢说姓赵，直至西安解放，才将我“完璧归赵”。

    小学快毕业时我因病得福，有幸在祖父身边养病学习。近水楼台先得月，在享受亲情温暖之同时，我也亲闻、亲历、亲见了他老人家许多的感人往事，至今萦回脑际，挥之不去。祖父对人民，心比月还明；精忠为国家，浩气塞苍穹。他为国为民经百战，何惜官禄当土抛；诲言在耳情难忘，风骨气节人品高；壮志夙愿今已酬，一代英名永世留。感谢苍天，让我有幸做了他的后人，不管他是将军还是平民，我都为他而骄傲、而自豪。

    一、为五个孙辈起名

    我们五个兄弟姐妹的名字全由祖父所起，而且都和他的传奇人生息息相关。

    我的大姐名叫望原。1940年“四一七”战役中，祖父率领抗战劲旅三十八军在山西平陆的望原村，彻底粉碎了日寇在中条山的第十一次“扫荡”后，方知大姐出生不久。为了纪念望原战役的胜利，也为了永远缅怀流血牺牲的三秦抗战英烈，祖父特地给她起名叫“赵望原”。

    祖父为我二姐起名叫荥原。那是祖父被蒋介石从中条山调往荥阳、汜水、广武一线抗击日寇，并想尽办法赈济驻地灾民。1943年时二姐出生，祖父就用荥阳的“荥”，加上山西望原村的“原”，为其起名叫“赵荥原”。

    祖父为我哥起名叫陆原。1944年蒋介石让祖父到重庆的国民党陆军甲级将官班去受训，适逢他的长孙出生，祖父就给其取名叫“赵陆原”。

    我是祖父的次孙。1946年祖父到甘肃武威担任第三集团军总司令，实际上是坐蒋介石软监。这时我来到人间，祖父为我起名叫“赵武原”。

    最小的妹妹叫琳原。1947年祖父历尽艰辛到达晋冀鲁豫解放区的临县时，他的小孙女出生，老人家即取“临”音，疼爱地为其取名叫“赵琳原”。

    凡熟悉祖父传奇人生的人，只要一听到我们五个人的名字，就能知道其中的寓意，因为这是祖父一生“于国于民敢问心”的真实写照。

    二、良苦用心

    20世纪50年代，祖父任陕西省省长期间，我们姐弟五人都在南郊小寨的西安市第一保育小学上学。学校实行寄宿制，我们两个星期才能回家一次。记得每到该放假的星期六下午，学校门口总是车水马龙，停了不少接送学生的大、小汽车。在我记忆中，祖父从来不用他的专车接送我们，每次都是由我父亲或者在祖父身边工作的袁德起伯伯，雇上三轮车接送我们回家。只有一次破了例，那是一个国庆节的晚上，祖父要去西北体育场参加焰火晚会，我们才坐他的顺车到了体育场门口，然后再自己走回学校。当时我们年纪小，不懂事，心里的确有些埋怨祖父不爱我们，长大后才终于明白理解了他老人家的良苦用心。

    三、“你这是骂我呢”

    1958年我患股骨头缺血性坏死症住进西安陆军医院（现西京医院）后，一个星期天上午，祖父专门来看我。小儿骨科是一个大病房，一共住了8个小病友。当病房大门被推开时，几个人走了进来，小病友们都朝门口看。我万万没有想到其中那位个子最高的，竟然是我时刻想念着的祖父。

    他老人家到我病床边坐下后，就侧身主动和临床小病友的父亲打招呼，接着又向旁边的骨科专家陆裕朴教授了解我的病情，再挨个询问病房内其他孩子都得的什么病等等。问话中间，祖父习惯性地从衣服口袋里掏出了他的皮卷烟盒，顺手拿出一根卷烟（祖父抽的卷烟，都是祖母亲手卷制的）。

    警卫员胡景汉看到后，急忙提醒他说：“赵老，这是病房，不能抽烟。”祖父听后抬头瞧瞧大家，自己先不好意思地嘿嘿笑了，随即把卷烟又放回烟盒中。在一旁陪同祖父的陆军医院院长和陆教授急忙解围说道：“赵省长是客人，可以抽。”

    谁知祖父听罢却站了起来，凝望着他们半开玩笑地问道：“是客人就能抽？你这是当着孙子的面骂我呢！”一句话把全病房所有的人都逗得哈哈大笑起来，气氛相当活跃。祖父走后，病房护士和小病友的父亲都对我说：“赵省长咋就这么幽默风趣，以身作则，一点官架子都没有，连我们普通老百姓孩子的病都问到了。你这娃真是好福气，摊上这么好个爷爷。”

    祖父是叱咤风云的抗日名将，又是共和国的开国功臣，却始终功成不居，幽默大度，严于律己，宽以待人，永远是我做人的楷模。

    四、三年大饥荒中

    1959年底，祖父调到北京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不久即接我到他身边生活养病。三年大饥荒中，全国人民都在勒紧裤带过日子，而在京工作的老领导们，日子过得甚至比地方干部还要苦。

    祖父年近七旬，组织上配给高级领导干部的供应十分有限，他还要照顾祖母和病中的我，生活艰苦之程度，真可用“捉襟见肘”来形容。我实在不忍心从两位老人家口中夺食，就坚持要和他身边工作人员们一起吃饭（每天都是少许粮食煮萝卜条，还有窝窝头与咸菜）。祖父心疼我有病，实在于心不忍，可他又想不出其他好办法，只能同意了我的要求，而把每天专给他和祖母炖的一小锅烩菜剩下一点，再泡上半个馒头看着我吃下去。

    一次，青海省任谦副省长来北京开会，看到祖父的生活如此清苦，就特意让人捎来半扇野黄羊肉（那个年代还没有动物保护法）。祖父自己舍不得吃，而是让炊事员袁建华把肉全炖了，又趁着星期天，把在北京的陕西乡党们如杨明轩、赵伯平等人，都请来吃顿羊肉泡馍解馋。就连他老人家身边的所有工作人员，包括司机赵世玉的小孩子们，也都人人有份。

    五、一场误会

    1961年冬，祖父带我去天津看病。当年北京到天津的公路沿途设有许多军事禁区，挂着“外国人未经允许不得入内”的大牌子。但当我们乘坐的汽车行驶到中途一个检查站前时，却被执勤哨兵举旗拦下了。大家都不知发生了什么事，而祖父却笑着摘下墨镜，风趣地说道：“哈（坏）咧，娃们把我当成大鼻子（外国人）了。”

    那时候中国大陆的外国人确实是凤毛麟角，走到哪里都十分显眼。祖父高大魁梧，高鼻子上又戴着墨镜，还穿着黑色皮大衣，加之坐在副驾驶显眼的位置上，难怪要被哨兵误以为是外国人了。哨兵走到车前一看，自己先不好意思地笑了，马上向祖父立正敬礼：“报告首长，对不起。”立刻挥旗放行，这一幕把大家都逗笑了。

    进入天津市区后，在一个十字路口河北省委书记王世英爷爷的小车正等在路边，是专门来给我们带路的。我们住进了天津市政府招待所后，祖父和王爷爷是老友见面，分外高兴，不一会儿就说起来天津路上发生的小误会，把王爷爷也逗笑了。王爷爷对我们说：“赵老的大红鼻子，当年抗战期间连山西的老百姓都知道，日本鬼子都害怕大红鼻子将军赵寿山呢！”祖父却半开玩笑地说道：“我的大红鼻子是撞墙撞出来的。”这就是我功成不居、谦虚和善的祖父！

    六、“一文钱”困倒英雄汉

    1961年，中国大陆正处在大饥荒困难时期，老百姓食不果腹。那时共产党对高级领导干部的要求十分严格，他们家中的房、水、电、煤等费用，甚至连冬天锅炉工的工资等，都要由首长本人支付；家属因私用车，司机每月按里程数报到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一律从领导干部工资中扣除。除了高级民主人士、无党派人士每月另有生活补助外，其余中共党员高级领导干部，除非有特殊情况，一律都是靠那点死工资生活。

    祖父平时社交广，朋友多，花销大，又经常接济身边工作人员和找上门的穷乡党，加之他酷爱购买书画，因此手头一直很拮据。他带我到天津看病，骨科专家方先之教授建议给我制作一副特别支架，进行辅助治疗，大约需要预交200元钱。谁知道为了拿出这200元钱，确实把身为高级领导干部的祖父给难住了。无奈之下，他老人家只好让张秘书把自己的虎皮大衣（抗战时期穿过的）悄悄拿到王府井信托商店去典卖，以解燃眉之急，可真到了“秦琼卖马”和“一文钱”困倒英雄汉的窘地。

    在那个年代，各行各业的政保制度都很严格，从业人员的警惕性也都颇高，而虎皮大衣又绝非一般物品，加之张秘书还是坐着吉姆轿车来的，肯定要遭到店方怀疑了。保卫人员不但扣了大衣，还让张秘书出示工作证件。张秘书被“审问”得哭笑不得，只能实话实说，然而店方却仍然半信半疑。他们按张秘书证件上的工作单位，给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打电话核实。本来一件平常小事，想不到却越捅越大了，这让张秘书和祖父都始料未及。其实也不能全怪信托商店，谁能相信一个党和国家的高级领导干部，手头竟能如此拮据呢？

    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的高登榜局长，当天下午就来到祖父家中，连连抱怨他老人家有困难为啥不给组织讲，太不注意影响，弄得他们的工作很被动。祖父却宽厚地笑着说：“给孙子看病是私事，有困难我自己能想办法，咋能向组织开口呢！”说到最后，祖父也不肯要组织照顾，高局长只能苦笑着说：“赵老啊，你太要强了。”

    1964年放暑假后，我去北京看望祖父。在东四隆福寺百货商场看到一种医疗仪器降价处理，只卖10元钱。我从小爱摆弄电子产品，心想买回去后改成信号发生器挺划算，于是兴冲冲跑回家向祖父要钱。可祖父翻遍了全身口袋，也恰好只有10元钱，都给了我……当年这些桩桩件件的小事情，都是我的亲身经历，不然连我自己都不会相信，一个为国家民族戎马一生的老将军，自己晚年的日子竟然会如此清苦拮据。

    祖父在陕西工作期间，从未给自己和家人要过一间公房，一直住在甘露巷6号没有暖气的家中。1955年，祖母用拆下来的废砖盖小二楼时，因地基情况复杂不能挖深（恐怕影响到东边邻居），只好全部用钢筋混凝土处理，致使建筑费用加大，出现亏空，中途就盖不下去了。组织上因祖父从未住过公房，按政策规定给他补助了部分费用，才解了燃眉之急。多年来祖父一直没有忘记此事，1965年他患病后，一再叮嘱我父亲赵元介，他死后把甘露巷的私产全部无偿交给国家。

    七、无私的爱

    祖父心地善良，同情弱者，他不仅疼爱自己的孙辈，同样经常关心、帮助、疼爱那些和自己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贫苦孩子们。我祖母娘家有个养侄女叫东兰，按辈分我叫她姑。东兰姑是个受苦人，原籍汉中南郑，来到我家后，祖父祖母待她都很好。

    东兰姑给我讲过一件让她终生难忘的事情，我听后也深受感动：20世纪60年代，东兰姑到北京看望祖父、祖母（她叫姑父、姑妈）。因她从没来过北京，祖父想让她多玩些日子。一天祖父正好没有开会，他亲自带着东兰姑去了北京动物园。

    到动物园买门票后，祖父让东兰姑自己进去转，他自己则坐在动物园大门内的长条凳上，耐心等着东兰姑。时值北京冬季，风沙大气温低，已年近七旬的祖父，为了一个和他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小姑娘能享受到亲情温暖，居然在凛冽寒风中坐了几个小时。他身旁的游客如梭，而又有谁能想到、能认出这位白发苍苍、慈祥和善的老人家，竟是一位当年让日寇闻风丧胆的抗日名将呢！东兰姑出来后看到这一切，她哭了，至今谈起此事来，仍是两眼含泪。自从听完这个故事以后，每当我途经北京动物园时，总要不由自主地向大门内多瞧几眼，仿佛祖父仍坐在那里，朝着我们微笑……

    祖父对烈士遗孤更是充满了爱心，千方百计帮助他们渡过难关。已是耄耋老人的李俊良亲口给我讲，新中国成立前他父亲因组织抗日队伍，被国民党特务逮捕杀害。母亲刘秀莲在带着他和妹妹逃难的过程中，妹妹又不幸被狼吃掉，母子二人挣扎在生死线上，随时都有饿死街头的可能。祖父祖母发现后，收留他们母子到我家。不久祖母又说媒，把在自己家干活的李尚科介绍给了刘秀莲，帮助两个苦命人成了亲，让烈士遗孤李俊良有了一个新家。李俊良有了继父之后，祖父很感欣慰，他摸着李俊良的头，哈哈大笑着说道：“这件事办得好，俺娃有了新家了！”

    1947年我们全家人进入边区后，刘秀莲等被国民党特务捆绑殴打，流落街头，濒临绝境。全国解放后祖父、祖母回到西安，立即派人找回了这一家人，并在潘家村给他们置地盖房，从此过上正常人的日子。如今李俊良已到耄耋之年，说起当年事，仍然不忘祖父对他们母子无私的关爱。

    八、看见小孩子们格外亲

    祖父一生有很多爱好，他总是不断挤出时间博览群书，实在令人敬佩。他坚持练书法，写诗词，钻研古文，打太极拳，下象棋等等，甚至对李仪祉先生的《水工学》也研究颇深。

    小时候我就跟着他学打太极拳，他还让我们临摹毛笔字，又买来《中华活页文选》等书籍，让我们课外阅读，开阔知识面。只可惜我未能坚持下来，现在想起来真有些身在福中不知福，愧对他老人家的厚望和教诲了。

    祖父有老朋友还有小朋友。他在陕西工作期间，经常喜欢去幼儿园、托儿所，和孩子们在一起，给他们发糖果，老少同乐。有一年祖父外出视察，在列车上碰到一位小乘客，象棋下得很好，他马上让工作人员把这个小朋友和他父亲一起接到自己的车厢，祖孙两人杀了一路。临下车前，祖父抱着这位小朋友仍舍不得放手，并疼爱地用胡子扎小孩子的脸，惹得大家都笑起来。祖父喜爱小孩子的习惯动作，就是抱起来用胡子扎，他也不管娃娃们脸上有鼻涕没有。

    祖父在西安工作期间，每逢天气好时，甘露巷的小孩子都爱坐在我家大门口的门当（石墩）上，一边晒暖暖一边玩。他老人家回来一下汽车，只要看到娃娃们，就高兴地一把抱起来说：“来，让爷扎个胡子！”扎得小孩子们又喊又叫，周围的邻居们见状，都被逗得哈哈大笑。在这些小孩子的眼中，祖父不是什么将军或者省长，只是隔壁爱用胡子扎人的赵爷爷。

    当年的那些小伙伴们，今天也都和我一样，过了花甲之年，但每当我们碰到一块时，只要聊起童年趣事，就不由得回忆起这位慈祥的老人在世时对小孩子发自内心的疼爱。

    九、不是老师，胜似老师

    祖父对后辈人要求虽然严格，却少有声色俱厉，多是幽默诙谐，以理服人，言简意赅。本来很平常的事经他的口说出，就会让你终生难忘。小孩子一旦犯了错，祖父从来不搞压服，总是妙语解颐，让你心服口服，自觉去改正。

    我离开祖父从北京回到西安后，他老人家仍不时操心关心着我，经常来信询问我的身体和学习情况。我的去信他基本上都是亲笔答复，因此这个阶段也是我和祖父通信最多的一个时期。

    1964年我加入共青团以后，因不爱发言而受到学校团委书记的批评，心里不服，想不通，就给祖父写信诉委屈。祖父当时正忙于开会，却仍在百忙之中挤出时间，于1965年1月9日（后来才知道他老人家此时已患上重病）专门给我写了长达6页的亲笔信。除过询问我的身体和升学打算外，特别就我诉的委屈写道：“你的不说话，我曾向你指出过多次，但我没有反反复复说明道理，使你领会不深，犯了错误，得到团的教育，这就是在组织的极大好处。以后必须要热爱党、热爱团的工作。遇到反对党、反对团的言行必须立即反对，积极争取首先发言。日常必须坚持真理，维护正义，遇到反对真理与正义的人或事必须说话，表明自己的观点”，“一定要实事求是，不扩大事实也不包庇错误，那就对了……”他老人家就是这样循循善诱给后辈人做思想工作，从来不搞压服那一套，不是老师胜似老师。这是他写给我的最后一封家信，我至今完好保存着，想他老人家时就拿出来读读，经常又是更添思念。

    在对待自己两个孙子的婚姻问题上，祖父可能受到幼时“见了有钱有势的人，既嫉且恨，甚至主张不与富人结亲”的影响，他老人家要求我们弟兄两人最好能找工农家庭的女孩子为伴。祖父说，工农子女从小吃苦，懂得珍惜生活，忠于感情，好坏日子都能过，轻易不会见异思迁，能靠得住；而有些干部子女往往让家里娇生惯养坏了，吃不下苦，虚荣心又强，是衣服架子，是花瓶，万一把这样的少奶奶娶回家，你能伺候得起？

    祖父的话不管别人怎么理解，我们兄弟两人都是按照他老人家的希望去做的，几十年来受益匪浅。在家庭婚姻和生活作风问题上，我们从来也没有给他老人家丢过脸。

    十、临终切盼后人

    1965年春，祖父在西安时被怀疑患上了食道癌，陕西方面立即送他回北京做进一步检查。不久我接到家人来信，说他老人家的病已被确诊，而且由于发现太晚而失去手术机会，只能采取保守治疗减轻痛苦。接信那天，我正在家中复习功课，准备迎接中考。得此噩耗，我顿时蔫愣在那里半天缓不过神来。原先想着可能只是一场误诊的期盼，被这封信一下子击得粉碎。

    我呆呆凝望着院中的白玉兰树，头脑中一片空白。祖父对这棵白玉兰树有着特殊的感情，这是他在陕西工作期间亲手栽下的，因此特别钟爱。他老人家每年回来，都要仔细观赏很长时间，眼光中总是流露出善良、喜悦和满足。他老人家到北京以后，仍时刻牵挂着这棵白玉兰树，并希望我给他写信时，把白玉兰树以及院中花花草草的生长情况也同时告诉他。

    1965年开春，白玉兰树仍像往年一样，期盼着自己的主人能如期归来，观赏她挂满枝梢、娇娆怒放、洁白如玉的白玉兰花。然而这一次却让她失望了，主人没有回来，可能永远也不会回来看她了。白玉兰花开始枯萎凋谢，花瓣围绕树干覆满一周，不久即将化作泥土，“质本洁来还洁去”。睹物思人，触景生情，一个月来积压在心头的思念和悲情，让我再也无法控制住自己的情绪，独自在院中放声号啕大哭了一场。

    我再也无法静下心来复习功课，心早已飞往祖父身旁，只想早日看到他老人家。好不容易熬到5月底中考结束，我和妹妹琳原便急不可待地踏上开往北京的列车。6月3日下午，家人安排我们去医院看望思念已久的祖父。我们刚走到病房门口，就看见他老人家正斜躺在病床上，比离开西安时又消瘦了很多。祖父的鼻孔中插着橡皮管，护士正忙碌着给他抽痰。我看见他老人家的喉部被切开了一个孔，说话时要用手堵住孔，才能发出声来。看到祖父遭受如此痛苦和折磨，我的泪水一直在眼眶里打转转。

    我和妹妹叫了一声：“爷”，祖父抬头看见了我们，他没有说话。当护士抽完痰之后他才坐起身来，让护士把他扶到门口靠窗的沙发上坐下，我们也赶快端过椅子坐在他对面。祖父第一句话就问我们：“干啥来了？是逛北京来了？”妹妹忙回答：“您有病，是王震爷爷让通知我们来看您的。”他老人家听罢点点头，我们赶紧握住祖父的双手，好久都没有松开。

    歇了一会，祖父开始询问我的考试情况，他说：“你的功课轻，要多读一些书。你的字写得不好，要天天练，不要急躁，最少坚持十五年。你的文章结构不如你姐你哥，今后不管搞什么工作，写论文都用得上。”接着他又开始询问我的腿病恢复情况，一再叮嘱我：“你上学时骑自行车一定要慢，不敢摔跤，身体是本钱，一定要好好保养，要叫爷放心。”

    当听到妹妹汇报说她在学校劳动中被评为优秀时，祖父伸出大拇指高兴地笑了。接着他又伸出来两个手指头，兴奋地对妹妹说：“懒、馋这两个字一定要改掉，一个也不留。你的衣服穿得太好了，不怕衣服旧，只要品德高。生活上一定要向工农子弟看齐，自己本事没学会，穿得再好，走到街上人家也会骂，说这是赵某人的孙子。”说到这里，祖父随即摸摸自己的脸说道：“这是给爷脸上抹黑，给爷丢人呢。”妹妹急忙解释：“这衣服是大姐姐穿过的。”祖父听后才没有再说什么。他又接着对我说：“爷给你的信好好看了没有？”我回答道：“都好好看了，您说的我都记住了。”他老人家叮嘱我：“今后遇到大是大非问题就要表态。你不爱发言不好，可也不能乱发言。不要搞自由主义，等想好了再说。新中国的青年人要有朝气，要像蛟龙，像活虎……”

    半个钟头就这样很快过去了，祖父与我们谈话时，喉咙里的痰不断增多，我不时为他老人家擦着嘴边。这时候护士走过来，要给他老人家抽痰，祖父却显得意犹未尽，他抬起头来看看护士苦笑着说：“你打断了我的谈话。”护士急忙给他解释：“赵老，实在对不起，我很快就能抽完，抽完后您再谈，好吗？”祖父看看护士又看看我们，只好点头同意了。

    由于几个月来完全无法进食，他老人家已骨瘦如柴，身心早被癌魔时时刻刻无情摧残，忍受着人间极刑般的折磨。这种痛苦如果放在一般人身上，烦躁的情绪肯定难以控制，精神上早就受不了了。可祖父对待他身边的医护人员，仍像平日那样亲切和善，从不乱发脾气。他老人家是在咬着牙和病魔奋力抗争着，这该需要多大的忍耐力啊！

    抽完痰后祖父又和我们说了一会儿话，护士怕他体力消耗过大，一再催促他上床休息，我们只好依依不舍地和祖父告别。他老人家握着我们的手，一再叮嘱我们：“要热爱党，热爱穷人，记住是爷的孙子，让爷放心……”我强忍泪水对祖父说：“爷，您安心养病，您的话我们都记住了。”

    十一、永远的丰碑

    得知祖父罹患重病住院的消息后，他老人家在全国各地的老战友、老朋友、老部下，都陆续赶来北京看望他。陈毅副总理代表组织深情地对家属说：“赵寿山同志一生为党和国家民族做了不少工作，同志们知道他生病后都很挂念。请你们家属不要着急，组织上会竭尽全力的。”

    祖父在第一野战军时期的老部下王震将军，当时也在北京医院住院，他关心地问：“孙子们为什么都没来？”家人回答：“有几个在部队，我大（爸）怕影响不好，不让通知他们。”王震听罢立即说：“这都什么时候了，赵老还是这样律己。你把孙子们往北京叫，赵老是我的老上级，谁有意见就说是我叫的，我担着。”这样，由王震将军出面，给正在上军校的哥哥姐姐请了假，赶到北京来和祖父见了最后一面。

    哥姐们服役部队中的许多首长，都是祖父当年的老部下。他们在得知赵将军罹患重病后，托哥姐们一定代他们向老首长问好。来自远方的问候，给重病中的祖父带来一丝安慰，但他老人家更牵挂着仍在蒙冤受屈的彭德怀和习仲勋，希望能在自己临终之前，最后见上老战友们一面，诉说衷肠……

    由于祖父早已不能喝水和进食，他老人家只能通过橡皮导管从鼻孔中注入流食，癌魔无情地消耗摧残着他的肌体，他的健康状况愈来愈差。北京医院急需进口的酪蛋白来为他老人家补充营养，以增强自身抵抗力。而这种药当时在北京市各大医院都没有，后经过卫生部查询，得知北京军区库房里还有少量存货。由于部队和地方医院之间无法直接调拨，卫生部为此又给中央打了报告，希望部队能给予支援。后在有关部门协调下，北京军区一路绿灯，将库房里的进口酪蛋白全部调拨给北京医院。

    1965年6月20日晚9时50分，我最敬爱的祖父赵寿山将军，他没有倒在充满硝烟的战场上，却被猖獗的癌魔耗尽了全部气力，走完了“半生戎马、半生革命、律己、常怀忠烈……临终切盼后人”（高崇民挽联语）的辉煌人生，在北京医院阖然病逝，永远离开了我们。

    6月23日上午10时，党和政府在北京中山公园中山堂为祖父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会后，他老人家的骨灰安放于人民共和国功臣的安息之地——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第一室。

    光阴荏苒，岁月如梭，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令人欣慰的是，当年祖父抗日战斗过的河北、山西、河南以及陕西的父老乡亲们，却至今都没有忘记这位“于国于民敢问心”的老将军：

    河北乏驴岭村民已自费为赵师长和十七师立碑祭奠，感动了每一位懂得知恩图报的中国人；晋西南地区的老百姓，几代人传颂着赵军长和三十八军在中条山抗战中立下的赫赫战功；晋东南地区的人民和政府，至今完整保存着由赵师长亲笔题字的抗战英烈纪念碑；河南荥阳苏寨村的三苏祠堂，是赵军长抗战期间居住和指挥战斗的地方，虽然70多年过去了，但这里的老百姓却仍然不忘他们的赵军长，不但自发保护他的抗战旧居，而且年年怀念岁岁祭奠。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我的祖父赵寿山将军用他激荡着波澜壮阔的人生长卷，向国家民族交出了一份满意的答卷。有一首诗中歌颂道：“有的人死了，但他却活着……”而祖父就是这样的人，他在抗日战争和和平年代对国家民族立下的不朽功绩，必将被河北、山西、河南和陕西的老百姓世代相传。他是人民心中永远的丰碑，虽死犹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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