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仙莲

    我姑妈黄居仁和赵寿山将军，虽然是旧社会包办婚姻中的结发夫妻，却能患难与共，不离不弃相伴一生，堪称世人楷模。而我父亲则是姑妈最小的弟弟，生前在赵寿山将军部下就职，并且与他们一家同住。

    我从出生到长大成人，也一直生活在姑父姑妈家里。9岁时父亲因病去世，母亲工作单位又远，因此我几乎就成了姑父姑妈家的孩子，得到了他们无微不至的关爱，甚至可以说是宠爱和掌上珠。无论是探亲访友还是参观名胜古迹，就连每次观看戏曲，姑父姑妈都带我同去，使我从未因丧父而感到孤独和无助。在那流逝的漫长岁月里，有些记忆已经开始泛黄，但是姑父姑妈对我的厚爱，却清晰地、深深地铭刻在我的脑海里。

    记得在我10岁那年，姑父赵寿山将军赴朝鲜慰问志愿军归来，他一见到我就说：“崽娃子（对孩子的爱称）赶快过来，让我好好看看我娃，我在朝鲜见到一个小姑娘，长得跟我娃非常相像，我差点儿叫出你的名字了。”他一边说着一边用手抚摸着我的头，口中还连连念着：真像，真像。我顿觉一股暖流涌向心头。

    解放前姑父转战在抗日战场、解放战场，全国解放后他又到青海省工作，虽然不时也能见到面，但毕竟是聚少离多。我上高中时，姑父离开陕西前往北京全国人大工作，因此我和姑妈的大孙女望原一起，也跟随姑父姑妈进京继续读书。

    自从到北京读书，这些年就没有离开过他老人家，更了解了他的生活，耳闻目睹了他的为人。那几年时逢三年自然灾害，国家处在内外交加的困难时期，我亲身经历了姑父在这期间所做的一切。他顾全大局，严格要求自己：他自愿降低工资，并常常对我说，你要记住：“吃亏把人吃不死，占便宜会把人占死。”他的这些质朴的话语，够我们受用一生。

    他公私分明，公车不会私用，比如他出外探亲访友，每次去北京饭店理发，都会让司机记下，油费自己出。由于当时汽油紧张，为了厉行节约，在外出开会时，姑父常和住在一条胡同的杨明轩伯伯同乘一部车。从这些看起来微不足道的小事中，都真实体现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以身作则、身体力行地为国家分忧的高风亮节。

    在困难时期很少见到肉，记得有一次姑父的外甥送来一点从内蒙古草原打回来的野山羊肉，吃饭时他自己舍不得吃，把肉夹给我，我又夹给姑妈，最后我姑妈把那块肉又夹给姑父。一块肉就这样在三个人的碗里转了一圈的情景，现在我还记忆犹新。

    姑父不但严格要求自己，对身边的工作人员也不例外。平时他对工作人员很和善，但有一次我发现他在严厉地批评他的秘书，后来才知道张秘书在经济上出了点差错。姑父说，错误小也不能姑息。充分体现了他对身边工作人员的爱护。

    我在北京上学的这段时间，由于后来望原回西安，只有我一个人在姑父姑妈身边，所以在学习上、生活上得到他们更多的关爱。记得在高二时，姑父和我进行过一次长谈，从琐碎的生活小事一直谈到人生社会。

    姑父对我说：“我常和你姑妈开玩笑，说她是个娇气工厂，担心她生产出两个娇气产品（指我和他的长孙女望原），现在看来我的担心是多余的。但是还要提醒你，今后不能在身上有娇、骄二气。”姑父还说：“你现在已经长大了，应当了解身边的很多事。从小事来说，你知道现在油盐酱醋的价格吗？这一点你可能不如北京普通百姓的孩子，因为他们会帮家人去买这些东西。另外你要学会做饭，要学会做针线——这些是今后生活的基本技能。”姑父还指着他穿的布鞋说：“你看这是你姑妈亲手给我做的，你姑妈给我擀的生日长寿面，谁都比不上。”姑父就是这样从轻松愉快的谈话中，给我传递着深奥的人生哲理——通过细小的事情了解社会，并要学会自力更生。

    姑父还严肃地谈到了人生社会，他说：“人的一生要经历很多事情，有大事、小事；有好事、坏事；有顺境、逆境，但不论遇到什么事情，做人都要心怀坦荡，要分清什么可以做，什么绝对不能做，是非分明是做人的根本。社会很复杂，是一个大课堂，只有在现实的社会中才能得到真正的锻炼，要有信心去接受挑战。人长大了不在乎做多大的官，也不在乎干多大的事，最重要的是做人。”

    姑父就是这样在做人，他在旧社会官高位显，但从不受外界诱惑，对自己亲自挑选的“大脚”和“文盲”姑妈不离不弃，相互扶持，相敬如宾地度过了一生，这在高官中确属凤毛麟角。姑父的高尚品德，深深地影响着后辈儿孙。他的两个孙子赵陆原和赵武原，牢记祖父生前教诲，现在都已是古稀之人。但对妻子的关爱，对妻子的专一，对家庭的负责，就是姑父言传身教、潜移默化的结果。

    那天我们两代人之间谈了很多话题，不仅是谈当前，更多是给我今后人生指明了方向，至今我都感到受益匪浅。后来我才了解到姑父当时正为彭德怀、习仲勋的问题纠结不安。那次谈话，不仅是他老人家对我的亲切教诲，也是做人光明磊落、一生正直的姑父的内心表白。

    1961年在我考大学问题上，姑父更是像慈父般关心着我。姑父自幼酷爱水利事业，年轻时更是对水利专家李仪祉先生的《水工学》颇有研究。如果他不是生在中华民族内忧外患的苦难年代，如果他不是为了实现自己“掮洋枪打洋鬼子”的报国志向，很可能早就是一位造诣颇深的水利专家了。

    1946年，当姑父还在国民党集团军总司令任上时，就向蒋介石提出愿意弃武从文，并赴美国考察水利，以便回国后在这方面为民造福。至今在新疆天山的瑶池旁，还留有姑父解放前写下的气势磅礴的诗句：“手捧瑶池灌良田”，可见他一生对兴办水利事业的执迷和向往。因此姑父希望我能选择水利专业。

    我当时并不了解姑父对水利事业的特殊感情，只感到一个女孩子搞水利不合适，有些艰苦。对此姑父并没有压服，而是用事实开导我说：“水利部部长钱正英不是女的吗？女人怎么不能搞水利？娃呀，中国目前正缺乏搞水利的专业队伍，要不我们为什么要请苏联专家坐在莫斯科为三门峡水电站搞设计？结果搞出来的完全脱离实际。有些人还要将大坝再加高一米，能把西安都淹了。河南、山西、陕西三省中，受祸害最大的就是陕西，我能同意吗？我们一定要培养自己的水利专家，建设自己的水利队伍。”在姑父的循循善诱下，我最终报考了大连工学院（现大连理工大学）水利系。

    在我的恋爱、结婚这件人生大事上，姑父同样倾注了全部的爱。我和丈夫张承德与其说是自由恋爱，倒不如说是姑父姑妈，还有姑父的老朋友杨明轩伯伯他们一手促成。

    张承德是他们老朋友的儿子，他们都对承德打心底里喜欢。姑父看人独具一双慧眼，他喜欢好学上进有礼貌的孩子。姑父为我精心挑选了丈夫，而且从千里以外的西安把我母亲接来北京，专程来相看他们为我挑的人选。姑父幽默地对我母亲说：“人常说一个女婿半个儿，我们可给你选了整个一个儿！”姑父为了我的生活幸福，把什么心都操到了。

    姑父不仅为我挑选了一生的伴侣，他还亲自为我操办了后来的婚礼。这可是他老人家生前一手操办的唯一一次婚礼，而只有我独享了这种特殊的待遇。

    时隔半个多世纪，但结婚那天的场面仍历历在目。那天姑父姑妈为我的婚礼准备了几桌精美的家宴，并请来了好多尊贵的客人，这些都是姑父的至亲好友，例如有时任国务院副总理习仲勋的夫人齐心阿姨及其子女（桥桥、安安、近平、远平），有姑父的老友、民盟中央副主席杨明轩伯伯和他在北京的所有家人，有时任西北局监委书记方仲如及夫人和子女（大鹏、二鹏、和平），有时任陕西省省长赵伯平及女儿（珍珍）；有时任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高登榜夫妇及其子女……

    姑父非常高兴地接待每一位来宾，并和大家分享这份喜悦。婚礼并不豪华，但非常热闹，充满了亲情友情。礼物也并不名贵，但它却记载着那难忘的时刻。

    婚礼那天我们和所有来宾的合影照片，以及齐心阿姨送给我们写有她亲笔题词的笔记本，我完好无缺保存至今。

    婚礼是在我刚刚考上大学，还没有报到时举行的，对此姑父也有他的考虑。他让我到校后将结婚照片夹到课本里面，避免外界干扰影响学习。

    悠悠岁月过去了五十多年，我已度过了金婚之年。现在回忆起姑父姑妈为我操办的这场空前绝后的婚礼时，心中仍充满了感激，这也是我一生中姑父姑妈送给我最纯真最珍贵的礼物。

    1965年我大学毕业前夕，姑父已身患重病。他为了不影响我的学习，特别让他的秘书（张奇欣）给大连工学院领导拍了一封电报，讲明我是在姑父身边长大的，对姑父感情很深，因此希望在姑父病逝的消息见报后，一定要做好我的思想工作，不能为此而影响学习。这件事领导一直没有告诉我，直到我后来看到讣告后，去向系领导请假要回北京参加姑父的葬礼时，他们才拿出那份电报交给我，并说赵老生前有交代，我们应该按他老人家的遗愿办事。这封电报我至今完好保存着，它承载着姑父对我慈父般的爱。

    虽然姑父离开我们很多年了，但是我和他老人家一起生活的那些经历就像镀了金一样，永远在我的记忆里闪光。姑父，我永远怀念您，永远忘不了您对我那慈父般的沉甸甸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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