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元倬

    一、伯父与我

    赵寿山将军是我的伯父。从1949年西安解放起，他就供我上学，一直到我1958年西北工业大学毕业。上学期间每到周末我都会回到伯父家中，只要他在家有空都会询问我的学习情况，关心我的政治成长。在毛选第一卷发行不久，他就把自己的精装本送给了我，并要求我写出读书笔记和心得。这对我的帮助很大，促使我从一个只知埋头学习、不关心国家大事的人，变成了一个热爱祖国、关心政治、拥护共产党领导的知识青年。

    记得在1957年大鸣大放反右派的运动中，我由于对按5%的比例划分右派的政策不理解，提出了质疑，认为：右派有就有，没有就没有，硬性规定要划5%很不合理。结果遭到班里极左同学的批判，令我很不服气。到1958年毕业回到家中时，伯父问我：“分到哪里了？”我说：“青海。”他说：“去不去？”我心里不想去，但我不敢说，深恐他说：“我白供给你上学了！连组织分配都不服从。”就只好违心地说：“我去。”他说：“青年人就是要到艰苦地方锻炼才行。青海是个艰苦的地方，但也能锻炼一个人。去了，就要好好干！你是猪八戒成不了仙，仙气都从嘴上走了。”我这才知道，在班上受批判的事，让他知道了。

    在我工作多年以后，我办公室的一位同志告诉我，他有一位老乡，在省政府工作。有一天来看他，闲谈之中，曾谈起过我。我就奇怪：“你们谈我干什么？又不认识的。”他说：“他问咱办公室有几个人，我就把咱办公室的情况作了介绍，当谈到你的时候，我说你是西工大1958年毕业的，伯父是赵寿山。”他的老乡就说：“那我知道，当年他毕业时，他伯父给我们写过一张条子，让把他分到青海去进行锻炼。这张条子现在还在我们单位存着。”在事隔几十年之后，伯父都已去世多年了，几经变换，我的工作单位也由青海到宝鸡，再到了西安，这才知道，当年分配到青海，是伯父的意思。通过在艰苦环境里的磨炼，促使我改变了政治上的迟钝与不成熟。

    青海的确是个苦地方，工业落后，气候寒冷，冬天气温经常零下二三十摄氏度。记得在自然灾害时期有段时间，我们每月粮食定量由24斤减为15斤，一日三餐变成一日两餐，职工的营养状态严重下降，普遍浮肿。为了改善机关单位职工的健康状态，能够坚持工作，单位给每个干部发了一斤酥油。我舍不得吃，心想春节要回家结婚，来青海几年了，国家处于困难时期，也没有什么好的东西带给老人，就把酥油拿回去孝敬老人吧！等我回到西安时，得知伯父正在陕西视察工作，和伯母住在人民大厦。我提着酥油去看望他们，他们见了我非常高兴，亲切地问我在青海的工作情况并要我安心工作。中午还留我在他那儿吃饭，我知道大家都不够吃，他虽然是高级干部，但定量也是不够，就说回去再吃。但他坚决要留我吃饭，我也只好顺从了他的心意。我知道这一顿饭又要让他口粮紧张几天了。

    1962年，我由青海调入宝鸡新秦机器厂工作，由国家机关调入工厂企业，由行政工作转为技术工作。到生产第一线担任车间技术员。伯父知道我调到工厂工作，问我是哪个厂，我告诉了他以后，他说：“那个厂是个老厂，我去过。到工厂就要和工人打成一片，多向他们学习，结合实际，改造自己。还要钻研技术，才能提高生产效率，减轻劳动强度，生产出高质量的产品，工业劳动模范要比农业劳动模范难当得多。”我说：“我是学工的，只有到工厂去，结合自己的专业，才可能有点成绩，在行政机关工作，我是没有出路的。”我在宝鸡工作十年，时刻不忘伯父的叮咛，每当我结合工人师傅搞出新的工艺方法，设计出新的工艺装备，提高了生产效率，尤其是减轻了工人的劳动强度时，看到工人师傅的笑脸以及受到他们诚心诚意、发自内心的感谢，我的心中就有一种充实感，当他们知道我要调往西安市时，都感到十分惋惜。每当他们来西安出差，都会来我家看望。

    1963年，我爱人生第一个孩子。不久我收到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一封来信，我知道这是伯父的来信。他来信祝贺我有了孩子，只是他信中“弄璋”两个字，让我百思不得其解，后来经过查阅资料才知道，“弄璋”是指生了男孩的意思。伯父的古文根基很深，往往用些古文令我费解，这使我不得不加紧学习，不断扩大自己的知识面，去图书馆和阅览室的时间慢慢地多了起来。

    1965年5月底，我爱人生第二个孩子。我请探亲假，回家伺候。听说伯父病重住院了，我就买了几盒纯藕粉，再问清医院地址后，就匆忙去了省人民医院高干病房。当我走入病房时，只看到他一个人在那里坐着。我问他怎么病的，他说：“去了一趟汤峪，泡了一回澡。回来感到喉咙难受，就用力咳了几声，不知道把一个什么东西咳嗽了出来，吐到便桶中去了，医生来了想捞也没有捞出来。”由于我对医学是个全然不懂的门外汉，对伯父的病，没有想得那么严重。就说：“你爱打太极拳，现在还打不打？”心想打太极拳可以健身，提高人的免疫力。伯父不置可否，他知道我回来是来伺候月婆子的，就把话题转到教育子女上。由于一些事情的发生，使他对养育子女的感慨颇多，他说：“儿孙自有儿孙福，不给儿孙做马牛。”我理解了他的意思，不知不觉我们已谈了一个多小时，我怕影响他的休息，就告别回家了。没有几天，就听说伯父转回北京治疗了。谁知这次探望，竟成了我和伯父的永久告别。

    二、伯父的学生时代

    由于家穷，伯父直到9岁才在乡党的资助下，上了私塾。在私塾读书，塾师要求很严，要求今日事，今日毕。对于当日所授的课程，要求当日都能熟读会背，第二天上午要进行考查。伯父自幼聪颖懂事，深知自己家境贫苦，读书来之不易，因此刻苦用功，绝不贪玩。到晚上他还是要坚持学习，直到把当日功课完全掌握背熟为止。但家中点灯缺油，他的儿时朋友张少普家中雇有长工，晚上要喂牲畜，长夜点着灯，伯父就在他家马房灯下学习。因此伯父学习成绩一直很好，功底非常扎实。张少普夫妇按辈分我称呼他们为二哥二嫂（在家中他为老二）。伯父晚上在他家学习的事，就是他们告诉我的。他还告诉我，有一年春节，伯父回来过年，大雪纷飞，在大年初一的早上，他们刚刚起来，就听见有人叫门，张少普听见是伯父的声音，他告诉老伴：“快，快，四叔来了！”（他称伯父为四叔）说完就赶紧开门迎客，只见伯父浑身是雪来他家拜年了。在清扫完身上雪后，伯父首先到他家祖先供桌旁，祭拜了他家祖先，然后才说起回来过年的事。张少普告诉我：“你的伯父真是个知恩当报的人！”

    1909年伯父15岁，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陕西陆军小学。毕业之后转入西北大学预科班。到18岁时，转入陕西陆军测量学校学习，直到毕业。1953年伯父担任陕西省省长以后，经常利用闲暇回忆往事，教育子孙。给我们讲述他学生时代的艰苦生活，他说在西安上学，每周都要回家背一次馍，要够一个星期吃。西安距家有60多里路，每周打来回。有时天气潮湿，馍都发了霉，就放在宿舍窗台上晾晒。吃时用开水冲泡几次，每日都是如此，吃馍喝开水，再加些盐和辣面，就是一顿饭。在陆军小学上学时，由于成绩突出，名列前十名。根据学校的规定，每年的前十名都可得奖银20余两。他深知家中贫苦，舍不得花，全部带回家中，交给祖母以补贴家用。自己仍然过着背馍上学的艰苦日子。伯父的故事，对我们以后的学习生活起了很大的教育作用。使我们懂得了学习上要向前看，生活上要向后看。学习上刻苦，生活上艰苦，伯父为我们做出了榜样。我们也理解了伯父经常在吃完饭后，要把自己的碗舔得干干净净的原因所在。

    1946年，由于国民党蒋介石对伯父的迫害，他积极做准备去延安，有一次借着回家的机会，把他在西安的许多东西，让伯母拿了回来。其中有好几箱书籍、杂志、笔记本、相册等等。1948年的暑假我突然想起了伯母拿回来的书籍、杂志，就去翻开看看有什么新鲜的内容。当打开箱子看时，上面全是相片，有杨虎城、于右任、冯玉祥、蒋介石的，还有一把刻着蒋中正名字的短剑。当翻到写有伯父名字的高等数学习题本时，不由得仔细起来。起初以为是几本书，但又写着是习题本。我当时仅是个初中二年级的学生，看不懂，但只觉得卷面非常干净整齐，就像是印刷的一样。心想连数学习题都做得这样整齐，真是认真的模范。回想起我自己的数学作业，只追求正确，要说干净整齐那就差得实在是太远了。他的作业本上未见教师批改的任何纠错记号。使我对伯父除了尊敬又产生一种崇拜的心情。可惜的是这些资料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红卫兵造反有理，破四旧，挖祖坟的运动中付之一炬了。至今回想起来，真是令人唏嘘不已！

    三、伯父与秦腔

    1937年7月27日，刚刚当上十七师师长两个多月的伯父就率领13000多名三秦子弟东出潼关，经郑州奔赴河北抗日前线和日本鬼子展开了殊死的搏斗。他说：“生固为复兴华夏之荣，死亦为洗荡三岛之怒潮。”在保卫保定、石家庄、漕河、阜河战役之后，又转战至娘子关以阻止日寇西进。在坚守娘子关，争夺雪花山，退守乏驴岭的日日夜夜中，对日寇进行了沉重的打击，自己也遭受到极大的伤亡。战争异常激烈，牺牲非常惨重。三秦子弟由出发时的13000多人，只剩下2700多人了。他曾三次电告蒋介石，要求对部队补充。但均遭拒绝，反而要求他继续战斗，掩护其他国民党部队的撤退。伯父的心情非常沉重，他想起出发时，三秦父老隆重相送、寄托厚望、气氛庄重的热烈场面，自己实在难以平静下来。

    1937年底，损失惨重的十七师这才西渡黄河到绥德地区休整补充。与此同时伯父取道延安回到西安，并借此机会回农村家中一次。在延安时曾受到毛主席的亲切接见，这对他以后坚决拥护共产党，接受共产党的领导，率领部队坚持抗日，最后回归人民军队行列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伯父从硝烟弥漫的抗日前线回到农村家中，乡党们迅速前来，对他表示热烈慰问。由秦腔爱好者组成的自乐班，在我家厅房中摆开了摊子，唱了起来。房里挤满了前来看望的父老乡亲。伯父在接待了几位知己亲朋好友之后，也来到了厅房之中。乡党也要他唱上几段，他思考了一下，说：“我就唱一段‘祭灵’吧！”所谓祭灵，就是三国时期刘备祭奠他的两个桃园结义弟兄关公和张飞的故事。关公和张飞为蜀主刘备的江山南北征战，东西拼杀立下了汗马功劳。但却被东吴孙权谋杀。在这出折子戏中，刘备倾诉了对自己结义兄弟的思念，歌颂了他们生杀征战的丰功伟绩，哭诉了失去关张后自己的孤单，损失了左臂右膀，闪断了自己登天之梯，下定了对东吴进行大报仇的坚定决心。伯父唱这出戏，就是要抒发出自己对在娘子关、雪花山、乏驴岭战斗中牺牲了的三秦子弟的思念之情。他咳嗽了两声，清了清嗓子，一句“满营中……三军齐挂孝……”的戏词冲口而出，字正腔圆，苍劲有力。伴随着剧情的变化，他的声调，时而高亢，时而悲凄，伯父的眼睛湿润了。他想起了牺牲在前线的三秦子弟兵，想起了三秦父老对他的厚望，下定了要为他们报仇的决心。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一定要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

    一折唱完，伯父舒了一口气，头上微微冒出了一点汗。乡党们齐声说伯父唱得真是好，要他再唱一段。伯父婉言谢绝了。

    这次伯父抽空回家，只停了两天就匆匆走了，但却给乡党留下了久久的回忆。

    伯父喜爱秦腔，也喜欢秦腔界的朋友。秦腔剧团的朋友和学生前来看他的时候，他都是热情接待，并和他们进行唱腔的交流。一会儿热烈讨论一会儿又唱上几句，我虽然不在现场，但在隔壁房间却是听得真真切切。

    有一次我回到伯父家中，听说梅兰芳今天要来，伯父请他吃饭。梅兰芳是个大名人，四大名旦的首名，我没有见过他，也想看看。又听说梅兰芳有私人医生跟着，吃饭要求很严格，我不知道请梅兰芳吃饭都要吃些什么，按我的想法，可能是海参鱿鱼鸡鸭鱼肉之类的大餐吧，可谁知后来吃的却是自家做的户县臊子面。我想梅兰芳什么好吃的没有吃过！？请他吃户县臊子面，虽有特色，但他会见怪吗？可伯父就是这样一个人，他是农村穷家出身，在农村只有过年才能吃上臊子面，只有结婚娶媳妇才能吃上臊子面。虽然城市中有“好吃莫过饺子”的说法，但他自幼就认为臊子面最好吃。他拿自己认为最好的东西招待你，他自己高兴，你也一定会满意的。我没有看见梅兰芳，不知他满意不满意。我只知道伯父请梅兰芳吃的就是我们户县的臊子面。

    四、西府战役中的伯父

    西北野战军第六军炮兵团政委，副团长张兴华是我表哥，他的妻子是我二姐，也在该团。1949年西安解放后他们驻扎在西安盐店街，我经常去看望他们，因此也认识了团政治部主任于国保。由于于国保脖子上有很显眼的伤疤，我不由得问我二姐和表哥，才得知是在西府战役打宝鸡时，被马步芳的骑兵砍伤的，二姐说：“老于受伤太重，昏死在死人堆里，苏醒后爬出来被搜救队救了回来，差一点没有死了。”由于于国保不久和我同学结了婚，部队西进，他们也和我分别了，但是于国保在西府战役中负伤的事给我留下了深深的印象。

    多年以后，我出差洛阳，又见到表哥和二姐，他们是在林彪一号命令后，由北京到洛阳部队干休所的。表哥当时任职军委工程兵科研部副部长，二姐已离休，我晚上就住在他们家中，闲聊时，又问起西府战役的事，由于他们是西府战役的参加者，我很想听听打宝鸡的故事。二姐告诉我：“打宝鸡失败得太惨了，于国保差一点死了，姐也差一点就死了。马步芳的骑兵来得太快，我们撤退不及，我实在走不动了，心想今天要死在战场上了。你哥他们人多，连拉带拽这才脱离了敌人，要不就真的牺牲了。带不动的重型武器全都丢失了，真是可惜！”表哥说：彭总指挥我们打宝鸡是在久攻洛川不下时才决定长途奔袭，去打宝鸡的。宝鸡是块肥肉，有胡宗南的军需仓库，存有敌人大量军事装备、枪械子弹、服装鞋袜。西北野战军又穷装备又差，底子薄。打下宝鸡就可以更换装备，武装部队，日子就能过得好些。在进行备战动员，开会讨论时，大家信心十足，士气高涨。你伯父当时看到大家的表现就说：“不要估计得太乐观了，这可是从胡马的夹缝中打出去的，孤军深入，如果陷得太深了，会有危险的，要紧防敌人夹击，使我们陷于危险境地。”可惜的是，他的意见没有得到彭总的重视。结果，宝鸡虽然是很快打下来了，但很快就遭到胡马十几万人的夹击，我们只取得了短暂的胜利，最终打宝鸡是失败了。这次战役损失惨重，死伤惨重，彭总后来也在西府战役总结会上检讨了自己在指挥上所犯的错误。

    二姐和表哥是西府战役的直接参与者，他们的话，使我对西府战役有了一个粗浅的了解，也知道了伯父在解放战争中的一些片段故事。如果彭总当时重视了伯父的意见，在取得胜利后，立即拔脚撤出，那么就不会有这么惨重的损失了，尤其是避免了这么惨重的人员伤亡，而于国保也就不会挨那么两刀了。

    伯父去世几十年了，他在世时的事情不断有人提起，虽然是些片段，但也发人深省，我深深地怀念他老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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