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湘，时任海南省省长，1988年
这一年，一个叫做孙宏斌的年轻人从清华大学研究生毕业，不久之后便加入了联想。他是一个踏实肯干的人，有一种特殊的狠劲儿，在几个月后，就因为业绩卓越而受到了破格提拔。
在联想，孙宏斌很快便练就了一身纵横捭阖的本领，以及对行业行情的洞察力，靠着这身本领，他在仅仅25岁的时候就成为了联想的企业部经理，一手编织起联想纵横全国的销售大网，仅用了两个月时间就建起了13家独立分公司，迅速销售掉价值1000多万几乎无法卖掉的积压商品。
这几乎是一个天才式的营销专家，他的毅力与眼光都堪称绝顶，而在那个时候，后来扛起联想大旗的杨元庆只是个刚进公司一年的工程师，人称“少帅”的郭为刚被任命为办公室主任，负责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而孙宏斌的手中却总管集团的所有销售业务，权柄几乎仅次于柳传志本人，假如没有后来发生的事情，他几乎是板上钉钉的联想接班人。可惜的是，仅仅在几个月之后，他又会被最赏识他的人送进监狱。
当然，这并不是孙宏斌商业人生的终结，在出狱数年之后，他再次东山再起，驾驭着一家名叫“顺驰”的公司，将整个中国房地产界搅和得天昏地暗。
对于孙宏斌来说，1988年可以视作其商业人生的起始点，而在距离北京千里之外的广东，那个曾经风餐露宿的赵新先，在这一年忽然时运陡转，一下子变得春风得意起来。1988年也因此成为了他的幸运年份。
说赵新先幸运，其实只是一种不大恰当的比喻，因为事实证明，赵新先在这一年里所取得的成功，绝不是仅靠幸运所能达到的，透过他在这一年里的种种表现，人们发现，这个中年人不仅是科研精英、有魄力的领导者，他同时也是不可多得的营销天才，当然，在这方面，他的官方背景也同样不可或缺。
在三年前，成功开发出“三九胃泰”这种产品后，南方药厂面临的下一个任务，就是如何让产品能够被公众广泛接受。这一次，赵新先并没有像一般的厂家那样，由推销员带上产品四处奔走推销；他穿上了刚刚换装的“85式军服”、戴上大檐帽到全国各大城市去开“学术报告会”：在科普一些胃病常识之后，再宣传产品功效。这样的方法换做一般厂家，自然很难产生什么特别的效果，然而在那个时代，部队与军医的形象，在公众心目里却无疑是权威的象征。赵新先再动用组织关系，将各地的卫生局、药品公司、大型医院、妇幼保健院和报社、电台都请来，一同替他站脚助威，一个月后他回到深圳，药厂里的订单早已纷至沓来，在第一年里，药厂就实现了1100万元的销售收入。
1988年，在观看一部美国电影的时候，他忽然发现电影里有一辆车顶上背着广告灯箱的出租车。在第二天，他就找到了当时的广州市出租车公司，经过一番洽谈之后，400多辆出租车顶部都出现了“胃药之王，三九胃泰”的灯箱广告，不费吹灰之力，南方药厂就获得了400多辆宣传车。
在这个过程当中，探究赵新先究竟动用了怎样的政治资源，以及他与政府、部队有着怎样的良好关系并不重要，至少我们知道，换做那些灰头土脸的民营企业，是绝对没有可能说动市出租车公司，在车顶打上“XX之王”的广告的。
到这一年年底，南方药厂的产值已经达到了18亿元，实现利税4亿元，这样的成绩在全国500强工业企业中排名82位，无论是知名度还是盈利水平，都已经在国内名列前茅，而在此时，那些与其同时创建的海尔、联想、甚至更早的万向、万科，没有一家企业能够将销售额冲到10亿元。在一年之后，赵新先把皮炎平、正天丸这些中药产品投向市场，直到今天它们依然耳熟能详。
赵新先在商业领域的成功，让他不出意外地获得了来自官方的奖赏与荣誉，在1989年4月，解放军总后勤部为南方药厂记集体二等功，赵新先本人则获得“优秀军队企业家”的称号、二级英雄模范奖章一枚，国务院紧跟其后，授予他“全国模范劳动称号”，解放军总政治部则向全军发出《关于向赵新先同志学习的决定》，一时之间，这个带着黑边眼镜的中年男人风光无二，成为这一年里最为耀眼的国有企业家。
赵新先的巅峰在此刻并没有到来，1991年10月，解放军总后勤部出资1亿元，从第一军医大学手里买下南方药厂，随后将其更名为三九集团，到那个时候，他才真正在经营策略、权力体制、个人荣誉上抵达更高的层次。
赵新先这样的资源，看上去自然让人心生艳羡。老实说，这是许多民营企业家想都不敢想的，但是我们要说的是，尽管他以官方身份下海，却不能算是真正的“官商”，其对资源的利用，也仅限于实际的经营范围，这自然与其深厚的实业情结有关，而那些真正的官商，则丝毫无意于此，他们游走在法律的边缘地带，将国家配额与公共利益以各种形式四处贩卖，形成一条条资源输送的地下通道。
学者吴晓波在《激荡三十年》里这样写道：“让人惊奇的是……国家法律始终（对此）视而不见，没有对此进行必要的界定与规范，甚至在行为性质上都含混不清，留下极大的斡旋与模糊空间。”
其实，并非是政府故意避而不谈、充耳不闻，也并非国家法律视而不见，在那些倒汇、进口、贩卖批文、赚退税、承包国家工程的把戏中，有许多所谓的“贸易公司”参与其中，他们要么拥有雄厚的政治裙带背景、要么具有超强的商品嗅觉与运作能力、要么干脆本身就是政府机构的一部分，担负着为政府谋利的责任，比起胼手胝足创办企业的赵新先来，这些利用自己的职权，将体制内的资源源源不断地输送到体制外的人，才称得上是真正的“官方下海者”。
从84年开始，“倒买倒卖”就成为那个时代中最鲜明的特色之一，然而这种活动的真正沸腾，则是在这一年里开始的。
在1988年的头五个月，北京新增公司700家，上海则猛增3000家，比这更有趣的是，这些公司当中有很大一部分，竟然是由国家机关系统开办的，公司的总经理、经理都是辖下干部，公司也被赋予了“正局”、“副处”这样的级别。然而，这种公司的经营范围却很少涉及实业，绝大多数都是专门从事物资倒卖的“皮包公司”。在这样的情景下，民谚开始流传开来：“十亿人民九亿倒，还有一亿在寻找。”在这种尘土飞扬的喧嚣气浪中，一场全民“涉倒”，全国贩卖的物资流通开始了。
这种倒卖的形式是怎样的呢？不妨来看一下当年《经济日报》为我们提供的一个例子：
内蒙古赤峰市金属材料公司是一家国营企业，拥有原材料的调拨权力，它从一家铝锌矿以每吨3714元的计划内价格买下500吨铝锭，然后再用每吨6500元的价格就地倒卖给一家广东公司，后者再将其倒卖三次，价格提高到每吨7000元，最后再由赤峰金属材料公司买回，调拨给同为国营企业的赤峰电线厂。在这个过程里，铝锭没离开仓库半步，却让那些倒爷赚得盆满钵满，这其中的差价，自然要由铝矿、金属公司和电线厂共同承担了。
在深圳，一个不到30岁的年轻人拿到了进口20辆尼桑轿车的批文，随后以每辆一万元的价格将其倒手卖给某贸易公司，令他想不到的是，这家公司迅速给每辆加价3万元转手卖掉，从中狂赚60万。在广西，防城港港口进口5万吨尿素，六个月内竟然未离港口半步，被反复炒卖了十多次，涉及其中的单位竟然有60多个，其中一半以上的单位与农业物资毫无关联。在1988年的前五个月里，北京新增公司700家，上海猛增3000家，在深圳国贸大厦里，竟然挤进了300家形形色色的新公司，许多公司甚至只有一个账号、一张执照、一个经理，连一张办公桌都不具备。
事实上，国外媒体也同样感受到了这种热烈的倒卖风潮，这一年的《日本经济新闻》就报道了一个类似的案例，在江苏省南京市，1000吨钢材被原地不动地炒卖了129次，价格上涨将近三倍，江苏、广东、安徽、湖北等地的83个部门参与到了这次事件当中，而围绕的核心则是拥有物资统销统购专营权的南京物资交易中心这样的政府部门。
正如我们所说的那样，从中大赚特赚的倒爷，其实正是这些国有企业中的干部，否则在严厉的价格管制政策下，普通人是很难与这些国有企业发生关系的。然而这种形式的倒卖，只不过是万千倒卖案例中毫不起眼的一例，无论是数量还是规模，以及倒卖的手段都难称高明，真正猖獗的倒爷、真正“手眼通天”的皮包公司，其力度要远过于此。王石曾经在一次采访中，对人讲述过他的过去，或许通过他的回忆，我们可以窥得一点“官倒”赚钱的机密。
在1984年的秋天，一个名叫王春堂的北京人找到了王石，这个人是个人脉深广的“倒爷”，一见面他就告诉王石，自己手里有3000万美金的出口外汇留成，换汇比例是1美元兑换3.7元人民币。而当时的公开汇价是1美元兑换4.2元人民币，王石搬指一算，最后向王春堂预定了1000万美元的“配额”，然后利用自己的关系，从中国银行贷款2000万元人民币，凑足3700万后汇给王春堂，一进一出，王石分文未花净赚500万元，那个王春堂也同样大发一笔。
比起一些更具背景的“贸易公司”，“展销中心”还不能算是最凶悍的“官倒”。它们之中的最大者，要等到一年之后，才能在公众纷纷议论与政治气氛的双重影响下束手收山。
在当时，市面上最赚钱，也最受倒爷们欢迎的商品，主要是各类批文和许可证，还有各类建材、工业原材料；汽车和进口家电之类也很有市场。然而，并非所有人都把目光盯在这些紧俏货上，因为那既需要很强的运作能力，也要有一定的政府资源。不是谁都干得了的。
在旧中国的金融之都上海，就有那么几个自命天才的人物，在一个谁也未曾注意的领域，卷着袖子大干特干起来。他们倒卖的东西，正是已经发行七年的国库券。
在中国的商业史上，管金生是一个不得不提的人物，他身上的故事之多，戏剧性之强，以至于后来有人专门以他的故事为素材，创作了许多部小说。单单从这一点上来看，他就与我们的其他主角迥然有别。
在一部小说中，管金生被描写成为一个举止粗野，毫无教养的资本掮客，其实这并不符实。出生在江西清江一个贫农家庭的管金生，在1965年成为了文革前最后一批“老大学生”，考入了当时的上海外国语学院的法语专业。在毕业工作了几年后出国留学，于比利时布鲁塞尔大学获得了管理学与法学两个硕士学位。就当时来说，管金生是绝对的高学历人才，也正因为如此，回国之后他被委派到上海党校的“振兴上海研究班”去深造。
在41岁那年，管金生受命筹建万国证券公司，成为了中国首批证劵公司之一，①在日后中国股市的风雨跌宕中，这三家公司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扮演了主要的角色，我们在后面会一一说到。
有趣的是，这三家证券公司成立之时，上海的证券交易所却还在讨论筹建之中。身为一家证券公司，却并无真正的证券市场可供操作交易，于是，管金生便把目光盯在了国库券上。
从1981年首批国债发行后，这种似钱非钱，似票非票，当时人称“国库券”的东西便一直处于相当尴尬的地位，由于缺乏流通性又采用摊派销售的方式，使得当时的公众认定这是一种“劣质货币”，是一种“不能用的钱”，是政府乱摊派的结果。②于是，国库券的票面价值开始变低，起初是每100元兑换九十几元，后来干脆变成六折、五折甚至四折。时任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常务干事的李青原回忆说：“当时国库券这个东西，在许多农村竟然被当成一张不会兑现的借条，有许多人不相信政府有朝一日会把本金归还，还跟你算利息，当时好多票贩子用10块20块，甚至一只鸡就把面值100元的国库券换走了。”
在这种情况下，国库券的地下交易市场自然就出现了，许多人开始偷偷收购国库券，由于各地收购价格不同，这里面就形成了一个利差，管金生正是看准了这一商机，在人民银行被迫放开国库券转让之后，他命令万国的所有员工倾囊而发，跑遍全国250个大中小城市以及乡村，从任何一个有国库券的人手中疯狂收购。
万国原副总经理卫哲，对那段岁月记忆尤深：“当时，我们都是拿着现金，到河南，安徽的农村去收购国库券，回来的时候，一人一屁股坐个麻袋，一麻袋就有上百万的国库券，坐火车再运回来。”
卫哲的回忆没有错误，事实上就当时而言，万国的确称得上是国库券的超级大买家。根据财经学者吴晓波的记载：一次管金生亲自去福州采购，一下子就吃进200万元的国库券，由于是从无数人手里收来的，所以券额有大有小，足足塞满了几个大麻袋，他租了一辆汽车直送上海万国公司，装不下的两个大旅行袋，他一手拎一个坐飞机回去。到了1989年的时候，万国的营业额已经达到了三亿元，成为当时国内最大、成长性最好的证劵公司，而其中奥妙，大概只有管金生自己才知道。
在当时，管金生并非是唯一的国库券倒卖者，许多商业嗅觉异常灵敏的人看到了这个机会，便开始纷纷下海行动。在当时，他们有一个不甚雅观的称号：打桩模子。
在幽默大师周立波的海派清口中，我们时常可以见到他对“打桩模子”的模仿，事实上，在那个年代的上海，这绝非是演员的笑谈，在每一条商业街、每一条弄堂口、甚至机关、医院、邮局、银行的门口，都会有这些人的出现，他们在路口倒扣一个箩筐，箩筐上贴着外烟烟盒，再贴上一张纸，上书“兑换国库券、外汇券、汽油票”。在箩筐不远处，站的便是“打桩模子”，只要见到有意者，便会前去接洽，见到工商人员，则会扭头便跑。
之所以会“扭头就跑”，原因是这种生意尽管在黑市中广为存在，在政策管制上却仍然是违法的，在1987年9月9日的人民日报第五版，还专门刊登了一篇名为《国库券倒卖者的自白》的文章，在这篇报道中，那位接受采访的河南焦作矿务局工人徐留全欣喜地宣布：“昨天我收了至少五六百，今年我已经收了八九千元了，光靠收购国库券，我就可以成为万元户了。”
在文章的结尾，这位署名“文松”的作者义正词严地评论道：“国家规定，国库券不得自由买卖，然而，有些人仍然明目张胆地倒卖国库券，希望有关部门对他们依法处理。”国家不仅在舆论上给予批判，更组织多次实际的“联合执法”，以“投机倒把”的罪名打击那些国库券倒卖者。①
①：在1987年的上海，青年工人赵德荣在工商银行静安营业部门口被逮捕，当时他正在以100比71的价格收购国库券，执法人员当场缴获人民币1800元和国库券2000元。以及家中储藏的国库券2.6万元，最后，赵德荣被没收全部“赃款”后释放。
不过，在这一年的3月份，国库券便开始被允许上市流通交易，但是让人感到麻烦的是，举目全上海，合法经营国库券买卖的网点也只有5个，因此许多人为了少倒几班电车，宁肯把国库券卖给“打桩模子”。根据当时的报纸记载，这些人每倒卖100元的国库券，基本可以赚10元钱，一天即使只成交100元，一个月下来也有300元的收入，这在当时实在是相当不菲的水平。因此，许多人都在上班的同时偷偷做上一做，更有一些人干脆从单位辞职，下海加入到“打桩模子”的行列中来。
我们无从知道，在当时的上海乃至全国，究竟有多少人在做这样的“生意”，然而在这支特殊的下海队伍中，有一个人却是不能不说的。
面庞饱满，总是带着一副眼镜的杨怀定，原本是上海铁合金厂的仓库保管员，为了贴补家用，他的妻子悄悄地承包了浙江上虞一家乡镇企业的电线厂，杨怀定也跟着干点私活，一来二去竟然积攒下将近3万元的存款。性情豪爽的杨怀定便时常买上几条外国烟请同事抽。恰好这个时候，厂子仓库里丢了一吨多钢材，工厂保卫科见他出手大方，便把他请去谈话。6天之后案子侦破了，跟杨怀定没有关系，不过，这事却深深地刺伤了他的自尊心，索性辞职不干了。
在辞职之后，杨怀定开始给自己寻找出路，和其他下海者不同的是，杨怀定既不练摊，也不开公司，更不投亲靠友，而是每天钻进图书馆、阅览室，并且一口气订了26份报纸，在字里行间搜寻致富信息。在这一年的4月份，一则消息突然映入他的眼帘：“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李贵鲜发表讲话，公民可以自由买卖国库券，上海、深圳、武汉等七个城市率先试点开放。”这个时候，杨怀定意识到，他的机会似乎来了。
杨怀定后来回忆说：“我看过电影《子夜》，只要有证券交易，就有高低价，虽然我们是社会主义经济，但证券交易是市场经济的产物，只要存在，就一定会有高有低……”
于是，打定主意的杨怀定取出两万块积蓄，连夜杀到合肥，在那里买回国库券倒给上海的银行，一个来回下来，两万块的本钱一下子多了两千块。就这样跑了几次，杨怀定决定借钱，东挪西凑了14万现金之后，他日夜兼程地奔波在上海和另外六个开放城市之间，随着投入的钱越来越多，杨怀定每次赚的钱也越来越多，每次回家第一件事，就是和妻子头对头地数钱。
在他的回忆里，那个时候只有10元面值的人民币，而且也没有点钞机，于是两个人常常一点就是几个小时，“数钱数到手抽筋，神经也高度刺激，当时吃四颗安眠药，只能睡两个小时，钱的力量实在太大了”。在当时，上海银行国库券日成交额约70万元，杨怀定一个人就占去了1/7。很快，杨怀定积累起了一笔丰厚的财富，日后尽管他在早年中国股市以“杨百万”扬名，但追及人生中的第一桶金，却是来自于国库券市场的。
①：在1988年，上海市先后出现了三家证券公司，分别是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创办的申银、交通银行的海通、以及上海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等10家股东共同投资3500万所创办的万国。它们不仅是中国最老的证券公司，同时也成为了证券行业的先驱。例如，在上海证交所的建设中，万国就提供了交易规则、设备、交易员培训等多个方面的帮助。
②：为了推销国库券，完成国债任务，国务院甚至组织了专门的推销委员会，即使这样，国债的承销任务仍然很难完成，当时的许多机关索性摊派，要求党员、团员必须购买，甚至在工资中直接扣除。由于政策规定国库券不具有货币职能，因此许多人一拿到当月的国库券，往往便会折价转手卖掉。
对于管金生和杨怀定而言，他们的资本故事才刚刚开始，在今后几年的风潮涌动中，这两个人一个以券商身份，被称为“中国证劵教父”，另外一个则以普通散户的身份，获得了“中国第一股民”的美誉。他们在日后的新型利益游戏中，有着异常精彩甚至惊险的表现，但是对于1988年来说，他们不是全部，因为在这一年，人们的目光更多地集中在海南，那里才是下海者的主战场。
继1985年的无度狂欢之后，海南这块孤悬海外的土地着实消沉了一段时间，然而经历了“汽车倒卖事件”后，封闭落后的海南却一下子变得开放起来，那些原本羞涩而木讷的海南人，在这场真实的金钱教育之下，瞬间变得活跃起来。
事实上，在邓小平的战略构想之中，海南本来就需要成为一个改革开放的桥头堡，早在1984年南巡之后，他在一次谈话中说到：“如果能把海南岛的经济发展起来，那就是很大的胜利”。“可以用20年的时间，把海南的经济发展到台湾的水平”。为了贯彻这样的思路，在1986年，国务院开始讨论海南建省问题。两年之后的4月，全国人大通过表决，将海南岛以及所辖诸岛从广东划出，中国最年轻的省份就此诞生；数天之后，海南经济特区正式挂牌。
事实上，直到今天为止，海南的经济仍然无法与台湾同日而语，在今天看来，邓公这一浪漫的蓝图实在有些急迫，过快的发展对于海南而言，也未必是一件好事，后来的事实证明，刚刚建立的海南特区一无资金储备，二无工业基础，想要实现跨越式发展，实在难度不小；更重要的是，在改革开放十年之后，人们的心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深圳那种“垦荒式”的经济建设很难重演，取而代之的，则是期冀着从海南掘金的幻想。在这样骚动的气息中，海南的悲剧命运被早早注定，直到今日为止，那里仍然是一块投机、狂欢、闯荡与混乱交杂的土地。
我们今天很难说清，这样的决策对于海南来说究竟是好是坏，但就当时而言，全中国最有胆识的下海者，无论是已经富起来的还是一文不名者，几乎都有前往海南一试身手的经历，即便没有去过，也无不跃跃欲试，心向往之。
于是，成千上万梦想发财的人陷入了一种“淘金式”的疯狂，他们罔顾身份、公职、劳保、家庭，蜂拥到这个尚未开化的小岛上。在短短的两个月内，海南省组织部的劳动服务中心就收到了一万多封求职信，亲自赶到海口人才交流服务中心填表格的则有五六千人，其中最远的甚至来自新疆伊犁、黑龙江呼玛、西藏林芝这些地区。
在前往海南的大军中，一个名叫冯仑的人也夹杂其中，这位今天的万通董事局主席，在1988年的海南，还没有获得类似“地产界哲学家”这样的头衔，他唯一需要做的，是在下海之后如何养活自己。
毕业于中央党校法学专业，有着硕士头衔的冯仑，这在草莽遍地的下海大军中，无疑是相当特别的一位，这既来自他的学历，也来自于他的下海身份——在国家体改委任职的他并没有辞职，而是选择主动请缨，向上级要求带两个人去海南，筹建海南体制改革研究所。临行前，没有什么钱的冯仑向上级申请经费，身为清水衙门、同样没有什么钱的体改委自然无法满足这一要求，只好帮他搞了一张1万台彩电的进口批文，当做下拨给海南体改所的开办费。
捏着这张批文，29岁的冯仑就这样来到了刚刚从行署升级到省的海南，在海口，他找到了一位外贸公司的老总，把手里那张批文换成了30万元经费。海南省属第一家研究经济体制改革的单位，竟然是用这样的方式建立起来的，这实在是太具有黑色幽默的意味了。
此时的海南，由于有特区开发政策而变得分外活跃，完全摆脱了三年前“汽车倒卖案”的阴霾，整个岛上熙来攘往，随处可见南下淘金的下海者，各种跑合拉纤的掮客、投机商人甚至骗子，几乎随时可以听到“某某发大财”的消息，随声觅去，又会发现那其实只是一则传闻，然而这样的故事每天都在翻新，每一个都指名道姓，每一个听上去都那么容易，那么好运。与此同时，许多媒体也在推波助澜，接连发表文章鼓吹海南的改革力度，丰厚商机，宽松环境，吸引着无数人前往那里一试水深水浅，越来越多的公司被创办起来，以至于海口市库存的公司执照全数发光，市工商局不得不从广东、广西两地调运执照以解燃眉之急。截止这一年的五月份，在海南登记注册的公司已有15000多家，这其中还不包括冯仑这样的“另类下海者”。
有趣的是，体改所是一个理论研究机构，身为创办人的冯仑却没搞过一天理论研究，那段日子里，他每天开着海南省委借给体改所的破面包车，开遍了海南的每一个市县，在这种漫无边际的游逛中，冯仑结交了许多人，每天与数不清的各色人等打交道，他今天时常展现的优秀口才正是在那段时间练就，他学会了怎样讨人欢心，知道到哪里才能找到需要的进口批文，躲避法律的红线，知道如何在三教九流之中安身立命，知道如何拉拢权势人物来打掩护。
正是因为有了这段特殊的经历，今日我们所观察到的冯仑，身上才会兼备学者的温厚与睿智，同时也有一种江湖小人物的狡黠与夸夸其谈，对于一个曾经有过闯荡海南经历的人来说，这几种品质并不矛盾。
按照流行的说法，在当时的海南，只要有手段便可能一夜暴富，许多夹着钱包，嗅到金钱气息的商人因此而至，然而实际的情况却并不像想象中那样乐观；在当时的海南有许多人折戟沉沙，要么很快花光了带来的钱，要么则在失败中赔得精光。尽管如此，他们还是逗留在海南迟迟不愿离去，试图寻找着新的机会。据说，当时海口市海滨大道的沙滩上，每天夜晚都睡满了那些身无分文的“南下支队”，尽管海南天气炎热，他们睡觉时却还是不敢脱衣服，实在热得受不了了，就只穿一条裤衩，然后把衣服埋到身下的沙子里，生怕被人偷走。第二天早晨起来，再把自己的衣服刨出来穿上。
一个名叫郭广昌的人，在此时还是复旦大学的大三学生，尽管如此，他也在这一年赶到了海南，和其他人不同的是，他选择的交通方式有些特别——骑自行车。
很明显，大学生郭广昌还暂时不能适应那里的躁动气息，他总共在那里呆了六天就离开了，当他再次回到海南的时候，其麾下的复星集团已经是一家年销售收入超过10亿美元的大公司了。根据他后来的回忆，当时给他留下最深印象的是，当时南下海南的十万大学生中，有相当一部分根本找不到工作，只好在街上卖馄饨摆地摊——要知道，那是大学生异常宝贵的时代。
此时的海南，真实的环境要比郭广昌的感受喧嚣得多，混乱得多。越来越多的人奔赴海南，海口市的人口在几个月内从30万激增到40多万。由此带来的是物价飞涨，根据这一年《海南日报》的报道：“从2月份开始，海南的汽油价格逐渐上涨，在8月份涨幅已达200%，比大陆足足贵出三倍……米面油的状况也很令人担心，在盛产水产的海南，买一条鲜鱼竟然需要花掉一天的工资。”
比起物价，更令人担心的则是海南的社会秩序。那个从铁丝网钻进深圳的潘石屹，在这一年也来到了海南，在那里，潘石屹几无任何人脉和资源和供利用，于是只好做一些杂活。他在海南的第一份工作，是在那位老板的砖厂当守夜人，而海南的混乱治安，着实令潘石屹头疼了一段时间。
海南那时的工业配套设施还很不完善，潘石屹所在的砖厂里，电要靠发电机发。而发电机在一个月里就被偷走了三次，每被偷一次，小潘就被罚一次钱。被逼急了的小潘发了狠，等到小偷第四次光顾的时候，刚刚躺下的潘石屹见灯一灭，立刻从铺位上跳起来，抄起准备好的钢筋狂追，直到小偷抬不动，弃机而逃。
在此时的海南，潘石屹这样的遭遇实在是再平常不过，那里摩托车、自行车甚至汽车、拖拉机被盗，都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在晚上八点钟之后人们就必须结伴上街，如果是女人的话，则还需要叫上男人。根据一位记者的回忆：一次泥石流使得当地一座桥梁崩坏，车子不得不从边上的农田绕行，于是当地的妇女和儿童便组成人墙，向每一辆经过农田的汽车收取15元“过路费”。此举启发了一些胆大妄为者，他们索性在公路上挖沟堵截汽车，以此向司机索要帮助垫沟的费用。仅仅几年的时间里，海南淳朴的民风已经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一块冒险乐园所有的狡诈与冷酷。①
①：因“倒卖汽车案”而被处理的原海南行政公署主任雷宇，在一次回忆中谈到：“当时海南根本没有任何商品意识，海南人拿鸡蛋、水果到村头巷尾、榕树底下来卖，人是躲在别的地方，不敢去收钱，等你拿了东西将钞票压在他的筐下，人走了他才敢收起来，他觉得要人家的钱不好意思，但没有钱又不行。”
在新中国消失了三十多年的色情行业，此时重新在海南死灰复燃，夜莺徘徊于海口的街头，在机场大楼正对面，海口饭店竖起一块写有“上海姑娘伴舞”的广告牌用来招揽顾客，许多小旅馆则冠以相当露骨的名字，深夜总会有女人来敲旅客的门，敲诈勒索屡见不鲜。
在共同感受了一段海南的疯狂之后，潘石屹与冯仑走到了一起，大概是有着从体制中脱离的共同经历，这两个人迅速成为了志同道合的朋友，前者也因此进入到冯仑的体改所，担任了一个听上去相当具有江湖气息的职务：海南省佛学研究会秘书长。
海南在这一年里所发生的激变，甚至令外国也感受到了它的气息，美国最严肃报纸之一的《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报道：“大批人口涌入中国海南，可能会造成社会动荡”。而加拿大《环球邮报》用词更为大胆——情况已经达到无政府状态的边缘。面对这样的情形，国务院办公厅甚至破天荒地发布通知，拿出当年对付“红卫兵大串联”的态度，要求各地政府、街道办、各单位做好劝阻工作，以减少涌入海南的人潮。
在这一年，所有关注中国经济的人，都把目光对准了海南，在这个动荡而迷茫的城市，骚动的热浪还会继续，无论海南发展的过程是怎样的幼稚忙乱，它还是在未来的数年里迅速发展了起来，以那里为中心，中国的新一轮地产热拉开战幕，那些闯荡海南的下海者，将会在那里演出一轮又一轮精彩的商业大戏。
1988年，民营经济的发展似乎超出了人们原先的期望。在各种领域，因为“下海”而致富的传说越来越多，两年前才开始在中国被允许私人拥有的汽车，到这一年已经不太新鲜，属于私人的“伏尔加”、“拉达”、“波罗乃兹”汽车开始奔跑在主要城市的大街上，4年之后，那个曾经在食堂蒸馒头、在北戴河边摆冷饮摊、开录像厅的小老板李晓华，甚至买了一辆法拉利。万元户的传说已经不那么动人，因为很快，人们就会去追求更高级别的财富。
在这样热火朝天的气息中，那些稍迟一步的下海者，已经不再满足于老老实实地经营，不屑于那些本小利微的生意，他们耻于像鲁冠球那样胼手胝足地创业，也没有王石那些可以依靠的资源，更不具备黄鸣、年广久等人的一技之长，甚至连牟其中的“空手道”都玩不转，他们甫一下海，结果无外乎两种，沦为骗子，或者不文一名，后者彻底销声匿迹，连浪花都不曾留下一朵，前者却因为他们的行径，让我们今天还有迹可循。
在这一年，中国最另类的一群下海者，恐怕不是扛着“体制改革研究所”牌子，到处东游西逛的冯仑，也不是那些从体制内向外输送资源的“官倒”、更不是牟其中一样“空手套白狼”，在政治资源和经济领域的灰色地带攫取利益的寻租者。他们甚至无法被冠以企业家、商人这样的名号。
他们很像是一群行走于江湖之间的游方郎中，或者说，他们是商海之中的弄潮儿，善于顺势而上，扶摇击水，或者干脆可以说，他们是一群职业行骗者，以鼓动唇舌为能，在那个汹涌而迷乱的时代，散发出一股独特的气质，以及神秘诡异的光芒。
我们已经无法考据，在那段时间内，中国究竟出现了多少打着各种名义的职业行骗者，他们各显其能，有的在商业领域左右互套、有的则办起皮包公司到处招摇、有的则干脆刻上几刻假公章，租上一套房子当做办事处，冒充各种国家单位人员，受骗上当者大有人在，就连联想的柳传志都在一次交易中，险些被人骗去300万元，从此落下美尼尔症的病根。正如学者凌志军所说的那样：“自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违背承诺，损人利己，甚至蓄意欺骗，已经成了一种常见的社会现象。如果一个在商海沉浮的人说他从来没有遇到过骗子，那一定会让人觉得他在吹牛。”
在这些职业骗子当中，最有趣也最荒唐的一类，是一些借用宗教名义，鼓吹自己拥有某种神功的人，他们在1988年这个汹涌迷乱的年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
中国人向来有修习气功、强身健体的传统，但是却从来没有人，像严新那样把它吹嘘到如此神奇的高度。在文革后期的一段时间，一些“气功能够强身治病的传闻，已经开始在街头巷尾广泛流传，恰逢文革结束，社会上开始出现又一次群众性学气功的高潮，在80年代，一些类似《体育爱好者》、《武林》、《气功与科学》之类的杂志，接连发表文章宣传气功的功效，严新正是在那个时候开始，开始到处宣称自己能够发放外气给人治病。
据严新自己说，他自幼开始修习气功，可以从广州发放”外气“，改变北京清华大学实验室内水的分子结构；可以改变导弹的运行方向；还可以让一些人的身上产生奇特的生理反应——例如某种超能力，当然，他最拿手的还是通过”发功“来治疗疾病……类似于这样的大话他每天都在说，几乎每一次都有更神奇，更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在他手里得到医治的病人越来越多，这些被治好的人每一个都有名有姓，听上去是那么的可信。与此同时，包括《光明日报》在内的各地媒体也开始为他推波助澜，吹嘘他善于汲取传统文化，是一位”集西医、中医、气功、武术与特异功能“于一身的气功师。就这样，这个原本只念过几天卫校的四川人，就被包装成了一代大师。他的每场”带功报告“都一票难求，所办的各类”气功班“更是门庭若市。”给两弹元勋邓稼先治病“的资历，以及”发功扑灭大兴安岭大火“的新故事，更是让严新的声望达到顶峰。
到1988年，全国一片气功热，这种原本用来培养性情的手段成为中国人生活中的一大主题。它的热度一升再升，靠此赢利甚至诈骗的人也大有人在，许多人甚至辞掉工作、放弃学业，投身到练习、传播气功的行业里来，其热衷程度，丝毫不亚于当年的君子兰热。
一个名叫张海的少年，正是在此时杀入商海，开始了他传奇式的商业道路。
如果要在近三十年来的中国商业史内，评选一位最神秘人物，那么这个人一定非张海莫属。出生在河南开封一个小学教师家庭的他，自幼便显示出过人的聪明，无论是记忆力还是语言表达能力，都要超过同龄的孩子一大截。不过，他的老师却对他评价不佳，认为他：“仗着小聪明，喜欢撒谎，而且撒谎从不脸红。”
透过张海后来的种种作为，我们不难发现，这位老师的评价其实相当中肯，只是张海拥有的不仅仅是“小聪明”这么简单，他运作数亿元规模资本的能力，丝毫不下于那些摸爬滚打多年的老企业家，他几乎就是一个天生的资本玩家。
早在初中时代，张海就突然号称自己开了“天眼”，成为了一个拥有特异功能的人，据说有人亲眼看到，他可以把一片冬青树叶子含在嘴里，等到变小后取出来，轮廓竟然保持不变。他的另外一个表演项目，则是用意念拨动手表，让钟表的指针倒着走。这些貌似“神奇”的功能，让14岁的张海成为了远近闻名的神童。
在结识了一些藏密气功信徒后，张海便开始以“夏日东活佛弟子”的身份，在全国各地广开藏密健身中心，传授所谓的“气功密法”，招揽学徒，很是赚了一些钱。四年之后，刚满18岁的张海，又结识了河南社科院的一位领导，在他的帮助下，该院设立了一个藏密瑜伽文化研究所，由张海出任所长，从此，这个行走江湖开封少年拥有了官方身份，声名也日渐昌隆。
在张海成立了藏密瑜伽文化研究所之后，开始以藏密大师的身份制作录象带，再由一家音像出版社大批量生产，向所有信众销售。在这盘录象带里，张海称自己深得藏密真传，拥有无边法力。根据他的说法，“很多癌症、肝硬化、肿瘤等病人，在我们讲课发功，并且教他们练功之后彻底痊愈了。有毒瘾的人喝了藏密瑜伽发了功的信息水后，可以减轻他戒毒的副作用，藏密瑜伽对艾滋病的一些科研项目也取得了一定的效应。”①
①：有趣的是，张海母亲的一位同事知道张海能够用“特异功能”给人治病后，曾经向张海的母亲提出请求，让张海给自己的朋友看病。由于朋友之间关系不错，当时张海的母亲直言，这个东西不可不信也不可全信，并坦言张海的外公生病，张海就没有能够治好。
原河南社科院哲学所的所长在回忆起张海时，讲到过这样的细节：当时找张海的电话，基本都是全国各地请他做带功报告的，而请张海做藏密功报告是要按人头收费，高级班每人100元，低级班每人40元。
据说，当时在五台山听报告的大约有三四万人，如此一算，一趟五台山之行张海就收到了三四百万。直到1997年藏密文化研究所被撤销，5年时间里，张海以“藏密大师”的身份做过多少场报告、收过多少钱，已经没法查证。按照他自己的说法，两年时间里就有三十万人接受过他的传授，按这个数字算，张海至少也从各种“报告”中收入上千万。
除了赚钱之外，在几年的时间里，张海硬是将自己包装成了一个拥有神秘背景、受过红、白、花教上师真传的神童，在他的身边开始围绕起一些在资本界拥有人脉的人物，凭借着他们的帮助，张海在日后得以由江湖骗子般的“藏密大师”，成功转型成为一名资本玩家。鼎盛之时，成为中国资本市场上威名赫赫的“凯地系”掌门人，随后在2002年和健力宝结下渊源，以“浙江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的名义将其闪电买下，然后用了两年的时间，一手葬送了李经纬20年的心血。当然，那已经属于另外一个故事，我们在后面还会说到它。
这种愚蠢而疯狂的群众性狂潮，在政府完全未意识到的情况下进行了几乎十年之久，除了上面我们提到的，著名的“大师”、“神医”还有“中功”创始人张宏堡，佛子张小平、神医胡万林等等，和严新、张海等人一样，他们肆无忌惮，口若悬河，用近乎荒唐的言语迎合着当时社会的热点。到了九十年代中期，这种疯狂甚至延伸到一些党政机关，广大干部职工在工会、妇联的组织下观摩、学习各式各类的“功法”。1993年到1995年，许多地区陷入空前的亢奋，成千上万的群众疯魔一般地练习各式神功。黑龙江农垦系统的一所小学，所有老师们在操场上排队，练习一种能激发人体异香的“香功”；北京某局机关大院里，广播体操时间一律统一练习“望海功”；许多公园、街头、广场放眼望去，皆是一群群气功练习者。在几年时间里，各种“神功”竞相登场，传功、授功大会俯拾皆是，严重干扰了正常的工作与生活。政府在这个时候才恍然醒悟，开始对那些知名的大师进行打击和揭露，用学术揭发和司法取缔的手段来进行整治，严新、张宏堡等人出逃美国、张小平与胡万林锒铛入狱。张海也从此消失在人们的视线当中。
气功热潮以一种相当具有中国特色的方式暂时告一段落，然而它却成为了中国当代商业史中最诡异的片段之一。它表明，当一个人能够迎合社会热点，迎合欠缺理性的群体时，那么他就会成为群体的领袖与英雄，甚至被奉若神明。“大师”们的出现，恰好印证了这一点。事实上，在此后的十多年时间里，这种骗局一直没能停止，就在本案写作的同时，一个叫李一的重庆人，自称太乙昆仑宗传人，他用全新的口号来宣传自己所布设的骗局——以道家精神倡导人类新文明。在任何时候，这一类特殊的下海者都不鲜见，不过，由于民众意识的苏醒，他们始终无法长期地维持下去，注定只是沧海中的过客。
除了这一类打着下海旗号的骗子之外，一些自命拥有商业创意的人，在媒体“知识经济”、“软科学”等词汇的号召下，也纷纷加入了下海的大军之中，在他们的中间，何阳恐怕是最著名的一位。
1988年，大学毕业的何阳在一家化工厂搞科研，自幼家庭条件优越的他，在工作之后也有着稳定的收入。然而，在一天早上醒来之后，何阳突然觉得一切都显得那样的单调乏味，他已经32岁了，如果就这样无忧无虑地过下去，那么一生都将注定乏味而平淡无奇。
就这样，何阳交上了一份辞职报告，然后拉起“知识经济”的大旗，成立了一家和洋民营新技术研究所，实际的经营范畴在当时却是独一无二的——咨询销售。
有一家塑料厂专门生产一次性塑料杯，产品长期大量积压，知道了这个消息的何阳，就跑过去给厂方出主意：把京广铁路的沿线各站站名印在茶杯上，再印上一个小地图，拿到铁路沿线的火车上去卖。塑料厂死马当活马医，试了一下竟然相当灵光。于是，何阳开始在这条道路义无反顾地狂奔下去。一家灯具市厂的台灯滞销，其时恰逢1990年的海湾战争，苏制的“飞毛腿导弹”与美制的“爱国者”拦截导弹对抗正激，让全世界印象为之深刻，于是何阳便建议工厂，设计一种爱国者导弹形台灯，结果拿到香港博览会上的一箱样品，很快便被一抢而空，事后何阳也从中收到6万块钱的酬金。
在1992年的9月份，中国第一官方报纸《人民日报》在头版刊发了这样一则新闻《何阳卖点子，赚了四十万——好点子也是紧俏商品》，旋即在全国范围内引起巨大反响，从此开始，何阳开始了他在全国范围内的演讲与报告生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他几乎是全国最出名的人物，是商业智慧的象征，“点子大王”、“策划大师”的称号纷纷被加在他的身上，他那些带有咨询性质的演讲会，往往会引起当地的轰动。每到一地，当地主要领导都会亲自接机，省级报纸头版提前预告，那种类似于“点子大王莅临我省，为经济建设出谋划策”的标题，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代表了社会主流观念对于何阳的定位。
在何阳的演讲会上，常常会出现这样的情景，台下云集的企业家们，争相喊出自己厂里滞销的商品，何阳一拍脑袋便给予一条点子，为那些商品重新包装定位。用今天的眼光来看，何阳的许多点子都并不算高明，比如“刻着星期的筷子”，“酒瓶内藏金币”、“避孕泡泡糖”等等。然而在那个商业创意匮乏的年代，何阳这些并不成熟却新鲜大胆的点子，无疑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事实上，直到何阳入狱之前，他都一直是最受企业家欢迎的人，不仅演讲会座无虚席，找上门来求教的企业也是络绎不绝，何阳本人也俨然以“商业智多星”自居。据说，那个时代的何阳，出场费至少两万块，每次演讲会的门票价格，甚至力压香港“四大天王”。①
何阳的出名，实际上暴露出一个很隐蔽的问题，那就是那个时代里企业家们的特殊心态。可以说，在十年改革过后，无论是逐渐从计划经济中走出的国有企业领导们，还是那些一直在第一线摸爬滚打的民营企业家们，都不可避免地要面临一个共同的问题：由于企业缺乏市场开拓能力而产生的产品积压。这在当时是个司空见惯的现象，正常的做法是从企业自身入手，逐步建立渠道，主动迎合市场。而这样做无疑需要更大的时间、金钱成本。于是，何阳的“拍脑袋决策”便成为了既经济又实惠的选择。不过，由于何阳并不可能对每一个行业都有足够多的了解，更不可能每一次都恰好符合市场规律，这种对“一剑封喉”的沉迷便显得十分功利和幼稚，一种既期冀效益又对现状局促不安的心态，便在此时的企业家身上集体浮现出来。
从这些“另类下海者”的事迹，我们不难发现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在经历了十年的改革之后。中国的商业环境已经到达了一个全新的阶段，由于物质化的时代全面到来，在人们的价值观中，财富已经开始成为了下海者的首要动力，这让许多聪明人不约而同地发现了计划经济衰微过程中的机遇，并且试图用各自的聪明才智来攫取财富，满足这种欲望。而由于缺乏明确的游戏规则和确定的财富工具，这种对财富的追求，便很容易演变成一种负面的商业行为，甚至是骗子行径。
①：何阳的咨询，为他带来了相当丰厚的收入，据何阳自己说，他在北京建国门的一处房产，恰好与著名演员张国立比邻而居，那个时候何阳已经有了宝马轿车，高档别墅，而张国立“连车都没有”。事实上，当年的何阳也总是衣着光鲜，服饰不菲。更有着北京创造学会副秘书长，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专家，北大博士生、人大MBA教授的头衔。他在名利上的双重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激励了当时的年轻人紧随其后，在商业界中咨询策划产业正是在这一基础上孕育而生。
跟嘈杂纷乱的商业环境同时的发生是，一些企业却正在朝着良性发展的方向快步前行。在这一年，许多在之前如同野草般蔓延生长的民营企业，齐刷刷地开始了一种新层面上的追求。这种追求有的来自资本，有的则来自经营理念，有的来自企业的发展方向，有的则来自对品牌的维护意识……无论如何，这些追求都代表了一种更远的战略眼光。
日后的事实证明，这种追求绝不是毫无意义的，不管它是否成功，都代表着一种创业者们的觉醒，经过几年的磨砺，许多下海创业者们已经成长为极具现代意识的企业家，他们在顺从中国的政治制度和商业环境的同时，也开始拥有自己的独立思维与人格，当这种转变发生的时候，就意味着中国的私营经济实际上进入了一个更为成熟的阶段。
如果说，许多下海创业者在当初为了存活、为了免于饥饿而公然与大环境对抗，甚至发生冲突，那么，为了自己的企业能够走得更远，这些成熟了的企业家们甚至不惜冒险，做出种种在当时看来惊世骇俗的决定。
在1987年奠定了产品方向之后，柳传志就一直在思索一些新的内容：联想究竟算谁的。
过去的几年里，公司的发展相当迅速，但无论在政府还是社会看来，联想都不能算作柳传志的联想，它是中科院计算所的全资国有企业，绝对不隶属于任何人，这一点早在公司创立之时就已经确定了下来，此时的柳传志纵使胆大包天，也绝对不敢去变动公司的资本性质。在那段时间，柳传志甚至从来没有在公开场合对此表示不满，与他构成鲜明对比的则是另一位中关村大佬，四通公司的万润南，在当时有人对四通的资本性质发表看法，万润南则在《经济日报》上高调回应：“四通在没有国家投资、没要人员编制、没要特殊政策的前提下发展起来，四通的财产既不是国家所有，也不是任何个人所有，它属于四通企业所有，任何个人无权分割。因此，四通是一种真正的公有制！”
万润南在那个年代发表如此言论，自然把自己逼向了政府与公众对立面，这在相当程度上也决定了他后来的悲情命运，比起万润南的激烈，柳传志要显得隐晦低调的多，这固然与其性格有关，而来自其父柳谷书的指点，恐怕也是极其重要的一个原因。①
①：说到这里，我们就不能不提到这位起到重要作用的幕后人物。柳谷书早年参加革命，是共产党最早的金融家之一。在63岁那年，这位老人从中国贸易促进会法律事务部副部长任上退休的柳谷书，带着80万港币来到香港，受命组建了中国技术转让公司，在此后的6年时间里，他为这家公司赚了大约5亿元。在柳传志的回忆里，父亲一直是他的榜样与导师，在他人生的每一个重要关头，都得到了父亲的从旁指点。
尽管表现得谦逊低调，柳传志却未有一刻放弃操作自己的梦想，这中间其实有复杂的原因，一方面，它来自企业家的天性，经营者在企业规模急剧增长的时候，总是会下意识地思考自己和企业的关系；另一方面则包含了人性——尽管柳传志统率着一家亿元规模的公司，但已经44岁的他在中共行政体系里却仅仅是个“副处”，即便不为自己做打算，他也要对他麾下的创业团队和员工们负责，否则无论公司如何壮大，柳传志乃至全体联想员工，都无法摆脱“为政府打工”的命运。而他实现梦想的第一步，就是引入一个私人合资者，组建起一家产权明晰的分公司，再用这个新的资本平台，逐步实现对母体的改造甚至反噬。
带着这样的思路，柳传志在这一年的1月份来到了香港，同时和一个名叫吕谭平的商人发生接触，后者是香港一家并不出名的电脑代理公司的老板，在过去的三年时间里，一直为联想做一些代理业务。在经过一番洽谈之后，他选择了吕的工作来作为合作伙伴，同时成为合作伙伴的还有中国技术转让公司，这家企业的董事长是柳传志的父亲柳谷书。根据协议，新的香港联想公司由三方各出资30万元港币构成固定资本，均分股份，由伦敦大学毕业、熟稔市场的吕谭平担任总经理，柳传志任董事长，公司所需要的流动资金和贷款，则由中国技术转让公司负责解决。②公司的经营范围被设为，代理北京联想的所有进口业务。
②：柳传志在后来经常用“瞎子背瘸子”这个比喻来形容这一次合作，自己是拥有足够技术力量，但却完全看不懂国际市场的瞎子，合作者则是没有技术力量但深知国际市场的奥妙。两者相加，就是瞎子借助瘸子的脚力大步前行。但事实上，吕谭平的公司提供的作用仅仅是一个新平台，真正发挥效力的则是柳谷书，柳传志本人都在一次大会上公开承认：“中国新技术转让公司的背景就是能大量贷款，在借钱方面有根儿。”
这家国有的中国技术转让公司的确不负厚望，柳谷书在利用自己的身份帮儿子获得大批难度很大的贷款的同时，还把儿子介绍给香港商界，让他能够获得来自新环境的支持。一年之后，香港联想公司代理的销售额就达到了2亿元，实现利润2000万元之巨。让所有投资者都很是发了一笔大财，超出他们最初的投资20倍以上，而在后来几次漂亮的资本运作中，香港联想的财富雪球越滚越大，那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商人吕谭平也因此家资亿万，其名下的联想股票，后来一度达到35亿元之多。
后人在描述联想的企业史时，往往会把这一事件看作是联想发展的重要里程碑之一，在此后的一年里，柳传志一行人在香港开创新事业的日子，大致上就是1984年“小平房时代”的复刻版，在大家的回忆里，那时候节衣缩食，大家出门都选择步行，为了保持富有的形象，公司约人谈生意的时候就临时租个宾馆房间，谈判结束后再退掉。一位叫甘鸿的团队成员，甚至还要装成秘书的样子给柳传志拎包。因此，许多联想员工将这个事件视为公司又一次伟大的开端，拥有着光辉的意义，但在这光辉背后，却同时夹杂着许多灰色的印记，对于联想而言，这还仅仅是个开始，对于柳传志，还有更多的挑战在等待他。
和曲线迂回，灰色资本操作的柳传志不同，王石在产权问题的争斗上，其火药味和摩擦则要明显浓重得多。从一开始，他走的就是分庭抗礼的路子。
在做了四年所谓的“贸易”之后，王石创办的“深圳现代科教仪器中心”着实赚了不少钱，在这一年正式更名为“万科”。但是王石的日子却并不好过。因为他的公司还有一个主管上级——深圳特区发展总公司，拿王石的话说，这个总公司就是凌驾在万科头上的婆婆。更糟糕的是，这个婆婆和儿媳的关系并不好，深特发看王石不顺眼，觉得这个人“不听话”；而王石也觉得婆婆处处颐指气使。于是从万科组建之后，两边就一直摩擦不断、明争暗斗。
根据王石的回忆，1984年夏天，深特发打算兴建一座高达165.3米的特区发展大厦，投资贷款来自日本一家银行。一年之后还款到期了，而那时深特发总部的账面上并没有多少外汇，于是特发公司的领导层就找到王石，希望他能够把展销中心账上800万美元的外汇额度调过来，并许诺给王石一个总公司副总的职位。
假如当真按照如此方案操作，那么王石的心血便只剩下一个空壳子，于是他回复说：“只要我一天是法人代表，就一天不同意调拨外汇”。这样的答复自然令上级大为不快，于是他很快就同时接到了深圳党校入学和撤销职务两份通知，脾气暴躁的王石立即硬顶了回去，“我没有去党校学习，而是继续主持工作，新任命的老总最终也没有露头。”而那800万美元的额度虽然仍属于展销中心，但特发公司却利用关系“通知”中国银行：不经过特发公司的同意，展销中心不得动用这800万额度。两方交恶，从此开始。
让王石倍感庆幸的是，他终于等来了一个彻底摆脱控制的机会。在1988年，深圳市政府计划在国营企业系统中推行股份制试点，为同时正在筹备之中的深圳股市做准备。对当时的大多数人而言，股份制还是一个相当陌生的概念，但是王石却从中看到了让公司摆脱上级公司制约，独立经营的希望。于是在这一年，万科主动申请成为国有企业改制的试点单位。
对于王石的这番举动，深特发则表示出强烈的不满，他前脚刚把申请股改的报告交到市政府，深特发的一位副总就带着人马赶去请愿，强烈要求办公厅撤回股改文件，理由是“政府越权干涉企业内部的正常管理，是无视基层领导的越级行为。”政府只好暂停同意万科股改申请，要求王石与上级公司协调好再说。
于是，王石只好硬着头皮去特发集团总部，对特发的管理层作出解释，根据王石的回忆，当时深特发的袁姓董事长对他愤然道：“你王石一贯天马行空，独往独来，现在感觉到了吧，你跳十万八千里也跳不出我如来佛的掌心。”一心想要实现愿望的王石，此时才真正地感受到了阻力。①
①：事实上，这种阻力不但来自于上级，还来自于公司内部。当时国有企业的员工并不愿意放弃旱涝保收的“铁饭碗”，为了保证一致对外，王石不得不在公司多次宣讲股份制改革的意义，对一些坚决反对的人，还要专门召开“恳谈会”。在王石后来的回忆里，那段日子几乎是他一生中最繁忙的时光。
性格暴烈而倔强的王石，自然不肯轻易屈服，这时他的家庭背景和人脉资源在一次发挥了作用，通过一些朋友的介绍，王石得以结识了市委书记兼市长李灏的几位秘书，并在他们的穿针引线之下开始与市领导直接交流，王石后来回忆说：“这种安排完全避开上级主管公司、政府有关部门，属于市委书记的秘密渠道，有点地下工作的味道。”
在见到了李灏之后，王石把自己的一肚子委屈统统倒了出来，根据王石的自传记载：市委书记的办公室很小，李灏坐在办公桌后面，手握一支毛笔，边听汇报边练习书法。听完之后，李灏鼓励他说：“年轻人，要沉住气。改革肯定有阻力，要不怎么叫改革？你们的股改方向是正确的，困难越大，就越是要注意方法和策略。”
在李灏和另外一位市委副书记的暗中支持下，深特发不得不顺水推舟，于是万科的股改方案在这一年的11月终获通过。公司的净资产1324万元被折合成1324万股，其中国家持60%，万科员工占40%，再公开向社会发行2800万股，每股1元。
根据协议，深圳特区发展公司持股30%，从过去的上级主管单位，变成了公司的第一大股东，从这时开始，王石才算初步地摆脱了羁绊，得以放手干一场轰轰烈烈的大事。
根据统计，从1984年开始，到这一年为止，全国各地像万科这种发行股票或债券的企业，已经超过了6000家。不过，这些所谓的“股份制”企业，却和今日的上市公司没有太大联系。因为没有那个股票市场的存在，因此这些企业，只不过是向社会大众借到了一笔钱，完成了一次私募而已。那个日后让中国人如醉如狂的股市，在此时还仅仅是一群年轻人心中的构想，既拿不出一个详尽的方案，也没有得到上级的委托。如同井中月、水中花一样飘渺虚幻。
在这一年的8月份，全球最大的日化公司美国宝洁与广州肥皂厂、香港李嘉诚的和记黄埔公司合资成立广州宝洁有限公司。在此前的几年里，它一直希望能够自己独自办厂，却始终得不到批准，一度想要与陈凯旋的立白集团合作，却又被后者拒绝，因为已经拥有不菲财富的陈凯旋，并不希望因为合资而“失去对企业的控制力”。
事实上，在那些早早下海的人里，有相当一部分在1988年已经成为了这个国家的财富阶层。目睹这些人的生活状态，一种热浪开始在民众中间传播，类似于“富了摆摊的，苦了上班的”这样的民谣，开始被人们反复叨念。“读书无用论”的腔调，也在这一年里再度流行开来，在北京地区，89级研究生的招生计划为8600人，最后的报名人数却不足6000人。
在吴比所著的《奔腾入海》一书中曾这样描述：“北京前门一位老大娘靠卖红薯，年收入过百万元；广州初中毕业女青年，找不到工作，摆服装摊，几年下来腰缠万贯。更夸张的是，温州乐清一个倒卖电缆的个体户，一年能赚数百万。”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社科院研究院每月一百多元的工资水平。两者相比，脑体倒挂的现象也就不足为奇了。
商品经济的浪潮，如同疾风暴雨一般，以不可阻挡的气势席卷中国的每一个角落，那些商业元素在这一年的集体爆发，使得1988年展示出了一种混乱而光怪陆离的面貌。经过了10年的发展，一切秩序都被颠覆，一切价值观都已经遭到改写。于是，稍后我们即将看到，中国的下海者们，开始对制度性的约束越来越蔑视而厌倦，更多的财富故事被演绎出来，因此，政府、民间以及国营企业三者之间，将展开更为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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