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很久很久以前，

    你离开我，

    去远方翱翔。

    外面的世界很精彩，

    外面的世界很无奈。

    ——齐秦：《外面的世界》，1987年

    三年前，那个拉车换粮的少年潘石屹，从中国石油管道学院毕业了，尽管他只有大学专科学历，但在那个大学生还很稀缺的年代，“小潘”还是不必为自己的工作担忧的。由于同在石油系统，他被分配到河北廊坊石油部管道局经济改革研究室。潘石屹去后，竟然很得单位领导赏识，还被确定为重点培养使用的对象，成为了“第三梯队”的一份子。那时，对于从小吃苦的潘石屹来说，终于获得了吃皇粮、当公差的干部身份，曙光似乎已经出现在眼前。

    可惜的是，命运之神在这里向他示意，召唤着潘石屹向另外一条截然不同的道路飞奔而去。

    有一天，单位里分配来一位女大学生，潘石屹则被领导指派，去领着这个女大学生领办公桌，谁知道这个女大学生挑来挑去，一个小时都没有选出来合意的，等的不耐烦的小潘便劝她凑合找一张用，想不到对方却非常认真地说：“小潘，你知道吗？这套桌椅可能我要用一辈子的。”

    这句话对潘石屹的触动颇深，在一张办公桌后面坐一辈子，这样的人生自是无趣，然而丢掉令人羡慕的公务员“铁饭碗”，去当一个个体工商户，这对刚脱离困苦的小潘来说，似乎又有点不舍得。前思后想的潘石屹不甘心，他给在深圳下海的朋友打电话，朋友告诉他那里机会很多，赚钱的机会也很多。潘石屹问道：“要那么多钱干什么？”朋友告诉他：“如果你有钱，你就能买很多衣服穿。如果你没钱，衣服脏了就得换”。

    这堂财富课的结果，让小潘正式决定辞职下海，这一年的春节一过，他就直接南下，到达南头关的时候，身上只剩下了80多块钱。更让他没有想到的是，那个时候的深圳虽然不再是边防禁区，但出入深圳却仍然需要“边境通行证”。于是，无奈之下，他只好拿出50块钱，请当地人带路，从铁丝网下面的一个洞里，偷偷爬进了深圳特区。

    潘石屹当时不太清楚的是，就当他爬进深圳这块土地的同时，他脚下所踩的土地正在发生一场制度上的巨变，而他本人在不远的未来，竟会成为这种制度变更的受益者，甚至可以说，他今日的事业，几乎完全建立于这种变革之上。

    这一年的11月26日，深圳市政府划出了一块面积为8588平方米的土地，进行50年使用年限的有偿出让拍卖，政治局委员、体改委主任李铁映，到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刘鸿儒，以及来自全国17个城市的市长，和近千人一起观看了整个拍卖过程。

    这是新中国第一次将土地作为商品来进行交易，在此之前，宪法明确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占、买卖、出租或者以任何形式非法转让土地”。根据资料显示，参加竞拍的一共有44家企业，拍卖从200万元起叫，在17分钟之后，深圳经济特区房地产公司以525万元中标，将这块紧靠深圳水库、风景秀丽的土地揽入怀中。不久之后，一座名叫东晓花园的商业小区在此建成，154套住宅在一个小时内即告售罄，作为开发商的特区房地产公司从中净赚400万。

    毫无疑问的是，这是一个充满了前途的全新行业，就在这次拍卖一个月后，广东省人大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土地管理条例》，规定土地使用权可以有偿出让、转让。第二年的5月份，宪法修正草案被全国人大通过，禁止出租的条款被删去，从此，土地的使用权可以“按照法律规定转让”。

    在绝大多数人还没有对此产生关注时，有那么一些嗅觉敏锐的下海者，却意识到了它的重大意义。因为早在这一年的元旦，山东省烟台市的住房改革制度就已经开始运行了，次日，国家计委、建设部、国家统计局则联合发出《关于加强商品房屋建设计划管理的暂行规定》，决定从1987年起，各地区的商品房屋建设纳入国家计划。

    那个正在从批文倒卖、兑换外汇中大发其财的王石，正是那一小撮先知先觉者中的一个，他意识到，如果全国的土地、房屋制度都有所松动，那么这无疑意味着旧的住房福利性分配体系要逐步废止，房子很快就要像人们的鞋袜一样，由厂商生产，在市面上公开销售。谁进入这个行业越早，谁就能抢占先机，大概正是在这一年，还是家贸易公司的万科，确定了未来的战略方向，并在后来的几年里脚步坚定地向目标移动。

    王石并没有看错，房地产业的确是曙光初现，日后的繁荣也证明了他的判断——房地业造就了太多的富豪故事，在住房商品化和房屋刚性需求的前提下，楼市自然变得不可遏制地火热，而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分离，又给了那些有实力、有意向在这个行业中施展拳脚的英雄巨大的运营空间，他们既可以按部就班地盖房买楼，做一个利润丰厚的生产商，也可以以另外的创新方式，在土地流通环节中获取利益，囤地居奇也因此成为地产行业屡试不爽的致富手段。不过，由于缺乏对民众感受的体谅，以及游戏规则的不确定，这样的经营活动便往往显得那样唯利是图，成为了日后地产商被诟骂的主要原因。

    当然，在这一年，以上情形还根本没有出现，在那些未来的地产风云人物中，有相当一部分还在为生存打拼，传奇碧桂园的前掌门人杨国强，此时还只是一个小小的泥水工，在他17岁之前，甚至从来没有穿过鞋；那位地产界哲学家，万通董事局主席冯仑，在明年则要为资本大鳄牟其中充当一段时间的幕僚，每月领取250元的顾问费，和他在一起共事的，还有那个爬进深圳的潘石屹；日后领导顺驰，成为地产界黑马人物的孙宏斌，此时还仅仅是个木讷口吃的研究生，在清华园里埋头苦读。

    在这一年，如果要为这时的风云人物排一排座次，那么不夸张地说，这第一把交椅，则注定属于健力宝的李经纬。

    两年之前的洛杉矶奥运会，“中国魔水”健力宝大出风头。在此尝到甜头的李经纬，面对11月即将在广州举办的全国六运会，自然不肯放过这个扩大企业影响力的好机会。不过，和上一次不同的是，彼时默默无闻的健力宝小卒，此时已经成为全国最大的饮料企业，更大的不同是，这一次李经纬拥有了一个强劲的对手。

    为了得到“六运会指定饮料”的名号，几年前进入中国市场的可口可乐公司表示，愿意出资100万，志在必得的李经纬自然不肯妥协，随即抬高加码，经过一番激烈的争夺，李经纬一口气把加码抬高到250万元，并且赠送价值10万元的饮料。就这样，李经纬如愿以偿地成为了这场国内外企业商业竞争的胜者。抛开这种胜利在商业上的意义不谈，李经纬的这种行为，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迎合了国人的虚荣心态与日渐高涨的民族自豪感，也正因为如此，这场商业上的胜利被好事的记者们当做一种“扬我国威”的光荣典型，在各种媒体上宣传了很久，无疑，这又是一种对健力宝、乃至对李经纬本人的正面宣传。在六运会结束之后，健力宝在许多消费者心目中，几乎成为了民族品牌的象征。毫无疑问的是，李经纬在品牌形象公关领域表现出了超一流的水准。在10年之后，健力宝因为与地方政府关系破裂而难以续产，可是全国经销商却依然对其怀有深厚感情，甚至史无前例地提出，愿意自筹2亿元来解决健力宝的资金短缺问题。这种奇特的品牌魅力，正是在此时打下的基础。

    根据资料记载，在六运会的比赛期间，主赛场广州天河体育中心的墙壁、洗手池、垃圾桶、广告牌、门板……几乎所有的空白处都被打上了健力宝的广告。而在12月5日举办的闭幕式上，200多名工作人员统一穿上了印有健力宝标志的服装，向入场的8万名观众赠送健力宝饮料，在人手一听健力宝饮料的映衬下，现场俨然成为了健力宝的产品宣传会。

    毫无疑问的是，在这场中国企业与国外跨国企业的营销大战中，李经纬最终成功地把优势变成了胜利，在六运会结束后不久，健力宝的全国经销商订货会召开，两个小时之内，订货额就超过了2亿元，即使在今天，这同样是一个令人惊讶的数字。

    从李经纬的商业故事中，我们感受到了相当浓郁的商业气息，他在营销、宣传上展现出来的手段，已经具有相当的现代意识，符合为国际所公认商业规律。这也是健力宝日后能在中国消费品企业中排名第一的原因。当然，我们绝对无法忽略的是，在李经纬的这一系列运作中，政府所发挥的积极推动作用，我们很难想象，假如缺少了来自广东当地政府的支持，在全运会这种政治意味很强的赛事中，健力宝还能否获得“六运会指定饮料”的名号，实在是个叵测的命题。

    我们必须注意到一点，除了李经纬之外，此时许多民营企业家都开始得到了当地政府的支持与信赖，这些当地政府几乎用它们所能提供的一切条件，帮助它们治下的企业发展。譬如健力宝在创业的前10年，各级政府总是不遗余力地给予支持，在企业用地划拨、各项优惠政策上都予以倾斜，健力宝的人去行政机关审批手续，总是会获得一路绿灯。

    这样的现象在乡镇企业中尤为明显，这些乡镇企业不仅可以获得低成本的政策扶持，它们的领导者甚至还会一并取得堂皇的官方身份——类似于当地政协委员、人大代表、工商联副主席这样的荣誉职务。根据许多记者的回忆：“在三水县许多政府大型会议、活动的仪式现场，县委书记、县长坐在中间，紧挨着便是李经纬，接下去才轮的着其他的政府官员。”事实上，这样的景象在许多地方都并不鲜见，这种对民营企业家的另类尊崇、厚爱，构成了中国商业史中一道奇特的风景线。①

    在得以利用和占有政府资源的条件下，一些企业开始迅速发展壮大，迅速地成长为一方霸主，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无论如何都要感谢这些“开明”的地方政府，倘若没有这些有力的庇佑，私营经济的幼苗便极有可能在历次宏观调控的打击中夭折，绝无希望成长为今日的参天大树。

    遗憾的是，这种政策上的支持，并非来自体制上的宽松，也绝非官员们的改革意识，它们要么是因为企业家与当地官员的私人交情，要么则来自企业对政府的承诺——在私营企业兴起之后，会承担起一些社会功能，包括就业、社会设施配套、社会公共服务等。当前者那种由历史渊源而形成的蜜月期结束时，或是企业不愿意或不能满足政府的期望时，政商关系的破裂，便在所难免了。②

    于是我们会看到：当1999年的三水市政府发生大换届，那些与李经纬有交情的老官员“下市”之后，他所要承受的险恶处境；以及我们后面的另一位主角仰融，在他将“中华汽车”的项目迁往宁波，使得辽宁政府打造“东方底特律”的计划顿成画饼后，他为此付出的惨重代价。这样的例子在日后多次上演，为中国民营企业的成长路径，埋下了一连串的悲情墓碑。

    ①：李经纬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几乎成为了三水民众心目中的英雄，政府的财神，在当地，他是权威、财富、智慧的多重象征。三水当地甚至有文人写过一幅对联，专门歌颂健力宝与李经纬：“三水流三水，盛产水稻水泥和魔水；龙人传龙人，迭出人类人萃侪强人。”这幅对联中的“魔水”与“强人”，自然分别是指健力宝与李经纬了。

    ②：政府与企业之间的纽带，实际上远不止这两种形式。所有的企业家都清楚地知道，他们的企业在早期阶段与政府有过特殊的关系。但是，出于利益上的需要，每个企业家都无法将自己等同于道德的化身。联想的柳传志就曾经坦言，公司在1987年，曾经专门花25570元买了10台彩电、2台冰箱以及10瓶茅台，专门用来当做礼物。主要对象便是政府机关里的官员。

    1987年可以被看成是这样一个年份：在此之前，中国的私营企业普遍处于一种无序的，如同野草般生长蔓延的状态，它们的经营管理很多都随心所欲，盈利领域灵活多变，产权归属也模糊不清，很多企业家甚至根本不知道自己的企业该向哪里发展，最后的定位又是什么。在此之后，它们之中的一部分开始迈向通往现代企业的道路。事实证明，尽管这一过程未必顺畅，但努力绝不是毫无效果的。那些早早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确定了战略方向，不再东做西做、明晰了产权归属的企业，在日后的发展中莫不大大获益于此。

    联想的柳传志，正是在此时及时作出判断，才把联想引入日后的轨道，保证了联想成就今天的伟大。

    从这一年的春天开始，柳传志就一直在和一些创业伙伴们争执联想未来的发展方向，绝大多数科学家都认为，联想有科学院计算所的科研实力，制造大型计算机的技术和经验在中国独一无二，因此公司应该走到大型机的道路上。但是柳传志却并不这样看。

    就当时而言，中国人已经普遍意识到了计算机的时代将要来临，从业者们满心憧憬希望干一番大事业，却又有一点狗咬刺猬，不知何处下嘴的意味。当时中关村最大的公司“四通”，就将宝押在了中文电子打字机上，其掌门人万润南在这一年5月16日公司成立三周年庆典上，很是得意地向前来的客人们展示这种新产品——MS-2401型打字机，并且隆重宣布：“我们不能再丧失电脑时代”。从今天来看，这是一个既精明又糊涂的选择，精明的是，这种迎合潮流的产品自然也迎合了市场，那些大型企业和事业单位、政府的确购买了大批该产品，让四通很是赚了一大笔钱；糊涂的是，后来的事态证明这种产品并非是中国计算机产品的主流选择，四通也因此失去了最好的发展时机，最终逐渐变得没落。

    柳传志的战略目光，正是在此时展现出来的。对于一个企业而言，企业家的这种直觉或者预判力天生带着赌性，却无疑是相当宝贵的。在他看来，一个公司未来的方向，“不是你自己能做什么，而是人家需要什么。”根据这一点，他判断“未来中国的计算机市场一定是个人计算机的天下，公司早晚会走上这条路”。

    为了说服反对者同意自己，柳传志如同连珠炮一样抛出质问：“你们只想着能不能做出来，你们想过没有，做出来以后怎么办？你能卖出去吗？这种大型机的所有配套软件从哪里来？咱们做的‘757’，光是操作系统就有多少人写？还有所有的应用软件，所有的语言，要多少投资？国家可以花很多年来做，你一个公司做得起吗？你缺一样也卖不出去，对于用户来说，你缺了一样，它有什么用？”

    就当时而言，联想如要放弃固有的经营范围，转而进军个人计算机，实在是有那么一点点冒险。此时的联想，每年能够销售6000多套汉卡，此外还为IBM做微机代理，每年也能销出1000多套，仅凭这两项业务，每年就有7000多万的营业收入，更重要的是，联想已在全国范围内培养起自己的销售网络，拥有1000多位经销商。而国内的汉卡行业已经今非昔比，前来挑战的竞争者越来越多，假如现在骤然转型，方向一旦选择不当，那么手中保有的市场便很可能被瓜分殆尽，在这个关键的时刻，柳传志做出任何一项抉择，其所要承受的压力可想而知。

    幸运的是，日后的事实证明，柳传志的确眼光过人，由市场需求决定公司发展导向的策略也是正确的，在选择了进入个人计算机领域之后，联想在80年代末期的混乱中杀出一条血路，并安然度过了90年代初期的大萧条，并在众多企业相继死去的同时，存活并蓬勃成长起来，当新世纪开始的时候，它已经成为了中国最大的计算机制造商，在中国和亚洲太平洋的微机市场上占据第一的位置，假如联想需要感谢一个人，那么这个人绝对非柳传志莫属。

    就在李经纬挟“健力宝”之威风，再一次轰动“六运会”的时候，在距离三水县不远的广东东莞，一个名叫怀汉新的男人，正在筹划创办自己的“太阳神保健品厂”。

    在今天看起来，怀汉新的创业历程，几乎复制了李经纬的全部路径，在健力宝名声鹊起的时候，刚过30岁的怀汉新正在广州市体委上班。当时，他的岳父是广东省体育医院的医生，手里有一个神秘配方，据说是用鸡和蛇的提取液进行混合，可以治疗厌食和失眠。于是，怀汉新就带着这个配方，又筹措了5万块钱，在东莞黄江镇办起了一个小工厂。

    在产品尚未批量生产的时候，怀汉新就按照李经纬当年的招数，开始把他的“滋补口服液”四处推销。在1988年1月份，国家体委在广州召开汉城奥运会中国代表团专用运动饮料营养补剂评选会议，怀汉新用足力气，终于把他的“滋补口服液”推上前台，成为了汉城奥运会专用运动补剂，还一并获得了中国运动营养金奖。凭借着这些荣誉，怀汉新开始把产品推向市场。他将自己的厂名、产品名和商标都统一为“太阳神”，据说，当时他拿着一听健力宝的易拉罐，对设计人员说：“这是中国最好的饮料，你就按它的样子来设计。”

    怀汉新在当时不清楚的是，仅仅几年之后，他和他的太阳神，将会当真如同冉冉升起的太阳，让整个中国商业界都感受到了耀眼的光辉。

    在这一年里，我们的许多主人公都开始面临命运的转折点，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未必会如今天一样睿智而成熟，甚至看起来还略显迷茫，然而，他们在那时所作的选择，却往往带有几分决定性的意味。

    当年那个为了“中国石油接近匮乏”而激动的黄鸣，现在已经是石油钻井研究所里赫赫有名的“石油专家”了。他负责的科研项目多次获得石油部的表彰奖励。和我们这部商业史中大多数主人公一样，他是注定无法安分下来的人。

    这一年春天的一个星期日，阳光温暖而和煦，放假休息的黄鸣坐在图书馆里，看着一本名叫《太阳能热力过程》的书，从这本美国学者贝克曼所著的书里，黄鸣意识到，太阳能其实是真正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能源，比起石油来既环保又高效；九年来，“石油日渐枯竭”的想法一直在他的脑海里萦绕不去，望着窗外的阳光，这个年轻的工程师突然决定，按照书中介绍的方法，制造一台太阳能热水器。

    在度过了一个夏天之后，黄鸣决定把制造成功的热水器当做结婚贺礼送给朋友，在婚礼现场，这台样子奇特的机器自然引起了嘉宾们的好奇，于是纷纷要求现场试验，结果加热出来的水居然热得烫手。虚荣心得到极大满足的黄鸣，开始找到了自己的业余爱好：造太阳能热水器。

    不过，此时的黄鸣还没有想到要将自己这个小发明变成商业产品，他所造的十多台热水器也都陆续成为了亲友家里的用具，直到有一天，一家国有企业的厂长找到了他，想要买一台热水器，装在车间浴室里供职工洗澡。这时候黄鸣才意识到，自己的这个业余爱好是可以创收的。就这样，黄鸣花了一个月时间，造了一台可供上百人洗澡的太阳能热水系统，一次赚了5万元。

    黄鸣后来回忆道：“我那时已经三十多岁了，你想想我多么单纯，懵懂书生，对社会和商业毫无概念。”然而，正是这个一无所知的书生，竟然会在日后成为中国最大的太阳能热水器企业的老板。

    如果说，一身书生气的黄鸣下海，是懵懵懂懂、误打误撞的话，那么赳赳武夫任正非的下海，则多少带着那么一点不得已的苦涩味道。

    在全国科学大会归来之后，任正非继续在部队搞科研，在此后的几年时间里，他又搞出了一些成果，但是因为家里面的历史问题，直到他成为团级干部，都始终没办法入党。没有在部队中实现这一心愿，大概是任正非这辈子最大的遗憾之一。

    1982年，随着中越边境的战事渐息，国内外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没有大规模战争的可能，而此时规模过大，机构臃肿的军队就形成了资源浪费，于是一场轰轰烈烈的百万大裁军开始了，成批的工程兵、铁道兵部队被整建制取消，任正非所在的部队也在其中。就这样，他以副团职干部的身份转业到当时的改革试验田深圳，开始了一段全新的人生。

    到深圳之后，任正非被安排到南油集团下属的一家电子公司，担任副经理的职务，不过，习惯了军旅科研生活的任正非，似乎并不适应花团锦簇的深圳，更不适应商海中的风波诡谲。在一次生意中，他不小心被骗走了一笔钱，于是被解除了职务，丢掉了饭碗。先他而来的妻子却早已是南油集团的高管，这样的情势下，两人的婚姻自然很难再维持下去。

    于是，为了养家糊口，任正非准备找一点其他事情做。一个很偶然的机会，一个做电话程控交换机的朋友找到任正非，让他帮忙卖设备，就这样，他和五个朋友一起合股创业，以2.4万元的资本注册了深圳华为公司，成为香港康力公司模拟交换机的代理商。这一年，任正非恰好43岁，对于那个时代的中国人来说，那几乎是一个可以退居二线，着手准备退休的年龄了。

    创办了华为之后的任正非，运气似乎并没有好起来，在今后的四年里，他带着一帮业务员，每天靠从香港进口产品到内地来赚一点差价，用来维持公司的正常运转，其实，无论是倒卖玉米还是倒腾通讯设备，从本质上来说都没有什么区别。这只是凭借着深圳背靠香港，有一些信息优势，除此之外毫无技术含量可言。遇到手头紧张的时候，任正非还要厚着脸皮去四处借钱。

    假如华为一直如此，那么今日的商业史便会改写。在这种艰难的日子里，任正非开始思考企业的未来，他后来说：“很多年来我天天思考的都是失败，对成功视而不见，也没有什么荣誉感、自豪感，而是危机感，也许是这样才存活了下来。”在这种倒买倒卖的过程中，任正非清醒地看到，“深圳的特权不会太久”。而在这个时候，他突然表现出了一种商业上的天赋，在倒卖设备的过程中，任正非发现中国电信行业正处在蓬勃发展的阶段，对电话程控交换机有着极度的渴求，而整个市场几乎被外国公司瓜分。在这一年广州举行的全国运动会上，第一次出现的磁卡电话业务，从终端机到交换机，几乎都是外国公司的产品。

    于是，在为香港公司做代理的同时，他决定要自己做研发，悄悄把自己的数字交换机搞出来。

    1991年9月，任正非在深圳工业大厦租下了整个三楼，带着50多个员工开始研制程控交换机，那里既是生产车间、库房，同时又充当了厨房、卫生间和卧室，无论是任正非还是普通员工，吃住都在一起，累了就睡一会，醒过来接着干。后来华为著名的“床垫文化”，大概正是在这个时候起源的。

    在很多时候，企业家在经营中所展现出来的天赋与毅力，会对企业产生决定性的作用，就好像任正非在倒卖设备中看到了华为未来的方向那样。到1992年的时候，华为的大型数字程控交换机面世，当年的产值就达到了1.2亿元，利润超过千万。命运终于开始垂青任正非，华为也由此开始了突飞猛进的增长，在电信设备制造业中展示出一种横扫无敌的姿态。截止1998年，华为的销售收入已经达到89亿元。

    没人知道的是，在华为首批交换机包装发货时，公司已经没有现金，负债累累，倘若再不出货，等待任正非的便只有破产一条路。

    和他遭遇相类似的，还有同为团职干部的王健林，在转业之后，他被安排到大连市西岗区，担任了一个负责“接来送往”的办公室主任。老实说，这是一个“既有油水，又有前途”的职位，然而15岁就参军入伍，当了整整十三年兵的王健林显然志不在此。果然在一年之后，他就选择了另外一条道路。

    这一年，西岗区下属的“西岗房地产住宅开发公司”濒临破产，区政府为了挽救这个烂摊子，不得不面向全区干部公开招聘能人。看准时机的王健林果断接手，担任这个企业的总经理。然而，一个让王健林十分沮丧的事情是，当他到任后才发现，原来这个公司已经完全瘫痪，内部账面上没有一分钱，却亏下了不少外债。

    无奈之下，王健林只好凭着自己的老关系，硬是借来了100万元，扣掉20万元的利息和50%的担保，实际到手的只有30万，以及一辆上级拨下来的破车。在这个时候，他已经无路可退，几个月前，他还是一个仕途顺利、踌躇满志的区办公室主任，现在他已经成了一家国营企业的老总，身背债务的同时，还要让公司起死回生。形势所迫，他必须采用新办法放手一搏。

    王健林的办法是，修改新住宅小区的设计图纸，主动迎合当时富裕起来的人的心态，推出130平米的大户型住宅，又在北方首次采用明窗大厅，以及当时还很先进的铝合金窗。最后果断标价——1600元/平方，在1987年的东北，这无疑是一个天文数字，然而让所有人都想不到的是，购房者偏偏趋之若鹜，800多套房子，一个多月内便一甩而空，刨去欠款，竟然还有千万盈余。

    如果说军人出身的任正非和王健林有着格外坚强的意志、以及善于抓住时机、放手一搏的豪爽性格，那么，在边陲城市乌鲁木齐，一个姓唐的小青年所展示出来的精神，则可以算是百折不挠的典范了。

    1985年2月底，新疆石油学院的二年级学生唐万新索性退学了，在此之前，他承包了学校在吉木萨尔县的一个农场，结果因为经营不善，本来就严重亏损的农场彻底一败涂地。回到家里的唐万新并没有因此变得消沉，而是开始寻找新的事业，他似乎对学业毫无眷恋，唯一能让他产生兴趣的，就只有做一名成功的商人了。

    在1986年12月，唐万新拉来了一帮同学，凑了400块钱，合伙在乌鲁木齐市团结路人民公园的边门开了一家“朋友”彩印店。有趣的是，唐万新的这家店并没有彩色洗印设备，他的办法是收集足够多的底片，然后坐飞机飞到广州冲洗，赚取每张照片3毛钱的差价。积累了一些信誉后，他的生意一下子变得好了起来。几乎每三天就要跑一次广州，小小的彩印业务让他很是赚了一些钱。而从这种借鸡下蛋的经营风格上，唐万新后来在资本市场上纵横捭阖的手腕便可见一斑了。

    在拥有了20家连锁彩印社，唐万新开始寻找新的业务，然而赚了钱的唐万新，却似乎一下子失掉了灵气，他创办了一系列实业：他资助一位同学完成自行车锁产品的开发，厂子开了起来，却因为技术不成熟而被吊销了许可证；他承包了一个科委的研发部，去研制能接受苏联电视节目的卫星接收器，但是研究人员却被挖了墙角；他开了一家饲料厂，同样经营不善潦草收场；他甚至还跑到边境小城塔什库尔干县承包了一家宾馆，最后还是一塌糊涂。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唐万新做过人造毛业务、电脑打字、魔芋挂面厂、中学生辅导中心、玉石加工厂、小化工厂、服装自选店、广告代理公司、出国留学咨询中心、名片打印、航空俱乐部、油田贸易等一系列生意，几乎每一次都以失败告终，不仅把做彩印挣来的钱赔得精光，还搭上了180万的债务。

    财经作家吴晓波在《大败局》中对这一阶段的唐万新评价说：“唐万新擅长猎取、疏于精耕的游猎个性在此时已经暴露无遗。他对商业抱有浓厚兴趣，但兴奋点却非常容易转移，天生有以小博大的赌性，还有一股屡败屡战的韧性。”

    对于唐万新来说，这样的评论不可谓不精准，在日后的岁月中，他的每一步似乎都可以与评价互为佐证，他可能是中国商业界最富于想象力的企业家，并凭此打造出德隆——一个曾经是中国资本规模最大的民营企业集团。然而，他也同样失陷于这种神奇的想象力，成为一个充满传奇色彩的商业故事。

    从王健林、任正非以及唐万新的经历中，我们不难发现这样的现象，在改革开放期间所出现的企业家里，有许多人都拥有一种特殊的赌博气质。他们或是像任正非、王健林那样倾其所有奋力一搏、或是像王石那样无视禁忌地去打破规则，或是如同唐万新、牟其中等人一样，携带资本游猎于利润最丰厚的领域。在日后，更有许多人贪婪而冷酷地去编造美丽的谎言，以及在灰色地带完成原始积累。在许多时候，这种赌博式的行为让企业家们得以一飞冲天，却也让许多人遭遇灭顶之灾。

    在这一年的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在这一次的会议报告上，第一次出现了“私营经济”这个概念，并且在理论上概括了它的性质和作用：“私营经济是存在雇佣劳动关系的经济成分，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它必然同占优势的公有制经济相联系，并受公有制经济的巨大影响”。

    听上去，这样的用语似乎没有一丝对私营经济的肯定，但实际上，能够把私营经济的性质拿到党代会上来宣布，并且主动将它与公有制经济联系在一起，无疑是承认了它的合法地位。由此，这一次党代会特别提出：“对于城乡合作经济、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都要鼓励它们发展。在不同的经济领域，不同的地区，各种所有制经济所占的比重应当有所不同。”

    很显然，这种晦涩不明的理论性语言所起的作用，是改革派抢占理论制高点的一种尝试，真正能令基层领导和普通群众领会的文件，是这一年中共中央的《把农村改革引向深入》通知，在这份文件中提出：“农村改革已取得了重要成果，农村经济新体制的框架已经初步显现出来，现在正处于新旧体制交替时期，改革必须进行下去”。

    这是一份非常耐人寻味的文件，它实在太有邓小平“摸着石头过河”的一贯务实风格，所谓的农村改革，明眼人都看出来，除了土地承包责任制之外，最紧要也最关键的就是那些乡镇企业的情况，坦白地讲，重要成果是大家都看得见的，而偷税漏税、假冒伪劣、分配不公、劳动条件恶劣等问题却也同样显著，更重要的是，在乡镇企业与国营企业的竞争中，那些国营、集体企业纷纷败下阵来。国有经济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不小的冲击，这让那些国有企业的领导和一些趋于保守的干部十分不满。

    这种动荡的经济形势，加之苏联、东欧等国家的不稳定政局，使得意识形态的争论再度开始。有人开始借此攻击乡镇企业，攻击私营经济，认为它们的快速发展，最终将会造成社会主义制度的崩溃，针对改革政策的批评如雪片一般。在许多报纸上，“密集的连珠炮似的批评文章满天飞”，《人民日报》评论员马立诚记录说：“这是‘文化大革命’之后十分罕见的现象。”

    时隔多年之后，我们才得以揣摩出这份通知蕴含的深刻含义，它将许多问题都归结为“新旧体制交替”的正常现象，当然，“摸着石头过河”就难免会磕磕绊绊，甚至有可能会滑倒，而当这种“不争论，走着瞧”的态度贯穿始终的时候，就保证了改革不会因为跌跌撞撞而被叫停。

    在这一年里，中国商业界除了有数量空前的民营企业已经形成规模外，另外一个值得我们注意的便是，在一些民营经济的发达地区，早先被订立下来，并被人们默默遵守的商业规则，在不知不觉中已经遭到了破坏。在浙江温州，这种现象最为明显，首当其冲者，则要属温州皮鞋莫属。

    在此前的几年里，温州皮鞋一直以样式新，价格低著称，在市场上倍受消费者欢迎，于是，经过几年的发展，此时的温州已经成为全国皮鞋的产销聚集地，一时间有数百家工厂、上千家作坊聚集于此，质量上自然良莠不齐，以次充好、假冒伪劣、粗制滥造等现象比比皆是，那些小商贩为了赚钱，将一张皮革分层褒剥开，制成几双皮鞋，或是干脆用人造革、塑料甚至是马粪纸冒充皮革，断底、开帮、掉跟等质量事故频繁发生。

    财经作家俞雷曾经描述过这样的一个细节——温州市市长收到了一份礼物，是一对东北新人寄来的一双破鞋，信中怒气冲冲地直斥道：“温州人拿这种伪劣皮鞋坑人，当市长的脸红不红？”原来这位新郎在婚宴之上，所穿的新皮鞋开了帮，里面塞的竟然全是马粪纸。

    这无疑是一个极具代表意义的信号，它要求温州人能够及时自省，遗憾的是，事态的迅速扩大，使得温州人并没有能够获得这样一个“自检自查”的机会，而是很快地成为全国人民口诛笔伐的对象，温州鞋也随之变成过街老鼠，人人喊打。

    这一年的8月8日，在杭州著名的武林广场上，一场大火熊熊燃起，一次就烧掉了5000多双从各地查抄来的劣质温州鞋。有趣的是，那个时代的人们，似乎习惯使用这样带有强烈泄愤意味的方式来处理劣质商品，这一方面说明了当时公众对于假冒伪劣商品的痛恨，另一方面也反衬出一种非理性的极端情绪，在那个民智未萌的时代，这种“虎门销烟”式的方式很容易得到响应和赞许，事实上，这样的方式一直延续到2005年左右才逐渐在中国消弭。

    这场“火烧温州鞋”事件迅速被多家媒体报道，所造成的影响也波及全国，许多地区的工商执法部门都开始对温州鞋进行查缴。许多温州制鞋厂在产品大量被扣、被没收、被退货的情况下倒闭，剩下的也都岌岌可危，不幸的是，这种信誉危机甚至波及到了一些认真经营的正规企业，甚至连别的行业也被祸及，令扬名已久的温州商人全体蒙羞蒙损。

    日后创办了奥康集团的王振滔，正是这些被祸及的温州商人中的一个。“火烧温州鞋”的时候，他正在湖北武汉一家国营商场里承包了一节柜台，专门代理销售温州皮鞋。在“火烧事件”发生之后，民众的愤怒情绪也迅速波及到了武汉，很快，武汉电视台就播发了一则倾向性很强的报道《武汉市民脚踏30万温州纸皮鞋》，这样的标题自然令武汉市民萌生了一种被欺骗的感觉，对温州皮鞋乃至温州商人无不怒火中烧。不过，王振滔却不认为他会有什么危险，因为在来到武汉的一年里，他一直认真经营，耐心提供服务，甚至非常细心地记下顾客对皮鞋款式、尺码、颜色、质量的意见，深受武汉市民欢迎，他半个柜台的销售额，要比商场10个柜台的销售额都高。

    可惜的是，王振滔还没能躲过这场信誉危机，在一天傍晚，武汉市工商局执法队的人突然冲进商场，在没有任何解释的情况下，将王振滔柜台以及仓库里储存的20多万元货物悉数查抄。然后在长江边以5元一双的价格，限量每人一双向市民处理这些皮鞋。王振滔后来回忆说：“前来抢购鞋的队伍，从码头一直排到市区的公路上”。拥挤的人群几乎失去控制。

    很明显，如果王振滔的皮鞋是假冒伪劣产品，那么大可以像杭州那样集中销毁，但工商部门却偏偏选择了公开销售，这反过来说明自己的鞋子根本没有质量问题。自然也就不应该遭到这样的不公正对待。于是，气愤难当的王振滔决定申请行政复议，这场“民告官”的官司足足打了半年，处理结果是工商局承认处置不当，王振滔获得了2000元售鞋所得，而他的损失却要几十倍于此。

    中国商业界，在这一年还有一个值得记取的事件是：在这一年的广东，当地政府为了与港澳实现移动通信接轨，率先建立了900MHZ模拟移动电话基站。很快，移动电话开始在大陆流行起来，这种早期的移动电话厚实笨重，形如砖头，重量通常逾斤，除了打电话之外再无其他功能，而且通信质量奇差无比，常常需要大喊大叫，它的电池巨大，却仅能维持30分钟的通话时间，然而尽管如此，拥有一部这样的移动电话，仍然是有钱难求的事情——它的公开价格就已达到20000元，却必须要托关系求人才能买到，最后的售价往往达到四五万元。由于它的庞大身躯，加之使用它的人大多数是那些极富财力的企业家，因此这种笨重的移动电话获得了一个非常具有炫耀意味的名字——“大哥大”。

    除了“大哥大”之外，中国人还在这一年见识了另外一种通讯工具，这是一种基于无线电技术的寻呼机，专门用来接受无线电寻呼系统发来的消息。和移动电话不同的是，它只能接收无线电讯号，不能发送信号，因此是单方向的移动通信工具。这种机器外形小巧，大不过一包香烟，可以方便地放在口袋，当然，和拎在手中时时炫耀的大哥大一样，最流行的方式是把它挂在腰间。上海早在1983年，就开通了第一个模拟寻呼系统。在几年之后，这种会发出“噼噼”声的小机器，成为了中国人最时髦的通讯设备。而日后以手机制造而知名的摩托罗拉，在进入中国市场的时候，正是以这种产品为契机的，凭借着寻呼机，摩托罗拉在十年时间内，成长为世界最大的无线电通讯产品制造商之一。

    就在“大哥大”和BP机风靡中国的同时，这一年的11月12日，肯德基在北京前门开出了它在中国的第一家餐厅，它那时的名字叫做“肯德基家乡鸡”，在开业当天，排队前来购买一块原味吮指鸡的顾客、看热闹的闲人，以及维持秩序的公安人员把现场围得水泄不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家肯德基都会维持这样的火爆场面，有趣的是，甚至在礼拜天的时候，这家拥有三层小楼的餐厅还会包场举办婚礼，这在今天听上去有些荒唐，但在那个时候却是一件相当有面子的事情。

    这一年的中国家庭，忽然开始流行在墙上粘贴壁画，内容一般有热带岛屿、沙滩、椰树、太阳伞或是西欧田园一类的风景，然后用两指宽的金色塑料条粘在墙上；在另外一些稍微富裕的人家，则开始把住宅重新装修，一般会在棚顶装上各色彩灯、塑料葡萄藤，在四周遍贴壁纸，让自家客厅看上去形似舞厅或宾馆大堂，这些举动在今天看起来很可笑，但在当时却是时髦的象征。它很好地说明了一点：通过这种对“豪华”环境的模仿，中国民众越来越不避讳自己对财富的追求，这些似曾相识的场景，至今仍然值得我们反复品味，因为它们的出现，曾经把中国人的生活引向一个全新的境界。

    1987年的中国，便是这样一副样子：政治气味在人们生活中变得越来越淡，人们开始不再对政治热心，取而代之的是对致富的渴望，以及享受更多、更丰厚物质条件的期盼，几乎所有人都清楚地弄懂了改革的思路，唯独缺少的是发财致富的方法和门路。

    7月份，北京旅游局向市委市政府写报告，要求能够向普通公众开放天安门城楼，为了能够让1988年的“北京国际旅游年”一炮打响，中共元老薄一波之子，时任北京市旅游局局长的薄熙成发起了这一次申请，从报告递交上去到获得批准，只有三个多月的时间。他日后在接受《北京日报》采访时说：“从中央到北京市，对天安门城楼开放的态度都很统一，也很坚决。各个环节都非常顺，基本没有遇到什么阻力。”

    几个月后，一位75岁的退休老职工成为了第一个普通的登楼人。一年之内，天安门就接待了60万人次的游客。今天我们或许无法感受这种变化所带来的心理冲击力。但在那个时代里，这座城楼却是被作为权力符号的核心而存在的，它高高在上，就像是一扇大门，将公众与权力阶层隔开，让绝大多数人只能从远处眺望这个权力中心的符号，而当一个权力中心一步步脱茧为一个普通的旅游景点，将政治象征与商业联系在一起时，人们才可能真正地体味到改革开放的意义所在。

    即使在被认为是计划经济“最坚固组成部分”的医疗系统，也有许多人脱离体制而去。在哈尔滨，一个名叫郭立文的47岁中年人，在这一年选择辞去了国营公职，靠两万元人民币创立了一个“哈尔滨磁化器厂”，在1992年，它成功地被重组为哈慈集团公司，日后风靡大江南北的“哈慈五行针”，正是哈慈集团最重要的产品之一。

    在四川，成都武都路上出现了新中国第一家典当行，这家名叫“华茂典当服务商行”的典当行，被新华社的报道定位为“新中国第一家为企业生产和人民生活提供典当服务，帮助顾客取得资金以解燃眉之急的新型当铺”，而在此之前，无论是在舆论宣传还是文学作品的描述中，都将典当业定格为阴森的盘剥者形象，在建国之后的岁月中，它都是旧时代里民众贫苦生活的象征性隐喻。

    事实上，当一年之内，成都又有三家典当行挂牌注册挂牌后，有关典当业“姓资姓社”的讨论就又成为了喧闹一时的话题。不过有趣的是，在经营了一段时间之后，反对的声音自动地闭上了嘴巴，因为人们发现，这实际上是一个“当富不当穷”的行业，以旧衣服、旧家具换两吊钱买米的场景，注定只能封存在小说和电影里，典当行只接受汽车、家电、首饰、名烟名酒，当然，炙手可热的批文在这里也是大受欢迎的，而数年之后，房产证与土地许可证又成为了典当业里新的宠儿。

    这一年的9月18日，那个以“一把抓”而闻名的全国劳动模范，北京百货大楼售货员张秉贵在北京逝世，他以优秀的服务质量，良好的服务态度，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都被当成中国服务行业的典范。他在去世之前多次被授予“优秀共产党员”、“劳动模范”这样的称号，并且多次当选全国人大代表，在他病重期间，甚至享受了被国家领导人探病的“殊荣”。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中，他始终与荣誉和回忆相伴。一年之后，北京市政府在王府井百货大楼门前，竖起了一座张秉贵铜像，永远站立在闹市之中的张秉贵，就像是一段岌岌可危的记忆，随时可能被人遗忘。

    张秉贵的逝世，很大程度上竟像是一个时代的终结，在过去的几年里，那些国营的商场、商店，表现得越来越无所适从。最重要的原因倒并非来自于商品匮乏、环境陈旧，而是这些国营企业内部的人心涣散，多年以来“吃大锅饭”的环境，让越来越多的服务业从业人员，早已丧失了积极性，类似于张秉贵那样的优秀服务员，几乎只存在于人们的回忆之中；没有人愿意在再老老实实地专注于自己的本职工作，几乎所有国营商场的营业员，在规定的八小时上班时间里懒散度日，用恶劣的态度面对顾客，争吵、辱骂甚至殴打消费者的事件也屡有发生。迟到、早退、旷工更是家常便饭，许多商场在下午五点就准时关门，中午则同样要关门两三个小时，因为“营业员们要吃饭，要睡午觉”。

    如果说，在改革开放的最初几年，这样的情形还能够被人们容忍，那么当改革进行到第九个年头的时候，特别是当许多中国人开始有了一点钱，见识了一些世面之后，国营商场、商店，乃至澡堂子、理发馆的恶劣服务质量。便如鲠在喉，不吐不快，日后几年里，国营商场的纷纷破产，以及后来横空出世的亚细亚的成功，都说明了一个问题：私营经济带给这个社会的绝不仅仅是财富的多寡，它同时也成为了一种传播新观念的渠道。

    在这一年的社会上，广为流传这样的民谣，主要内容都是指向发家致富的，例如“摆个小摊，胜过县官，喇叭一响，不做省长”，“手术刀不如剃头刀，造导弹不如卖茶叶蛋”、“老大（工人）靠了边，老二（农民）分了田，老九（知识分子）上了天，不三不四赚了钱”。

    很显然，当私营经济发展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时，所有的价值观都将被重新建立起来。当然，对于当时的人们来说，绝少有人能够意识到这一点，因为每个人都在急于寻找发财的门路。在当时的广东，搞第二职业的“炒更大军”已经成为一种潮流，据资料显示，在当地的政府公务员和事业单位职员中，从事“炒更”的比例已达27%。在那一年，当春节即将到来的时候，人们真正愿意关注的，是自己究竟在这一年里赚到了多少钱，除此之外，大概也只有春节晚会的节目，才能打动人们日益躁动的内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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