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朝阳，1986年
在这一年里，一项并不算新颖的运动突然开始在中国流行起来——台球。不过，它既不是代表了绅士运动的英式斯诺克，也不是代表美国酒吧文化的美式9球，而是一种打法相对简单的中式“16彩球”。在许多城市乃至乡镇当中，几乎是一夜之间，就冒出了许多台球厅，连路边小吃店、小修车厂都会放上一个台球案子，用砖头垫平供顾客娱乐，于是随处可见的场景是：夏日夜晚的街头上，两个赤膊的人手执球杆绕着球案奋战不休，另一群赤膊者则在一旁饶有兴味地围观，并且跃跃欲试。相当有趣的是，在某种意义上，此时的中国经济也与这种场景有很大的相似之处：有相当数量的人在商海中流击水、浪遏飞舟，更多的人则眼红耳热、摩拳擦掌，随时准备捕捉机会一展拳脚。
两年前，来自中南海的声音已经宣布，改革重心将由农村转向城市，这个声音还一并宣布，要“为城市乡镇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的发展扫除障碍”。正是在这个声音的号召下，两亿城镇居民的内心深处波涛涌动，他们就像经历了一次心理革命，或是一场思想启蒙运动，在他们的眼中，贫穷和压抑再也无法容忍，于是，人们开始名正言顺地追求富裕，追求新生活。
浙江台州的邱继宝，无疑是这些人当中的一个。和许多当年的下海创业者一样，他有着非常卑微的少年时代。由于家境贫寒，15岁的时候，他就不得不弄了辆自行车在大街上四处载人拉客，那时文革刚刚结束，这样的行为还不能被容忍，于是小邱很自然地被连人带车抓了起来，送到所属公社关了三天。
出来之后，走投无路的邱继宝跟着几个老乡一起闯了关东，在冰天雪地的东三省给人修鞋为生，一呆就是三年。在1984年的春节，回到浙江的邱继宝从朋友那里得知，有一家上海的街道工厂需要缝纫机零件，于是小邱暗自认定这是个机会，便租来一台车床，用了五天六夜的工夫做出十几套缝纫机零件，拿给街道厂居然符合要求，这让邱继宝一下子看到了一丝成功的希望。
拿着积攒下来的钱，邱继宝把生产队的会计室租了下来，又请了几个人，淘腾来车床等生产设备，竟然不声不响地办起了一家缝纫机厂，取名“飞跃”。凭着一些机床、手锤、电钻等简陋工具，居然真的造出了缝纫机。谁知道有了产品，却没有商店愿意替他销售，为了把东西卖出去，邱继宝背着一台缝纫机机头，找到上海第一百货商场的经理，要求只有一个，就是允许他的飞跃缝纫机在上一百的柜台内展示。
在那时候的上海，私营企业的产品是无法进入国有大商场的，最多可以在供销社一级的小商店售卖，直到1991年的时候，上海市仍然下发287号文件，明确规定私营企业的产品“一律不得进入南京路、淮海路的大店名店”。因此，邱继宝这个请求实在是有些异想天开。然而出乎意料的是，软磨硬泡了三个小时之后，商场经理竟然同意了。商品上柜那天，邱继宝早早赶去，还郑重其事地为飞跃缝纫机设计了一段广告词——飞跃是农民生产的缝纫机，性能和质量都是农民品质的体现。
在当时，邱继宝的认真是很有道理的，作为社会主义产销体系中的重要环节，当时的商场无一不属于国企，对于消费者和供货商的态度都难以想象地恶劣。在那时，无论是外国资本还是私人资本，都还没有涉入到这个现金流很强的行业中来，此前在这个领域中取得成功的，只有那个承包了“华东商场”的吴志剑，而他的所谓成功，也只不过是做出了几次成功的销售，距离真正的零售业企业经营，还有相当大的差距。这种情况将在今后的几年内仍然存在，直到一个名叫王遂舟的转业军人在河南郑州开创了“亚细亚”后，中国的百货零售业才算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
在这一年里，一件值得记录的事情是，中国首次宣布允许私人拥有汽车，在11月，中国第一辆“Z”字私人自备车牌照代码0001号在上海诞生，从此之后，中国的私家车一发不可收拾。①
①：有趣的是，由于“沪AZ”代表的是中国第一批私家车的牌照，因此在今天格外受到人们的青睐，在上海，一个数字稍稍靠前的“沪AZ”牌照，竟可以拍出百万元的高价。
第一批拥有私家车的人里，大部分仍然是为了跑出租，极少有自用者。因此，价廉物美的“菲亚特”、“天津大发”等低档车最受人们的追捧。自1984年，天津汽车制造厂从日本引进技术生产出第一辆大发微型面包车之后，短短几年时间内，这种结构简单，既能拉人、又能拉货的小面包车，迅速地成为了中国北方诸多城市的一道风景，在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的京津等城市公路上，这种黄色的“蝗虫”四处皆是。而“要发家、买大发，发发发！”这样的广告语，更是无比贴近国人的内心，仅从字面上看，大发车席卷全国的火爆态势就已经注定了。
据时任天津汽车制造厂厂长的赵家良回忆：“在当时，毗邻车厂的南市旅馆街住满了要买‘大发车’的外地人，市场是完全供不应求。”在那个时候，大发车的出厂价是2.8万元，然而被车贩子三炒两炒，最后竟然可以卖到5.2万的“天价”。
对于一个尚未从贫穷中彻底脱离出来的国家而言，较高的性价比，的确是当时中国人选择私家车的唯一要求。当然，也有那么一些早早富裕起来的人们，在成为了这个国家的财富阶层后，开始追求更高的物质水平。
在这一年里，李晓华已经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奔驰轿车，他大概是中国改革开放后最早拥有豪华轿车的人之一，不过，他很快又把自己的奔驰车送了出去。
接受这位贵重礼物的人叫做赵章光，他来自温州乐清，是一个仅有中学文化的赤脚医生，然而他却有一样神奇的发明——章光101毛发再生精，这种东西可以让秃顶患者再长出头发，因此在国内风靡一时，让赵章光很是赚了一些钱。
李晓华出手如此大方，并不是无来由的。一年前，已经成为百万富翁的他自费到日本留学，并且在那里寻找新的商机。此时的日本，正处在经济扩张的巅峰时期。精明的李晓华很快发现，由于经济发达，日本人的生活水平普遍较高，这个注重礼仪的民族很在意个人形象，因此，赵章光的“101毛发再生精”在那里很受欢迎，只是都是由中国人少量携带贩卖，并没有建立起销售网点，也无法拿到来自厂家的批量供货。
看准了这个时机的李晓华，用自己的奔驰车和重金换来了日本市场的销售代理权，和那些夹带入境者不同，他从一开始就能够获得来自厂家源源不断的货品。因此也就可以获得源源不断的利润。有人因此评价道，李晓华在“101毛发再生精”上赚的钱，甚至要比赵章光还多，日后连他自己也承认，自己最大的一笔原始积累，的确是从这里挖到的。
从这一桩生意上，颇可看出李晓华日后善于抢占市场空白点的经营风格。更重要的是，在此之前，他的商业行为大部分都是片段式的即兴想法，而“101生发精”的运作，却显示出了极强的目的性、在实施的手段上也颇有章法、讲究系统，在很大程度上，李晓华的这一变化，能够代表当时的一个共同现象，即：经历了几年商业社会的磨砺之后，那些有天赋、有智慧、有运气或者有毅力的下海者，开始领悟到商业的基本规律与游戏规则，并且不再满足于只为发家致富的小打小闹，在完成了早期灰色的原始积累后，他们开始尝试着正规的商业经营手段，完成了从个体小商贩到企业家、实业家的转变，所经营的领域也发生了相应的战略性转移。
在随后的几年里，李晓华开始涉足那些利润更丰厚的领域，1988年，由他出任董事局主席的华达国际投资集团公司在香港成立，此时正值香港房地产业低迷时期，楼价大跌，李晓华看出日后潜力，趁机大量收购楼花。果然不到半年，形势突变，买入的楼价一路攀升，李晓华趁机将其卖出，一进一出之间，已然跻身亿万富豪之列。①
①：李晓华对现代商业规律的领悟程度之快，操作之熟练，几乎是同时代下海者中的佼佼者。除了炒楼花之外，另外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他获悉东南亚某地要修建一条高速公路，当地却无人应标。同时，他又获悉在这一地区发现了一个储量丰富的油气田。他将两条信息综合分析，认为此项目有升值潜力，可以投资开发，便毅然夺标而回，日后证明，他的判断实在是相当准确。
就在李晓华热火朝天地代理生发剂的同时，在浙江萧山，却有一对父子在这一年里悲戚莫名，连连遭遇厄运的他们，被迫选择走上经商创业的道路。
1986年夏天，在鲁冠球的万向节厂里当会计的徐冠巨，忽然被检查出来患有溶血性贫血，在当时，那是一种难以治愈的血液疾病，医生因此判断他最多还可以再活10年。于是，为了给徐冠巨治病，徐家在两个月里花光所有积蓄，还负债三万多元。雪上加霜的是，由于供应过剩，徐家一直从事的苗木栽培副业，在这一年里也出现了价格暴跌，徐家的苗圃因此倒闭，彻底断绝了经济来源。
为了还债，也为了给儿子治病，徐冠巨的父亲徐传化不得已出马，拉着儿子搞起了一个手工作坊，产品则选择了当时还很少见的液体皂。徐传化后来回忆说：“之所以干这个，完全是因为资金少，只凑了2000元，生产设备就是一口水缸，一口铁锅。”
于是，父子俩每晚熬夜生产，白天再用自行车运着液体皂到附近的村镇上叫卖，一桶液体皂成本8元，售价14元，每天走街串巷大概能卖掉20桶，两人用收回来的钱购置原料，再投入生产，如此循环往复了一段时间之后，到年底竟然把欠款还上大半。第二年，徐冠巨用他在万向节厂当会计时积累下来的关系，和萧山当地600多个供销社合作销售。生活慢慢变得景气起来，而徐冠巨的病也居然神奇地不治而愈了。
在这一年的1月9日，始终对中国的改革开放报以关注态度的《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发表了一份言辞中肯的评论，它以《中国悄悄的革命》为题目，对中国正在进行的改革进行了全方位的描述。
它写道：“毛泽东去世才10年，邓小平已经使中国重新恢复活力并改变了面貌。邓小平先生似乎是施政方面的最大务实派，他采取行之有效的方法，摒弃毫无成效的方法，根据这种观念，他正耐心一步一步地悄悄改造中国”。继而，报纸以局外人的视角描述道：“改革始于农业，但允许波及非农业领域，农民们被允许用新的财富去开办一些小型地方企业，一个买得起拖拉机的人可以用它为邻里代为耕地。别人则可以去开办一家小饭馆。改革从农村自然地扩散开去，用农业所得创办轻工业，从乡村扩大到市镇及城市。在邓上台之后，工业产量急剧增加。重工业仍由国家经营。但是私人开办轻工业受到鼓励。”
根据这些景象，《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最后给出结论：“这是历史上最悄然的革命演变之一，革命已经发生了，它使中国得到了新的活力，它正在为共产主义重新下定义。”
抛开这个结论不谈，从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所描述的变化，我们倒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看清楚改革的轨迹。事实上，由于城市里的情况要复杂得多，私营工厂是不可能在那里繁衍出来的，我们看到，在改革的前10年时间里，城市与农村分别扮演了不同的角色，前者挟物流、技术以及信息上的便利，孕育了诸多贸易公司与技术企业，而农村则因为体制的束缚相对宽松，拥有了相当程度的工业基础。
直到今天为止，这两股民营经济的力量，都没有能够真正地融合在一起。然而在中国近三十年来的商业史上，它们又曾经无数次地接近，互相提供扶持。在国家几次大的宏观调控中，正是那些城里的“倒爷”和“技术服务部”，用自己的渠道为濒临断血的乡镇企业输送技术与原材料，而后者则为前者提供了维持生存所亟需的资金，这两股看似平行的力量，正是用这种奇特的方式，共同将计划经济的铁幕冲刷得支离破碎。
在《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发表这篇报道后不久，在美国另外一份重要媒体《时代周刊》上，邓小平当选了封面人物，这也是他继1978年重掌权柄之后，再次被这本极具标志性的杂志评为“年度人物”。①为了完成这一期的内容，在去年10月份，《时代周刊》甚至专门派出了一个采访小组，在中国进行了为期五天的采访，并获准与邓小平进行一个多小时的交谈。
在回到美国后，采访小组立即开始着手组织稿件，最后，一篇以“中国的第二次革命”为题的报道，以几乎占据半本杂志的篇幅，对中国已经进行八年的改革，做出了一次全景式的扫描。周刊高级专栏撰稿人乔治丘奇在报道中写道：“仅仅隔几年重访中国的外国人，简直不敢相信他们访问的是同一个国家，丰富多彩的食品自由市场，农村如雨后春笋般盖起来的整洁小屋和充满生机的乡村工业，这些都是他们以及他们的东道主所没有见到过的。”
①：事实上，在最早的“年度人物”的遴选中，并没有邓小平的提名，四位候选者分别是南非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黑人主教图图、南非黑人领袖曼德拉、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美国总统里根。然而在首席驻外记者邓肯的坚持下，邓小平最终得以超越这四位同样伟大的人物。
乔治丘奇的评论很有见地，他在报道中所提到的乡村工业，在这一年里的确表现出生机勃勃的面貌来，如果说在此之前，这种生机还处在一种萌芽状态的话，那么现在它所表现出来的，则是势如迅雷的茁壮成长。
在两年之前，国务院发布通知，在今后的文件中统一将“社队企业”规范为“乡镇企业”，这种改变所包含的意义，绝不仅仅停留在字面上，它标志着，乡镇企业获得了合法的地位，在体制之内拥有一席之地，拥有了基本的权利和尊严，尽管这种地位和权利仍然显得那么卑微，甚至与它的规模和成就不相匹配。
根据全国工商联所编写的《中国民营经济史》中显示：在两年之前，中国的乡镇企业总数实际上已经发展到165万家，拥有劳动力3848万人。而到这一年的年底，乡镇企业的总数已经发展到1515万家，共有劳动力将近8000万，向国家缴税达170亿元，实现总产值3300亿元，占全国总产值的20%强。
当这些乡镇企业活跃了一方经济，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带动当地民众走上工业化、城镇化道路的同时，那些原本雄踞一方，占用了大量公共资源与政策的国有企业，却似乎在不知不觉之间陷入萎靡之中。
在这一年的8月3日，沈阳市防爆器械厂成为了新中国第一家破产的企业，被吊销了营业执照和企业银行账户，第二天，已经上了封条的厂门口两边，各挂了一个小小的花圈。工人们有的在哭，有的则在咒骂，有的呆呆地看着天。事实上，早在一年之前，防爆器械厂就和和沈阳第三农机厂，五金铸造厂一同被选为试点企业，收到了市政府的《破产警告通知》，然而一年过去，这家有20年厂龄的国有企业，却始终没能从长期亏损，资不抵债的局面中扭转过来。在负债达到48万元的时候，它的生命终于被宣告终止。
实际上，沈阳防爆器械厂只是许多亏损国企中的一个，在四个月后，中国的《企业破产法》草案，在北京人大会议上正式通过试行，在一些城市内，甚至专门设置了企业兼并破产服务中心这样的部门。当改革行进到第八个年头时，国有企业不但没能如愿地发展壮大，它们的生存倒似乎已经成为了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在许多政府官员和国企领导看来，国有企业的问题，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私营企业和它们争夺市场与人才，而在原材料、技术、资本等方面，它们是绝对没有能力来和国企抗衡的。那么，如果能够把这些企业变成自己麾下的分厂，那么不仅能够在市场上一统江湖，还可以通过品牌的有偿使用直接获得收益。
在这样的思维下，许多地区的国营企业开始尝试一种被称为“联营”的策略，它的方式是由国企出面，将自己的一些业务转包给乡镇企业，或是出让品牌的使用权，有些国企则为乡镇企业提供科研人员以及技术服务。双方结成所谓的联盟，在市场上同进同退。它并不是一项新鲜的发明，早在项南主政福建期间，晋江那里许多乡镇制药厂就已经采用这样的方案了。
不过，在1986年前后，这种策略却被广泛认为是有效的，那些国有企业并没有动用国家一分钱，每年还可以从乡镇企业那里赚取不菲的销售提成或品牌使用费，而乡镇企业则同样受益，它们不费吹灰之力，就从国营企业那里拿到了想要的全部生产要素，更重要的是，它们可以就此获得公开的身份，在上海，上海市自行车厂发起的联营，其伙伴横跨江苏、安徽、山东、陕西、湖北，这五省一市的14家自行车厂与轴承厂，组成了中国第一个自行车生产集团——永久自行车集团。而上海自行车厂的三分厂，则将“凤凰”这个著名品牌的生产权转让出去，与广西玉林县、浙江绍兴县等地的乡镇企业联营，共同生产“凤凰”牌自行车。
根据学者吴晓波的研究，当时的各级地方政府，无不对联营表现出令人吃惊的热衷，在许多地方，联营企业的多少，甚至成为了当地企业改革是否有进展的一个政治性指标。
一位学者后来评论说：“这是一种非常有趣的思维，像极了水浒传里的朝廷招安，只可惜，国有企业不是朝廷，那些乡镇企业也不是梁山好汉宋江，它们在招安后并不会老老实实地去征讨方腊，它们只会装备一新，然后继续分庭抗礼。”事实证明，这样的评论相当准确，那些被联营的乡镇企业，在得到了品牌、技术、人才、物资和市场准入许可证之后，很快便选择离开，留下的则是更为僵硬、没落的庞大国企躯壳。
那个在浙江玉环农机厂打零工的苏增福，正是这种联营策略的最大获益者。
在折腾了几年之后，敢想敢干的苏增福在上一年被大家推选为厂长，当时这家农机厂的产值，每年大概保持在20到30万的水平，独具慧眼的苏增福看出，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厨具行业势必大有可为，于是他决定涉足压力锅行业，并找到县里，将农机厂改名为“玉环县压力锅配件厂”。
不过，此时工厂想要生产压力锅，实在是一无技术，二无设备，苏增福纵然胆大，却也无计可施。就在此时，“联营”开始风靡全国，苏增福当即决定，也去联营一家国营企业，为自己的厂子找一个技术上的靠山。
苏增福盯上了辽宁沈阳的双喜压力锅厂，那是一家成立于60年代的国有老厂，在1964年造出了中国第一台压力锅，在此后的二十多年里，它一直是国内最大最优秀的压力器皿制造企业。在颇费了一番口舌之后，苏增福终于把自己的小厂变成了双喜的联营企业，承担为其生产配件的任务。在回忆起那段岁月的时候，苏增福感慨道：“当时很难，但正是双喜厂给了我们机遇，做配件挣了点钱，几年之后，我们开始做压力锅。”
在苏增福看来，压力锅的核心技术都在减压阀、安全阀这些零配件上，既然能生产零件，那么造整锅也无非就是多几个生产环节而已。于是在手里有了一点钱之后，他又集资300万元，引进了一条压力锅生产线。不料，锅虽然生产出来了，却不允许到各大商场销售，更要命的是，双喜厂买铝材，可以享受2700元一吨的官价，而他的“玉环厂”买铝材则是1万多元每吨，仅此一项，“双喜锅”只要买五块钱一个就能赚钱，而“玉环锅”则要卖到二十多元才开始产生利润。
无奈之下，苏增福只好又找到双喜厂二次联营，根据协议，玉环厂的压力锅将统一贴上“双喜”的标签销售，可以以双喜厂的名义购买铝材。就这样，苏增福开始了“长工生涯”，不过值得欣慰的是，这一次的联营，让玉环厂可以一手做配件，一手做贴牌，前者供应母厂，不用担心市场，后者上市销售，不用担心技术和原材料。
经过几年的积淀，到1992年前后，玉环厂已经成为“双喜”最大的配件生产商和贴牌生产商，每年的销售额达到两亿元之多，而母厂每年则要从苏增福手中赚走500万元的品牌使用费，甚至超过了它自身的销售利润。这种“子比母大”的局面，让苏增福开始对企业未来有了新的思考，在市场给予的机遇面前，自己的企业却只能充当配角，这自然令苏增福感到相当不满意。于是，苏增福开始不动声色地作出了改变：在生产双喜厂产品的同时，创造出一个自有品牌“苏泊尔”，再用积累下来的渠道，销售自己的新产品。
新产品上市还不到两个月，苏增福这个“挂羊头卖狗肉”的秘密就被大东家双喜知道了，双喜厂的领导们悉数登门拜访，要求苏增福放弃“苏泊尔”，这个条件自然不能被苏增福接受，于是双方由此交恶，玉环厂正式更名为“苏泊尔”，不再生产双喜的产品，而双喜厂则停止所有合作，撤出技术人员，并在它控制的商贸渠道中全力封杀苏泊尔。
幸运的是，苏增福的选择没有出现错误，苏泊尔不仅活了下来，还抢走了双喜的大部分市场份额，到1999年，其市场占有率达到48.65%，2001年则升至53.11%。如今，苏泊尔在中国已经家喻户晓，根据统计，全世界至少已有3500万个家庭在使用它的产品。对此，苏增福笑称：“我这跑龙套的，一不小心跑出了个名角儿。”
从苏增福与“苏泊尔”的经历中，我们不难发现这样的问题，那就是在这种合作或联营中，本来计划周密的国营厂，反而处处失算，在拿到了一些暂时的利益后如同敝履般被抛弃。而那些乡镇企业则变被动为主动，从打下手、做服务到承包经营、品牌共享，再到最后的反噬母体，占据国企的全部市场。这种策略与其说是招安，倒更像是一种“开门揖盗”的愚蠢行为。
乡镇企业与国营企业的利益纠葛大戏，在此后许多年里仍会不断上演，坦白地说，他们之中只有明显的优势劣势，却并没有最终的输家赢家，在乡镇企业的不断进攻下，国营企业阵地全失，而由于政策的偏倚，让这些乡镇企业在未来的成长道路上仍然坎坷不断。
现在，让我们来看一些熟识的老面孔，在这一年里，他们身上所发生的故事，不仅仅是其个人的创业历程，同时也为1986年的商业史提供了许多鲜活的案例。
“傻子”年广久在这一年里折腾出的动静着实不小，在春节前，他忽然琢磨出来一个主意，在瓜子的包装袋里装上现金等物，进行全国范围内的有奖销售，最高的一等奖奖品是一辆上海牌小轿车，这种新鲜的销售手段果然奏效，短短的三个月里，傻子的公司就实现纯利润100万元。
又过了20多天，几位工商局的领导来到了年广久的公司，随身带着文件通知他：“国务院专门发布文件，规定全国有奖销售活动，因为有趁机提价、推销残次商品、欺骗顾客、扰乱市场等行为，而且在食品包装袋里装人民币也不卫生，因此一律废止，你的有奖销售也不能例外。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无疑于晴天霹雳，一下子打乱了年广久的销售计划，令他方寸大乱，那些装好的产品销售不掉，调来的原料堆积在家里，银行的贷款、私人的借款债台高筑，各地的渠道商纷纷退货，让年广久的公司一下子陷入困境，把前一段赚来的利润又悉数填了回去。”
这份“废止有奖销售”的文件是的确存在的，然而在“傻子”看来，这却不过是某些人故意“整他”的招数，在此次活动中血本无归的他，刚刚因为联营的问题，与芜湖市政府搞的很不愉快，联系到几年前自己的遭遇，产生这样的想法也就不足为奇了。
另一个这一年中的失意者，我们将说到吴志剑。在深圳承包华东商场成功之后，这个日后的湖南首富、政华集团总裁格外受到当地政府的青睐，而他家乡常德的市政府，也对这个颇具诚信与经营才能的前政府公务员颇为赏识。
此时的吴志剑已经非当日可比，在得到政府的支持后，1986年，吴志剑把华东商场的老底子清理出来，在常德物资公司和深圳物资公司双方扶助下，成了了政华贸易公司。谁知公司刚刚开业，一位业务员就卷款逃跑，随后又因为涉嫌走私，被罚款100万，政华因此负债50多万元，随即陷入财务危机。
这个时候，或许是吴志剑积累下的诚信发挥了作用，或许是政府官员急于通过吴志剑来取得成绩，或者干脆是他运用了什么不可言说的手段。总之无论是深圳政府，还是常德政府都没有过分追究此事，相反还以异常积极的态度支持吴志剑卷土重来。
在1988年的时候，吴志剑终于等来了他的机会，这一年的7月份，深圳市首次把出租车运营牌照当做商品拍卖，政华公司在政府的支持下，当即拍下28张，日后又陆续从他人手中买到一部分营运牌照，随后组建了“国润”、“奥润”、“运华”以及“安润”等数家出租车公司，最多的时候，政华拥有478张出租车车牌，几乎垄断了深圳市的出租车行业，也正是凭借着手中这笔资产，吴志剑才在后来的金融市场上呼风唤雨，编制着一个貌似神话的谎话。
在这一年里，下海的人数之多，势头之猛，似乎已经超越了人们最初的估量，有越来越多的人放弃了过去固定的生活模式，怀揣梦想投入到更广阔的天地中来。
在这一年的元旦，湖南人梁稳根得到消息，听说市场上倒卖一只羊竟然可以赚30元，几乎相当于他这个大学毕业生一个星期的工资。于是，这位兵工厂里的副处长立刻和几个要好的朋友一起，冒冒失失地辞掉了公职，直奔湘西、常德甚至贵州这些山羊产地。等他们倾其所有，买回一大批羊后才知道，羊的市场行情看涨，完全是因为当地外贸部门取消了一个大合同，过了元旦之后，羊价果然急剧下跌。梁稳根和他的伙伴们赶紧把羊卖掉，亏了一大笔钱。
初次创业的失败，并没能让梁稳根灰心丧气，他随后又倒卖白酒、玻璃纤维、化肥等物资，却又先后败走麦城。直到这一年夏天，他从多种渠道了解到，当时的焊接材料供不应求，而这正好是他大学所学专业。于是，梁稳根拉上贩山羊的老伙伴，东挪西凑了6万块钱，办起了一家焊接材料厂，并从大学请来老师作为顾问。
经过两个多月的实验，材料厂的第一个产品问世，各项指标都达到国家质量要求，并且还填补了湖南省的一项技术空白。靠着这个产品，材料厂拿到了第一笔订单和银行贷款，那一天，梁稳根和他的创业伙伴们欣喜若狂，相拥大哭。日后，他选择进军重工机械制造领域，用了十年的时间，把这家只有四个人的小厂，发展成为今日拥有两家上市公司，年销售额60亿元的三一重工集团。在2010年的福布斯排行榜上，这个木讷的湖南人，已是坐拥370亿身家的第四富人了。
同样在这一年下海创业的，还有今日“红星美凯龙”品牌的拥有者车建新。自幼四处打工的他，在17岁开始学习木工，靠着勤快和聪明，很快他便出师，可以自己出外揽活了。
在西安，车建新参加了一个大工程，为了得到认可，他每天工作十多个小时，累了便在地上铺块炕席睡上一觉。高强度的劳动，让这个正在长身体的少年倍感疲劳，最深刻的感受是“总是吃不饱”，偏偏工地上的饭食又粗糙不已。一次，他在街上买了一个肉夹馍，吃完后想要再吃一个，口袋里却空空如也。在给人打了一年工之后，车建新悟出了一个道理：“给别人打工永远没有出头之日。”于是他返回家乡，把姨夫用来盖房的600元钱借来，创办了一家“青龙木器厂”。硬是靠为人做当时最流行的“组合家具”，一点一点地积攒起100多万的财富。在四年之后，他选择创办了苏南地区第一家大型家具专营商场。从此走上了自己的创业之路。
22岁的求伯君，在两年前从国防科技大学毕业，被分配到河北徐水一个仪器厂上班，在这一年里，他也选择了辞职下海，不过和其他人相比，这位年轻人的下海动机却显得略微有些浪漫。
在这一年的年初，求伯君的单位来了一位深圳大学的实习生，和这位女同学谈上恋爱的他，在10月份去了一趟深圳。在那里的一个星期，尽管在爱情上铩羽而归，求伯君却发现了另外一番天地，本来就厌倦国营单位呆板生活的他，突然发现深圳的世界是那样的美好，什么事物都显得新鲜。他后来回忆说：“当时我第一次听到‘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这让我爱上了那种快节奏。
于是，在回到徐水之后，他决定离开这个封闭的小县城，许多年后，已经是金山公司董事长的他回忆说：“当时满心想的就是出去，单位不让辞职，我不管那么多了。为了尽快出去，户口、档案都不要，先出去再说。”就这样，他揣着几张自己编写的软件程序盘，头也不回地离开了徐水，不过，他并没有南下深圳，而是在中关村的鼎鼎大名号召下来到北京，从程序员开始做起，成为了中国IT界最早一批大佬级别的人物。
很显然，经过将近十年的曲折发展，中国的商业氛围已经日趋热烈，从民间崛起的力量。与国家所进行的基础建设一起，共同开始展现他们的能力，这也为更多的人步入商海，创造了最有利的外部环境，而邓小平在84年南巡中所表现出来的态度，更是进一步推动了下海大潮的出现。
在84年之后的下海大潮中，甚至还夹杂着许多政府官员的身影，不过，他们之中绝大多数的下海，还都处于半遮半掩的状态，我们姑且可称之为“半下海”。因为许多都更像是体制内的一种流动，比如一些政府部门机构改革后编制缩减，于是一些官员不得不被“平级调动”，到国有企业中去担任领导职务，在当时，有一个专门的名词来形容这种调动：“充实基层力量”，实际上，这只不过是原有编制待遇的一种平移罢了。
真正敢于吃螃蟹、做到“弃官”下海的第一人，出现在这一年的浙江温州，在1月，叶康松辞去了温州永嘉县城关镇党委书记职务，随后承包了一片山林，搞起了一个瓯北水果试验场，多年之后，几经周折的叶康松，已经拥有亿万身家，到1997年，其麾下的康龙集团，已经成为了中国大陆地区最大的花旗参进口商。
叶康松的行为，被当时的媒体大加宣传，他本人被称为“弃官下海第一人”，被宣传为“改革的急先锋”，很是风光了一段时间。比起这种“标杆人物”来，原深圳市副市长叶澄海的下海则多少显得有些无奈。
39岁就担任广东省委常委，深圳副市长的叶澄海，是当时全国最年轻的副省级高官，此人为人直率，性格张扬，观念意识在当时的中共官员中均属超前，很显然，这样的个性并不符合中国为官之道。于是在1984年9月份，他忽然遭遇到了自己的“官场滑铁卢”，从副省级被连降三级变成了副处级干部，从广东调任湖南，担任郴州地区经委副主任的职务。
一位密友对叶澄海的评价是：“一个希望能不断证明自己的人”，这位朋友至今仍记得，叶澄海家的客厅里悬挂着一副国画，画上画着两头驴子，两边是一副对联：“历经世间坎坷路，不向人前数不平”。从这种描述中不难看出，当个性强硬的叶澄海仕途不顺的时候，选择下海经商的道路来证明自己，自然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
1984年的5月份，叶澄海自动离职，先后经营了一段时间丝绸服装厂、验钞机厂，中间还去美国、南美地区寻找过商机，又在香港经营果品销售。颇费一番周折却始终无大起色，关于那段日子，叶澄海后来回忆说：“压力实在太大，经常彻夜难眠，借来的钱怎么还？只好想着尽力去做，只要奋斗过了，就行了。”
值得品味的是，就当时而言，正是“官倒”风气最盛之时，那些在官场中拥有人脉和资源的人，不无加以充分利用，凭借于此一夜暴富，而出人意料的人，拥有强大官方资源的叶澄海，却没有任何记录表明他在这方面打过主意，始终老老实实地经营，在几年之后，苍天终不负苦心，叶澄海在美国靠经营果园致富。在1998年，叶澄海携其麾下的香港信立泰药业公司杀回深圳，在深圳开办信立泰制药厂，后来成功上市，成为制药产业中的佼佼者。
不过，在84年之后出现的官员下海热，其实多半来自于媒体的渲染，那些职位较低，没有很好升迁机会的官员，以及像梁稳根那种一时冲动者，在到一些下属企业中担任领导后，往往会被好事者冠以“下海”的名义。其实，这种形式的“下海”，未必来自于一种创业或牟利的激情，它更多地与行政机构改革有关，类似于叶澄海与叶康汉这样的人，实在是少之又少。而真正的官员下海创业大潮，则要等到1992年的时候才会出现。
这一年里，一种叫做“名片”的小纸片，开始在社会上流行起来。除了制造工艺略显粗糙，它和今天的名片并没有任何区别。不过在刚刚出现的时候，却着实风靡了一阵。在那个还需要“单位介绍信”的时代，这块标注了身份的小纸片，在表明了持有者身份的同时，无形中还顺带说明了持有者“有身份”。
有趣的是，在这种东西出现后，随之而来的则是它的泛滥，许多人几乎将自己得过的所有头衔和荣誉都印上去，无论这些东西是真是假。都能够说明人们心态上的一种变化。可以说，在经历了两年的高速发展之后，中国经济又一次地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
如同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在下一年所发表的《改革与新思维》一书所说的那样，“拖延改革就会在最近时期造成国内局势的加剧，直截了当地说，这种局势包藏着发生严重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危机的威胁。”此时的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势不可挡，绝不可能再停下来。而在商品经济涌动的热潮中，人们所表现出来的种种非理性行为，却又是政府所无法容忍的。
在这样的形势面前，《人民日报》的三位记者，于一年之后联合发表了长篇政治观察文章《人民改革的历史方位》，根据他们的观察。中国的社会将会很快进入由温饱型向小康型转轨的时期，在那时，人均GDP将会进入到400到1000美元的区间，这个时期和区间，将会是一个社会的不稳定期。
后来成为政府高级智囊团一员，时为复旦大学副教授的王沪宁，独到地将这一时期称为“发展中国家的政治不稳定”。在他看来，凡是出现这一时期的国家，往往会伴生出许多不稳定的社会现象，例如民众的改革期望上升，消费欲望膨胀，社会体制和经济体制却相对落后，国家对于经济的宏观治理能力，远远跟不上迅速衍变的产业形势。
事实很快便会证明，这位32岁副教授的分析相当准确，在越来越快的改革进程中，每个人都会对自己的生活状况产生更多的期望，对物质有更高一层的要求。很明显，在这样一个转型的时代，人们的价值观也发生了改变。当财富成为了人生中最重要的追求时，社会财富分配不公就很容易导致人们对政治体制的不满，而这种情绪则极容易被引导成为大规模的思潮。事实上，此时的东欧诸国，也正经历着同样的经济改革，正是不同利益群体的摩擦和碰撞，最终导致了政治制度的全面改革。
对于中国来说，这种政治性的变革几乎未曾发生，但由经济变革对中国社会造成的制度冲剂与阶级分化，却是每一日都在发生着的。在政府的政策扶持或直接帮助下，一批民营企业家早早崛起，成为了这个国家最早的一批财富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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