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里称：“原来海南行政区党委的书记雷宇，我不认识其人，我去过海南一段时间，接触到相当部分干部、群众，对雷宇众口一词，评价非常高，雷宇在海南毫无私心，在汽车事件中，他没侵吞一分钱，海南汽车事件非常复杂，他主动承担责任，在海南改革开放中，他做了很多有益的探索。干部、群众非常怀念他，要为他建‘六公祠’。
陆定一对雷宇的评价并非虚妄，事实上，雷宇本人的手中并没有批出一辆汽车，悉数是他的副手孟庆平所为，他本人在热潮中也没有倒过一辆汽车、没有受贿一分钱。后者则在1998年因贪污而受到司法处理。
坦白地讲，在这一次汽车事件里，海南省进口的汽车，都是正式文件批准的，因为海南当时确实有这个权力，而且，进口的汽车100%都缴了税。在雷宇看来，政府得益并不多，都流散到社会上去了，实际上是方便了老百姓，因为当时政府实在过于让利于民。”得到的唯一好处，是等于给全海南岛的干部群众上了一堂最实际生动的商品经济教育课，把他们的脑袋洗了一下，不然干部群众怎么知道对外谈判，怎么知道签订合同，怎么知道汇率差。“数年之后，海南兴起的”海南热“，实在不能不说与此大有关系。
从雷宇卸任的那一天起，他就成为了海南人最敬重和最尊敬的人物和之一，这既来自他在”汽车案“中所表现出来的清白，也来自他在过去几年里的政绩与官声，在任职期间，雷宇将岛上所有”右派“悉数平反，三年里亲手批复了5000多封写给他的人们来信。在1984年，中央决定不给予海南在天然气矿藏利用上的照顾，雷宇在会议上公开顶撞道：“我不是海南人，不怕被打成地方主义。海南资源严重缺乏，如果在天然气利用上不对海南适当照顾，海南群众的感情都很难通得过。大家听说过吗？海南群众流传一句话：‘宝岛宝岛，拿走的是宝，留下的是草。’”
雷宇在海南的官声之好，直到今日仍然有人怀念，记者朱健国就曾发现：“无论到什么单位采访，一提起海南今日的巨变之由，人们首先说，这真是多亏了雷宇啊。”
雷宇的所作所为，在中国的改革开放史上留下了一个能吏与清官的背影，而他的上级，时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的任仲夷，则在历史上留下了更重的分量，很少有人能够像他那样，在历史的转折点到来的时候，预见到未来的方向，并引领着一个地区乃至整个中国前进。
在66岁的时候，任仲夷由辽宁奉调入粤，不久之后，他就获得了一个绰号“任你胡来”。原因是他率先在广东放开物价，使得国内流通领域里原本十分匮乏的商品物资纷纷流向广东，周边几个省份都惊呼“广东是特区，我们变灾区。”这种对全国铁板一块计划经济的冲击，让当时中央高层里的保守势力震怒不已，胡乔木甚至严厉斥责：“任仲夷还算是共产党员吗？”
在任仲夷看来，很多政策其实都是陈规腐制，想要迈出改革开放的步伐，就必须善于变通，他对此有自己独到的解释，“变通”好比“变压”，执行上级政策要根据情况把电流进行变压，使之适合需要。在当时，一位名叫郑炎潮的研究生写了一份论文《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私营经济》，任仲夷看到之后兴奋地批示道：“个体经济蓬勃发展是不可阻挡的趋势，只能扶持不能压制，得为他正名，就叫私营经济，让它发展壮大。
任仲夷对私营经济的保护和支持，并不仅仅体现在口头上，他给广东治下的蛇口、深圳两处特区以很大的权限，让袁庚、梁湘这两位改革力将得以放开手脚。在空气最紧张的81、82两年，他坚决不让广东就改革开放问题展开大讨论，从北京开会回来始终缄口不言，后来他回忆说：“中央领导的发言很重要，但回去传达时不可能讲这么多，有些话不宜往下传达”。
1982年，广东地区走私泛滥，中央保守派趁机借此发难，任仲夷不得不写下了生平第一份检讨书，即便如此，他仍然对下属干部讲：“只要没往自己腰包里装钱，而是按省委部署抓工作，出问题主要由我负责！”
在1985年后，饱受攻讦的任仲夷退居二线，到“中顾委”当了一名顾问委员。据说，他在接到通知的时候曾放声大笑：“我终于安全着陆了！”的确，比起老部下雷宇，以及“治闽不严”的项南，他实在要幸运许多。
学者余英时在《戊戌政变今读》中说：“80年代出现了两股改革力量，一股是执行个挨个开放政策的党政干部，他们的处境和思路，很像清末自强派，是所谓‘体制内’的代表者；另一股则来自知识分子，特别是青年学生”。按照这样的思路推断，任仲夷、雷宇等人，都是前一类人的典型代表。
毫无疑问的是，在中国的商业史上，这些人的名字是无法绕过去的，华南地区、珠三角流域的私营经济，在日后所展现出来的发达繁盛，皆离不开这样一批具有改革精神的官员。刚刚打开大门的中国，对新事物、新思维总是表现得异常警惕而敏感，而像任仲夷、项南、雷宇、梁湘、袁庚这样一批官员，则运用自己的智慧和勇气，在重重教条中寻找依据，在成规中探求突破，他们就像是一个个园丁，在不断的质疑甚至责骂声中精心呵护着改革的成果。
可以说，这些在改革开放初期所出现的官员们，既能够保持旧岁月中的朴素面目，同时又拥有相当超前的改革意识，是无愧于“清官”与“能吏”这类称号的。
在担任了四年广西自治区副主席后，雷宇在1996年主动辞职，他自己的说法是：“我是副主席，那个成克杰是主席，我跟他搞不到一起。”实际上，雷宇在上任的第二周，就有人判断他“在广西干不长”。因为他的讲话是“他们没有讲过的，也是讲不出来的”。
退下来之后，他说：“我太累了，不需要给我另行安排任何工作，我将好好读书，研究问题，并照顾我96岁的老母的起居，尽一点为儿之责。”
1997年．项南去世，有人为他立传，书名为《敬畏人民》。
2005年11月，任仲夷去世，在生命最后的几年里，任仲夷最大的心愿，是希望中国尽早启动政治改革，早日实现民主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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