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着感觉走，

    紧抓住梦的手，

    脚步越来越轻越来越快活。

    ——苏芮：《跟着感觉走》，1985年

    6月份的一天，67岁的福建省省委书记项南，正在省委大院中困坐愁城，从6月16日开始，他就身不由己地卷入到了一场风暴当中。

    在过去主政福建的四年里，项南一直有着相当好的口碑与官声。他领导下的福建，在这四年大行改革，在给一批冤假错案平反的同时狠抓经济，先是将“包产到户”责任田彻底推广，还力主扩大厦门特区范围，引进外资技术、今日的厦门国际机场，正是由他拍板向科威特借来低息贷款建成的。为了支持乡镇企业的发展，他甚至公开宣称：“要把乡镇企业看得比亲儿子还要亲！”在这四年里，福建成为了中国经济迅猛增长的一个标志，以至于许多人都不得不承认，在项南任职期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福建省发展最好的时期之一。

    和大多数官员不同的是，这位出身革命世家的项书记并不严肃刻板，相反，他是一个学识超群，见解不凡、谈吐风趣同时又雷厉风行的人。①因为这种魅力，项南折服了许多人，在生前就被尊称为“项公”。一个来福建参观采访的美国记者团，在听完了项南一次精妙绝伦的演讲后，不无钦佩地说：“如果您是美国公民，我们一定选你当总统。”

    很显然，在当时党内改革派和外国观察家们看来，项南的确是暮气沉沉的官僚队伍中不多见的奇葩，以至于美国的政治评论报纸《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发文评论说：“中国福建出了一个清新的官员”

    ①：项南的这种个性，从他起草的一份《福建日报》社论就可以看出来，这份社论从头到尾只有134个字：“有些案件为什么长期处理不下去？今天本报又公布了两个重要案件。坏人受到揭露处理，这很好，有些问题群众看的很清楚，干部也有很多议论，问题的性质已经非常明白，但是就是处理不下去，而且长期处理不下去。为什么？一是自己屁股有屎；二是派性作怪；三是软弱无能。你这个单位的问题长期处理不下去，算哪一条，不妨想一想。”

    项南的霹雳行事与改革意识，无疑给萎靡了多年的福建带来了活力，从到任那一天起，他就坚定地发展福建当地的私营经济，对此他曾经这样说：“福建2500万人究竟怎么才能很快富起来？农业，工业都不能很快见效，那么出路何在呢？出路就在发展社队企业上，大搞多种经营。社队企业是我们希望之所在。”而当中央政府进行宏观调控，对私营企业进行整治清理的时候，项南又多次在各种场合表态：“社队企业究竟是上还是下？我说是上，要坚决地上，勇敢地上，要排除一切阻力往前冲！”

    对于福建来说，项南的开明无疑是莫大的幸事，但是这种开明在搞活了福建当地经济的同时，也给一些灰色甚至违法的经营行为留下了生存的空间，着眼全局的项南不大清楚的是，就在他亲手扶植、集中了福建大半民营制药企业的陈埭镇里，竟然会成为制造假药的源头。

    这场风暴是由一篇报道引起的，在这一年的6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新闻报道《触目惊心的福建晋江假药案》，报道中称：福建晋江地区假药工厂生产100多种假药，总数10万多箱，销售额3500多万元，参与制售假药者1000多人，此外还伪造了卫生行政部门的药品审批文号105个，除此之外，当地私自印刷税务发票，私自制刻公章、许可证、执照等行为异常泛滥。

    从1980年开始，这里在改革开放的影响下，出现了一些由当地农民创办的食品工厂，在经营了一段时间之后，便慢慢转向了利润更大的药品领域，这些工厂主找到各地的医药公司，开始的时候以馈赠电子表、自动伞等物品来敲开大门，后来则发展到现金行贿，目的是打入“公费医疗”这个特殊的渠道，享受唾手可得的丰厚收益。

    根据新华社记者后来的报道：“它们用低劣的银耳加上白糖，制成‘降压冲剂’、‘理肺冲剂’、‘益肝灵冲剂’等假药，假药厂大部分是农民集资合办的，它们没有制药技术人员，没有质量监测机构，也没有任何现代意义上的制药设备，使用的全部是简陋的炉灶、铁锅、竹器等原始工具，厂房则多为农村的旧民居，苍蝇乱飞，垃圾成堆，包装桌上积满灰尘。这类药厂是怎么取得合法地位的呢？手续倒是很简单，只要到村、镇挂个户头，村镇抽取产品销售额的1%~2%，就可以得到银行账号和公章了。

    所有人都清楚制假贩假的不道德，充当执法者角色的政府就更是清楚这一点，但是架不住制药工业利润丰厚，像这样的”假药工业“则更是一本万利，于是为了发展地方经济，当地各级政府都采取了听之任之的态度，早在1983年的时候，假药案就曾被披露出来，而福建省卫生行政部门却只发了一纸公文了事，这样的态度无疑更加纵容了制假者。于是，到这一年为止，晋江陈埭镇的45家制药企业中的大部分均开始大肆制假，为了能够获得一个堂皇的身份，晋江人甚至还远赴外地，找到那些濒临破产的国有药厂合作，以联营的方式获得药品批号，疯狂生产伪劣药品。

    在《人民日报》发布了这则消息之后，事态才真正被激化。中纪委甚至专门为此发布公开信。难能可贵的是，项南面对沉重压力仍能指挥若定，嘱咐晋江地委书记”沉住气，大胆领导“，以免地方经济蒙受更大损失。出人意料的是，这样的态度却被当时的保守派认定为”态度不好“、”对抗上级“、在当时全国媒体铺天盖地的报道下，这一事件已经被渲染变形。后来的事实证明，尽管刊发在第一媒体上，但这篇报道却并非完全符实，所谓的”晋江假药“，并非涵盖了晋江所有地区，仅仅是当地陈埭镇涵口村的数家企业。而项南却因此背上了”治闽不严“的罪名，不得不黯然离任。①

    ①：项南的下台，有着更深一层的原因，当时党内的保守一派，对于项南在福建的改革精神与开放思路早已不满，曾经不止一次地与其发生争论。例如一位”权威理论家“对于晋江一案的实情并不了解，却对处分项南格外有兴趣，甚至于在会上大声质问：“为什么不处分项南？”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项南在接受了撤职、警告的处分之后，却并不认错，直至去世也没有在处分决定上签字。

    客观地说，1985年的中国经济，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受意识形态的左右，那种保守的思维甚至在许多时候还有所回流，因此在面对新环境、新事物、新制度、新思维、新策略的时候，总是习惯于用包含政治的眼光分析问题，并且习惯于用行政手段来解决问题。这使得政府的一些决策和声音有时是那样的粗暴和可笑。

    在这一年的1月，在中央改革派力量的力主之下，大亚湾核电站的营运合同终于签订。确定向法国引进核设备，向英国引进常规设备，并由两国的银行向中国贷款40亿美元的方案。在早些时候，这个“向外国人借钱”的方案一度被斥之为“卖国”，因为40亿美元的贷款额，几乎相当于总投资金额的90%。

    大亚湾核电站的例子，其实只是1985年里中央政策的一个缩影，尽管改革已经进行到了第七个年头，但在真正能够左右这个国家命运的决策层当中，保守的声音仍然时常占据上风，于是像项南那样的一省封疆大吏，便往往会在一些经济事件爆发的时候，成为保守派攻讦的对象。

    这一年的年初，河南洛阳市的407厂新买了两辆汽车。这让工程师王铭利很感兴趣。

    两年前，他结束了援藏工作，被安排到这家只有编号没有名称的兵工厂里，担任工程师的职务，由于拿不到产品订单，407厂的生产线只能开动一部分，王铭利整天闲得无聊，就到处找人聊天。现在厂子里居然买来了新车，他自然兴致勃勃地跑去看热闹。

    直到很久之后，王铭利还清楚的记得，那两辆车一辆是丰田“子弹头”，另外一辆则是3升的皇冠，两辆车总计花了10万不到。后来他回忆说，尽管走南闯北，却还没有见过那么高级的轿车，让他最想不到的是——“这车里居然还装了空调”。唯一想不明白的事情是，在当时，想要弄一张进口汽车批文是非常难的，即便是407厂这样有一定行政级别的军工企业，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于是，他向趾高气昂的采购员讨好地问道：“这么高级的车是从哪里搞来的？”很快，他得到了一个简短的回答——海南。

    在一年之前，隶属于广东省的海南成为了开放特区，这要得益于邓小平在1984年南巡后所做出的决定，然而，尽管已经“对外开放”，但贫穷而落后的海南却实在不具备招商引资的条件。在1984年，海南岛的财政收入只有2.85亿人民币，用当时行政区党委书记、公署主任雷宇的话说，“这些钱连开工资都不够，连征兵写标语买宣传纸的钱都没有。”财政紧张到这种情形，自然也就没钱来修公路、没钱通电通水、通邮政、通电话，投资环境一穷二白，自然也就没法吸引投资商。

    一心想让海南发展起来的雷宇苦思冥想，终于被他翻出一份文件，那是拿不出多少财政拨款的中央在去年4月份，给予海南的政策补偿。在这份名为《加快海南岛开发建设问题讨论纪要》的11号文件中，有这样的字样：“海南行政区可以根据需要，批准进口工农业生产资料，用于生产建设；可以使用地方外汇留成，进口若干海南市场短缺的消费品（包括国家控制进出口的商品）。”尽管这些进出口物资和商品只能在海南境内使用和销售，不允许向区外转销，但雷宇还是感到狂喜不止，只要有政策，就不愁找不到赚钱的门路。

    雷宇的狂喜并不是没有道理的。在当时的深圳、蛇口特区里，靠进口国家控制商品来赚钱的公司，早已经不是什么特例了，比如在上一年里成立了“现代科教仪器展销中心”的王石，在这一年里就靠着进口批量设备大发其财，而一些贸易公司甚至还租用空军运输机来形成速度优势。那么，在雷宇看来，只要能够尽快让海南发展起来，多多少少做一点不那么“循规蹈矩”的事情，也不算是太过分。

    当时，雷宇在心里盘算过，既然要冒“违规违纪”的风险，那么就要选择那些能够尽快完成原始积累的项目，当时深圳等地的“倒爷”们最普遍的选择是家电和办公设备，而最赚钱、销路最好的则是进口汽车，相比之下，它的批文难度也是最大的，那些能弄来汽车批文的倒爷，无不被视为最有能力，有“背景”的人物，在商业圈里会得到格外的尊敬。不过，对于一个有享有特殊政策的政府来说，这种事情只要动动手指就可以了。

    雷宇后来回忆说：“当时的打算是进口两万辆，每辆加价一万，赚上两个亿就行了。”有了这笔钱，海南就可以把生活设施和工业基础设施都建设起来，“后面的事情就好办得多了”。让他没想到的是，他能够选择是否把这道口子打开，却无法选择究竟它究竟有多宽。

    从1984年6月份开始，海南便挤满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商人、供销员、倒爷，他们来到偏远贫穷的土地上，为的只是一件东西——汽车批文。在当时，一张进口汽车的批文足可以买上万元，无疑最受人追捧，但是却必须由国务院直接审批，现在海南居然敞开发放，这种白白发财的好事，“连傻瓜也想的明白”，这也自然让整个海南都陷入到一种狂乱疯魔的气氛中。所有的企业、事业单位都在谈论汽车，同时再派出人到政府跑批文、要批文。据统计，行政区直属的94个单位里，竟然有88个卷入其中，里面甚至有幼儿园，因为“拿到了批文就等于拿到了钱，只要拿到外省一卖，就有100%甚至200%的利润”。

    在这场全岛盛宴中，我们甚至还可以隐约发现军方与武警的身影，据说，当时的南海舰队专门动用军舰，以调防的名义，把汽车换上军用牌照装上船，运到福州、广州、湛江、北海等开放港口，卸船后把军牌拆掉，再赶回海南继续运下一批。很明显，像动用军舰这样的“大动作”，如果没有高层参与其中，是很难完成的。

    于是，在海南党政军各界的努力下，1984年6月份一个月里，海南就进口了1.3万辆汽车，而此前半年才进口了2000辆。这些进入海南的汽车如同潮水一样，由于数量实在太多，它们之中的绝大多数都找不到仓库，只能到处寻找空旷的地带，据说当时甚至连学生的广播体操都不得不中断，因为操场上也停满了汽车。

    在民间甚至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在1984年的一天，美国的一颗军事卫星发现中国情况异常，海南岛上突然变得白花花一片，于是拉近一看，竟然是汽车的金属反光，停得漫山遍野，足足有上万辆，这个结果让情报专家们很是费解，这样一个孤悬海外的小岛，要这么多汽车究竟有什么用处。而同样犯糊涂的还有日本人，根据非官方的数据显示，因为这一年里丰田经过各种途径“进入”到中国的轿车高达10万辆，远远超过了改革开放后历年总和。

    雷宇最初“进口一万三”的计划，显然赶不上事情变化的速度，事后清查，在短短半年的时间里，海南就一共签发了8.9万辆汽车进口的批文，实际到货的也有7.9万辆。他后来回忆说，他做梦都没想到进了那么多汽车，因为“思想完全麻痹”了，而思想麻痹的原因则是“实在没有钱，穷得要死。”

    到9月份，海南地区的汽车进口已经闻名天下，连远在北京的国务院都不得不派员调查，而尝到甜头的海南行政区却并没有如实汇报，声称所有的进口汽车，都是在岛内销售的，数量也远没有传闻那么多，并且会对已进口物资进行严格管理。然而到这一年年底，海南的疯魔景象已经无法再掩盖下去了。在12月份，雷宇被召到广州，省政府明令他停止再进口汽车。随后，中纪委、中央军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国家审计总署、海关总署、国务院特区办以及广东省委省政府联合组成调查组进驻海南。

    在经过调查之后，1985年7月31日，新华社播发通电《严肃处理海南岛大量进口和倒卖汽车等物资的严重违法乱纪》，称：

    “中共海南区党委、海南区政府的一些主要领导干部在1984年1月1日至1985年3月5日的一年多时间里，采取炒卖外汇和滥借贷款等错误做法，先后批准进口8.9万多辆汽车，已经到货7.9万辆，还有电视机、录像机、摩托车等大量物资，并进行倒卖。这是我国实行对外开放以来的一个重大事件。海南行政区党委和某些负责人违背中央关于开发海南的方针，从局部利益出发，钻政策的空子，滥用中央给予的自主权，这一严重违法乱纪行为，冲击了国家计划，干扰了市场秩序，破坏了外汇管理条例和信贷政策，败坏了党风和社会风气，不仅给国家造成了很大的损失，也给海南的开发建设增加了困难，延缓了海南岛开发建设的进程。”

    通电里所说的“从局部利益出发”、“滥用自主权”的确不假，但“给国家造成损失、给海南开发建设增加困难”则未必准确。根据资料记载，当年，海南通过进口汽车，上交关税19.6亿，在禁止进口汽车之后，又上交了58400辆汽车给国务院，国家物资总局将其售出，净赚20亿元。雷宇后来透露说：“1985年全国每人加一级工资，钱基本是从这里出的。”

    坦白地说，在当时，一个地区为了发展经济，与制度发生冲撞是常有的事，各级政府都或多或少地打一些擦边球而中央之所以会高调处理海南的“汽车倒卖事件”，主要原因除了保守派的强烈要求①，还要归结为雷宇的失控，当时来处理此案的最高检察院检察长杨易臣是雷宇的老上级，他偷偷地对雷宇说：“你太贪心，你想一口吃成个胖子，你进那么多汽车，你进个两三万辆不就没事了。”

    ①：雷宇的改革意识，素来受到保守势力的攻讦。据说，在华国锋还担任中央主席的时候，雷宇就曾以局级干部的身份，就改革问题在公开场合与华激烈争论，按他自己的说法，华“连脖子都粗了”。

    在这份通电发布后不久，雷宇就被撤职，发配到广东一个农业县任副书记。然而在中国的商业史上，“海南汽车倒卖事件”却留下了很深的印记，在这一年里，中国的进口汽车数史无前例地激增，几乎相当于1950年到1979年汽车进口的总数，在此后长达十年的时间里，甚至在黑龙江和新疆，人们还能够看到一些挂着“粤字”牌照的皇冠或丰田汽车，它们十有八九都是那一次的产物。比这更令人寻味的是，尽管雷宇是第一个因为违纪而下台的省级高官，但进口甚至走私汽车的现象却一直未能停止，日后爆发的“赖昌星远华案”，便是这方面的最好例子。

    在雷宇被撤职后不久，王铭利终于得到了一次享受皇冠轿车的机会，他借着出差公干，向领导申请批示用车，美美地享受了一把坐轿车的瘾。许多年之后，已经贵为麦科特集团董事长、“阅名车无数”的他，仍然对那次的享受难以忘怀：“皇冠绝对是那时候轿车里最高级的代表了。”

    有了这一次的经历，王铭利开始思考一些全新的东西，他从十九岁开始当工人，念大学、援过藏、当过循规蹈矩的工程师，在目睹了改革开放带给身边有些人的变化后，他越来越觉得自己一直在顺应着时代潮流，现在“既然下海成为潮流，那么自己也就没有理由去拒绝”。果然，在三年之后，王铭利辞掉了军工厂的工作，然后带着几万块钱的积蓄南下深圳，在那里开了一家贸易公司，“顺应潮流”地和许多下海者一样，用倒买倒卖的方式开始了自己的原始积累。

    在这一年的5月12日，一名叫桑晋泉的记者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名字叫《乡镇工业看苏南，家庭工业看浙南——温州三十三万人从事家庭工业》，在这篇文章里，作者把温州家庭工业发展的特点概括为：“以生产小商品为主，靠农民供销员和农村集市购销搞活流通渠道，靠一大批能工巧匠和贸易能手开辟致富道路。此论可谓相当精准的概括，而在同一版上，《温州的启示》一文中写道：“地处浙南的温州广大乡镇，这几年走出了一条发展经济、治穷致富的新路子，它就是乡村家庭工业的蓬勃发展和各种专业市场的兴起。同乡镇工业发达的珠江三角洲地区相比，具有鲜明的不同特色，被一些经济学家称为‘温州模式’。

    家庭工业与专业市场的如火如荼，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温州地区正在流通领域尝试着某些变革。事实上，温州的变革绝不只此，在服务业里，头脑灵活的温州人也比其他地区走得更快一些。

    温州是出租车最早复兴的城市之一，在这一年里，一些到过北京、上海，见识过大世面的温州商人，开始动起了涉足出租车行业的主意，他们通过地下渠道，把一批菲亚特牌小汽车引入温州，开始进行出租营运。精明的温州人很快便发现，这种意大利产的小汽车个头小、容易掉头、又很省油，很适合在温州这个弄堂极多的城市跑出租。于是一时之间，温州的大街小巷上跑满了这种甲壳虫似的小汽车，这种汽车在成为温州的标志性名片的同时，也给温州许多人带来了不菲的收入，当时在温州流行这样的话，其主要情绪是对那些靠跑出租先富裕起来的人们的羡慕和憧憬，”最有钱的是华侨，其次就是四个轮子的“。这里所说的”四个轮子“，指的正是那些开出租车的个体户们。

    很显然，在这样一个转型的时代，人们的价值观开始被重新塑造，在消费欲望增强的同时，也开始关注那些有关致富发财的途径。不过幸运的是，此时的人们，似乎还对勤劳致富保有朴素的幻想，那种全民性的心态失衡还没有出现，尽管对自己的生活和工作存在着不满情绪，但在那种时冷时热、民营经济还未能奔腾成势的年月里，民众对于发财致富的热情，也还仅限于打听致富的门道和机会而已。绝大多数的人们都还恪守本分，有着计划经济时代的木讷与淳朴。

    在这一年里，中国的宏观经济再度变得火热，与上一次不同的是，这种热度更多地来自货币政策而非大规模基建，在1984年10月计划第二年信贷规模时，国务院公布以当年年底数字为下一年的借款基数。于是，各银行开始为了争夺信贷基数开始突击放款，这样做的结果是国家信贷基金开始暴增，人民银行只能以加印钞票来弥补不足。根据研究者在后来得到的结论，那一年总共多印了80亿元，而1983年的货币投放总量，也只有区区90.66亿元。

    信贷放宽的一个结果是，许多乡镇企业甚至个人，都获得了过去根本不可能得到的贷款，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得许多私营企业被创建起来；而货币投放量的增加，加上几年以来，改善居民生活水平政策的持续实施，让民众购买能力开始复苏。当这两方面的效应叠加在一起，消费品和生产资料的双重短缺现象，就变得愈发严重起来。

    国营企业受体制所限，争夺生产资料的主动性和能力都要比民营企业弱得多，现在当生产资料出现全面短缺的时候，国营企业就变得更加步履维艰，于是，国务院的智囊们聚集在一起，颇为”天才“地创造出一个”价格双轨制“的方案。在这一年年初，国家宣布取消对企业计划外自销产品价格的限制，宣告价格双轨制正式形成。

    所谓的价格双轨制，指的是同一种生产资料，存在着两种完全不同的价格，一种是国家掌控的”计划内价格“，另外一种则是市场化的”计划外价格“，后者的成本要远高于前者。之所以设定这样一个奇怪的价格体系，为的就是给国营企业在原材料采购上更具有竞争优势。与此同时，政府还宣布，将根据市场的需求量来不断调节计划内商品和计划外商品的销售比重。

    在3月份，为了把价格双轨制执行到底，保护那些连年亏损、在与民营企业的竞争中奄奄一息的国营企业，国务院再次发布禁令：要求重要生产资料和紧俏耐用消费品的批发业务，只能由国营单位经营，不准套购就地转手加价倒卖，不准倒卖计划供应票证，不准任意提价，不准以任何形式索取额外收入，对于投机倒把者，要坚决制止严厉打击。

    价格双轨制的出现，让许多民营企业一下子饱受困扰，他们开始买不到原料，在华西村，吴仁宝为此四处奔波，希望能用老关系”讨来“工厂亟需的原料，为了能多跑几个地方，他甚至不去饭店，随身带着一袋鸡蛋充饥。与他情形类似的，还有大邱庄的禹作敏，经过几年的发展，此时的大邱庄已经拥有了冷轧带钢厂、电器厂、印刷厂、高频制管厂四大总厂，每个厂又以滚雪球的方式，建起了若干个分厂，正在蒸蒸日上之时，却突然被断了”粮食“，这让一向有魄力的禹作敏也坐不住了。

    在当时，坐不住的民营企业家绝不只禹作敏一个，几乎全国绝大多数的民营企业都受到了原料短缺的困扰。在江苏无锡，港下针织厂厂长周耀庭也成为了那些深受困扰的私营企业家之一。

    只有初中文化的周耀庭，在1983年出任这家小针织厂的厂长，在他的苦心经营之下，这家乡镇企业开始呈现出兴旺的面貌，然而在1985年的原料危机中，港下针织厂也同样遭遇到了危机。周耀庭后来回忆说：“国家从没给过我们一公斤的柴油，一公斤的棉纱，从来没有任何计划内的原料。在1985年、1986年前后，纺织企业原料极其紧张，不少工厂都断餐了，我们企业有外贸单子却没有棉纱，想要到市里的主管部门争取一些。回答当然是没有，因为我们是乡镇企业，不可能给一公斤棉纱。我讲，国营企业是老大哥，我们乡镇企业是小弟弟，小弟弟向老大哥学习，能不能让纺织公司让给我们一点棉纱？那个干部回答我说：你乡镇企业是小弟弟吗？称不上的。”

    二十多年年后，小小的港下纺织厂已经成长为著名的红豆集团，然而周耀庭每想起这段话，心中便由衷感慨，在接受中央电视台《改革开放二十年》专题片的采访时，周耀庭激动之情溢于言表：“国营企业是老大哥，乡镇企业不是小弟弟，乡镇企业是私生子，在那个时候，我们乡镇企业得到的是私生子的待遇。”

    事实上，这种区别对待并不鲜见，为了保护国有企业，价格双轨制始终被严格执行，在政策的其他方面，那些下海创业的企业家也要承受别样的对待，尽管在当时的党内、政府内都有改革的激进派势力表示反对，例如后来的机电部副部长胡启立就表示，能够消除机械电子行业中的国营与民营，“不分亲儿子和干儿子。”然而，这种“冰火两重天”的待遇仍然持续到了九十年代，甚至在今天仍然不能消除。

    一个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例子是，在1992年，中央政府宣布取消计算机进口调节税，取消微机的“进口许可证”。为了“保护中国计算机产业”，国家同时又宣布，将给予“国产名牌微机”以若干保护政策，还将“集中较大投资支持微机生产基地”。于是，联想的柳传志兴冲冲地跑去询问，“名牌”和“基地”里是否有联想，得到的回答是“具体名单未确定”。

    一周之后，柳传志等到了消息，国有的长城、长江、浪潮三家公司才是“名牌”和“基地”。所谓的保护，是只针对国有计算机企业的。

    类似于这样的故事，在那个年代里一再发生，几乎全部的民营企业家，私营企业者都遭受过这样的对待，无论是像柳传志这样的科技企业，还是普通的个体经营者，哪怕只是一个炸油条的小贩，莫不对这种区别对待有所感慨。

    根据资料记载，在海滨城市秦皇岛，个体户需要交纳许多额外的费用，其中绝大多数都属于国家规定以外的，例如：卫生费、街道副业管理站提成费、计量费、屠宰费、交通占路管理费、市容管理费、地皮费、盖章审批费、治安管理费、打扫清洁费等等，最荒唐的是，对于那些没能即使参加各种会议的个体户，还有一项“不按时开会罚款费”。而在河北沧州，个体户干脆要向所在街道上交纯收入的40%，即便是那些生计无着的返城知青摆摊，每月也必须上交10到15元不等。在许多时候，即便是这样的待遇都是那样的宝贵，因为等待个体户的不仅仅是来自政府执法部门的驱赶与罚款，在河南某地，一位农民进城售卖花卉，工商行政部门见其获利颇丰，便处以1300元的罚款；在河北丰南县，一个名叫段永芬的女裁缝，每天起早贪黑加工成衣销售，在缴纳了各项费用之后年获利1855元，然而这却给她惹来了灾祸，丰南县纪委向法院提起诉讼，随后将其逮捕，最后以投机倒把的罪名判刑一年，并没收了全部利润，以及段永芬家中的一台12寸黑白电视机、一块手表和77件还没卖出的成衣。

    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在那个计划经济的年代里，公共权力非法或越位参与市场，左右市场运行的事情实在算不上什么新闻，那些胼手胝足的个体户们，在每天起早贪黑的创业或谋生过程中，似乎并不要求拥有与国营公司、国营工厂同样的待遇，他们似乎从不祈求公平，只要让他们能够按照自己的方式去经营。

    令人悲悯的是，在整个改革的前半期，即便是这样的要求也是相当奢侈的。为活跃经济、丰富市场出力甚巨的个体经济，随时都有可能夭折，那些本来就对宽松政策不以为然的保守派，随时都在暗中窥伺，寻找每一个可以成为攻击目标的错误和争论点，经济政策也因此随着争论的胜负而时紧时松，“气候经济”的叫法，正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

    这种对私营经济的歧视性待遇，几乎是无处不在的。在这一年，一本名叫《中国企业家》的杂志正式创刊，这本由经济日报社主办的杂志，是中国第一本以“企业家”命名的杂志，尽管它自称为一个记录中国企业家阶层成长史的媒体，尽管日后有许多民营企业家纷纷成为它的采访对象，然而在那个时代，第一期的封面人物，却只能是时任首钢集团总经理的周冠五，因为他是国营企业的领导者。

    就在周冠五风风光光地登上封面的同时，联想的柳传志却小心翼翼，甚至有点灰头土脸，因为从公司开张到现在，他还没干成过什么事，而且看起来朝不保夕，随时都有关门大吉的危险。

    在上一年，柳传志和他的创业伙伴们决定集体戒烟，戒烟的理由很简单：这些人买不起好烟，又不能把低档香烟递给客户。在那一年，柳传志的月薪是105元，虽然比一般的人多一些，而且那个时候的物价也很低，但对于一个经常要东奔西走、四处交际的人来说，似乎还是少得可怜。

    缺钱的不仅是柳传志他们，联想也同样继续着上一年的困窘。客户如果想要给公司打电话，还要加拨一个分机号“479”，因为装一条电话专线要5000块，买一台新电话机要200块，所以大家“把牙咬了又咬”，每天守着旧电话，希望能够有生意找上门来。

    可惜的是，从成立到今年春天的几个月里，公司根本没有什么业务，日后极富盛名的企业家柳传志在这个时候，一点看不出有什么才干。事实上，不仅仅是柳传志，整个公司都说不清楚自己该干什么。但是现实的问题是，怎么才能养活公司的十几号人。于是这帮工程师们开始像倒爷一样乱打乱撞，先是在计算所大门口摆摊卖电子表、运动鞋，随后则是运动裤衩和电冰箱。发现这些东西都不怎么赚钱，柳传志又打主意要倒卖电视机，那时候彩电是紧俏商品，人人都想要，所以，当柳传志听说江西妇联的一个女人手里有大批彩电的时候，便相信发财的机会已经到来，于是立即派人去汇款，结果钱汇过去了，彩电和人都无影无踪。仅有的20万创业费，一下子就被骗走了14万。据说这件事发生之后，柳传志和另外一位创业元老王树和，推着自行车在街上走来走去，直到天黑也不愿回家。日后人们揶揄他们是在效仿梁祝，玩“十八相送”的把戏，只有知道内情的人才会明白，这两个人真的是慌张无措，相互慰藉。

    学者凌志军曾经这样评说：“企业的第一桶金，如同飞机起飞需要跑道，轮船出航需要码头，想要实现经济起飞，第一件事就是拿了足够的资本作为铺垫”。可惜的是，那个时候既没有贷款，也没有风投，企业想要完成原始积累，就必须要通过一些灰色的途径，因此“企业的原始积累背后大都存在道德的甚至法律的问题”。有些企业建立“血汗工厂”，靠克扣工资、增加劳动强度和时间来获取超额利润，有些企业则走私贩私，也有的企业偷税漏税，有背景的则倚靠政府行政中的某些环节，例如“审批制度”和“许可证制度”来牟利，资源丰厚、消息灵通者则利用价格双轨制发财，这些不能说也说不清的事情，正构成了中国民营企业乃至企业家的原罪。

    很明显的是，柳传志他们既没有铤而走险的胆子，也没有什么像样的资源可利用，甚至连一点好运气都没有，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只能指望用正经的经营来发家致富。

    幸运的是，柳传志的霉运并没有持续多久，他很快就赚到了几笔大钱，很具讽刺意味的是，这些生意竟然来自他千方百计想脱离的计算所。1985年初，中科院购买了500台IBM计算机，把其中验收、维护和培训的环节交给公司，公司得以收取服务费70万元。随后又把独自承担的KT8920大型计算机业务的存储器、软件部分转包给公司，从而又让柳传志赚到60万。重要的是，倚靠着计算所的名头，柳传志和IBM中国代表处走到了一起，并开始为其代理若干项目，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IBM的销售代理都是联想公司的重要利润来源。

    柳传志的好运气还远未结束，这一年，他得知中科院著名计算机专家，副研究员倪光南手里有一个神奇的东西，当即做出决定——力邀倪光南加盟。

    这个神奇的东西叫做“联想汉卡”，它是一种汉字识别系统，包括三块若干集成电路芯片组成的电路板，以及一套软件系统，三块电路板之间以电缆相连，字库中则储存所有标准汉字。它的作用是，当你在键盘上键入一个汉字的时候，控制系统便将你要的汉字翻译为计算机可以接受的数码，最后送到显示器或者打印机上，变成一个由点阵组成的汉字。倪光南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包含了一个新的“联想功能”，那就是可以较好地克服重码，它利用了中国文字中词组和同音字的特性，建立起自己的汉字体系，将汉字录入的速度提高了至少两倍。①很显然的是，这个发明一旦投产，带来的效应绝不仅仅是经济上的。

    在这一年的年初，这位性情专注，内敛执着的科学家倪光南，已经万事俱备，唯一缺少的是一位开发商，将他的发明当做模本，进行批量生产和销售，为了这个目标，他甚至不计得失地和多家公司联系，在他看来，只要能够把发明卖出去，“谁卖得多，就和谁结盟”。

    我们在今天回顾历史的时候，往往会惊叹于它的戏剧性与个人因素，在这一次的会面中，柳传志的个人魅力明显地起到了作用，他用自己的热情与口才感染了倪光南，让他相信自己可以“把你的一切研究成果都变成产品。”这种保证，无疑是对一位科学家最好的激励和诱惑。②

    在这一年的夏天，倪光南的加盟以及他带来的产品，在让大家振奋的同时，也为迷惘的公司指明了方向，更重要的是，这个“联想Ⅰ型汉卡”在当年就实现了300万元的销售额，日后公司的名称也得于此。最令柳传志心花怒放的地方是，他是免费拿到这个研究成果的，因为倪光南是中科院的编内人员，兄弟单位，内部转让，自然不用花一分钱。

    在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柳传志都坚持公司的集体所有制性质，他坚守在科学院的名号下，并且很好地利用了科学院这块金字招牌，不仅仅是对外，必要的时候还在体制内部施展手腕。当然，这种利用并不是一直持续下去的，当柳传志最终发觉自己的企业开始被体制所限，他和他的创业伙伴们，开始需要享受创业成功果实的时候，便会很自然地乘势脱离，如同《联想风云》所叙述的那样：“全世界的优秀企业家都会为自己的公司精打细算，但是，只有中国企业家拥有利用国家局势为公司谋利的特殊技术。”

    ①：“联想功能”在当年的领先之处，在于它把两字词组的重复率降低50%、三字词组降低98%，四字以上的词组几乎没有重复。一位名叫马役军的记者这样描述自己第一次看到“联想功能”时的快乐心情：“我看到操作人员打出一个‘记’字，屏幕上迅即闪现出‘记者’、‘记录’、‘记分牌’等一连串联想出的词组，再按一下键盘，就输入一串汉字。”对于还需要一个一个检字敲字的人们来说，这项发明无疑相当有吸引力。

    ②：倪光南后来毅然加入联想，担任总工程师一职，很大的原因就在于柳传志这一次给了他强烈的愿望满足感。他后来撰文写道：“大型计算机的研制，我洒过汗水；国家级科研成果，我取得过；中科院重大科技成果奖，我也拿过数次。但遗憾的是，这些成果至今还躺在奖状上，一直没有成为产品。”

    善于利用国家局势，甚至国情的下海者，绝对不止柳传志一个，事实上，在这一年里创办了自己的企业，或是成功地从体制中脱离开来、完成了一系列闪转腾挪商业行为的人们，都很符合这样的定义。事实上，成功的关键还远远不止于此，当我们对那些在改革开放初期取得成功的企业家逐一点数时，就会惊讶地发现，他们之中的绝大多数，要么有着过人的商业敏感，要么有着卓越的组织才能，会串通、会利用各种资源，善于在合法和非法的中间地带穿梭耕耘。

    下面我们将要谈到的这个主人公，正是这一类人中的典范，从下海伊始，他就没有一刻不在利用这些关系，其熟稔程度比一些职业政客都毫不逊色，最终，他凭借这种良好的政商关系达到了事业的巅峰，然后又在关系破碎之后，一路跌向深渊。

    在这一年的8月份，一个名叫赵新先的中年人每天都会睡在深圳郊外的笔架山上，彼时的笔架山还不是今日游人如织的笔架山公园，一眼望去，那里野草过膝，四处荒凉。赵新先就在这样的环境里，以锹做枕合衣而眠，在一个草草搭起的铁皮棚子里，他整整睡了一个月。

    赵新先是广州第一军医大学下属南方医院的药局主任。彼时的中国，商业潮流已经蔚然成势，在军费不足弥补财务的时候，即使是军方单位也会很自然地想到做生意、搞副业来“贴补家用”，赵新先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受命到笔架山上去创办南方药厂，跟着他的还有6个医院员工、8个临时工。令人吃惊的是，即使是在陌生的商品经济面前，这个小团队也表现出了军人惯有的高效。仅仅用了7天时间，他们就安装了需要一个半月才能装上去的粉碎机，在20天里打出了一口日抽水量1200吨的机井，在3个月里铲平了15万土方的山坡，将两个标准化车间建造成功。

    和那个年代所有的下海创业者一样，赵新先有着一个非常卑微的开始。年近不惑、竞争激烈、资金短缺，不同的地方是，他拥有强大的政治资源与官方背景，作为军方在商业领域中的代表人，他的任何举动都代表了国家的利益，因为他是官商，或者说是代官下海，他可以在任何时候都享受到方方面面的关照和优惠，他的许多逾规行为，换做民间身份的下海者来做，无疑会产生严重的后果，而在赵新先这里，那就会变成创新、果断、锐意进取的改革家。

    为了建一条国内最好的生产线，把中药生产中的提取、浓缩、干燥三道工序合并到一条流水线上，赵新先向上级申请了500万元，不幸的是，这500万元里只有十分之一是设备添置费，倒有十之六七是用来盖职工住房的，于是，赵新先自作主张，把这部分钱全部挪了过去，用来添置新设备。

    毫无疑问，这是一次相当大胆的冒险，至少它违反了财务纪律，换做是那些乡镇企业家，结果可能会相当悲惨，但是在代表了国家利益的老赵这里，便可以解释为有魄力有胆识，而中国第一条中药自动化生产线，就这样诞生了。

    我们很快就会看到，在一年之后，官方背景再次成为他可以凭借的资源。靠着一份来自粤北乡间的胃药秘方，以及来自政府方面的无条件支持，笔架山上的赵新先仅仅用了3年的时间，就把南方药厂变成了当时国内知名度最高、盈利最好的中药企业，随后将它变成鼎鼎大名的三九集团，然后用了17年，把自己送进监狱。

    就在赵新先爬上笔架山的同时，一个来自广东潮汕的16岁少年，正跟在他哥哥后面，一脸茫然地来到北京，在他看来，那里是全国最大的城市，机会也一定最多。

    黄光裕是个土生土长的潮汕人，小的时候家里穷，最困难的时候他甚至捡过垃圾、卖过废品，初中都没能念完，就跟着大他4岁的哥哥离家做买卖。在当时，潮汕地区虽然贫穷，但由于濒海又靠近特区，因此走私货物泛滥，兄弟二人用低廉的价格收购了一大堆电子表、录音机之类的商品，然后一路北上内蒙古，在闭塞的内地自然一泄而空，赚了足足4000元。

    尽管销路不错，兄弟俩却不免担心，尽管个体经济已经有了一定的生存空间，但却仅限于那些按时交税的“坐商”，像他们这样走南闯北、倒买倒卖的“行商”，则是很容易被扣上一顶“投机倒把”的帽子，以“扰乱市场秩序”的罪名被依法处理，前思后想之后，俩人索性离开内蒙，直奔他们心目中最大的城市——北京。

    根据黄光裕的回忆，兄弟俩人走出北京站后，为了找一家五毛钱一夜的地下旅馆，特意花了一块钱雇了辆三轮车，想不到三轮车绕了一大圈路，又把他们送到车站边上的旅馆，这件事给他的印象颇深，以至于他在后来的一次会议上公开说：“我做事的规律是，你对我信任，我就给你越大的信任。”言中之意，不难看出他其实在内心深处，首先是不愿过分信任他人的。

    在北京转悠了几天之后，黄光裕找到了一家位于前门珠市口东大街的店面，那是一个服装厂的门市部，名为二层小楼，实则上下不足一百平方米。经过商量，兄弟俩盘下了这家名叫“国美”的门市部，然后从老家运来一批衣服，开始了服装生意。

    在黄光裕的回忆里，那段时间兄弟俩人起早贪黑，生意却并不见好。于是两人就商量着改行，他后来说：“那个时候我也琢磨过做食品生意，但当时人们的消费水平没达到那个程度；做服装生意有面料、季节性的讲究，我也不太懂，而家电相对比较定型，我觉得自己做起来比较合适。当时家电还是有货不愁卖，就看你能不能进货。”

    就这样，两个月后兄弟两人放弃了服装店的生意，却把招牌“国美”留了下来，共同创办了国美电器，只求“生意好起来”的黄光裕大概没有想到，在15年之后，国美会成长为中国最大的家电零售连锁企业，而他这个局促的潮汕少年，竟然会成为中国最有钱的人之一。

    经过七年的改革后，人们对于下海的认识，已经上升到了一个新的层面，赚钱固然是最重要的，但“干一点事”，以及“谋划前程”的诱惑，也成为了促使人们抛弃铁饭碗，或是在择业时选择经商的一大原因，在一些思维较为先进的地方，它甚至形成了推动人们下海经商的潮流。

    在这一年的重庆，文质彬彬的尹明善正是在这股潮流的鼓舞下，也投入到商海之中。他是重庆出版社的编辑，在1958年的时候，因为有“资本主义倾向”，尹明善被关进了监狱，直到1978年才被平反放出来，这一年他已经46岁了。

    如果在出版社一直这样干下去，尹明善最可能的前途是在几年后退休回家，然而为了把在劳改农场里虚度的20年补回来，这一年秋天他还是辞了职，利用他在出版社积下的一点资源，成立了一家“重庆职业教育书社”，当上了一名当时还没有一个准确称谓的民营出版商。

    想不到的是，尹明善在这方面竟然眼光独到，他编辑发行的《中学生一角钱丛书》，销量竟然突破千万，一下子给他挣来了一笔不菲的收入。短短的几年时间内，尹明善竟然成为了当时重庆最大的出版商，放眼全国，当时几乎没有任何私人在从事出版行业，尹明善在这一行里，着实捞到了一大桶金。

    尽管如此，在深思熟虑之后，尹明善还是选择了退出图书行业，他后来回忆说：“尽管这个行业活跃异常，但是却可以一眼见底，视形势而言，这注定是一个做不大的行业。”于是在1992年，尹明善不顾亲朋好友的反对，一头扎进一个全新的领域——摩托车制造。

    站在今天看来，尹明善的判断有一定的道理，尽管今日民营出版业早已如火如荼，但在当时，类似于尹明善这样的人并没有一个合法的身份，他们随时会被“打办”找上门来，被冠上一个不确定的罪名。不过这些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新的领域里，这个戴着一副黑边眼镜的男人，居然真的在数年之后一飞冲天，其麾下的“力帆摩托”，甚至在2009被评选为“国家名片”，这是摩托车行业中唯一入选的品牌。

    和尹明善一样，著名的“华谊兄弟”之一的王中军，也是在这一年选择辞去公职从事民营出版行业的，不同的是，王中军并没有选择图书，而是相对更简单也更商业的杂志。

    在王中军的身上，有着60年生人的一切缩影，他在农村呆过、当过兵、经历过“打砸抢”的纷乱岁月，在恢复高考的时候，他选择转业回京，复习考上了一所夜大。在家里的帮助下，他和许多人一样，未能免俗地进入了国家物资总局，在文书处当上了一名文书。

    在机关里，文书的地位自然是最低的，甚至比不上善于察言观色的门房老头，尽管如此，毕竟是许多人梦寐以求的铁饭碗，以王中军的聪明与能力，熬上十几年未必不能提拔。然而注定要干一番事业的王中军，自然是不满足只当一名科长或者处长的。

    在上班的第二年，这个小文书就开辟了自己的第二职业，和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办了份名叫《购物指南》的杂志，反响居然很好，可杂志办到第二期就难以为继，因为七八个成员都是兼职抽时间来办杂志。于是大家聚在一起开会，讨论出来的结果是“应该有个专职者，才能做成中国最优秀的产品类杂志”。结果有了，讨论由谁来当这个专职者的时候，大家却犯了难。辞职就意味着抛弃公职、抛弃未来能享受的种种待遇。这样的事自然大家都不乐意，最后了僵持了半天，王中军站起来告诉大家：“我辞职吧。”众人一愣，随后一起安慰这个才上了一年班的小文书。

    就这样，王中军从物资总局辞职了，根据他的回忆，事先他并没有和女朋友商量，因此从单位出来第一件事就是找到女朋友解释，想不到却得到了“辞就辞，最多上街卖菜”。受到鼓舞的王中军随即登门向未来的岳父解释，想不到时任大兴县县长的老先生思想竟然更加开放：“搞个体，这是年轻人的发展方向，我支持你。”在鼓舞了王中军一番之后，未来的岳父提出了一个条件：“要先和我女儿结婚。”

    兴高采烈的王中军办好了手续，刚准备卷起袖子大干一场，一盆凉水却直接浇了下来——出版部门出了份红头文件，《购物指南》被判定为非法出版物。于是，没了工作又没了事业的王中军，只好每天呆在家里。据他后来回忆，那大概是人生中最灰暗的一段日子，那些一起办杂志的朋友觉得对不住他，知道他会画画，就到处替他揽些零活，好让他多少有点收入。于是这个未来的影业大亨就在家每天画画：一副封面赚20元，一副插图15到20元钱。据他自己说，当时最赚钱的买卖是画小人书，每本能赚1000块，一个月就能画出一本多。这样的日子整整持续了四年，期间他还跟着拍过“恶俗的美人挂历”，直到四年后他出国留学为止。

    在这里，我们格外需要提到一个人，他同为这段历史中众多的下海者之一，却不曾真正拥有过一家像样的企业，然而，他曾经掌控的权力，却丝毫不下于任何我们提到过的企业家。他无法为我们提供一个传统的创业故事，然而他的创业历程却注定会影响一代人。

    这个人的名字叫唐骏，在1985年里，他的人生同样出现了戏剧性的变化。

    1962年，唐骏出生在江苏常州一个工人家庭，在1980年，因为语文的一分之差，唐骏没能如愿进入复旦，而是被“第五志愿”北京邮电学院录取，在苦读了四年之后，唐骏以总分第一的成绩考上了学校的研究生，当时每个重点院校有两个名额可以保送出国，但是北邮的出国名额却给了有关系的人。于是，不甘心的唐骏开始四处打听，打听到北京广播学院还有一个空名额，于是唐骏就跑到北广，拿出考研的成绩单，要求转入北广读研。

    广院的老师非常奇怪，就问他为什么，唐骏很机灵地回答说：“中国的传播事业太落后了，我想尽自己的一份力量。”于是，这位老师帮助唐骏把档案转到了广院。谁知道这个时候申报名额已经交到了国家教育部，时间已经耽误了。

    于是，不愿放弃的唐骏想了个简单又笨拙的办法：他打听到教育部主管此事的是对外交流司司长，就开始每天去教育部门口“上班”。早上7点不到，他就从海淀的北邮学院跑到西单的教育部门口，见到司长早上来上班，唐骏就去说“司长好，来上班了？”。中午司长出来吃饭，唐骏说“司长吃饭啦？吃好点。”司长吃完饭，唐骏又说“司长吃完了，还有点时间，你可以午睡一会”。再到下班的时候，唐骏再说“您下班了？”一天两天之后，司长就开始奇怪这个男青年到底是干吗的，到了第五天的时候，唐骏中午照样说“司长可以午睡一下。”司长忍不住好奇，就把他领到了办公室，问他有什么事。唐骏如实说了之后，在第七天拿到了一张纸，就是他想要的出国留学批准证。

    就这样，唐骏在1985年来到了日本，在名古屋大学读了五年书之后，他又去了美国，在此期间，卡拉OK开始在美国流行，于是很有计算机天赋的唐骏设计了风靡一时的卡拉OK计分器，被三星公司看中，用8万美元买断了专利，唐骏也因此获得了人生中的第一桶金，而这个软件在短短几年时间内，被用在了1亿多台VCD和DVD机上。

    唐骏后来回忆说：“如果我当初采用微软的使用权方式收费，一台机器收取2到3美元，我就可以有2到3亿美元的收入。”可惜的是，此时的唐骏还完全没有这样的意识，拿着这笔钱，唐骏又发明了“街头婚姻配对机”和鼎鼎大名的“大头贴”。随后，他在洛杉矶接连创办了“双鹰软件公司”、“好莱坞影业娱乐公司”和“美国第一移民事务所”三家公司。

    实事求是地说，除掉为日本某游戏公司提供外包软件服务的“双鹰”之外，唐骏的其余两家公司实在不值一提，主要业务范围是经营“中国艺术家访美演出”，以及协助赴美华人办理签证，其实质和国内的“皮包公司”并无二致。因此，尽管此时的唐骏早已衣食无忧，却因为无从进入主流商业社会，导致事业上始终看不到多大起色。

    2008年，先后担任微软中国区总裁、盛大公司总裁，新华都集团总裁的唐骏，推出了自己的自传《我的成功可以复制》，此时的他大概不会为当初的决定后悔。因为在1994年，唐骏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将他麾下的三家公司或送或卖，然后以一名普通程序员的身份加入微软，正是这个决定，才令他的事业峰回路转，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其实，在1985年，出国留学早已不再被视为新鲜事，无论是精通还是粗通外语的青年，只要能够找到一个机会，就拼命挤出国门。而留学北美必备的托福考试，更是成为许多人苦苦追求的目标，他们和当年下乡青年考大学一样，以十倍的热情刻苦攻读外语，再辗转多人，托关系兑换一些美元来交考试报名费，一时间，在许多大城市中都能够看见那样的身影，他们或是手拿《许国璋英语》边走边看，或是一手拿着烧饼或馒头，一手把半导体托在耳侧，边吃边听英文广播……

    截止这一年的年底，大约有3.8万名留学生奔赴世界各地，其中大约有7000人是自费留学的。在他们中间，颇有藏龙卧虎之辈，在十多年后的中国商业界，这些人将一一登场，扮演着不可忽视的角色。在这一年，浙江农家子弟吴鹰考入了美国新泽西州理工学院，在归国之后，他创办了一家叫UT斯达康的公司，并以一种名叫“小灵通”的落后通信工具横扫大江南北。出身在书香门第的上海青年吴征，放弃了免试进入复旦的机会，远赴法国萨伏大学攻读法语，在游历诸国之后回国，与其妻子——著名主持人杨澜一起创办阳光传媒。那个在清华大学里为《第三次浪潮》激动不已的陕西青年张朝阳，在这一年背起背包远赴大洋彼岸的美国，在那里他又接触到一本令他神魂颠倒的书籍《数字化生存》，并在这本书的作者、他的老师尼葛洛庞帝的资助下回国，创办了中国最大门户网站之一的搜狐。

    这样的例子，在今天看起来一点都不新鲜，在国家间壁垒愈发模糊的时代，出国留学也显得愈发平常，不过在1985年前后，这些急急忙忙走出去的人，还是让世界观察到了一个封闭良久、拥有独特社会制度的国家，开放了与世界交流的大门，比这更重要的则是人们头脑中的观念变化，当留学成为一种时髦的选择时，也就意味着国人普遍承认了国外的先进，从另一个侧面，它印证了改革开放是顺乎公众心理的，它在日后的几年中，将会越来越成为全民支持并参与其中的事业。

    当然，对于基层民众而言，这种意识形态层面的东西并不在他们的考虑之中，当改革进行到第七年的时候，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趋向于现实，他们关心自己口袋里的钱是不是可以变得多一些，日子是否有改善的可能，这些看似鸡毛蒜皮的小事，却恰恰构成了一股潮流——让生活变得富起来。

    很明显的是，被此股潮流推得最远的，便是拥有数个开放特区的广东。想要理解这一点其实很简单，只要看看舞台上，暴发户的形象总是被设定为秃顶矮胖，操广东普通话的中年男子就能明白，从这个现象不难看出，珠三角地区的经济发展速度之快，名声之大，绝不仅仅只对经济学者造成影响，全华南乃至全中国人民，无不对此感同身受。

    在北京的中关村里，创富的热潮同样一浪盖过一浪，许多刚刚毕业的大学生，开始不再将国企与事业单位视为自己就业的首选，拥有更广阔发展前景或更好待遇的私营企业、外资企业开始被他们青睐。日后创办了中国最大的门户网站新浪的王志东，在这一年还没有毕业，却已经是中关村的一名“老战士”了，他后来回忆说，自己的IT生涯其实要从1985年开始算起，只不过那时候搞的不是互联网，而是盗版软件和二手电脑罢了。

    另一位日后风云一时的IT人物杨元庆，在此时虽然也还没有毕业，但远在上海的他，却被中关村的创业氛围魂牵梦萦，在下一年一毕业，他没等学校分配单位，就径直跑到中关村，加入了柳传志的推销大军，从一名业务员做起，开始书写自己的通往成功企业家的创业历史。人们如同台湾女歌手苏芮在《跟着感觉走》中唱的一模一样，很显然，假如一个人真的能够“紧紧抓住梦的手”，那么，他的脚步也自然会变得轻快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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