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们下海吧！”

    ——民间词汇，1984年

    在中国，尽管许多人习惯于用“必然性”和“历史规律”来解释一切，拒绝承认历史过程中的偶然和巧合，但那些偶然和巧合仍然存在，甚至令人怀疑，是否真的有一个神明在暗中，操纵着一切。

    对于当代中国商业史而言，1984年正是一个批量制造巧合的年份，放在年度观察的角度来看，紧张的空气在这一年里终于有了好转，而人们在多年之后才知道，中国商业界今日叱咤风云的大公司，竟然齐刷刷地拥有一个相同的起始年份：1984年。

    在这一年的早春，邓小平做出了一个特别的决定——到南方看看。这个决定当然不是毫无道理。在过去的两年里，中国的改革似乎已经到了一个节骨眼上，人们在意识形态上争论不休，到底是姓“资”还是姓“社”，究竟是“计划经济好”还是“市场经济好”，在当时都是让人头疼不已的问题。

    保守派和改革派们的这种争论，不单单存在于党内，也存在于各级官员和老百姓当中，大家似乎都被争论搞的手足无措而踌躇不前。就连那些往日里号令全国，一直充当政治风向标的党报也在这个时候变得无所适从，等待着来自最高决策层的指示。在这种时候，想要让改革继续进行下去，就必须要找到一个足以说服反对派的依据。于是，远在南海之滨，名声却传遍全国的深圳特区，就理所当然成了最合适不过的选择。

    这是邓小平在重执权柄后的第一次南下，现在回忆起来，它很像是一次随心所欲的度假，因为事先中共办公厅并没有明确宣布邓小平的南下目的，也没有大张旗鼓地在媒体上宣传。但是出乎意料的是，邓的这一次南方之行对中国的经济风向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首先感受于此的，自然是深圳特区的那些官员们。

    自从4年前深圳特区成立，尽管基础建设和招商引资都热火朝天，但国内外的舆论环境却云谲波诡，对深圳的各种非议与指责数不胜数，左派的保守势力更是以“走资派”帽子相赠，受其控制的一家报纸甚至发表了一篇题为《历史租界的由来》的长文，文中虽未点名，却影射批评深圳特区是“新租界”，甚至有人专门撰文攻击，提醒“要警惕中国出现新买办和李鸿章式的人物”，锋芒直指特区党委书记梁湘和招商局的袁庚。

    如此压力之下，特区的官员们自然翘首期盼邓小平的到来，当时负责接待工作，担任深圳市委常委的刘波就回忆说：“对我们来说，这是天大的一件事情。特区是小平同志提议建立的，我们当然相信他是支持特区的，所以都希望他到深圳后给我们打打气，也帮我们撑撑腰。”

    有趣的是，邓小平在抵达深圳后，却让等待他的那些官员们小小地着了一急。1月24日中午，在介绍了特区开发建设情况之后，梁湘开始提到深圳面临的阻力，随即话锋一转：“办特区是您老人家倡议的，是党中央的决策，深圳人民早就盼着您来看看，好让您放心，希望得到您的指示和支持。”很明显，备受压力的梁湘是希望得到邓小平明确的支持，但根据当时的记录，他却只开口说：“特区很重要，问题和矛盾也很多，你们讲的这些情况我都装在脑子里，不过我这次来，只看不说，要讲呢，我回北京再讲。”

    其后数日，邓小平遍游特区，对任何事物都不置可否，不予评价。在他到蛇口工业区后，袁庚也很想摸一摸底，便把工业区那句“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公开提出来，却不料邓小平仍然不露声色。①这种态度直到他离开深圳，前往另一个特区珠海时才有所改变，在那里，他一反常态挥笔写下“珠海经济特区好”的题词，算是给特区模式下了结论。然而这样的方式却让深圳的领导们惴惴不安，在2月1日，已经回到广州的邓小平，终于在粤深两地领导的暗示甚至“追讨”下，写下了“深圳的发展的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

    刘波后来回忆说：“知道这个消息后，常委们都高兴死了，全都跳了起来”。这副意味深长的题字，无疑相当于给大家吃下了一颗定心丸。

    在邓小平离开南方之后，他的这一次南行开始被各大新闻媒体广为传播，他在深圳、珠海、厦门特区的视察，成了这个国家最重要也最轰动的事件。有趣的是，在民间和一些非官方媒体上，人们往往将它称为“邓小平南巡”，从这个带有威仪色彩的词汇中，看得出人们对于邓公的尊重，以及对由他主导的改革开放的欢迎。

    在邓小平离开广东之后，有关特区的争论很快便烟消云散，在日后很长一段时期内，深圳都将获得一个宽松的发展环境。更重要的是，由于邓小平的支持态度，特区的经验被推广到更大的范围。3月底，中共中央作出重大决定，宣布向“外国投资者开放14个沿海开放城市”，并将海南岛同时定为特区，由此，在中国的海岸线上，出现了连续的经济开放区，它们很自然地成为了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带，也正是从此刻开始，它们不断地对中国商业的现代进程施加影响，直到今天仍未停止。

    ①：尽管邓小平在当时没有表态，但在回到北京之后，他在一次会议上将这个口号作为正面典型提出。于是，在这一年的国庆典礼中，“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这句口号，很自然地出现在了游行的花车上。

    早在这一年的年初，一些自命“消息灵通人士”的人，就在纷纷谈论着一个“听上去很美”的消息，它是有关经济体制改革的，在当时的社会上传的很热，于是有人就猜测，中央将会出台一个惊天动地的新政策，比如鼓励大家办公司、办工厂。特别是在邓小平南巡归来之后，这种风闻物议就更加热切，甚至连机关扫地分报纸的阿伯，都在兴致勃勃地和人谈论这一类的消息。

    很自然，当这种消息在社会上反复传播的时候，对人们所造成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比如那个倒卖玉米的王石，就在邓小平南巡的感召下，萌生了一种“干大事情”的冲动。在5月份，他向上级单位深圳特区发展总公司申请，成立了由他统辖的“深圳现代科教仪器展销中心”。而在这一年的春天，中共中央下发了《关于1984年农村工作的通知》，在《通知》中明确指出：要允许农民的资金地或有组织地流动，不受地区限制，鼓励农民向各种企业投资入股，鼓励集体和农民本着自利自愿的原则，将资金集中起来，联合兴办各种企业。

    毫无疑问的是，中国人在过去的数十年里，饱受政治生活的锤炼，已经习惯响应由政府发起的各项运动，于是，当政府号召创业的时候，也就让1984年的空气变得热烈而骚动起来。

    在江苏常州，一个名叫戴国芳的农民，也被这种沸腾的气氛所感染，他在自家老院子的旁边清理出一块空地，挂上了一块牌子——三友轧辊厂，那是一个炼钢作坊。

    戴国芳是一个农民。可惜的是，尽管常州地处鱼米之乡，却并没有多少地可以种，戴家的生活也自然相当贫寒，从12岁开始，他就不得不辍学讨生活，一无技术，二无力气的“小戴”，不得不去捡废铜烂铁。就这样捡了几年之后，竟然积攒起了一笔不小的钱，拿着这笔钱，他去买了一台手扶拖拉机，可以在更远的范围内收破烂；不久之后，他又买回了一台碾压机，可以把碎铁压成铁块，按照铁锭的价格卖出去。

    大概是从小和这些废铜烂铁打交道，戴国芳似乎对钢铁产生了特殊的感情，于是，在从上海钢铁三厂购买了几台被淘汰下来的二手转炉和化铁炉后，三友轧辊厂就诞生了，在学会了如何炼钢之后，戴国芳的商业天赋似乎得到了激发，他跑遍苏锡常一带的国有钢厂，挑选出一些经营不善的承包下。说来奇怪的是，那些看上去死气沉沉的炼钢车间，一到了戴国芳的手里，就立刻变得生龙活虎，不仅产量质量销路都解决了，甚至连工人的积极性都大为提高。在这样折腾了一段时间之后，戴国芳的资本一点点变大，到了2003年的时候，他已经是一家年产百万吨钢铁企业的老板了。

    谁也不会想到的是，就这个出身贫寒的人，在十多年后想要在长江边上建一个中国最大的钢铁厂，如果他能成功的话，今天中国首富的帽子，便很有可能轮不到宗庆后来戴，可惜的是，他在最后一刻与成功失之交臂，随后万劫不复，关于戴国芳的故事，我们在后面还要说到。

    就在戴国芳热火朝天地开始自己的事业时，同处苏南地区的周耀庭，却面临着一个从未有过的挑战。

    上一年年底，无锡港下生产大队的大队长周耀庭，突然接到了乡政府的命令，将他调到“港下针织厂”担任厂长，这个突如其来的命令，让这个向来沉稳的中年人也不禁为之一慌。

    所谓的港下针织厂，说起来不过是一家规模很小的乡镇企业，而且由于经营不善，导致产品严重堆积，信誉不佳，基本上处于停产状态，濒临倒闭。在周耀庭上任前，已经换过好几个厂长，上级领导没有办法，只好把他这个行政干部调去。很多年后，他回忆说：“那真是块烫手山芋，好在已经是死马，也就任由我整治，一不留神竟然让我救活了，而且还占了大便宜。”

    周耀庭所说的大便宜，指的是他为了筹措资金而想到的办法。在当时，厂里的账面上只能找出几百块，连恢复生产的原料都买不起。于是周耀庭在请示上级许可之后，便动员全厂职工集资。已经多月未发工资的职工们自然不愿意，周耀庭又向大家许诺，可以在赚钱之后按比例发给利息，把职工集资转成职工福利股。靠着这个办法，他成功地募集到了一笔启动资金，令他想不到的是，这种集资的方案，一下子让港下针织厂的产权性质变成了“集体所有”，从而为日后摆脱政府控制，实现股份制改造埋下了伏笔。

    解决了资金的问题，周耀庭买来棉纱，纺成布后，由于欠钱态度，染色厂已经不再愿意为其染色，周耀庭好说歹说，终于把布染好装船，想不到对方的财务追出来，硬是把布扣下当成染色费，只开回一艘空船。

    一片绝望之中，周耀庭只好亲自带着职工到各乡镇摆地摊，把库存积压的内衣取出来，每人挑上百余斤走街串巷，一件件卖出去筹集资金，再到上海的国营工厂中请来“星期日工程师”帮忙指导生产……让人想不到的是，四个月之后，针织厂竟然起死回生。年底，他把经济系毕业，正在大学教书的儿子召了回来，然后用了五年时间，把这家小针织厂发展成了今日的红豆制衣集团。

    1984年的举国繁荣，很容易地也感染到了温州。此时的温州，尽管刚刚从“八大王”的阴霾中解脱出来，但在改革声音的鼓动下，这里很快便恢复了繁荣的面貌，一批批的家庭工厂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日后很多名噪一时的民营企业，都是在这些家庭工厂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当商品经济的势力在温州的乡间田头重新崛起的时候，这同时预示着当地的商业资本将面临着一场新的考验。那些新出现的乡镇企业与家庭工厂，无不有着旺盛的资金需求。当年，温州13万个乡镇企业，大约需要7亿元的资金，但是银行和信用社能提供的贷款只有2~3亿，而且条件苛刻，根本没法满足这些企业的要求。

    于是，为了解决这种资金的渴求，民间信贷便悄然而生，根据估计，在1984年温州的资金市场中，靠互助方式流通的民间信贷，大约占到了36%的比例，集体和个体的自有资金占30%，银行和信用社的贷款只占到34%。在这些民间融资活动中，有这样一个案例格外值得我们关注。

    这一年的9月30日，温州苍南钱库镇的大街上，中国第一家私人银行“方兴钱庄”诞生了。

    “方兴”的老板方培林原本是一家国营医院的杂工，每天的事情就是喝喝茶、处理一下杂务、聊聊天，如果不是后来下海，他可能会是医院的总务科长，或者后勤主任一类的角色。可是在那个变动的时代里，32岁的方培林注定无法安分度日。

    那个时候，温州的个体经济已经热得一塌糊涂了，方培林有许多朋友都辞职做生意，钱很是赚了一些，每天晚上回家，却要为白天收来的钱藏在何处而发愁，银行早早下班，放在家里又怕小偷光顾；有时早上去进货，手头缺上一笔资金，去银行提却又没开门。方培林正是从这里嗅到了一丝商机：开办私人银行。

    在他看来，用比银行高的利率吸收资金，再以更高的利率借出，不仅可以赚取利差，还弥补银行制约而引起的不便。然而，私人钱庄这种“不劳而获”的行当，在解放之后就从温州城里销声匿迹了。于是，方培林为了寻找政策上的依据，便开始四处翻寻中央文件，结果在我们前面说过的《关于1984年农村工作的通知》中发现了一句话：“鼓励农民向各种企业投资入股，鼓励集体和农民本着自利自愿的原则，将资金集中起来，联合兴办各种企业……”在方培林看来，如果国家鼓励集资办企业，那么集资办钱庄至少也不会被禁止了。

    捏着这条“旨意”，方培林拿着材料到镇里申请“试办”一个金融服务社，镇里为此特地召开了一个党委扩大会议来讨论。两天之后，镇委书记跑来告诉他：“你一个人去办吧，也不要叫金融服务社，干脆就叫钱庄好了。”

    就这样，新中国第一个私营钱庄在1984年成立了，开业当天，方培林把几沓手写的借贷利率表贴满了镇上的大街小巷。①当人们发现这里的服务比银行更灵活，利息也比银行更高时，便纷纷涌入店面。不料第二天，当地农行就找上门来，以违反国家金融规定的名义将其查封。

    那个时候的国有银行具有相当的权威，许多银行门口甚至还挂着牌子：“国家金融重地，行人莫入。”本来就提心吊胆的方培林自然不敢违拗，只好把牌子摘了下来，于是，新中国的第一家私营钱庄，在名义上只存在了一天。

    钱庄就这样被查封了，但是业务却并没有停止，方培林将它转移到了地下，以一种半公开的形式营业，由于镇领导的默许与暗保，方培林可以不必承受来自银行方面的压力，而另一方面，银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使得方兴钱庄只能以一种非法的形态存在着。于是，方培林夫妻两人辞掉了工作，每天住在钱庄里，收进零钱贷出货款，开业不到一年时间，存贷就达到2400人次，资金周转总额达到500多万元。日后他不无自豪地回忆说：“到1985年，钱庄每月利差收入就有五六千元，零头都超过我在国营医院的工资了。”

    方培林对此自是津津乐道，他的钱庄从1984年开业，到1989年关闭，不到5年时间里共产生了100万的利润，吸纳存款1000万元之多。其间，为了取得合法身份，方培林向政府多次发出请求。无论是市委还是当地人民银行，都给上级打报告，为他申请“金融许可证”，最终，当时的人民银行总行行长刘鸿儒批示：对于私人钱庄，请按国务院银行管理暂行条例办理，不能发给《经营金融业务许可证》。

    很明显，这是一种奇怪的存在，一方面，国有银行不能满足民营经济的资金需求，不得不将部分市场份额、部分业务让渡给民间金融，另一方面，在政策上却始终不作出改变。于是，便有许多冒险、甚至是违背法律的行为成为了改革者不得不做的选择。根据当时的金融政策，国内银行均不得对私人企业发放任何性质的贷款，因此，私人业主就无法从合法的渠道获得资金支持。②

    想要做大，就不能没有资金，从国内银行拿不到，就只能选择一些民间的地下渠道，在这样的情况下，即便是一些成本很高的资金也不能不要，甚至一些违法、违规的资金也必须要。否则设备就没法更新，产品就没法换代，尤其是当宏观经济变热的时候，资金需求就很容易助长一些畸形的民间金融行为。

    “抬会”这种组织，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出现的，它是一种私人间的信贷交易活动，最初只在温州的各乡村中悄然进行，由参与者各拿出一笔钱，组织一个共济互助的小团体，需要用钱的人随时取用，按期归还比银行高的利息。根据资料显示，在1984年左右的温州，大大小小的“抬会”，一共帮个体企业解决了三亿元左右的资金，几乎当地所有的企业家，无论规模是大是小，都曾经获益于此，在很大程度上，抬会的出现解决了资金供求失衡的问题。但是在经济过热情况下，它却会演变成一种毫无节制的金钱游戏，不久之后我们就会看到，温州的土地上，上演了改革开放以来疯狂的一幕，“抬会”则成为了它的罪魁祸首。

    ①：就当时而言，方兴钱庄的经营的确要比银行更优惠，也更加灵活，据学者吴晓波的调查，当时方兴钱庄长期存款月息1.2%，三个月以上结算；临时存款月息1%，随时存取，贷出款项月息2%，视情况而定。而当时银行、信用社的月息是：活期存款0.24%，5年长期存款为0.78%，贷款利率为1.5%；民间贷款月息则高达3%到5%。很明显的是，方培林选择了一条两面讨好的中间道路。

    ②：事实上，国有银行对私人贷款的限制，直到很多年之后仍有存在。潘石屹曾经讲过这样一个故事：一次他为自己的项目联系贷款，请一位国有大银行的行长吃饭，席间言谈甚欢，最后，这位行长看着潘石屹，告诉他“我们不能给私人贷款，因为50年代的时候，银行曾经借钱给农民买羊，最后他们没有还”。

    这年8月份的最后一天，牟其中从监狱里被放了出来，当然，和上一次一样，他的罪行仍然“不明不白”，不过他显然无意在这上面过多纠缠，在十多天后，他就匆匆地召开了中德复业恳谈会，并很快将当初的中德商店升级为中德实业开发总公司，这一次，他办理了工商税务登记注册，领取了营业执照，在一个名叫“东方红”的旅社里，公司开始营运了。

    很有意思的是，尽管他的南德集团是在数年后才出现的，但牟其中却坚持认为，1984年才是公司的创始年。非常值得我们探究的一个细节是：在公司营运之后，牟其中从万县市农行里贷出了250万元作为创业资金，在那样一个年代，农行如何敢贷这样一笔巨款给他，实在是个难解的命题。我们唯一能够想到的，只能是来自政治方面的因素。

    就这样，牟其中开始了他在商业领域的游猎，许多个企业被他创造出来，他办了一个“中德智力开发公司”，在牟其中看来，它应当像毛泽东当年在广州开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一样发挥作用，成为培养商界人才的摇篮；不久之后，他又对当地的风光发生了兴趣，组建了“小三峡旅游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相当超前地准备发行股票；他先后注册了中德服装工业公司、中德竹编工艺厂、中德造船厂、中德霓虹灯装潢美术公司、商品房建筑公司，可以说，他拥有相当的战略眼光，这些公司中的绝大多数如果能踏踏实实地做下去，都有可能在未来大放异彩，可惜的是，牟其中并不具备那样的性情，他不是鲁冠球、也不是戴国芳，他是一个拥有惊人商业嗅觉的猎手，却不是一个好的执行者。

    精于游猎而疏于实干的牟其中，还需要几年的时间，才有机会来证明自己的商业天才，与此同时，另外一个中年人则在这一年里大有所为，我们甚至可以说，1984年是属于他的幸运年。

    这个人名叫李经纬，时任广东三水县酒厂的厂长。他有着相当贫苦的童年，一生下来就被放在了孤儿院里，稍大之后便被推向社会自谋生路，他给人擦过皮鞋，印过报纸，在戏院里给人扇过扇子。在70年代，他成为了三水县体委的副主任，两年后因为不善逢迎，被排挤到县里的酒厂当厂长。想不到这个没有念过一天书的孤儿，竟然在经营管理上显示出了过人的天赋，那个只能生产一点劣质米酒的小厂子，在他的手里顿时变成了赚钱的机器，最高产值竟然达到130万元。

    在上一年，李经纬为联系业务去广州出差，在街边买了一罐易拉罐的可口可乐，据他后来的回忆，那是他平生第一次喝易拉罐。这种口感清爽的饮料让他很感新鲜，他忽然想到，为什么不让酒厂也生产饮料呢？

    在回到三水之后，他把几个厂领导聚在一起，商量着转产生产易拉罐饮料。让他想不到的是，当时厂里几乎没有一个人支持他的想法。负责技术的厂长第一个跳出来反对：“我是搞酒的，不懂饮料。搞得不好，工人奖金工资都没了，谁负责？”想不到李经纬把牙一咬，硬生生地顶了回去：“我负责，有问题我承担，饮料一定要搞。”

    巧的是，恰好在此时，在省体委工作的表弟告诉他一个消息，广东省体育科学研究所正在研究能够消除运动性疲劳的电解质饮料，据主持这个项目的欧阳孝研究员说，这种饮料能让运动员迅速恢复体力，普通人也能喝，但是由于没有研究经费，也没有厂家愿意生产，研究就快要中断了。

    得到这个消息之后，李经纬立刻找上门去要求合作，并将酒厂里仅有的一点利润拿出来作为研发资金。经过128次试验后，一种橙黄色的含碱电解质饮料被开发了出来，并由李经纬等人首先品尝。在《健力宝风云》中，记述了一段当年的情景：

    “抱着一种忐忑不安的心情，谁也没有说话，然后端着缸子你喝一口我喝一口，喝完后，还是谁也没有说话……最后，李经纬几个人的脸色由阴转晴，由晴又转为光华灿烂”。

    李经纬的担心并不是无来由的，事实上他已经无路可退，为了保证欧阳孝的研究，他自作主张把打算购买啤酒生产设备的28万元资金悉数挪用，一旦欧阳孝研究失败，这件事情就很难说的清楚了。在这样的关口，我们见识了一名企业家的魄力，在改革开放的商业史上，这种魄力在许多时候都让企业一飞冲天，然而它却是浑身浸润着赌博精神，日后我们将会看到，许多著名的企业正是因为一招不慎，最终失陷于此。

    饮料虽然有了，但是却还没有一个牌子，也没有一个像样的包装，倘若就这样开始生产，那么就跟广东大街上随处叫卖的糖水毫无区别。这是，李经纬的商业天赋再一次被发挥出来，他给自己的新饮料取名“健力宝”，日后证明，这个名称既响亮又上口，隐隐还包含了一点“保健”的意思，和饮料的特性很是相符。在此之后，他又找到县里的广告公司设计出一个相当具有体育风格的商标，请自己擅长书法的哥哥讲“健力宝”三个大字写出来，直到今天，这个商标都被视为广告设计的典范，在20多年的时间里，一直被健力宝所采用。

    解决了商标和名称之后，李经纬开始为他的饮料寻觅称心的包装，在他看来，当时最洋气、最有档次的包装，莫过于他在广州喝过的易拉罐了。但是那时整个中国，只有生产可口可乐的中粮集团和深圳的百事可乐公司可以生产易拉罐，成功心切的李经纬径直找上门去，竟然说动了百事可乐公司为他代工生产罐装饮料。随后，在4月份的广州，一罐罐包装精美、色泽漂亮、口感上佳的健力宝，被摆在了亚洲足联会议的桌子上，引起了国内外与会人士的一致好评。通过这个机会，李经纬与国家体委的负责人牵上了线，借用这层关系，在6月份的奥运代表团饮料参选会上，健力宝如愿以偿地成为了中国奥运代表团的首选饮料。

    1984年8月，第23届奥运会在美国洛杉矶市举办，在奥运历史上，它是第一届由民间举办并且盈利的奥运会，尽管苏联、民主德国等国家借故没有参加，让这一次奥运会蒙上了一层政治色彩，但由于中国代表团的参加，使得它仍然伟大而铭刻史册。在这一次奥运会上，中国代表团最终勇夺15枚金牌，仅次于美国、罗马尼亚和联邦德国，一时间大放异彩，极大地鼓舞了民众的爱国情操与民族自豪感。

    享受光荣与关注的不仅仅只有中国奥运代表团，在8月7日的女排决赛上，在前两年里已经得到两项世界冠军的中国女排，再次以三比零的总比分击败美国队，成就了“三连冠”的光荣，这自然又被媒体大加宣传。不过，比起前两年的独角戏来，这一次的主角将健力宝也添了进去。

    事情是这样的，一位名叫有贺的日本记者好奇地发现，中国女排运动员在比赛间歇，一直在喝一种从未见过的易拉罐饮料，难忍好奇的他主动向中国代表团要了一罐。于是，在中国女排夺冠后第四天，《东京新闻》上出现了一篇由这位记者采写的新闻稿——《靠魔水快速进击？》，文中猜测，中国运动员在这次奥运会上创造的好成绩，很有可能是喝了一种具有神奇功效的新型运动饮料的缘故。这位记者甚至自作聪明地评论道：“这是一种新型的饮料，今后世界各国将努力分析这种‘妙药’的成分，并很可能在运动饮料方面引起一场革命……”

    想不到的是，这篇没经过核实，甚至有些不负责任的新闻稿，竟然成了健力宝最好的广告。很快，一位随团采访的《羊城晚报》记者就看到了这篇新闻，他将之改写成《“中国魔水”风靡洛杉矶》，这篇文章迅速被国内各大媒体转载，一时之间，健力宝无人不知。

    有趣的是，在这篇新闻稿发布之前，李经纬一直在三水县酒厂的办公室里坐立不安，心神不宁，自从健力宝饮料随团出征之后，流言便没有停止过，先是说运动员嫌健力宝难喝，后来又变成健力宝导致运动员中毒，200箱饮料都被扔进了海里。这些流言传来传去，最后，连一直支持李经纬的三水县委书记都坐不住了，跑过来悄悄问他到底有没有这些事。憋了一肚子火又无处发泄的李经纬愤愤地说：“出了问题，我辞职，摆酒席，谢罪！”

    无论怎样，李经纬终究是交上了好运。在剩下的4个月里，健力宝的销售额就达到了345万元，第二年急速上升为1650万元，到第三年，这个数字已经增长到1.3亿。当我们这本书中绝大多数的下海者还在为第一桶金发愁，甚至为生存苦苦打拼的时候，李经纬就已经成为了一家亿元规模企业的掌门人。更令他得意不已的是，在此后的任何一年里，他都不必为健力宝的销路发愁，最紧俏的时候，甚至要由他来亲自批条决定卖给谁，一张一车皮健力宝的批条，可以卖出两万元的价钱。①

    ①：有趣的是，在遥远的云南玉溪，同样的情景也出现在玉溪卷烟厂厂长褚时健身上，其主要产品“红塔山”在最紧俏时供不应求，每一箱都必须由褚时健亲自批条，这种条子同样可以炒卖出高价。而在一些电视机厂、洗衣机厂、电冰箱厂中，依靠企业家“一支笔”的事情，在那一时期并不鲜见，所有这些现象的背后，都显示出在那一段时间里，绝大多数企业还没能走出“家长制”，距离它们一一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还颇为遥远。

    事实上，李经纬的好运气绝不是意外，在很大程度上，他有意无意地切准了中国人的脉门。

    就当时而言，中国正处在邓小平南巡之后的热烈气氛中，改革热情变得前所未有的高涨，一种大干一场的激情在亿万民众心中回荡不已，由于对未来希望无限，前景看上去又是那样的美好，使得中国人开始产生出一种浓厚的民族自豪感与上进心，通过自己的双手实现四化、追求富裕生活，让中国屹立于世界之林的多重梦想恰好叠合在一起，在这个时候，中国奥运代表团在洛杉矶所取得的好成绩，无疑最大程度地让人们的迫切心情得到了满足，自然，为中国女排乃至代表团带来好成绩的健力宝饮料，也就成为了当仁不让的民族第一品牌。

    在广东的另外一块土地上，顺德容桂镇的工交办副主任潘宁，也在这一年脱掉了官服，开始了自己的创业历程。

    根据他的判断，随着老百姓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在未来的几年里，电冰箱将会成为人们最热衷拥有的电器之一，于是在向镇政府申请了9万元费用，又向北京雪花电冰箱厂请来一位工程师后，珠江电冰箱厂就此成立起来。在当时，条件十分简陋，潘宁和几名技术人员一起，以零件代模具，用汽水瓶当实验品，居然硬是靠手锤、手锉和万能表等简单工具仪器，打造出了中国第一台双门电冰箱。在成功的那一天，恰好大雨滂沱，潘宁独自一人冲入雨幕，嚎啕大哭。日后，这家最初只有几个人的小工厂，只用了短短几年时间，就成长为中国家电产业里最具备现代企业气质，资产规模最大的公司。

    在即将进入深秋的时候，那个从年初就被热传的消息终于变成了现实，在1984年10月20日，中南海的领导人们批准了一个文件，这就是《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在这个决定中，国家的决策层将改革重新定性为“迫切需要”，这是前所未有的事情，对于那些时时心惊胆寒的人来说，从“勇于尝试”到“迫切需要”，这种性质上的变化无疑给他们吃下了一颗定心丸。对于那些还没有踏入商海、没有顺势而动的人来说，文件中“允许和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和一部分人依靠勤奋劳动先富起来”的说法，无疑他们心动不已。

    从后来的事实来看，文件里面许多话，都不过是再简单不过的道理，但在当时而言，它却真的能触动许多人的心弦，在一扫过去几年中阴霾的同时，把无数普通人被压抑多年的本能激发了出来。

    在邓小平南巡和《体改决定》的双重鼓舞下，1984年的秋天似乎变得格外阳光明媚，同1976、1978这样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年份一样，新时代的气息在全国弥漫开来，几乎绝大多数的报纸、杂志和领导们，都开始说着热情洋溢、高瞻远瞩的调调，这种景象的象征意义自然要比实际价值大的多，但无论如何，人们都不用再像过去两年一样偷偷摸摸地谈论改革与致富的话题，面对新生活的召唤，人们开始纷纷以自己的方式，去实现从前那些只能偷着憧憬一下的梦想。

    这一年的中关村，早已被创业的热潮鼓动得沸反盈天，对于那些骨子里带着反叛色彩，或是在单位不如意的科技人员来说，像陈春先那样做一个勇敢的“弄潮儿”，到商品经济的大海中学游泳，无疑是他们摆脱庸碌生活的最好选择。于是，从邓小平南巡归来之后，就有越来越多的人离开单位，选择到中关村来一试身手。

    在这批人里，最著名也最成功的，莫过于中科院计算所的技术工程师柳传志，自从78年以来，这个对政治局势很是敏感的中年人，就开始为自己的未来谋划新的道路，现在，他终于等来了一个机会。

    这个机会来自于柳传志的单位中科院计算所，那是当时中国最权威的计算机研究专业机构，不过，它似乎也只能在国内充当权威。从70年代中期开始，计算所就开始了研制大型计算机的“757工程”，八年之后工程完成了，造出来的计算机运算速度却只和美国六十年代末的水平相仿。于是，来自军方的研究经费被停止了，这种装满整个房间的大型机也不可能拿到市场上去销售，计算所一下子被晾在台上，捧着得来的“重大科技成果一等奖”，一时间尴尬无比。

    为了把计算所从泥坑里拉出来，计算所的领导曾茂朝带头创办了信通计算机公司，并打算由另外一位所领导王树和发起，筹建另一家公司。这个时候，自信、开放、充满阳光和目光四射的柳传志，就被王树和注意到，力邀加入到新公司的筹建中来。

    这个邀请让一直郁郁不得志的柳传志很是兴奋，他终于有一个平台来展示自己的管理才干，以及埋藏了很久的创业抱负。在他的热情邀请下，11个来自科学院计算所的同事成为了新公司的第一批职工，这一年柳传志已经四十岁了，和他一样，所有创业者们都不再年轻，就像当年那部流行电影“人到中年”一样。然而值得赞叹的是，这些人竟然都有着高涨的热情。一个有趣的细节就很能说明这个问题：一个名叫庞大伟的计算所职工，在上班途中路过新公司的办公室时，看到里面忙里忙外，笑语一片，便跑进来帮忙，忙完了坐下来听他们说些什么，结果大家都以为他是其他人请来的，所以谁也没有拒绝，最后，庞大伟就成了公司创始的第十一位元老。

    另外一个有趣的细节，是关于柳传志本人的。在批准公司成立之后，时任中科院副院长的周光召找柳传志谈话，柳在那天信誓旦旦地说：“将来我们要成为一家年产值200万元的大公司。”

    柳传志的雄心壮志固然令人击节赞赏，但对于这十一位工程师和科技干部来说，现实却有些凄凉，他们只有所里许诺的20万元开办费，以及可以免费使用的传达室小平房。创业元老贾绪福后来回忆说：“它的位置就在计算所西大门的东边，房子是砖头砌起来的，外面是深灰色的，里面被隔成两间，水泥地面，石灰墙壁，朝南有个门，北墙有个窗户。没有沙发，没有老板椅，没有写字台，当然也没有电脑。外屋有两个长条凳，沿墙一字排开。里屋有两张三屉桌。桌子板凳都不用花钱买，是人家不要的破东西，我们把它修理好，弄干净，搬进来。”

    就这样，柳传志带着他的创业伙伴们，从宽敞明亮的科学院大楼里搬了出来，走进了那间小平房。谁也不会想到的是，这间只有20多平米的小传达室，竟会成为一家伟大企业的发祥地，以至于常常有人将它与惠普那个著名的斯坦福车库相提并论，而在十多年之后，联想的元老们一致认为，小平房就像中国共产党的南湖、红军的井冈山、革命青年的延安一样，都有着几分革命圣地的意味。

    值得一提的是，大名鼎鼎的“联想”，此时还子虚乌有，直到几年之后才会诞生，而为了给公司取一个好名字，柳传志和他的创业伙伴们颇费了一番心思，在一次长会过后，一群人抽光了半条“八达岭”香烟，共同给公司取了一个有点拗口的名字：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新技术发展公司。①

    ①：根据回忆，之所以要起这样一个不上口的名字，是因为大家一致认为，在公司的名字里，不能没有“中国科学院”，因为这块招牌既响亮又实用，也不能没有“计算技术研究所”，因为在中国计算机科学领域，这才是最高水平，更不能没有“新技术”，因为这个词有噱头，而且能拉开与普通商贩的的层次，最后还要有“发展”，因为这里面包含了大家的梦想。

    在第二年元旦过后，公司任命了7个人为经理和主任。然后在2月16日第一次打出了一份路牌广告，没有任何色彩斑斓的图片，只有16个字的广告主题词：“技术先进，质量可靠，价格合理，信守合同。”很显然，这些来自办公室和实验室的知识分子们，还延续着过去的木讷与淳朴，没学会在商海中应当掌握的机变与矫饰。

    尽管此时的柳传志，还在学习着成为一名合格的企业家；尽管公司还找不准未来的发展方向。但老实说，比起这一年里的其他下海者，柳传志的背景还是要丰厚得多。尽管公司的宗旨是脱离科学院的体系另辟蹊径，但是一直到很久以后，公司最重要的资源都还在计算所的传统体制下。在当时，公司的员工可以在科学院内继续享受工资与福利待遇，出去贷款还可以打着科学院的金字招牌，公司甚至可以无偿使用计算所的科研成果（这一点最终成为了联想起家的关键），可以使用科学院的办公室、电话以及其他所有资源。一年之后，科学院甚至将20万美元的“外汇额度”①批给柳传志使用，惹得许多人羡慕不已。

    毫无疑问的是，这种“一脚门里，一脚门外”的方式实在是便宜占尽，在财务、人事和经营上自己说了算，却又充分享受了国有资源。以至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柳传志都不同意割断这种与上级单位的血缘关系。只有当公司后来逐渐壮大之后，独立的问题才被提上正式日程。

    ①：外汇额度这一名词，对于今日的读者来说颇为陌生，但在20世纪80年代，它却是一种司空见惯的经济现象。它的解释是，，任何人或者任何单位，使用外汇时都必须置于国家计划之内，包括使用数量和使用时间，否则轻则违纪，重则违法犯罪。

    柳传志的公司就这样草草开业了，那是一个没有任何鲜花与仪式，连一块招牌都没有的日子，在许多年之后，当联想跻身世界三大计算机制造企业，人们想要整理档案、创作公司史的时候，才发现，大家甚至都忘记了成立究竟是在哪一天。然而这些先驱者的努力与坚持，却开辟了中国的个人计算机时代。

    事实上，在当时的中关村，像柳传志他们这样的小公司、小服务部早已不新鲜了，自从四年前陈春先带着7个科技人员下海创业以来，这里挂牌开业的鞭炮声就一直没有断过。海华、海通、北方、时代、信通、科理、中生、京海、科海、四通这一长串名字，正是那段岁月的最好证明。在日后的岁月中，这些企业和他们的创办者们命运不一，一些人名声鹊起，另一些人则折戟沉沙。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从1980年开始的四年时间里，这些在中关村陆续出现的技术小公司，几乎都是由知识分子和科研人员下海创办的。

    老实说，他们中的一些人并不具备企业家的素质，既不是技术上的巨擘，也没有任何资产可以拿来使用，如同陈春先在后来感慨的那样：“思想活跃也罢，能悟出潜在的增值地方也罢，都不等于能够办好公司，相反，办好公司的企业家大都是搞销售、搞金融，有很强管理能力的人，而不是真正的科学家。”在一个计划经济社会向商业社会转型的节点上，这些木讷的知识分子们，甚至不懂得牺牲道德上的优越感，用来换取物质与利益的丰饶。

    于是，在日后的发展中，他们之中的大多数，并没有能够像柳传志那样，最终创造一个基业长青的神话，甚至于“中关村之父”陈春先本人的公司也始终萎靡不振。然而，在无形之中，这些知识分子们的实践，却引起了上层的关注，在相关领导做出了批示之后，海淀区放宽了中关村公司注册的条件，①日后，更多有志有胆的知识分子纷纷加入到这股创业大潮中来，为后来科技企业群的出现打下了基础。

    ①：原中国民营实业家协会秘书长华贻芳，曾经这样评价中关村在1984涌现的科技创业潮：“大气候好，中气候好，小气候好”。其中大气候是国家政策支持，中气候是地方积极配合，小气候则是创业者的热情。在当时，北京海淀区区委书记贾春旺甚至表示：“如果有人因为辞职下海而被开除党籍，那到我们海淀来，到中关村来，好好表现，我们给你重新入党的机会。”言语之中，开明程度可见一斑。

    和许多企业家一样，台州李书福的企业经营史，也正是从这一年开始的。

    在做了几年“提炼金银”的生意之后，李书福攒了一笔不小的钱，但是却一直不满意，在他看来，这种生意虽然赚钱，却“一点就透”，而且也无法做大。于是，这个农村长大的少年便怀着一颗致富的心，到处寻找可行的项目。

    一日，李书福闲逛到当地一家小皮鞋厂，发现那里的四个工人不做皮鞋，却都在做一种形状奇特的铁片，过去一问才知道，那是电冰箱所需的一种配件，工人还告诉他，这种元件销路好，来钱快。就这样，李书福终于打定了主意，把手里的钱都拿了出来，和家里几个兄弟一起开起了冰箱配件厂。

    在当时，电冰箱行业还处在上升区间，这种供不应求的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带动了制冷元件产业的发展，李书福的冰箱配件厂第一批产品一拿到冰箱厂，立刻就被厂方直接用现金收购。这让李书福大感兴奋。很快，他的配件厂就迎来了更多的生产订单。

    据一位一直跟随李书福的老员工讲，当时厂子的效益非常之好，光靠为国内几家大型电冰箱厂代工零件，一年的营业额就能达到四五千万，不过李书福却并不满意，因为他观察到，这个行业最大的利润在整机销售上，配件厂的生意做得再大，只不过是为人打下手，因此他毅然决定准备生产自己的电冰箱。

    电冰箱最关键的部件是压缩机与蒸发器，李书福的工厂还不具备此类技术。在当时，电冰箱还是国家统销商品，民营企业不可能获得有关部门批准生产，自然也就无法光明正大地获得技术。于是李书福跑到上海，高薪挖来一位专家，又找来自己在化工厂当工程师的朋友，捣鼓了一段时间之后，居然生产出了自己的蒸发器，又通过地下渠道成批购进压缩机。就这样，在1986年，李书福把配件厂正式升格为台州黄岩县北极花电冰箱厂，然后在几年的时间里发展壮大，成为台州地区首屈一指的电冰箱生产企业。

    就1984年而言，当时家电业在国内成为了最火爆也最有前景的行业，随着民众收入的逐步提高，家庭消费开始一步步复苏，电视机、电冰箱成为了最紧俏也最需要的家用电器，当时，一台冰箱的价格是800多元，相当于一个普通职工两年的工资，但人们即便节衣缩食也愿意买上一台，正是这种热切的市场需求，才让日后今年内的电冰箱行业迅速膨胀起来。

    在当时的浙江地区，由于民营经济发展得最快，那些早早地积累起原始资本的商人们，齐刷刷地把目光集中在了这一领域。这些人如同李书福一样，通过各种渠道从国外进口最难生产的压缩机，然后雇佣一些工人组装成整机，拿到市面销售。这种装配型生产技术含量不高，只需要一定的资源和资金既可。因此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浙江地区的此类工厂已经达到鳞次栉比的程度。在浙江省省会杭州市，竟然成立了66家这一类组装工厂，它们有的是纯粹的私人企业，有的则是街道创办的集体企业，还有一些则是国企的“第三产业”或是干脆由国企转产而来，其中规模大者，甚至已经达到了年产10万台的规模，要比一些国营大厂都庞大。

    9月28日，中国第一家自选商场在北京开业，它位于西城区三里河地区，之所以选在那里，是因为那里集中了多个国家部委，负责筹建的副食公司认为那里“居民层次较高，素质较好，能消费得起。”它主要经营副食品和烟酒日杂，价钱则要比其他地方贵得多。尽管如此，它还是吸引了大批顾客慕名前来，每天可实现15万元营业额。

    之所以会有如此结果，很大程度上是人们开始追求更高层次的服务。在过去的计划经济年代里，商场的三尺柜台将顾客和商品、售货员分隔开来，顾客只能隔着柜台观看商品，想要挑选、查看几乎是奢望，更要随时看售货员的脸色。而自选商场的模式，恰好解决了这一问题，顾客可以在商品区任意穿行，琳琅满目的商品近在咫尺，可以随心所欲地自由挑选，如果改变主意，可以把商品放回原处而不用被售货员抱怨。

    京华自选商场的火爆，看似是一件不太大的新鲜事，却暗含着一种民众思维的变迁，它似乎预示着某一种开始，某一种新观念的出现，某一个新时代的到来。在此后的许多年里，人们越来越感觉到，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财富可以用来换取越来越多的东西，而只要有这种商品关系存在，那么就必须遵循全新的商业规则，恶劣的服务是当然不被允许的。

    在《人民日报》上，曾经登载过一篇名为《兰考大爷买表记》的报道，这本是一篇反映豫东农民生活的文章，然而配合我们上面的思路，却可以品读出完全不同的意味。

    故事说的是，有一位老汉在县城百货商店的门口转了又转，引起了营业员的注意，这位老汉进屋后看了半天，张口就要最好的进口手表，营业员看他穿的不整齐，就告诉他那表很贵，老汉却让他只管拿最好的。

    营业员没办法，只好拿给老汉一块，老汉看了一看，又让营业员去拿另外一块，营业员告诉他‘这块没毛病’。老汉却告诉她自己要买两块。说完了便从怀里掏出一大叠十元钞票，大声地向营业员宣布：“同志，过去俺是穷要饭的，人家看不起。现在党中央让咱富裕起来，你怎么还对俺斜眼瞧呢？”

    这显然是一篇艺术加工痕迹很重的报道，它与时政紧紧相扣，又带着很强的歌颂意味。但是，它确确实实地反映出一个问题，经过几年的改革之后，人们已经开始从政治生活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开始将财富、物质享受这些更实际的东西作为生活中的主旋律。“当干部，读大学”这样的目标，逐渐被“当老板，赚外快”替代，这既来自于人们对贫瘠生活的厌倦、对政治生活的麻木，也来自于对财富的渴望。

    不过，在1984年前后，商业服务还远远不能达到令人满意的水平，有一些国营服务业的从业者，甚至还对那些西方现代化的经营管理抱有偏见，一概斥之为资本主义，拒绝接纳。这种情形几乎贯穿于整个八十年代，两年之后的《人民日报》上还曾经报道：一位华侨在北京某高级饭店等了四十分钟吃不上饭时，曾对服务台的负责人说：“你们的管理，不可以像建国饭店那样改进一下吗？”得到的回答却是：“我们办的是社会主义企业，不能像建国饭店那样唯利是图。”

    这种现象在当年非常普遍，事实上，因为商业服务的低质量，许多在今天看上去很平常的服务措施，在当时竟会被当成革新甚至发明来看待。而我们稍后就会看到，大凡那些能够做出改变的从业者，莫不获益于这样简单的改变。

    在民众思想意识的变化中，官方舆论的推波助澜，起到了不小的作用。在报纸和杂志上，随处可见号召消费的文章，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被提倡的只有“勤俭节约”。有趣的是，几家中共系统的报纸还专门撰文批评“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的观点，当时的副总理田纪云也对此表态：“如果每个人都是一件衣服穿九年，我们还怎么发展纺织工业呢？”

    在中国，作为无数知名企业起点的1984年，无疑是一个社会商业化的最好诠释，当然，变化还不仅仅限于这些，它甚至是实实在在看得见、摸得着的。人们开始一面反思甚至嫌恶过去的政治化生活，一面为自己设计更符合潮流的人生，如何改善自己的生活状况，如何尽快发财致富，享受更有品质的生活，成为了人们最主要的追求。香港武侠小说作家金庸和台湾女作家三毛的作品，成为了男女青年的必备读物，许多女孩甚至刻意模仿三毛“肩披长发，毛衣松垮”的打扮，因为那样“很有个性”。人们除了热衷于购买家用电器之外，还重新将精心保存的金银首饰拿出来佩戴。

    在1984年，中国这个面积广大而又人声嘈杂的国家，终于展现出了更快的变化节奏。到这一年年底，52789个农村人民公社全部解体，联产承包责任制被全面铺开，让人担忧的减产现实不仅没有发生，粮食产量却从未有过地猛增了20%，“卖粮难”的情况第一次在这个国家出现，“打白条”这种行为也因此而生。

    在商业领域里，两位国有企业的改革者成为了全民学习的偶像，他们分别是河北省马胜利与浙江省的步鑫生，他们同样对企业的管理进行了大手笔的投入，尽管这些大胆的行为，最终并没能够拯救他们因为产销脱节而濒危的企业，但却像是一阵清风，吹拂过沉疴遍体的陈旧机制。也正因为如此，两本以他们为原型的小说，《沉重的翅膀》和《燕赵悲歌》在这一年风靡一时，人们在膜拜偶像的同时，也从书中汲取到魄力和勇气。

    尽管下海经商、创办企业已经成为了一种很有胆略和可资炫耀的事情，尽管人们已经开始热爱彩色电视机与外汇券，尽管万元户的名声在国内越来越响亮，但是1984年仍然是一个属于精神领域的年份，人们仍然不肯放弃对政治领域的热情，以及一些在今天看起来有些滑稽的民族自豪感。

    在洛杉矶奥运会结束两个月后，中国迎来了它三十五周年国庆庆典，50万人参加了这次热烈的游行，北京大学的学生们，别出心裁地将一张写着“小平您好”的床单加进了游行队伍。一个月后，中国第一支南极科学考察队起航远征南极大陆。这个消息自然又让老百姓再一次欢欣鼓舞。

    1984年就这样在人们的欢快心态中匆忙走过，人们在送走它的同时，也在期盼着第二年春天的来临，那时，天地将变得更加广阔，人们才更有激情也更有空间实现自己的梦想，打造全新的生活。

    在这一年的春节晚会上，香港歌手张明敏以一首《我的中国心》红遍大江南北，他也是第一个在春节晚会上亮相的港台演员。在晚会唱完《难忘今宵》，演员们集体跨出演播室的时候，发现北京市的天空火红一片，全城一下子响起了雷鸣般的鞭炮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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